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梵文：Dharma），南天竺人。南北朝禅僧，又称菩提达摩、达磨。印度禅宗二十八祖，中土禅宗初祖。

达摩自小聪颖机敏，悟性过人，年少时便立志要弘扬大乘佛学。南北朝时，达摩来到中原地区，经广州市到达金陵（今南京）。因与萧衍谈佛论法时，因机缘不投，而渡江去到北魏。达摩所行路中，一路向人传授禅法定学，却被当时尊崇小乘佛法的中国僧人屡示讥讽。达摩在中国收有道原及慧可两位弟子，传授二人大乘真法，引得许多崇尚此法的人纷纷追随于他。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多岁，以游化弘法为己任。因何灭度及卒年不详。

达摩的禅宗思想，以“二入四行”为中心，倡导以“心”的清净，在契悟佛法真理的基础上，达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他的这一思想，确定了中国禅宗后来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禅宗。在达摩禅的基础之上，禅宗后世数祖将其发扬光大，使中国禅宗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唐朝高僧道宣评价达摩禅法“功业最高”；宋代契嵩禅师评价达摩的功德超过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中国国学大师南怀瑾认为达摩）以身教示范的宗风，是真正的宗教家、哲学家的精神所在。

菩提达摩，南天竺人，属婆罗门种姓。达摩自小聪颖机敏，悟性过人，年少时便立志要弘扬大乘佛学。后精通定学，造诣高深。因可怜此边地，所以以法相引导。南北朝时，达摩通过海路，从南天竺来到中原地区，经广州市到达金陵（今南京）。曾与萧衍谈佛论法，因机缘不投，遂渡江去到了北魏。达摩所到之处，都向人传授禅法定学。当时中国佛教界盛行讲经说法，听说达摩传授禅法定学时，都颇感诧异，并屡示讥讽。

时有道育、慧可两个沙门，虽然年轻，但锐志大乘。二人自从遇到达摩后，便拜于其门下。四、五年的时间内，二人随侍在达摩左右，达摩为其诚心打动，于是便传授二人大乘真法，即二入四行禅法，也是达摩在汉地弘扬的真法。许多崇尚此法的人，纷纷皈依在达摩门下，并记录其言语，以将禅法流行于世。

菩提达摩自称一百五十多岁，以游化弘法为己任。至于他何时灭度，也不得而知。

达摩形象曾出现在《洛阳伽蓝记》《开元释教录》《续高僧传》《历代法宝记》《景德传灯录》《传法正宗记》《宋高僧传》等系列史书及佛学典籍中，但各书所记录的达摩在诸多方面均有出入，导致达摩形象的模糊化。在中国禅宗史上，达摩形象之所以发生演变，是当时禅宗各宗派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达摩形象进行加工的结果。

对达摩称谓的不同，可以看出达摩此人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的变化历程：最早记录达摩的《洛阳伽蓝记》，只将他记作“胡人”；《续高僧传》的“南天竺僧”，表明了达摩佛教僧人的身份；《楞伽师资记》则提升达摩为“三藏法师”，亦即不仅仅是个佛教禅师，并且精通经律论三藏；《传法宝纪并序》中，在菩提达摩的姓名前面加了一个“释”字，进一步表明达摩的僧人身份；《历代法宝记》里，作者将达摩的名字改成“菩提达摩多罗”，并将其列为“禅宗第一祖”。《达磨尊者行状》，仅从名字就能看出，达摩已被称为尊者；《景德传灯录》将达摩列为中华禅宗初祖，又进一步指明是西天的“第二十八祖”。《传法正宗记》承袭前书，称达摩为“天竺第二十八祖菩提达磨尊者”。

《洛阳伽蓝记》并未定义达摩的身份；《续高僧传》首将菩提达摩的籍贯身份从“波斯胡”改为“南天竹婆罗门种”，这一更改变与佛教僧人的身份是相对应的，而这一说法也被后世所继承；《楞伽师资记》中未改动达摩的姓名，但籍贯和种姓又有不同，并且赋予达摩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的身份；《历代法宝记》中称达摩为“菩提达摩多罗”，简称达摩多罗，何炯受其影响，也称达摩为“达磨多罗”；《祖堂集》时，出现了达摩父亲的身份 —香至王；《宗镜录》开始以“菩提多罗”来指代“达摩”；《楞伽师资记》中提到达摩是大婆罗门国王第三子，而《历代法宝记》虽没有达摩属于婆罗门种，但仍继承了为国王第三子的说法；《景德传灯录》中继承了前书的说法，但又将达摩的种姓由婆罗门又改为刹帝利，因为按照印度的传统，国王属于刹帝利种姓；《传法正宗记》又继承《景德传灯录》的说法，但在名字上做了调整，利用名、号的形式将多个姓名综合到了一起。

早期文献，并未涉及达摩的师承问题。在《楞伽师资记》，则记载达摩从师于求那跋陀罗；公元952 年所成的《祖堂集》，则将达摩师承记载为般若多罗，此说法后来一直被继承。

《传法宝纪并序》最早提及达摩在印度的弘化活动，称达摩在印度“广为人天开佛知见”。《历代法宝记》则说，达摩“阐化南天，大作佛事”。相对于后世的记载，这两种说法都相对简单。六宗归服的故事始见于《景德传灯录》，后被大多数禅宗文献继承。在《宝林传》中，提到达摩得法以后“说法化导而演一乘，接六部众，如是神力，宿命他心，广做佛事，救于大众。”此时虽出现了六部众，但没有具体的活动内容。《景德传灯录》则是将“接引六部”的内容详细化。《宗镜录》在记载般若多罗时，讲到了“西天波罗提尊者化异见王”的故事。《景德传灯录》中，综合前述，不仅将《宝林众》中的接引六部详细化，演变成“六宗归服”，又将般若多罗与异见王的故事，嫁接到达摩身上。至此，达摩在印度的传法事迹便从无到有，越来越丰满，越来越清晰。

《洛阳伽蓝记》只提到达摩是“起自荒裔，来游中原地区”的修行人，在“历涉诸国，靡不周遍”的背景下来到中国，并未交待达摩来华的时间和地点以及交通方式等问题。《续高僧传》指时达摩是于刘宋时期、经中国的南越国地区，后来到北魏朝。《楞伽师资记》对于达摩来华的过程有了新的说法：先从海路来到中国的江浙一带，又游历洛阳市来到安阳临漳一带。虽然书中也没有交待达摩来华时间，但是清楚地交待了达摩来华的路线和交通方式。《传法宝纪并序》则是简单地提及达摩是“航海而至嵩山”。《宝林传》则有了进一步的丰富：达摩由印度到达中国用了三年的时间，由海路至广州市，并有刺史迎接。《传法正宗记》认为达摩来华是在梁武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二十一日，但作者不肯明确，所以后面又言“或曰普通八年丁未之岁”。如此，达摩来华的时间就有刘宋、萧衍普通八年、梁武帝普通元年等三种说法。

《续高僧传》初次记载达摩来华在嵩洛一带活动。《传法宝纪》则称达摩是“东魏嵩山少林寺释菩提达摩”，这是首次提到达摩和少林寺有关系。《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则首次将达摩、慧可、少林寺联系到一起。《宋高僧传》首次提到达摩“向少林而面壁”，并且这一故事在宋代十分普及。《景德传灯录》也讲述了达摩面壁的故事，但之后的《传法正宗记》却在此书之上，增加了“九年”的时间范畴。可见，达摩面壁九年的故事在宋代真正完成。

《洛阳伽蓝记》并未提及达摩收徒一事。《续高僧传》提到了与达摩相关的人物有释僧副、慧可、道育。《楞伽师资记》中又为沙门道育、惠可。《传法宝纪》只提到道昱、慧可。《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中，达摩在华弟子是“惠可”，惠可先字神光，后由达摩改名为惠可。《历代法宝记》中有则是惠可、道育、尼总持。《宝林传》里达摩弟子有偏头副、尼总持、道育、惠可。《景德传灯录》中达摩的弟子有慧可、尼总持、道育、道副。

凡记载达摩年岁的，均表明达摩一百五十岁。达摩的埋葬地点从《洛阳伽蓝记》中是看不出来了，《续高僧传》中也是“游化为务，不测于终”，并未交代具体地点。《历代法宝记》中，第一次出现“葬于洛州熊耳山”，这一说法被后代沿袭。《宝林传》更加具体，指出达摩葬于熊耳山吴坂。《景德传灯录》又讲到达摩葬于“熊耳山，起塔于空相寺”，以后的记载，都以达摩葬于熊耳山定林寺为依据。

达摩遭遇毒害始出现在《传法宝纪并序》中，但文中并未提到谁下毒，也没有偈颂暗示。后《历代法宝记》则指出下毒的人为菩提流支和光统律师。《宝林传》又将这一传说的时间加以固定下来，并通过对杨衒之的偈颂，将菩提流支和光统律师暗示出来。

只履西归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传法宝纪并序》，自《历代法宝记》开始，有了只履西归的具体传说，《宝林传》则记载，不仅在达摩棺材中发现了履，还奉诏取出，并供养于少林寺，后被窃，又供养于五台山华严寺，最后亡失。从《宝林传》开始，还出现了昭和太子为达摩写祭文，以及萧衍造碑文的传说。这些传说以被后代继承，但或多或少有所删减。

“二入四行”禅法是菩提达摩在北魏以《楞伽经》为依据、所传授的独特大乘禅法。二入指的是“理入”和“行入”的“入道”途径，是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义。

理入既壁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这种特重心性的大乘壁观，主要是教喻人心要如墙壁，中直不移，从认识上要舍伪（抛弃现实世界）、归真（追求超现实的真如世界）、无自（否认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无他（否认他人以致整个客观世界存在的真实性），排除一切执见。

行入即万行同摄的“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报冤行讲求对待痛苦时，倡导逢苦不忧，体冤进道的宽容豁达精神；随缘行讲求对待喜乐感受时，应该随缘安住，心无增减；无所求行讲求应该放弃对人天善报的贪求， 把人生的目标确立在解脱生死、成佛度生上来；称法行讲求断烦恼障、断所知障、不于三界随禅生、不于三界随报生，把握因缘，超过三界，体入缘起大道，成就菩提心。四行着重在于劝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爱憎情欲，严格按照佛教教义苦下功夫。

两晋以前，中原地区的禅学仍处于混乱阶段，修习者也无所师承。鸠摩罗什和佛驮跋陀罗的相继来华，中土禅学开始趋于系统化，才逐渐兴盛起来，并开创了禅修者随师受学的风气。达摩的修禅团体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尽管在南北朝时期，达摩传禅的影响并不大，但他传法于慧可，慧可以下依次为僧璨、司马道信、弘忍等，形成了禅门特有的“以心传心”的传法系统，致使达摩一系的禅发展得蔚为壮观，从而形成了中国禅宗的前驱。后来所创立的的南宗禅和北宗禅、看话禅和默照禅等，也都是对达摩禅法精神在不同层面的发挥和发展：道信将达摩禅的基本精神原则予以通俗化、普及化、大众化的开拓者；六祖慧能则是将达摩禅通俗化、普及化、大众化的真正完成者。

隋唐时期，借佛教大盛之风，道信在双峰山弘达摩禅法，创自家宗风；后来的弘忍继承并发展了司马道信所倡导的山林佛教的禅风，聚众定居，生产自给，把禅修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农禅并作的精神贯穿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之中，使达摩倡导的随缘任运的修行观落实到了实际的禅行生活中，确立了中国禅宗的主要特色和基本组织形式。

达摩只传心要，不讲经论，开创了一种新的“安心”禅法，即教人在思想上无贪无著、苦乐随缘，以消除客观外境对人的主观精神的干扰，在契悟佛法真理的基础上，达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达摩将复杂的禅法简化，改变了过去中原地区流行的执著于形式和目标的“修心”禅法，使修禅更加简洁易行。后世禅宗也是循此而强调自性自度，提倡于日常生活中随缘任运而“安心”的修行方法，将佛教对“心”的禅定的强调贯彻在了禅修的实践中。在达摩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禅宗，包括南宗六祖慧能的“顿悟心性”、北宗神秀的“息妄修心”，都是围绕着“心”的解脱而展开的，以心为要、以心为宗，因而禅宗又被称为“心宗”。

达摩禅以心为宗，不重言教，极力抬高了“契悟心性”的“证悟”。而达摩所说的“悟”是对宇宙和人生本质的一种直觉观照，是自心的觉悟。对“悟”的强调也是中国禅的一大特色，对“悟”的追求是日后中国禅宗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核心。

达摩禅的“藉教悟宗”，虽不排斥经教但更强调心的证悟，这为后来禅宗的“不立文字”开拓了道路；而达摩禅既突出“心”的觉悟和“心”的解脱，又提倡随缘而行，这也为中国禅宗将解脱理想融于日常生活和行事之中，提供了可能，并为六祖慧能的“迷即众生，悟即佛”的观念奠定了基础。

禅法初传时，禅僧往往以获得神通为禅修的主要目标，但达摩注重安心壁观法门。安心的禅学理论基础又融会了般若实相的心性学说，突出的是自性佛性。从此，达摩禅系继承“理入”“行入”的精神，沿着“安心'的道路一步步发展，终于演化出不多言神通，而直言明心见性、自性自度的中国禅宗。达摩祖师以后，在六祖惠能之前，除了将“真性”“真如佛性”置换为“真心”“自性清净心”之外， 禅宗的理路基本依循达摩禅的理论与践行基调：四祖司马道信重“守一不移”；弘忍提出“但能凝然守心安念不生，涅盘法自然显现。故知自心本来清净”；北宗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达摩在少林寺的九年里，以大乘思想影响着少林寺众僧。少林武术理论中的练心、练胆的内容，是对达摩禅宗思想中的“清静本心”的发挥。《少林宗法》关于武术中的禅定法记载： 参贯禅机，超脱以生死而畏之域，为拳术之极致所归，即性命精神所皈依的不动心功夫。” 少林武术文化中的武术心意是对达摩的禅宗“尚静悟、贵解脱，以入定为功夫，达到性静、气爽、力足”的修行方法的发挥。少林武术的养生理念也是达摩禅宗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即通过练外、练内，将达摩禅宗意念储存在身体内，以意领气、导引行气。通过禅宗意念使气血顺着经络在肌肉间畅通循环，结合禅宗的导引功夫，按摩五腹六脏，进而使血脉畅通、气血旺盛，达到健身养生的功效。禅宗的修行方法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以及禅定五个步骤，深刻影响了少林武术文化的思想意识层面。布施要求习武者放弃一切内心的贪欲；习武的目的是普渡众生；持戒是严格遵守不杀、不淫、不盗、不饮酒、不打逛语的戒律规范；忍辱要求习武的僧人“忍人之不能忍，行人之不能行” ，以大慈大悲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抱怨和自己的得失；精进要求习练者随时随地参证禅理、拳术，持之以恒；禅定要求习练者在练功过程 中保持内心的清静。

摩诃迦叶出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印度古国摩竭陀国首都王舍城摩诃娑罗陀村，其家族是婆罗门的名门望族。据传摩诃迦叶的母亲临产时正在庭院散步，忽觉困倦，便坐在大毕钵罗树下，一件天衣突然飘落在树枝上，摩诃迦叶降生了。摩诃迦叶八岁时便开始延师学艺，祭祀、书画、算术、文学、五明、四吠陀，天文历法、音乐歌舞等，无一不精。摩诃迦叶成年后，父母为他讨娶妻子，摩诃迦叶不愿意，便以黄金雕塑出一个女性的金像，以此发愿，愿做无姻夫妻。摩诃迦叶三十多岁时离家修道，去到王舍城，听佛陀说法，并在竹林精舍，由佛陀为其剃度，之后又为他讲说四谛十二因缘等法。摩诃迦叶在剃度的第八日开悟了，从此以圣者的身份出现 在佛陀的僧团中，余生立志于修习头陀苦行。佛陀涅盘前，摩诃迦叶被公认为继承佛陀最适当的人选，佛陀涅盘后，摩诃迦叶担起了大法流传的责任，并主持了第一次结集三藏的神圣大业。

菩提达摩将禅宗传入中国，下传慧可、僧璨、司马道信，至弘忍时，下分为南宗慧能，北宗神秀，时称“南能北秀”。六祖慧能著名的弟子有南岳怀让、行思、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形成禅宗思想的主流，其中以南岳、青原两家弘传最盛。南岳下传数代，形成仰、临济两宗；青原下传数代，形曹洞、云门、法眼三宗；世称“五家”。其中临济、曹洞两宗流传时间最长。临济宗在宋代形成黄龙、杨岐两派，合称“五家七宗”。中唐以后，经慧能弟子神会等人提倡，南宗成为禅宗正流而盛行。宋元以后继续流传，曾传播至朝鲜、日本等国，现在还流行于欧美各国。

慧能，（公元638—713年），唐朝高僧，中国佛教禅宗南派创始人。俗姓卢，岭南新州人（今广东新兴县）。慧能3岁丧父，稍长，靠卖柴养母度日，不识字。《六祖坛经》记载，慧能在卖柴时听人诵金刚经》，心有所悟，乃发愿去蕲州黄梅县（今湖北黄梅）东山寺求法，因悟道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得弘忍传授衣钵，是为六祖。六祖慧能受法南归时，恐遭人迫害，藏身于怀集县、四会一带16年之久。唐仪凤元年（676年）初，六祖慧能复出，于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出示衣钵，印宗法师为其剃发、受戒，后前往广东韶州曹溪宝林寺（今韶关市韶关南华禅寺），在此倡导东山顿悟法门，并弘法长达37年，创立禅宗南派，且先后婉拒武则天与李显征召。六祖慧能传法不传衣钵，强调佛法“顿悟成佛”，修行不离世间，成佛在于“一念”。713年，六祖慧能圆寂于新州国恩寺，肉身舍利后被移至韶关南华禅寺，成为中原地区佛教史上第一尊肉身菩萨，保存至今。六祖慧能圆寂后，受李纯追谥为“大鉴禅师”。记录慧能生平和语录的《六祖坛经》，也是中国僧人撰写的著述中唯一被尊奉为“经”的典籍。

《少室六门》又称小室六门，全一卷。南梁菩提达磨作，编者不详。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本集记述禅家要谛，分为《心经颂》《破相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等六门，除第三篇《二种入》外，其余五篇疑系后人之伪作。《楞伽师资记》则表示，《二种入》为达摩亲著，其余皆为弟子昙林记录的达摩语录。

萧衍在达摩圆寂之后，写诗文“如暗室之扬炬，若明月之开云……声振中原地区，道超古今”，来形容达摩东土传法的功绩。

唐朝高僧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评价达摩禅法“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宋代契嵩禅师在《传法正宗记》里评价达摩的功德之所以超过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在于他是不立文字，传佛心印。

当代禅学家吴言生认为达摩大师有着超然物外的洒脱性格，及济度众生、延续法脉的悲心弘愿。

中国国学大师南怀瑾评价达摩：他（达摩）以身教示范的宗风，是真正的宗教家、哲学家的精神所在。

当代中国高僧真禅法师评价达摩在从印度来中国的许多古代高僧中，是最为中国人民所景仰、熟知的人物。

当代佛教研究专家孙昌武评价达摩：如果说理论上道生为印度禅演变为中国禅开拓先河，那么实践上做出巨大成绩、发挥重大影响的则有菩提达摩。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修佛无真得，大日如来解吾惮。梦中人唤醒，披露睹青天。

万法尽归空，谁教相寂宗。慧人炉点雪，瞬息一陶融。

达摩受梁武帝诏请，到金陵并与武帝论法。梁武帝问道：“大师，我在国内建造了很多的寺庙，印送抄写了很多佛经，同时又在全国范围内供养了众多僧尼，我所做的事，算不算功德？”达摩因道：“并无功德。”武帝不悦，又问：“明明功德巍巍，大师为何说没有功德呢？”达摩回：“您所做的这些事，虽然看似有巨大的功德，却都是有利可图的，算不上功德，只是一种空相而已。”武帝不解，继续追问道：“如何才算有真功德？”达摩回道：“不可着功德之相，自净其意，自空其体，不着贪相，不以世求。”意思是不要执着于功德，不为功德而做的事，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功德。萧衍不能领悟，达摩自知与梁武帝的法缘不合，便离开了金陵，北上去了洛阳。

相传达摩师父与梁武帝对话后，梁武帝最初不以为然，达摩很失望，打算离开南梁。正当达摩准备离开时，梁武帝突感后悔，又急忙派遣人去追赶。面对追兵，行至江边的达摩随手折下一根芦苇扔入江中，芦苇立刻化为一叶扁舟，带着达摩躲开了追兵。

达摩在元诩神龟三年（520年）到达少林寺后，见寺里和尚皆信仰小乘佛教，因此他开始思索，如何才能将大乘教法推而广之。他在嵩山西麓五乳峰找了一处天然石洞里，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修性坐禅。据说当他离开石洞时，他曾面对的那面石壁上，竟留下了面壁姿态的形象。最终，达摩领悟出一种中原人们容易接受的佛教理念——东土禅宗。

达摩圆寂后，北魏使臣宋云从西域返回洛阳市时，在葱岭看见达摩一手扛着锡杖，一手掂着鞋子，身着僧衣，赤着双脚，由东往西而来。二人相遇后，宋云上前问道：“大师，您往哪里去？”达摩回道：“我往西天去”，并一再嘱咐宋云不能将两人见面的事向他人提起。但宋云并未将此话放在心上。回到京城以后，宋云复命时，提起偶遇达摩一事，元子攸以为宋云说谎，令侍卫将宋云投入南监。事隔数日之后，孝庄帝再次召来宋云，让他当着群臣的面，复述路遇达摩一事。有臣建议，应开棺以验证宋云所说是真是假。打开达摩的棺之后，里面只有一只鞋子，孝庄帝方知大师已脱化成佛。

郭子仪奉命平定“安史之乱”前，曾到空相寺朝拜达摩遗塔，并许愿若达摩禅师福佑，消灭叛军，必当奏请朝廷，对寺院“特加崇饰”。平定“安史之乱”后，郭子仪上书朝廷请赐谥号及寺额塔额，李豫御批“达摩禅师宜赐谧号圆觉禅师，寺额为空相之寺，塔额为空观之塔。”

金、明及清朝时，分别在熊耳山、达摩墓地处，立有古碑以纪念达摩禅师：分别是金、元时期所立的《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景泰五年（1454 年）所立的《菩提达摩圆觉大师碑》；少林寺无言正道禅师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所立的《重修空相寺记》；及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所立的《重修熊耳山空相寺碑记》。

据传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印度禅宗二十八祖菩提达摩历时三年，到达位于登封市的嵩山少林寺，在河南省首传禅宗。因此，嵩山少林寺又被称为禅宗思想各派的共同祖庭。少林寺中还建有达摩庭，寺西北还有初祖庵、达摩面壁洞等遗迹。

据说达摩从洛阳市来到嵩山少林寺后，见寺里和尚皆信仰小乘佛教，因此达摩开始思索，如何能将大乘教法推而广之。他决定找一僻静之处静心修禅，最后选择了五乳峰上的蚩尤洞。达摩在洞里时面对石壁坐下，两手作弥陀印，双目微闭，五心朝天，开始坐禅。达摩在石洞里面壁九年，据说当他离开石洞时，他坐禅面对的那面石壁上，竟留下了达摩面壁姿态的形象。后世人们为纪念达摩，将那块石头称为“达摩面壁影石”，又将他坐禅的蚩尤洞改名为达摩洞。

南北朝时，达摩之法普及中原地区，安溪县达摩弟子在长卿镇长坑村狮峰山设坛供奉达摩，始名为狮峰寺，后改名为达摩岩。达摩岩内尚存“达磨岩”摩崖石刻三字，每个字高1.5米，宽1.2米，楷书阴刻，左边镌刻有“淳熙十三年”字样，是县境内最大的宋代石刻。

萧衍普通八年（527年），印度禅宗思想第二十八祖达摩禅师从印度来到广州市，在绣衣坊码头登陆，结草为庵。达摩登陆的地方如今立有一块石碑，上题“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字样；绣衣坊码头附近的华林寺，据说其前身正是达摩所建的“西来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