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慎言（1577年—1644年），字金铭，号藐山，人称藐山先生。泽州阳城（今山西阳城）人。明代思想家、诗人，他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为一品重臣。在书法上与董其昌齐名，明有“南董北藐”之称，著有《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

祖父张升做过河南布政司左参政，早孤，由祖母抚养。自幼颖悟，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进士，任寿张镇知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为陕西省道御史。

明朝天启初（公元1621年），张慎言受任往督辅屯田。天津市、静海区（今天津郊区）、兴济之间，有沃野万顷，但却无人开垦。只有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在田的沟渠水边、房前屋后，均有种植。张慎言提出“可仿而行”，并在此实施了上官姓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以后，广宁县失守，辽人转徙入关者甚多，张慎言也把他们招集到津门（今天津），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去开垦这里的荒地，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林党的领导之一赵南星，原是张慎言推荐。由于他在推荐赵南星时，上疏弹劾了冯铨，所以冯对他怀恨在心。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当张慎方请假回家时，冯铨便买通曹钦程，指使曹钦程假造情况，诬告张慎言盗曹县库争三千两，致使张慎言因此而被贬酒泉市（今甘肃酒泉肃州区）。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起用故官，打击魏忠贤阉党的进修，张慎言才被昭雪，并提升为太仆少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以后，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

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公元1644年4月），明都京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五月，弘光帝又立于南京，并任张慎言理部事。但不久，张慎言身患背疽，拒绝医治，以表殉国，终年六十九岁。

张慎言，字金铭，阳城县人。祖升，河南省参政。慎言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除寿张知县，有能声。调繁曹县，出库银籴粟备振，连值荒岁，民赖以济。泰昌时，御史。逾月，朱由校即位。时方会议三案，慎言言：“皇祖召谕百工，不究张差党与，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发奸谋，所以明君臣之义。至先皇践，蛊惑之计方行，药饵之奸旋发。崔文升投凉剂于积惫之余，李可灼进红丸于大渐之际，法当骈首，恩反赐金。谁秉国成，一至此极！若夫鼎湖再泣，宗庙之鼎为重，则先帝之簪履为轻。虽神庙郑妃且先徙以为望，选侍不即移宫，计将安待。”无何，贾继春以请安选侍被谴，慎言抗疏救之。帝怒，夺俸二年。

天启元年出督畿辅屯田，言：“天津市、静海区、兴济间，沃野万顷，可垦为田。近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其沟洫庐舍之制，种植疏浚之方，犁然具备，可仿而行。”因列上官姓种、佃种、民种、军种、屯种五法。又言：“广宁县失守，辽人转徙入关者不下百万。宜招集津门，以无家之众，垦不耕之田便。”诏从之。尝疏荐赵南星，劾冯铨，铨大恨。五年三月，慎言假归，铨属曹钦程论劾，诬盗曹县库银三千，遂下抚按征脏，编戍酒泉市。古

庄烈帝即位赦免，起故官。会当京察，请先治媚珰者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报可。旋擢太仆少卿，历太常卿、刑部右侍郎。耿如杞狱，不称旨，并尚书韩继思下吏，寻落职归。久之，召为工部右侍郎。国用不支，廷议开采、鼓铸、屯田、盐法诸事。慎言屡疏陈奏，悉根本计。大学士杨嗣昌议改府州县佐为练备、练总，慎言以更制事大，历陈八议，其后卒不能行。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七疏引疾，不允。就改吏部尚书，掌右都御史事。主

十七年三月，京师陷。五月，弘光帝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兴十议：曰节镇，曰亲，曰开屯，曰叛逆，曰伪命，曰褒恤，曰功赏，曰起废，曰惩贪，曰漕税。皆嘉纳。时大起废籍，慎言荐吴甡、郑三俊。命陛见，三俊不许，大学士高宏图所拟也。勋臣刘孔昭，赵之龙等一日朝罢，群诟于廷，指慎言及甡为奸邪，叱咤彻殿陛。给事中罗万象言：“慎言平生具在，甡素有清望，安得指为奸邪？”孔昭等伏地痛哭，谓慎言举用文臣，不及武臣，嚣争不已。又疏劾慎言，极诋三俊。且谓：：“慎言当迎立时，阻难怀二心。乞寝牲陛见命，且议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因乞休。万象又言：“首封爵者，四镇也。新改京营，又加二镇衔，何尝不用武。年来封疆之法，先帝多宽武臣，武臣报先帝者安在？祖制以票拟归阁臣，参驳归言官，不闻委勋臣以纠劾也。使勋臣得兼纠劾，文臣可胜逐哉！”史可法奏：“慎言疏荐无不当。诸臣痛哭喧呼，灭绝法纪，恐骄弁悍卒益轻朝廷。”御史王孙蕃言：“用人，吏部职掌。奈何廷辱冢宰。”弘图等亦以不能和文武，各疏乞休，不允。知

甡既不出，慎言乞休得请，加太子太保，一子。山西省尽陷于贼，慎言无家可归，流寓芜湖市、宣城市间。国亡后，发于背，戒勿药，卒，年六十九。斋

慎言慎言少丧二亲，鞠于祖母。及为御史，讣闻，引义乞归，执丧三年以报。主

子履子履旋，举崇祯十五年乡试。贼陷阳城县，投崖死。事闻，赠御史。

第一案指的是，朱翊钧在位时，愿想废太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而改立郑贵妃所生的儿子为太子。顾宪成等认为这将产生宦官外戚之祸，极力反对。神宗只好取消原来打算。但顾宪成却受到拥立郑贵妃的宦官魏忠贤一伙的排挤，被赶回故乡。顾宪成在故乡无锡，修整了南宋学者杨时的东林书院，约学生友月前来讲学，评议时政，后被称为东林党。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有人手持木棍闯入东宫，谋害太子朱常洛。经查，此人名张差，与郑贵妃有关，但很快被宦官阉党以疯子为名，把张差处死了。此为“挺击案”。

第二案指的是，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朱翊钧死，赵惇（即太子朱常洛）继位才几十天，因身体不佳，大学士、宦官、阉党成员方从哲便指使鸿胪寺宫李可灼向光宗进红丸（即以汞炼成的丹）。光宗初服一丸稍好，再服一丸即死。此即为“红丸案”。

第三案是指，光宗死后，光宗妃李康妃与郑贵妃勾结，仍据正宫，东林党左光斗等人极力反对，逼使李选侍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此即“移宫案”。

东林党与宦官阉党的“三案一争”，实质上是东林党反对宦官阉党的专权。对于此事，张慎言认为，不必再去追究张差的党羽，为的是“全父子之情”，然而必须搞清楚为此而玩弄权术的人，以“明君臣之义”。

张慎言   为学颇有见地，思想和成就更为引人注目。他酷爱读书，勤于著述，其文其诗，皆为时人所重。他死后由别人辑刻而成的《水斋文钞》、《洎水斋诗钞》，保存了他的大部分诗文。从之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思想。首先他肯定的提出本末兼治、“恤商”的经济思想。他认为一国经济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顾眼前，反对随便开采矿山资源，任为国用不足，应该发展生产。在当时民生凋敝，矛盾迭生的情况下，必须制止耕地大量荒芜的现状。同时，放宽对商人的限制，给商人一定的活动空间，使其乐于从事商业活动。他的这种“恤商”在当时赞同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统治阶级中是难能可贵的。明代，理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正统思想。张慎言虽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并酷爱五经，但思想方面却坚持反道学的民主思想。

张慎言在关于天理人欲之辨中，他旗帜鲜明的反对道学家们历来标榜和鼓吹的“存天理，去人欲”。他认为人之所欲即天理。用封建礼教规定人们的行为是扼杀人欲人情，大胆对传统道德提出批评。这与跟他基本上同时代的李贽的思想相似。而李贽当时颇遭统治者迫害和道学家们的攻击，而张慎言对李贽其极为钦佩。这在道学长久统治思想界的时代，他以一个思想家的睿智和胆识，对封建传统道学提出挑战，具有极重要的进步意义。而作为一位诗人，他创作的许多诗篇书法他的真情实感，同样散发着熠光彩。张慎言政事繁忙却不废诗。当时，学子们大部分以八股为务，很少有人将时间浪费到诗文上。而张慎言却不认同，并以诗文闻名。他反对抄袭模仿，主张自然真情。这对当时文坛上复古倾向严重，一味摹拟剽窃，只重形式技巧有很大意义。他矫砭时弊的做法与湖北公安袁宏道诸人（即公安派）主张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