《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是英国哲学家罗宾·柯林武德著作的一本历史哲学书籍。实际上，这是一本他生前写过的有关历史哲学的文集，是他死后3年由他的友人夜神（T．M．Knox）于1946年编辑出版的。

《历史的观念》分为导论和五编，第一编为希腊罗马的历史编学，第二编为基督教的影响，第三编为科学历史学的滥觞，第四编为科学的历史学，分为叙述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历史学四节，第五编为后论。其中导论和后论为作者对他自己的历史哲学观点的阐述，而从第一编到第四编则主要是从古希腊的历史观念到近代历史观念演变的叙述。该书论述历史观念的发展过程和作者的历史哲学观点。

该书被西方哲学界盛誉为“英国人对现代历史哲学的唯一贡献”。《历史的观念》系统地分析和评价了西方史学史，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历史学家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罗宾·柯林武德在导论中开明宗义提出：“本书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尝试。”“我在这里所努力做的就是对历史学的性质做一番哲学的探讨。”为此，他对历史学的四个基本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历史学的定义是：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讨：历史学的对象是人类“活动每迹”，即弄明白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家是通过对征据的解释而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的作用是“为发”人类的自我认识，其价值就在于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人是什么。今天存在的那种历史学是4000年来形成的。那么，它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哪几个阶段，该书第一至四编回答了这些问题。

第一编：希腊一罗马的历史编纂学。罗宾·柯林武德指出，发源于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近东、北非海岸地区的历史学是一种准历史学，因为这些陈述并不是对问题的答案，而仅是作者已知的东西，它所记载的不是人类的活动，而是神明的活动，因此可称之为神权历史学。准历史学的两种形式（神权历史学和神话）统治整个近东直至希腊兴起为止。

“与此相比，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史学不是传统，而是研究，不是神权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历史学”是一个希腊名词，原意只是调查和探究。希罗多德采用它作书的标题，从而标志着一场文学革命”，使希氏本人成为历史学之父。这种转变是与希腊人生活的特定条件密不可分的。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历史学当作科学，而仅当作知识的集台，因而存在历史目光短浅、题材局限等缺陷。希罗多德风格是平易、流畅而有说服力的，而修昔底德的风格是粗硬、造作而令人反感的。因而后者不是前者史学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把前者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在希腊化时期，斯多葛派把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则是其典型特征，它创造了普世历史观念的希腊主义。到了波里比乌斯时代，新型历史观成熟了。“他使用了历史学这个词，这是现代意义上的使用，……这是第一个主张为这门学科本身进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

波里比乌斯的史学思想传入罗马。李维所述的罗马史，在罗马人心目中就不是“许多种可能的特殊历史中的一种，而是普通的历史了，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遍历史”。“而作为一个历史史献的贡献者，塔西佗就是一个巨人，但他是否是个史学家值得怀疑。因为他刻画有物人损于真实。”

希睹和罗马历史编纂学的特点：一是人文主义的，是人类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二是实质主义的，这是它的主要缺点。因为它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体系的基础上。

第二编：基督教的影响。罗宾·柯林武德认为，公元0～5世纪是欧洲历史编纂学的第二次转折。这一时期。基督教扬弃了希腊—罗马历史学的两个主导观念。基督教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雅威的目的的实践，因而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具有同样性质。“根据基督教的原理撰写的任何历史，必然是普遍的、神意的、天启的和划分时期的”。

专门致力研究这种观念的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伟大任务”就是要发现和阐这种客观的或神的计划这一任务，历史学应依照上帝的启示，向人们解答上帝过去的，未来的所作所为。可见，“神意在历史中的作用得到了承认。但它却是以一种再没有任何留给人类去做的方式被承认的”。历史学家们陷入了自以为能预示未来的错误之中，“倾向于在历史本身之外去寻求历史的本质，办法就是使目光脱离人类的行为以便窥测雅威的计划”。

“中世纪结束时，欧洲思想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历史研究进行一番崭新的定向。”“于是随着文艺复兴，人们就又回到一种基于古人看法的人文主义历史观上面来。”历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历史变成了人类激情的历史，被看作是人性的、种必的一种必然体现。这场运动的积极成果，首先见之大举清除中世纪历史编纂学中一切幻想的和毫无根据的东西。17世纪初，培根就提出“记忆主宰着历史学”，也就是说历史学的主要工作是以其具体事实追忆和记录过去。而勒内·笛卡尔根本不相信历史是知识的一个分支。他的怀疑主义导致17世纪下半叶笛卡尔派历史编纂学的出现。这个新学派是以系统的怀疑主义和彻底承认抵制原则为基础的。

笛卡尔学派的反历史倾向，恰恰导致了它的跨台。强大的反笛卡尔运动于18世纪初兴起。第一次进攻是由维科发起的。他根据Verum—factum（真理一事实）的原则，提出历史是人类社会和他们的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历史在某些时期具有普遍性质，它的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完全近代的观念。”

“第二次——而且就其历史影响的所及而言，对笛卡尔主义是远为更加有效的攻击——是洛克学派所发动的攻击，它在大卫·休谟的身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派对哲学朝向历史学重新定向作出了贡献：一是否定天赋观念而坚持知识来自经验，二是否定了有意沟通所谓的观念和事物之间的鸿沟的任何论证，三是否定抽象观念并坚持一切观念都是具体的。

这两次进攻为启蒙运动中“人类普遍的历史”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科学历史学的滥觞。罗宾·柯林武德认为，科学的产生，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历史学的视野必须放得开阔，二是人性作为某种一致的和不变的东西这一概念，必须加以抨击。浪漫主义运动之父让-雅克·卢梭及其后继者赫德尔提出的种族差异论认为。不同的人种所遗传下来的心理特征亦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正源于上述心理差别。而伊曼努尔·康德的自然规律和自然计划“二者平行论”把历史描绘成人类精神自我发展的过程。康德的两位学生席勒和约翰·费希特亦未能跳出他们的先生所设下的臼巢。

“由赫德尔于1784年所开始的历史学运动，到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而达到了高峰。……任何只读过他这部《历史哲学》本身的人，都不能不认为它是一部深刻独创性的和革命性的著作，在书中历史学第一次充分成熟地走上了哲学思想的舞台。”他提出了一种新历史学，叫做历史哲学。”但是历史哲学对他来说并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反思，“而是把历史本身认为一种更高的势力并使之变为哲学的而不是单纯经验的东西”。“这种哲学性的历史将是一一部人类的普遍的历史”，“而且将显示从原始时代到今天的文明的进步”。

“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并没有放弃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这一信念：历史是有理性的．……。”他的弟子之一卡尔·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头脚倒置过来”，把“黑格尔已往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然而“历史学的实践在十九世纪里变得愈来愈加怀疑所有的历史哲学都是些毫无根据的臆测。这一点和那个世纪之普遍倾向于实证主义有关”。实证主义认为研究自然和历史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

在第四编：“科学历史学”中，罗宾·柯林武德分别考察了英、德、法、意等国科学历史发展的概况。在英国，布莱德雷于1874年写成的《批判历史学的前提》一书，揭开了考据历史学的序幕。他的历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实在所包括的既不是孤立的特殊，也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分别的事实，这些个别事实的存在乃是历史性的。”布莱德雷的思想造就了威尔逊和牛津大学的实在主义及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和剑桥大学的实在主义，导致19世纪晚期历史研究中普遍出现的蔑视历史哲学的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与上述倾向格格不入的史学家伯里。在其前期研究中遵循了“历史就是有关个体的知识”这一准则，但在后期则陷入了“历史是偶然性”的组合的泥沼。“代表着历史学思想通过从内部来对它的原则进行哲学批评而由实证主义阶段转变到理想主义的阶段。”与奥克肖特氏相对照，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重申”了实证主义。汤因比认为历史的主题是人类某些单元，研究对象是各种文明。一个文明的衰落也是另一种文明的兴起，“只是历史学家个人缺乏知识或同情心。才阻碍了他看到无论任何历史过程都有这一双重特征，即它同时既是创造性的而又是破坏性的”。

在德国，“到19世纪末，人们对历史理论而特别是历史学与科学之间区别的性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此后目益增长”。著名的哲学史家义德尔班认为，“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则以描述个别事实为其目的”。这样，历史学就以全盘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而告结束。哲学家齐美尔看到，自然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并不是同一意义的事实，后者不能被感知或实验，“历史学家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他必须想方设法从其中重新构造出事实来”，“历史是一种精神的东西，是一种人的个性的东西……”可见，齐美尔没有完全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初。近代德国杰出的史学家路德维希·毕希纳在他的论文《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中，彻底地批评实证主义的倾向，“把历史设想为一种从外部所看到的纯粹景象，而不是一种过程，——即历史学家本人既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对它的自我意识。历史学家与他的题材之间的密切无间的全部关系就消失了，历史重要性的概念就变得没有意义了”。因此，罗宾·柯林武德一针见血地指出：“迈耶的有赖于选择重要事件的历吏学方法的原则，也就消逝于一缕轻烟”。

可以说。“法国这个实证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实证主义受到最坚强和最出色的批制的国家”。现代法国哲学家拉希利埃的中心思想是知识本身就是自由的一种功能这一观念，“而亨利·柏格森对意识的分析就为历史理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贡献”，近代法国历史编纂学沿着他的著名法则，“立足于运动”而前进，于利昂的《高卢史》、艾利·朱一苇维的《英国人民史》便是明证。

就意大利而言，19世纪涌现出以罗齐为代表的杰出史学家。1893年他27岁就写出使他一举成的论文《纳入艺术慨念之下的历史学》，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他心目中，“真正的历史对纯属或然的、或者纯属可能的东西是不留余地的；它允许历史学家所肯定的，就只是他面前的证据所责成他去肯定的东西”。

第五编“后论”实质上是罗宾·柯林武德本人的历史观的反映。在这里，柯林武德对历史学的本质、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历史学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因而这篇“后论”是把握作者思想的关键。

作者坚持这一论题，“研究自然的正确道路是靠那些叫做科学的方法，而研究心灵的正确道路则要靠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就是人性科学所自命的东西”。因而，一切人类的行动都是历史学的题材，当然历史学家并不关心人们的吃、睡等自然过程，而关注人们的思想及其创造过程。从这个角度说，历史学是“作为心灵的知识”。另一方面，历史学既不同于科学也不同于抽象，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第三种东西”，它最本质的东西是记忆和权威，由此构成”一种想象的网”。这张“网”的特征是：（1）它必须在空间和时间；（2）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3）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

那么，这种历史的证据有哪些，罗宾·柯林武德罗列了推论（包括演绎和归纳两种）、证词、“剪刀加浆糊”等类型。并指出，依赖上述证据的历史学都不是真正的、科学的历史学。历史学的真谛是：“历史学家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因而。“只有能够在历史学家的心灵里加以重演的东西才是历史知识”。它包括两点，一是经验，二是思想。离开了这两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这就决定了历史思维的特征是反思。历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获得自我认识，求得人类的进步。

该书是作者死后，由其所写讲稿、演说等编辑而成。罗宾·柯林武德想过要写一本书来说明历史这个概念的发展，书名就叫做 《历史的观念》。但是1943年1月，柯林武德英年早逝，这令他无法完成《历史的观念》。《历史的观念》是由他的学生诺克斯根据他遗留下来的手稿整理编辑出版的。

《历史的观念》主要源于两部分手稿，一部分是一组题为“历史哲学讲稿”的演讲稿，这是柯林武德在1936年前两个学期写作和讲授的。1940年，柯林武德对讲稿进行了修订，并以“历史的观念”为名又讲授了一次。

第二部分手稿即《史学原理》，其性质就不一样了。罗宾·柯林武德原想将它当做一本单独的书。但是柯林武德终未完成，后被夜神收入《历史的观念》一书中。

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表述了一种唯心主义史学理论观点。尽管在解决传统历史学困境的有效性方面，其观点是有待商的，却体现了其一贯的现代主义立场。两相比较，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呈现的学术逻辑是：问题意识鲜明，过程意识缺乏；将历史本体置于形而上的“物自体”地位，使其对历史写作与构思层面的制约力缺乏；重视文本与语言在历史写作中的地位，使之成为研究者可以无限释读的对象，史学研究应有的学术敬畏之心缺乏。

一、关于罗宾·柯林武德中心论点

柯林伍德在西方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自从被介绍到国内开始，他的思想便给人以强调主观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的印象，《历史的观念》告诉读者柯林武德的中心论点：“哲学是反思的”。因为它的任务不仅是要思维某种客体，而且要思维这一思维着某种客体的思维。因此哲学所关怀的就并非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对客体的关系，它既关怀着客体，又关怀着思想。历史学家的思想固然会对历史认识产生巨大影响，但绝不能因此说历史完全是历史学家主观杜撰出来的东西，无论历史学家是否去撰写历史，历史都是不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思想而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能否符合客观的历史真实既取决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又取决于历史学家本人在现实实践中形成的历史观是否正确。

二、关于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

在论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之前，罗宾·柯林武德首先批判了以往的历史学方法，并把它们归为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所谓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是指历史学家根据自身的需要，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史学。柯林武德认为它根本就不是历史，因为它并没有满足科学的必要条件，只是单纯的摘抄和编排前人的东西，缺乏主动的思维。如果一旦权威的证词相互抵悟，历史学家就无所适从，这种史学从古典时代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的“批判历史学”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只是把它修补的更加精致和完善。罗宾·柯林武德号召要在历史学领域里进行一场“培根式”的革命，来清理这两类研究方法给历史学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一自然科学家必须要“质问大自然“一开启了自然科学的新时代，培根认为，科学家必须采取主动，为自己决定他想要知道什么，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以问题的形式总结出这一点：而且还要找到迫使自然做出答案的手段。柯林武德认为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历史学。但柯林武德认为，这种方法完全是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建立的，首先收集历史事实，然后寻找规律，进而建立理论，也就是在已经收集到的事实里外推出可以分辨的模式来，最后把这些模式外推成为一种有关普遍历史的理论。这只是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的垂死阶段，因为它们无法告诉读者除权威的证词之外的东西，只不过是把现成的情报从一个心灵转运到另一个心灵里，毫无创造性。因此这两种历史学都会被一种新的历史学所取代，这种历史学就是罗宾·柯林武德所提到的人性的科学，而这一切，又是以他的核心命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为切入点的。

三、关于人性科学

柯林武德所谓的人性科学是一门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学科。他认为历史学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是心灵科学，精神科学，也是一种人性科学。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认识，那么人们关于其他的事物的认识也是不完整的，各种知识所建立起的基础也是不牢固的，但这种自我认识并不是关于人身体的性质，也不是关于他心灵知识。而是关于他的认识能力与理解力，或是他的思想，或是他的理性的知识。关于如何获得这种知识，自约翰·洛克到罗宾·柯林武德所处时代的哲学家们都有过不同的尝试，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柯林武德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人性科学”的研究方法被自然科学的类比所歪曲，17、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给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方式带来了极大的改进，因此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每一种问题上在当时看来都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历史学研究方法都是在自然科学的荫庇之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使得专业史学家有意无意之间强烈地倾向于以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治史，乃至史学有向自然科学看齐的趋势。但事实上，自然科学与人性科学二者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要求学者要正确的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性科学。

四、关于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

罗宾·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因而都基于事实，但作为两者对象的事实，性质却大不相同。他说：“一切科学都基于事实，自然科学是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肯定的自然事实；历史科学则是基于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他认为，同自然科学相比，历史学所要研究的对象是人事，历史也就是人事的历史，自然并没有历史。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时，没有必要研究自然是在怎么想的，但是历史学家决不会只关心这两个之中的任何一个，而把另一个排除在外，他进行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是行动。人的行动不光包括它的外在表现，重要的是它还包括有行动者的思想和动机。罗宾·柯林武德说：“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是一个有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因此历史学的对象就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而是“历程”。历史事件有始有终，但历程却无始无末，它只存在着形式的转化。“历程P1转化为P2，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一条界线标志着P1的结束和P2的开始，P1并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称为P2，P2也并没有开始，它以前就以P1的形式存在着了。因此，P1的遗迹不是P1的死掉的残骸，而是仍然是活生生起作用的P1本身，只不过是被纳入了另一种形式P2而已……这就是罗宾·柯林武德所谓的活着的过去。而这种P的存在，正是思想的载体。”历史与自然科学二者所适用的因果律也有差异，这也是历史难以把握的原因所在，柯林武德依据自己的经验认为，权威在叙述某个过程或思想时，因为某种原因必然会在这个过程或思想的内部各环节留一些空白没有加以描述，但这些空白是包含在权威们关于这个过程和思想的描述之中的，历史学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运用自己的方法准则和他自己对于相关性的信条来填补这段空白。当然史家的发挥是在不影响其真实性的前提下进行添补，此书中罗宾·柯林武德称之为“构造”。

同时，他的理论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首先，他的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不够明晰，有的缺乏科学规定，这就往往导致某些理论的混乱、诸如他所谓的“理解”、“重演”等等，究竟作何解释，并没有阐明。这是他理论的薄弱性所在。其次，他截然划分并割裂科学方法与史学方法有绝对他的倾向，甚至不承认历史本身也有像自然规律那样的客观规律。应当说，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之间互相渗透、影响、利用并促进着。再次，罗宾·柯林武德试图建立一种与传统史学相对立的、无所不包的、无所不能的史学，却仅仅局限于对历史学进行方法和知识论的考察，远远没有对历史规律本身作出任何结论，从这一意议上说，柯林武德对史学史上的古往今来“评头品足”，却拿不出博采众长的建设新型史学的“图纸”。

《历史的观念》自问世以来，成为史学理论家们所关注的重要著作之一。沃尔什、鲁宾诺夫、戈尔登斯坦、杜森等西方史学家都曾担文评述。这也足见该书影响之深广。

罗宾·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对以往史学的批判，对哲学的界定，在历史认识论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标志着历史哲学的研究方向从历史本体论转为历史认识论上来。

出版信息

《历史的观念》现有两个编本。一个是诺克斯在1946年编辑出版的版本。这个版本的主体内容是，柯林武德1936年所作的历史哲学演讲，演讲主题是从古希腊到其所处时代的史学史。还有《史学原理》手稿中的部分内容，以及他当时已经发表的论文《历史学想象》（1935年）和《人性与人类历史》（1936年）。另一个是杜森于1994年编辑出版的版本。杜森编辑的版本，仍以诺克斯版本的内容为主体，另外增补了三篇文献，分别是《历史哲学讲稿》（1926年），《绪论：某某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的观念》（1927年）和《历史哲学纲要》（1928年）。这三篇文献表明了早期罗宾·柯林武德对历史哲学的思考，有利于读者认识其历史哲学的发展脉络。

罗宾·乔治·柯林武德1889年2月22日于英国兰开郡。他13岁以前受其父亲，画家兼考古学家w·G·柯林武德（1819～1900）的家庭教育，1908年入牛津大学，1912年被选为牛津大学导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征从事战时工作，战后重返牛津彭布鲁克学院，任研究员，1934年被选入皇家学会，1935年任牛津温弗莱特形而上学教授，1943年退休。他的著述，除《历史的观念》外，还有《形而上学论》、《艺术原理》、《自传》等。作为一位当代英国哲学家，他的历史观多少代表着西方史学界对历史科学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