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学者纪于晚年所著的短篇志怪小说，共五部24卷，创作时间起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终于嘉庆三年（1798），创作于纪昀66-75岁之间。嘉庆五年（1800年）才由其门人北平盛时彦合编刊行，以纪昀书斋“阅微草堂”为全书总名。

《四库全书》编完成后，富有才情的纪昀开始进行随性而发的笔记创作，通过对其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的见闻、与亲友同僚的交谈、贬新疆时领略的奇闻异事、百姓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加以记录及进行艺术改造，先后完成五卷笔记，借助狐鬼神仙的神话形象来实现教化人心的目的、通过对官场黑暗乱象的批驳来表达对理学家的批判、借诸多复仇故事的描写劝导世人惩恶扬善。

在当时文字狱盛行的背景下，纪昀借乡野传闻或奇情轶事来抨击清代腐败的吏治、批判道学家的虚伪、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风气，开“阅微体”小说先河，后世小说家们，开始重视文章考据功能，风格简约，行文质朴，深刻影响了清一代小说创作风格，并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阅微草堂笔记》进行深入研究。

政治上，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仿照汉制建立起严格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乾隆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但乾隆后期吏治腐朽，清朝开始由盛转衰。文化上，乾隆一方面重视文化传承如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另一方面对不合作的文人进行思想禁和人身迫害。清朝统治者严格禁锢国人思想，清一代的文言文笔记小说多为考辨内容，尽量少涉人事，汉族士大夫文人的文学观变为维护清政权统治，文言笔记小说作品开始具有说教的特点。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乾隆后期，自然灾害不断，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但统治阶级视而不见。总的来说，总结前代者多而独创者少，但小说的创作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发展。

纪昀晚年时，《四库全书》修纂工作接近尾声，亲友相继离世使其倍感孤独，此外位极人臣的他承受着来自乾隆皇帝及同僚的巨大心理压力，一方面，乾隆作为贤明君主也有其昏庸的一面，尤其文字狱令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另一方面，利益集团诸如以以西林觉罗·鄂尔泰为首的“鄂党”、以张廷玉为首的“张党”以及和珅及其党羽纷争不断，使纪昀殚精竭虑。对于统治集团的糜烂，纪昀无力改变，只能借文学创作讽刺揄。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纪昀丰富了学识和见闻，通过同僚友人闲谈、百姓街谈巷议，记录了许多有民间风气的传奇故事，通过创造性整合形成了诸多新故事。中年时曾被贬谪新疆，西行途中看到的异域风情和听到的奇闻异事为纪昀创作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通过对新疆文献的整理和记录，写下了近百则笔记，是其创作《阅微草堂笔记》新疆自然风貌、社会风貌的重要灵感来源。完成16年的《四库全书》修纂工作后，晚年闲暇之时，纪昀选择随性创作的笔记创作来满足自我消遣的心理需求，营造自然宁静的精神世界。纪昀一生政绩平平，作为文化大儒，他想要通过一部由自己独立完成的著作来体现其文才情趣，才有了《阅微草堂笔记》的诞生。在文人丧失话语自主权的时代，只有借助非写实性的笔记小说创作来宣扬自己的社会理想。

《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纪昀晚年所著的文言文笔记小说，与《聊斋志异》、《红楼梦》同为清代三大流行小说，是五种笔记小说的总名，共24卷，包括《阳消夏录》六卷、《滦阳续录》六卷、《槐西杂志》四卷、《如是我闻》四卷、《姑妄听之》四卷，含有短篇1196则，主要记载了世俗民情、官场怪相、民间信仰、奇闻逸事等。主要内容是当时的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乡野传闻，或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涉及的地域范围遍及全国。内容丰富，涵盖文学、传播学、社会学、民俗、宗教、女性主义、宿命观、因果观、民族、地域风情、伦理及吏治等。

在小说中，亲眷们的见闻和经历，朋友同僚、先生故旧、家乡风物、地方先贤都是纪昀的创作对象，是对其个人生活的印现。也记载了他的为官经历，如督学福建省、任翰林、官兵部尚书、官礼部尚书、被贬新疆时等，有明确的时间线。

小说中许多章节涉及到狐鬼故事，鬼故事这一部分纪昀引用大量民间传说，如鬼在喝酒之后消散、尸体在夜间蠕动、临死的张太夫人看见两个一模一样的婢女、佃户死而复活······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是“听闻”。对于狐属，则大部分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如被人虐待后回来复仇、以守护者的姿态保护受虐待的主人、知恩图报等。

关于因果报应的复仇章节也随处可见，如伦理复仇中女子化身冤魂索债使迫害自己的贼人落网、妻子不守贞操被鬼犬咬伤；道义复仇中为道义所驱使，为受害者复仇的故事如美男子杨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报复意图猥亵自己的恶人、诱导赌徒胥魁的儿子玩物丧志以报复坑蒙拐骗的胥魁。

对于疾病元素，小说中也有所涉及，如医者贪图寡妇美色，以不为其子治病为由意图对寡妇实施不轨行为并最终得逞，但孩子却仍旧夭折；描写了具有高传染性的天花、伤寒、疟疾等疾病，底层民众生病无药可医亦无人关怀。

对梦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与探究，并给出了“四梦法”解释：一是以孔子梦周公的故事来说明梦是人类思维活动再现，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二是引用《礼记》中故事说明梦是某种预兆，暗示吉凶；三是因思虑过重出现幻觉；四是鬼魂托梦预示吉凶。

《阅微草堂笔记》是具有强烈社会批判倾向和较高思想认识价值的笔记小说，记录和反映清代封建社会“人吃人”的社会本质，同情贫苦百姓的悲惨境遇，持有“善恶报应”观念，肯定和赞扬劳动人民的抗争精神和侠义孝爱美德。揭露宋儒（道）学家虚伪丑恶行径，嘲讽其沽名钓誉的丑态，批判理学家违反人性的存理灭欲的“性理之学”。描摹清代人情世态，讽刺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写实记述清代官场的丑行恶习及社会冷酷的世风人情，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风气。

纪昀借狐鬼之事以劝世，故事不是为了消闲，而是为了教化人心，着眼于“劝惩”，借狐鬼之事影射现实，认为儒释道应当协同发挥作用，其宗旨目的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以鬼神故事作为施行教化的手段，通过与小说与现实的对照来抨击社会问题，表达纪昀对理想社会的憧憬。

在清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纪昀在小说中对理学家加以批判，如认为理学家只会高谈阔论但讨论结果往往不切实际，比方说某乡绅在村民发生饥荒时仍宣讲理学而不是赈灾、老学究把日常下雨归类为怪异之事；批判理学家道貌岸然，两个私塾老师表面上在探讨“天理人欲”，实际上在商量怎么夺取寡妇的地，体现其伪善；认为其古板迂腐，一读书人见一小儿有掉入水井的风险，但出于男女有别观念，放任悲剧发生。

复仇故事基本平均分布于各卷之中，具有反映社会黑暗、抨击腐败官场的现实意义，并借此劝导世人惩恶扬善。借狐属为小女孩偷钱救母而被主人鞭打而哭抨击官宦之家为富不仁；借太学生父子受后妻一家欺凌后经老狐帮助报复后妻一家的故事谴责世风日下、唯利是图；借村民虐待狐狸后遭狐狸同等报复的故事劝导世人惩恶扬善。

在结构方面，情节与线索方面表现出非叙事性特点。纪昀按保守的价值观和艺术观构建情节，将事件原有的线索打碎，情节简单，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来交待故事的经过，尽量淡化情节，并非按照事情发展的线索铺开，而是打碎事件原有的序列，按自己的价值倾向进行组合。

在语言特点方面，既简洁生动又幽默风趣。用简约、冷幽默的特点来叙述事件过程及作者的议论，一方面，纪昀追求自然的文学创作方式，用简单的话讲好故事，另一方面，以幽默的语言风格来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揭示社会乱象，抨击时代黑暗。不刻意追求情节，不编织复杂的人物关系，不追求词藻的华丽，注重对故事与观念作理性的表达，使小说具有了学术文章的特点。

在表现手法方面，小说描写复仇故事章节善用比附、伏笔、细节。运用鬼怪狐之事来比附人事，引发读者阅读兴趣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在运用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顺序推进故事发展的同时，也擅长埋伏笔。通过细节描写来交代故事背景、渲染环境气氛，但更多时候，纪昀反对在小说创作中过分运用虚构、夸张、渲染等手法，认为小说应该具有教化人心、丰富读者眼界、经得起反复查证的特点。化虚为实，有意写实，反对凭空虚构与人为制造故事偶然性是《阅微草堂笔记》的突出特点，也体现清代文言小说的特点：既有纪实，又有虚构；既有传承，又有创造。创作笔法高度理性，避免设计过多的感性描写，以客观态度描写故事，对世态人情进行批判。小说长于议论，选择以理服人而非传统小说的以情感人，说教性强而艺术性弱。

促进了“阅微体”小说发展，其主要关注点不在叙事和抒情，而是重视考据，强调注重信实、叙事简约、行文质朴，在内容上追求故事的真实性，重视小说的史料价值，尽管过分追求考据削弱了小说的叙事功能，也不利于刻画人物形象，但《阅微草堂笔记》在清代小说中仍独树一帜。

受其语言风格影响，出现大量尚质派文言文笔记小说，如乐钧的《耳食录》，所记的是牛鬼蛇神、妖狐怪异之事，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鬼怪内容较少，多记录历代文学轶事、诗文评述、风土名物， 语言特点质朴自然。许秋的《闻见异辞》所记为狐鬼神怪之事，内容上接近 《耳中人》，但语言特点是《阅微草堂笔记》行文质朴的风格。俞樾的《右台仙笔记》则是明显的学者笔记，关注小说的“劝讽”功能而非小说的艺术性；许仲元的作品则继承《阅微草堂笔记》的考据笔法，关注奇闻异事并对其加以考据。白话小说方面，受纪昀创作风格影响且流传较广的是李汝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作者不重视故事情节的描写，而是把创作重点放在描写“奇珍异宝”上，引入大量典籍，罗列学术观点有别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性描写。

自 19 世纪末以来，《阅微草堂笔记》的各种零散译文及节译本呈现出从简单到深入的趋势。金大逸和卜立德的译本起着重要作用，西方汉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史料价值。

托马斯·塞尔( Thomas G·Selby，1846—1910) 于 1895 年编译的《中国小说中的中国人》最早出现《阅微草堂笔记》的英译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白之教授、纽约大学东亚系教授罗慕士、 汉学家梅维恒、南伊利诺埃大学教授韩孟、威斯康辛大学教授韩瑞亚、英国汉学家卜立德等都曾对《阅微草堂笔记》进行过研究。

日本、新加坡、韩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家先后翻译出版过《阅微草堂笔记》，译介丰富而广泛。

《剑桥中国文学史》评价“纪昀及其同代人的笔记对于我们理解乾隆晚期文人的心灵世界实为不可或缺的材料。它们揭示出一个尚无定论的想象境域，既神秘诱人又令人不安”。

美国学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 Victor Mair) 认为该书风格独特，手法新颖，是以文学手法记载轶事的代表。

在清朝评论家、学者冯镇峦看来，《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符合传统小说体例，但是恪守成规束缚了文字，少很多生趣；清朝评论家余鸿渐仍然认为其瑕不掩瑜，其思想境界或文笔高于蒲松龄；清朝文学家、书画家赵曾望在《窕言》中认为《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地位相当。

鲁迅先生赞为 “无人能夺其席” 的 《阅微草堂笔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生活，自然囊括当时的民俗文化内容，这些生活民俗素材使得严肃正统的伦理宣教充满平民化的戏剧色彩，作品的说教效果得到加强。尽管缺乏感人肺腑的艺术效果，这和作者保守的文学观念有关，但鲁迅认为它“尚质黜华，追踪晋宋”，“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先霈认为《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学成就远不及《耳中人》，其主要原因“在于纪氏落后的、包含许多错误的小说观限制了他的文学才能，而这种落后的小说观根源于他的封建礼教思想。”

《阅微草堂笔记》特点是积少成多，从单篇创作到集合成书、从传抄到刊刻 、从单刻到合刻，曾出版过多次。纪昀从乾隆五十四年夏开始创作《滦阳消夏录》（第一部）到爱新觉罗·颙琰三年《滦阳续录》（第五部），五种笔记在不同时期均出现抄本及刻本。嘉庆五年（1800），纪昀门生盛时彦将《阅微草堂笔记》由五种抄本、单刻本转为合刻本。单纯将五本书合并为一本但不改变其文章顺序，且编辑校订过程均经过纪昀检视，编校工作严谨细致。嘉庆十七年（1812），盛时彦仿照1800年版本重刻，嘉庆二十一年（1816）盛时彦第三次雕版《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盛时彦进行过三次刻本，第三次雕版成为后世出版印刷的底本。

民国时期，除原文版本外，还出版过为研究者提供方便的古小说丛书、普及的注释本及生动有趣的插图本。但受社会普遍重视新小说而轻视旧小说背景影响，出版数量下降。上海会文堂书局于民国七年（1918）刊印《详注阅微草堂笔记》、上海锦章图书局刊印《绘图阅微草堂笔记》。

进入八十年代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汪度贤点校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整理本、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纪晓岚文集》本较其他版本流传度较高。内容基本根据上海文明书局的版本。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汪贤度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988年、2001年），所依据底本为道光十五年（1835年）刊本，而道光十五年刊本源于盛时彦雕版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的《阅微草堂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