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印光（1861-1940），即印光法师，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自号继庐行者。俗姓赵，名丹桂（仅见于沈去疾撰《印光大师年谱》），字绍伊，号子任，陕西阳（今合阳县）人。为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相传其为大势至菩萨的化身，与释虚云、释太虚、李叔同并列为“民国四大高僧”。

印光法师幼随兄读儒书。光绪七年（1881年），21岁的印光法师于终南山出家，后前往湖北竹溪莲花寺挂搭，又于陕西双溪寺受具足戒。光绪十二年（1886年），印光法师于净土道场红螺山资福寺念佛，自号“继庐行者”，研读大乘经典。光绪十九年（1893年），印光法师跟随普陀区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南下，此后安居普陀二十余年，专心阅经念佛，期间曾两度闭关，开讲《弥陀便蒙钞》。民国元年（1912年），高鹤年将其文稿刊登于《佛学丛报》上，署名为“常惭愧僧”，由此印光法师开始引起关注。后高鹤年将其信稿印为《印光法师信稿》，徐蔚如刊行其书稿为《印光法师文钞初编》。民国八年（1919年），他开始接受信众皈依，此后二十余年，皈依弟子达十余万。因印光法师常至上海印经书，民国十一年（1922年），他前往上海传授佛法，期间李叔同三次致书印光法师终拜其为师。民国十九年（1930年），他前往苏州报国寺闭关，后创办“苏州弘化社”，专印佛书赠人，代佛宣化并参与赈灾济贫。抗战爆发后，印光法师迁往灵岩山寺安居。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一月四日，印光法师圆寂于灵岩山寺，后被尊为净土宗第十三祖。

印光法师生平不作寺院住持，不收剃度弟子，其著作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印光法师嘉言录》等。印光法师提倡和合圆融的儒佛关系，认为儒佛本无二致，两者“合之双美，离之双伤”，并推崇净土念佛法门为众生成就果位的必然途径。他的净土思想对推动居士佛法和城市佛法发展起到深远影响，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借鉴作用及在促进佛教慈善事业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弘一法师曾盛赞印光法师，认为大德如印光法师者，三百年以来只有他一人而已。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十二日，印光法师出生于陕西省郃阳县赤城东村（今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赤东村），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印光法师之父赵秉纲与母张氏均以善良闻名于乡里，其家兄弟三人，印光法师居幼，其出生后六个月，便因双目患上急性结膜炎，几近失明，后虽然治愈，但视力受损不能久视，眼疾时发时好。印光法师早年居于陕西老家，后随兄长前往长安区（今陕西西安）求学，幼时便跟随兄长学习儒学，虽体弱视力差，但聪颖过人，深受长辈们称赞。

印光法师以儒学为己任，喜欢程朱理学，受到韩愈、欧阳修等辟佛思想影响曾排斥佛教。十五岁时，印光法师因眼疾几乎双目失明，卧病在床几乎不起，偶然之机翻阅佛经，才明悟其先前排斥佛教的无知，自此放弃程朱理学批阅佛经，后眼疾不治而愈，于是一心皈依佛法。

清光绪七年（1881年），印光法师前往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道纯和尚处剃度出家，居住于太乙峰大寺，正式开启佛教弟子的生活。但印光法师出家未满三个月，其兄长前往寺内，假说其母张氏病重，请他回家看看。印光法师回家后被逼换下僧袍，不准其外出，后赵家亲属前来劝说，但印光法师不为所动，并趁机逃出家门，返回莲花洞寺。为避免受到家人影响，道纯和尚送给印光法师一块银元，让其离寺去行脚参访。印光法师奉其师道纯和尚之命，一路朝东南方向跋涉，前往皖南徽州小南海云游修学，后挂单于湖北竹溪莲花寺，并在寺中打煤炭烧水。

光绪八年（1882年），印光法师的小南海之行止步于湖北竹溪莲花寺，并在寺内研读《龙舒净土文》残本《书传》，其净土法门思想由此开启。同年，印光法师前往陕西兴安双溪寺，于印海定公律师座下受具足戒，后前往终南山太乙峰潜修，前后共居住五年时间，终日诵念佛经，使其佛法修为提升到新境界。光绪十一年（1885年），印光法师前往陕西省七十里外南五台山大顶亲自侍奉观音菩萨香火，并念佛修行。

光绪十二年（1886年），因听闻河北怀柔红螺山资福寺为净土道场，印光法师心向往之，后前往资福寺挂单念佛，自号“继庐行者”以明志，意为继承庐山东林寺净土宗祖师慧远法师之志。次年正月，印光法师告假前往五台山朝礼，后返回资福寺，虔诚修持佛法三年时间，习读大乘经典，历任香灯、元等职。光绪十六年（1890年），印光法师由红螺山前往龙泉寺，担任“行堂”之职，同年冬前往东北三省游历。次年，印光法师结束东北地区游历后返京，后移住阜城门圆广寺。

光绪十九年（1893年），法雨寺化闻和尚前往北京请藏经，欲将《清敕修大藏经》运回普陀山，圆广寺以印光法师处事谨慎，便将其推荐给化闻和尚。后印光法师跟随化闻和尚护送经书南下，前往普陀山海岛法雨寺担任首座和尚，安单于藏经楼，此后印光法师安居普陀山二十余年，几乎足不出山，日夜念佛阅览藏经，期间曾两度闭关，前后共计六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印光法师前往宁波阿育王寺，参拜释迦牟尼佛舍利数十日，后返回普陀山。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印光法师应阿育王寺僧众请求，开启其一生中唯一的讲经，开讲《弥陀便蒙钞》，后于法雨寺结识虚云大师，同年在其讲经完毕后于寺内珠宝殿侧闭关。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高鹤年居士两次访道普陀，并在法雨寺吊唁化闻长老。后高鹤年于化鼎丈室拜会印光法师，印光法师将净土宗信、愿、行修持法展示给高鹤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印光法师致函高鹤年，询问其禅学进境，并叮嘱高鹤年前往法雨寺与其一谈。后高鹤年前往普陀与印光法师会晤，两人谈经五日五夜。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高鹤年致函印光法师，其欲往终南山结茅修习，印光法师复函高鹤年让其再来普陀一谈，信函中叮嘱高鹤年要留意秦中佛法，要注重躬身践行，不可虚掷岁月。次年，印光法师再次进京，协助谛闲法师请大藏经，事情处理完毕后返回法雨寺藏经楼。此后印光法师多次与外界往返信函，询问佛法弘扬传播的状况，并希望提倡净土宗法门及因果报应。

民国元年（1912年），狄楚青居士于上海市创办《佛学丛报》，后高鹤年将印光法师的几篇文稿刊登于《佛学丛报》上，并署名“常惭愧僧”，逐渐引起世人关注。北京政府任职的徐蔚如居士读到《佛学丛报》上“常惭愧僧”的文章后，四处打探印光法师的下落。民国三年（1914年），印光法师的“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佛教以孝为本论”首次刊载于《佛学丛报》。同年狄楚青居士与印光法师会晤于普陀山，并建议将《拣魔辨异录》流通出去，后狄楚青返回上海市后刊印一千册流通于市场。民国五年（1916年），徐蔚如曾两度前往普陀山求见印光法师，并求得其三封信稿带往北京，后于次年将印光法师书信刊印五千本送人，取名为“印光法师信稿”。此后印光法师清修生活被打破，信函日渐增多，每月信函达到上百件。同年秋，因高鹤年居士劝说，印光法师重新考虑此前不接受弟子皈依的决定。

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将其历年搜访到的22篇印光法师文稿于北京印行，命名为《印光法师文钞初编》。七月，印光法师在高鹤年居士陪同下，前往扬州刻经处刻印《安士全书》，事情完毕后途径上海市时，与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陈子修、邓心安等居士会晤，他广谈孔孟之道与净土因果之理。次年（1919年），周孟由居士兄弟侍奉祖母登山拜访印光法师，并请其收为弟子，后印光法师分别赐予兄弟二人法名，由此印光法师开始接受弟子皈依，此后二十余年内，其皈依弟子达到十余万。同年秋，徐蔚如又将印光法师的38篇文稿印发，取名为《印光法师文钞续编》。民国九年（1920年），张云雷与徐蔚如再搜集34篇印光法师文稿，后周孟由、朱赤萌、黄幼希三人合初、续两编，按照类别编辑次序，详细校勘，命名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发行。此后这部《印光法师文钞》经过扬州藏经院、中华书局、上海佛学书局、苏州弘化社等处一印再印，最终风行天下。

因印光法师经常前往上海市印发佛经，却没有落脚的住处，后于民国十年（1921年），印光法师经高鹤年接受与真达和尚会晤，后真达和尚请印光法师前往三圣堂下院太平寺供养庵居住，此后印光法师常由法雨寺到上海专门从事佛法宣传教化工作。民国十一年（1922年）春，印光法师应定海知县陶镛之请，帮忙修撰《普陀山志》，后陶呈请省长呈报“中华民国大总统”表扬印光法师，北洋政府将徐世昌题字“悟彻圆明”的匾额送往普陀山法雨寺。后因印光法师为募集印发《安士全书》经常往来于上海市，真达和尚特意开辟一座净室作为印光法师落脚处。同年李叔同致书印光法师欲拜其为师，但遭到印光法师拒绝。次年，弘一法师于接引佛诞生日用香烧臂留印表明其志，再次致书印光法师，请求将其收入门墙，依旧遭到印光法师拒绝。民国十三年（1924年）底，弘一法师再次致书苦求印光法师收其为徒，印光法师推脱不过答应下来。民国十五年（1926年），因陕西省、甘肃省一带爆发水灾，印光法师从印发《印光法师文钞》的款项中拨付3000元，汇往灾区，后中华书局排版印发《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共分成四卷、线装四册出版，成为正编《印光法师文钞》。

因上海市佛教人士获悉印光法师居住于太平寺，导致信函及前来问道者日益增多，使其深受人事繁杂的困扰，于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到十八年（1929年），印光大师急欲寻求清净之所归隐，后真达和尚与上海居士关絅之、沈惺叔、赵云韶等人商议，寻到苏州报国寺，真达和尚花费几千大洋加以修缮。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月，印光法师由上海太平寺搬至苏州报国寺闭关。印光法师到达苏州市后，创办一所“苏州弘化社”，专门负责印刷佛书用于赠人。此后苏州弘化社印刷《净土经论》《安士全书》《印光法师文钞》及其他各种初级佛书，几年之内便印送书籍四五百万部及佛像百万余帧，印光法师通过赠佛经之举代佛宣化，期望能够挽救世道人心。同年冬，倪文卿居士前往苏州报国寺拜印光法师，两人谈及时事境况及民生灾难，印光法师认为明年情况可能更坏。后印光法师听闻家乡陕西省出现旱灾，便汇去银元1600元前去赈灾。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释大醒前往苏州报国寺拜谒印光法师，此行同来拜谒者有日本居士神田惠云、上海居士李光宇、福建省居士蔡惠诚及释文涛。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六月，因湖北汉口及安徽芜湖爆发水灾，江北各地赈灾等事情，印光法师捐款1430元，其中1000元为印书款，同年秋，印发《净土十要》。次年（1933年），印光法师在报国寺闭关期间，创作《净土五经重刊序》及《重修\u003c清凉山志\u003e序》。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印光法师闭关期满，报国寺主持明道、灵岩山寺监院妙真、寿量寺主持德性与苏州市士绅张一麟等人，请求印光法师留在苏州宣传佛法，印光法师应允，后杭州浙江省佛教会主席钟康候居住请印光法师移往杭州，被印光法师晚宴辞谢。同年，陕西省大旱，印光法师得到王幼农居士的信函，于是从存折中提款一千元汇往灾区，汇款之后，其存折内晋升百元用以维持报国寺日常开销。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佛教界修建护国息灾法会，并派遣代表前往苏州请印光法师出关说法，因推脱不掉，印光法师出关后前往上海，后在佛教净业社社址觉园说法。当时印光法师听闻绥远灾情严重，他便将法会之上一千多人皈依的香敬，共计两千九百多元全部捐了出去。印光法师返回苏州市后，刚下火车便去提款，又将仅存的印书款一千元汇往灾区。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因七七事变及上海八一三战争，日军侵华活动日益猖，战火弥漫苏州城，于是印光法师顺应妙真和尚及众弟子的恳求，在十月初十迁往城外的灵岩山寺安居。印光法师居住于灵岩山寺期间，有人带领日军军官拜访印光法师。日本军官取出日本修订出版的《大正新修大藏经》，欲将其赠送给灵岩山寺，但遭到印光法师拒绝，他认为灵岩山寺的僧众只是念经的僧人，并非专门研究经文要义的僧人，应该将《大藏经》转赠专门研究经义之处。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印光法师自感时日无多，致书德森法师，告知其上海所有的款项全部印发《印光大师文钞》，并交代其死后无需大力操办，仅需送来讣文及题跋即可。次年（1940年）春，印光法师在回复章缘净居士的信函上再次提及其生命将走到尽头的话。十月二十七日，印光法师身体不适出现微疾，次日，他召集寺众会谈，认为灵岩山寺主持之位不可长久空悬，并推举妙真法师担任，得到全体寺众的支持。众人将升座之期定在十一月初九，但印光法师认为太迟，后改定在初四，印光法师依旧认为太迟，最终改为十一月初一。

十一月初一，妙真和尚在灵岩山寺升座出任主持。十一月初三晚间，印光法师吃下一碗粥，后对真达和尚等人诉说净土法门，没有奇特之处，但要拥有恳求至诚之心，无不蒙受佛祖接引、带业往生。此后印光法师的精神便逐渐疲惫，体温逐渐降低。初四凌晨一点半时，印光法师坐了起来，口说念佛见佛，决定往生，说完后他便大声念佛。两点十五分时，印光法师让人取水洗手，完毕后说他受接引佛接引，将要往生而去，并让众僧念佛发愿，说完后他便在椅子上面西端身正坐。三点多时，妙真前来，印光法师叮嘱妙真，让其维持道场，弘扬净土宗。此后印光法师便不在说法，只是嘴唇微动轻声念佛，最终于五时许，印光法师在众僧念佛声中安详圆寂，享年八十岁，出家为僧六十年。

民国三十年（1941年）二月十五日，印光法师圆寂百日后举行荼毗（是指僧人死后的火葬），荼毗三日之后，众人捡骨得到印光法师的五色舍利百余颗，此外又有舍利花及血舍利等共有一千余粒。同年，印光法师的弟子辈及上海市缁素（指僧俗），于上海净业社觉园成立“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并刊发印光法师的遗著，发行《弘化》月刊并宣扬净土宗念佛法门，最终尊印光法师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印光大师的著作有《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正续篇、《印光法师嘉言录》等。

《印光法师文钞》分为正、续、三编，共有一百余万字。其主体是以书信为主，此外还包括答问、序言、论、疏、跋、记、赞、偈、题词、楹联、发隐、法语、开示、缘起、说明、启事、附录等内容，基本上囊括印光法师的全部文稿。最早印光法师于《佛学丛报》上公开发表文章，为高鹤年求稿发表。民国六年（1917年），徐蔚如搜罗二十余篇印光法师的文稿，在北京刊印并命名为《印光法师文钞》，次年再刊印《续编》，同年秋由商务印书馆将《初编》与《续编》合为一部，发表为一册。民国十二年（1923年），印光法师让商务馆另行排印增订本，共有四册，此外中华书局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刊行增广本，仍编为四册。

《净土决疑论》主要通过与禅门行者对话、辩论等方式，阐释净土奥义。印光法师从理性与事修的区分解说禅宗提及的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说法，他指出对于祖师的转语不能训文释义，也不能单执着于这等言语，更应该看到祖师们还有其他宣扬念佛的说法。其亮点在于对永明延寿禅净四料简的解说，从理事上来解答禅宗与净土宗的矛盾。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印光法师增列《楞严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为净土法门基本经典，与《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名为“净土五经”，扩充完善净土宗的理论基础。他通过书信、序言、疏记、题词、赞颂等方式，将净土教义弘传四方，使净土思想深入人心。印光法师还先后于上海市、苏州市成立弘化社，刊印净土经书数十种，多达数十万册，除刊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嘉言录》外，又重印《净土十要》《往生论注》《彻悟语录》《莲华世界诗》等十余种莲宗语录一同弘扬，因此印光法师也被誉为近代净土第一良导。

此外印光法师一生专门弘化净土宗，将净土法门总结为四点。第一为适用于一切根性，万修万人去（是指万人修行万人往生）。第二为净土法门含摄一切法门，又超过一切法门，净土法门为佛教中“至圆至顿”的法门。第三为净土法门为佛教一切宗派的最后归宿。第四为净土法门修行易而成就高，用力少但成效快。

民国十五年（1926年），印光法师与真达和尚前往灵岩山，规划创建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后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真达和尚负责实施修建寺院。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印光法师将原名为崇报寺改名为灵岩山寺，并为山门撰题对联，即“净土法门普被三根，实如来成始成终之妙道；弥陀誓愿全收九界，示众生心作心是之洪。”开办念佛堂，订立念佛堂每日持行细则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印光法师移住灵岩山安居，建造大雄宝殿，后建天王殿改名为弥勒阁，改供戴五冠弥勒佛本像，制定规章制度，并为创建灵岩净土道场撰写《灵岩寺永作十方记》《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等文章、对联及《灵岩念诵仪规》关于佛菩萨圣诞诸赞、偈，净土宗十二位祖师赞、偈等。此外印光法师创建灵岩净土道场时订立五条规约，一为主持不论台、贤、济、洞，但以戒行精严、深信净土法门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二为主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三为不传戒，不讲经；四为专心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经忏佛事；五为无论任何人，不得在寺内受剃徒弟。

印光法师弘化佛法，不采取传统如登大座讲经说法、佛学义理研究、举办僧教育等方式，他主要通过文字弘法，一是倡刻和流通佛书善书，二是撰写文章及问法者的书信往来。印光法师创办弘化社，通过倡刻和流通佛书善书传播佛法，他从内容和形式上注重易于流通，易于阅读，基本免费赠阅或酌情收取成本费的方式流通。他通过通俗易懂的佛书善书的广泛传播，使忙于世务不能进入寺院修行之人也能接触佛法，这是适应时代特点的弘化新方式。

印光法师的弘法因缘，主要以广大民众为主，以佛教的菩萨精神普化众生。他认为佛教主要不是书斋中的研究对象，并非为少数人服务，其首要使命为引导人觉悟，救世度众生，因此印光法师选取三根普被、利钝咸收的净土法门，教人起信发愿，通过通俗易懂、简单易行的念佛法门，教导人背迷合觉，离苦得乐。《印光法师文钞》将佛理寓于朴实无华、切实平易的文字中，开创平民化、普世性的弘化路线，使更多民众进入佛道，受到佛法普世教化。

印光法师身兼儒佛知识，引儒入佛，确定净土经论，通过建社刊书等方式，光弘净土教义。他认为儒家思想落实在为人，基本守则为学会做人，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个人都应该尊崇伦理道德，恪守本分，各尽其责，弃恶从善。他以净土法门为其度化众生的本怀，为广大信众开示净土法门的殊胜之处，教导行人正确学习佛法，念佛成佛。他认为儒学本无二致，只是功夫深浅不同，如果浅而论之，两者基本相同，但深而论之，佛要比儒深，强调儒以诚为本，佛以觉为宗。印光法师认为儒学侧重“应世”，佛学侧重“修心”，两者分别侧重社会学宗教与心理学宗教，只有将社会学与心理学有效结合起来，净土佛学与儒学才能获得双赢。佛与儒在修行上存在差异，但两者和而不同，应求同存异，儒佛之间应该相辅相成，两者必须和合圆融，他提出以孔孟之道为人生的必修课，以修学佛法为选修课。

印光法师提倡和合圆融的儒佛关系，首先认为儒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中庸之道与佛家的中道相似，故而提出儒佛无二道的观点。他站在宏观角度看待儒佛关系，认为儒佛本无二致，只是佛法讲的见修行果中的修道不同。其次儒学之间“合之双美，离之双伤”，其儒佛思想融合儒家“性善说”在佛家“佛性说”之中，提出“人人皆可成尧舜，人人皆可作佛” 的口号。他呼吁重视因果教育，认为不仅佛家讲因果，儒家也谈因果，而儒佛都谈因果，因此因果是不可或少的教育。于是印光法师提倡因果、断恶修善、恢复本性，辅助儒家护国救民、正本清源的观点。

儒家之德中，印光法师尤其关注“孝”，儒家以奉养安亲、后世扬名为孝，佛家认为真正的大孝，不仅要报答父母之恩，生时奉养孝敬，死后也要救其脱离轮回苦海。他认为孝为儒佛共有的价值观念，并以此作为实现儒佛融合的起点。他提倡通过《安士全书》与《了凡四训》等劝善之书，希望通过因果教化世道人心，他从扎根于纲常伦理的儒家思想入手劝说众人，使佛教徒增进信心，不信佛教之人也能获得启发。而在他劝谕念佛往生西方净土的嘉言中，贯穿者儒家经世精神，即劝人在家念佛，重视家庭教育及关注社会民生。

随着思想的发展与现实状况常不对等，近代以来，关于宗门与教下之间的误会、争讼从未平息，印光法师并非从宗与教之间的互谤、斗争入手，而是从“不宜混滥”上使宗与教各安其位。他认为宗教互相涵摄，辗转有教家之宗、教家之教、宗家之教与宗家之宗四种差别。同时他认为宗为前锋，而教为后劲，两者所办都是一事，所说的内容属于一法，只是语言设施及门庭不同而已。宗教存在差异，但必须以圆融的眼光去看待宗教关系，既不能互谤，也不能混滥。于是印光法师以净土思想为根基，以佛摄儒、融合诸宗归净土法门，其念佛思想便建立在判教观基础之上。

因佛教各大宗派依据的佛教经典不同，其判教体系也不同，与之承接的教理和修持方向也大不相同。而法门众多，但修行有难易之分，根机有利钝之别，利益也有大小之分，使修行之人对法门的抉择至关重要。印光法师的判教观承续历代净土祖师的观点，在末法时代主张，最为适合众生根机、获得利益最大的当属净土宗的念佛法门。他承续古说，并在此基础上判弥陀净土念佛法门为特别教理，其他宗门或教下皆为通途。经过印光法师的判教，使得净土念佛法门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显现出来，而净土法门也不再为超度亡灵的工具，成为人们修行证果的必由之路，成为修行人成佛的捷径。

印光法师的净土修学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楞严经·圆通章》的重视，并由此揭示念佛往生的修学方法。净土宗自判教创宗以来，一直将三经一论作为经典依据，印光法师重视《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并将其列为三经之后，并以《普贤行愿品》殿后。他认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的念佛法门为净土念佛的最妙开示，念佛可摄意、舌、耳、眼、鼻和身六根，如果前三根能够摄得住，便能很容易降服后面三根。而在摄意、舌、耳的过程中，摄耳根为六根的关键，心念口念都是念佛之法，摄耳谛听，长此之往便能摄六根于耳根，这是念佛三昧中最稳妥、最便捷、最契合大众根机。“都摄六根”为因，“净念相继”为果，为达到境界，以“都摄六根”之法念佛，自然会“净念相继”。他特别推崇持名念佛，认为念佛的关键以消除大众对于持名念佛的误解，树立往生西方的强大信心，助力乱世的净土行者完成解脱的终极目标。

二是往生净土的必备条件为信、愿、行，以及通过简化念佛方法十念记数来方便信众。印光法师认为信愿行三轨为净土念佛法门的修行宗旨，“信”是指相信婆娑世界之苦与极乐净土的殊胜庄严，是对法藏比丘在因地修行并发愿建立起来的西方极乐国土的详细描述。“愿”是指婆娑世界受苦众生，发愿脱离婆娑之苦，发愿欣求往生净土安养之国。“行”是以持名念佛作为最紧要的安排，于一切时、一切处皆可念佛，念念都在阿弥陀佛圣号之中。于日常生活中，所有自利及利益他人的行为，都可以作为积累往生西方净土的力量。信愿行如三足鼎立，缺一不可，但信与愿的分量更重。“十念记数”为印光法师独创摄心方法，他认为其可去妄养神，可快可慢，无时间限制，利益更大，此法更适合钝根之人摄心念佛。印光法师实现十念记数与《圆通章》念佛形式的巧妙结合，简化净土行者的修行方法，使得净土念佛理论更清晰、更具实操性。

三是依据经典解释往生达到的重要非必要的境界，突出“带业往生”的优越性。他认为持名念佛应以“信愿行”为规则，以“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为方法，而“一心不乱”与“念佛三昧”并没所有人均可达到，对于在家居士修持净土法门，不应作为硬性目标。他推崇“佛力本愿”思想，即使明心见性，仍未脱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净土可以达到不退转的境界。此外印光法师强调净土念佛为特别法门，并突出“带业往生”的优越性，而净土法门依靠佛力帮助，可以使得念佛行者带业往生西方净土，不必经历艰辛的努力与修行。

印光法师认为禅净为最契合时代的法门，他通过观察大众实修情况后发现，修行者容易进入狂禅状态，并且难以大彻大悟。他从弘扬净土法旨的角度出发，鲜明地提出禅净异流的主张，倾向于辨析禅净二宗之异，通过说明二宗的不同来避免学人对净土本旨的迷失和轻忽，彰显净土宗的殊胜。他认为宋代以来的禅净双修，只是注重于参悟，却忽略信愿求生，失掉佛力加被；还将接引佛与西方净土归于唯心净土，抹煞主客观的区别；认为“念实相佛”，其结果为禅也靠不住，净也靠不住。

印光法师为克服佛门谈宗论宗的空虚学风，弘扬净土之旨，特意辨析宗与教的异同。他认为在原始阶段，释迦摩尼的佛法及各宗派初祖讲论的法旨并无二致，宗与教没有区分。只是佛法在弘传过程中，因受众根性不同，出现不同受众的宗与教。但末法时代的佛门僧众大多少读儒书，不明世理，却一心想要直接契合佛法，不经由入世间就想要直接出世间，不经过教便想要直接入宗，这根本不可能实现。禅宗通常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修行方法最便捷易行，但只有上上根性之人才能由悟而证，对一般根性之人而言，禅宗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不如净土宗持名念佛稳妥。此外随着众生业障的增多，根性便逐渐陋劣下来，这种依靠自身修行之力解脱生死的人就会越来越少，禅宗直指人心的方法便不适用于末法时代。因此印光法师强调净土法门为末法时代众生成就果位的必然途径，并特别强调真信切愿、持戒念佛的重要性，认为众生无论根性高下，皆可通过念佛法门，借助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摄受，从六道轮回中超脱而出，往生西方净土。

印光法师认为家庭为国家、社会的伦理根基，国家与社会的治乱兴衰，皆以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为依归，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又以教养儿女为基础。他认为家庭教育要重视对家庭成员进行道德伦常和克己修身等封建伦理规范的培养，以及强调强化佛教因果等观念的传习与教授。印光法师提倡女教，其思想根源来源于儒家思想，他认为母教要从胎教开始，而在孩子出生之后，教育以做人为基本准则，告知孩童因果之事，进而念佛，再读善书，使其知晓禁忌，孩童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天资与书本，而是父母师长的躬身实践。他认可男女平等，并且认为女性应具有更大社会权力，男女之间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印光法师提出的女德教育，是为培养贤善女子，造就出贤女、贤妻与贤母，以此改善社会的道德风气，促进社会安定与太平，他认为教女为齐家治国的根本，而教子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但教女尤为重要，即女德教育应以教女为重，其主要对象为家中未出嫁或者尚未成为人妻人母的女孩。

印光法师认为成人为教育目的观念体系的初始层次，明确提出成人教育应当在人之少年蒙童时期便及时进行，为其将来成就完满人格奠定坚实基础。他认为对于年小弟子，应当先教育他们先学做人，打好成才基础，避免本末倒置。其教育目的观中透显着儒家修身、成人、入世、立功式教育色彩，此外他认为佛法应该蕴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本是与世俗生活圆融无碍的，而成人为成佛的必要前提和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同时印光法师认为因果规律教育作为佛教缘起理论的核心，为包括家庭教育在内理论思想的重要内容，无论世间圣人，还是出世间的佛与菩萨，以及他们教化众人的依据和手段，其实都逃不过因果自然规律的制约。他还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提倡良好的公民教育，必须发扬善恶因果及轮回报应的理论教育，否则家庭教育便不会有实际效果。

印光法师对近现代居士佛教、城市佛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居士佛教、城市佛教的发展，印光法师鉴于当时僧侣与丛林佛教混乱、衰落的现实，以及他对社会发展态势的把握，定下坚持不剃度收徒，不主持寺院的规定，将其主要精力致力于广大在家信众的教化，不随便劝人出家，还劝阻男女居士出家，除非出家因缘完全成熟。印光法师在《印光法师文钞》中存在大量劝人在家修行、一心念佛的开示，强调关键之处不在身体出家，而在心之出家。他弘化大量在上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居士，进而形成在中国近代佛教中非常活跃、很有影响的居士群体，有利推动并提升近代居士佛教与城市佛教的发展，对现代社会佛教发展具有借鉴作用。

印光法师的佛教伦理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他强调以印制流通善书、家庭教育、妇女教育等为载体，以注重因果报应为内容的伦理教化。印光法师的佛法弘化注重以人伦教化为基础，强调念佛修行以净业三福为前提，他注重人伦、注重因果的伦理教化思想与措施，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其开创性的弘化方式，符合社会发展大趋势。

印光法师使一方净域观音道场普陀山增光添彩。印光法师被誉为大势至菩萨化身，他安居普陀山三十余年，并且长期以普陀山为基地大力弘扬净土法门，使净土念佛之风更加宏盛，净土文化的底蕴与资源更加深厚与丰富。普陀山为接引佛两大胁侍菩萨共同弘化净土念佛法门的胜妙道场，法雨寺也被视为大势至菩萨的圣地，印光法师因在法雨寺藏经楼潜修而成就，因在普陀山弘化念佛法门而闻名，普陀山自开山以来，尤其是身于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后，前来潜修弘法的一宗祖师只有印光祖师，这也为一方净域普陀山增光添彩，也使普陀山在净土法门及整个中国佛教中的地位提高，扩大其影响力。

近代社会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教会女学不断兴起。印光法师作为出家僧人，兼顾世间之法，他认为家庭母教为贤才崛起及天下太平的根本，他强调母亲对孩子的影响从胎教开始，而孩童教育又以教女最为重要。印光法师承认女子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来源于子女教育及家庭稳定，这种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及家庭危机，具有深思及借鉴意义。

印光法师对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1917年秋，京津地区发生水灾，印光法师等人前往赈灾，后到上海市组建佛教义赈会；1926年，因陕西省灾荒，印光法师以印制《印光法师文钞》的款项拨付3000元汇往陕西赈灾；1931年因长江爆发大洪水，印光法师与佛教同道发起赈灾募捐活动等。此外自从1919年以后，印光法师在上海等地推行念佛法门，与各地居士成立莲社、创建放生念佛道场、设立佛教净业社等方式推广佛教慈善事业，使皈依者日益增多，达到十余万人。印光法师一生勤俭、惜福，将更多精力投入扶危济困、救助孤寡等公益活动中，对中国近代佛教慈善事业起到积极贡献。

李叔同称赞印光法师，认为大德如印光法师之人，三百年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此外，他还在演讲中认为，印光法师虽然精通佛法，主动劝人修念佛法，他的俗家弟子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绝不与这些弟子谈论佛法的哲理，只是劝说他们专心念佛，弟子们听说印光法师的劝说，都能够接受奉行，不敢轻视或猜疑念佛法门。

释太虚认为，印光法师志向与品行淳朴笃实，风格坚强有力，接受他教诲或诵读其文章的人，都会感激并折服印光法师的威势和品德，对其十分崇敬与仰慕，他列为莲宗（即净土宗）十三祖当之无愧。

学者梁启超称赞印光法师，有德高僧弘扬佛法，都会看破时节与缘分，顺应时机调理众生。印光法师，深得文字禅定的真理，真的称得上是今日一群盲人的眼睛。

学者谢志斌在《花开见佛、净土宗及其祖庭》中认为，印光法师的一生，由儒学转入佛学，他主张儒佛融会，学佛由做人学起，他的《印光法师文钞》风行天下，教化之功几乎遍及全国。

了然法师曾作颂称赞印光法师：貌古心慈性直口快，训教往来精神不懈。合物施财欣然慷慨，淡泊资身离世贪爱。法语流传遍布中外，普化群生同归莲界。净宗导师十方归拜，临终见佛安详自在。

印光法师圆寂前四年，有位居士讲述一个关于印光法师的故事。某日，这位还是初中学生的居士，曾经做过一个梦，这位还未接触过佛教的居士梦到观世音菩萨，虽然她没有学过佛法，但她对白衣观音还是熟悉的，梦中观音菩萨告诉她，有一位大势至菩萨将要在上海讲经说法，并让她赶快去听。这位居士便询问观世音是哪位大势至菩萨，于是观音便告诉她为印光法师。就这样她们全家都去听印光法师讲法，她还求见印光法师，并将梦中的事情说了出来，但印光法师听后将她大骂一顿，说她这是妖言惑众，还让她今后都不要再说了，吓得她不敢讲出来。四年之后，印光法师圆寂后，她才将这件事情公布出来。

印光法师在苏州市创办弘化社后，便向外界印发并赠送佛书，如果是外敌人，只要付邮费也可以寄赠经书，于是雪庐居士便发信索求经书，后来便获得了《学佛浅说》《佛法导论》等经书。雪庐居士阅读后，获得启发并萌生皈依佛门之心。后来雪庐居士听其济宁市的朋友提及，印光法师是位精通儒学的高僧，于是雪庐居士便想要向其当年请教，但因路途遥远未能成行。其后，雪庐居士结识一位印光法师的弟子，通过这名弟子以信函向印光法师举荐雪庐居士皈依，随后便获得印光法师的许可，并赐名德明。此后印光法师亲笔写信，勉励雪庐居士要专心修行净土法门，两人之间经常书信往来，问答佛法。三年后，雪庐居士专程前往苏州报国寺拜谒印光法师，当时印光法师正在闭关，但他仍然抽出时间接见雪庐居士，两人从早到晚交谈一天时间，仍然感觉话犹未尽。

虚云法师（1840年-1959年），俗姓萧，名古岩，又名演彻，法号德清，后自号“虚云”，改字“幻游”，其祖籍为湖南湘乡县，出生于福建泉州。清咸丰八年（1858年）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并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光绪八年（1882年）自普陀山到达五台山，后经四川入藏，并前往不丹、锡金、印度、缅甸与尼泊尔等国礼佛，回国后参加海会寺的念佛法会。光绪三十年（1904年），虚云法师入住云南鸡足山（今云南宾川）钵盂庵，并募集资金修复鸡足山迦叶尊者弘法道场，后返回上海，与中华佛教会筹备代表进京请愿，呼吁保护寺庙，并被赐予“佛慈洪法大师”的称号，携带《大藏经》及紫衣、钵具等返回云南。宣统三年（1911年），释虚云前往上海参与中华佛教总会的筹备组织，后出席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大会。1918年，他主持修复昆明云栖寺，历经十年基本完成。1924年，虚云法师与释太虚等人出席于庐山举办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后主持修复涌泉寺、南华禅寺及大觉禅寺。1952年，虚云法师主持修复完大觉禅寺后，前往北京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后当选为名誉会长。1953年后，虚云法师先后到黄龙寺、秀峰寺、海会寺、东林寺等地礼佛拜祖，晚年主持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亲身率众，刻苦修持。1959年，释虚云圆寂于云居山，世寿120岁。

太虚法师（1890年-1947年），俗姓张，乳名淦森，浙江海宁人。释太虚幼年父母双亡，后随外祖母寓居海宁县长安镇大隐庵。他七岁开蒙，十三岁充当百货店学徒，十六岁于苏州依止士达监院出家，法名惟心，后于宁波天童寺受戒，并于天童寺参禅。太虚法师两次前往慈溪汶溪西方寺阅《清敕修大藏经》，大写佛学理论与禅修实践的基础，其早年广泛涉猎《天演论》《大同书》等进步书籍，并与“革命僧”云栖祩宏交往。后顺应时代要求，提倡佛法革新，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主张从思想、制度和经济三方面革新佛教。1912年，释太虚于镇江金山寺设立佛教协进会，此后先后创立和领导中华佛教总会、武昌佛学院、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等佛教机构，并曾访问日本、欧洲、美国及东南亚等国。1947年，太虚法师于玉佛寺召开中国佛教整委会第七次常务会议，并为玉佛寺退居震华封龛，亲书“封法语”，为其最后遗墨，后因旧疾复发圆寂于上海玉佛寺，终年五十九岁。

弘一法师（1880年-1942年），幼名文涛，又名广侯，字叔同，号漱筒，法名弘一、演音，晚年自号晚晴老人。他祖籍为浙江省平湖市，出生于天津市，幼时天资聪颖，喜爱诗词、书法及篆刻。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弘一法师加入城南文社研讨儒学诗赋，后因维新变法时支持康有为而被迫前往上海市避祸。曾求学于上海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后东渡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弘一法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于东京创办春柳社，为中国早期话剧第一个演出团体，次年于日本公演《茶花女》，拉开中国话剧演出的序幕。宣统二年（1910年）起，分别任教于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浙江省两级师范学校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1918年，他于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次年前往灵隐寺受具足戒，弘扬南山戒律，创办南山律学院，并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1934年于南普陀寺创办佛教养正院，在抗战期间于福建省等地传经，后于1942年10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终年63岁。此外他还将西方美术流派和艺术思潮引入中原地区，出版有《西洋美术史》《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著作，以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道祖略谱》《在家律要》《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等。

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所立，它由释太虚撰文，并由张凤所书，郭希安刻石。整个塔铭为长方形石刻，其长度为61厘米，宽度为53厘米，其上铭文共有28行，每行满行为22字，改塔铭目前存放于西安市长安区圣寿寺。

印光法师故里位于合阳县路井镇赤东村。其中村口有口大涝池，涝池北边有排朝东窑洞，为昔日“念佛堂”，当年印光法师皈依佛门后，曾为村里人捎回劝人向善的书信，如今村里依旧保存印光法师亲笔信件等物品，已成为珍贵文物。涝池东面大巷东头，路北普通农家便为大师故居，出大巷往东北方向约200米，为赵姓祖。农历腊月十二日为印光大师诞辰纪念日，每年这天当地人都会举行集会，利用赛诗会、演戏、社火表演等民间艺术形式怀念印光大师。此外村中还建有“印光纪念堂”及陕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界明法师集资修建的“印光大师舍利塔”。

印光法师纪念堂位于印光法师的故里，即今合阳县路井镇赤东村，已建成颇具规模的建筑群。印光殿巍然耸立，殿后为印光大师舍利塔，其由青石雕刻而成，而塔身下部为圆柱形，上面雕刻有游云水浪图案，此外塔座为方形，四周有精雕双龙及莲花围栏，塔下地宫内珍藏有印光大师的舍利。塔座石阶共有十三级，取印光大师为净土宗十三代祖师之意。纪念堂周围还有一排九间念佛堂，能够满足四方僧众的需求。

印光法师影堂石塔位于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南五台山圣寿寺塔北侧约50米处，为圣寿寺附属建筑，为民国方形三层楼阁式舍利塔。印光法师圆寂后，俗弟子分请舍利供养于苏州灵岩山、西安南五台、广州九龙、四川华阳、江苏无锡、上海真如寺等地。1945年，十方信士将印光法师舍利和影像迎回南五台圣寿寺，并建塔供奉，其中塔位方形三层楼阁式，由块石筑砌，通高为8.41米，底层每边长为3.55米。塔顶四角攒尖，置石雕宝瓶式塔刹。底层东面辟有方形塔门，额嵌有于右任先生所题“印光大师影堂”石铭；其内筑有方形塔室，面积约为4平方米，供有印光法师遗像。影堂北壁嵌有《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塔铭》2方，由释太虚撰写，张凤翙所书，二层原嵌有楷书“印光大师舍利之塔”铭，现已无存，三层额题“佛光佛塔”四字，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