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创作的一篇散文，写于1926年10月12日。最初发表于同年十二月《莽原》半月刊第二十三期里，后收录到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

藤野先生是鲁迅在日本东北大学（仙台）的解剖学教师。他对鲁迅产生了很深影响，《藤野先生》一文中，在记叙与藤野严九郎发生的点滴时，鲁迅运用大量抒情写法，足以可见他对藤野先生这位老师的赞扬与喜爱。藤野先生是鲁迅心目中理想的好教师形象，虽然笨拙，虽然失意，但本心赤诚。文中热烈赞颂藤野严九郎先生辛勤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及其严谨踏实的作风，特别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诚挚友谊。同时，本文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同帝国主义势力斗争到底的战斗精神。

《藤野先生》是鲁迅散文中的名篇，20世纪50年代以来，《藤野先生》一文多次入选中学教材，其中包括：《初级中学课本文学 第二册》(1955年)、《初级中学课本语文 第五册》(1982年)、《义务教育教科书 语文八年级上》(2017年)。《藤野先生》也被选入了日本的语文课本。

1902年4月，鲁迅抵达日本东京开始留学。1904年9月，鲁迅入读日本东北大学。当时日本举国上下都弥漫着鄙视中国人的风气，但是他的老师藤野先生却对他这个中国学生特别热情、友好、尊重，这令在当时饱受歧视的鲁迅无比感激，终生怀念。

《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任教期间所创作的回忆散文。有学者在研究鲁迅手稿时发现这篇散文的题目做过修改，其原名是“吾师藤野先生”。

鲁迅，小名阿张，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字豫才，改名周树人。1918年（民国七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候开始使用“鲁迅”作为笔名。1881年9月25日（光绪七年八月初三），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市府会稽县（今绍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赴日本学医，后弃医从文并参加光复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等职。五四运动前后，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20年（民国九年），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军校兼课。此后相继出版了《呐喊》、《彷徨》、《阿Q正传》等。1926年（民国十五年）后，曾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1927年（民国十六年）10月之后，定居上海市，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30年（民国十九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组织，成为左翼文学的领袖人物。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藤野先生原名藤野严九郎（Fujino Genkuro），男，1874年7月1日出生于日本福井县，是日本的医生、教师，因和其学生鲁迅的交往而闻名。其家族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的第六代医生。1919年，回故乡自立诊所。1945年8月11日，在福井谦一逝世。

《藤野先生》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多肉灯泡。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市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之瑜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省，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省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的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颅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遍。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列夫·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罗斯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罗斯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市。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一九二六年）

《藤野先生》是一篇写人记事的散文，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写作重心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文中虽然也写了人，写了事，但这些人，事都是通过作者的眼睛去看的，都打上了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藤野先生》中，作者以诚挚的感情描写了对日本学者藤野先生的深切怀念，并叙述了自己对当时现实的观感。作者写藤野先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由表及里地进行刻画。通过几个实例显现了藤野的光辉胸襟。作者写得具体、实在，由外到里地进行刻画，因而这一形象十分鲜明，正由于藤野先生具有如此高贵的品质，因此才博得作者深深的怀念。

本文除了表现对藤野的怀念之情，还有一个重要感情，那就是渗透于文章始末的作者的爱国情愫。探求救国真理的情愫。先是通过他对当时留日学生的厌恶，表现他不同于众，探索救国道路的情怀。其次是通过写自己弃东京而就仙台市的路途之中，目触“日暮里”和“水户”两个地名而拨动情思，使读者感受到作者时时处处不忘“风雨飘摇"“日暮途穷”的国情和他对希望国人有朱之瑜先生民族气节的呼唤。再次是通过看电影，让他看到丑恶的形景，听到刺耳的声音，表露他心情的“变化”，想“不学医学”，“离开仙台”。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紧扣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完成了作者这一形象的刻画。藤野先生没有狭隘的民族偏见，对作者热诚挚情，他认真地讲课，做实验，改笔记，作者也知道他对自己抱着“热心的希望”，“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而他“在我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但当作者知道医学不能救国时，乃决意弃医从文，不能继续走藤野先生希望他走的路，离开了仙台。但此后，藤野的精神始终融注在他心中，成了鼓励他不断前进的动力。十分明显，在藤野热心的映衬下，作者的反动势力斗争的决心更明显了，跃然于全文的是作者对祖国无限热爱的襟怀。

《藤野先生》借助多样化的抒情方式，融情于客观叙事、生动描写、简洁议论中，借助寻常副词、反语、大词小用抒情，使文章抒情具有隐秘性、形象性、深刻性、含蓄性、批判性特点，抒写了丰富深刻的情感内涵。

一、融情于客观的叙事中，抒情具有隐秘性。

《藤野先生》主要记叙了作者从东京到仙台市学医的几个生活片断。文章的叙事平实、客观，其实融入了作者特定的情感。这种客观叙事中的抒情具有隐秘性。从东京到仙台，作者只记住了途中的两个地名，一个驿站“日暮里”，一个水户。叙事显得客观、平实，联系22岁的鲁迅怀着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理想，于1902年4月去日本留学的背景，了解作者对当时国内局势动荡混乱、医学落后的失望与痛心，就能体会到文中提到这两个地名所隐含的情感。一直记得“日暮里”，隐秘地流露出作者的忧愤之情，对国家贫弱的深重忧虑，对东京“清国留学生”醉生梦死的愤恨，对奋发图强、救国救民的自我激励。记得“水户”流露出对朱之瑜民族气节的仰慕之情，隐秘地表露出作者的爱国主义情感。

二、融情于生动的描写中，抒情具有形象性。

鲁迅善于在描写中融人情感，抒情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离开东京的原因，作者用两幅画面描写作交待，一是清代留学生成群结队游上野公园，一是中国留学生在会馆的洋房里跳舞。文中对两幅画面都作了生动描写，前者是：“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后者是：“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作者在简洁生动的描写中流露出对留学生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浪费国家钱财的厌恶、愤慨，作者对东京的留学生不良风气的失望之情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三、融情于简洁的议论中，抒情具有深刻性。

《藤野先生》在叙事、描写的基础上，有时候会作一番简洁的议论，这种议论往往会揭示出某种哲理，同时能抒发某种深刻的情感。文中叙写了藤野严九郎先生主动检查、纠正作者的讲义：“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作者在叙事的基础上有两句议论，一是“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一是“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前者流露出作者的惭愧之情与对老师的感激之心，也深刻地揭示出老师爱学生、学生敬老师的互为因果、感情双向互动的道理，表明有时候老师关爱学生的一个小小举动会让学生永怀感激、终生难忘；后者流露出作者的自责之情，衬托出藤野先生没有民族偏见、真诚对待来自弱国的学生的可贵品质。抒情中深刻揭示出国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强弱，都应平等相待，尊重他人才能获得他人尊重的道理。

四、融情于寻常的副词中，抒情具有含蓄性。

鲁迅善于借助寻常的副词抒发感情，使抒情具有含蓄性。文章开头一句“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副词“无非”“也”，含蓄地写出了对东京的留学生表现的失望与痛心。“这样”代指接下来所叙写的留日学生不学无术、醉生梦死、沉迷享乐的风气，这种风气与先前南京水师学堂里的乌烟瘴气一样，令鲁迅痛心、失望。鲁迅只身从东京来到仙台市，住在监狱旁边的客店里，“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句中副词“居然”含蓄地表现出鲁迅随遇而安的达观洒脱之情，表现他到仙台完全以学业为重、不在乎艰苦的生活条件。在仙台初见藤野先生，坐在后面发笑的留级学生介绍了他的情况，说他“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作者接着写道：“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句中副词“大概”，表示推测，有很大的可能性。这就含蓄地表现出对藤野严九郎先生专注学术而不拘生活细节、疏于装束打扮的敬佩与赞美。

五、借助反语、大词小用，抒情具有批判性。

鲁迅向来爱憎分明，善于借助反语、大词小用对一切反动的、腐朽的、不合理的人、事与现象进行无情的揭露与尖锐的批判。进行无情的揭露与尖锐的批判。例如，对游玩上野公园的清国留学生的头发作了描写，说那“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的形象“实在标致极了”。“标致”便是反语，表现出作者对清国留学生丑态的厌恶、讽刺，对他们不学无术、沉迷玩乐的尖锐批判。文章结尾说“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正人君子”讽刺那些为军阀政客张目而自命为“正人君子”的陈源之流，用的是反语，表现出对反动文人的厌恶、鄙夷与批判。

像《藤野先生》这样风格闲淡、自然的文章，在鲁迅的作品中并不多见，“这个时期，鲁迅的心情是温暖的，笔致是温婉的”。（厦门大学朱水涌评）

作品按时空顺序写出了作者的发展脉络，揭示了作者的本质特征——爱国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正是这个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特征，使作者和藤野先生的心紧紧相连，使这两个形象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共同体现一个深刻的主题。（《现代散文鉴赏》评）

《藤野先生》还是一部体会鲁迅、思考鲁迅的精神地图，是双重意义上的“文学地图”。无论怎样定义《藤野严九郎先生》其实都无损于鲁迅的伟大，鲁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北方工业大学冯雷评）

《藤野先生》是鲁迅散文中的名篇，20世纪50年代以来，《藤野先生》一文多次入选中学教材，其中包括：《初级中学课本文学 第二册》(1955年)、《初级中学课本文学 第六册》(1957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语文 第五册》(1978年)、《初级中学课本语文 第五册》(1982年)、《初级中学课本语文 第五册》(1987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实验本)语文 第六册》(1992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下》(2007年)、《义务教育教科书 语文八年级上》(2017年)。《藤野先生》也被选入了日本的语文课本。

1961年，藤野先生的家乡福井市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1964年，为了纪念藤野严九郎与鲁迅结下的友谊，藤野的家乡福井县建立了“藤野严九郎碑”。

1983年5月18日，鲁迅的故乡绍兴市和藤野的故乡芦原町（现芦原市）结成友好城市。

1984年7月，藤野先生的故居被改造成藤野严九郎纪念馆。他生前任教的东北大学（仙台）(原名东北帝国大学)设立了“东北大学藤野先生奖”。

2006年，北京市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和藤野先生的出生地福井县芦原市分别向东北大学赠送了鲁迅和藤野的胸像。

2007年，藤野严九郎先生的铜像正式落户北京鲁迅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