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1901年6月22日—1994年12月13日），女，又名瑞英，别号兰卿，四川成都人，毕业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中国现代作家，国民党女少将、中共党员。

1901年6月22日，胡兰畦出生于四川省成都，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爱国教育。1919年，她受到新思想鼓舞，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中，随后参加四川早期妇女运动，并创办四川第一所幼儿园。1925年冬到广州，经何香凝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于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曾参加北伐誓师大会，后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攻占武昌后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学习，并参加讨伐夏斗寅的战斗。1928年春到江西省，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部秘书，积极参加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江西的活动，进行联朱（培德）反蒋活动，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驱逐。胡兰畦于1930年抵达德国，经何香凝之子廖承志介绍，加入德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德国纳粹党上台，疯狂打击共产主义分子，廖承志和胡兰畦先后被逮捕入狱。3个月后，胡兰畦从德国女牢获释，被驱逐出境后流亡到巴黎，在《世界报》上发表作品《在德国女牢中》。俄文版《在德国女牢中》出版后，引起了苏联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1934年应邀参加马克西姆·高尔基主持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1936年6月18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因病去世，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并为高尔基执。抗战开始后，胡兰畦组织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前线服务4年。1939年夏，蒋介石任命胡兰畦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将军。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广东难民妇女工作团副团长，《贵州日报》社社长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主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12月13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

胡兰畦曾以时尚俏女郎登过《良友》画报的封面；她是茅盾小说《虹》中所描写的成都市“五四运动”以来一位新女性“梅女士”的原型人物；她也是宋庆龄、何香凝、李济深和陈毅、吴玉章、廖承志、成仿吾等知名人士的挚友。自1921年起，胡兰畦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在德国女牢中》《回首十年》《忆何香凝先生》《胡兰畦回忆录》等。长篇特写《胡兰畦回忆录》（2卷）获四川省社会科学荣誉奖。著作《在德国女牢中》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并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也是中国报告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抗战时期，她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女将军，也是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将军军衔的仅有的七名女性之一。

1901年6月22日，胡兰畦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北门内酱园公馆街，祖上为明朝开国功臣胡大海，父亲胡卿云为袍哥舵爷，从记事起，母亲就教她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传统名篇，胡兰畦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爱国教育。

1919年，她受到新思想鼓舞，投入“五四”爱国运动中。第二年冬天，胡兰畦从成都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后不久，被父母包办婚姻。为了摆脱包办婚姻，胡兰畦远离成都市，受聘到巴南区女学任教，后又到重庆市。在重庆，她参加了妇女剪发运动。胡兰畦当时的举动影响很大，以至于不少守旧的小学都拒绝聘她任教，她只好暂住朋友家中，很是惶惑，恰好这时倡导新思想的泸州川南师范附小聘她去任教。从1921年至1922年两年间，胡兰畦在泸州市从事新教育，同时在学生中宣传放脚，组织放脚队。这个新倡举很快扩展到泸县女子师范和女师附小，逐渐发展为泸州妇女不缠足运动，收效很大。1921年秋，恽代英到泸州川南师范，提倡新文化运动，受其影响，胡兰畦于1922年由潘学海介绍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她结识了担任重庆市《新蜀报》的主笔的陈毅。

1922年年底，胡兰畦受聘到南川县立女学任教。1922年至1924年，为了争取男女平权，她又积极参与筹备南川女界联合会和成立成都妇女公会的活动。并创办了四川省第一个幼儿园。1924年夏，胡兰畦被推荐到上海市参加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六届代表大会。会上，恽代英等人的报告使她长了不少革命见识。

1925年3月，经人介绍，胡兰畦和川军青年军官、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6年春，胡兰畦和陈梦云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市。在广州，胡兰畦结识了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共代表人物，也结识了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女士。1926年3月，胡兰畦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控制的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第二十八区分部并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一些工作，1926年9月回川。当时四川省的斗争尖锐复杂，胡兰畦本着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精神，广泛接触和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在合川组织妇女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6年秋，在北伐战争高潮中，胡兰畦离开以何香凝为部长的中央妇女部，前往北伐战争前线，准备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陈梦云对于胡兰畦考军校非常不满，竭力阻拦。但是胡兰畦投考的决心非常坚决，陈梦云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尽管黄埔军校女学员的淘汰率是15:1，但她还是脱颖而出，成为首批231名女兵中的一员，与游曦、赵一曼、胡筠一起被誉为黄埔军校“四大女杰”。

1927年2月12日，胡兰畦参加武汉分校新生开学典礼。开学典礼由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主持，孙科、徐谦、宋庆龄等人发表了演讲。在学校期问，胡兰畦除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外，还经常随女生队外出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道理，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不断提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四川万县的杨森、湖北宜昌的夏斗寅，受蒋介石的指使调军联合进犯，偷袭武汉，形势紧张，中央军校学生奉命与南湖学兵团学兵、武昌农讲所学员组成中央独立师参加平叛。独立师在叶挺指挥下，由武昌出发，西征杨森、夏斗寅。1927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中央军校女生队奉命成立宣传队、救护队随军出发。当时，胡兰畦主要从事的是宣传工作，许多群众听了她们的宣传后参加了西征军的战斗。这次西征杨森、夏斗寅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获胜。但这时武汉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右派活动猖狂，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背叛革命。7月25日，武汉军校宣布解散。在中共党组织的争取下，武汉中央军校被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

军校解散后，胡兰畦留汉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工作，代理汉口市特别党部妇女部部长和武汉总工会女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还兼任湘鄂赣妇女运动指导委员。1927年年底，武汉形势更加恶化，桂军即将开始大屠杀。在这种情形下，胡兰畦离开武汉，到上海市参加筹办平民补习学校，随后又到江西省。这时，邓演达已在上海发起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反蒋，胡兰畦积极参加该组织在江西的活动，奔走于江西、上海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积极进行联朱（培德）反蒋活动，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驱逐。1929年年底，胡兰畦以江西省救济院孤儿所兼妇女教养所主任的名义，赴欧洲考察社会救济事业。

1930年，胡兰畦抵达德国后，与何香凝、廖承志母子俩共居一所。同年，她在廖承志、成仿吾启发引导下，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于1930年由成仿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宋庆龄来到德国，通过何香凝，胡兰畦认识了宋庆龄。当宋庆龄知道胡兰畦经济困难时，就每周买一些鸡鸭鱼肉做一顿中国饭来犒劳她，让胡兰畦非常感激。

1931年7月，宋庆龄母亲逝世，她要回国奔丧，要胡兰畦陪她一起回国，并承诺会资助胡兰畦再回德国求学。同年10月，宋庆龄通过美国进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陈翰笙帮助，送胡兰畦再度赴德继续学习。在这一时期，德国法西斯主义极端猖狂横行，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原地区东北地区。胡兰畦在留学生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旅德华侨反帝同盟作为中共柏林党小组的外围组织，并任主席；还出版不定期刊物《道德经》，揭露蓝衣社特务的法西斯行径。但是，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她被无辜开除党籍。在遭受这样不公正待遇的境况下，胡兰畦仍作为留德华侨反帝同盟的主席在该组织以及当时在德的另一进步组织亚非学生会坚持进行反帝反法西斯的工作。1932年12月，胡兰畦参加德共的反法西斯主义大会，并作了反法西斯演说，向德国群众控诉了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介绍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英雄业绩。其间，她结识了德国著名的女革命家蔡特金。胡兰畦的活动引起德国纳粹分子的注意，1933年春，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畦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慈·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女牢。宋庆龄和鲁迅等人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提出抗议。3个月后，胡兰畦获释。由于玛丽亚·爱塞和克拉拉·蔡特金以议员身份出面担保，胡兰畦得以暂留德国。

获释后不久，胡兰畦还是最终被驱逐出境，流亡到了巴黎。在到法国前，德共中国语言组在转组织关系时并没有说明胡兰畦是共产党员，而只是介绍她是反帝同盟的盟员，并特别说明：“胡兰畦到法国来了，她的党籍我们是不承认的，她是以女性活动得到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支持的。”法共中国语言组的同志知道了胡兰畦的情况，都很同情她，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巴黎住了几个月后，胡兰畦的经济更加困难了。这时，胡兰畦接到宋庆龄的来信，说将筹集2000元给她。胡兰畦知道宋庆龄正在从事革命活动，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不忍拖累她，便写信辞谢了。迫于生计，她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有影响的著作《在德国女牢中》。这部长达14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以亲身经历生动形象地记叙了狱中生活，揭露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也记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及她们机智顽强的斗争。《在德国女牢中》写成后，陆续在巴比塞，H.主编的《世界报》上发表，并被译成俄、英、德、西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赞扬。在中国，《在德国女牢中》先是在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上连载，后作为“妇女生活丛书之四”，由生活书店于1937年4月在上海出版，半年内重印四次。它是中国报告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杰作之一。《在德国女牢中》的发表，使胡兰畦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如邹韬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慕名前来看望胡兰畦。

俄文版《在德国女牢中》出版后，被当作中国文学的一个标本，引起了苏联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其时中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俄文的几乎是空白，在俄国知名的中国作家几乎只有鲁迅一人。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密切关注德国纳粹动向的情况下，这部纪实性的作品生逢其时。

不久，留苏的中国学生萧三给胡兰畦来信，说苏联准备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将邀请她作为中国的作家列席会议。胡兰畦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因为会议是由高尔基主持的。1934年8月，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胡兰畦成为被唯一邀请的“著名中国作家”，会上她当选为苏联第一任作协主席。8月26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在莫斯科郊外的消夏别墅宴请作家代表和外宾。在晚宴上，高尔基把胡兰畦安排坐在自己右边第一个位置上。左边第一人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翌日，在住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莫斯科市苏维埃政府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给胡兰畦分了一套住宅。高尔基成为胡兰畦的挚友，多次请其到家中探讨写作心得。

1935年3月，胡兰畦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派遣，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抗日统战工作。1936年初，香港人民革命同盟派陈铭枢去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胡兰畦等随行。1936年6月18日，马克西姆·高尔基因病去世。作为高尔基生前特别欣赏和喜爱的中国女作家，胡兰畦被选入高尔基治丧委员会。在举行葬礼的那一天，约瑟夫·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抬着高尔基的灵柩，胡兰畦和高尔基的儿子、儿媳一起手捧着他的遗物，为高尔基执绋。

1936年，西安事变引起国际各党各派各方面人士关注。李济深主张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胡兰畦做特使去上海向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吴稚晖转达。之后，胡兰畦留在上海，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进步人士一起进行抗日救国运动，任上海妇女慰劳会执行委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进攻上海。胡兰畦自告奋勇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中招募女青年，于1937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当天下午，女兵们向何香凝告别，奔赴抗日前线。胡兰畦带队到淞沪会战宝山、罗店争夺战前线，做战地宣传鼓动和战地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第18军（军长罗卓英）军部及下属第11师、14师、67师、98师防地服务。胡兰畦组织队员们发动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上前线救伤兵、运弹药，还经常帮一些士兵写家书，帮助老百姓在前沿阵地抢割水稻。在淞沪抗战中，每天都有一些英勇杀敌的动人故事。胡兰畦在前线期间，还记述了很多基层官兵的英勇事迹予以报道，其中以《神勇斗士廖宝财》一篇最为生动。此文刊登于1938年1月11日在汉口出版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创刊号第三版上。胡兰畦还将东林寺保卫战的故事加工编写成京剧《大战东林寺》，在前线慰问演出，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同时她还和著名战地记者范长江一道赴战场实地采访，合写了《两下店第一功》《川军与抗战》《川军在前线》等优秀通讯，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

1939年夏，蒋介石任命胡兰畦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指导员，派往第三、第六、第九战区工作，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女将军。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中国妇女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提到：“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在3年多时间里，胡兰畦率领服务团的姑娘们，足迹遍及上海市、江苏省、安徽、浙江省、江西省、湖南省、湖北、河南省等各个战场，行程两万多里，为伤兵医院服务，开展文艺演出，宣传抗日，被誉为“战地之花”“当代花木兰”。

1941年11月，胡兰畦去江西办保育院农场，继续抗战。曾任广州难民生产工作团副团长，并发起成立四川妇女建国会。1946年4月曾接任贵州日报社社长，1949年1月，受李济深之托到汉口策动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起义成功，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1949年3月到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28日胡兰畦到上海警察医院迎接秦德君，并亲自背她出门，后送到一位医生家中养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兰畦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从事后勤工作，负责管理食堂。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月，胡兰畦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备受折磨。1978年平反后，胡兰畦重新入党，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出席四川省第二届文代会；1981年出席四川省政协第四届和第五届代表大会，并被选为省五届政协委员；同年到四川省政协文史馆工作。1982年加入全国作家协会；1983年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全国政协代表大会，任全国政协委员。晚年在邓小平支持下，尽自己的所能，为老年事业做了许多贡献。

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病逝，享年93岁。

祖上为明朝开国功臣胡大海，父亲胡卿云为袍哥舵爷，母亲鲁葆之略通文墨。兄胡枢垣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同盟会，曾任天津市《民意报》主笔。

1920年农历十月十六，经父母安排，胡兰畦嫁给了经商的表哥杨固之。两人志趣相差太远，她常常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遗憾，婚后不久便从成都市逃到川南巴县女学当了一名教员，自己开始独立谋生。1923年，经亲友证明，胡兰畦和杨固之离婚。

1925年3月，经人介绍，胡兰畦和川军青年军官、川军第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结婚。1929年，胡兰畦被蒋介石点名驱逐，陈梦云因此和她离了婚。

上海解放后，胡兰畦再没有婚育，收养了妹妹的女儿。

长篇特写《胡兰畦回忆录》（2卷）获四川省社会科学荣誉奖。

作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中思想最活跃，经历最丰富女兵，同时也是毁誉交加、沉浮不定、受尽坎坷和磨难最多的巾帼英雄。（袁继成评）

她“是一个真正的人”。（高尔基评）

“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胡兰畦在回忆录里评价自己）

胡兰畦外貌出众，但又并未因此迷失立场与志向。四川军阀杨森见到胡兰畦后，被她的才貌所惊艳，视她为“红颜知己”。杨森的四姨太田衡秋，与胡兰畦为同学。杨森让他的四太太田衡秋代他向胡兰畦求过婚，被她拒绝。作家茅盾听女友秦德君转述此事后，就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虹》，书中娇美而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胡兰畦为原型的。书中关于梅行素有这样的叙述：“在过去四年中，她骤然成为惹人注意的‘名的暴发户’，川南川西知有‘梅小姐’，她是不平凡的女儿，她是虹一样的人物，然而她始愿何尝及此，又何尝乐于如此，她只是因时制变地用战士的精神往前冲！她的特性是‘往前冲！’”

民国时期，胡兰畦以时尚俏女郎登过《良友》画报的封面。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市的黄埔军校。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撤消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中国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以邓、谭、恽3人为常委。由于国民党的常委不愿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务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据聂荣臻1980年9月回忆：在共产党内，陈毅到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党内身份要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1927年在中央军校期间，胡兰畦见到了好友陈毅。1927年4月的一天，陈毅约胡兰畦到武汉黄鹤楼的一个饭馆吃饭。席间，陈毅问：“你到军校有几个月了，入党了吗？”胡兰畦回答说：“还没有。我向党组织申请过，但是李淑宁（即赵一曼）让我与陈梦云离婚，与他切断经济联系。但我曾对陈梦云说过，只要他永远革命，我就永远不和他分离。现在，我怎么能无缘无故与他离婚呢？”陈梦云是旧军阀的军官，当时对与旧军阀有联系的人，中共党组织接纳时是很谨慎的。对此，陈毅表示理解。他后来曾为胡兰畦入党的事情找过女生队党小组负责人李淑宁，也没解决了胡兰畦的入党问题。

1931年，陪同宋庆龄回国奔母丧的胡兰畦在再返回柏林时，被德共中国语言组柏林小组开除党籍。若干年后在复查时才知道，当时胡兰畦被诬控了多项罪名，其中主要一条就是她护送“中国国民党大官”（指宋庆龄）回国，尽管她的担负这一任务事先是经党组织同意的。胡兰畦上诉到共产国际。德共中央受共产国际的委托，派议会党团负责人奥·托堡调查解决，在托堡和闵岑贝格的帮助下，德共为胡兰畦恢复了党籍。胡兰畦在回忆录中说：“某些同志表面上也没有异议，但内心却并不愿意照着执行。果然，会议结束后，他们仍没有立即将党证发还给我，也没有再通知我开过会。”此后，胡兰畦没有党证，在回国后也没有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

1938年，为了解决胡兰畦的党籍问题，陈毅给邓颖超和蔡畅写了一封信。到达武汉市后，邓颖超把陈毅的信转给了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王明很快召见了胡兰畦。王明说：“陈毅的信我看了，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让你继续在外面活动，不要发生横的联系，以后就与我直接联系。”胡兰畦问自己的党籍问题怎么解决？王明说：“没有发党证，你的党关系就是与我直线联系。”终于接上了共产党的关系，这让胡兰畦很高兴。但是后来随着王明受到批判，胡兰畦的党籍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1922年，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陈毅担任了重庆市《新蜀报》的主笔。胡兰畦就是受陈毅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两人成为挚友。胡兰畦和陈梦云夫妇曾掩护陈毅在中国国民党军队中作革命宣传工作。

1938年，胡兰畦在武汉（一说1937年在南昌市见面）见到了当日的旧友陈毅。此时，情投意合的两人都是单身，便有永结同好的打算。但是，组织上认为他俩暂不结婚，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因为这样，双方才都可在国共两党内效力。无奈之下，陈毅与胡兰畦定下“三年之约”。在离开新四军后，胡兰畦一直关注着陈毅的安危。1946年，胡兰畦任贵州日报社社长。解放战争时期，陈毅身在战场，而后方中国国民党报纸常常用大标题报道“陈毅毙命”的消息。1947年6月，有报纸详细报道了陈毅阵亡和追悼会的消息。胡兰畦信以为真，哀恸不已。事后，决心赡养陈毅父母，便将她在成都东门外的果园、田地和房屋全部送给二老作为赡养之资。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胡兰畦满怀希望，欲求见陈毅，陈毅已经儿女成行。胡兰畦老年时，还经常念起陈毅写的一首白话诗：“小孩子，不要哭！跌倒了，爬起来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