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会，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名称最早见于清爱新觉罗·颙琰年间（1796年—1820年），是洪门的变名或分支。

三合会最初在广西边境地区形成，并后来扩散到广州、梧州、肇庆和佛山等地。它是由当地的团练、市镇民团和村民组织相互保护而形成的民间组织。三合会效仿宗族的异姓结盟，没有强烈的共同宗教信仰，该组织的成员之间基于互利而结盟。三合会的组织结构横向独立发展，分堂各自有其领导大哥，分堂之间平等相待，互不从属，可以互相合作或互相竞争。虽然在入会时存在师徒关系，但会员之间以兄弟相称。

学者胡珠生评价，三合会作为反抗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主力军和重要依靠力量，他们在推翻清廷统治、结束清朝历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三合会是清代历史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以及社会动力。三合会在十九世纪中随着华南的移民及劳工分别传至香港、南洋、美洲及澳洲等地。香港大部分黑社会组织都是源自三合会，故“三合会”被用来泛指黑社会犯罪集团。

关于三合会的名称，存在多种说法，而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它与洪门有着密切的关系。洪门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起源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时代，“天地”二字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亡明臣民为了兴复故国，把洪门定名为“天地会”，虽然能充分概括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历史任务，但作为失去政权后从事地下斗争的组织，这一名称就太触眼太张扬，因此，当洪门在康雍之际以闽南地区为基点组建地方性会党时，就用别名来代替天地会。其中一支改称为“三点会”，这个名称取自洪字偏旁“氵”，后有人嫌其偏而不全，于是又加上了洪字右边的“共”，寓意合作，因此改为“三合会”。

近代中国的秘密会社主要分为“教”和“会”两类。其中，“教”类会社结合宗教信仰，主要盛行于华北地区；而“会”类会社则以异姓兄弟血结盟为特征，主要盛行于华南地区。“会党”为我国近代南方民间秘密团体之总称。深谙会党内幕的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外传·教会源流考》载，我国民间秘密团休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谓“洪门”，一谓“教门”。其中的“洪门”，支派繁多，如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洪江会、孝义会等等，皆由天地会分衍而来。天地会又称三合会。“会党”即指“洪门”一类。福建漳、泉地区是三合会党的发源地，长期存在械斗。在人口较少的乡村地区，一些姓氏少的人家通过异姓结拜联合起来，对抗人口众多的大姓家族，这就是“异姓结会”的社会渊源。清代至乾隆，人口急剧增加，福建省和广东省东部等地区人口众多而土地有限。到了乾隆中叶，大量无地农民成为流动人口，他们涌入各大城镇，成为小商贩、力役或江湖游子，甚至无业游民。这些人加入秘密会社，主要是为了寻求保护，满足生活需要。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明崇祯皇帝得知紫禁城被李自成和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后，在内廷北首的煤山投自尽，明王朝宣告灭亡。然而，正当农民军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满洲贵族已经准备好入主中原。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严峻的阶级利益选择面前，最终拒绝了李自成的招降，转而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镇压农民军。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和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山海关之战成为了满洲贵族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共同镇压农民军的起点，也是农民军从推翻明廷转而抗清的起点。清廷定都北京之日，正是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急剧地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端。

汉族人民终清之世一直在坚持反抗，如明朝从崇祯亡国以后，曾在江南相继建立过几个小朝廷其中稍具规模的有三个分别是弘光政权、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但是他们都相继覆灭；郑成功的抗清斗争；三藩反清复明和郑经的继续抗清；反剃发斗争等等。虽然这些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于洪门的成立似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在洪门天地会内部留下了影响和痕迹。会党活动起自明末清初，以“反清复明”“排满兴汉”为宗旨。在整个清王朝统治时期，“教门”“洪门”都爆发过无数次规模不同的起事、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基础。

清代至康熙帝时期，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长期的战乱，导致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经济凋敝和人口减少。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在明末以后发展起来，但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从康熙中叶开始，清政府采取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经济得以恢复并进一步发展，甚至超过了明代最高水平，清朝进入了“康乾盛世”。在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农村租佃关系发生变化，分成制转变为定额租制，特别是永佃制的流行，提高了佃农的劳动积极性，他们愿意并有能力投入更多劳力和资本。同时，耕作技术的改进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为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闽南地区，大量种植茶叶、烟草、甘蔗和各种水果，农民与市场建立了联系，打破了传统的家庭农业经营模式。经济作物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兴起，也促进了商业繁荣。许多人从传统农业中解脱出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经营，导致城乡出现大量流动人口。

在乾隆时期，人口急剧增长加剧了福建省地区人多田少的矛盾，许多农村人口成为流动人口。尽管清政府鼓励垦荒以增加耕地面积，但仍然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东南沿海地区，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城市中的工商业规模较小，主要服务于城市居民的生活需求，无法吸纳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这些流动人口只能从事小商小贩、雇工、小手工业者或水陆沿线的运输工作，或者成为无业游民。为了互济互助、自卫抗暴和求得立足之地，这些人需要联合起来。

康熙十三年创立的天地会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会党，它和雍乾间出现的有固定地点、经常聚会的地方性会党也有很大区别。五祖协同达宗创会后，就确定联络暗号、旗帜和活动范围，参与三藩及以后的反清复明活动，不再聚集在一起，因此并不存在一个常设的固定机构。由于反清复明是遗民志士的普遍愿望，从事反清复明活动已具备洪门会党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汪洋大海中时隐时现的反清复明事件，除掉带有教门色彩或其他特殊情况者外，很难判断它们是否是五祖及其联系人士不断努力的结果，但是却都可以看做接受洪门思想影响的活动。

雍乾年间的洪门会党在康熙末叶的基础上有了性质上的变化并得到重大的发展。促使这一变化的内在条件有二， 一是达宗逝世后洪门内部有改组，洪门内部从此统一了天地日月分派，削弱了吴三桂集团的思想影响，并有会书作为传会基础，组织上健全多了。二是康雍之际，洪门在闽南地区的活动出现联系基点，洪门有了固定的联系场所和专职人员。洪门已从散漫的状态转为有固定地点、可以经常聚会的地方性会党了。

洪门会党自乾隆二十六年创立后，先后于乾隆三十三年与乾隆三十五年举行过两次小规模武装反抗活动，均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洪门会党势力在各地的发展、壮大，又开始酝酿新的武装起义。乾隆末到爱新觉罗·颙琰初年，先后爆发了多次由洪门会党举行的武装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发生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6～1788年），是清朝前期（1644～1840年）洪门会党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反抗斗争。清代洪门史作者认为这次起义不仅在洪门史上，而且在清代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清廷为了清缴洪门会党，除了不断安排官员访查隐藏潜伏的洪门会党活动，还在刑律上加强对洪门会党的镇压，并且作出针对性的规定，如两任福建水师提督兼台湾总兵富察·奎林和哈当阿对洪门会党的镇压，凡入会者不留一人活命。但是，台湾的洪门会党活动并未因“新例”的制订而“此风渐息”，相反，它使得反清态度更加坚决，起义更加频繁。

乾隆末年清廷对洪门会党的追查和镇压，使得已经蓬勃发展的洪门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秘密组织，洪门会党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在福建省、广东省、江西省等省奠下切实稳固的基础；就是在清廷加强镇压的台湾，洪门力量仍然多次组织反清活动。随着清政权的继续腐化，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特别是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和由蔡牵领导的海上渔民的抗清斗争，清廷放松了对洪门组织的镇压。嘉道年间洪门会党在地区分布上已普遍地蔓延到福建、广东、江西等省的大部地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湖南省、四川省等省的部分地区；在会名上也因避免引起注意而不断改变名称，以至出现形形色色的新称号，在爱新觉罗·颙琰十七年（1812年）的奏折中，首次提到了三合会这个名称，该组织由广东顺德人组织；在组织形式上也不断有所改动和推陈出新，逐渐带上本地区的特色。由于活动方向大都是新开辟的地区，特别是边界和偏僻的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官方的注意，因此进展迅速，参加人数愈来愈多，分布范围愈来愈广泛。加上太平天国革命在江南地区的巨大冲击，终清之世，已无法改变洪门会党日益壮大的基本趋势。

在爱新觉罗·旻宁未年，广东、广西多次爆发三合会起义。1854年夏，由广东各地三合会会众参与的洪兵起义（或称红巾起义）在全省爆发，共40多县，参加人数达100万人。陈开等人于6月在佛山镇起义，攻克佛山并包围广州市，但最终失败。太平天国的起事得到各地帮会的支持，三合会的温床和太平天国的发源地都是广西，二者相互帮助、共同壮大。广西的三合会在太平天国革命初起时还曾有过直接的支持，金田附近的一些三合会人士率部加入太平军。如当太平天国首领洪、杨号召上帝会众团营并占领了武宣东乡（大村)时，有三合会首领八人愿率部加入。三合会人士罗大纲受封为军师，所统领的左二军成为太平天国的一支劲旅。象州县突围后，太平军正是以罗部精兵千余人为先锋攻取永安州的。罗大纲能征善战，所向有功，太平军攻打出广西以后还联络湘桂的洪门人士。太平天国对于三合会也是积极争取的。早在永安被围时，在洪秀全所颁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中就针对广东副都统乌兰泰所招“东勇三千人”中的三合会员进行共同反清的宣传教育。由于两方面都有互相靠拢的政治基础，特别是太平王和洪姓的特有号召力，因此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风声所及，得到普遍响应。三合会不仅在军事上支持、配合太平天国外，还曾协助太平天国从事舆论战，三合人士广贴布告，痛斥清廷背信弃义，政治腐败，呼吁各省人民义切同仇，共襄盛举。三合会的帮助对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胜利作出贡献。

洪兵起义失败后香港成为华南三合会重要据点，为了维护治安，殖民政府颁布法令《压制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结社》条例，并递解太平天国及三合会成员出境。尽管清朝政府不断打击，但在爱新觉罗·颙琰和爱新觉罗·旻宁年间，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的人口高速增长，同时破产农民和流动人口数量也没有减少的情况下，秘密会社拥有了大量的发展空间，三合会逐渐传播到了广西、贵州省、云南省和江西省等省份。到了道光年间，在广西的三合会已经发展到数百个堂口，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大哥的存在。三合会与当地土匪结盟，以抢劫为生。1831年的报告指出，三合会已经蔓延到华南的五六个省份，人数众多，无法准确计数，而且许多官员和士兵也是三合会的成员。乡间频繁发生与三合会有关的抢劫事件。1840年鸦片战争后，广东省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垄断地位，经济衰退，无业游民数量大幅增加。战时成立的民团变成了散兵游勇，为三合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三合会以反满斗争为宗旨，而且一直未停止活动，1886年，孙中山结识与三合会有密切关系的郑士良，成为革命知己。1888年，郑士良被推为三合会首领，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893年冬孙中山与郑士良等八人集会于广州广雅书局内的南园抗风轩，提议创设兴中会。孙中山自己也曾加入三合会，并被长江流域和闽粤三合会首领推为“总会长”。其时，大批革命党人投入三合会进行活动，在广东省有郑士良、陈少白、谢缵泰、洪全福；在两湖有毕永年、平山周、刘揆一、黄兴；在浙江省有徐锡麟、秋瑾，龚宝铨、陶成章。黄兴、谭人凤、刘一在湖南，还利用谭在三合会中的地位和关系，把三合会的各山堂统一起来为岳麓山道义堂(后改为联合山堂），发有凭证。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发动的重要起义，共有五次，每次都借用了三合会的力量。同盟会成立后，许多次起义，主要力量也都是三合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响应，仍利用三合会的力量。会党大量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成为这次革命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同新建陆军、学界一道浴血奋战，冲锋陷阵，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长达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

三合会虽接受孙中山革命派的领导，积极主动地响应革命号召，投身于武装起义，但在组织上还是自成系统，独立活动，与兴中会、同盟会并无领导关系。但是由于两者结合，壮大了革命声势，成功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三合会在此期间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反清复明”的宗旨已不再被强调，渐渐恢复了民族主义的宗旨，三合会某些山堂甚至接受了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纲领；会党的盲目排外倾向已有改变。

三合会作为一个旧式会党在政治上具有盲目性，加入反对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的行为无非是为了“打天下，坐天下”，而不是革命党人所要求的推翻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民主制。武昌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史上是一个根本转折点，它不仅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和资产阶级共和政府的诞生，而且也孕育着革命党与会党关系破裂的危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王朝统治结束的钟声，各地会党起来响应革命协助革命党推翻各地的清政权，迅速促成各地的光复独立。在革命高潮时期，由于革命党仓促应战，力量不足，一时无法控制会党和工农群众的行动，他们对会党便普遍采取笼络、利用的态度。对于革命进程中出现的某些棘手问题，有时还不得不依靠会党的力量来解决。但是，等到各省宣布独立，革命党掌握了几乎全国政权后，三合会的弊端暴露出来，他们打起皇帝招牌和伪立前清旗号，妄图推翻民国，恢复帝制。他们违抗军政府命令，各拉山头，与革命党争权，甚至叫嚷“现在天下无王法，新政府未执政权”，肆意烧杀抢劫，横行无忌。这种严重的分散主义和破坏主义，对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也是导致会党与革命党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革命党决定取缔、镇压会党。1911年12月中旬，江西军政府首先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布告》，紧接着，在1911年12月30日，江西都督又发出一个取缔会党的文告，声称：“现在汉族光复，响应者已十有八省，凡属民军皆我同族”，“嗣后所有前项各会应刻日一律解散，并将票布自行销毁，不得稍有私藏，否则甘为匪人，决不宽大” 。此后，这类告示日有所出，各地军政府还辅以遣散、改编、镇压的实际行动。一系列取缔镇压会党的事件和手段的发生和实施，是在武昌起义后一年多的时间内发生的，其中有的是革命党单独干的，有的是革命党与立宪派、旧官僚合伙干的。这些事件的发生，就导致了国民革命党与会党联盟的全面破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会党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难题。民国以后，不仅三合会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在它们的组织里，不仅拥有大量的游民和贫苦工农群众，而且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有的地方，会党控制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帝国主义列强、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势力，都想利用会党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的目的。

这一时期，许多地区的洪会、三合会、刀会等会党群众，多被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些绿林土匪武装也得到改编和改造，为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扫除了障碍。在中国国民党军政机关、上海市等大城市以及各交通要道，党经常通过打进帮会，利用帮会头目的掩护，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工作。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企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国内地主阶段、资产阶段、各党派和各种地方势力，除了极少数卖国投降充当汉奸外，大多愿意起来抗日，各地的一切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自卫队等）和各种民间秘密社会团体（如红枪会、大刀会、哥老会、青红帮等），统统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掀起了以游击战争为主要形式的轰轰烈烈的全民族团结的抗日运动。同一时期日本侵略者也收买利用各地帮会和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0年至1953年，三合会等帮会成为镇压对象之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导致数百万人被逮捕、监禁和处决。华南地区流传了两百多年的三合会在中国大陆基本绝迹。

现代的三合会主要分布在南洋、香港特别行政区、美洲及澳洲等地从事色情业、赌博业、盗卖和走私等犯罪活动，并涉及网络赌博。一些会员将非法赚取的资金投资于正当生意。总的来说，三合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以追求金钱利益为目的的犯罪集团。

香港大型的三合会会员在20万人以上，大部分小型街头帮派里中有7－10%的黑社会成员是活跃份子，若然统一所有香港三合会和黑帮，可达致50万人以上，所以香港往往将三合会与黑社会混在一谈。香港曾经出现过的三合会堂口，达三百七十多个。现时仍然活跃的则约有二十多个，大型的包括14K、和安乐（水房）、新义安、和胜和、和合图、联英社等，人数达几千至几万人不等。三合会摧毁、吞并其他帮会，控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毒品市场，吸纳了多数药剂师。此后，三合会的势力逐渐扩展到东南亚等地，并于1960年代晚期在泰国和缅甸边境开设了第一个制作的4号海洛因的实验室，使金三角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洛因生产地。

清代历来是禁止人民出洋谋生的，但是社会矛盾的激化，谋生的困难，东南亚西方殖民地对劳力的需求等等，仍然促使闽粤人民冒险出洋。南洋以外各地普遍出现洪门，学者司徒美堂曾经指出，1850年后美洲、檀香山、澳洲等地已有洪门。太平天国失败后逃到南洋和美洲的人很多，洪门就迅速在海外每一角落发展起来。咸丰三年（1853年)，美国旧金山（旧金山)已有三合会成员在金矿区开立山堂，建立洪门组织。据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的描述，他提到旧金山在咸同年间就已经有所谓广德堂（四邑）、协义堂（三邑）、丹山堂（香山）等洪门组织的存在。这些组织统称为三合会，是当时秘密结社的开端。海外三合会最早立足地区是南洋即东南亚各国，主要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缅甸和泰国等地。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三合会会党，其成员在祖国遭到捉拿，经历千辛万苦方才到达海外，首要任务是生存下去，反清复明失去了现实意义，患难共济和抗暴自卫代之而起成为实际生活上的迫切要求。久而久之，海外三合会也就从原来的反清复明政治组织转化为同乡侨胞间的互助抗暴团体，在维护华侨利益，抵抗种族压迫和殖民统治等方面作出贡献。

咸同年间，海外三合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分布的范围上有明显的扩大。三合会人士在内地起义失败后，许多都来到海外，使原先已经成长的南洋三合会益发壮大。三合会作为南洋华侨反对殖民主义残暴统治的组织凭藉，转而和殖民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时期，洪门参与了多次起义和抗议活动。第二次罂粟战争初期，南洋华侨对英国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极为不满，在秘密会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了反抗殖民主义的起义。但随着海外三合会内部的分化和豪富、顽劣者掌权，帮派冲突、械斗而引发的多次暴乱，泄露了本身的秘密，损害了侨胞间的团结，削弱了三合会的整体力量，对南洋社会的安定和繁荣也产生消极的影响。海外三合会逐渐沦为黑社会团体，何义瑞这些三合会首领，经营矿业致富，坐拥丰厚资产，欢度其享乐生活。新加坡三合会义兴公司首脑梁亚保和麦钧等人，凭借会党势力，把持“猪仔”馆，从中分肥，以剑棒威迫苦难的契约华工就范，受到所在地政府的打击和取缔。同治八年(1869年)，英政府因“秘密会党不但有乱治安，且渐有反英之趋势”，女王陛下政府要求三合会党进行注册，并驱逐那些妄图扩大势力的首领。但三合会的势力日益增强。随着这些地区华侨人数的不断增加，三合会党也就在这些地区迅速成长，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三合会是一种基于宗族模式的异姓结盟，没有强烈的共同宗教信仰，而是建立在成员间的互利基础上。组织采用横向独立发展的方式，分堂各自有领导大哥，彼此平起平坐，互不从属，既可以相互合作，也可以相互竞争。虽然入会时存在师徒关系，但同门之间会员以兄弟相称。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员的身份逐渐变得复杂。三合会的成员从最初的船帮水手扩大到整个下层社会，主要包括破产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和流氓等。在当时，三合会仍然代表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是封建社会下层的社会组织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合会的势力不断扩大，到了民国时期后，组织的成员开始向社会中上层发展，并最终涵盖了社会所有阶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三合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失业无产者、体力工人和城市流氓等社会下层人员，还包括许多工商实业家、文化界人士、军政警特人员甚至达官显贵等上流社会人员。成员向社会中上层流动，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大量军政警界以及工商界人士参与帮会，提高了成员的层次。另一方面，一些会员为了扩张个人势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利用各种资源竭力向社会的中上层渗透。

龙头（四八九），又称坐馆，为全社团最高领导人，有的是家族世袭，有的是三年选一届。四加八加九等于一，再加三八为一个“洪”字，意指“洪门”龙头大佬。

二路元帅（四三八），每堂口设有一名或多名，在平时二路如非坐馆有职无权。亦有退任坐馆受会员爱戴，被推举为二路元帅。

红棍（四二六），四乘二十六加四等于一百零八，意指水浒传一百零八个好汉，其中武松手执红棍，因而得名。通常是说4+2+6=12，底数简称十二底，是金牌打仔。众四二六中最能打者则为双花红棍。

白纸扇（四一五），四乘十五加四等如六十四，意指易经六十四篇，心明术数之意，术士多有白纸扇在手，因而得名。通常是说4+1+5=10，底数简称十底。负责文职，讲数，通常亦负责社团财务，管理数簿。

草鞋（四三二），四乘三十二加四等于一百三十二，明代末年一百二十八名和尚及四名平民合力抵抗西鲁族人入侵中原，因和尚多穿草鞋而得名，简称九底。负责对内外事务的联系，通常交游广阔。

四九，九底以上之职位全为大底，经入会仪式入会者则为四九，四乘九等如三十六。因洪门大典开堂收马，所有入会会员必须背诵洪门三十六誓而得名，入会三年不当扎者则被昵称为“老四九”。

蓝灯笼，所有有意入会而未经仪式之会员。初头只需简单向社团封利表示效忠，等良辰吉日举行入会仪式就重生做人，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鬼门关，传统中国人死后家门外都会挂灯笼。

清末时期的三合会是一种异姓结拜秘密组织，入会即结拜入盟。入会仪式被视为非常重要，用于建立共同身份和区分内外成员。根据广东二房会簿的记载，入会仪式包含多个环节，并通常以演出的形式进行，对外保密。仪式常在忠义堂和红花庭等地举行。忠义堂内有五祖和洪门先烈的灵位，堂上放置着代表木杨城的木斗，上面刻有天地会的暗号“木立斗世”，还插着代表五个房的五色彩旗，分别代表“龙虎龟蛇会”和“彪𧈙𧇎𧇮𧇌”。新的入会会员被称为“新香”，经过一系列环节，如进门、进忠义堂、钻刀、过乾坤圈、饮三河水、过二板桥、盖被、背三十六誓、斩鸡头（即斩七）、歃血、买果、交瓜子银等等。主持仪式的人被称为龙头、大哥或香主，代表陈近南；带领新会员的人被称为“先锋”，代表苏洪光。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诗句问答。

三合会入会仪式部分带有宗教色彩，如香堂上的木斗、较剪、算盘等，都是道教常用法器。仪式具有重生的意义，通过“乾坤门”象征着重新出生。主持入会的大哥被称为“老母”，负责传授各种仪式和暗号的人被称为“舅父”。未进行入会仪式的准会员被称为“蓝灯笼”，意思是“接近死亡”。为了避免被警方发现和掌握证据，在许多地方，三合会入会仪式被视为非法活动，因此存在被捕的危险。现在大多数三合会采用简化的入会仪式，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风险。

三合会没有宗教教条，但是会员入盟时要起誓。晚清以后，誓言有三十六条，称洪门三十六誓，所有会员皆发誓遵守。不同年代、地方的三合会，三十六誓并不完全相同。三合会内，另外有二十一则等内部纪律规则。对于犯例的会员，订下死刑，割耳、杖刑等重罚。

主要帮规、家法一览表

从洪门三十六誓、二十一则等内容来看，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内容，主要是强调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并且以江湖义气及封建伦理道德来约束会众，维系内部之团结，维护小团体的利益，维护洪门成员个人的利益 。从这些内容来看，近代初期的洪门，仍然是个由下层群众结成的原始形式的秘密组织而非政治组织或革命组织。

三合会的出现加强了下层穷苦人民之间的团结和人际交往。他们把三合会看做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三合会也就不自觉地成为下层人民反对暴政和反对侵略斗争的组织凭借。为人民提供了一种相互支持的机制，使他们能够不受地域和宗族限制在新的环境中得到支持和保护，更好地应对天灾和人祸的袭击，甚至组织武装反抗斗争打击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

三合会作为清代政权的敌对组织，需要社会的紊乱和不安。为了取得起事经费，需要掳人勒索和聚众抢劫。后期随着破产劳动者和游民无产者的大量进入三合会，抢掠已不专是为了组织起义，而是常常被某些团伙利用为取得横财的手段，这些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三合会有逐渐沦为流氓盗匪集团的倾向。此外，道光以后，不少三合会败类参与贩运鸦片；海外三合会也有一些人利用会党势力以剑棒威迫苦难的契约华工就范。这些恶劣行径，暴露了三合会的消极、阴暗一面，它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了地方治安和秩序，危害了人民的生活，是三合会从反清复明的政治团体蜕化变质为流氓盗匪集团的内在因素，其社会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一直以来都受到清政府的严酷镇压。

三合会创始人坚持南明遗臣的理想，将反清复明作为斗争目标。他们保留的反抗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人民，将原本分散而微弱的力量凝聚在一起，使其成为一股社会势力并最终在太平天国革命形成了反清浪潮。三合会在长期反清斗争中提供了许多人力，财力和精神支持。太平天国领袖对三合会的反清力量予以高度重视。

至辛亥革命时期，三合会在孙中山革命派的策动下，汇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起了重大作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勇敢奋斗，流血牺牲，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一起，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树了伟绩。

但是三合会本身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以及中国国民党的片面方针导致它始终没有能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三合会的群众基础是小生产者，有革命的一面，也有盲动、散漫、缺少政治远见、纪律松弛等落后的一面，在国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产生思想混乱和组织混乱，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帮会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建立地下交通线向解放区输送物资和干部方面，在防止国民党破坏人民运动方面，以及在一些重要城市迎接解放、防止敌人破坏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抗战期间一部分帮会成员沦为汉奸；战后又与中国国民党特务勾结，对解放区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但也有部分成员投靠共产党，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一定贡献。

天平天国运动期间，三合会的势力蔓延到长江中下游平原后，时常与青帮等其它帮会发生冲突。然而彼此都需要对方的照应和协助，因此双方很快由冲突转为合作融合。青红帮的合流大概始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合流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帮会成员各自加入对方的帮会。另一种方式就是青帮、红帮首领合开山堂。

学者蔡少卿评价三合会，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学者胡珠生评价，三合会作为反抗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主力军和重要依靠力量，他们在推翻清廷统治、结束清朝历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三合会是清代历史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以及社会动力。

关于三合会的名称来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三合会源自南方两广地区活跃的帮会，因珠江三大支流北江、东江、西江在珠三角地区汇聚入海，故得名为“三合会”。另一种说法来自潮州帮会，称洪门创始人陈近南与清兵战死于惠州一带，接班人天佑洪英领导有方，人马很盛，号称“天时、地利、人和”，因此称为“三合会”。

一种说法认为，三合会是天地会的别名，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据传，天地会被禁止后改称“三点会”，后来取洪字右边的“共”字，寓意合作，改称“三合会”。还有一种说法是，天地会以天有三十六宫、地有七十二魔，三十六与七十二合为一百零八，以代表会字，因而称为“三合会”。

一种说法认为，三合会源自洪门的门联，其中提到的“三河合水”指的是云霄县高溪村的漳江口三江汇流处。这个地方被认为是天地会最早成立的地方，因此称为三合会。

一种说法认为，三合会的名称来源于南方两广地区活跃的帮会。珠江三大支流北江、东江、西江在珠三角地区汇聚入海，因此被称为三合会。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三合会的名称源自于天地人三个元素的和合。这暗示着三合会即天地会。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三合会的英文名称“Triad”是由英国殖民地政府根据其名称和旗帜命名的。据称，洪顺堂印信为三角形，因此该组织使用三角形作为其标志。香港港英政府警察在法庭上解释三合会及其英文译名“Triad”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关于洪门的起源，确实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和传说。其中康熙说和乾隆说是两种主要的观点。

康熙说认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所创，自始即是反清的民族革命团体。他们在福建云霄县高溪村创立了天地会，反抗清朝的统治。这种说法认为天地会是一个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组织，旨在推翻清朝政权，恢复明朝。

而乾隆说则认为，天地会是清中叶社会矛盾的产物，是下层社会为互助而产生的秘密异姓结会，“反清复明”是后来加入的。这种说法认为，天地会最初并没有明显的政治目标，只是为了解决社会底层人民的生计问题和互助合作。

李子峰著，四百年前洪帮秘籍，再次出版刊印。《海底：洪门秘籍大揭底》为汇编本，门类齐全，收录洪门暗语、手势、刑罚奖惩、组织成员等，详尽揭开这一中国民间会党的神秘面纱。

朱琳著，朱琳这本《洪门志》写录了金庸《鹿鼎记》中出现的洪门社团、反清复明口号乃至陈近南等人物。这本写定于1940年的《洪门志》对于历史叙事甚为严谨对洪门缘起详细记录，还用较多笔墨录入了洪门的规矩、条语、令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