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日语：えどじだい；1603年－1868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末期，以首都所在地命名。因为江户城是江户幕府统治，所以也称为德川时代。是指日本历史中在江户幕府（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时期，从庆长八年二月十二（1603年3月24日）德川家康被委任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开设幕府时开始，到庆应义塾大学三年十月十四（1867年11月15日）大政奉还后结束，为期265年。

1600年9月，关原合战结束，丰臣氏的政权倒台，德川家康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确立了国家霸权。后于1603年成立了江户幕府。1605年，德川家康将幕府将军的职位让给了他的儿子德川秀忠。随着德川秀忠的权威逐渐稳固，德川家康在1607年正式将江户城让给秀忠，作为“大御所”的全面主持幕府的内政外交。此后的十年里，江户幕府实际上是“大御所一大将军”的二元政治。1632年，大御所德川秀忠死去，二元政治局面结束。德川家光开始对幕府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相继设立幕府的老中、若年寄、奉行等职务并规范职责权限，幕府的政治体系至此完全建立。1680年德川纲吉任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禁止以前战国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扩张，引发了幕府财政危机，而社会思想传播引起的价值观念变化对传统价值取向产生了冲击，甚至对江户幕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德川幕府不得不采取享保改革、宽政改革等措施进行社会调整。1868年1月倒幕势力发动了宫廷政变，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氏政府，实行“王政复古”。自此，明治政府建立，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

江户时代的日本统治着除虾夷地（今北海道岛）以外的日本列岛，北海道地区大部分都并未开拓，琉球王国（今冲绳县）也是独立王国。封地在一万石以上的大名，其领地及行政机构就称为“藩”，江户幕府前后存在诸藩计有五百多个，平均各个时代所存在的藩大概有二百七十个，号称“江户幕府三百藩”；根据日本学者的统计和推算，享保六年（1721年）时日本全国人口达到3128万，西方学者的测算数值则为2600万。政治上是以幕府为中心的封建制度，幕府实施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地方行政管理，以确保政权的稳定和控制力，此外，幕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控制和平衡大名（地方领主）的权力，以维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外交上实行锁国政策，但是仍然与中国、荷兰、朝鲜等国家有贸易往来；经济上消除了战国时期对于农民的多重剥削，国内经济水平发达，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国内有金、银、铜钱等三种不同的货币同时流通；商品经济的发达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在江户时代朱子学成为官学，艺术蓬勃发展出现了浮世绘、歌舞伎等闻名世界的艺术形式。

庆长五年（1600年）九月，关原合战结束，丰臣氏的政权倒台，德川家康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确立了国家霸权。后于1603年成立了江户幕府。庆长八年（1603年）二月，朝廷任命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源氏长者，同时兼任淳和、奘学两院别当，晋升右大臣。他以关原之战的奖励为借口，剥夺、减少或转移了大量反对他的大名，将没收的土地交给亲戚和德川家臣，以建立他们作为大名并增加他们的持股，或者将其保留为德川家的领地。在关原之战的封赏过后，家康已经将日本最主要的都市奈良市、山田、伏见纳入了德川家的直辖地，同时设立町奉行、平安京所司代、尼崎郡代、长崎市奉行对这四个最重要的都市进行直接管理。

另外，德川家康通过修建和翻修江户城等城市为借口削弱丰臣氏旧臣等大名的实力。从庆长九年（1604年）开始，德川家康命令各地大名出费用、出人力进行改建，修了天守阁，扩建了外郭，其中丰臣氏家臣们负担的费用和役最重。德川家康隐居之后，住在骏府，又命令各地大名出钱、出力改建骏府城。之后，江户幕府下令各地大名的妻儿住在江户，作为人质。

幕府成立两年后（1605年），德川家康将幕府将军的职位让给了他的儿子德川秀忠，退休到松浦（今静冈市），致力于加强幕府的基础。随着德川秀忠的权威逐渐稳固，德川家康在庆长十二年正式将江户城让给秀忠，自己移居到骏府，将那里作为自己的退休地。不过作为“大御所”的德川家康仍然全面主持幕府的内政外交。此后的十年里，江户幕府实际上是“大御所一大将军”的二元政治。

1615年，德川家康攻占了大阪城，摧毁了丰臣秀赖和丰臣家族。紧接着，作为幕府控制大名和朝廷的法律依据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和《武家诸法度》被颁布。同年，为了昭示战国时代以来的战争已经完全平息，江户幕府奏请天皇氏，在这一年7月，将年号由“庆长”改为“元和”，史称““元和偃武”。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在第二代和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秀忠和他的继任者德川家光的统治下，幕府的控制政策进一步发展。

宽永九年(1632)，大御所德川秀忠死去，二元政治局面结束。德川家光开始对幕府体制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在宽永十年(1633)，德川家光任命自己的侧近六人松平信纲、堀田正盛、三浦正次、阿部忠秋、太田资宗和阿部重次为“六人众”。其后，幕府的老中、若年寄、奉行、大目付、目付等职务相继设立，职责权限也规范完成，幕府的政治体系至此完全建立。此外，德川家光还在宽永十二年(1635)改订了《武家诸法度》，从原本的十三条扩展为十九条，其中加入了两个重要的条款：参勤交代和大船建造禁止令。经济方面，在这一时期幕藩体制得以确立，通过改作法、检地等措施，将领地作为“藩”直接经营的事业，并推行了确保年贡收入的“定免法”。

另外在这一时期，江户幕府分别于1633年、1634年、1635年、1636年、1639年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自丰臣秀吉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已经发觉西班牙及教会往往会带来的威胁，为免日本被殖民、防止西方思想传入以保障国内政治稳定及意图垄断对外贸易，于1624年与西班牙绝交，亦禁止船只往来日本及菲律宾，1633年正式颁布锁国令，不准已出国之日本人回国。1637年，岛原市、天草地方农民因不堪幕府新派领主的苛政，发动起义。不满幕府的当地天主教武士领导起义者据守岛原的原城。幕府调动十八家大名，出兵十二万，围城四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起义震动了幕落统治者，使幕府决心“锁国”。在1639年颁行最后一次锁国令，禁止与葡萄牙贸易，今后只容许荷兰人及小行星3789人在长崎市出岛进行贸易。（对朝鲜贸易则集中在对马岛的对马府中藩、对虾夷人及西伯利亚地区民族的毛皮贸易则集中在北海道的松前藩、另萨摩藩在江户时代后期也和琉球王国进行走私活动）至于其他国家，则一律拒绝和它们来往。

宽永十二年（1635年），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任将军后，由儒官林罗山主持对《元和令》进行修改，并颁布《宽永令》。《宽永令》的内容由原来的13条增加到19条，成为后世“武家诸法度”的蓝本。在这一法令下，江户幕府以完善法度为名，对大名实施高压政策。宽文三年（1663年），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发布《宽文令》（21条），又增加了禁止基督教和对不孝之子科以处罚的条文，同时禁止殉死习俗，废除令大名与重臣的人质居住江户城的制度。

1680年德川纲吉任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对于儒学更为重视，除了自己钻研之外还向大名和旗本宣讲。天和二年（1682年），德川纲吉为整肃财政，设立勘定头差添役，任命佐野正因及与国领重次担任。德川纲吉设置“侧用人”一职，重用牧野成贞和柳泽吉保，疏远老中，实施独裁政治。德川纲吉禁止以前战国那种杀伐的风气，且推崇重视德行的文治政治，德川纲吉治世的前半部分被称为“天和之治”。

天和三年（1683年），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颁布了以和汉文混合体撰写的《天和令》（15条），其中不再有《元和令》《宽永令》《宽文令》中都强调的“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这样的条文，增加了“厉行忠孝，重视礼仪”条文。这表明随着幕藩体制的稳定，幕府放弃了“武断政治”，开始向重视以儒学为指导的“文治政治”转变。为了整治国内贸易环境和防止金银流向中国和荷兰，德川纲吉在贞享二年（1685年）采用铜来代替金银，并且限制对中国和荷兰的贸易额，同年，德川纲吉为了拥有男性继承人反对杀生，前后发布了诸多如《怜悯生类令》等多个爱护动物令，禁止虐待动物以及自己斥资建造了动物收容所等，但是在德川纲吉后期由于行善寺庙和建造官邸幕府财政陷入危机，德川纲吉采取了降低成色来铸币的政策使日本境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另外在德川家纲时期日本社会经济各方面快速发达，思想文化领域朱子学成为“官学”，许多藩都设立了讲授朱子学的学校。

宝永七年（1710年），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颁布了由儒学者新井白石用和文撰写的《正德令》（17条），增加了严禁官员收受贿赂的条文，减少幕府开支，调节与皇室的关系；整顿财政和贸易，铸造新币等政策。仅仅当上将军四年后，1712年德川家宣离世，三岁的儿子德川家继任第七代将军，其仍然由新井白石辅政，但是德川家继在1716年就去世了，新井白石的政策并没有得到持续推进。

享保二年（1717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颁布《享保令》（15条），宣布恢复天和三年（1683年）《天和令》的内容，此令后来一直使用到幕末。

德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扩张，引发了幕府财政危机，而社会思想传播引起的价值观念变化对传统价值取向产生了冲击，甚至对江户幕府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因此德川幕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进行社会调整。

享保元年（1716），德川吉宗就任第八代将军。在他执政期间（1716-1735年）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整，史称“享保改革”。这次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最首要的目标是“遵循权现（指德川家康）所确立的方针”，恢复德川前期的独裁统治。在政治方面，一切遵循旧法，整顿吏治，提倡尚武，制定了选拔人才的“足高制”，实行官职津贴。在经济方面，厉行节约，颁布“新金银通用令”，整顿通货秩序。在社会生活方面，从书信、赠答、婚丧以至日常饮食、妇女服饰，都作了详细规定。此外还整顿法制，以规范社会各个等级的秩序。

社会经济、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的冲击，使当时的封建体制面临挑战，这些政策调整并不能解决幕藩体制的深刻矛盾，相反，政府默认商业发展的事实，在客观上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变化，使幕府统治得以延续。

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统治初期的宽政年间（1789-1800年），幕府统治由松平定信出任老中，而上任田沼政权瘫痪后造成的混乱社会亟需整顿，于是就出现了宽政改革。这次改革的重点是稳定并强化封建小农经济，实施了一系列农村政策。强制外出农民还乡，限制种植经济作物等。在城市实施救济武士、打击町人的抑商措施，尤其是宽政元年（1789）发布《弃捐令》，强迫“札差”商人高利贷放弃6年前的债权，减轻5年以内的债息，分期偿还。这使“札差”受到很大打击，因此令而废除的债务达黄金118.78余万两，金融陷入停顿。在思想文化方面，推行禁止“异学”政策，定朱子学为正学，禁止讲授其他学派，并实行出版限制。

宽政改革借助专制权力对社会进行的修复只能停留在表层，因为幕藩体制的社会控制能力正在逐步丧失，幕藩体制的政治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

第十二代将军德川家庆统治初期的天保年间（1830-1843年），日益严峻的危机让封建统治者越发感到改革的紧迫性。因此，幕府、各藩在这一时期将名为“天保改革”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上了日程。1841年（天保十二年），水野忠邦担任首席老中，成为改革的直接负责人。天保改革的农村政策依然是限制农民的流动，1843年（天保十四年），幕府以关东、日本东北地区为对象颁布《返乡令》（也称“人返令”），规劝江户的外地人回乡，严格限制江户的人口流入。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每年进行两次人口检查，以行政手段强制遣返流入城市的农业人口，这是维持“本百姓”的最后手段。此外，幕府还在市民消费方面进行严苛管控。除禁止买卖价格昂贵的点心、饭菜、衣服、器物外，幕府还禁止食用时令食物。

对农村的政策还包括：取缔农闲副业，进行新的检地来增加年贡，结果遭到农民的激烈反对而被迫终止，反映幕府对土地问题已经束手无策。不过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城市物价问题，为此忠邦采取了一项大胆的措施。1841年（天保十二年），幕府逐步解散“株仲间”，实行自由买卖。此前，十组问屋垄断江户、大阪间的商品流通通路，恶意抬高物价，而解散株仲间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扼制这种行为。解散株仲间后，为下调江户物价和增加大阪市场的商品流人量，幕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在乡商人的管控。出于充实幕府财政的目的，幕府颁布《上知令》，于1843年（天保十四年）将江户方圆十里、大阪方圆五里的私有领地划归幕府直辖，并替换其他贫瘠的土地作为补偿。

1854-1855年日本被迫与美、英、俄等国家先后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放弃了闭关锁国政策，开放了通商口岸，接受了领事裁判权。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人侵，促使日本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日本封建社会的解体过程。

1866-1867年全国共爆发了一百多次农民起义和三十多次城市贫民暴动。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和城市暴动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使得江户幕府的统治炭炭可危，朝不保夕。在农村和城市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以下级武士为领导联合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攘夷倒幕”运动迅速掀起。1860年3月，樱田门外萨摩和水户市两藩的浪人阶级刺杀了大佬井伊直弼被拉开了倒幕运动的帷幕。樱田门外事件后长洲、萨摩、士佐三藩的浪人阶级为核心的，全国有志人士的合作以各种方式发展起来，他们起初的口号是“尊王攘夷”，虽然带有反对幕府的色彩但是并不是说要迅速推翻幕府，目的是通过“尊王”来团结国内一致对外。

在内外交困的时期幕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展现出了将政权交还给朝廷的想法，此时幕府对强藩的控制力大不如从前，外样大名也想要话语权，于是朝廷、幕府、外样大名各自妥协的条件下开展了公武合体运动。公武合体运动与尊王攘夷运动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攘夷派鼓动天皇去推翻幕府被幕府发现后对攘夷派大本营长州和萨摩发动了大规模镇压。攘夷派在5月份和7月份分别攻击了美国和英国的船，让日本政府陷入了外交危机。

1867年孝明天皇和德川家茂去世，德川庆喜继位第十五代将军，领导权的变化让政治环境更为混乱，幕府想要借法国之力重建威信，大名们想要建立保守的联合政权，朝廷和倒幕派则希望彻底推翻幕府统治，重启天皇政治。1867年德川庆喜在土佐大名的建议下辞去将军职务将权利归还天皇氏，但是之后仍然保有领地并承担宰相职务，这一举动引起了倒幕派的不满。1868年1月以大久保力通、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倒幕势力发动了宫廷政变，以天皇明治天皇名义迫使江户幕府交出政权，宣布废除幕府制度，成立天皇政府，实行“王政复古”。自此，明治政府建立，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

东京幕府的疆域大致与现在日本疆域相似，首府为江户城，由九州岛、本国岛、四国、北海道岛（虾夷岛）组成。被分成200多个藩来治理。东部山地地区被称为东山道，被分为八个藩国；北部大陆地区为北陆道，被分为七个藩国；东部沿海地区为东海道，被分为15个藩国；京区域称为畿内，由五个藩国组成；北部山地地区为山阴道，分为八个藩国；南部山地地区为山阳道，分为八个藩国；南部沿海为南海道，分为六个藩国；西部沿海为西海道，分为十一个藩国。全国领土约3000万石，其中幕府掌握约四分之一的土地，约700万石，其中御三家掌握约300万石，幕府直接统领的约有400万石。江户幕府时期北海道地区大部分都并未开拓，琉球王国（今冲绳县）也是独立王国。

江户时代前期（1600年到18世纪初期）是日本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据推算，年全国人口在1200万至1800万之间，而到18世纪初期，以年平均5%-10%的速度增加到3100万人。之后进入缓慢增长甚至停滞阶段，直到江户城末期人口才又重新开始增加，1872年实行户籍制度时总人口为3481万人。到18世纪末，江户的城市人口为近150万。

进入江户时代中期以后，人口增长的速度迅速减缓。1726年第2次人口调查的人口数据为2655万，直至1846年最后一次调查为止的125年间，这期间日本人口一直在2489一2720万人的范围内变化，变化幅度很小。人口最少时是1792年的2489万人，最多时是1828年的2720万人。

江户时期施行幕藩体制的政治体制，也称“将军大名体制”。这一政治体制以封建君主将军为顶点，天皇氏“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钱”，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征夷大将军”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其政府叫“幕府”，是实际上的中央政府，设在江户城（今东京）。幕府是将军的行政机构，具有中央政府的权利机能，包括国家对外主权及对内统治方针（诸如锁国、宗教、商品流通、货币铸造等统治机能）的确立；同时具有封建领主制统治的权利机能，即土地的分封（分封予大名）以及对幕府领地统治的领主权力的行驶；且幕府是包括大名在内的武士集团的统合权力机关，以绝对的军事力量为背景，拥有对大名进行改易、移封、减封等处罚权利。

日本的各地方政府叫“藩”，各藩的最高统治者叫“大名”。藩是将军统制下的大名的行政机构，在江户时期被称为“领知”或“知行所”，是大名对各自领地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具有地方行政机构的功能。在以上统治结构下的土地所有，无疑首先是以领国分封的形式所体现理论上讲土地所有权掌握在将军手中，并由将军分封予大名，这种领土分封建立在将军与大名之间的封建性主从关系之上，被称为“领主性土地所有”。

幕藩体制的基本原则就是保证幕府的核心控制力，确保在全国范围内不出现能和幕府相对抗的势力，削弱地方而强大中央。为实现这一原则，江户幕府采用亲藩、谱代、外样三级制。即各个藩国的大名实际上分为亲藩、谱代、外样三类。

亲藩是德川家族的同宗，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亲藩大名中最重要的是“御三家”和“御三卿”。这六家大名与将军一样同姓德川，“御三家”为尾张、纪伊国、水户三家。“御三卿”为田安德川家、一桥德川家、清水德川家。之所以称“卿”，是因为这三家的家主一般会被授予朝廷从三位的官职，担任省的长官“卿”。亲藩大名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幕府统治力。

谱代大名又称世袭大名，是指在关原合战以前一直追随德川家康的大名。地位仅次于亲藩大名，大多位居幕府要职，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有权力，俸禄却很少，如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邻等。根据跟随德川家康时间的不同，谱代大名分为三河众、近国众和关东众。德川家康设计幕府统治必须完全由亲藩和谱代大名操控，外样大名不得参与。

外样大名则是在关原之战被迫臣服的大名，他们有的拥有雄厚实力，不过，却没有亲藩或谱代大名的权力，又常被幕府监控，即使有心要反抗德川家，也无法成事。因为外样大名的领土多在偏僻的外边，在锁国时期反而最容易跟外国势力结合，成为倒幕的主要动力。

1632年（宽永九年）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侧近作为幕政的实际运作者走上前台。自此时起，幕府政权组织机构迅速建立起来。当年年末，幕府设“总目付”（又称“大横目”，后来的“大目付”）职务。1634年，确定“年寄”（即老中）与“若年寄”职权范围。

1638年，德川家光的侧近掌握了权利，中层以下行政组织“寺社奉行”“勘定奉行”“江户町奉行”也渐次设立。就这样，幕府的政治中枢机构在宽永时期迅速地建立起来。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在位的宽文时期（1661—1673），官僚体制进一步整备。幕府行政职责有了更加具体的范畴。老中除了继续负责各大名、寺社及财务事务，还要管理江户的守卫监察等官吏、幕府其他直辖地官吏。在老中之下分管各处政务的若年寄职责更加细致，负责管理从将军的贴身侍从、江户城饮食用具，直到消防、守卫、医师、儒者各种人员。奉行以下的职务也基本确定下来。武士个人身份由家格决定，官员的任命以此为基准。老中、若年寄等高级职位由固定的谱代门阀垄断，奉行等中层职务要由具备骑马和“御目见”（直接见主君）资格的上级武士担任，末端职务委派给不具备骑马和“御目见”资格的下级武士。

江户幕府初期对外样大名采取各种办法予以削弱，在庆长二十年闰六月十三日（1615年8月7日），德川家康决策，由当时的将军德川秀忠签发了一部重要法令《一国一城令》。“国”最早指的是日本的令制国，是日本的地方行政单位，日本古代将全国分为五七道，一共约60国。这一法令规定在一个令制国①由数个大名分割领有的情况下，各大名只可保留一个城池作为大名的居城；一个大名家领地跨越数个令制国时，可在各令制国建一城，其余的城必须全部废除。幕府用这一命令把战国时代全国的3000多座城拆到了只有170多座城，成功削弱了大名对抗幕府的力量，更进一步加强了幕府对各藩的控制力。另外，《一国一城令》针对的是西国外样大名，将军德川秀忠仅率领东国大名，统领西国大名的乃是德川家康，这次《一国一城令》通过直属于秀忠的年寄众以奉书形式发布，也意味着家康将军事权力进一步委让于秀忠。

“参勤交代”，最早可追溯到源赖朝时期的御家人到镰仓“奉公”的制度。在战国时代和安土桃山时代，大名为了有效地控制家臣，就在居住的主城下修筑城下町，将从属于自己的武士统一安排住到城下町的“武家屋敷”中。江户幕府成立初期，一些大名为了讨好德川家，自愿到江户城下町居住，也获得了幕府赐予的屋敷。到了德川家光统治幕府时，他以法律的形式，将参勤交代由自发行为改而确立为制度。

“参勤交代”的主要内容是：大名每年必须前来江户城一次，而其妻子（正室）和儿子必须居住在江户作为人质。幕府在江户城下町给予大名相应的屋敷。大名每年来江户的差旅费用自理。一些距离江户较近或领地较小的大名以及水户藩等部分亲藩和担任幕府老中等役职的谱代大名则常年居住江户，称为“定府”。在旗本中，交代寄合待遇者也准予如大名一样参勤交代。

“参勤交代”表明幕府进一步对各藩大名进行严格的控制，用威压的手段树立幕府的权威。这一制度使得大名一年中必须要在领地和江户之间来回一度，在车马、行李、住宿、随从等方面花费大笔的开销，这也就达到了幕府的目的：在约束大名人身的同时削弱大名的经济能力。城市居民有一半是武士，他们因为这一制度集体前往江户，他们的消费带动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如此，全国为参勤交代修筑通向江户的道路，在沿途设立宿场（旅馆）供大名进京时居住，由宿场为核心兴起一个个热闹的宿场町，促进了旅途经济的繁荣，江户因而很快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

“锁国令”指的是，幕府直接管制长崎港的对外贸易，禁止日本船只和日本人出海或出国，不准外国船只及商人来日本或居留，政府控制与奎断贸易的一种政策。在锁国政策下，禁止各藩和商人直接进行外贸业务，出口商品一律通过长崎港运往外国。输入商品由长崎市、京都、江户城、大阪、届的商人推销。

“锁国令”其主要内容有三点，即禁止日本人出入国门；取缔天主教；禁止葡萄牙人来日本。禁令的最终目标是取缔天主教。禁令颁布后，与日本交往的国家只剩下荷兰、中原地区、朝鲜三国。作为具体的实施手段，江户幕府于1635年把对荷兰和中国的贸易限制在长崎一港，彻底垄断了对外贸易。为了配合禁教政策，德川幕府还颁布了禁书令，禁书的对象为随中国商船而来的、与天主教直接有关的汉译西书。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英国东印度公司舰队司令培理以军舰（因船通体为黑色，日本人称之为“黑船”）为后盾前来叩关，幕府被迫开国。

庆长十六年（1611），德川家康命令亲信以心崇信起草了一部整个江户时代最重要的法律《武家诸法度》，于庆长二十年（1615）七月在伏见城由将军德川秀忠公布。这一法律制度的基础在于庆长十六年（1611）和庆长十七年（1612）江户幕府分别从关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外样大名那里获得的誓词。在庆长十八年（1613）六月，幕府制定了《公家众法度》《敕许紫衣之法度》《大德寺妙心寺等诸寺人院法度》等法律，以武家法的形式对包括天皇在内的朝廷体系加以规范。庆长二十年（1615），在京都二条城，大御所德川家康、将军德川秀忠和关白二条昭实连署签发了一部重要的法令——《禁中并公家诸法度》。

《武家诸法度》告诫各大名励行文官武将的职务及其他规章；同时还规定取缔徒党，不得幕府许可者禁止结婚、一律不许新建城堡一—即使进行修给也须幕府批准以及对幕府负担参现义务等《武家诸法度》后来套加修改，对于大名的义务规定得更加详细。《禁中并公家众诸法度》认为“天子以才艺和学问为第一”，目标是让天皇氏完全脱离政治。这一法令对与朝廷有关的皇族、公家的名次、制定年号的办法，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后来还制订了对于仍具有封建领主因素的佛教各派寺院的统治法规。这些法规规定了寺院须以学问为主，禁止总寺院统制下属寺院和新建寺院。

江户时代，实行了严格的身分制。日本全国居民(除少数公卿贵族而外)被严格地划分为武士、百姓(农民)和町人(市民)三种身分，俗称士、农、工、商。他们在衣、食、住、行上各有区别，不得越。

武士处四民之首，享有一切权力，可以随意打杀百姓而不受法律制裁。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其官吏都由武士担任。德川时代日本武士约40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约有20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6%。根据其门第高低与政治权力的大小，武士群体又划分出二十多个等级，天皇氏和将军处于这个等级的顶端。上至将军下到足轻（步兵）、小者（仆役），他们拥有很多特权，可以担任官职、受领俸禄、称姓、佩刀以及对平民“无礼”者“斩舍御免”（格杀勿论）。武士与其他三个阶级之间的区别尤其严格。他们通常戴着两把剑，而根据法律，其他阶级是禁止佩戴的。在其阶层内部，实行俸禄长子继承制，对权威要绝对服从，倡导忠孝节义、男尊女卑、长幼有序。

农民，又称封建小农、本百姓或百姓，约占总人口的80%-85%，是当时日本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农民们拥有世袭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专事农业生产，成为武士阶层主要的经济来源。农民虽位居二等，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农民被禁止吃白米，被禁止出卖士地。。农民等级中可以划分为高持和无高两种。高持（总百姓）即有地者，包括少数地主富农（石持、名主、庄屋）和大量自耕农（本百姓、乡士），还包括中小农（草分、根生）和依附农民（分附）。无高即无地的贫、雇、佃农和农奴，包括“水吞”“家抱百姓”“被官”“下人”“庭子”等。农民中的“本百姓”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他们必须向领主缴纳地租，构成领主的权力基础。

町人，乃工商业阶层。在织丰政权建立后，町人作为一种独立身份的职业阶层被确定下来。江户幕府时期，町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大约是5%-6%，集中于城下町，专门从事工商业活动。他们的主要社会职责是：为领主的城市建设提供夫役和技术；经办年贡米和特产物的贩卖；购买供领主阶级消费的非自给性物品等。町人在身份等级制度中所处的位置是四民之末，他们在经济生活中是专为领主阶层服务的附庸。

除了四民之外，德川时代社会最底层称为贱民（秽多、非人）。他们是罪徙之徒，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居于荒郊村落，从事被当时社会视为最卑贱的职业。被定为贱民的，直到子子孙孙都是贱民，住的地方也限定在指定的场所，职业也限定为皮革业等特定手工业、曲艺和劳役。同样身分的人还因年龄不同而有差别。由于身分不同，住所、职业、服装也受限制，身分不同的也不能结婚。

江户城时代是日本和食（料理）的黄金岁月。在此期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政局稳定，社会安定。这一时期随着大批外来人口涌入，人们的饮食起居日显重要，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日本饮食业的发展。江户时代的饮食文化表现出平民特色，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新兴的街头小吃，并逐渐发展为日本传统食品的代表。如早期的天妇罗，末期的握寿司，还有荞麦面、蒲烧鳗鱼等。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被称为“料理屋”的饭馆和怀石料理。

江户时代，日本饮食呈现出“稻米加鱼类”的基本模式。广种粮稻，发展出以米和糯米为主的稻米饮食文化。原先日本人多吃糙米，后来发现精米比糙米好吃，开始注重米的深度加工。精米饭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嗜好，一度有许多江户城居民因米饭的营养成分偏缺得了脚气病，脚气病也因此被称为“江户病”。另外，日本还特别喜好海藻类食品，如海苔、紫菜等，用于凉拌、做汤。被称为“江户前”的东京湾是鱼贝类的宝库，江户城里的鱼市常有上百种海鲜出售。

江户幕府时期的衣服跟如今的和服大致一样，在当时被称为“吴服”。大名和武士们多数穿丝绸为布料的服饰，普通平民的服饰则是由麻布织成。未婚的女性在一些需要盛装出行的场合中会穿着一种两袖比一般和服长的服装，名为“振袖”，在夏天，参加祭典或者赏月时会穿“浴衣”。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以传教士为先导的欧洲殖民势力迅速向日本渗透。全国天主教徒从三十万人猛增到七十万人。长崎市变成了外国教会的领地。丰臣秀吉统一九州，收回教会领地，开始禁止天主教。江户幕府继续丰臣秀吉的政策，三令五申，严加取缔。驱逐外国传教土，破坏教堂，强迫信徒改宗，对拒不改宗者施以酷刑。并规定所有日本人都要归属一个佛教寺院，证明宗教身份。

德川幕府建立初期，认为基督教在日本的发展严重危害了其统治，于是下令禁止传播基督教，从1671年起强制每家、每户、每个人必须板依佛教（即“宗门改”），每年要申报自己信仰的宗教、归属的寺院，这些信息记录在特别的账簿上，被称为“宗门改帐”。

德川前期，为有效实行“参觐交代”，幕府修筑了以江户为中心的5条干道。这些干道分别为东海道（江户—京都）、中山道（江户—滋贺县的草津，与东海道会合）、日光大道（江户—日光）、奥州大道（江户—福岛县的白河）和甲州大道（江户—长野的下诹访）。除了这些主要干道，还修建了许多与干道相连接的支路，称为“胁往路”，如水户路、北陆路等。陆路交通之外，海路交通运输也十分畅通发达，17世纪末逐渐形成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海交通线。

江户时代，教育机构分为幕府直辖的学校、藩学和“民众”教育所三等。幕府直辖学校如成为儒学中心的昌平坂学问所、日本国学中心的和学讲习所和传授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开成所。藩学一般设在大名的领地上，以培养各藩武士为主。“民众”教育机构包括乡学、私塾、寺子屋、心学与实学讲习所等各种类型学校。

私塾方面，进入江户时代，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伴随社会发展对教育需求的扩大，日本私塾开始迅速发展起来，不但数量空前增长，其教育对象、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私塾类型在单一的汉学塾基础上增加了国学塾、兰学塾和洋学塾，教育对象由武士阶级向庶民阶级扩展，培养目标由统治阶级接班人向政治、经济、科技等多类型人才转变，教育内容上增加了国学和洋学。具备了这些新式特征的私塾，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在日本的交流融合与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为明治维新的改革成功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许多私塾在明治维新后更是直接被改造成为近代教育机构。

进人江户时代之后儒学逐渐代替佛教成为社会思想的主导同时也成为学术与教育思想的主流。此后日本思想界对于中国儒学的吸收进入全盛期并且在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了消化和创造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思想体系和学术流派。

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初年，不仅在各藩设立的学校中，以“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而且遍设于日本各地的、数以千计的“寺小屋”（类似中国农村的村学与私塾），也以中国的《楷体金文三字经》《千字文》等为蒙学读物。通过中国和日本的一些蒙学读物，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极其广泛地渗透于日本民间大众中。

从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经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六代将军德川家宣，到七代将军德川家继，他们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学家，九代德川将军都提倡封建纲常礼教，奖励学问，发展文化，命令儒者、僧侣、神道家搜集、整理和刊行战国时代散佚的古书，并收纳金泽文库的藏书。由于统治阶级宣传忠孝、仁恕、节俭之道，所以《四书》《全本史记》《六掐三略》和《贞观政要》等儒家经典以及日本古典中的王道社会主义、经世致用之学、帝王之学和人道伦理之学，俱已成为统治阶级自身修养和政策实施的参考书。

江户时代是资本主义近代日本的先行阶段。在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在江户城时代出现了萌芽。在16、17世纪之交，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强制推行兵农分离、建设城下町，规定参觐交代制度。这些新情况的发生造就了巨大的消费人口，给全国农村带来了需求冲击，形成了财物、劳务、货币在领地、商人、农民之间的循环经济，造就了“经济社会”的形成，使封建经济获得了迈向近代经济的契机。

德川中期以来日本社会经济处于快速增长之中，经济发展模式相应地发生了重大变动。即封建领主经济中包含极大的商品经济成分，并一步步向市场经济转化，形成初级市场经济。在德川时代后期，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经济大幅度增长，商品生产也显著发展。

17世纪40年代左右商品经济深入农村，商品经济开始逐渐侵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农民的生产目的从单纯的为缴纳贡租后仍能维持生计，转变为销售更多商品取得更多财富。由于农民得到份地江户时代前期农业生产获得显著进步。首先体现在耕地面积的增加上，幕府鼓励开扩新田让各藩主和富商承包开发新田，在幕府初年全日本耕地面积为163万町步，到18世纪初期这个数字涨到了297万町步，增长了80％。其次农业工具也得到进步，灌溉用筒车、备中锹、千齿机和多种肥料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除了粮食作物之外，经济作物也得到普遍种植，例如：桑、茶、棉花、麻、油菜等。

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手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冲击了自然经济，大量贫困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找职业谋生。于是城市聚集了许多农村家庭手工业者，这些手工业者在行会组织的控制下，分别从事布足、丝织品、家具等手工业商品的生产。这个时期，日本的手工业品计有100多种。1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手工业、手工业技术和手工业产品都获得了明显的进步。至17世纪末，日本已有130多种手工业。

德川政权通过缩小大阪城和平息岛原叛乱，结束了暴力时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国内和平时代。17世纪下半叶，以生产能力最发达的近畿地区为中心，实现了广泛的商业化。批发商和经纪人等处理经济作物的新型商人脱颖而出。

另外，江户幕府时期由于农民领有土地，所以这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农业生产水平得到提高，农民可以把盈余的粮食换钱来补贴家用。同时“城下町”壮大也带来了巨大的需求缺口，在这样的供求关系上江户幕府时期的商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各个藩的“城下町”刺激着自己周围地区的商品经济，同时在江户的“城下町”刺激着全国的经济。随着全国性商业的发展，全国性信贷制度也建立了起来，提供存放款、票据贴现、汇兑（当时市场上流通着金、银、铜钱三种货币）等业务。

德川家康江户城开府后，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在旧教国方面，家康通过发布新的通商许可朱印状保持原有贸易联系。对于新教国则给予一系列特权，主动建立通商关系。与明朝贸易的恢复，以重启官方勘合为始，以私人贸易代替勘合贸易结束。而与朝鲜贸易的恢复，则在两国议和复交背景下展开。此外，针对与南洋地区的朱印船贸易，家康在继承的基础上更进行全面扩大。因此，伴随以上商贸策略的实施，日本海外贸易体系构建完成。江户时代早期家康对海外贸易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意味着日本彻底脱离了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幕府面对西力初次东渐所作出的积极回应。不仅如此，伴随贸易的深入开展，日本在密切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同时，亦参与到同西方殖民者的激烈角力当中。从贸易额方面来看，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缺乏和“锁国”政策的实施等诸多原因，在德川家光统治时期（1623-1650年），日本对外贸易发展缓慢，贸易额下降，如1601-1646年，日本对外贸易的金银出口额为4.5亿日元；1647-1709年，金银输出额下降至1.5亿日元。

1639年最后一道“锁国令”发布之后，日本的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亚洲的中国、朝鲜、琉球王国以及欧洲的荷兰。各藩国也积极进行海外贸易，对马藩主要同朝鲜王朝朝鲜进行贸易，萨摩藩则通过琉球中介同中国以及东南亚进行经济交流。1635年幕府将外来船只驶入及进行贸易的港口限定为长崎市一处，禁止在海外远航的日本船只回国。1685年，幕府恢复了特许证制度，贸易被限定在预先设定的年限内进行。时隔12-13年后，幕府创造了综合性结算机构—长崎会所。

农业生产工具方面，1660年发明脚踏筒车，17世纪末始使用2至4个齿的“备中国镐”，实现不靠畜力也能深耕。另外还有“千齿脱粒器”合“千石蹄”等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肥料方面，除传统的草肥、堆肥、灰肥、厩肥及粪尿等自然肥料外，农民还采用油渔、千燥鱼肥等肥田。为消灭虫害，已开始使用鲸油、生石灰作除虫剂。栽培技术也有提高，如选择病虫害较少的稻种，实行轮种法和双季稻栽培等。

在天文学领域，自江户幕府实行禁教政策之后，日本一方面进口中国明朝后期与西方天文学相关的汉籍；另一方面，又通过荷兰人直接引入有关天文学的西文著述，加以翻译、介绍、研究。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木良永引入了尼古拉·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地动说。他于1774年和1793年先后翻译了《天地二球用法》《新制天地二球用法记》专门介绍了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以及约翰尼斯·开普勒、伽利略·伽利莱直至艾萨克·牛顿的地动说的发展情况。另外志筑忠雄还在该书附录《混沌分判图说》中提出了星云假说理论。此外他还通过译著《历象新书》和其他研究成果，在日本构筑起近代天文学及天体力学的理论基础。

实行禁教政策之后，日本学者在18世纪展开了对于世界地理的独自研究。1720年以前身为幕府重臣的新井自石将利玛窦的《坤舆全图》与从荷兰传入的世界地图对照，将墨瓦蜡泥加其从五大洲中除去。此外反映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还有由大玄泽与桂川甫周合著的《万国图说》年出版、朽木昌冈编撰的《新撰泰西舆地图说》年出版、桥本宗吉的《新译地球全图》年出版等产生了很大影响。山村昌水于1803年推出《订正增译采览异言》此书参阅32本西书、42本汉籍、52本日本书并载有“地球略全图”，包括欧、亚、非、南北美洲舆地图和“南北舆地半球图”。1807年至1808年间幕府命天文方校订万国全图，高桥景保等于1810年按投影法绘成标有经纬线的地图纠正了将墨瓦蜡泥加当成一大洲之误，出版了分南北两半球图的《万国全图》。其中《订正增译采览异言》与《万国全图》反映出日本学界在国门打开之前研究世界地理所达到的高度。

贝原益轩和稻生若水（1655一1715年）初次实地调查了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分别写出了日本的药学书《大和草本》和反映日本物产的《庶物类》。

在内科方面，田川玄随的翻译荷兰医生霍尔特的内科书《西说内科选要》卷，这是日本最早的内科书。此书打破了西医只有外科的错误说法。吉田长淑读了《西说内科选要》后立志进行西医内科诊疗。他反复研究荷兰医书终于在年开设了西医内科成为日本最早的西医内科。吉田长淑还翻译了《泰西热病论》卷撰写了《内科解环》巧卷为西医内科发展做出贡献。

穷理学（当时对物理学和化学的总称也开始在日本植根。1825年，青地林宗著《气海观澜》，描绘了19世纪初欧洲基础物理学的概况，使物理学在日本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1836年，帆足万里在参考十余种欧洲物理学著作的基础上，撰成《穷理通》，共八卷。讲述了中原地区、埃及等国家的古代历法和众多天文、物理知识。

天保年间，化学也以舍密（chemie的音译）学的名称形成独立的学科。宇田川榕庵撰《舍密开宗》（1837年，全21卷），内容包括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并以被称为近代化学革命的元素概念为中心，论及化学反应和试验方法，将西方近代化学体系输入日本。

在数学方面，吉田光由（1598一1672年）改编成的算术书（尘劫记）作为教学用书广为流行。关孝和（?一1708年）创造了日本独特的数学“和算”，显示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儒学东传日本后发生分解，使德川时代成为朱子学、阳明学、古学等思想汇聚的时代。江户时期，日本的汉学思想分为朱子学派、古学派和阳明学派。

幕府为了替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尊崇宋儒朱熹创立的朱子学为官学，排斥一切异端。朱子学宜扬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安分知”等儒家思想，成为了幕府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和“武士道”的精神支柱。作为官学的朱子学在这个时期从实践和官方意识上引领了日本人的价值观念。与在中原地区不同，在当时日本人很少关注宋明理学中思辨的部分，也很少关注世界观的抽象思考，而是把“理”这一思维作为道德准则，即宋学变成纯粹的政治道德学说，与日本维护统治相结合。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藤原惺窝（1561年-1619年）与其弟子林罗山。其中藤原惺窝开创了朱子学派，林罗山则在推广朱子学上作出了贡献。

古学派，与在江户时代是日本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朱熹学派相对，代表了在野的势力，它反对朱子学官学哲学的垄断地位，企图用复古的名义，将儒学从朱子学一统天下的梏中解放出来。古学派的创始人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代表人物有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伊藤仁斋，他也站在反对朱子学的立场上，高喊复古口号，编撰《论语古义》7卷，主张以“人情”而非政治手段来树立道德。伊藤创建的这一学派被称为“古义学派”。荻生徂徕是古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文学方面提倡“文言文辞”，主张在本国文的基础上，吸收和摹拟先秦隋唐诗文，反对宋代文风。同时，他将这一文学原则贯穿到自己的政治理论与道德观上，大力推崇“先王之道”，反对朱子学。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心学复兴，以阳明学为精神支柱，倡导人的主体精神和勇于改革的实践勇气，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明治维新运动注入新的精神动力。日本阳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江藤树及其弟子熊泽蕃山。中江藤树在学习的过程中感觉到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外在形式，有漂浮不实的感觉。在接触阳明学后，深感“格物致知”理论的深刻，遂倾倒于阳明学。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三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学。熊泽蕃三通过与藩主、大名的接触，将阳明学传播到上层社会。熊泽蕃三之后，日本阳明学一度沉寂。直到东京后期，阳明学又出现复苏，它的鼓励实践的精神，鼓舞了一批日本社会的革命家。如大盐中斋（大盐平八郎），吉田松阴等。阳明学还影响了一批后来明治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如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

兰学是指日本在“锁国”时代（1639-1853），通过荷兰人或者荷兰语移植、研究的西洋学术的总称，也包括来到中国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所编著并传到日本的汉文西洋学术著作。兰学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医学、天文学、历法学、地理学、博物学、物理学等各种科学知识。

以江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兰学，通过大槻玄泽等人的努力传播，迅速扩展到全国。18世纪后半期，是日本兰学的创始期，统治者利用兰学家，积极吸收世界知识。特别是在世界地理学方面，从兰学创始之时起，兰学家们就从事对世界地理的译述和研究工作，随着对外关系的紧张，又从时局的立场开始进行研究、译述，并先后译、著了许多书籍。兰学的传播使日本人对西方文明开始有了新的认识。到19世纪初，兰学已在江户、京都、大阪、名古屋市和长崎市等城市的部分医生和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在语学研究、医学、天文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还移植了新的科学部门，如植物学、化学、物理学等。

兰学以研究西方近代科学为开端逐渐扩展到研究西方社会思想等领域，成为江户城时代日本人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兰学时期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不再附随宗教的因素，而是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世俗文化。它以西方的医学和天文学为主导基本上囊括了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物理、化学、地理学等主要科学成果。随着对西方理解的加深兰学研究，进一步扩展到西方的社会思想领域。

德川时代早期，新贵族崛起，导致社会阶级瓦解，艺术具有一定的民主精神。浮世绘和民众画派发端，在着色和线条方面颇有造诣。浮世绘鉴赏的对象是工商业阶层和平民大众，由此浮世绘的画题主要反映的是社会大众的生活和风俗，以刻画美人、歌舞伎和风俗画居多。“浮世绘”一词的首次出现，是元和二年(1682年)问世的井原西鹤的名作《好色一代男》。浮世绘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肉笔画”，即不经木版雕刻的画，可以独立创作；二是木版画，须集体创作，首先由画师画出“板下绘”，然后由雕刻师将其贴在版木上雕刻出轮廓，再由画师涂上颜色，最后由摺师印出。庆长十三年(1608年)，木阿弥光悦和角仓素庵等为《伊势物语》绘制了插图。此后，绘有所谓“墨摺”，即黑白插图的通俗读物木刻本不断增加。之后，被称为“丹绿本”，即绘有彩色插图的读物，也开始出现。

德川晚期，严格的阶级限制压抑了平民的艺术观念。这个时期主要有狩野画派。进入江户时代后，以城为中心的城下町急速发展，建筑的发展推动了美术的繁荣。特别是由于营造江户殿舍的需求，幕府将以狩野宗族为核心的狩野派画师，如狩野光信、狩野孝信等招集到江户，使江户成为美术发展的源头，而狩野派画师也成了幕府的御用画师。

狩野派始于室町时代，自元祖狩野正信之后，始终担任江户幕府的御用画师，历七代而不衰，以“大和化”中国画风，雄踞日本画坛三百余年，而在江户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并称狩野派“三大画家”的狩野元信、狩野永德、狩野探幽。狩野派最典型的风格，是将中国水墨画的挺拔笔势同大和绘的绚丽装饰相结合，具有气势磅礴的构图和浓墨重彩的色调。

17世纪下半叶，作为戏剧的歌舞伎初见雏形。18世纪下半叶，歌舞伎以江户城戏坛为中心迎来鼎盛。歌舞伎起源于江户时代岛根县出云大社巫女与名护屋山三郎合作创始的一种念佛舞蹈，后发展成具有剧本结构的戏剧。原先这种表演形式被称为“かぶき”，意为“倾奇”，后有人用汉字取代了三个假名：歌(か)、舞(ぶ)、妓(き)。在江户时代，“歌舞伎”和“歌舞妓”是混用的，至明治时代才定为“歌舞伎”。

歌舞伎的主题大致分两类，一是展示公卿武士的生活，一是表现平民生活。其内涵或借古喻今，或渲染爱情，或宣扬忠孝，或说教道德，并且有文戏，也有武戏。尽管出现过“若众”“野郎”那样的另类，但从江户时代迄今，歌舞伎演员全部都是男性。作为日本国粹，歌舞伎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还有同样形成于江户城初年的“偶人净琉璃”。“偶人净琉璃”意为“木偶戏”，始于室町时代末期，最初形式是盲人和着节拍说唱净琉璃故事，后来加上三弦琴和木偶，是民众喜爱的艺术形式，并形成了许多流派。17世纪末，竹本义太夫在大阪创设了竹本座，以近松门左卫门为剧作家，开创了独特的义太夫节。不久，演员与剧作家交相辉映，迎来了净琉璃的全盛时期。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也因此和松尾芭蕉、井原西鹤一起，成为创建近世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其中近松门左卫门被誉为“日本的莎士比亚”，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剧本。他写的偶人净琉璃剧本题材广泛，其中成就最大的，是以市民生活为题材的“殉情剧”，代表作有《曾根崎心中》《冥途飞脚》。他创作的殉情剧以义理和人情的冲突为主题，深刻反映了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人们的悲欢离合。

江户时代，由于町人(市民)经济实力的增长，出现了真正产生于市民并讴歌其生活的独特的文学。在江户幕府时期文学的显著特征是反映社会商人，工匠和其他非精英阶层的利益和取向。庆长十四年（1609年），商业性木板印刷术的出现使书籍普及到了平民阶层当中，这让小说和诗歌快速发展，文学作品开始成为一种商品。俳句、浮世草子等就是典型代表，它们一封程度上代表了市民生活意识。

汉俳是中国汉诗绝句日本化的一种短诗，由5、7、5共17音节组成。其中松尾芭蕉(1644-1694)被称为“俳圣”。俳谐来源于前代连歌之发句，在江户时代经松永贞德的努力使之脱离连歌，成为迎合庶民口味的短小精悍的诗歌形式。俳谐的风格幽默滑稽，带有讽刺的意味，因而得名。后来西山宗因将俳谐从和歌、连歌等古典传统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取材、语言都追求自由的风格，表现城市新兴阶层町人的真实生活情感。元禄时期，武士出身的松尾芭蕉对俳谐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由17个音节组成的短句，并改革俳句的内容与风格，将俳谐从纯粹的通俗消遣文学中升华，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诗歌艺术形式。松尾芭蕉的俳句，经过正冈子规的努力推广，形式被加以固定，成为世界上最短小的诗歌形式。

“浮世草子”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意为“风俗故事”，是由御伽草子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假名草子演变而成。主要内容为呼吁人们享受当下的欢愉，其作品有许多描绘城市享乐生活。比如：《日本永代藏》、《好色一代男》等。这一文学体裁的代表人物有井原西鹤(1642-1693)。井原西鹤本是俳人，后转写小说，他的作品既肯定了市民的享乐生活和营利行为，也反映了社会底层的人们窘迫的生活和绝望的心理，使日本现实主义文学达到顶峰。

另外在大御所时代，弥漫着一种近乎无条件肯定现实的氛围，人情本、滑稽本在这时流行了起来。它们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人情本、滑稽本装订成册，配以浓艳的插画，产生了合卷。1802年，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面世，开启了滑稽本流行之先河。此后，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也相继问世，确立了滑稽本的地位。人情本出现在宽政改革以后，起初以花街柳巷的恋爱故事为主要题材。后来，人情本逐渐吸收读本、净琉璃、歌舞伎等艺术形式中的传奇色彩，转而成为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小说。

宽永十三年（1636年）到天和二年（1682年），中国清朝正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江户幕府也于华夷成见，倾向于明朝残余势力，曾一度想假道出兵中国。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仍以民间为主，而且仅限于经济贸易。天和三年（1683年）到享保元年（1716年），清朝已经完成对台湾省的收复，极为关注对日关系。康熙帝派官员赴日查探，试图打破对日僵局，进而建立外交关系。此时的江户幕府虽没有与清朝建交的意愿，但对清朝的态度已由原来的敌视、排斥转变为默认，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清朝的尊重。双方关系转暖，但仍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双方往来仍旧以民间经济往来为主。

江户幕府在初期的对华贸易中，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并随着两国贸易走向的变动做出调整。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受到中日贸易形势变动频繁，江户幕府管理贸一易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对华贸易政策更迭频繁。幕府曾四次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前后使用了包括丝割符制度、相对商卖法、市法、贞享令、长崎贸易改正令在内的五种贸易制度，平均每十几二十几年便有新政策出台，其政策更迭频率之高可见一斑。在法规的刺激和鼓励下，中日贸易走向繁荣，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日本白银的大量外流。而且中日贸易的规模越大，日本白银的流失越严重。

1592年丰臣秀吉发兵三十万侵略朝鲜，想要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关原合战后，德川家康命宗义智和朝鲜议和。庆长五年（1600），对马藩落主宗义智派家臣柳川调信为使者，以送还一部分侵朝战争中的俘虎为条件，请求朝鲜向日本派出使节重新修好。而朝鲜方面因为明朝的大军已经回国，也害怕遭到日本的再度侵略。几番交涉之后，朝鲜在庆长九年（1604）提出，派出使节之前，日本要先向朝鲜递交国书，并送还破坏朝鲜王陵的罪犯。庆长十二年（1607），朝鲜的通信使在宗义智的引导下，于骏府渴见了德川家康。经过多个回合的谈判，到庆长十四年（1609），江户幕府与朝鲜重新缔结了贸易与邦交条约，史称《己酉条约》。

在德川“锁国”时代，对马藩与朝鲜的贸易以三种运营方式进行，即封进（向朝鲜国王进献）、公贸易（政府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商人之间的贸易），私人贸易在17世纪后期兴盛起来。日朝贸易以“药材、丝、绸衣料”为主，同时也包括银、铜等金属。但是，生丝贸易也将中国纳入其中，日本、朝鲜、中国之间贸易的往返路线于是由“丝绸之路”和“银之路”构成。

德川幕府起初对于欧洲和天主教持宽容态度，但是天主教传教士在日本大肆传教和西欧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殖民活动就引起了江户幕府的不满。江户幕府先后下达五次锁国令，驱逐日本境内的传教士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船只，先是限制居住外国的日本侨民发展到后面彻底禁止等。1609年德川幕府与荷兰建立了通交关系，并在平户设立了荷兰商馆。宽永十六年（1639年）八月，屠戮葡萄牙帝国57名船员标志着幕府锁国政策的落实。8月23日幕府宣布只允许荷兰和明朝船只来日贸易，但是荷兰船只限于在平户，明朝船只限于在长崎市。在对西欧锁国的政策下荷兰因为其信奉新教，无意于传教，只在乎商业利益的特性一直与幕府保留着贸易来往。

在江户幕府成立初期，德川家康及其家臣就致力于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在1600年到1614年就向吕宋、安南保护国、柬埔寨、占城、泰国等地发出76副信件，旨在打破葡萄牙船只对于日本贸易的垄断。除此之外，东京幕府还曾设想在东南亚地区搭建一个独立于中华朝贡体系，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君外交体系”但是这个想法最终并没有实现。

其中在1600年，一艘荷兰商船在九州岛丰后国的白称摘浅，船上的一名英国籍水手三浦按针作为代表受到德川家康的接见。出于对亚当斯航海与科学知识的赏识，德川家康特别任命他为幕府的航海与外交顾问，并给他取了一个武士名字“三浦按针”。在三浦按针的指导下，江户幕府陆续与黎姓越南、阮氏越南、占城、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建立了邦交，从而扩大了贸易对象的范围。

江户幕府成立时就着手对军事领域的改革，首先是改革兵役制度，实行兵农分离制，其次是对领导指挥制度进行改制，之后是完善和优化编制体制等。江户时期典型的军队编制方式和指挥层级大致由高到低将军、总大将、军官（通常为骑兵）、枪奉行（枪兵长官）和郡奉行（军队长官）、低级军官、物头（师长）和组头（队长）、足轻（步兵）、弓组与枪组以及铁炮组组成。

在江户幕府时期规定了旗本的兵役义务，规定没收500石出兵役13名，宽永年间旗本共有260万石领地，在庆安年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300石，还要提供枪兵、大久保利通护从、马夫、拎鞋人等多种侍从来保证军队的后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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