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论》（古希腊语：ὄργανον；英语：Organon）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六部逻辑学著作的总称，由漫步学派的第十一代领导人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Andronicus）编辑并冠以《工具论》之名。这些著作是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核心作品，旨在提供研究形而上学（第一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必要工具和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逻辑学是获得真知识的基础，只有掌握了逻辑学才能进行有效的哲学和科学研究。因此，《工具论》被视为哲学研究的导论或绪论，奠定了逻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

《工具论》由六本书组成，每本书探讨不同的逻辑学主题和方法。《范畴篇》列举了十种基本范畴，包括实体、数量、关系、性质、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和状态，用于描述现实中的各种存在和属性。《解释篇》主要讨论命题和判断，定义了命题的基本结构，并区分了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否定命题和肯定命题、模态命题等。《前分析篇》系统表述了三段论原理，讨论了演绎推理的形式和逻辑必然性。《后分析篇》探讨了科学知识的本质及其获取方式，强调演绎推理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重要性。《论题篇》讨论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介绍了如何利用普遍认可的观点进行论证。《辩谬篇》集中讨论诡辩论证，揭示了常见的错误和谬误，并提供了识别和反驳的方法。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系统化的演绎推理方法，《工具论》为经院哲学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基础，使得他们能够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从而在复杂的哲学和神学讨论中建立起坚实的论证结构。托马斯·阿奎纳等经院哲学家通过逻辑演绎构建了系统的神学理论，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应用于解释基督教教义。在启蒙时期，逻辑作为理性探究的基础重新受到重视，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方法遭到了一些反思和批判，然而，正如伊曼努尔·康德所指出的，亚里士多德通过《工具论》所建立的逻辑虽然需要在批判的哲学框架下重新评估，但是还是展示了思维的普遍规律。其基本理论仍然构成形式逻辑的核心内容，也对现代逻辑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恩格斯称：“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已经在《工具论》中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

《工具论》并非是亚里士多德的一本单一的著作，而是由《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六部关于逻辑和论证方法的文本的集合。漫步学派第十一代领导人安德罗尼柯在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时，将讨论相似主题的文章汇编成集。他将这六部关于逻辑分析方法的著作统称为《工具论》。“工具论”这一名称源自希腊语单词“Ὄργανον”（Organon），意为“工具”或“仪器”。这个名称的选择强调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在认识和科学研究中的工具性和方法论作用。亚里士多德视逻辑学为一种工具，帮助思考、论证和达成知识的正确性和系统性。逻辑不是知识本身的内容，而是获取和验证知识的方法和工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 - 公元前322年）是古希腊利奥六世、科学家和逻辑学家。他被视为古代哲学的巨人之一，其思想影响深远。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他的学说在整个古代至近代的西方哲学史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对科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和诗学等领域都有着重要贡献。他的理论融合了形而上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思想，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漫步学派”的奠基人。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王国的斯塔基拉（Stagira）。他在北马其顿宫廷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早年跟随父亲学习医术。他在柏拉图学院学习了整整20年，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柏拉图去世后，他离开了雅典并开始了长达12年的漫游生活。公元前343-342年，亚里士多德受到马其顿王国国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的邀请，担任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的私人导师。在亚历山大东征前，亚里士多德返回雅典，成立了吕克昂学园（Lyceum），撰写了大量著作。然而，公元前323年，亚里士多德受到以德漠斯提尼（Demosthenes）为首的反北马其顿党人的指责，他因此离开雅典，回到他母亲的故乡优卑亚岛的卡尔西斯（Chalcis）居住，不久因病去世，享年63岁。

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工具论》，包括《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诡辩篇》。第二类为物理学和科学著作，包括《物理学》《论灵魂》《论动物的部分》《论动物运动》等自然哲学著作。第三类为形而上学著作，即《形而上学》。第四类为伦理学著作，主要包括《尼各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政治学》。最后一类为美学著作，即《修辞学》与《诗学》。

《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六部逻辑学著作的总称，即《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辨谬篇》。其中《范畴篇》主要讨论范畴；《解释篇》主要讨论命题；《前分析篇》是亚里士多德最重要的逻辑论著，主要讨论三段论；《后分析篇》论述证明、定义、演绎方法等问题；《论辩篇》讨论“论辩的”推理；《辨谬篇》揭示和分析各种谬误和诡辩，并提出反驳的方法。

《范畴篇》（希腊语：Κατηγορίαι，英文：Categories）列举了一切在不需要构造或结构的情况下可以表达的东西，即作为命题的主语或谓语的所有事物。《范畴学》将理解的对象划分为十种范畴，即实体、数量、关系、性质、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状态。这些范畴是相互独立的，但是它们可以相互关联，并且通过将它们组合使用，可以进一步细分出更多的分类。

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对十范畴作了双重区分。第一重是本体论意义的区分：独立主体（实体）和依存于主体的属性（其他九个范畴）。第二重是依据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作逻辑上的区分：个别词项不能用做谓词表述一般事物或其他个体事物，而一般则可以表述个别。亚里士多德还在《范畴篇》中讨论了“前谓词范畴”“谓词范畴”和“后谓词范畴”。这些范畴分别对应于不同的逻辑和存在论分析层次：前谓词范畴为可以作为命题主语的范畴。谓词范畴为可以作为命题谓语的范畴。后谓词范畴用于描述那些超越了简单命题结构的范畴，包括对立、在先、同时、运动和所有。这些概念和术语为后来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具体内容方面，《范畴篇》第一章为引言，亚里士多德简要介绍了范畴的概念，解释了为何需要对事物进行分类，并概述了将要讨论的主题和方法。第二章中则详细列举了十个主范畴：实体（本质）、数量、质量、关系、地点、时间、位置、状态、动作、受动。每个范畴代表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或存在的方面。第三章是对实体的次级分类，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细化了实体范畴，讨论了如何区分具体实体和抽象实体，以及它们如何与其他范畴相互作用。

第四章到第九章则是对十个范畴的具体展开：第四章探讨了数量范畴的不同形式，如离散数量和连续数量，以及它们在逻辑和数学中的应用。第五章分析了质量范畴，包括颜色、温度、重量等属性，以及它们如何定义物体的感官特性。第六章详细讨论了关系范畴，包括对等关系、次序关系等，以及它们在描述事物间相互关系中的角色。第七章探讨了地点和时间两个范畴，分析了它们如何界定事件发生的空间和时间条件。第八章讨论了位置和状态两个范畴，阐述了它们在描述事物的空间存在和条件状态中的应用。第九章分析了动作和受动范畴，探讨了事物如何通过行为和反应表现其动态特性。

第十到第十五章是对范畴问题的进一步分析。第十章中他批评并纠正了将不同范畴的事物错误归类的常见误解。第十一章深入讨论了范畴间的相互关系和更复杂的分类方法，包括事物如何跨范畴存在。第十二章分析了范畴在构建逻辑命题中的应用，如何通过正确分类来提高论证的准确性和效力。第十三章则探讨了如何将范畴的分析应用于更广泛的哲学和逻辑论证中，桥接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第十四章则是对范畴的批判性分析。亚里士多德对前述范畴的分类进行批判性分析，讨论了存在的潜在问题和分类的局限性。最后一章则是对整个范畴学说的总结，讨论了其在哲学和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范畴篇》各章节主要围绕对十个主范畴的详细讨论，但是他在具体分析十个主范畴时，实际上涵盖了对于“后范畴”的讨论。后范畴（也称为次要范畴）涉及更为具体的事物属性或事物的某些特定方面，例如“有”、“具有”之类的状态描述，或者特定的动作和状态的细节，例如“穿着”、“使用中”等。这些不如主范畴那样基础或普遍，但为理解和描述现实世界提供了必要的细节和深度。亚里士多德对状态、位置等范畴的深入分析实际上涉及了对主范畴的细化和扩展，这些可以被视为对后范畴的讨论。他的分析确保了对存在事物的全面和系统理解，从而为后续的哲学和逻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种系统化的分类，亚里士多德不仅阐明了事物存在的各种方式，还深化了对这些范畴在现实世界中如何相互作用的理解。

《解释篇》（希腊语：Περὶ Ἑρμηνείας，英文：On Interpretation）是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第二篇文章，也是现存最早的西方传统中以全面、详尽、规范和形式化的方式探讨语言和逻辑之间的关系的文本。

《解释篇》第一章讨论了命题的定义和基本结构，亚里士多德将命题定义为能够表达真假陈述的句子，即包括主词和谓词，并且可以判断其真假。第二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否定命题和肯定命题、模态命题等基本形式。第三章则讨论了命题的关系，如矛盾和对立，以及它们如何形成逻辑论证的基础。在第四章中，亚里士多德引入了量词（如所有、无、某些），并分析了这些量词如何改变命题的意义和范围。第五章则讨论了模态命题（如必然、可能）的特性及其在逻辑结构中的作用。第六章具体分析了复合命题的构成，如合取命题、析取命题的形式和逻辑。第七章则分析了条件命题（如果…那么…）的逻辑形式和它们在论证中的功能。第八章探讨了否定和肯定命题如何影响论证的结构和结果。

在《解释篇》的第九章，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即关于未来事件的真值问题，即“明天会发生海战”或“明天不会发生海战”，这两个命题中的一个必然为真，另一个为假。但如果人们现在判断其中一个为真，则意味着未来事件已经是确定的，这与偶然性相矛盾，因此未来的偶然事件在现在没有确定的真值。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亚里士多德探讨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特别是名词和动词如何与现实中的对象和动作对应。他分析了语言表达与现实真相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如何通过语言准确表达真实。他认为，语言是对现实的表达，命题则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这种关系是理解和解释现实的重要基础。第十二章讨论了时间如何影响命题的真假，特别是对于描述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的命题。第十三章则分析了在构建有效论证时使用语言的不同策略，包括定义和重新定义的技巧。最后一章是对前述内容的总结，亚里士多德不仅阐明了命题逻辑的结构和功能，还深入探讨了语言如何作为理解和解释现实的工具，强调了理解语言和逻辑关系对于精确思考和有效沟通的重要性。

《前分析篇》（希腊语：Ἀναλυτικὰ Πρότερα，英语：Prior Analytics)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推理的一部著作，创作于公元前约350年左右。主要讨论了演绎逻辑的相关内容。“分析”一词来自希腊单词ἀναλυτός（“可解决的”）和ἀναλύω（“解决”，字面意思为“解开”），亚里士多德将其与几何学研究结合起来，派生出寻找理性事实的含义，从而赋予了其“επιστήμη”即理性认识相似的含义。《前分析篇》介绍了一般推论的三种基本三段论，将三段论定义为“在一个讨论中，假定了某些事物，必然会由于这些事物的存在，而导致了与所假定的事物不同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是逻辑首次在历史上得到科学研究的代表，从而使他被视为逻辑学的鼻祖。

在《前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主要从形式结构层面研究命题与推理，详细讨论了三段论的形式及其逻辑必然性。在《前分析篇》的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首先定义了三段论的基本组成：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他详细阐述了三段论的量化结构，通过主项和谓项的关系揭示了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亚里士多德引入了变量来通用化这些关系，从而使三段论可以适用于不同的逻辑情境。此外，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段论的14种有效模式，每种模式都具有特定的逻辑形式和必然性。这些模式根据前提的质和量的不同组合而形成，包括肯定的、否定的、普遍的和特定的结构。他详尽地分析了每一种模式的逻辑有效性和应用场景，为理解如何构建有效论证提供了明确的指导。

第二卷则深入探讨了模态三段论——一种涉及可能性、必然性或不可能性的三段论。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必然的、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命题，并探讨了这些模态如何影响三段论的结构和有效性。他展示了模态三段论如何在处理更为复杂的逻辑问题时提供灵活性和深度。在这里，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三段论在不同知识领域的应用，特别是在修辞学和辩论中的作用。他指出，通过理解和运用不同的三段论模式，辩者和修辞家可以更有效地构建论证并说服听众。这种方法论的应用不仅限于哲学和科学研究，也广泛应用于公共演讲和法律辩护等实际场合，为后世的逻辑学和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后分析篇》（希腊语：Ἀναλυτικὰ Ὕστερα，英语：Posterior Analytics）是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知识和推理的著作，创作于公元前约350年左右。这部作品是《工具论》的一部分，主要讨论了科学知识的基础、推理的结构及其获取知识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演绎推理的重要性，并详细探讨了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必要条件。《后分析篇》对科学方法论和逻辑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主要讨论了科学知识的本质及其获取方式，强调通过演绎推理从已知的公理和原理推导出具体结论的过程。在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详细探讨了演绎推理的基本结构和公理系统的重要性。他从演绎推理的基本单元——三段论——入手，分析了其如何有效地从一般原理（大前提）推导到特定结论（小结论）。他强调，为了确保科学知识的必然性和不可否认性，演绎推理必须基于坚实的公理和前提。公理，作为自明真理，提供了演绎推理的基础，而具体的科学前提则定义了适用于特定情境的规则和假设。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证明的类型，包括直接证明和反证法，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方法验证科学理论的有效性。

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后分析篇》中主要强调演绎推理的重要性，他也认识到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扩展了对知识获取方式的讨论，尤其是归纳推理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尽管演绎推理在提供必然性和严密逻辑方面至关重要，归纳推理则在发现和形成科学假设方面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如何通过观察特定实例来形成一般性原理，这是科学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指出，虽然归纳推理不具备演绎推理的必然性，但它为理解自然现象提供了基础，并且是科学预测和理论构建的初步步骤。此外，他还探讨了假设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实验和进一步的演绎验证这些假设。

《论题篇》（希腊语Τοπικά，英语：Topics）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六部作品之一，创作于公元前约350年左右。这部作品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论证的来源和结构，特别是如何以“普遍认可的观点”或“众所周知的看法”（ἔνδοξα）作为命题基础进行论证。亚里士多德将这些论证的来源称为“论题”，这个词源自希腊单词“τόποι”，意思是发现或创造论证的“地方”或“位置”。《论题篇》不仅对古代记忆技巧有联系，也为后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在《论题篇》中，亚里士多德系统地讨论了各种类型的论证来源，并介绍了如何使用这些论证来源构建有效的论证。在第一卷中，他详细讨论了如何构建准确的定义以及定义在论证中的作用，第二卷介绍了划分的原则和方法，并提供了大量的实例来说明如何进行有效的划分。在第三卷中，亚里士多德深入探讨了属和种的概念及其在论证中的应用。第四卷则专注于相似和不同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通过比较事物的相似和不同，可以发现新的论证角度和方法。在第五卷中，他还强调，在构建论证时，应该以普遍认可的观点（ἔνδοξα）为基础。《论题篇》虽然没有直接讨论三段论，但许多“普遍认可的观点”可以被陈述为命题形式（即明确的大前提或小前提），从而构建完整的三段论。第六到第八卷则详细讨论了如何将前面卷中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辩论和论证中。亚里士多德展示了各种高级论证技巧，包括如何组织论点、处理反对意见以及如何在辩论中有效使用这些策略。亚里士多德通过对各种论题的分析，展示了如何在实际辩论和论证中应用这些方法，提高论证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辩谬篇》（希腊语Σοφιστικοὶ Ἔλεγχοι，英语：Sophistical Refutations）是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和辩论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可以看作是《论辩篇》的第9卷或附录，全书共34章，主要集中讨论诡辩式的三段论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这部作品中详细分析了各种诡辩论证，揭示了这些论证中常见的错误和谬误，并提供了识别和反驳诡辩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在辩论中获得必需的修养，提高论证的准确性和逻辑性，从而避免被诡辩所误导。这部著作不仅在逻辑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还对辩论技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1章到第10章中，亚里士多德介绍了辩论中的谬误概念，随后将谬误分为语言谬误和逻辑谬误两大类，并详细描述了与语言有关的六种反驳方式和与语言无关的七种反驳方式。在第11章至第22章中，他接着探讨了辩论中的命题结构和推理方式。他分析了辩论中常用的命题类型，如特性、定义、属和偶性，以及如何通过揭示这些命题中的逻辑和结构矛盾进行有效的辩证。第23章到27章则深入探讨了辩证法的哲学根基和理论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在这部分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提出了自己的辩证逻辑体系，强调了逻辑范畴的对立和转化思想，以及运动和变化的分类。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在28章到34章中区分了辩证法的两种应用——作为智力训练的工具和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他详细讨论了辩证法在实际辩论中的运用，如何清晰地提出问题，并揭示论题隐含的结论。

十范畴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十类谓词，用以描述现实中的各种存在和属性。十范畴分别为实体、数量、关系、性质、处所、时间、状况、属有、动作、承受。这十个范畴既具有逻辑意义，也是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分类。

亚里士多德提出范畴分类的两条原则：一是逻辑原则，即是否表述一个主体（主词的对象）；二是本体论原则，即是否“存在于主体之中”，即是否依附于某个主体而存在。这些范畴在逻辑和本体论上作了双重区分：独立存在的实体和依存于实体的属性。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中占有特别的地位，其他范畴都是表述实体的属性，且依附于实体而存在。实体是变中的不变，是其他范畴的中心和基础。通过这些范畴，亚里士多德不仅对存在进行了高度概括的分类和意义分析，也澄清了正确思维必须掌握的普遍性语词的含义，为后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依据谓词的意义，将所有谓词划分为四类：特性、定义、种和偶性。这些谓词在逻辑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表述主词及其表示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强调，必须区分范畴的种类，他在《范畴篇》中提出了十个范畴，而在《论题篇》篇中他又提出了“四谓词”，用“本质”取代了“本体”，以更广泛的逻辑意义来解释事物的本质。

亚里士多德根据哲学标准和逻辑标准来划分四谓词。哲学标准强调本质范畴的重要性，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本性，而特性和偶性则分别是本质的派生属性和外在属性。逻辑标准则关注主词和谓词之间的逻辑关系，定义和特性可以与主词相互表述和换位，而种和偶性则不能。这种逻辑关系是否正确表达，决定了命题的真假和能否成立。定义和特性这两种谓词同主词处于同一关系，必可相互表述和换位；种和偶性这两种谓词的表述范畴大于主词的表述范畴，在命题中它们和主词不能作逆向表述和换位。主词和谓词的逻辑关系混乱不当的命题，表明对谓词的判定有误，是假命题。

三段论又称“直言三段论”，是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尤其是《前分析篇》中提出的一种逻辑证明方法。三段论由两个包含着一个共同词项的直言判断推出一个新的直言判断的间接推理。如“物质形态都是有内部结构的；基本粒子都是物质形态。所以，基本粒子也都是有内部结构的”。三段论是传统逻辑的重要内容，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段论由三个项组成：大项、中项和小项。每个项在前提和结论中分别出现两次。大前提包含大项，小前提包含小项，中项则在两个前提中出现但不在结论中出现。大大项是三段论结论的谓项，分别在结论和大前提中出现。中项是在三段论两前提中分别出现一次，但在结论中不出现的项。小项是结论的主项，出现在小前提和结论中。

三段论根据中项在前提中的位置不同，分为四种格（figure）：第一格中，中项是大前提的主项和小前提的谓项；第二格中，中项是两个前提的谓项；第三格中，中项是两个前提的主项；第四格中，中项是大前提的谓项和小前提的主项。这四种格的结构使得三段论能够适应不同形式的逻辑推理，确保推理过程的严密性和有效性。

判断三段论的有效性依赖于一系列逻辑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一个三段论必须有且只有三个项；中项至少要周延一次（即在一个前提中作为主项或谓项被普遍肯定或否定）；前提中不GAI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不得周延；两否定前提无法推出结论；如果前提中有一个是否定的，则结论也必须是否定的；两特称前提（即指特定个体的前提）不能推出结论；如果前提中有一个是特称的，则结论也必须是特称的。这些规则确保了三段论推理的逻辑一致性和结论的可靠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定义是获得证明知识的重要科学方法。定义规定了学科研究的基本对象，并阐明其普遍本质。在科学研究中，定义揭示了学科的基本中项，即研究对象的本质和原因。通过正确的定义，人们不仅可以知道事物“是什么”（其本质），还可以知道其“为什么”（其原因）。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三种定义的方法，根据定义对象和认识层次的不同，分别是名词解释性定义、因果性定义和本质定义。

“归纳”来自于希腊单词ἐπάγειν，一般译作“归纳”或“归纳论证”，转写为拉丁字母为epagoge，在拉丁文中译为 inductio。归纳是一种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在演绎推理中，前提为真则结论为真，归纳论证的前提支持结论但不确保结论为真。这种推理模式基于对个别情况的观察，并且把性质归为一个类型。例如，技术娴熟的舵工是最有能力的舵工，技术娴熟的战车驭手是最有能力的驭手，那么一般地说，技术娴熟的人就是在某一特定方面最有能力的人。

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专门对归纳法进行论述，但是在他的逻辑学著作中零散地谈到了归纳法，是古代归纳逻辑的萌芽，他把归纳法分为三类：完全归纳法，作为证明手段，可还原为特殊的三段论，称为“归纳三段论”；枚举归纳法：将归纳理解为引用个别或特殊事例以证明一般命题的真实性的推论；直观归纳法：直接洞察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一般原理。此外，他还谈到了例证法，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归纳法的一种运用。

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关于规范正确的思维形式和构建知识体系的方法学问，标志着希腊科学理性精神的升华。他本人没有使用“逻辑学”这个词，而是用“数学分析”来指代他建立的这门思维科学。在《工具论》的分析过程中，他的逻辑学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相互交融，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分析理性传统。

亚里士多德的相关逻辑学思想在其漫步学派的传承和发展中得到了应用，作为其逻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一代漫步学派的领导人安德罗尼柯对其逻辑学著作进行收集，并整理为人们现在看到的《工具论》。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在拉丁西方世界中失传了。在中世纪早期，亚里士多德的作品通过阿拉伯帝国学者重新进入学术视野。8世纪至10世纪间，伊斯兰教学者如阿尔-法拉比（Al-Farabi）、阿维森纳（Avicenna）、亚维侯·鲁施德（Averroes）等，将《工具论》翻译成阿拉伯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评论。这些阿拉伯语的译本及其评论对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2世纪起，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被重新翻译成拉丁语，成为中世纪欧洲大学（如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教育的核心部分。《工具论》中对演绎推理方法的系统化处理，为经院哲学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基础。尤其是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方法，使得经院哲学家能够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从而在复杂的哲学和神学讨论中建立起坚实的论证结构。托马斯·阿奎纳、奥康的威廉、邓·司各托等人都对《范畴篇》《解释篇》进行过注疏，并且通过逻辑演绎构建了系统的神学理论，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应用于解释基督教教义，试图将神学和哲学问题逻辑化、系统化。在此之外，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特别强调辩证法，这一方法也被运用于经院哲学的活动之中。通过举办“争辩会”，学生和老师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进行严密的辩论，解析和解决哲学与神学问题。

在启蒙时期，逻辑作为理性探究的基础重新受到重视。然而，亚里士多德以及其《工具论》所发展出的从业已确定的第一原则出发，由上到下推理出结论的演绎推理方法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遭到了反思和批判。例如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论：或解释自然的一些指导》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进行了猛烈抨击。培根指出，三段论在对概念进行推演的过程中重视形式的精确性，却不能保证结论的真理性。这些方法未能真正帮助人们理解自然界，而且造成了思维的偏见和局限性。他将归纳逻辑作为科学研究的“新技艺”，作为人类解释自然时的指导方法，能够使得真正的科学知识成为可能。

德国哲学家、政治家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称：“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已经在《工具论》中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

苏联革命家和政治理论家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称：“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一书处处都把客观的逻辑和主观的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的处处都显出客观逻辑来。”

英国哲学家乔纳森·巴恩斯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称：“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公认的“逻辑学之父”。 他在《工具论》中建立了一种“大逻辑”框架，在后来十几个世纪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逻辑教学体系，即“概念一判断一推理一论证一思维基本规律”，在其中已具雏形。”

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认为《工具论》中三段论形式的发明是人类心灵最美好，甚至也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