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广东省梅县人，客家人，1954年7月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系，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稳健派”经济学家代表之一，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领军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1950年，张卓元在广东省梅县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读高三时，无意中读到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他进入广州市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后因院系调整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继续学习。1954年，张卓元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先后任研究读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张卓元曾先后几度作为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著名学者的助手，受到他们学术思想的熏陶，张卓元逐渐开始产生了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想萌芽。1955年，《经济研究》杂志创刊后，张卓元历任《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1976年底至1978年底，张卓元被临时借调到《红旗》 杂志经济组工作2年。1983年7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贸经济》主编。1987年，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1993年12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5年，正式退休。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卓元被授予“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张卓元长期从事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与规律，在价格改革、建设现代市场体系、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改革与治理现代化等诸多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出版专著10部、个人论文集12部，发表论文500多篇，主编著作和丛书10多部，个人著述共约300万字，有《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值、价格、成本与利润》《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社会主义价格理论与价格改革》等代表作。此外，张卓元还多次参加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等文件的起草工作，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

1933年7月，张卓元出生于广东梅县。1944年9月至1950年7月，张卓元在广东省梅县梅州中学学习。在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读高三时，虽然张卓元为了备考，每天学习12个小时以上，但仍然抽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无意中他读到一本苏联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书中的分析和描述让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考结束后，张卓元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山大学经济系同时录取，出于执着的兴趣他选择了中山大学，在1950年9月至1953年7月，他进入广州市中山大学经济系学习。1953年，由于高校院系调整，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的经济系被调整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卓元从中山大学的大四学生变成了中南财经学院的新生。1954年7月，张卓元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毕业前夕，张卓元还在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了万余字的论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也是张卓元的经济学处女作。

1954年9月，张卓元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先后任研究读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期间，张卓元曾先后几度作为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等著名学者的助手，受到他们学术思想的熏陶。同时，中国经济学界也掀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属性、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何种作用的大讨论，而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又是大讨论的 “主角”，在这三位导师的启迪和影响下，张卓元逐渐开始产生了坚持稳定地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思想萌芽。1955年，《经济研究》杂志创刊后，张卓元历任《经济研究》编辑部编辑、副主任、主任。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期间，张卓元每日阅读名家文章，并尝试学术文章写作，与吴敬琏、陈吉元等青年研究人员共用笔名郑经青，即"政治经济学组青年研究人员"的谐音简称，在《经济研究》上多次发表文章。

1959年，中国价值规律理论的代表人物、时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组织大家写作《社会主义经济论》，张卓元也参与写作。由于张卓元多年跟随孙冶方从事研究工作，他的经济理论观点受到了老师孙冶方的很大影响。1964年，张卓元和同事何建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价格》的文章，论述了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定价的主张。但在“文革”前夕，张卓元因这篇文章遭到批判，有人指责该文是“对卡尔·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歪曲”，“把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引入社会主义社会，是企图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剥削，取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红旗》杂志社举行的批判会上，老师孙冶方表示张卓元的文章阐述的是他的观点，揽下了责任。同时孙冶方又因利润挂帅问题以及支持生产价格论被批，停职反省。1968年4月起，孙冶方被监禁在秦城监狱达7年。粉碎“四人帮”后，孙冶方得到平反，担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顾问。1982年9月，孙冶方病情恶化，表示自己想写一篇文章，谈谈实现20世纪战略目标问题，并批评“基数大、速度低”的消极论调，张卓元便根据孙冶方的谈话内容，理顺思路，又大量查阅资料，写成草稿，然后逐句念给孙冶方听，再修改整理，孙冶方的著名文章《二十年翻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才得以问世，这也是孙冶方生命中的最后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82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孙冶方临终前，还将尚未完成的专著《社会主义经济论》的编辑工作托付给了张卓元等人。张卓元每天在孙冶方病床前录制他的口述，然后进行整理，历时一年，终于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20余章初稿的写作。

1976年底至1978年底，张卓元被临时借调到《红旗》杂志经济组工作2年。1983年7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财贸经济》主编。在财贸所期间，张卓元除流通经济之外，主要致力于价格改革研究。在他担任《财贸经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期间，他多次力推年轻人的新作，培养了两位硕士和近40位博士，成就了众多的青年经济学家。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受国家体改委委托成立课题组，由刘国光和张卓元负责，主要研究国家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纲要，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后张卓元还多次发表文章，继续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不能奢求“一次到位”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又出现了理论上的徘徊局面，市场化的改革思路遭到一些人的批评，有人甚至把它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持市场化观点的学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对此，张卓元公开为市场化和市场经济辩护，表示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必然取向，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1990年，张卓元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从1993年起，张卓元多次参加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等文件的起草工作，张卓元在其中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

1993年12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在工经所期间，除了工业经济，张卓元开始较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1994年，张卓元在《中国工业经济》第五期发表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应控制在比GNP增长率高一倍以内》一文中提出，“6%左右的物价上涨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较佳结合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速达9.8%，CPI年均上涨率5.4%，说明张卓元的设想与客观实际比较接近，之后，张卓元就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了。1996年10月16日，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成立，张卓元是成员之一，起草小组根据中央和地方135个单位的意见逐条逐句研究，几易其稿，具体修改了好几百处。

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张卓元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主编。在经济所期间，张卓元更多偏向于基础理论研究，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2013年4月，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2013年，张卓元获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2015年，张卓元正式退休。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卓元被授予“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1995–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理事长、评奖委员会主任、荣誉理事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价格学会第二届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副会长，《经济学文摘》主编，《经济研究》主编，《财贸经济》主编，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物资流通学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张卓元曾出版专著10部、个人论文集12部，发表论文500多篇，主编著作和丛书10多部，个人著述共约300万字，以下列举部分代表作品。

张卓元曾多次力推年轻人的新作，培养了两位硕士和近40位博士，成就了众多的青年经济学家，如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李晓西，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经济学家李扬，经济学家金碚等曾经在其指导下学习或工作过。

1987年，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此后，张卓元也多次发表文章，主张：改革和发展都要稳中求进；经济改革要逐步推进，不赞成一步到位；在一般情况下要实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等等。因此，被学界称为中原地区经济学家中的“稳健改革派”。

1987年，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中央党校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吴敬琏课题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国家计委课题组和上海市课题组，针对中国中期（1988—1995年）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作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负责人是刘国光教授和张卓元）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张卓元的报告提出：“我们的思路，在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方面着眼于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的有机辩证结合，即‘双向协同，稳中求进’；而在深化改革方面，要求是微观基础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改革相互配套，即‘两条主线’同步改革。”“要以稳定经济的措施来保证改革的推进；在推进改革时对改革措施要有所选择，对出台时序要巧为安排，用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做到‘双向协同，稳中求进’。稳定经济必须作为一项长期的方针。这是因为：一、经济发展‘快了还要求快’的数量驱动和扩张冲动，还普遍存在，形势稍趋好转便会走向‘过热’。二、改革放权，使地方、企业有了自己支配的财权和财力，形成了新的膨胀主体。预算外投资已经成为社会固定资产膨胀的主力，工资基金、津贴以及社会集团购买力也由此而难以控制，不断猛增。三、结构失衡和总量膨胀互为因果，循环推动。因为当地方政府和企业成为新的投资主体之后，利润高低已对投资起引导作用，而价格仍旧扭曲，这便引导投资涌向价高利大的‘短平快’项目，而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则更加短缺，中央政府被迫以更大规模投资于‘瓶颈’部门，面多加水，水多加面，加剧了总量膨胀。四、传统的宏观调节手段已经弱化而新的调节手段尚未形成。这些都使得总量膨胀成为不断萌生的常态，因而必须始终坚持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不是作为短期的危机治理手段。”

张卓元在此后写了一些文章，继续阐发稳中求进的改革与发展思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在《中国物资经济》1990年第1期上发表的文章《经济发展和改革都要稳中求进》。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标题是《经济要在稳定中求增长》，并说：“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增长优先还是稳定优先，各国历来都有争论。中原地区经济学界和经济界这几年也展开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增长优先论者认为应实行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的稳定服从增长。稳定优先论者则主张稳中求进，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认为应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搞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坚持稳定物价的方针。198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前一种意见在实际决策中占了上风，加上传统体制固有的投资饥饿症等膨胀机制继续起作用，不断的经济扩张，急于求成，导致1988年夏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实践证明，中原地区不能实行牺牲稳定求增长、不断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二部分标题是《经济改革要稳步推进》，并说：“1987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中国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纲要》一文中，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要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才能顺利推进，因此，先要用三年（1988-1990年）时间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紧缩财政与信贷，只有在宏观经济比例重新协调后，改革才能在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两个方面较大规模地深入展开；在稳定经济期间，改革只能有选择地进行，推进有利于稳定经济的改革，价格改革只能迈小步。同时，稳中求进还要求改革本身要稳步推进，不能企求一次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而是要互相协调和配套、互相促进。当时有的同志对这种改革思路表示不赞成，认为过于保守，不够改革，企图否定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是有根据的，能够经受住实践考验的。”“这几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在发展急于求成时，改革也急于求成，结果欲速则不达。几次大的价格改革方案，拟订得很详细（连调价目录都已印好），但无法出台，就是因为经济过热，经济环境恶化，只好一再推迟。事实证明，没有相对宽松的经济环境，改革就难以全面推进，并且容易出现种种‘改革病’（如陷入所谓物价、补贴、税收‘百慕大三角区’）。”“改革本身也要稳步配套推进。这是因为，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求多方面的协调和配合，个别方面孤军突出会搞乱阵脚，出现类似交通秩序混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革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环节的全局系统的改善与变革，涉及人与人之间、地区间、部门间、企业间利益关系的调整与改变，这就需要慎重对待。改革过急，利益关系变动必然过大，就容易引发社会的震荡与冲突，影响社会的安定。改革的步子稳一些，改革的时间可能拖得长一些，改革的成本可能高一些，但却不容易翻船，能够避开大的风险比较顺利地到达彼岸。”

鉴于以上，张卓元从1987年起主张和坚持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并曾和不同意见展开争辩。比如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上发表《稳中求进还是改中求进》一文，同肖灼基教授发表的《肖灼基再谈“以改求进”》（《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11月21日）一文进行商榷。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一些论著称张卓元和中原地区社会科学院一些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改革派”。张卓元指导的研究生房汉廷2013年为庆贺其80岁寿辰，还专门写了《稳健改革派——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评传》一书，由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出版，全书共32万字。

张卓元认为中国40年经济改革总的是沿着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第二条主线主要讲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

价格问题和价格改革是张卓元经济研究的重点。这一方面是由于价格问题题的重要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就是以计划外价格形成为起始点的，价格问题一直困扰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张卓元在1983-1993年担任中原地区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主要研究价格改革问题。他认为，价格理论研究的深化依赖于价格实践的发展，而引导价格改革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也是价格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实现价格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深化价格理论的研究，必须实现价格理论研究的的具体化、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如果把理论研究停留在抽象的一般论述的水平上，就会削弱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为此，他根据中国国价格改革实践的进程，具体研究了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地位、经济转轨时期的价格结构、生产资料的双轨制价格问题以及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价格模式转换等问题。

针对经济学界出现的所有制改革单项突破的改革思路，张卓元指出，经济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运行机制和所有制关系，经济改革的实质是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经济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不会一举成功。在改革中，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和微观所有制基础的调整与重新构造就成为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互相交叉，既有区别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因此，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两条主线，不可偏废。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

在经济结构研究的基础上，张卓元研究了价格结构问题。价格结构是各种价格（包括服务收费）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他认为，价格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或变动性）和自身调整性三个特征。决定价格结构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

经济改革伊始，随着价格改革的逐步展开，张卓元就开始思考中国的价格模式问题。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国家对价格从直接管理逐步转变为主要进行间接管理。张卓元认为，从计划价格到市场价格的过渡具有客观必然性，因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要求价格模式转换，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也要求价格模式转换，而且价格理论的突破也有力地推动着价格模式的转换。中国的价格改革不是个别价格的调整和完善，而是整个模式的转变，它要求价格不再由政府制定，它应由市场交换中形成，应该恢复价格的本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市场主体之间展开竞争为前提。张卓元认为，首先要将一些实行公有制甚至全民所有制的小企业、通过包、租、卖等办法，让它们退回到小集体或个体所有制去，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不必讳言私营企业资本主义性质、也不必讳言私营企业主剥削雇工。只要这些企业有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允许其存在和发展。

张卓元认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必须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使国有经济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向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转移。随着混合经济的发展，国有成分可以通过控股提高其控制力。这样，即使占经济总量20%多一点的国有经济，也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改革国有企业。一方面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另一方面要通过“扔大放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只有投资主体即股东多元化，才能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所以，趋势是：国有独资公司只是特殊的极少数，即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绝大多数公司将实行国家控股、参股。就是极少数国有独资公司，也应改组为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

股份制是一种现代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推进改革过程中，除少数上市公司可以吸收一部分社会公众股外，多数企业可以吸收非国有投资者参股，如职工持股、外资股，成为多元投资的股份制企业。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售质、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生产经营情况的企业，必须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选择本企业的转制形式。

要从多方面鼓励、引导个体和私营经济加快发展。第一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手工业、第三产业中的修理、饮食、小商品和鲜活商品零售、旅游贸易以及为生产与生活服务的其他服务业；第二是农、林、牧、渔业；第三是高新技术产业；第四是参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桥梁等建设。

2010年1月25日，张卓元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以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文章中进一步提出，要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民营经济。凡是法律政策没有规定不可以进入的领域，都应该让民间资本进入，破除“玻璃门”“弹簧门”现象。要进一步鼓励民营经济在金融、公用事业、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发展。实践证明，只要不人为设置障碍，民营经济就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在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04年，张卓元指出，在中国经营性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总量中、中央企业国有资产就占56.7%。因此，要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首先要加快中央企业改革。第一，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与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使180多家中央企业通过资产重组，整合成100家左右。在各省市，可以保留二三十家大中型有优势的骨干企业。第二，积极推进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第一步，按《公司法》要求将中央企业转为公司，建立董事会，初步实行两权分离；第二步，大力发展股份制，除极少数特殊企业外，都要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需要国家控股的，要更多的实行相对控股，有的还可以采取“黄金股”的办法；第三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第三，加快推进垄断行业中央企业改革。对已经初步分拆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一是要放宽市场准入，引进新的厂商参与市场竞争；二是要实行多元持股，以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尚未进行实质性体制改革的铁道、邮政、城市公用事业等，要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改革。

张卓元认为，造成国有资产管理不合理的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国有资产管理存在“五龙治水”的现象，即由计划、经贸、劳动与社会保障、财政和组织人事部门分割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职责，却没存一个机构真正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二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严重问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三是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政企不分、政府干预企业经营、不尊重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现象，使企业不能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股东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中央和省、地（市）三级政府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其中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省、地（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国务院国资委主要归并三个部委的职能：一是中央企业工委的全部职能；二是国家经贸委指导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等职能；三是财政部的一部分职能。国资委作为股东代表，要履行出资人职责。张卓元还建议将劳动部负责的工资总额的管理并入国资委。

张卓元指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了搞活国有企业。国资委主要履行出资人职责，尽可能减少不属于出资人该做的工作，维护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充分尊重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和法人财产权。要促进企业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鼓励和支持发展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要探索国有资本有效的经营形式，提高资本的营运效率。要尽快制定和明确对国有自然资源资产、证券、非经营性资产的监管制度。

张卓元指出，要努力推动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和产权有序流动，使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从十几万户逐步调整为几百户，同时在流转中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提高国有经济影响力和控制力。

一方面，对于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和产权流动，不能等待观望。国有产权必须实现流动和重组，才能更好地保值增值。市场是千变万化的，由于国有企业机制不适应市场竞争环境、逐步陷于困境，会造成大量国有资本流失。资本从效益低的产业、企业流向效益高的产业、企业，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价值规律调节商品生产和流通、调节资源配置的具体表现。所以，国有产权的流动和重组是国有资本流向回报率较高领域的重要前提，有利于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和产权流动的规模巨大，必须稳步推进，决不能“刮风”“搞运动”。1997年以来，在数以万计国有中小企业重组改制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由于操作不规范，出现了国有资本流失问题，主要是在国有产权转让中存在着侵吞国有资本的现象。手法多种多样，包括自卖自买、虚假评估资产、蓄意制造投资失误等，有些案例触目惊心。首先，对造成国有资本流失的责任人应予依法惩处，包括涉案官员。其次，进一步完善法规，使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但是，不能把国有产权转让中凡是低于账面价值或低于评估价的，一律归为国有资产流失，因为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同市场价格是不同的。根据各地经验，凡是早改革早转制的，国有资本保值都比较好；相反，越是拖得久的，国有资本越难保值甚至资不抵债，成为当地政府的大包袱。从这个角度看，不改革造成的国有资本流失，可能比改革过程中部分企业出现的国有资本流失还要大。

张卓元认为，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地区国企改革包括产权改革，成效是显著的，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深化改革中完善措施，使改革规范有序地进行。

孙冶方（1908-1983）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张卓元从20世纪50年代深受孙冶方理论的影响，60年代紧紧追随孙冶方；“文革”后学习孙冶方精神，发展创新经济理论。

改革伊始，张卓元就积极加入到抢救孙冶方经济学遗产的行列中。由于他曾几度出任孙冶方的助手，了解孙冶方的学术思路，也颇得孙冶方的信任。1975年4月，孙冶方获得平反，1977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为了及时挖掘孙冶方的研究成果，经济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张卓元和吴敬链负责的小组，协助孙冶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1979年4月，孙冶方带着张卓元等写作小组成员到无锡参加了全国价值规律理论问题的专题讨论会。四个月后孙冶方被查出患了肝癌。为了集中抢救孙冶方的学术遗产，张卓元等抓紧时间在病房旁听孙冶方口授和录音，经过一年的录音整理工作，完成了《社士会主义经济论》大纲20余章的初稿写作。1982年9月，孙冶方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病情恶化。他躺在病床上想写一篇关于实现20世纪末战略目标问题和批评“基数大、速度低”消极论调的文章，但因精力不济，只好向张卓元口授了他的主要精神和内容。张卓元起草了《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保证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的初稿，在病床前一句句地给孙治方念，根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经过几次反复修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肯定。

孙冶方去世以后，张卓元用了大量的精力，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了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他研究了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孙冶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孙冶方经济思想的精髓等，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史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不仅如此，由于身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卓元也长期担任中国最权威的经济理论刊物《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的编辑部主任和主编工作，张卓元每过一个时期，就会组织人员对经济思想的发展进行梳理，厘清中原地区经济学发展的脉络。他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人员，撰写了关于建国以来社会主义若干经济问题争鸣的著作，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他在20世纪末主持的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50年回顾与展望的研究，就中国建国以来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问题，如市场经济问题、体制改革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流通与价格问题、财政与金融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把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现实，改造世界的历史呈现在世人面前。

注：仅列举部分。

注：仅列举部分。

注：仅列举部分。

张卓元出生于广东梅县，是客家人。张卓元的哥哥是梅州市退休教师，张卓元的妹妹是退休工人。

张卓元和妻子李秀珍同在梅州市梅江区梅州中学毕业，1950年高考后，李秀珍考取广州市法商学院（即后来的广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张卓元则进入中山大学经济系。后来广东经济院系调整，两人重逢于中山大学；紧接着，1953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张卓元和李秀珍北上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54年张卓元毕业进入中科院经济所，李秀珍也来到北京矿务局工作。彼时，张卓元工作单位和宿舍都在中关村，而李秀珍在门头沟区，每到周末，张卓元就早早从城北坐车到阜成门再赶往西郊。1957年，已调到天津市工作的李秀珍和张卓元结婚，1958年李秀珍调入经济所，两人又成为中原地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同事。婚后妻子李秀珍既做《经济学动态》编辑，也全力支持张卓元的研究工作，常将张卓元字迹比较潦草的论文再次誊写工整。张卓元对妻子的感情深厚，这从他用过的几个笔名就能看出来，“元真”就是卓元+秀珍的意思；“作胥”，也是取卓和秀两个字的谐音。

张卓元和妻子李秀珍育有两个儿子，次子张平1985年考入社科院攻读硕士。张平长期受到父亲熏陶和教导，除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外，还精通西方经济学理论。张卓元还有一养女李昭，曾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现为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自1972年起，张卓元在北京阜成门外的月坛北小街2号院工作了42年，这栋建筑曾经汇集了社科院经济四所，即经济所、工经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财贸所和《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等多个经济类学术杂志编辑部，这栋建筑也被称为“经济发展的高级智囊与执行机构”。

1993年6月至11月，张卓元进入北京西郊玉泉山，参与起草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7年、1999年、2000年，张卓元又相继参与十五大报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决定、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五”计划建议的起草；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参与了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建议、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起草；2007年，他参与了十七大报告起草；2013年，参与起草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为张卓元多次上玉泉山，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将张卓元戏称为“玉泉山人”。

1987年，中国市面上物价大幅上涨，供应紧张，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较严重的通货膨胀。1987年10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奉命组织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8家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未来8年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分头进行设计，以寻找解决良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和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为负责人的中国社科院课题组经过深入调研后，在会上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应先稳定经济，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上改革才能迈出坚实步伐；在深化改革方面，要求微观基础的改革（企业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价格改革）相互配套、同步推进。稳中求进不仅是改革所需的基本思路，也是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张卓元多次写文章或在研讨会上发言，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反对在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情况下强行“价格闯关”，认为应力争保持物价基本稳定，改革和发展才能顺利推进。另有学者提出“企业改革中心论”“价格改革中心论”，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发展，治理整顿会使改革停滞。但最终，张卓元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比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采纳。这段时间中国经济领域各专家学者们的观点论战、交锋，被称为经济学界的“华山论剑”。

张厉之争

1986年底到1987年底，中原地区在先改革价格还是先改革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论，争论较集中的代表，一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另一位是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

厉以宁的观点是：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根本思路，所有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关键，只有这样，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才能配合上去。1986年11月3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厉以宁在北大研究生会组织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协调发展理论研究会”上的一篇演讲，题目是“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厉以宁认为，选择哪个思路对改革非常重要，他通过十个对比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价格改革有个心理效应问题；价格改革是不能试点的，所有制改革可以试点；价格改革对企业讲是被动的，所有制改革中企业可以依据自己的条件进行改革；价格改革对地方政府来说是顾虑重重，怕产生什么问题，怕应付；价格改革的后果没有把握；价格改革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它还不能调动积极性，充其量只能创造一个环境，所有制改革与它不同，可以解决根本问题，把企业内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价格改革一经实施，其他改革就要停下来，因为价格改革的社会承受力已经很大，不可能再跟上诸如金融管理体制、劳动就业制度等项改革，所有制改革时，其改革都能快速跟上；经济改革要考虑成本问题，价格改革的成本很大，所有制改革不要成本；价格改革不能与政治体制改革、文化改革配套；价格改革层次很低，至多是个稳定价格、创造环境的问题，所有制改革确要触及到人。

张卓元的观点是：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二者不可偏废；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作用不能低估。强调微观所有制基础的改革是对的，但不必为此而贬低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和意义。在设计“七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时，仍然要把价格改革放在关键性位置，坚定不移地推进价格改革。在《商业研究》1987年第2期上，张卓元、边勇壮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厉以宁所作的十个方面的对比，遂一进行了反驳：价格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是负心理效应的看法与实际情况不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5年所进行两次关于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的调查表明，明确表示理解和支持价格改革的人超过和接近四分之三；在双轨制价格下，市场价对刺激大中型国有企业增加供给，对广大多镇企业网开一面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地方政府并未对价格改革顾虑重重，城市放开蔬菜、肉类等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就是由广东省政府积极推动进行的；放开价格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让价格变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个结果不是无法确定，而是一目了然的；价格改革调动了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没有价格改革就没有经济运行机制的的转轨，就没有市场协调和建立市场体系，而没有这一切，就谈不上转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模式；价格改革可以试点，价格改革也是可逆的，而所有制改革是难逆的；价格改革的收益不仅在于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而且通过促进市场体系的形成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价格改革始终是与其他改革并相进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在改革上有其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特点；价格改革与微观所有制基础的改革是在同一层次上的。

1987年4月1日，张卓元在《经济日报》发表题为“八年价格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再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正确理解和掌握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正确认识搞活企业和改革价格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方面肯定搞活企业，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同时又指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这两个提法是不矛盾的，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1987年5月20日，张卓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价格改革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一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价格改革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阐述了价格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

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四期上，张卓元发表了一篇题为“评近年来关于价格改革若干问题的争论”的文章，在论及价格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时，进一步指出，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碰到价格问题，都要求价格改革与之相配合。要使价格改革顺利进行，并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努力排除通货膨胀的干扰，为价格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在这种条件下，价格改革就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其成效将充分显露出来，价格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将会为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

在此期间，厉以宁仍然坚持应该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先冷冻价格的观点。他在1987年底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明报》撰文，认为所有制改革仍然是改革的根本思路，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没有所有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深入不下去。他仍从十个方面对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利弊进行了对比，与前次所论述的内容基本相同。该篇文章转载于中国《理论信息报》1987年12月28日第二版上。

媒体机构评价

张卓元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他多次进入中南海、玉泉山为中央决策建言献策、贡献智慧和才华，为中国改革新时期的经济理论创新及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深圳特区报》 评）

在中国经济学界，张卓元教授是一位对学术追求永不满足的开拓者。他用犀利的笔锋剖析着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经济肌体。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他总是站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最前沿，关注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探索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规律。他是当代中国第二代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核心成员之一。（《中国经济时报》 评）

张卓元是中国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30余年紧跟改革步伐的理论探讨，参与了重要改革阶段的理论创新，使其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市场经济专家之一，23年来13次参与党的重要文件起草工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稳中求进”不仅是张卓元的学术思想，更是张卓元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数十年来，他践行了孙冶方“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的治学准则，为追求真理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光明日报》 评）

张卓元作为久负盛名的优秀经济学家之一，涉足价格改革、流通问题、国企改革、控制通货膨胀、统一国内外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宏观调控体系设计、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改革与治理机制现代化等众多领域，是有着诸多亮眼光环的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是身材高大、态度谦逊、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令人尊敬的学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总会 评）

行业学者评价

高山高而不险，流水急而不湍。（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卓元学生房汉廷 评）

张卓元适合做研究，智慧、沉稳、谦和、执著都是张卓元作为专家学者的优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李昭 评）

张卓元的观点改革意识强，又相对稳健，而且还能在学理上提出自己的论证。（2002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贾康 评）

张卓元教授的为人和学术观点都比较温和，考虑问题很周到。他的观点不如别人犀利和前卫，但同样坚持改革和市场化方向，而且更容易被各方面所接受。（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 评）

张卓元的一大特点是举重若轻，不管多么晦涩的理论、多么深奥的主题，都能深入浅出的阐述。值得一提的是，张卓元不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扎实，而且不断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展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和风格。（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周叔莲 评）

在中国经济学界， 张卓元是一个学术上永不满足的开拓者。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翻越过一个个在别人看来是难以逾越的思想障碍， 他以敏锐的战略目光审视着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每一个理论难题。他虽年逾七旬， 仍然用犀利的笔锋剖析着发展变化中的中国经济肌体。他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常青树”，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 他始终站在经济理论的最前沿。他清癯而庄重， 低调而严谨。他坚持原则， 但绝不故步自封， 常表现出应有的灵活性和包容性。他拥有一流的组织能力， 能够把观点各异甚至对立的经济学家组织在一杆大旗之下讨论问题， 他是中国经济学界公认的“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学敏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