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字任之，别号抱一，川沙县（今上海浦东川沙县）人，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教育家，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于上海内史第，自幼接受旧式教育。1899年，黄炎培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取中秀才，1901年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受教于蔡元培。次年得中举人，并在南洋公学解散后，回乡筹办新学制的川沙小学堂、开群女学。1904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建立后，他担任江苏教育司长，进行教育改革。1914年，因不满袁世凯复辟辞去职务，之后游历中外考察教育，提出职业教育救国论，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发展职业教育。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黄炎培组织发起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积极支持抗日。1941年，黄炎培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即民盟）常务委员会主席。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黄炎培辗转抵达北平市（今北京）。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先后担任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于北京病逝，终年88岁。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黄炎培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创建过川沙小学、上海市浦东中学、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学校，并曾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职业教育理论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创建了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组织，创办了《教育与职业》《光明报》等刊物。1945年访问延安市时，黄炎培曾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1993年12月23日，时任第八届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走访民盟中央时指出，黄炎培在1945 年在延安窑洞同毛主席的一次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可以看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思想的理论思想基础，意义极为深远。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于浦东川沙厅（今上海市川沙县城里）的内史第。祖父黄典谟在清朝官至六品，在他离世后，黄家度日艰难，被黄炎培的舅祖父沈树镛接到沈家大院（即内史第）居住。其父亲黄燡林是私塾教师，曾于辗转河南省、广东省、湖南省在吴大澂等督抚麾下任职秘书。母亲孟樾清出身地主家庭。

内史第文化氛围良好，黄炎培自小就对“汉石经室” 充满向往，七岁起跟随母亲学习读书写字，两年后又跟着两个叔叔学习四书，十岁起就经常住在孟家原（今上海市川沙县东乡）的外祖父孟荫余家，在家塾里接受旧式教育。他天资聪慧，记忆力较强，接受文化知识的速度很快。

十四岁那年，黄炎培母亲早逝，为减轻家庭负担，黄炎培一边瞒着家人利用课余时间在川沙城东门外的百货店与中药铺里打零工，一边继续在外祖父的私塾求学读书。十七岁时，他的父亲也因病去世。在祖母的坚持下，黄炎培继续读书。在姑父沈毓庆影响下，黄炎培开始接触西学，认真研读了严复的进化论译作《天演论》，明白弱肉强食的道理，萌发通过读书实现民族振兴的愿望。1899年，黄炎培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取中秀才，之后被南汇区三灶周氏馆聘为私塾教师，娶王纠思为妻。

1901年，姑夫沈毓庆劝说黄炎培进入清代进士、维新人士张元济开办的南洋公学学习，允诺他自己和其他亲戚会全力负担他及家人的生活。在姑父指导下，黄炎培选报南洋公学特班，并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他的班主任兼总教习为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课程分前后两期：初级课程为英文、算学、格致、化学；高等课程除进一步学格致、化学外，还需学习地志、历史学、政治学、理财学、人名学，还要求学生在攻读西学课程之余，博览中西有关政事的书籍。与黄炎培同班的同学有李叔同、章士钊、邵力子、汤尔和、谢无量、胡仁源和殷洪亮等。

在南洋公学学习期间，黄炎培决定将外交学选作专业，蔡元培先生特意给他开列了 《国际法》 和几种外交文牍，教他日本 “和文” 的翻译技巧。在蔡元培、马良等先生教诲下，黄炎培成为南洋公学特班的高材生，并于1902年经江南乡试得中举人。

特班开设不久，张元济因不满美国人福开森监院堂以校长自居辞职，继任总办汪凤藻行事武断引发大学潮，致使南洋公学解散。在蔡元培先生的鼓励下，黄炎培回到家乡，与川沙同仁张志鹤、潘敏斋、陆逸如等一起，将川沙城内唯一的一所 “观澜书院” 改办为新学制的川沙小学堂。学校开办后，黄炎培自任总理，吸引了不少学子前来求学。

黄炎培看到邻居宋耀如、倪桂珍夫妇（即宋庆龄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上一律平等，把自己的女儿们送往私塾、女校，甚至美国读书时，产生了在家乡开创女子教育的想法。此想法得到堂兄黄洪培、堂嫂陆开群夫妇支持。为支持黄炎培办女学，黄炎培堂嫂陆开群专门腾出自家的一间生活用房作为教室。为此，黄炎培将学校以堂嫂的名字命名。1903年，开群女学正式开学，此女学也是浦东川沙第一所女学。

办学期间，黄炎培在学堂定期开办公开演讲会，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种种罪行予以揭露，并控诉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告诫人民要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团结起来。浦东附近的乡镇听闻其名，纷纷邀请他前去演讲。1903年，黄炎培和两位好友张伯初、顾冰在应邀演讲时被当地旧乡绅告发，被南汇知县戴运寅当作革命党人关入大牢，并严禁他人探望。

为营救黄炎培等，中国牧师陆子庄、宋嘉树以及黄炎培好友、上海营造业老板杨斯盛找到美国基督教总牧师文惠廉，在其建议下，又求助精通世故又熟悉中国官场的美国律师佑尼干。最终，在佑尼干的斡旋下黄炎培等得救出狱，就在他们出狱半个小时后，戴运寅收到将他们“就地正法”的急电，又下令通缉黄炎培等。佑尼干、步惠廉得知消息后，让黄炎培等立即离开上海市。在杨斯盛的资助下，黄炎培等三人连夜登乘坐 “西伯利亚” 号船前往日本。

1904年初，因此前被清廷通缉之风波暂平，黄炎培从日本回国，受杨斯盛委托在上海浦西创办学校。期间，他于办学一事经常向蔡元培讨教，并在蔡元培介绍下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秋，蔡元培去德国留学，黄炎培接替他担任中国革命同盟会上海干事，并于同年创办上海市浦东中学。江苏省提学毛庆藩与之交谈之后深感佩服，此后有人控告黄炎培为革命党时，毛均不立案。

辛亥革命前，黄炎培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1911年，为支持辛亥革命，黄炎培、赵竹君、陈其美、李平书等策划发动上海市起义，起义胜利后，陈其美被推选为沪军都督，李平书被推选为上海民政总长。在该年举行的沪、苏、常、镇、太五地联合举行的教育总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黄炎培为首席代表，去苏州市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在黄炎培劝说下，江苏宣布独立，程德全出任江苏省督军，黄炎培在之后任江苏省都督府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月，清帝退位，清朝灭亡。黄炎培随后在民国政府就任江苏教育司长、临时省议会成员。他制订了 《江苏省五年教育行政计划》，计划创建、改建、扩建二十四所省立高等、中等学校，创办大量县立小学。又经过多方努力成立了专门的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将教育经费内政厅独立出来，以有效保障教育事业发展。并于次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同年2月13日，孙中山迫于压力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却在之后筹谋复辟帝制，黄炎培在江苏省进行的教育改革实践也无法继续，于1914年愤而辞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职务。之后，黄炎培以《申报》旅行记者抱一的身份在安徽、江西省、浙江省、山东省、北京、天津市等地考察了五个月。又随中国游美实业团体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座学校，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撰写《旅美随笔》。此外，黄炎培还到日本、菲律宾、南洋各地考察，将考察日记结集出版，在总结思考过后，他提出“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 的教育理念。1915年，黄炎培作为特邀记者随中国参加旧金山世界博览会代表团赴美，兼做教育考察。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蔡元培、马相伯、张元济、蒋梦麟等四十八人，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正式发表成立 《宣言》。《宣言》认为当时中国教育的最大危机在于毕业即失业，而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用，提出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在于：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做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做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做准备。同年，黄炎培被推选为办事处主任，继续主张改革教育。

1918年1 月，黄炎培特约学生好友陶行知在 《教育与职业》 上发表文章，提出 “职业以生利为作用，故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主义”。职业教育在当时遭到不少主张“学而优则仕”的旧式文人的攻击，认为这是下等人教育，称其 “作孽教育”“吃饭教育”，却得到劳工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但在教育实践中，黄炎培逐渐认识到只从职业学校和教育界做工夫， 只从农、工、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进而发现发展职业教育 “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在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各界后，黄炎培开始与共产党人进行接触。1918年5月15日，黄炎培等在中华职教社的基础上，创立了近代中国第一所以“职业”二字命名的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现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1920年3月29日，黄炎培请陈独秀到中华职业教育社做演讲，并特地北上拜访李大钊，与之讨论国内外局势。

1921年，黄炎培曾参与起草次年学制，却拒绝了黎元洪任其为教育司长的任命，此后十数年间，致力于教育事业，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和筹办学校，接连筹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现河海大学）、国立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

1931年4月，黄炎培在日本考察期间，发现日本国内似已制订侵华计划，回国提示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希望予以重视，国民政府认为不可信。同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就发动了 “九·一八” 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黄炎培先后撰写了 《朝鲜》《黄海环游记》 两书，以唤醒中国人民，呼吁抗日。

1932年1月18日，日本侵略上海市。 黄炎培曾亲临淞沪抗日前线慰问，同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将军商谈上海抗战策略，受感于抗日将士的精神，当即挥笔写下了七律二首。为支援淞沪抗战，黄炎培与史量才等组织了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动各界征募军需品以补充前线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组织中华职业学校的师生们抢救伤员，运送军火物资。被推选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后，黄炎培又发动工商界力量，筹设难民所，组织医疗队并创建 “一·二八” 伤兵医院，收容受伤的抗日将士，还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为抗日军队服务，多次在通电上列名诘问国民党政府为何不增援。

1933年1月，日寇占领山海关和九龙口，华北地区危在旦夕，因反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黄炎培北上平津，与当地权要人物和各界领袖会商。了解当时的政局危机后赶回南京，找到宋子文等中国国民党大员，力证安定华北援助热河的紧要性与重要性，继而又拉宋子文一起北上，到北京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会，并发动天津市银行界每月捐献三万元以解决财政困难。为支援抗日，黄炎培到处发表演说，提出了“团结、生产、国防” 的口号。

1934年2月，黄炎培鉴于民族危急，提议设立“民族复兴教育设计委员会”，负责编辑学校教材，并建议教材内容应指出哪些事。黄炎培、李公朴、黄齐生等9人被推为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黄炎培被聘为国防会议参议，同时被推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从此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呼吁抗日。

1937年，因国民政府在上海非法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人，黄炎培四处奔走积极营救。1939年，黄炎培发表宣言反对汪精卫投日，之后，他被国民参政会议指定为视察员，考察川康地区。9月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提出七个 “请政府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提案，引发激烈讨论，黄炎培极力周旋，并从此开始参加宪政期成会工作。

随着国共摩擦增多，黄炎培从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发起并组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极力调解国共摩擦。但中国国民党不予以支持，并于1941年在皖南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皖南事变后，黄炎培积极调和两党，而其为抗战付出的努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认可，周恩来曾多次约见黄炎培，并与他进行长时间的深谈。黄炎培也曾向共产党提出两个建议：其一，在与国民党利害不冲突，人民的同情不减损下求成长；其二，以所有实力尽量容纳友党。

1941年3月19日，以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的中国民主同盟正式在重庆成立，黄炎培被会议推选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办 《光明报》，并在沦陷区成立民盟支部。黄炎培倡导民盟要基于“善良之劝告”对政府取协助之义，团结各友团，并尽量求合作，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同时，设法与国人及国际间展开交流合作，扩大国家影响力。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怒骂黄炎培等人 “目无党国”，表示不能让这样一个“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下令封锁民盟成立的消息。

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以及邓颖超等人同中国民主同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45年7月，黄炎培作为中国第三方面政治力量的代表访问延安市。同年8月，黄炎培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迎接前来参加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积极参与反内战活动，为调整国共关系奔走。此外，黄炎培于1946年时在上海市创办上海市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普通中学。至1949年前，先后又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1947年，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蒋介石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民盟成员被大规模逮捕杀害，民盟成员之一、黄炎武次子黄竞武被中国国民党特务绑架后下落不明，黄炎培辗转抵达北平市（今北京）。

1949年6月，黄炎培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委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为上海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出谋献策，劝说上海工商界人士与社会名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上海人民政府的工作。在其建议下，沈家人将大部分房屋上交给川沙县人民政府使用，只留下第一进的三间房屋居住。同年10月1日，黄炎培受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次年年2月，上海市遭美蒋轰炸，电力供应困难，影响工业生产，再加上当时的资金、原料、销路等已有困难，不少企业减产、停产。黄炎培积极了解情况，研究对策。

1951年，黄炎培考察松江、川沙、苏州、镇江等地土改情况，写成《访察苏南土改报告》。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民主建国会成立捐献运动委员会，黄炎培担任主任委员，自1951年6月20日至7月中旬，组织工商界捐献飞机约四百余架。1953年，76岁的黄炎培研读读《资本论)，主持民建中央全会，倡导团结私营工商业者，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次年，黄炎培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82岁的黄炎培再次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当选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60年，黄炎培病倒入院，两年后退出中国民主同盟。1963年，黄炎培致函历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将自己所藏图书全部捐献，次年出版回忆录《八十年》，再次病倒入院。

1965年，黄炎培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及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2月21日凌晨4时40分，黄炎培于北京病逝，终年88岁。12月24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公祭黄炎培。朱德委员长主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郭沫若等陪祭，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黄炎培进入南洋公学特班学习后，受到当时社会思潮冲击，并在蔡元培等人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理念。在南洋公学解散后，黄炎培决定回乡办学，通过教育实现救国的理想。为此，他创办了川沙小学、开群女学，义务任职，不拿薪津。办学期间，他参加演讲，想通过唤醒民众，挽救民族于危亡。中华民国成立后，黄炎培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在职期间致力于地方教育改革。在大量的教育实践后，黄炎培又提出了职业教育兴国的救国论。学者田正平在《中国教育家评传》中认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救国论受限于当时的政局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

黄炎培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认识到中原地区传统教育在当时已脱离实际，而学校教育脱离生活，使学生多学不能致用，学子“亦殊碌碌无以自见”，为此，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1913年1月，黄炎培发表了《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对实业教育如农、工、商业学校和女子职业教育做了较详细的规划。6月1日，黄炎培又发表《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批驳当时重士轻工、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念以警醒国人。8月，黄炎培作《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出“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备人生处世不可少之件而己”，认为教育应该把学生造就成为德、体、智三育兼备的人。并建议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改革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主张“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此外，黄炎培认为改革首先要从“凡百教育基本”的小学开始，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

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黄炎培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并在此后着手对国内外教育进行考察，致力于改变中国教育现状。1917年，黄炎培组织成立中华职教社，提出了职业教育理念。

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黄炎培指出，凡教育都为授人以学识、技能而使人能生存于世界，而职业教育尤其是讲求实用之知的教育，认为职业教育和实业教育是有区别的。职业教育“专重实用，纯为生活起见”，而实业教育则“兼含研究学说之意味”，实业教育“仅限于工业教育”“仅限于农、工、商三种，而医生、教师等不与焉”，职业教育“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谋生皆是”，包含却不限于实业教育。

为此，黄炎培设立了新学制，在其于1926年发表的《设施职业教育新标准》一文中，黄炎培提出了关于专业设置的十四条标准，即当代所说的“专业”的概念。规定专业设置应该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与地方生态环境相符合。专业设置的职业科的分类、所生产产品的选择、男女生招生比例、学生训练标准、毕业证书的取得等各方面，要与生产对接、要与地方经济对接、与社会需求相符。让学校教育与产业、企业的需求相融合。

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让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尽其对社会的义务，是与生活、生计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认为职业教育在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用于谋生和服务社会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人的发展。为此，黄炎培提倡“谋个性之发展”“敬业乐群”等。“敬业”就是要从个性出发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和职业热情，使之有责任心和事业心，养成脚踏实地、严谨勤奋的工作态度。“乐群”就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团队意识，养成协作互助、奉献社会的精神。

此外，黄炎培对教师的人格品质、修养内涵也十分看重，认为教师的首要要求就是要拥有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量材施教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出人格完整且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学生。他认为教育工作者须拥有为大多数民众谋福祉的品质，懂得与民众沟通和合作，能够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不避难就轻。黄炎培认为朴诚和社会活动力是成为校长的首要条件，而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必须与学生主动接触和沟通，心中更多的应该是自己的学生，而并非课程表、教案和教科书。只有这样，学生才能从教师身上学到真正的东西。

在人生经历、社会实践、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下，黄炎培逐渐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的民主思想。在民族危亡的现实情况下，他怀揣着“为民族谋独立与复兴”的政治理想，主张上层的政治改造需要有下层民众的改良与配合才会取得较好的效果。为此，他立足自下而上的“教育救国”方略，大力兴办职业教育。

九一八事变以后，国难日益深重，黄炎培感到“所谓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统一于国家、民族的解放”，认为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为此，他积极投身抗日战争，提倡政府应公开政权，还政于民，保障人民基本权利，希望通过保障民权，改善民生，争取民心，来实现国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战胜利。

抗战爆发以后，面对国民政府的种种腐败和军事上的接连溃败，包括黄炎培在内的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希望结束一党专制统治，实施宪政。黄炎培认为宪法乃“建国之根基，民治之起点”，曾提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认为立宪问题是当时关系治国治民、解决国共两党纷争的根本措施，只有通过制定以民主合作为基础的宪法，明确政党的权力边界，以法治为重要条件，保证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和权益，才能实现和平建国。

受中华文化中“君子群而不党”的影响，近代知识分子对“党”一词心怀芥蒂。民国时期，黄炎培目睹了中国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种种弊端之后，认为若从“国家大义、民生福祉”的高度来组建政党，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政党就超出了“结党营私”的范畴，提出在国民政府主导的宪政框架下，加强各党派之间的合作的主张。抗战时期，黄炎培一度奉行中间路线，试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局面。

李瑞环在1993年12月23日走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与民盟中央领导人座谈时说：“民盟的创建者、先驱者之一黄炎培同志，1945 年在延安窑洞同毛主席的一次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可以看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思想的理论思想基础，意义极为深远。”

继开办川沙小学之后，黄炎培又先后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游习所、上海市浦东中学，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辛亥革命后，黄炎培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规划建设了省立高等、中等学校和县立小学。

此外，黄炎培还就教育问题多次提出自己的思考与见解，比如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1917年又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提出职业教育救国的理念。为了消除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黄炎培还联合沈恩孚等人在江苏省教育会组织了职业教育研究会，开展职业教育研讨。

此后，黄炎培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附设工厂，对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并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是中国第一个提倡“增加生产从教育入手”的人。1946年，黄炎培又在上海创办上海市比乐中学，探索兼顾升学和就业双重准备的普通中学。至1949年前，先后又创办重庆中华职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校等。

《先哲论教育》一书认为黄炎培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首倡者，也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重要的奠基人。他毕生致力于教育研究，积极倡行职业教育，既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又是一位教育思想家。并认为他建立职业教育体系、实施职业教育办法的设想，对推动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和职业教育理论的建立，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有关职业教育的思想至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一文认为，黄炎培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前人主张和实践过的有效的教学原则，而且在职业教育中，黄炎培更是创新性地提出了“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的教学方法，这是最能体现职业教育特色和最能实现职业教育目的教学方法。

“九·一八” 事变后，黄炎培先后撰写了 《朝鲜》《黄海环游记》 两书，以唤醒中国人民，呼吁抗日。1932年，黄炎培曾亲临淞沪抗日前线慰问，同国民党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将军商谈上海市抗战策略，并发起组织了 “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动各界征募军需品以补充前线供应，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金融，组织中华职业学校的师生们抢救伤员，运送军火物资。

为支援抗日，黄炎培到处发表演说，提出了“团结、生产、国防” 的口号，被推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后，他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呼吁抗日。

除去办学，黄炎培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民主活动。比如在川沙办学期间，黄炎培就经常开办公开演讲会，以揭露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种种罪行，控诉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还因此被捕进入清政府监狱。之后，黄炎培又参加同盟会，为支持辛亥革命积极活动。

在国民政府非法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后，黄炎培四处奔走积极营救。此外，抗战时期，他发起并组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调和两党矛盾积极活动。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又组建中国民主同盟，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创办 《光明报》，在沦陷区成立民盟支部。倡导与各党派之间展开民主合作，在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同时展开国际交流合作，扩大国家影响力。抗战胜利后，他又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积极参与反内战活动。1945年访问延安市期间，提出中原地区历史朝代“周期率”的问题，引发“窑洞对”，同时也引发了对中国朝代兴衰规律的思考与讨论。

学者刘是今认为，黄炎培贯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党思想积极参加近现代社会活动，始终反独裁、反专制，渴望在已有的社会秩序中去改良社会。同时也推进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加强了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的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原本的自给自足、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针对该情况，黄炎培提出了农村改进理论，认为农民的首要问题，是生计问题，只有解决了“穷”，才会改变中国农村的“愚、弱、散”现象。为此，他将“富教合一”主义作为改进农村的根本之法。即教农民致富之际，再施以适当教育“随富随教，即富即教”。在拓展职业教育，教授致富之道的基础上，黄炎培提倡因材施教，划区施教，以学校组织社会，让教育回归生活，从而解决农村的问题。

学者田正平、周正毅认为，黄炎培农村改进理论涵括了对农村政治、经济、教育全方面改进的主张和措施，而该理论的实践对推动当时实验区农村的民俗，农技以及农村教育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鉴于中原地区当时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仅仅依靠黄炎培等人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也最终造成了改革的失败。

黄炎培一生瘁力于教育工作，勤于写作，生平著作很多，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一、二集》《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之新教育》《读第一次全国工商统一》《中国商战失败史》《一岁之广州市》《朝鲜》等，在“一·二八”之役中尽毁于兵乱。

刘祥平在《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中认为，《五六境》《断肠集》等收入《黄炎培教育文选》的论著，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以及研究职业教育的重要资料。

章用秀在《民国书法鉴藏录续编》中认为，黄炎培善书法，工行楷书，书法总体以平稳为基调，用笔内敛圆润。

1993年12月23日，时任第八届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在走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与民盟中央领导人座谈时说：“民盟的创建者、先驱者之一黄炎培同志，1945 年在延安窑洞同毛主席的一次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可以看作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思想的理论思想基础，意义极为深远。”

近代学者、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建人之一胡厥文评价黄炎培，认为他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分不开，备历艰辛为中国职业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近代学者、职业教育家、中华职业学校原校长江问渔在《苞桑集·江序》中，评价黄炎培为“天生成一副侠骨慈肠，锦心绣口。”“先生不但是邃于学，雄于文，而且是长于处理事务”，认为他有侠义心肠，好急人所急，拯人之难。有时为人打抱不平，竟忘却了自身的利害。直到年将七十，也“犹未见松减”，并认为他勤于记载，敏于思索，善于组织，每一度旅行，归必著成一书。”

当代学者田正平评价黄炎培，认为他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教育家，在旧中国几十年间，和他的同事们辛苦创办、惨淡经营的为数众多的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机构、农村改进试验区等，在解决青年失业失学问题、提高青年和中下层人民的爱国觉悟、抵制外资经济侵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进步力量、传播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方面，都作出一定贡献，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人才。

当代学者曲铁华认为，黄炎培秉承“富教合一”的教育理念，亲身从事乡村教育实验，建构了一套完善的乡村职业教育体系，很有实干精神。而他对教育事业的热情，根源于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和对人民的深刻同情。他之所以能提出“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国情的，囊括了教育目的、办学方针、原则和道德教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因为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能站在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待教育问题，看清了华族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大势。

当代学者喻忠恩认为，黄炎培开启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先河，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研究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黄炎培故居位于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兰芬路74弄1号，原名“内史第”，是清代咸丰九年内阁中书、著名金石收藏家沈树镛祖上所建。它坐北朝南，为三进两庭院、两厢式二层砖木结构的民宅，总建筑面积1500 平方米，每进朝南正房有7间，门楼是典型的晚清建筑设计风格。宅院内有“凤戏牡丹”“状元游街”等砖雕，长窗、柱梁上的木雕也都非常精致。

沈树镛和黄炎培祖母是同胞姐弟，黄炎培祖父离世后，黄家应邀举家迁入“内史第”，而黄炎培则出生于内史第内宅楼东首，成婚后住在内史第第三进二楼东厢房后楼，在这里度过了27个年头，直至1906 年黄炎培举家迁居上海南市。

1986年在拓宽新川路时，将第一、二进房屋拆除，只留下第三进院落。1991年，对黄炎培故居进行修复，修复好的故居即内史第第三进宅屋，占地面积733.2平方米，建筑面积468 平方米。故居仪门飞檐翘角，门帽上砖雕精细，正面刻着“华堂映日”，背后刻着“德厚春秋”。庭院里有狭长天井，其周围是二层楼正房和厢房，底层是木格幅扇、局部砖墙和短窗，二层是木板围护和木格窗。正房三开间厅堂并非已被拆除的厅堂，“内史第”横匾也不是原来的。黄炎培故居现已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87年，浦东中学校庆 80 周年之际，在校园建炎培亭用以纪念曾为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炎培亭具体位置在上海浦东新区高科西路1105 号浦东中学校园里，亭内有块汉白玉石碑，碑高70厘米、宽 100 厘米，碑上镌刻着《黄炎培传略》。碑文共26 行，满行 15字，正文字3.5厘米见方，石碑正中上部有瓷质黄炎培小像。

1993年8月，中国所发行爱国民主人士纪念邮票当中，面值1元的邮票采用了黄炎培的肖像图。

据《民国书法鉴藏录续编》载，黄炎培对子女教育严格，一家人俭朴度日，弟穿兄衣已经成为习惯，且吃饭时经常以咸菜豆腐汤佐食，孩子们一见这道菜就合唱“咸菜豆腐汤，吃了上天堂”。一次，黄炎培故意将鸡毛掸子扔在地上，然后让众子女上楼“议事”，孩子们或对鸡毛掸子视而不见，甚至还有个女儿将鸡毛掸子踢到了角落，最后，他的妻子将鸡毛掸子捡了起来。黄炎培借此为机教育子女担责任守规矩。且他常给子女灌输“接受遗产，丧失人格，是耻辱”的观念，子女们也因此在长大后，没有一个会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靠父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