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亦称“性灵派”）是中国在明朝万历时期文学领域的一个文学流派。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以被称为“公安三袁”的袁宏道、袁中道和袁宗道兄弟为领袖。三袁兄弟之外，另有一位重要的作家江盈科。公安派诸人的作品风格明白晓畅，不以涂饰为工，其中以袁宏道成就最高，具有“独往独来，自抒其逸”的气概。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性灵说”便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的口号。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提出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口号，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要性，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发前人之所未发。袁宗道文学创作由模拟复古派转变为反对复古派也就是1587年(万历十五年)，是公安派的起点。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袁宗道去世的第二年到1626年(天启六年)袁中道去世为公安派衰落期。

公安派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对后世的散文创作影响较大。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亦称“性灵派”）是中国在明朝万历时期文学领域的一个文学流派。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公安派以被称为“公安三袁”的袁宏道、袁中道和袁宗道兄弟为领袖。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代表作品有《袁宏道全集》《公安县志·袁中郎传》等倡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力挽复古颓靡之习气，开一代文学之新风，为嗣后三四百年间绵延不断的文学革新思潮揭开了宏大序幕。

万历朝的吏治管理非常松散，有的地方官久不任职或不告而归，既然作为天子都不来管理国家整日沉溺享乐，对于一般士人以身仕国的封建伦理道德已经变得苍白无力了。即使有冒死抗争的也落得或贬或罢的命运，袁宏道友人御史潘士藻曾对赵顼的不事朝政与征赋敛财直言以谏，神宗怒而将其贬到广东省。三袁另一友人给事中李沂刚刚就职一个月就因弹劾东厂宦官张鲸献珠宝触动了神宗爱财索宝的软肋而遭廷仗斥为民。所以，不正之风上行下效，士人也常常是游离于政治中心之外，他们也总想归隐脱离吏道去适一己之情。其次，神宗与群臣久不相对，官吏考察制度松懈，加之为上者贪财货，那么为下者自然也是贪污成风而且神宗的久不事朝实际上造成了权威的搁置和权力的分散。形成了臣下之间的争议与分歧。因此，为官者身处期间要么跟风逐浪失去自我，要么远离是非保持自我。

公安派的袁宗道和袁宏道为官清正廉洁。他们既不屑降尊贵屈从俗流趋炎附势，也不喜欢将名节作为人生标签攀附清流。他们与政治总保有一段距离，为的是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人性自由。万历年间处于思想史上的转型期，独具魅力的个性解放思潮袭卷世俗社会。自我被强调至凌驾一切的高度，在个性解放思潮的挟裹中，文艺解放思潮也因之而起。作为时代代言体的文学也开始了变革运动弘扬自我坦露真情成为文学的主题。明万历年间，中国封建社会土壤里开始孕育和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叛离封建正统、反对假道学的思想逐渐形成潮流。“袁宏道”正是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他们继承了同时代年岁较长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童心说”，创造了“性灵说”，向“七子”派的文学理论及其作品猛烈开火。在与“七子”的较量中，三兄弟紧密配合：长于论文的宗道，在《论文》(上下)中系统地阐述了散文发展的历史以及改革的必然趋势，批判了“七子”字比句拟的复古倒退；善于论诗的宏道，在《叙小修诗》中首次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成为“三袁”文学革新的旗帜。在《叙竹林集》《雪涛阁集序》及大量的信札中，他反复论述诗文改革，抨击“七子”的错误主张；中道的文学主张不仅基本上与两个哥哥相同，还纠正了长兄宏道某些矫枉过正之处，这些主张集中反映在他的《宋元诗序》《中郎先生全集序》等文章中。在这场论战中，除三兄弟外，以“袁宏道”为核心，还逐步形成了一个进步文学流派——“公安派”，而袁宏道则被公认为是这个流派的主帅。

从1587年(万历十五年)到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核心主张之前为公安派文学的兴起期共九年。这一时期，袁宗道是主帅，袁宏道是副帅，袁中道作用不大。袁宗道文学创作由模拟复古派转变为反对复古派，就是公安派的起点。袁宗道文学创作由模拟复古派转变为反对复古派是1587年(万历十五年)。因此，1587年(万历十五年)为公安派兴起期的起点。袁宏道在兴起期主要是在袁宗道带领下快速成长。袁宏道文学禀赋在三袁中最高，但成长需要一个过程。兴起期袁宏道和哥哥、弟弟两次拜访李贽，尤其是1591年，他又单独去麻城龙湖拜会李贽，深受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袁宏道视野大开，明白以前的创作都是鹦鹉学舌,并不是自己的真情实感；“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卓然独立”。1592年(万历二十年)袁宏道考中进士，更是如虎添翼，以自己的诗文创作实践支持袁宗道。复古派在袁宗道领衔、袁宏道协助、袁中道和其他人员参与的公安派进攻下影响逐渐减弱，公安派文学的影响逐渐增强。1592年(万历二十年)，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等复古派核心人物相继去世后，公安派的影响超越“后七子”，逐渐占据文坛主流地位，直到1596年大兴。

从袁宏道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核心主张开始到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袁宗道去世，袁宏道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创作方面都取得巨大实绩，袁宗道、袁中道及其他公安派成员呼应、支持、协助袁宏道，公安派快速发展到鼎盛，共五年。在鼎盛期袁宏道是主帅，袁宗道是副帅，袁中道是干将，公安派其他成员如江盈科、陶望龄、潘之恒等对公安派的大盛也起了一些作用。袁宏道深受焦竑、李贽影响，尤其是1591年单独拜访李贽之后思想发生飞跃，又于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结识汤显祖，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发现徐渭诗集而大受影响，并融会贯通焦、李贽、汤显祖、徐渭等人的思想，然后在孙吴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开始创作大量体现其主张的作品，与复古派在吴中的代表人物张献翼激烈论战，最终彻底击败复古派，1598年去北京任职继续反对北京的复古派，和袁宗道一起在北京崇国寺结社。袁宏道的这些活动标志公安派进入鼎盛期，同时也表明他后来居上，超越其兄袁宗道成为公安派主帅。

第一、袁宏道提出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公安派文学理论的核心主张。“独抒性灵”是就创作内容而言的，强调作家创作要抒发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个性，这样的作品才会各具特色；“不拘格套”是就创作形式而言的，就是要根据内容来确定相应的形式，不拘泥于古代格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后七子”活动中心地区——吴中地区的提出，给复古派以有力批判，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得到很多士人的认可和拥护，逼迫“后七子”成员也因此改变复古、拟古文风，个别成员甚至转投公安派,是公安派大兴的起点。第二、袁宏道创作了大量体现其主张的作品。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底袁宏道清理自己的文稿，先刻印旧作《敝集》，又将任吴县县令以来的诗文编为《锦帆集》刊印，继续阐发性灵说的内涵且有所补充，与《叙小修诗8白苏斋册子引》一起称为公安派“性灵说”的三篇代表作。1596年冬丘长孺将《北游稿》分寄袁氏兄弟，袁宏道作《丘长孺》,更加强烈地批判因袭模拟文风。

袁宏道在为江盈科所作的《雪涛阁集序》中提出“时使之也”的观点，批评当时文坛盛行的复古风气，自觉探讨诗文自《雅》至明代的流变，论证自己的文学思想。《雪涛阁集序》表达的思想主张袁宏道对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学复古运动提出了批评，认为复古派扼杀了文学创作的生命力，其拟古之作仅仅是“剿袭模拟”的滥腐之辞。他认为诗文的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进而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性灵说”。在为江盈科《雪涛阁集》所作的序中，他探讨了诗文的流变方向，阐释其中缘由，并极力印证自己的思想。《雪涛阁集序》的后半部分则着重强调拟古之害，并为江盈科的诗文作辩护，反驳时人提出的“近平近俚近俳”的异议。

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袁宗道去世的第二年到1626年(天启六年)袁中道去世为公安派衰落期。这是一个逐渐衰落的漫长过程，共二十六年。1600年秋天袁宗道去世和京师攻禅事件是公安派衰落的开始。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袁宏道去世导致公安派更加衰落年，1626年袁中道的去世则标志着公安派的彻底衰落。这一时期，袁宏道去世之前仍旧是公安派的主帅；袁宏道去世之后，袁中道接过公安派大旗，成为主帅。对于公安派在京师结蒲桃社(葡萄社)和谈禅论学，东林党和浙党结成了联盟，发起攻禅运动。从禅风炽盛的1598(万历二十六年)前后至1601(万历二十九年）前后，京师攻禅势头日渐高涨，最终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袁宏道去世前后,公安派其他健将也纷纷去世，江盈科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去世，陶望龄于1607(万历三十五年)去世，黄辉于1612年(万历四十年)去世。袁宏道等公安派主要人物纷纷去世加剧了公安派的衰落。

袁宏道因遭受痛失大哥袁宗道和京师攻禅事件的双重打击，锐气明显不如以前“狂禅”有所收敛，稳实有所增加，对“狂禅”导师李贽的看法也有点变化；“先生(指袁宏道)之学复稍稍变，觉龙湖等所见，尚欠稳实”。徐渭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开始对袁宏道发生影响，进而袁宏道文学思想也有所改变。此一时期袁宏道“性灵说”内涵与李贽“童心说”相通的内容已完全消失，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也从率性而作到讲求工炼，对传统经典作品也从“不可以优劣论”到部分奉为楷模，都表明他文学思想的转变。在《行素园存稿序》中提出“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的观点，把内容视为诗文创作的第一要义，部分纠正了自己在前期创作中只重个人的情趣，而多少与客观社会现实绝缘的倾向。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之后，袁宏道忧虑国计民生的作品明显增多，如《答沈伯函4竹枝词8荆州后苦雪引》等揭露了万历矿税之祸，《显灵宫集诸公川《冯琢庵师川答王继津大司马川与黄平倩寿邹南泉先生六十序》等抒发了对国事日非而大贤不出的焦虑，《程母义行述》《郑母节行始末》《明司城陈君墓石志铭’题出世大孝册》等倡言合理道德。这些转变是袁宏道适应社会的结果，也是公安派开始衰落的休珈作的第一要义，这部分纠正了自己在前期创作中只重个人的情趣，而多少与客观社会现实绝缘的倾向。

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之后，袁宏道忧虑国计民生的作品明显增多，如《答沈伯函从竹枝词对荆州后苦雪引》等揭露了万历矿税之祸，《显灵宫集诸公》《冯琢庵师》《答王继津大司马与黄平倩从寿邹南泉先生六十序》等抒发了对国事日非而大贤不出的焦虑，《程母义行述》《郑母节行始末》《明司城陈君墓石志铭题出世大孝册》等倡言合理道德。这些转变是袁宏道适应社会的结果，也是公安派开始衰落的体现。袁宏道于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去世，公安派不仅损失领袖和衰落前期的主帅，导致袁宏道中仅剩袁中道一人；还因袁中道和袁宏道感情深厚，袁宏道的去世给袁中道以巨大打击，袁中道悲恸过度，差点死亡。袁宏道去世前后，公安派其他健将也纷纷去世；江盈科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去世，陶望龄于1607(万历三十五年)去世，黄辉于1612年(万历四十年)去世。袁宏道等公安派主要人物纷纷去世加剧了公安派的衰落。

袁宏道去世前，袁中道逐渐成长，写出《李温陵传》和其他作品，极力协助二哥袁宏道，甘当副帅。袁宏道去世后，面对对公安派日渐增多的非议，袁中道站出来维护公安派，成为公安派衰落后期的主帅和中流砥柱。随着晚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导致东林学派崛起和阳明心学消歇，文学复古思潮再度复兴，晚明弘扬主体，张扬个性、正视人欲的性灵文学思潮渐渐衰微。1626年(天启六年),袁中道去世，公安派彻底衰落。

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

公安派强调文学抒情的真率，认为文学作者不应预先设定格调、道德为外在规范，而应一任主体内在真实情感的流露，达到所谓“情真而语直”的效果，真实主体情感的感发被赋予极高的文学价值。即认为表现于作品中的真情，应以一种自然倾泻而不假藻饰的方式冲口而出，所崇尚者在于“露”和“本色”。追求一种作为美学范畴和人生情致的“趣”与“韵”，当时被一般士大夫视为偏离雅道的戏曲、小说、民俗音乐都成为公安派汲取文学营养的资源，借用其形式表现接近民间生活的主题。

公安派诗文创作与其理论主张多有呼应，早期创作优于后期，文优于诗。公安派的文章自然而个性鲜明，洒脱而凝练，题材广泛而富于情趣。小品文以议论见感情，虽篇幅短小但蕴含的内容深厚，有时具有幽默感。作品在语言上向口语靠拢，许多文章与白话文相仿；但另一方面作品的文字又极洗练，不因其靠拢口语而流于冗杂，是以其文笔既轻松自如，又凝练有致，作者的感情和个性即由此显露。

明代诗文自前七子登上舞台以后就一直以“复古”为核心，到了后七子主盟的隆庆、万历之际，文学复古思潮已经发展成为极具深度和精度的理论体系。公安派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复古、反墓拟的思想，所欲针对者正是晚明复古思潮，可以说公安派是在反思和批判复古派的过程当中确立自身的。而公安派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是李贽的童心说，如钱谦益所言:“万历之季，海内皆诋訾王、李，以乐天、苏轼为宗，其说唱于公安袁氏。而袁氏中郎、小修，皆李卓吾之徒，其指实自卓吾发之”(《初学集》卷三十一《陶仲璞遁园集序》）。李贽所引领的哲学思潮，是依据王守仁“心自然会知”之说，把人的物质生活欲望作为符合人性的东西加以肯定，而把束缚人精神自由和相应行动的“德礼”“政刑”作为使人失所的东西加以否定，他把童心作为为人为文的基础，而把违背童心的视为假人、假文。公安派前期的性灵说可以视为童心说的继承和发展。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晚明著名文学家。字伯修，号石浦，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县）人，与弟袁宏道（中郎）、袁中道（小修）并称“三袁”，同为文学革新派——“公安派”的领袖。宗道十二岁应童子试时，督学看到他的试卷，就惊奇地说过：“子当大魁天下”。果然在万历十四年（1586）举会试第一，时年二十七岁。后官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读。当过皇长子的老师。宗道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他针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理论，首先“在馆（翰林院）中，与同馆黄辉力排其说”（《明史·袁宏道传》）。他与宏道、中道发起、联络一批反复古主创新的作家、诗人，在北京西郊崇国寺组织“蒲桃社”，这就是“公安派“的形成。所以明末清初著名作家、诗人钱谦益评价宗道：“其才或不逮二仲（宏道），而公安一派，实自苏天爵发之”（《列朝诗集小传》）。武宗元的著作有《白苏斋集》二十二卷行世，其中有不少有关公安的诗文。

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袁宗道二弟。荆州公安(今属湖北)人。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字小修，亦作少修。湖北公安人。“公安派”领袖之一，袁宗道、袁宏道胞弟。16岁中秀才，以豪杰自命，性格豪爽，喜交游，好读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授徽州府教授、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少即能文，长愈豪迈。与其兄宗道、宏道并有文名，时称“三袁”，同为公安派。其绩稍逊于宏道。其文学主张与宏道基本相同，强调性灵，"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中郎先生全集序》)。他较两兄晚殁，后来目睹模仿公安派的文人,已有"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同前)的流弊,所以晚年又形成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思想，提出"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蔡不瑕诗序》）。这是他与两兄稍异之处。袁中道作品以散文为优，游记文如《游石首绣林山记》、《游鸣凤山记》、《金粟园记》、《玉泉涧游记》等，情景交融，描摹入微；尺文如《寄蕴璞上人》、《答潘景升》、《与曾太史长石》等，直抒胸臆，文笔明畅；日记《游居柿录》反对复古拟古，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提倡真率，抒写性灵。晚年针对多俚语纤巧的流弊，提出以性灵为中心兼重格调的主张。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袁小修日记》）20卷。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公安派其文学主张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性灵说”既把文学的主体性人的情感，提高到了超过形式的高度，同时将文学的抒情功能重新赋予文学。当时，全国400多名文人雅士集合在“公安派”旗下。作为晚明文坛反复古运动领袖的三袁兄弟，他们的理论与创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代表的“公安派”，又是体现一个时代先进的文学流派。“袁宏道”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们在文学理论上的创见和革新。由于“公安派”的影响，“七子”首领之一的王世贞，到了晚年，文风也开始转变。至此，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的局面，终为以“三袁”为核心的“公安派”所冲破。

公安派以清新流亮的文风、不规成矩的理论独步一时，对明代文坛的剿袭之风具有廓清之效，使得被七子派格调论所排斥的诗文经典和审美风格重新得到重视，文学界变得更加多元化。但此后不久便弹射四起，公安体被斥为俳谐俚易，信笔扫抹。而在其转向晚期之后，在理论和创作上均失去了早期的锋芒，被不久之后兴起的竟陵派所取代。清代论及公安派的学者很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安派脱胎于阳明后学之泰州学派，被清代士大夫阶层主流的学术思想视为明代亡国的祸因，被当作一种异端而空疏的思想和文学而加以排抑。直到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刘大杰等人对晚明以袁宏道为代表的“性灵”文学给予极大肯定。

1994年11月，南慕名专程赴公安拜访《三袁传》作者李寿和。于次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公安派文学理论研究——以袁氏三兄弟为代表》。“公安派”所倡导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却影响了几百年。晚明至清代的文学大家钟惺、谭元春、张岱、钱谦益、金圣叹、李渔、王夫之、朱彝尊、袁枚等，与“三袁”所领导的文学改革运动，均有一脉相承之处。近代宣称“寻觅童心”的龚自珍，声明“称心而言”的冯桂芬，主张“自抒胸臆”的王韬，倡言“我手写我口”的黄遵宪，提出“文学改良”的梁启超等，也直接、间接地受到“公安派”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再度掀起“袁宏道热”：“三袁”文集竞相出版，评价“三袁”思想及作品的文字不断见诸报刊；鲁迅、周作人、胡适、郁达夫、林语堂、阿英、刘大杰等一批大家先后加入这股“热潮”中。 

中原地区大陆的“公安派研究热”，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了16部“三袁”文集和研究“三袁”的专著，各级报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二是成立和召开了“两会”。出生于桂花台附近的李寿和，多年致力于“三袁”研究，成就卓著。他联络湖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几位专家、学者，于1987年5月成立了“湖北公安派文学研究会”。接着在三袁故里召开了为期3天、来自18省市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会后又出版了《晚明文学革新派公安三袁研究》第一辑。媒体评论“两会”和《三袁研究》“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20世纪70年代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三地学界不约而同地兴起研究“公安派”热潮。首先是在海峡彼岸的台湾。据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至1992年，台湾政治大学、东海大学、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高雄大学及台湾师范大学等校的8位学者所撰写的博士、硕士论文选题均为“公安派文学”。并先后出版了《袁中郎之文学思想》(杨德本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版)、《袁中郎学记》(韦仲公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袁中郎研究》(袁乃玲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袁中郎文学研究》(田素兰著，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版)、《袁中郎尺牍》(广文书局，1989年版)等书。还再版了《袁中郎全集》(四十卷、伟文图书公司出版)、《袁中郎全集》(襟霞阁精校本、清流出版社出版)、《白苏斋类集》(袁宏道著，伟文图书公司出版)、《珂雪斋近集》(袁宏道著，伟文图书公司出版)、《珂雪斋前集》(袁中道著，伟文图书公司出版)、《袁石公遗事录》(袁照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等”。

作为中华文化精华的“公安派文学”，早在明末即东渡日本，一位叫陈元贝斌的明遗民将《袁中郎集》携带而去的。不久，一位叫元政的日本僧人读到《袁中郎集》，他将与陈元贝斌仿“公安派”风格酬唱的诗文结集出版。这本《元元唱和集》，即为日本第一本以文言文印刷、仿“公安派”风格的著作。由于陈、元二人的倡导和传播，正处于“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中有不少人“皆慕中郎风”，他们以袁宏道为精神领袖，以“公安派”理论为武器，积极开展反复古运动。还有，日本花道界因受袁中郎的艺术专著《瓶史》的影响，竟由此产生了一个流派——“宏道派”。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至1989年，有13位日本学者在日本书报刊上发表了24篇有关“公安派”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中，以和歌山县大学教授松下忠的作品最有代表性。松下忠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明代文学与日本江户时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于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有关袁中郎“性灵说”研究的精辟论文，颇受学界好评。“三袁”逝世后不久，其作品传至黄海彼岸的朝鲜王朝。许筠、南公辙、金昌协、洪慎、南克宽、朴趾源等多位朝鲜国古代作家、学者的著作中，均先后涉及“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后几位学者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清乾隆年代，其时“三袁”著作因“有偏谬语“，而被朝廷“抽毁”。据韩国学者介绍：在18世纪李朝政府图书馆“奎章阁”的藏书目录中，也列有《袁中郎全集》和《珂雪斋集选》。

20世纪80年代，韩国学界“研究中国‘公安派’热”再次兴起，如外国语大学校、忠南国立大学、高丽大学校就有5位学者以“公安派文学”为博士、硕士论文选题。中韩两国未建交前，韩国学者不能直接到中国大陆求学，只能到台湾。两国建交后，韩国学者可自由来中国学习、交流，“公安派”热随之进一步升温。韩国“公安派”学者中，以外国语大学的南德最有代表性，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中国清代学者金圣叹，而金又恰是步袁宏道后尘的。南由金圣叹而对袁宏道产生兴趣，以后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其论文即以“公安派”为题。

 “公安派”还乘风破浪到达大洋彼岸的美国，据知：1974年至1988年，先后有洪铭水、周质平等4位美籍华人学者用英文撰写了6篇以“公安派”为题的博士、硕士论文。寿和兄曾于2000年6月应邀赴釜山广域市大学讲授“公安派”文学，“公安派”文学成了名符其实的“国际学”。

 公安县城斗湖堤镇西南郊为袁宏道归隐公安时的住处。公元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宏道弃官还乡后，在此买得洼地300亩，“络以重堤，种柳万株，号曰柳浪”。还建造柳浪馆，有楼、台、亭、，湖中植菱栽藕，喂养游鱼。宏道在此荟集文人雅士，读书吟诗，参禅悟道，闲游山水达6年之久。后代骚人墨客常慕名来此赋诗抒怀，如清朝文人侯家光的《柳浪怀古》诗就形象地描述出柳浪湖的变迁：“柳浪湖上柳如烟，柳浪湖下浪接天。……岂知浩渺烟波里，当年会此住袁公。……苏天爵小修(宗道、中道之字)擅文词，中郎(宏道)更是开天平。……三百年来景物非，人去亭空水四围。……东风吹浪碧参差，画栋雕粱成萧索。惟有三更湖上月，曾照先生贮诗瓢。”柳浪湖因宏道的声名和本身的风光，以“柳浪含烟”列入“公安八景”。

 经过几百年的动乱，有关“袁宏道”的遗物多已散失，“袁中郎故里”碑系寥寥仅存者之一。有碑高200公分，宽55公分，厚20公分。碑正中镌刻着“袁中郎故里”5个庄重、古朴的大字，右上刻有“爱新觉罗·颙琰元年十月重立”，左下是“前明万历乙卯秋九月荆郡立”。“乙卯”即公元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袁宏道逝世5周年。据袁中道《游居柿录》乙卯年记事：中秋节前某日，“郡太守吴公立一石碑于中郎宅前，曰‘袁中郎故里，苏云浦书’”。苏云浦，即江陵进士、曾任监察御史的苏惟霖。云浦与宏道交往甚深，宏道殁后，云浦择宏道次子岳年为婿，又聘宏道长女为侄媳。这块古碑一直被里人视为珍宝，先立于柳浪馆袁宏道故居前，后移至古城隍庙侧。到了20世纪80年代，此碑重立于阝斗湖堤镇油江河东岸常青树丛中。没有几年，油江河旁埋下水道，此碑在迁移中竟被一些人折成两截后扔在县文化局院内的角落里。县一中校长谢为政某日偶见此残碑，一番扼腕后即与几位教师将这块重达千斤的残碑运至该校花园里。花园的花匠告诉我：谢校长非常珍惜这块石碑，计划在校内修建“三袁”纪念馆，将此碑重立于馆内。

在公安县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有一件出自400年前的珍品——《明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袁公志》，是本县1989年文物普查时在宗道(伯修)、中道(小修)并葬墓地附近一块庄稼地里发现的。《圹志》分两块，砖刻，各70公分见方，厚约3公分。一块刻题目，一块为正文，约有千字。读大部分清晰可辨的文字可知：《圹志》立于“万历壬寅十月朔”(即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寒衣节日)， “黄辉，字平倩，号慎轩，‘公安派’作家之一，万历十七年进士，与宗道同为翰林院侍讲，也是其挚友之—。中道在《石浦先生传》中曾说：“先生(祝洙)与同学友黄公辉交若兄弟。先生死，黄公哭之悲恸。”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宗道在北京卒后，丧事全由黄辉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