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老人是中国神话传说中掌管男女婚姻的神仙，别名柴道煌，又称月老、月老星君、月下老儿，他童颜鹤发，身携婚姻簿、手挽红绳的老者形象在中国民间家喻户晓。月下老人依据“婚姻簿”将婚姻命定的男女用红丝线系足，从此无论如何他们都将成为夫妻。

月老故事的原型一般认为出自唐代李复言的小说《续玄怪录·定婚店》，小说描述杜陵人韦固在月色幽微的清早偶遇一位老人，老人借着月光在翻弄一本奇书，并告诉韦固，闹市瞎眼老太三岁的丑女将成为他的妻子，韦固不信，唆使仆人行刺了丑女。多年后，韦固发现娇妻正是当年的丑女，于是深信姻缘命定，无法更易。《定婚店》中月下老人的故事在唐代及后世广泛流传，为“月老”成为特定称谓奠定了基础。

在宋代的婚俗书帖中，“月老”开始作为特定称谓使用。元明清时期直至现代，“月老”成为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学中流传极广的人物原型。“月老”类型故事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传播，不同地域的讲述者会根据当地的风习、观念等，对故事进行创造性的改编。

“月老”被后人尊为道教的神之一，并像城隍神、土地神一样，有专门的神祠，同时也作为“媒神”，专司人间婚姻之事。中国大陆（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均有供奉月老神的祠庙。广东东莞地区仍然保留有“求月”的风俗, 认为中秋之夜是月老为少女做媒的时辰。未娶妻室的男子等到三更时分, 三五成群在月下烧香燃烛, 祈求月老为其牵红线。

月下老人的产生、发展和中国古代婚恋嫁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的民间文化和民俗形式中，“父母之命”、“媒之言”、“无媒不成婚”等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婚姻传统，月下老人温和稳定的形象正是婚姻巩固的象征，作为人们对神圣婚姻的膜拜对象保存了下来。同时月老也是中国古人命定观在婚恋领域的艺术化、形象化呈现。它蕴含着人们对于美满婚姻的理想情感和美好追求。

唐朝李复言《续玄怪录·定婚店》中记载：“杜陵人韦固，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一日，在月色幽微的清晨偶遇一位老人，老人借着月光在翻弄一本奇书，书上之字韦固不得知认，询问所看何书，老人答曰幽冥之书。并告诉韦固自己乃是掌天下婚之幽吏，菜市瞎眼老妪三岁的丑女将成为他的妻子，韦固怒且不信，后使人行刺此女。然多年后，韦固终娶一容色华丽之女为妻，却发现其正是当年的丑女，于是感慨姻缘命定，不可更变。”

这则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人们相信月老有专门记录时间姻缘的婚书，暗中用一根红线将男女双方之足系住，即便二人天各一方，抑或地位悬殊，终能结为秦晋。《定婚店》月下老人的故事在唐朝及后世广泛流传，为“月老”成为特定称谓奠定了基础。

据东汉民俗专家应劭 《风俗通义》记载，“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媒，因置婚姻。”另据《路史·后纪二》记载：“以其（女娲）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高之神。”女娲被誉为中国第一位媒人，又称“高媒”，创建了婚姻制度，是婚姻之神、媒人之祖。之所以不称呼媒人为 “女娲”，主要是因为女娲作为神话中的人类始祖，其意义和作用偏重于 “抟土造人” 和 “炼五色石补天” 上，涵盖的意义很广。而月老和红娘则专司姻缘。

“月老” 被尊为媒神，是唐代以后人们将民间传说和神话结合，将媒神的形象转化为月老而形成的。

在李复言《续幽怪录·定婚店》之前，唐人小说中已有类似月下老人的形象，戴孚《广异记.阎庚》记载了来自“地曹”的一位奇“客”，用绳子“绊男女脚”来“主河北省婚姻”，已经出现了“预言”和“细绳”的情节。

在唐代，婚姻前定、主于地府冥司是流行和普遍的观念。而月老于月下结绳以定婚姻的形象，更具诗意，因而流传更广，月下老人也因此成为民间家喻户晓的婚姻之神。

在宋代的婚俗书帖中，“月老”开始作为特定称谓使用。如洪适《送礼书》：“歌风人之沤，思得淑姬；逢月老之系绳，吉占介妇。”陈著《本堂集羞戴时芳迎妇》：“问月老之籍，乐得偕老之良姻。”宋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为《定婚店》月老故事向民间普及提供了条件，在勾栏瓦舍中演讲的通俗文艺曲目中即多有扮演唐朝小说人物者。从作品接受心理和传播效果来说，月老形象生动、亲切、富有诗意，《定婚店》月老故事也就更具被说话人采用和演说的可能性。而正是在《定婚店》月老故事的传播过程中，“月老”才逐渐成为具有特定意义的习惯称谓，并为人们所袭用。

月老的形象在唐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更是屡见不鲜，影响深远。例如，元代曾瑞卿《留鞋记》杂剧：“何须寻月老，则你是良媒”；明王世维传奇《双烈记·就婚》云：“岂不闻月下老人之事乎，千里姻缘着线牵” ；《红楼梦》第五十七回里，宝钗母亲薛姨妈说的一番话，也提及月老：“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位月下老儿，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线，把这两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哪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的，终究有机会作了夫妇。 ”

清代沈复《浮生六记》中描述月下老人的形象为：“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婚姻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后世供奉月老的祠庙中基本保持了这个形象。

月下老人故事在现代民间故事中仍然大量存在，如广东省的《潮汕妇女“额前围”的传说》、上海市的《张敞画眉》、西藏自治区的《特拉苏和女神们》、辽宁省的《月老配婚》等。其中最有代表的是流传于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一带的故事《月老配婚》。《月老配婚》故事讲的是：山东省穷人王二到南山坡打柴，遇一白胡老人搬弄石头，老人说石头均为男女配对，老人预言王二的未婚妻是李家庄一不满周岁的丫头，王二找到并用石头打伤了她，从此远奔关外的东北地区做起生意。十多年后，一老太领一姑娘到王二家讨饭，在伙计们的撮合下，王二与姑娘结婚，后来得知姑娘就是当年的那个小丫头。这才相信“天定的姻缘，是棒打不散了”。

在这个故事中，月老配婚的道具是乡村百姓熟悉的石头，而整个故事则隐约发生在“闯关东”的社会背景中。综合流传于各地的“月老”型故事来看，故事从整体上保持了早期月老故事的开放式预言结构和它所传达的婚姻定命观念，但主人公的身份、月老的道具、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场景等，都由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根据当时各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做了改编，这充分体现了月老故事结构的稳固性和内涵的包容性。

藏族的“月老”的原身是噶尔·东赞。禄东赞全名为噶尔·东赞宇松。他出身王族家庭，生于今西藏山南隆子县列麦乡一个叫“冲萨”的地方，具体生年月日不详。据史料记载，禄东赞 “虽不识文记，而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吐蕃之并诸羌，雄霸本土，多其谋也”。松赞干布即位之初，他辅佐治理朝政，主张与唐朝以及邻国尼婆罗和亲，并几次亲自出使长安通好。唐贞观十三年 (公元639年)，为松赞干布迎请了尼婆罗尺尊公主人藏，翌年 (公元 640年) 又从松赞干布之命，到天宝迎请文成公主。由于噶尔·东赞在迎接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一事上的功绩，人们慢慢传说禄东赞即是媒神女娲的化身，于是禄东赞在藏族传说中就被神化了，成为藏族的“月老”形象。

“月老”被后人尊为道教的神袛之一，并像城隍神、土地神一样，有专门的神祠，同时也作为“媒神”，专司人间婚姻之事。浙江杭州宋城、吴山、白云庵、黄龙洞以及绍兴兴昌重阳宫、平湖关帝庙、北京东岳庙、湖南长沙、江西龙虎山、河南商丘玉皇宫、山西榆次城隍庙、陕西户县重阳宫、上海大境关帝庙、江苏无锡太湖仙岛、江苏苏州城隍庙、福建漳州德进庙、海南定安县玉蟾宫等均供奉月老神，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也有月老祠庙，其中尤以台湾的分布广泛，祠庙众多，甚至在外国也有月老的踪影，例如马来西亚天后宫、美国冈州庙等也都奉祀月下老人。

在各地祠庙中，月老多属道教俗神，如较著名的北京东岳庙乃道教正一派，鄠邑区重阳宫则属道教第十洞天，又如台湾的大天后宫也是主祀妈祖的道教宫观，而各地月老祠庙存在居多的城隍庙、关帝庙等也属道教庙宇。在这些庙宇中,月老常与众多民间俗神一起成为供奉的对象。例如上海大境关帝庙内主祀关羽，两侧配祀财神和月老。在漳州市德进庙第三殿中，主祀阎罗王、地藏菩萨，左右分祀十殿阎君，前廊右祀月老公公、月老婆婆，左祀添福寿司，西侧配殿阁楼祀东岳大帝、九天娘娘、文圣孔子。从供奉的对象来看，整座庙宇儒、释、道三教合一，且月下老人旁边还人为地给配置了一位“月老婆婆”，显示了月老作为民间信仰的世俗化和人格化。

杭州市白云庵里的月下老人祠是晚清杭州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松生于光绪年间修建的。此祠正殿共三大间，庭柱上书楹联:上联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下联是“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前者原出《西厢记》,后者原出《琵琶记》。祠内准备了100条集古诗词而成的灵签供信众抽取，诗签相传是德清俞曲园()先生所手辑，文字典雅，常见采用《西厢》中可作两面解释的双关语，譬如“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北京东岳庙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宫观，整体院落坐北朝南，由正院、东院和西院三部分组成，主祀东岳大帝。玄教大宗师张留孙与弟子吴全节自元延佑六年(1319) 募资始建，至治三年(1323)竣工，初赐名东岳仁圣宫。其西廊供奉的诸神中就有月老神。

广东东莞地区人们认为, 中秋之夜是月老为少女做媒的时辰。未娶妻室的男子等到三更时分, 三五成群在月下烧香燃烛, 祈求月老为其牵红线。

用结线或纽带来象征婚姻，是诸民族常见的习惯。中国早在周代时就以‘缔结纽带’来加以表现。唐朝已经有用绳相系的方式来选择配偶的记载。月下老人用来“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红线，既是来自民间观念，在月老故事成型后又随着故事的流传而继续扩大影响，渐而发展成了中国传统婚礼上的普遍习俗。到了宋代，牵红线的习俗逐渐演化为“牵红巾”，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嫁娶》中有详细记载。到了清代，“牵红巾”又变成在婚礼中扯起红帛或红布，新郎、新娘“各持一端‚相牵入洞房”。到了后来‚拴红线或红布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仪式，它是夫妇同心相连、白头偕老的象征‚，是婚姻美满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志。

月下老人形象的产生、发展和古代婚恋嫁娶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追求美好婚姻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本能”。尤其是在纲常思想与伦理道德的禁下，女性成为了婚姻中的弱势群体以及受害群体，但无力挣脱封建思想的束缚，便只能寄希望于对姻缘能够进行主宰的神祇。

在中国的民间文化和民俗形式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媒不成婚”等已成为根深蒂固的婚姻传统。“父母之命”背后暗含了传统思想中“门当户对”等现实因素的存在，因而月老形象的权威性来自于父母和现实因素。月老故事中，男子因好奇未来的婚姻而提前进行查看，但是此时两者状态的差距让男子无法接受。女子或者还是婴孩，或者出身卑微，或者相貌丑陋，男子便心生邪念想对宿命里的婚姻进行破坏。虽然终娶此女的结局是个巨大的讽刺，但是这种团圆感是建立在两人后来状态符合“门当户对”的基础之上，并禁锢在封建制度的礼教中。

月老文化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婚姻所持的神圣态度。由婚姻而组成的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只有这最小的社会单元不轻易解体，国家才能保持长期稳固。媒妁制度虽遭到诟病，但也给古代社会的不少婚姻家庭带来了制度上的保障。月下老人温和稳定的形象正是婚姻巩固的象征，作为人们对神圣婚姻的膜拜对象保存了下来。

月下老人以赤绳相系，确定男女姻缘，反映了姻缘前定的观念 。月老故事中，无论男主人公如何挣扎着摆脱命定的婚姻，几经波折还是最终娶到月老预言中的妻子，月老的超能力和命运的安排让男主人公无力改变，都包含了 “命中注定 ”这一主题。古人认为，合乎天命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宜室宜家的。而 “月老”的出现 ，是这种合乎天命的表现，由 “月老”牵引的命定的姻缘，才是宜其家室的。“月老”形象的出现，正是这种宿命观在婚恋领域的艺术化、形象化。

月老于月下结绳以定婚姻的形象，极具中国古代文学特有的诗性智慧。崇拜月亮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现象，这是源于原始信仰中的天体崇拜。在黑夜中，月亮给人带来了光亮，月色朦胧，又会使人产生许多遐想，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因此产生。中国有许多少数民族也盛行拜月的风俗。如苗族就有 “跳月”的活动 。月亮意象有着相思、求爱、团圆的爱情因素，元代戏剧家关汉卿就写过一出《拜月亭》。《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也虔诚地对月神倾诉希望遇到意中人的情怀。

有学者认为“月老原为媒婆之神”，是位女性，而非男性。龚维英在《月下老人原为女性》一文中提出，把月下老人当作男性的渊源是《定婚店》文内韦固曾称月下老人为“老父”，今人习惯称作“月老”，而实为“月姥”，把月下老人误当成男性是因为文字古今音义的变化和通假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