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豹（1487年2月6日－1563年11月19日），字文慰，号双江，又号白水老农，东皋居士，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省永丰县）人。明朝中期著名廉吏，心学家，民族英雄。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历任华亭县令、御史、苏州市、平阳知府、陕西按察司副使、福建省道监察御吏、巡按福建等职。嘉靖三十一年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赐祭九坛。聂豹一生刚正不阿，曾主筑北京明城墙，首创养马承包责任制。在江南倭寇猖时，与张经取得“王江泾镇大捷”。

聂豹是王守仁心学正统传人，主张主刘因养，致虚守静的工夫论，并主张戒慎戒惧。然而，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聂豹遭诬陷逮入锦衣狱，冤案大白后，被罢官回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因反对赵文华的上疏，违反皇帝旨意，被罢职。聂豹著有诗文集《双江文集》十四卷，《困辨录》，均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他一生作诗词近300首。

他一生刚正不阿，弹劾贪官污吏几十人。一廉如水，穷到被冤枉入狱，被逮时，连押京师伙食费都拿不出来。落职后，为了生计，经常步行往返于吉安县的青原山等书院教学。在华亭，抚灾民，修水利。在平阳时，毅然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一生所到各县以及松江县、姑苏、福建省、山西省之间，门徒不少于千人，培育了徐阶等朝廷重臣。在平阳多次打退蒙古俺答军来犯，斩虏首千余级。主筑北京明城墙，首创养马承包责任制。江南倭寇猖獗时，同张经一道取得了“王江泾镇大捷”。聂豹为王守仁心学正统传人。认为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主张主静修养，主张致虚守静的工夫论，还主张戒慎戒惧。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遭诬陷逮入锦衣狱。后来冤案大白，被落职回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反对赵文华的上疏，违反了皇帝旨意，被罢职。著有的《双江文集》十四卷、《困辨录》均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作诗词近300首。

聂豹的父亲聂凤是乡里的塾师，为人倜傥豪气，注重推广教化。王守仁讲学赣州市，他曾敦促仲子聂豹前往师之。虽然聂豹家道中落，但他的父亲仍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学业。聂豹30岁中进士，正德十五年（1520年）出任华亭县（今上海）知县。期间，该县正遇百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民不聊生。聂豹到任后便微服私访，摸清情况后，立即将府中一个仗着其岳父是朝廷一品大官的财务总管及同伙革职查办。华亭钱粮过去的出入数有八十余万，在正德庚辰（1520年）以前，都没被征收到位，其中多数钱粮朝廷还给予了减免。由于跨年代较久，官吏更换了不少，经办此事的人役，往往乘机虚报，浑水摸鱼，大捞一把。聂豹得知其事后，经过查实，将有问题的人役毫不留情绳之以法，并追还税银1.6万两，米5600余石，多收秤头银2600两。

明嘉靖四年（1525年），聂豹任福建道监察御吏，他暗察明访，微服深入平民之中，了解下情。到任才几个月，就上疏指斥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招收内监工匠。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侍郎郑岳接受宁夏总兵官种勋边将的贿赂，为东厂所获后，又妄图通过贿赂逃脱惩罚，朝廷查实后，张佐与金、郑二人都被皇上罢官。后又上疏礼部尚席书徇私自把他的弟弟安排在翰林院谋职，席也很快被免职。聂豹拜监察御史仅三个月，三次上疏弹劾司礼太监、侍郎、兵部尚书、礼部尚席等人是朝廷上下官员都畏忌的权贵，一时名震朝廷。

嘉靖六年（1527年），被皇上派往巡按福建省。聂豹依法治国，严肃法度政纪，微服私访民间，听取民间对当地官吏的反映，打击恶豪，惩处奸匪，一时贪官污吏望风披靡，有的自己解官而逃。驻扎在福州市的军队镇守太监赵诚横征暴敛，聂豹移文按察司，查其在驿递上的冒费行为，使之大为收敛。他严肃查处了掌天文历法的中官和管理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宦官。弹劾了贪官漳州詹知府、龙溪黎知县，威慑了贪官。贪官建宁知府陈能贪污受贿罪，虽然离任，也秉公严查，皇上派人调查，查实陈能罪行后，将其罢官，闽人无不称快。

嘉靖九年（1530年），聂豹改任苏州府知府。期间，问民疾苦，禁止革除赌博等社会陋习。同时不畏邪恶势力，严厉制裁强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打击黑社会势力。苏州市有凶徒王子家是黑社会头目，经常在游船上纠集凶徒，危害平望和射渎两个地方的治安。聂豹到任后，王子家听说聂豹很厉害，闻风携妻子藏匿到一个很难发现他踪迹的湖中。聂豹并不就此罢手，派人坐渔舟前往侦查，并埋伏兵丁在湖中，不到几日功夫便把王子家擒获，将其依法治罪。大仓州的巨盗龚渊、龚锦两兄弟为害海上，聂豹密派人擒获他们两兄弟，可惜只抓到了龚锦，龚渊却被逃走。为了擒获龚渊，他设计，欲擒故纵，放了其弟龚锦。江苏吴人不理解，哗然，大家认为聂豹是徒有虚名，说来说去对邪恶势力还是惧怕。他微笑。没过几天，龚渊果中计，晚上偷偷来到弟龚锦的家，埋伏在其弟龚锦家附近的官兵将他擒获，江苏吴人无不敬佩。钜寇郑新盘据福建省的漳州市和泉州市，错根盘结，势力很大。虽然抓获郑新很艰难，聂豹毫不畏惧，还是派官兵围剿，经过数年的努力终把郑新抓获。

在闽期间，由于聂豹持法严正，风裁凛然，深受民众推举拥戴。当时福建人把聂豹作为偶像，民间给小儿取名亦流行以豹为名，以示崇尚聂豹。

在兵部任左侍郎时，当时咸宁候仇鸾是总营务。仇鸾恃宠骄横，擅自将宣府、大同市等地的兵调到京城，明显削弱宣大（河北宣府、山西大同）等二镇的御敌能力。聂豹不惧权势，上疏认为仇鸾的调兵是错误的，皇上采纳。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死党赵文华等人上奏要巡视祭海神、增加田赋和开放市舶等事宜，完颜雍皇帝大悦。朝庭官员虽然觉得不妥，都缄口不语。聂豹挺身而出，在朝庭反对赵文华的上疏，认为东南百姓贫困已极，若祭海神、差田赋，是徒滋劳费，加重百姓负担。倭寇很狡猾，如开市舶，就同开马市，倭寇将长驱乘虚而入，反被倭寇钻了空子。他的上疏违反了皇帝旨意，世宗皇帝十分反感，下诏严厉训斥，聂豹还是坚持。朝廷严嵩、赵文华等一些人根据皇上的意思，一起趁势攻击。聂豹旨，皇上大怒，罢免其兵部尚书，还受到降俸二级处分。由此，聂豹看破红尘，毅然上疏称年老有病，请求退休南归故里永丰。

在华亭市任知县时，有个富民叫徐震的，听到大家传聂豹如何如何清廉，不相信。便与人合谋设下奸计，想探虚实。徐震暗地里将金砖神不知鬼不觉地藏到聂豹家里的酱油壶中。徐震自鸣得意，以为聂豹会私吞。谁知聂豹夫妇发现金砖后，并没有因为没有对证而私贪。在广征线索后，查清缘由，愤然将徐震查处，徐震虽遭惩处，却打心里佩服至极。此事很快被传开。于是，华亭县的豪猾都很快收敛，不敢乱作非为，县内民风得以好转，达到了大治。

在平阳任知府时，事许勉仁到任副职，许勉仁曾是聂豹的旧僚，又拜师在聂豹门下。因为平阳平息蒙古俺答达虏功成后，皇上只表彰褒赏了聂豹。许勉仁没有得到犒赏，认为是聂豹在其中作梗，愤愤不平，借机诽谤聂豹在平阳有贪污行为。皇上听后大怒，着山西抚按官从公查勘。山西抚按官到达时，聂豹没有接待，抚按官恼怒，决心要扳倒聂豹。他派了很多懂财务的官员彻查平阳的支出开销册籍。那些官员细心查账，查来查去无丝发渗漏。但是他们并不就此停手，继续不停地查，往反三四年，终查不出任何问题，只好罢手。

聂豹对达官显贵敢于抨击，为此得罪了朝廷不少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那些达官显贵联合起来诬陷诽谤聂豹，但是苦于拿不出证据，只好又翻出了原来查来查去查不出任何问题的平阳贪污案。当时的大学士夏言偏听谤言，不问青红皂白就将聂豹逮入锦衣狱。聂豹被逮时，家中全部资财只有五十金，连押往京师的伙食费都不够。友人刘文敏直摇头，感叹：当了这么久的官，太穷了！当时聂豹的朋友陈西川不忍心，自己虽然不富裕，还是拿出百金帮助聂豹解决前往北京路上的伙食费。在锦衣狱中，聂豹虽遭受了严刑拷打，却坚信有水落石出之时。夏言看到严刑拷打无果，便派人专往平阳核查，但是总是查不到什么问题。这时，平阳县籍户部尚书张润得知聂豹在平阳的所作所为为后，声称愿以自己全家百余口性命担保聂豹在平阳时无贪污受贿罪。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后，巡按御史黄洪毗亲自到山西省调查，经多方查验，聂豹的尧都区贪污受贿一事无任何实据，冤案终于大白，谤议之声才消，但是还是被落职回家乡永丰。聂豹落职回乡后，虽为官多年但家中没有一点积蓄，穷困潦倒，生活十分艰难。为了生计，只好经常步行往返于吉安县的青原山、白鹭洲公园书院等一些书院教学，以图糊口。

正德十五年（1520年），赴任直隶的华亭县（现上海市）知县。为了整肃吏治，他从自身做起，严格要求自己，省身修身，以身作则，对身边的小吏、差役立法三章，要求必须清正廉洁，不准以公谋私，要慎用权力，不得干涉地方事务。还每月举行“听讼日”，公开审理各种案件，使得豪强不得干预，冤情得以申述。每年审编徭差，皆亲自查封，吏胥不得从中作梗。还规定衙役不能私通外界，不能和社会上行为不检的人混在一起。由此，县衙内的政风立见好转，一时夙弊顿清。

出任华亭知县期间，水灾旱灾接连而来，灾情严重。面对艰难的局面，他一面将灾情奏报朝廷，一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他不等不靠，动员全县人民捐钱捐物。亲自带头将家中积蓄捐出，夫人在他的感染下，将身上披戴的金银首饰也捐了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的带动下，大小官吏纷纷仿效。通过募捐，得白银六、七万两，很快缓解了灾情。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灾情，他亲自勘察县情，发现西边地势比较低洼，水常年排不出去，容易发生涝灾。东边地势较高，易发生旱灾。他访问民间，倾听专家和百姓的意见。大力兴修水利，疏通水渠3万余丈，修复废塘1.2万余丈，修筑堤岸10顷70余亩。华亭县的百姓后来一直都是依赖这些水利设施。又通过普查，查出余田1顷70余亩，全部用来弥补灾荒。当县令三年，华亭节余存谷19万余石。据华亭县志记载：“逃亡归来者足有3223户”。当时朝廷官员纷纷举荐聂豹，其中有七八个到过华亭的巡抚和巡按官员还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举荐聂豹。朝廷按例赠封亲属，其父聂玉治被敕封为华亭知县，其妻宋氏被封为孺人。

在平阳时，平阳各地平民饥饿难忍，饿盈途，他忧心如焚。当时战事紧迫，粮食经费紧缺，但他毅然拿出军用粮食赈济灾民，灾民跪拜谢恩。俺答蒙古军退兵后，聂豹竭力赈济灾民，安抚民心。设粥棚于近城寺庙中，饥民就食者日以数千计。

他又以工代赈，修建城壕，筑外城墙，饥民以劳役获生者又数千人。工程挖士的时候，挖出了石枕、鞭、铜镜各一，其中有题款：“道高龙伏虎，重鬼神钦”。当时大家认为此题款正合聂豹在平阳的政绩，于是平阳同知许特撰文给予记载。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外城墙完工，由于修边关耗资很大，又每年犒赏军士，户部经费紧缺，他上疏倡导朝廷上下要共济时艰，节约公用经费，虽遭一些重臣反对，但是还是被皇上采纳。

聂豹退休故里永丰县后，经常帮县官吏治理县邑出谋献策，为百姓排忧解难。县令金清举行土地普查丈量，编补地方基层组织，禁止革除县城市街的一些陋习规定等诸多措施，都出于聂豹的建议。同时，他还建议在县设立乡规民约以厚风俗。为减轻县民的负担，到上面辩减基层均徭银1200余两，永丰百姓无不感激。

在业余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办学校，为国家培养人才，以此作为大事来抓。所到之处，异常重视兴学，并且亲自朝夕授学。他教育学生要学古人道德，并以古人的高尚精神激励自己。在华亭任职时，在华亭，倦倦以兴起学校，培养人才为事，最为突出的成就就是兴办地方教育。培养了徐阶、何良俊在内的一批学子。被赏识的有徐南金、张承贤、杨世贤、杨子亨等数人，而且都被被聂豹收入门下。此外，还有何良俊、何良傅、王君陪、王君球等十数人朝夕受学。聂豹亲自为学子讲学。教授《周易风水》，同时证之以儒家“中和”、孝悌之说，又以古人道德可师之事迹感动诸学子，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嘉靖元年（1522），提学御史肖凤鸣到华亭考核学校学子情况，发现他所赞赏的优秀生都是出在聂豹门下。肖凤鸣笑着对聂豹说：“云间素称文薮，君一纲尽矣。”意思是说，松江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一向被称为文章或文人聚集之处，而这些文人却都是聂豹的门下。在华亭，他所办的学校考取儒士二百馀人，提拔其中优秀人才如包节孝兄弟，何良俊、何良傅，王球，吴培等十数人。当年秋天，这些人被推荐到南乡试，成绩多在高等。徐阶以进士及第，入翰林为编修。他们这些人中，先后以科第起家，通过考试被选拔得到高官厚禄的有十余人，其余人都各以文章气节表于社会。

嘉靖九年（1531），聂豹转任苏州市知府。期间经常与当地学子问学于书院。嘉靖万历年间，苏州名士大多数出自于聂豹门下。他培养了吏部尚书严讷、《永乐大典》总编官瞿景淳、兵部侍郎王忬、礼部主事陆师道、太仆卿顾存仁等朝廷重臣。

在平阳，虽然战事频繁，他除日亲戎事外，每当虏退的傍晚或中午，还带方亢思、方谦企，举人陈嘉言、嘉谟、阮师瞻、候古、刘光启、秦健在各州县授学。聂豹朝夕讲学不辍，于是平阳的人士崔汝孝等数十人，拜于门下。他还修平阳古今人物题名记，希望以此来勉励大家。任职福建省时，在省城新建了养正书院射圃亭，荟集八闽秀才志士到这里来教之。明嘉靖初年，巡按福州市时，为了纪念罗伦，在福州朱紫坊建一峰书院。守苏州府期间，大力兴办学校，云集名士于学道书院，大家共同学习研究。

嘉靖二十二年(1543) 冬，居家的聂豹提议当地永丰乡坤出资建新涿州学宫。聂豹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当地官员的大力支持，有中丞张岳主其议，柱吏魏谦吉核其成，县尹魏梦贤经营，建立了文庙、明伦堂、尊经阁、群英阁、星门、号舍、名宦乡贤祠等建筑物组成的永丰县儒学，并邀请林应芳执教。为纪念重修县学之举，聂豹邀请罗洪先撰写《永丰县重修儒学记》，自己撰写《群英阁记》。

聂豹辞官回乡后在永丰县的聂豹尚书第、尚书府每日除与故人门生子弟谈述古昔，研讨学术，咏歌太平外，还不忘办学授课，培养弟子。家乡本族的子弟有考取功名、事业有成的，都给以奖励表彰，号召族人向他们学习。永丰北面峰山风景秀丽，是休闲读书论学的胜地。聂豹在巚峰山修建了凌空阁。在该阁，永丰的学子欢聚该阁，讲学论学、写诗作赋，热闹非凡，成了永丰文人集会的好去处。为了推动永丰人才的培养，他曾与邹守益、钱德洪等办学于本县城西崇光观，很多学子慕名前往，弟子云集。聂豹在县时，出去讲学每次都有百余人跟从他云游。他一生所到各县以及松江县、姑苏、福建省、山西省之间，门下之徒不少于千人。他与弟子之间往往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即使做大官的也是这样。最典型的要数他和徐阶。徐阶虽然为朝廷大学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他们的师生关系从没有变过，四海皆称之。

中国文官执掌兵权的不多，聂豹能以一介书生取得赫赫战功，在古代儒生中是少有的。

嘉靖二十年（1541年）北方的俺答达虏蒙古军连年进犯山西，平阳百姓不得安宁。此时，聂豹被任命为平阳知府。他的出任称的上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嘉靖二十年（1541年）九月，起复平阳知府的命令下达，此时其兄聂洪（文伟）亡，聂豹本应奔丧，但是边关战事紧急，不得不赴任。

他上任时，平阳府银两库存空虚，历年积累欠达一百九十余万两，百姓逃亡四方，民户缺失甚多，防隘全无，兵力严重缺失，战事一无所备。身担重任的聂豹一方面鼓励平阳各类人才共同积极应对时局之艰，另一方面四处奔波，筹措经费。他请平阳县各地抚按到各州县，备羊酒肉招待富民，号召富户捐银。经过他的动员，临汾市等三十七州县民众都踊跃捐银，共计捐得银两二万二千馀两。由于敌情紧急，经费缺口太大，聂豹还允许牢中犯罪较轻的犯人视其犯罪的轻重程度，用不同银两赎身。如蒲州仪宾的苏仁因继室悍，疑犯强奸罪在押坐牢，苏仁以五千两金银赎身得以脱罪。经过多种途径所筹到的银两，全部用以加固隘口，大修关隘。经过修建巩固的郭家沟、冷泉、灵石等处隘口，屹然像天险一样。同时他又招募义勇兵张鸾等五千二百人，河南省矿工八百余人，给足他们衣甲、器械，加紧对他们进行操练，准备迎敌。不久，蒙古俺答汗来犯，入雁门，直接奔向平阳，侵犯郭家沟。聂豹派关兵李芳等开关迎敌，斩虏数人，虏咋舌败逃，并退营边境上。平阳本来兵力空虚，聂豹怕蒙古俺答还来，先发制人，使计诈敌。他叫人放风说“大兵不日且援山西省”，又令善于射箭的人假攻蒙古俺答虏营，虏兵追出，射箭的人故意将牌面兵骑俱弃去，装扮逃走，等虏兵快靠近时，便齐放弓箭，虏兵吓得逃回营房。虏兵知平阳有备，怏怏弃营逃去。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聂豹升迁陕西省按察副使，兵备潼关县。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再次举兵大举南下，攻掠大同，明军一触即溃。八月俺答汗蒙古军直抵北京城下，京师大震。兵部尚书丁汝点阅北京驻军册籍时，竟发现军队名册禁军仅四五万，且老弱半之，另一半多为官吏的子女，居家不在军营，即使在营的士兵都害怕不敢战斗。后虽然调仇鸾率大同兵二万入京，仇鸾也不敢出战。兵部尚书丁汝虁束手无策，只好闭门坚守。在国家危难之时，皇上世宗急于想得到良才，经吏部尚书徐阶推荐，平阳冤案虽大白但是还是被贬回家的聂豹被召回京城，为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现北京市），整顿辽（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军务。

后转兵部右侍郎，十二月抵任。奉命巡视九门时，聂豹向皇上面奏建议：京营的兵闲置，不如核减一十三万，分拨到下面各总督去操练，以备征战。每年兵器械、军粮、操练、犒赏等费用，户部要足额拨给。凡操练，必须遵循军法，军中的士兵不得借口占为杂役等。他的六条上疏皇上均全部采纳。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正月二十七日任兵部尚书，聂豹力辞，但是皇上不允。他上任后，正本清源，严厉革除夙弊，严禁请托，事事依据法典法例，他冒死据实核查严嵩之孙严效忠冒领军功案，兵部的风气很快好转。一时声望赫然。

他善用人才，慎选将士，操练军队，率先垂范带领将士修边城，建关隘，预备储粮，加固要塞，分屯重兵掌控扼要关口，以阻止外侵之敌。多次竭力上疏建言研究秋收防护的事宜。

为了防止蒙古俺答汗不断南下掳掠北方各省，威胁北京安全，重点关注蓟州、宣府、大同市的防务，采取：练选营兵，分布边兵，互相应援、爱养士卒、严格警戒、申明赏奖、修堡练兵、广开受降、习利军器、熟察地利十大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宣府、大同路途遥远，往往运达一石粮，路上需耗费数石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聂豹开始实行屯田之法，由于宣府、大同驻军大多数是北方人，不善水利。聂豹则联合户部、工部，征调南方擅长水利的官员，率领相关工匠前往帮助指导修建水利设施。可以说聂豹边镇屯田是解决军粮的重要举措，用南方人指导边镇水利建设则有利于边镇屯田。

他得知宣蓟（今宣化区、河北蓟县）边关的防备多废弛，立即差兵部左侍郎杨博前往驻守。益州、通州区、昌平区的官员属虚设，平时悠闲无事，他奏请罢去益州、通州、昌平三郡的御史。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蒙古外虏进犯京城的重要门户河北省的紫荆、浮图峪，情况危急。他从容应对，派入卫朱凤等将领前往截杀，斩虏首千余级，虏兵望风披靡，获大捷。皇上大喜，加封聂豹为太子少保，荫一子锦衣卫千户。他还上疏提出要论功行赏，奖罚分明，皇上从之。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蒙古外虏犯蓟州，由于防备森严，外虏攻城六昼夜不能攻下，还反被明军斩首一百七十多级，生擒一人，只好兵败而去。聂豹被皇帝诏嘉太子太保，为明朝从一品官。

聂豹任兵部期间，朝夕劳累，经常是半个月、一个月在兵部为国防操劳而不回家。看到宣府、大同市钱粮缺乏，军士饥饿，他上疏建言增拨经费。他发现前督抚大臣，不用心在那里安抚人心，守好军事阵地，却吃喝玩乐，守军苦不堪言，兵心不稳，他便上疏要求严惩，皇上大怒，逮二臣入狱，同时派遣户部侍郎陈儒前往赈恤将士。

当时，江南倭寇猖獗，闽浙苏常，连年被侵犯，又湖广川贵苗民作乱。在国家动乱之刻，聂豹运筹帷幄，博采众长，上疏调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省，各省兵马由他调用。添设总兵把守南汇、吴松江、刘家河、镇江市等处。派都御史郑晓议把守东海各关。由此，倭寇不敢妄动。对苗民作乱，则派兵前往沅州，湖湘川贵军队听从调用。江西德安盗贼猖厥，他派守备一员，前往惩处。倭寇侵犯苏州市、松江区（松江区）两府，他奏设总兵驻守金山区（上海金山区），所有沿海一带俱属防御，自己亲自坐镇金山，并带兵征战，明军士气大振，倭寇败退。他还派人把守南汇区、吴松江、刘家河、淮及盐城市。并把附近所属的防卫隶属管辖，然后又分兵布防阵地，命令他们各自为阵，严密战守。还调兵遣将，把守四府海口，并派重兵镇守。他还令都御史郑晓议驻守监城东海，同时各设把守总兵一员，专门负责其所属地的调兵。他用兵计策得当，苏州、松江固若磐石，倭寇不敢妄动。

他举荐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省、山东省、福建省、湖广诸军。还重用他负责剿灭倭寇。当时倭寇二万余人盘踞在松江府华亭境内，张经选将练兵，筹划捣毁倭寇的巢穴。次年聂豹调集两广土司兵，分配给总兵俞大猷、参将汤克宽和游击邹继芳等，待援兵到达后，即展开决战。正在这时，世宗采用赵文华的建议，赵文华还密奏诬告张经乱用军饷，且贻误战机。尽管张经与赵文华矛盾依旧紧张，但是在聂豹居中调度下，张经还是积极备战。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永顺、保靖苗军已到，倭寇自林侵犯嘉兴市，张经派参将卢镗从水陆两路进攻，在石塘大败倭寇。倭寇行至王江泾镇，张经令永顺、保靖县士兵夹击，斩首二千级，倭寇大败。余寇奔柘林，纵火焚巢，驾舟二百余艘出海而逃。张经指挥作战，取得了“王江泾大捷”，取得了自有倭患以来最大的胜利。尽管聂豹和张经取得了抗倭的胜利，但是由于不符合世宗的心意，朝廷赵文华和朱隆禧有从中使奸计，最后，聂豹被罢官，张经被杀。

聂豹素喜崇尚节义，褒奖纪念先辈。鉴于欧阳修已迁安微颖州数百年，祖墓荒芜，后裔失散。在巡按江南期间，便绕道前往颖州。他到处寻找欧阳修后裔，终于觅得欧阳修三子辈的后裔十六世孙云。聂豹请人画了欧阳修遗像（现保存的欧阳修画像），要云奉欧阳修遗像同他一起驰归故里永丰。并与永丰知县商量，由县人捐资，为云买田娶妻。还筹措银两修建永丰县城的欧阳修专祠和沙溪的文忠公祠堂，在沙溪修建欧阳修父母的坟墓，雇专人守墓奉祀。

状元及第罗伦（罗伦）以忠节著称，但是却没有被朝廷赠谥。聂豹上疏请求朝廷给以封赠，又亲自拜见罗一峰。罗一峰逝世后终于被赠宫论德，并赠谥号为文毅。状元学士曾棨逝世后其遗体被仇人骗迁葬于新干县，这些人还引诱曾的子孙藏起骨骸，想灭迹。此案虽上诉，但是被经办官员久拖得不到判决。曾棨家人找到聂豹，他毫不犹豫，到处奔波，终没有效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到当时的大学士徐阶帮忙，经不懈努力终于讼决。讼决后他还帮助曾棨子孙将骨骸复葬永丰旧坟。嘉靖四十年(公元1560年)，聂豹扩大永丰县城址规模，城门增至八座，东曰泰安门、西曰兴贤门、南曰承恩门、北曰永定门、小东门曰涌清门、小北门曰广帘门、小西小南门无名。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首辅夏言偏听谤言，将聂豹逮入锦衣狱。聂豹在狱中被折腾两年之久，冤情之苦难以言表。同年，夏言也因案入狱。聂豹与他在狱中相见，夏言以为聂豹一定会报复他。但是聂豹却对他没有任何怨恨表示，也不幸灾乐祸，而是和他谈论性命真机。夏言非常感动，对聂豹的德行十分敬佩。他逢人便说：“吾愧见聂双江” 。聂豹归故里后，夏言专程到永丰拜访，并为聂豹作赋：“六一桥边，白鹿冈前，草堂中与味悠然，风和沂河月满。……”。

聂豹忠孝慈仁，敬贤爱士。他言传身教，经常以朴实的语言谆谆教诲宗亲和后人。他与夫人宋氏慈幼之性，得诸天者尤厚，侄子聂静生母身体不好，他与夫人将聂静带到身边，于襁褓养。长而成之，心力备至。宋夫人常说：“但欠十月之怀耳。”故认聂静为从子。聂静重所养，叫宋氏为“母”，叫自己的母亲张氏为“伯母”。

聂豹特别注重制定乡约。在嘉靖十五年（1536）参与制订了《永丰乡约》，为《永新乡约》写了后序。在《永丰乡约后序》中，他指出赏罚在于法，是非在于心，所以明白人心是善恶是非的源头，在实践中以善心行事，则民间程序良好，否则社会必不安定。他还注重地方宗族建设，倡导修谱碟。与从子聂静一道续编了《永丰聂氏族谱》。为东坊邹氏、水南程氏、恩江张氏、城南陈氏、社州肖氏、上汤氏、珠溪王氏、梅溪戴氏、秀川罗氏等族谱撰写了序。为乐安流坑董氏撰写了《董氏重修祠堂记》、为禄江李氏撰写了《李氏祠堂记》等等。

聂豹在巡按期间，他针对如何考核官员，上疏提出要分德行、经义考核官吏，主张官员要重德行。他还清理寺庙多占的田地以备赈灾抚恤，核实官府的帐簿，清理虚报人数，以均徭役。提议建立考核官宦的长效机制，奖励劝勉官员勤政为民，从根本上治理为官清明廉洁的风气。

聂豹为人正直，廉洁奉公，在朝时敢于弹劾贪官污吏和不作为者，得罪人比较多，在明清时期，乃至现在还有人在攻击他，这是正常的。对于毁之者或失其真，当代学者纷纷打抱不平，阐述道：《明史》对聂豹的评价与《明实录》“嘉靖三十四年二月”条的说法如出一辙，但如果详加考证，可以发现这一评价有合乎史实之处，也有值得商的地方。《明史》对聂豹的记载用字不多，虽然对聂豹是褒多贬少，但还是在很多地方与历史史实不相符，尤其是执笔人用词不当，短短的文字竟有几处用“惧怕”二字，有浓厚的偏见。很有可能具体执笔人是被聂豹弹劾官员的后裔。编撰史书用这么多形容词在中国是少有的，明显不符合修史的规定。刚刚相反，与《明史》不同的史书《明儒学案》和《四库全书》，却对聂豹持肯定态度。

第一，明史对“大学士嵩与豹乡里，……故豹甚为帝所倚”说法欠妥。嵩与豹是乡里这是事实，他们都是江西人。聂豹参加正德十二年（1517）的会试时，主考官是年仅38岁的政坛新秀严嵩，聂豹会试登进士第，按照明朝科举惯例，生员一登科第，则称主考官为座师，生员为主考官之门生，所以说严嵩与聂豹为师生关系。当年同聂豹一起登科第的还有后来的首辅江西人夏言。由于聂豹的学生徐阶，以及徐阶的学生杨继盛是坚定的反严嵩者，严嵩不可能对聂豹好。

第二，明史对“而大学士嵩与豹乡里，徐阶亦入政府，故豹甚为帝所倚”的说法有悖事实。把聂豹为帝所倚，升全靠严嵩和徐阶，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朝廷，举荐聂豹有很多人。在华亭时，当时朝廷官员看到聂豹的政绩卓群，纷纷举荐聂豹，其中有七八个到过华亭的巡抚和巡按官员还以奏章的形式向朝廷举荐聂豹，朝廷是按例赠封亲属。嘉靖十九年（1540年）给事中游震得上疏荐聂豹复职，未果。嘉靖二十年（1541年）三月，给事中游震得再次上疏推荐聂豹起复，任浙江省嘉兴知府，聂豹未按照御史奏请任嘉兴知府，而改任屡受蒙古国武装部队侵犯的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知府。这些职务严嵩和徐阶并没有举荐。

战功和才华是聂豹擢升的重要因素。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北方的俺答率蒙古军袭扰山西省，所过之处，明军或逃遁，或避战，蒙古军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当时著名将领翁万达镇守的大同市亦避而不战，整个山西唯有聂豹驻守的平阳府力拒蒙古军入侵，正是聂豹此时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深得皇上欣赏。所以嘉靖二十九年，徐阶推荐聂豹巡抚顺天时，顺利得到完颜雍的批准。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巡按御史上疏举荐聂豹，吏部决定重新启用聂豹，虽然遭当时的首辅夏言反对未果，但是也不是严嵩和徐阶举荐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朝廷缺兵部尚书，时任兵部右侍郎聂豹自己谦虚，举荐翁万达为兵部尚书，世宗采纳了聂豹的举荐，启用当时的著名将领翁万达为兵部尚书。但翁万达还没有到任，就在上杭县病逝了。翁万达死后，时任兵部右侍郎的聂豹在当时朝廷上论战功，论职务都是兵部尚书首选人，他升任兵部尚书是顺理成章之事。聂豹在《亡妾王氏桃姐记》里回顾记叙道：“嘉靖庚戊虏拥众四十万逼首都，皇上忆予保障平阳之功，乃起为佥都御史，整饬苏州边，兼巡抚顺天等府。圣谕内阁云：‘豹才可大用，何又出之外补？’遂升兵部侍郎。……明年癸丑春，所司以兵书员缺上闻，圣谕内阁云：‘不必别推，以豹代之’。是秋虏酋悉徵其部落，蓦突紫荆关。我兵大捷，斩首千数级，蒙恩晋秩太子少保，荫子为锦衣千户。……又明年甲寅，予复以古北却虏之功，晋太子太保。”从以上可以看出聂豹每次擢升都是靠战功。

第三，明史叙述，“西北边数遭寇，东南倭又起，羽书日数至。豹本无应变才”、 “久之，寇患日棘，帝深以为忧。豹卒无所谋画，条奏皆具文，帝渐知其短。”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将当时不能应对南北战乱的原因归于聂豹无能，是有失公允的。

明朝嘉靖年间之所以北方蒙古族连年南侵，东南沿海倭寇袭扰不绝，关键在于明世宗对外政策的失误。嘉靖初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南的日本人多次要求与明朝互市贸易，但世宗一改过去历朝友好贸易往来的做法，实行绝贡政策，严令禁止南北贸易，由此导致了南北战事连年不断，这是朝廷的错，不是聂豹的过。在具体的实施应对南北之敌的举措中，聂豹自始至终忠实执行完颜雍的旨意，这也不是聂豹的过。不可思议的是，当时东南沿海虽然禁止贸易，却有不少官方和民间的人暗中与日本商人来往密切，而聂豹上奏，朝廷一味姑息，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聂豹有力使不上。直到东南沿海局势紧张后，世宗才一改过去态度，突然反过来要求聂豹一夜消灭倭患，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件难事。在具体战术上，聂豹与世宗也不同，世宗是不顾敌强我弱的现实，主张速战速决，一夜之间缓和明朝面临的困境。而聂豹则主张战略上坚决，战术上御敌以缓，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反对打无准备之仗。聂豹认为：“兵家要妙还需静，不在然一鼓时。”他提出修建关隘，训练士卒，严格里甲制，在准备充分后再与敌军决战。在对待张经和赵文华之争上，聂豹与完颜雍也有类似的对立。世宗反对张经御敌以缓的方针，甚至张经取得胜利后亦不免被斩首。而聂豹则赞同张经的主张，由此招来世宗的不满，罢官在所难免。总之，导致聂豹罢官的原因并非其无能，而是不能满足世宗不切合实际的从速解决南北之患的愿望。有现代学者对此事评述道：“事实证明，在评定东南倭患的过程中，聂豹料敌从严，用兵宜缓的方针是可行的。按照聂豹这一方针，张经取得了“王江泾镇大捷”，但是世宗妄图尽快平定各地战乱，所以聂豹罢官，张经被杀。赵文华按照世宗的意图轻率举兵，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且劳民伤财。聂豹罢官后，完颜雍任用戚继光主持东南军务。事实上，戚继光在平定倭患的过程中，也是按照聂豹御敌从严，用兵宜缓的方针，在作好充分准备后，方起兵灭倭。”由此可见，不是聂豹没有应变能力，而是他的战略战术得不到充分实施。有人假设当时世宗如果相信聂豹，让他充分施展才华，中国的历史可能要重写。

嘉靖二十六年吉安府各界名流聚会青原为当时正蒙难的聂豹祝寿，针对朝廷有人对聂豹的毁誉，各界名流极为愤慨，邹守益在其《双江聂子寿言》指出，聂豹在政治成就上，任华亭知县时，以裁处繁杂的政务闻名当时，任福建巡抚立志安定八闽，任苏州知府期间，以礼治教化士民，任平阳知府，扑灭蒙古烈焰，保障京畿安全，堪称国家的长城，得到了各级官吏的举荐。不少现代学者对聂豹评论说道：“事实上，毁誉相间是人世间的常态，就如同喜鹊和乌鸦之声并存一样，关键是要以淡定的心态面对毁誉之声，不要闻喜鹊之声而喜，闻乌鸦之声则悲。”

第四，《明史》在写王遴时，把杨继盛被杀归咎于是聂豹把杨继盛告发严嵩及其孙效忠冒功事的严嵩和严世蕃的密信交上去了；还认为是尚书聂豹惧怕严嵩父子，杨继盛才被判了死罪，他们认为假如聂豹不把密信交上，杨继盛就不会处死。这段描写褒王遴贬聂豹，既制造了千古奇冤，也证明执笔人幼稚。

实际情况是，杨继盛弹劾严嵩，徐阶、聂豹都相劝杨继盛注意策略，伺机而从，杨不听。杨继盛弹劾严嵩后，严嵩对杨继盛是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把杨继盛处死，杨继盛已经到了非死不可的境地。即使聂豹不把严嵩和严世蕃的密信交上，杨继盛不死是不可能的。聂豹唯一可做的只有帮助杨继盛，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弹劾严嵩。说聂豹惧怕严嵩父子，完全不符合事实。聂豹在杨继盛弹劾严嵩一案的后续处理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聂豹为了弹劾严嵩和严世蕃，一反杨继盛的做法，决定用计谋。他经过详细调查后，将调查情况上疏完颜雍，并将杨继盛提到的严嵩和严世蕃的密信一同上交。粗莽的王遴不明真相极力阻止。这就是所谓“尚书聂豹惧，趣所司以世蕃稿上。遴直前争，豹怒，竟覆如世蕃言”的真相。世宗得知聂豹呈报的真相后仍还偏袒严嵩，没有惩处幕后主犯严嵩父子，只免除了严鹄所代严效忠之职，免除了周冕的职务。聂豹所为最终虽然没有达到杨继盛弹劾严嵩的全部目的，但是聂豹总算把严鹄和周冕惩处了，完成了杨继盛一部分未尽事业，杨继盛九泉得知后还是会宽慰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聂豹不但没有惧怕严嵩父子权势，反而是不畏权势，敢于斗争。不过与杨继盛、王遴不同的是在无畏的同时用计用谋，使严嵩他们没法狡辩。聂豹的智斗，比起杨继盛、王遴要高明许多，其行为值得大书特书。史书还把杨继盛的死归咎是徐阶没有出手相救，这也是荒缪的，从徐阶为杨继盛作《墓志铭》，将杨继盛诗的第一首的前两句和第二首的后两句合为一首，成为：“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徐阶改这首诗可以看出其良苦用心。可见聂豹和徐阶都是杨继盛一党的，目的都是要弹劾严嵩，只不过他们各采取的方法不同。《明儒学案》为此事大打不平，说是“不辩而自明”。

第五、明史上说的“会侍郎赵文华陈七事致仕，侍郎朱隆禧请设巡视福建省大臣，开海滨互市禁，豹皆格不行。帝大怒切责。豹震慑请罪，复辨增官、开市之非，再下诏谯让。豹愈惶惧，条便宜五事以献。帝意终不”。这里用“豹愈惶惧”这样词语实在有违历史。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严嵩死党赵文华、朱隆禧等人上奏要巡视祭海神、增加田赋和开放市舶等事宜，完颜雍皇帝是大悦。朝庭官员虽然觉得不妥，都缄口不语。只有正直的聂豹能挺身而出，在朝庭反对赵文华等幸的上疏。惧怕就不会反对，反对就没有惧怕。假如聂豹真的惧怕，他不可能会去据理相争，他会当即表态同意赵文华等的上疏，这样皇上一定会非常高兴，还会嘉奖聂豹，聂豹也不至于被罢官。这个写历史的人连基本常识都不懂，让人啼笑皆非。

《中国历史纪事》对这件事有专门的评论记载：“时人就此事评论说：……。国家遭受倭患，军费开支浩大，应当省事省官，减少地方负担。今反‘颠倒是非’，遣官祭告海神，劳民伤财，重扰地方。赵文华到任以后，公私财贿俱入其室，江南为之困敝。他又恃宠牵制兵权，‘颠倒功罪，以致纪律大乱，战士解体，虽征兵半天下，而贼势愈盛。此皆严嵩任用非人之罪’。”从这段历史记载来看，完颜雍皇帝倘若不听严嵩和赵文华等人的误国之言，而是听取聂豹的诤言，国家也不至于遭受倭患。

对聂豹的功过，徐阶在《聂豹墓志铭》称：“……公见高明履笃实，发为公言有可述。左持戎枢右简册，武功文教相辉赫。……”王学中观点与聂豹相左的王畿（王畿）在《祭聂双江文》称：“先生之才，鞭驾一世，风雷出入，若不可羁；先生之志，凌迈千古，宇宙俯仰，若靡所遗。” “先生居贞履坦，坚志达才，浩荡廓清，萃涣淳漓…”。明朝郭汝霖称：“仕以来，历著鸿绩，民涵雨露，仕诵弦歌。威重长城，熏铜柱，无偏无颇，布在人心。炳炳烺，传诸廷庙……”。一位现代学者在研究聂豹后指出：“聂豹刚正不阿，敢言入所不敢，致使召恶于权势，但其杨风正俗，清廉自律之明也名重当时。”“亦似可烛见聂豹之精深学术与高尚情操。”

修筑明北京外城墙

北京，经元末兵火之后，特别是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掠劫财物，致使京城周围受到一次极为严重的破坏。经“庚戌之变”后，保护北京城市的屏障没有了，人口大减。当时北平一度出现“商贾未集，市尚疏”的现象。复筑土城，营建北京城墙，以护居民，有效地防止城市遭受外界的入侵成为了当务之急。北京城眼见着成了软弱的绵羊，被人蹂躏。迫于此况，聂豹等上疏建言请筑北京外城墙，被采纳。

聂豹为北京外城墙的修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外城墙完工，皇上大喜，聂豹被加封为太子少傅，荫一子入监读书。

推出养马承包责任制

承包制对生产力的影响是巨大的，聂豹开创了中国承包制的先河。

嘉靖五年（1526年），聂豹任佥都御史巡抚顺天（现北京）稽查马政。当时朝庭战马剧减，为了为朝廷多输送马匹，他实地调查研究，总结以往的经验，上疏陈述马政的利弊，说明马数减少，人们养马积极性不高的的原因。把他经过琢磨，首创的养马承包责任制向朝庭推出，得到皇上的允许。他推出的养马承包责任制，首先是核定养马人数，将江南抛荒的田亩，逃亡的人丁核查属实后，剔除这些人可以不养马。其次是将种马按优劣作价入官，再将马和草场承包到各州县官吏，并以签订的合同作为考核他们的主要依据。然后各州县官吏将马和草场承包到户。各处草场，不分养马与否，根据土地荒熟肥瘠程度，作为料场，不同价位计算，官方全部收购。还常年额定收购马价，稳定收购马的价格，解除承包户的后顾之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各州县养马积极性空前高涨，马匹成倍增长。聂豹推出的养马承包责任制，对当时促进马匹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聂豹从小颖敏不群。老师见了都称他为奇才。他家的家景每况愈下，连缴交先生的学费都非常困难，每学期交学费，父母都要忍痛把买米买油的钱挪用。聂豹知道后经常叹息说：“我不孝，我怎么报得了父母过分劳苦的恩情”，语毕泣下。一时同学见之，多所感动，有的解囊相助。

理学成就

聂豹早年学易，后问学于王守仁，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自丁亥以来，致书阳明，论致知功夫。他认为知与行，行更重要。徐阶在家乡华亭遇到聂豹，在聂豹的引导下，他拜在王学门下。临别时，聂豹送给他四个字，就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徐阶为之终生受益。徐阶也因此成了王门忠实拥护者。

聂豹从致良知下手，他认为诚与不诚，有爱心没有爱心，孝不孝，必须养性，养心。他在启阳明先生的书信中还写道：“德性者，良知也；道问学着，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问学者，必非学……”。

聂豹在翠微山养病几个月，后又身陷朝廷锦衣狱，这些为他的“归寂”提供了实践基础。聂豹以自己的为官亲身经历，把王守仁之学，融合《易》与儒家经典，加以发明而合己说。在领悟王守仁之学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静修体悟，以良知本寂为核心概念，未发之中诠释良知的内涵。以主刘因养和戒慎戒惧作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

他认为良知本寂，虚寂是心之体，然而知觉虽然是良知发出的，却与良知不是同一事物，不能将知觉当作良知本身看待，忽略了知觉的发源根据才是良知。良知虚寂是人们道德生命本源，也是知觉情感的最后主宰，道德修养时必须回到本原处用功，使良知回复至寂然状态，人们的知觉感情就自然而然地合乎伦理规范。他认为，未发之中是良知，未发之中和良知是同等重要的概念，二者都是虚寂之体。他主张主静修养。道德修养的关键是以静制动，以静修主宰变动不止的知觉和情感。主张致虚守静的工夫论。他在道德修养方法中，除致虚守静外，还主张戒慎戒惧。

在身心践履方面，他主张知行合一，认为两者在良知的统摄下，互相包含，互相融合，知不离行，行不离知。只有在实践中去检验，“知其发也”才能体现在它的价值。

聂豹感悟出本体虚寂道理时，罗洪先从不认同，到感到倏然心惊，与自己不谋而合，到最后，坚定地和聂豹站在一起。他认为:““双江公真是霹雳手段，千百年事，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真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刘文敏晚年也说：“双江之言是也"，并有临终遗言与门人。

聂豹深识以“知觉" 为良知之弊，反对“现在良知"，认为必须就本体处着工夫，才能够避免逐物义袭之病痛。聂豹的“归寂”学在明朝中后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学者对此评论道：“给王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王学因去除弊痛而加固，扩大了王学的影响；……推动了王学的发展与创新。”聂豹的理论应该是既继承了王守仁之学，又发展了王阳明之学。

黄宗羲对此也有过精到的评价：“(王畿)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姚江之学，惟江右得其传姚江之学，惟江右为得其传，东廓（邹守益）、念庵（罗洪先）、两峰（刘文敏）、双江（聂豹）其选也。”，“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在黄宗羲的心目中聂豹与罗洪先的“归寂”一脉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为了传播王学，聂豹每到一地，都要亲自讲学，弟子遍布吉安、姑苏、八闽、山西省。当时许多著名的人物，都出自他的门下。聂豹先后与王学主要人物：季彭生、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刘文敏、刘邦采、陈九川、黄弘纲、钱德洪、王君畿、唐顺之、郭应奎、李罗山、曾前川、陈两湖、胡仰斋、王畿等学者论学辩究。永丰县老乡宋仪望自称跟从聂豹三十年，从没有间断过聆听聂豹的讲学。聂豹的弟子郭汝霖非常追捧聂豹，在出使琉球王国之前，还专程登门拜访了聂豹，并将聂豹的《致知议略》刻发行。就连反对他学说的王龙溪(王畿 )，嘉靖四十四年再次来永丰，展拜双江墓。

明嘉靖十五年（1536），安福复古书院创建时，邹守益与知县程文德邀请聂豹题名作记。聂豹作《复古书院记》称：“王守仁悼俗学之涂炭生民也，毅然倡道东南，而以良知为家”。=聂豹称，书院题名“复古”，其意在于以古人问学精神为榜样，追求良知之学的真谛。在复古书院，聂豹与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刘邦采进行了寂感之意辩论。特别是聂豹同王几进行的激烈的学术辩论，影响深远。罗洪先评价聂豹辩论发言，说《致知议略》可以与论语相媲美。

明朝嘉靖年间，吉安知府何其高重修白鹭洲书院。书院建成后，何其成又集吉安九县学者举办讲会，史称白鹭洲九邑讲会。又邀请庐陵文化名人聂豹、邹守益、欧阳德等人撰文纪念。受知府何其高之托，聂豹作《道心堂记》。积极推行“道心”，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尔后，聂豹积极参加白鹭洲书院的各次讲会，推动他的这一学说，

嘉靖十七年（1538年）正是王学遭禁之时，聂豹等人在庐陵县祭祀王守仁，继续讲学。

嘉靖二十一年(1542)冬，聂豹从山西平阳归江西省故里，聂豹与欧阳德，邹守益、罗洪先等人举办了青原九邑大会，当时江西王学的代表人物齐聚吉安县，吉安府九县青年学子纷纷参加，故亦称就九邑大会，是整个江西地区推广王学的主要讲会之一。

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十三，聂豹六十大寿，吉安府各界名流聚会于青原。王学学者为给聂豹祝寿而举办了青原大会，泰州学派的罗汝芳也参加了此会。在青原大会上，邹守益作《双江聂子寿言》，高度评价了聂豹的政治和思想成就，为聂豹被诬陷打抱不平。邹守益等吉安府士人不仅为聂豹大张旗鼓地祝寿，而且在“寿言”中将聂豹的政绩和归寂说并称为其一生的两大成就，可见对他是极为支持的。罗洪先自称与双江的思想达到了一致。

嘉靖二十八年(1549)初，聂豹获释后归吉安市故里。同年秋与邹守益等人在龙虎山的冲玄观举办了冲玄大会（亦称冲元大会），积极宣传王学。聂豹组织了冲玄大会，讲会使得聂豹的归寂说与其批判的对象王畿的良知现成说发生了直接的碰撞，而且这次讲会的资料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使得我们可以一窥王学讲会的内容和过程。此次讲会不同于区域性的讲会，是集合了浙江省、安徽、江西省、江苏省、的王门同志，如王畿、钱德洪、皆浙江、江苏、徽州、宣城市等地的学者，还有王臣、陈九川、洪垣等人共襄盛举，是跨区域性的盛会。

嘉靖三十二年会试，徐阶联合在京的深居高位的聂豹、欧阳德、程文德趁会试天下学子齐聚北京之际，利用朝庭的力量推广王学，讲会于北京道观灵济宫，聂豹、欧阳德等人分别主持了灵济宫讲会。来自不同阶层听讲者多达千人，时间长达两个月。据《明史》记载，赴会者多达五千余人，盛极一时。

《聂贞襄公本传》曰：“聂豹身长玉立，操履峻洁，而风采凝拨，如孤风屹峙，超特不群，望之令人叹服。而神思静逸，有飘然壑，高举物外之气。”当他因诬陷被逮时，从容出见差使，换上囚服。慷慨上路时，屋内大声悲号，他好像没有听到。门生父老相送，无不潸然流泪，聂豹却神色不动，只是拱手作别。邹守益、罗洪先送至江边，聂豹如同平日一样，与他们论学不辍。人们大为敬服，认为他的言行与他的“未发之说”深相符合，是真正的“知行合一”忠实执行者。以至于前来抓捕聂豹的锦衣卫百户戴经敬佩不已，从此都是行弟子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