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西方称“High Qing”，历经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胤禛、爱新觉罗·弘历三朝统治。关于康乾盛世的起止时间，学术界尚存争议。一般认为，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平定三蕃后即为盛世的开端。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川楚白莲教起义标志着盛世的灭亡。

康乾盛世期间，中国的人口、财力和事功等各个方面都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了极致。在疆域上，康乾时期的领土面积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在政治上，三位帝王采取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手段逐渐消除了朝野知识分子和一般大众对前明的留恋，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在军事上，康熙帝削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噶尔汗国叛乱；爱新觉罗·弘历则有自诩的“十全武功”。同时，发射药技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火器也在军中被广泛使用。在经济上，康熙帝颁布了“停止圈地”、“永不加赋”等政策，国家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飞速发展，促使康乾时期的经济占比居世界首位。18世纪来华的英国人曾比较中西，推断康乾时期中国的“国家收入是英国总收入的四倍，法国瓦解前总收入的三倍。。在人口上，从1700年到1794年的时间里，人口数量多达3.13亿，翻了一番有余，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在外交上，除了与周边的藩属国往来，还与日本、英国、俄罗斯以及西洋国家的传教士建立了外交联系。在文化上，这一时期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在内的“御诸书”，诗歌、小说、戏剧以及考据学都蓬勃发展。在科技上，天文历法、数理科学、医药、测绘学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音乐、书法、绘画、建筑园林和工艺美术等文艺也大肆兴起和发展。

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空前大统一、大发展时期，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武认为，康乾盛世是帝国时代最恢弘的一个盛世，也是帝国时代最后一个盛世。但这一时期人口持续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导致人均生活水平下降。旱灾、水灾等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困难，加上钳制言论和思想控制，固步自封，爱新觉罗·弘历晚期更是吏治腐败，贫富差距巨大，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导致了盛世最终结束。

中国古代政治上，“盛世”的概念始现于东汉初年崔篆的《慰志》赋中。当代学者陈香在《中国古代“盛世”审视》一文中指出“所谓盛世，一般指社会发展中一些特定的阶段，是国家由乱到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政权稳定和社会繁荣昌盛。盛世的标志包括政治开明、经济发展、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方面。”古人对于治世与盛世并未明显加以区别，大部分情况下，二者是同一个意义。学者杨联合在《值得商的历史概念：封建盛世与治世》一文中认为“所谓治世或盛世，只是相对来说，是封建统治者注意调整统治政策后而出现的政治清明节、社会秩序比较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因此，康乾盛世也可以称作康乾之治，因历时康熙、雍正帝、爱新觉罗·弘历三代君主，又被称作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而关于康乾盛世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了解决人口增长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康熙帝下令全国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来，乾隆帝也宣称国家进入了全盛时期。“康乾盛世”便逐渐流行，并被文人学士广泛接受，记载下来并流传至今。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一统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后金政权。后来，其子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皇太极去世，和硕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会同诸王、贝勒、贝子和文武群臣商议，拥护皇太极的第九子顺治帝继位。八月二十六日，年仅六岁的福临成为清朝第三位帝王，次年改元顺治。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率清军于山海关区击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随后几个月内，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陆续被平定。同年九月，爱新觉罗·多尔衮迎接顺治帝迁都北京市，取代了李自成的大顺，清朝统治由此开始。自顺治元年（1644）年之后的七年间，清朝的政权掌握在 “叔父摄政王” 多尔衮手中。他一直致力于指挥满清兵力继续向全国进军。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爱新觉罗·多尔衮病逝喀喇城 ，顺治帝开始执掌中央政权。顺治亲政后，为加强君主集权，任命纳喇·苏克萨哈、詹岱等人为议政大臣；又命令诸王、贝勒、贝子分管六部、理藩院、都察院事，顺治帝取消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爱新觉罗·康熙帝继承帝位，年号康熙。

由于明末清初大规模且长期的战乱，黄河流域，大江南北，农业生产及社会生活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当年清军入关之时，俄罗斯帝国殖民军已入侵到中国的黑龙江省沿岸，建立起军事据点，屠杀和掠夺东北边各民族。西方殖民如葡萄牙、荷兰等侵占澳门等地。西班牙、英法等西方殖民者也正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铲除了鳌拜，在正式亲政后开始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皇权、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的政策。

在政治上，康熙帝通过各种举措削弱了八旗的势力，掌握了“上三旗”，正式规定八旗官职设置都统、副都统，且均接受皇帝的直接指令，完全听命于皇帝。在顺治帝“六谕”的基础上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先后肃清瓜尔佳·鳌拜之党、查办蔡毓荣贪污逆产案、穆尔赛贪污案，注重对官场吏治的整顿和清肃。在经济上，康熙亲政以来，放宽了开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并且下令停止部分贵族圈地，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相关政策。在军事上，由于当时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人分别割据云南省、广东省、福建省等地，各成为藩王势力。于是，康熙十二年（1674年）三月，康熙帝下令撤全三藩。同年十一月，吴三桂起兵反清。康熙帝集中各派力量打击吴三桂及其朋党势力。康熙十八年（1680年）、十九年（1681年）清军先后攻占长沙市、衡阳市、成都市，并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昆明城取得最终胜利，平定了三藩之乱。此后，清王朝开始了盛世景象。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皆可称一代英主，历史上的康乾盛世正是在这三位帝王手中连续实现的。但关康乾于盛世的开始和结束时间，不同学者有较多观点和争议。石向阳在《康雍乾时期的宫廷西风绘画研究》一文中称康乾盛世的开始时间为康熙即位的1661年。而赵伯陶在《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一书中，称康乾盛世的开端应该在康熙帝平定三藩后，即康熙二十年（1681年）才开始。关于康乾盛世的结束，有部分学者认为以爱新觉罗·弘历的去世为标志，而非乾隆退位。而白新良在《名家说清史乾隆皇帝》一书中称，乾隆专制统治的结束以及清王朝的盛世走向衰落、灭亡的标志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黔苗民起义和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侯杨方也在《大清代的兴亡启示》一书中称，川楚白莲教起义是人口压力与吏治腐败的双重产物，标志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的结束。

康乾盛世时，在经过了平定国内叛乱、收复台湾、反击外来侵略、对西北和西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一和巩固后，清朝的疆域版图东到库页岛和台湾，北到外兴安岭和贝加尔湖，西北逾帕米尔高原和巴尔喀什湖，西南到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南到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这一时期的国土总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

顺治十五年，顺治帝将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改为内阁，经康熙帝、雍正、爱新觉罗·弘历三朝，内阁官员建制基本固定。内阁设官有大学士、学士、侍读学士、侍读、典籍、中书、中书舍人等。大学士都冠以殿阁之名，如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 文华殿大学士等，常设满、汉各二人，正一品。内阁大学士权力很大，相当于宰相，被称为“宰辅” ，有进呈奏章和代拟批旨之权，即“票拟” 。

八衙门指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都察院 、四夷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国家的官吏、财政、教育、军事、司法、建筑等事务。六部最高⻓官是尚书，从一品；副职为侍郎，正二品，均满、汉各一人。六部直接接受皇帝的控制，直接对皇帝负责。都察院掌监察，负责整肃纲纪，纠劾百官、控制言论，充当皇帝的耳目。因它也参与处理重大刑事案件，故与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 。理藩院是掌管少数⺠族事务的机构，原名为蒙古街⻔，崇德三年（1638年）改为理藩院，尚书、侍郎都是满族人或蒙古族，汉官不能担任。

康熙帝十六年（1677年）十月，康熙为了扩大皇权，以及发扬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密切与汉族士大夫的联系，在皇宫乾清门右阶下设置了作为政治文化核心和清宫内廷机要秘书机构的南书房。南书房内所起用的翰林都是清一色的汉族士大夫。翰林们平时除侍奉皇帝观书作画，谈论学问以外，兼有撰拟制，以及咨询庶政、访问民隐的任务。

雍正七年（1729年）在皇帝住处隆宗⻔附近，设立了军机房。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军机房改称军机处。后成为高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中枢。军机处的具体职掌主要有：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为大的政略提供处理意⻅，奏报皇帝裁夺；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参与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试；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为皇帝准备处理政事的参考资料。军机大臣由皇帝在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等官员中特选。

清代的地方行政组织也沿袭了明朝。机构设省、道、府、 县四级。省为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每一省或二省、三省设总督一人。总督是地方最高⻓官，掌管所统辖地区的军政和⺠政，且以军政为主。巡抚是总揽一省军政和⺠政的最高官员。督抚是清朝在地方实行统洽的支柱，历来由皇帝选派亲信担任，他们是皇权在地方上的代表。总督和巡抚一般用满人和汉军旗人充任。康熙帝时，充任督抚的汉族 “ 十无一二” 。乾隆时，巡抚满汉各半，但总督大多还是满族。省一级的官员还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布政使负责本省的⺠政和财政；按察使属于司法官员，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省下面设道、府、县，由道员、知府、知县执掌政事。知府以下官员多用汉族。县以下还设有里社和保甲两种基层组织。里社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甲，以富户充当里⻓，主要负责清查人丁田粮，催征赋税。保甲制是十户为牌， 十牌为甲，十甲为保，各设有牌头、甲⻓和保正。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和二十六年（1687年）的两次大阅，八旗火炮使随驾观看的蒙古王公、使者惊恐失色，进而增强了康熙对火器的兴趣。康熙帝二十九年（1690）六月，尚书阿喇尼率领清军于乌尔会河畔遭遇噶尔丹部队，因火器营未到，被敌人鸟铳击退，因此康熙决定在八旗满洲中学习鸟枪。随着康熙对火器意义认识的深入，使用火器开始日益成为八旗特别是满洲的“专利”。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帝有感于火器的威力巨大，正式成立火器营。设鸟枪护军参领16人，鸟枪骁骑参领24人，分别作为统领官。在清军与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的战役中，清军就是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噶尔丹的“驼城”战术而取得重大胜利的。随行的传教士张诚有以下记载：“每个火枪手营地前，放著八门火炮，我们曾带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这种，其中有两门较大的野战炮，从外表看，做工精细，上面还镀有金色；还有两门小型臼炮，共计有六十四门小型野战炮，八门壮观的中型炮和八门迫击炮。”康熙帝四十七年（1708年），开始禁止民间私用鸟铳等火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又规定子母炮为“八旗火器”，各省不许制造。雍正时期，八旗火器兵的比重不断增加，火器技术教育也得到一定发展。为了取得战场上的火器优势，乾隆对发展火器的态度比较积极。登基不久，即委派领侍卫内大臣阿思海、满洲都统宗室弘异、护军统领马呢、汉军都统觉罗伊礼布兼管火器营事务，此后不断更换和增加管火器营王大臣，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还设立了专门的满洲火器营。

在军事行动方面，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吴三桂在云南省起兵反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精忠和平南王尚可喜的长子尚之信也先后响应，史称三藩之乱。起初，叛军战事进展顺利，迫使清军节节败退。但相持数年后，清军逐渐获得优势，耿、尚两藩相继投降。康熙帝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病卒，其孙吴世璠嗣位。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进占云南，吴世自杀，三藩彻底失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清军占领台湾门户澎湖，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四（1685年）、二十五年（1686年），清朝两次发兵围攻雅克萨，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死伤惨重，被迫求和。中俄双方于次年在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签订条约，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线，同时确立了和平贸易关系。康熙帝二十七年（1688年），准噶尔汗国汗噶尔丹与清朝形成直接军事冲突。康熙帝分别于二十九年（1690年）和三十五年（1696年）统军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掌握了准噶尔统治权，将扩张重点转向西藏自治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策妄阿拉布坦攻占拉萨市，杀了拉藏鲁贝。于是，康熙帝决定“驱准保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军从准噶尔军手中夺回拉萨，并举行仓央嘉措册封典礼，制了西藏局势。雍正初年（1723年），和硕特汗国贵族罗卜藏丹津又在青海省发动叛乱，被川陕总督年羹尧镇压。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汗国贵族阿睦尔撒纳率部降清，清军以之为向导，在次年终于将准嗑尔平定，俘其汗达瓦齐，但阿睦尔撒纳随即又举兵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军再次清统一准噶尔之战，阿睦尔撒纳逃入俄罗斯病死。自爱新觉罗·弘历登基以来，两次平定金川、两次平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次平定回部、一次攻入缅甸、一次平台湾、一次收复安南、两次战胜廓尔喀。这些军事行动在正面上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但也因为部分军事行动耗费巨大，给清廷的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康熙八年 (1659年），康熙帝下诏停止圈地，宣称满汉军⺠应一律对待，凡是该年所圈占的旗地，必须立即退还汉⺠，另在山海关区、张家口市等处划拨闲地换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规定对⺠间所开垦的田亩永不推圈占，同时对八旗庄头的横暴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对于已经摆脱了王公勋戚的奴役后，成为自耕农⺠的佃农们，清朝从法律上承认了他们的士地所有权，把这些被农⺠耕种的庄田称为“更名田” ，并规定与⺠田一例输粮 。这一措施使得一些被拋荒已久的士地得到了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清政府还采取措施鼓励开垦荒田。对老百姓开垦出来的荒田，不但承认他们的所有权，还规定三年之内不用缴纳租赋，后来又宽限到四年、六年甚至十年。对于确实有困难的垦户，清政府还提供耕牛和种子。清政府还充分调动⺠间的力量，鼓励乡绅大户招⺠垦荒，规定：凡垦田二十顷以上的，如果有文化者，就授予县丞的官职；没有文化的授予把总的官职。垦田百顷以上，文者授为知县，武者授为守备。

在赋税制度方面，清承明制，沿袭“一条鞭法” ，并进一步完善了新的税制，将名目繁多的各个赋役项目合并，统称为“地丁钱粮”。康熙帝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颁布谕旨宣布，实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这一措施，把全国丁税总额基本固定，不再随人丁的增⻓而加重。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朝首先批准了在广东省试行“摊丁入亩”的政策。正式地实施摊丁人亩政策，始自雍正初年。自雍正二年开始，政府准许将丁银摊入田粮之内，造册征收。直隶成为第一个正式实行“摊丁人亩” 新政策的省份。在直隶的带动下，山东省、福建省、河南省、浙江省、陕⻄、甘肃省、云南省、江 苏、安徽省、江⻄、湖南省、湖北、广⻄等十三省相继实行“摊丁入亩” 。至乾隆初年，山⻄和贵州省两省已完成了这项赋税变革。只有沈阳市、吉林市等地，情况特殊，直到清末才进行政革。

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边疆土地得到了开发，以及国内的生产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有了新的进展。清朝边疆地区的开发胜过以往任何朝代，如山海关区外的东北地区。据《清实录》记载，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的耕地面积为607万多顷；雍正二年（1724年）时，达890万顷，而王庆云《熙朝纪政》中记载，有900多万顷。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时，旗地、民地加在一起达三万五千多顷。内蒙古地区，由于大批汉族进入，沿长城一带逐渐变为半农半牧经济。新疆就北疆而言，根据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的统计，各类屯田已有五十六万七千多亩。总之，在康乾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呈现出了一派交往频繁，共同开发边疆的热潮。这种互相促进的经济联系和并肩生产劳动，对于多民族国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此外，高产作物，特别是番薯和玉米，得到了普遍种植和推广。这两种作物都是从外国引进的，适应能力强，产量高，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康熙帝末年，通过种植双季稻，变为两季成熟。单季稻在丰收之年每亩最多收获三石到四石，双季稻两次收获，每亩总产一般均可达到六七石。

其次，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作物，有了更大面积的种植，主要是大规模地种植棉花。长江三角洲、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有的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得多，粮食种植相对减少，一度引起清朝的恐慌。除了棉花，经济作物还有桑、甘蔗、烟草、茶、兰、中药材等。由于追求高产，谋求厚利，此时的生产经营者已经不再光靠节约成本了，而是在劳动组织、生产安排、经营管理等环节上都进行考虑。这种生产管理思想的转变，与农 业产品的商品化有密切的关系。

从康熙中朝开始，清朝的手工业开始逐渐恢复。首先，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形成了棉纺织中心、印染中心。棉织业分为轧花、纺纱、织布及染、踹等多个部门；印染作坊使用染灶、染釜等工艺使染色色种达到数百种之多。南京、杭州市、嘉兴市、湖州市、山西潞安等地成为了丝织业中心，丝织手工业作坊规模庞大，在乾隆，苏杭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学习纺织并以此为生。江西景德镇是全国的制瓷中心，不同种类的瓷器实行分窑烧制，而且每一种瓷器由不同的工人负责专门的程序，比如陶泥工、拉坯工（俗称做坯工）、印坯工（俗称拍模工）、画坯工、合渤工、抬坯工、装坯工、开窑工等十几种岗位。云南省是矿冶业中心，分为采掘、冶炼、铸造等专业部门。在采掘业，很多矿主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一些有地质学知识和经验的劳工，并增设了一些技术员的岗位。雍正和乾隆时期，因铸造货币的需要，铜和银的生产十分旺盛。云南矿冶产量大、矿点多、技术先进、从业人数众多。据统计，雍正十三年（1735年）全国矿厂仅一百六十二处；乾隆十年（1745年），全国矿冶增至二百三十处；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全国矿冶总数增至三百零九处。制糖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等地继续发展，壮族人种植甘蔗，提高并改进了制糖加工技术，发明了白糖、冰糖的制取。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广西“柳糖”已享盛名。云南富宁县种植的蔗种多达22种，品质优良的木榨红糖远近驰名。自康熙帝以后，制盐技术日晒逐步代替了由原来的煎盐，云南是制盐、产盐大省，在盐井数量、食盐产量和税课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前代。康乾时期，盐井先后增加了20个多个，而新增于滇南的盐井就有13个，超过了盐井总数的三分之一。

商品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全国各地商业的繁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许多城市恢复到了明朝后期的繁盛。频繁的商业联系，促使以大中小城市为基本结构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像北京市、南京、杭州市、苏州市、广州市、成都市等城市成为了商业中心。在西北各地也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如乌兰巴托、乌鲁木齐市、呼和浩特市、张家口市、叶尔羌汗国等。内地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手工业工人，相继来到西北、西南各地，把内地和边疆的商业联系更加频繁，内地的许多手工业技术也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边疆。商业发展使白银成为主要流通手段，铜钱只起辅助货币的作用。大商人都拥有数十万两或数百万两的资金。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晋商、两淮盐商和广东省的十三行。这些商人具有官商的性质。山西省商人开设的山西票号、钱庄，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

康乾时期中原地区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在欧美市场十分畅销，尤其是到了18世纪，来自中国的商品已经变成欧洲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从而催生了中欧贸易的快速增长，也推动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据严中平的研究和测算，1760年至1794年间，清朝的进出口总额在不断增长，其中进出口总量从1760年的554.6万两增加至1784年的700.1万两。到了1794年，清朝的对外贸易总额在大概为1322.6万两。一直以来，出口总额都大于进口总额，即使两者差距在逐步减少，清朝也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据英国大使马嘎尔尼的《访华日记》载，乾隆，英国的玻璃器、望远镜、哈哈镜、玛瑙打火石等大量出门中国。

根据《清实录》《东华录》中人口统计数字来看，爱新觉罗·玄烨元年（1662年），全国人丁户口一千九百二十万多。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全国人丁户口有二千四百六十万丁，如按口计应比丁数多三倍以上，已接近一亿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增至人丁户口二千五百三十万多，在实施了永不加赋的政策后，滋生人丁四十五万多。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激增至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爱新觉罗·弘历五十八年（1793年），全国人口达到了三亿以上。乾隆五十九年（1793年），人口又增加到三亿一千三百二十八万，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王国，安南、南掌（老挝）、泰国（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王国）、不丹，浩罕汗国、哈萨克族、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克山、爱乌罕（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周边小国不断扩张，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了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均失败。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爱新觉罗·弘历派富察·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罗却克里王朝派使臣朝贡，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臣前来朝贡。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昭统帝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将其封为安南王。朝鲜与琉球王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江户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

清朝统一台湾后，康熙帝于1685年颁布了《展海令》，允许百姓出海经商。这一政策致使去长崎市的唐船增加了三至四倍以上。同年，日本政府则颁布了《贞享令》，规定中国船每年去长崎的贸易总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若贸易总额超过白银六千贯后，即禁止此后该年入港的其他中国船舶进行贸易，并勒令运回货物。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赴日唐船达117艘，而该返回中国而从事走私贸易的船达22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日本政府限定赴日贸易的唐船为80艘。直至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年），为防止日本产铜原料之外流，幕府公布了《正德新令》，限止每年赴日唐船为30艘，此令一出，唐船抵长崎市者自行减少。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女王陛下政府以向爱新觉罗·弘历补祝八十寿辰为名，派出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此举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重视，并对英使团表现出欢迎的态度。但其真实目的在于试图与中国建立符合国际法准则的双边外交 关系，以便能够建立正常的双边贸易机制，其中也包括鸦片贸易。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嘎尔尼使团，通过马嘎尔尼所递交的信件了解到英国人此次来华目的后，乾隆帝一方面通过和珅、征瑞、乔人杰、王文雄等督促英使离京回国，另一方面则指示负责护送的松筠以及所经省份的督抚等官员做好对英使团的防范和监视，不论是通过军机处所发的廷寄还是乾隆帝所发的谕令，乾隆帝对于英使团的防范和警惕体现得十分明显。最后，建立双边贸易机制并未得到爱新觉罗·弘历的同意，理由是贸易有可能引发人们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导致个人的贪婪。

康熙时期组织两次雅克萨之战，驱逐俄罗斯帝国侵略军，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条约签订后不久，沙俄就向清朝提出派人来华学习中国文化。在沙俄新拓展的东方领土上，很多民众都信奉藏传佛教，因此俄罗斯人主要想学喇嘛教经典。另外，俄人来华，还想学习满汉文字，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对于俄国的要求，清政府欣然同意，并将这些留学生安置在国子监中，派专人教他们。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双方在恰克图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俄罗斯派4名传教士到北京市传播东正教，并派6名学生来华学习满、汉语言，每10年轮换一届，俄罗斯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开始正规起来。雍正帝对这些远道而来的留学生十分重视，不仅将他们安置在北京东江米巷（后改名东交民巷）的“俄罗斯馆”内，还在教育上设立专门的满族助教来教育他们。当时的满洲助教是胡什图汉，汉族助教是陈宪祖，二人专门负责俄国官生的教学事务。不仅如此，清朝还每月给俄国留学生银钱、米和日常生活器物，甚至在其学成归国之际发放路费。自此之后，在150年里，沙俄一共派了14批传教士团、共155人次的僧俗人员，其中除了神职人员外，还有医生、画师、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和专职留学生，共60多人。

17-18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也试图与清代建交，实现自由贸易和宗教传播。在建交过程中，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因通晓多国语言，成为了中西交流的桥梁，负责翻译与沟通。例如，康熙帝就曾让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法国传教士张诚在中俄交涉中从中斡旋，并充任翻译。。这些西方传教士除了担任翻译人员、顾问和调停者、外交使节外，还是中西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的使者，是“汉学西传”与“西学东渐”的桥梁。他们既翻译编纂西学论著，促进中原地区科学的发展，又译介中国典籍，撰写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等情况的论著，对欧洲启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康乾时期，清朝的疆域内有满族、汉族、蒙古各部、回部、藏族及西南苗族等民族。满族是清朝的统治民族；汉族人口最多、文化较先进，对清朝的巩固与发展有很大影响；蒙古各部中的内蒙古地区、漠北蒙古诸部已归顺清政府；西北地区的回部长期处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国部统治下，准噶尔部被平定后，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叛乱和乌什民众起义，使西北边疆动荡不安；藏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藏区，其中西藏自治区地区表面十分稳定，实则西藏的行政领袖与达赖喇嘛矛盾重重，而川康藏区大小金川藏族众土司之间多次出现争斗；西南苗族地区虽已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但部分苗族民众仍不时发生动乱。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爱新觉罗·弘历巧作安排，或战或和，采取符合当地实际的方式，合理有效地处理了它们与清朝的关系，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早在满洲入关前，皇太极就制定了“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从康熙帝元年（1662年）开始，每年二月和八月份都要举行祭孔仪式，以示对孔子的尊崇。雍正在用人方面重视满汉兼用，明确反对民族歧视。乾隆在民族融合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他对蒙古土尔扈特部的妥善安置和对少数民族宗教领袖的殷勤接待，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

对满族，清政府采取了两项明显的优待政策， 一是坚决地保持满洲故土作为满族的固有地盘，不允许汉族到此开垦，二是每一个满族男丁都有一份薪饷。对汉族，清朝主要用科举将汉族士人束缚在儒家经典和八股文上，同时在经济、政治上保护地主阶层的利益。对蒙古族，清皇族则实行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对藏族，清政府尊重藏族人的宗教，并以隆重的礼节对待达赖和班禅。

此外，清政府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民族聚居区实行不同的管理制度。汉族聚居区实行郡县制；蒙古族聚居区实行盟旗制；维吾尔族聚居区实行伯克制；游牧的哈萨克族、布鲁特、蒙古诸部以及吐鲁番盆地、哈密市等地的维吾尔族人实行札萨克制；台湾与海南岛实行郡县制。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衣冠服饰等则不会加以干预。

康乾时期的文人主要以抱有民主思想的明朝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文章都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此外还有归庄、杜濬、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一大批重要的遗民诗人。遗民诗歌的一大主题是反映当时的民族矛盾，从而来表现作者的爱国思想。但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等人的作品，更多地是在反映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

康熙时期，康熙帝提倡文教、重视图书编纂工作，命人编撰了《康熙起居注》《康熙字典》《钦定词谱》《历代诗余》等，以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韵府拾遗》《分类字锦》《骈字类编》等多部主要供文学之用的类书。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谕合”大学士张玉书、陈廷敬等人编纂《康熙字典》，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始成书出版，该书共收47035个字，是中国古代字典编纂集大成的巨著。乾隆时期鸿讲学术，出版了《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耳中人》和《儒林外史》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丛书和《古今图书集成》，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

康乾时期的诗歌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此外，康熙帝还注重编纂诗、词、曲、古文、赋等官修文学类典籍，他钦命大臣陈廷敬等人修撰《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全唐诗》《佩文斋咏物诗选》《历代题画诗类》《历代诗余》《宋金元明四朝诗》《全金诗》《御选唐诗》《钦定词谱》《钦定曲谱》《千叟宴诗》等。

康乾时期，长篇小说大放异彩，有著名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短篇文言文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

乾隆时期，“雅部”仅为封建贵族和宫廷服务，从而逐渐衰落，因此文人的传奇和杂剧创作也趋近尾声。但内容和形式都丰富多彩的“花部”开始兴起。这一时期的作家有蒋士铨和杨潮观。蒋士创作了《采石矶》《采樵图》《庐山会》等戏曲，汇编成《红雪楼十二种填词》；杨潮观的作品均为单折的短小杂剧三十二种，合编为《吟风阁杂剧》。

康熙中后期一直都整个乾隆期，是考据学兴起并成为学术主流的时代。考据的对象主要以经书为主。考据学家在音韵、训、经传、子史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工夫，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考据学者主要分为吴派和皖派，吴派的代表人物有惠栋、王鸣盛、钱大昕，他们被称为“三大考据学家”。皖派以戴震为代表，著有《孟子字义疏证》。戴震的弟子有段玉裁、王念孙、任大椿、孔广森等，其中以段玉裁、王念孙最知名。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代表了他的文字学成就，王念孙著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等。考据学者阎若璩（qú）在其代表作《尚书古文疏证》中用丰富的材料证明了《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书。

康乾时期，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虽然比较缓慢，但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康熙十二年（1673年），传教士南怀仁设计制造了包括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天体仪六件大型天文仪器，并安设在观象台上。次年，他与钦天监刘蕴德、孙有本等人共同纂修了《新制灵台仪象志》。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南怀仁完成了《康熙帝永年历》的编纂，全书共8种32卷，内容包括日踱表、月离表、火星、金星、冰星、土星、交食等表。康熙二十年（1681年），他又制作了简平仪。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爱新觉罗·玄烨亲自招集梅瑴成、何国宗等大批学者完成了《历象考成》。乾隆二年（1737年），协办吏部尚书顾琮奏请编纂天文算法。同年，乾隆又命和硕庄亲王爱新觉罗·胤禄总理，于乾隆七年（1742年）完稿。完稿后，清朝命令将其与《历象考成》合成一，新编部分称《历象考成后编》。此外，还有一些天文名家们编写的著作，如梅文鼎的《古今历法通考》《西国日月考》《历学疑问补》，王锡阐的《晓藿历法》，薛凤祚的《历学全通》，杨文言《历象图说》等。

爱新觉罗·玄烨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689年—1691年），张诚和白晋一同翻译了法国耶稣会士巴蒂斯的《几何原本》（Elemens de Geometrie），作为御用教科书。安多翻译了算术和代数著作《算法纂要总纲》和《借根方算法》，内容涉及“定位之法”、加减乘除的运算法则、比例运算、开平方、开立方和几何学（体积计算）知识，以及代数学的运算法则、方程的解法等内容。计算器、约翰·纳皮尔筹算、比例规、假数尺等数学仪器和立体几何模型也得到了使用。在康熙的倡导下，这一时期还编定了《数理精蕴》。乾隆时，蒙古历算学家明安图著有《割圜密率捷法》，使数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另有名家著作，如梅文鼎的《中西数学通》，方中通的《数度衍》，此书在当时被称为数学领域的百科全书。

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允许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传授解剖学知识。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国传教士巴多明将法国《人体解剖学》译为满文。康熙将此命名为《钦定格体全录》，还命人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康熙还推行金鸡纳药、推广人痘术等。乾隆在医学上继承了康熙的传统，关注医学教育，下令编纂《医宗金鉴》，即《御纂医宗金鉴》。该书成稿共90卷，含《伤寒》《金匮》《名医方论》《杂病心法》《妇科心法》《种痘心法》《外科心法》《眼科心法》《针灸心法》《正骨心法》等十五种类别。乾隆七年（1742年），该医书以武英殿聚珍本与尊经阁刻本印行，在全国推广，乃至远播海外。

康乾时期在地图测绘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康熙四十七年 （1708年），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测绘工作。经过三十年的测量，各省地图均被绘制完成，并在此基础上总绘成一幅全国地图，制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近代科学方法测绘的地图，不但是当时亚洲最好的地图，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后来，乾隆又派人到新疆等地测量，制成了《乾隆内府舆图》。

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推行的乐制更作是礼乐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康熙朝的乐制更作侧重于理论建构，康熙帝本人亲自阐发了十四律新说，在此基础上主导编撰了乐理和乐律上的集大成作《律吕正义》；乾隆朝的乐制更加侧重于制度建设，在词章、考据、以及乐舞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等各方面对康熙朝做了许多有益的补充。首先，他设立了乐部，专司宫廷乐舞的增损和排演，对乐舞进行制度化的管理。其次，他修订了满族传统乐舞，将之高度规范化和样板化。《清史稿·乐志》记载，乾隆八年“改玛克式舞为庆隆之舞，又增世德之舞。旋定乐舞内大小马护为扬烈舞，舞人所骑竹马为禺马，马护为面具。大臣起舞上寿为喜起舞。”可见，康乾两朝乐舞制度取得的重大进展。

清代宫廷书法兴起于康熙时期，康熙帝酷爱书法，尤其对明末董其昌书法倍加推崇，命人搜遍天下寻找董其昌的书法 ，甚至还拜董其昌的同乡沈荃为书法老师。于是，董氏书风在清宫内外大行其道、广为流传。董书在康熙宫廷盛行60年之后 ，进入雍正过渡时期。雍正帝对书法也十分喜欢，爱新觉罗·弘历对书法亦达痴迷程度。受乾隆帝个人审美喜好影响，宫廷书风为之大变。乾隆帝对元四家之一的赵孟頫的书法情有独钟。在帝王的推崇下，此期宫廷形成臣字款书法，即官样书法，又称馆阁体，为内廷各处馆阁、翰林院臣子所书写。

康熙、乾隆时期，绘画学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兴起。顾见龙、徐璋以写真供奉内廷，焦秉贞取法西洋画，其弟子冷枚皆供奉内廷。王原祁供奉内廷，鉴定古今名画。叶洪、释成衡、释覆干等人也都供奉内廷。乾隆时，唐岱、余省共以山水入直。袁江、陈枚、贺金昆共事宪庙，供奉内廷。康熙、雍正、乾隆百三十余年，学术技艺最为进步之时代，武功之盛亦超出前古。盖清朝之盛，至乾隆可谓达其极点。另外，康雍乾时期，大批来华的传教士与中外贸易极大地推进了西画东渐的发展，西洋绘画与“泰西之法” 传入中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美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以郎世宁为代表的传教士走进紫禁城，成为皇帝的御用画师，将西洋画法与美术作品传入中国，并创作出一种中西画法结合的“折衷主义”手法，形成一种新的宫廷绘画样式。

建筑方面，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中原地区人口由明朝的数千万猛增到上亿，从而加剧了居住与土地之间的矛盾，促使民居建筑不得不采取加高层数、拼联建造、加长进深等许多新措施，寻求新的设计途径。木材的逐渐减少使中原地区传统的木结构房屋得到改进，清代民居建筑出现节约用材量、简化构造方式、用砖石等取代木料的发展趋势。

园林方面，在康乾盛世时期，最高统治者在北京及其附近构筑了汉唐以来最完整的苑体系，即北京西北郊的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即今颐和园）、畅春园、圆明园。其中规模最大、景色最全的是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圆明园是平地造园，因水成景，借景西山，占地约5200余亩（约3.47平方千米），包括圆明、长春、万春三园，有各类建筑145组。园中水道千回万转，汇入福海、前湖和后湖等大水面，水中又置岛屿七八十个。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被誉为瓷器的黄金时期，成就主要集中在装饰方面，纹饰形成了异 彩纷呈的局面。康熙帝时期解决了瓷器的基础问题——制胎的精炼，并引进了国外材料。这一时期，纹饰类装饰深受绘画的影响，图案类如缠技花、牡丹、莲花、梅花等花卉图案，线条粗放，风格敦厚，花形饱满，稚满器身，有时甚至仅仅一朵大的牡丹花就稻满了整个器壁。雍正时期在进口料的基础上研发了国产的釉料，并熟练掌握了技术和材料。这一时期，瓷质莹洁、工艺精细、典雅秀美、种类繁多。装饰手法以绘为主，兼用其它。瓷器装饰上的绘画继承康熙朝晚期的清秀典雅，运笔更趋纤细，构图简洁清晰，纹饰多偏重图案化，比较规整。图案类中风，花卉内容最多，牡丹、海棠花、菊花、桃花等。乾隆时期则是在前朝基础上深入研究并发展了新的技术，使之更符合中国式的审美，进入了瓷器制作技术的飞跃阶段。这一时期的纹饰内容最为繁杂，除传统的题材外，尤以吉祥如意等祥瑞图案为主题，纹饰多有寓意。

康熙时期，为了笼络士人，康熙帝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包括命李光第、熊赐履等先后编撰《朱子大全》《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大量的朱熹理学名著，以及培养和重用张伯行、陆拢其、魏相枢、张廷玉等理学名臣。程朱注解更是成为康熙时期选拔官吏和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康熙帝设立了内阁、六部外，又增设了军机处，此后，军国大事完全由皇帝裁决。为了禁人民的思想，康熙帝大兴文字狱11次。此后清朝文字狱一直持续到乾隆时期。臣民稍有言语不当，就会被认为有“叛乱”“谋反”等思想，轻者发配宁古塔，重者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整个清代对思想的控制一直处于一种高压状态，臣民敢怒而不敢言。大规模的文字狱有康熙时期的《明史》案、《南山集》案；雍正时期的吕留良、曾静案；乾隆朝的沈德潜案、《字贯》案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朝的禁书运动开始。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十月之前，清廷重在收缴禁书，之后便是加紧销毁禁书。从收缴禁书到销毁禁书的过程，也是文字狱案逐步升级的过程。

康乾时期，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导致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只得开垦更多田地，于是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乾隆年间，大范围的江河开始堵塞。 东南沿海一带、江南平原地区，如杭嘉湖平原一带，人口的增长也导致了生态崩溃。 康熙，黄河十年九灾，导致人民流离失所，妻离子散。河北地区是水旱灾害的多发区，根据 《清史稿》《河北省地方志》《海河流域历代自 然灾害史料》《清代海河河洪涝档案史料》等资料记载，沧州市、衡水市、石家庄市、邯郸市是水灾多发区；衡水、保定市、石家庄、邢台市、邯郸是旱灾多发区。政府通常会采取一些预防性设施，包括仓储、建设农田水利等。兴修农田水利包括对江河湖海的治理等大型水利工程，也包括建设农田基本灌溉设施，如沟渠等小型水利工程。灾害发生后，政府会根据受灾地区灾情的轻重和灾民需要之缓急，发放部分粮食和钱物等，帮助灾民渡过难关。政府赈济钱粮物资的来源主要是仓储和漕粮。仓储主要是各地常平仓、京通二仓，属于固定的赈济设施，而漕粮则属于临时性赈济措施。

清朝中期，人口猛涨而生产力水平又没有质的飞越，人多地少导致米价上涨。据记载，康熙，米价0.7两一石，到乾隆年间至少涨了一倍，相当于民众的财富缩水了一半。因此，农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加上大部分贫苦农村人口无钱置田，政府赎回的土地多数都落到了富人手里。由此造成富贵人家拥有良田千顷，而贫穷老百姓却颗粒不收，社会阶层间的贫富差距极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私有制产生，也导致了贫富差距开始增大。马嘎尔尼来访中原地区时，称他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马嘎尔尼副使斯当东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

首先，康乾盛世带给中国一个持续百年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的局面。过去的中国总是战乱、灾荒、瘟疫以至国家分裂的时候多，国家统一安定的时候较少。而康、雍、乾时期，国家终于实现了稳定统一的局面，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并且，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央才真正实现了对边疆地区长久稳定而有效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使内地的汉族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以经济文化纽带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整体。

其次，康乾盛世使中国人口突破了3亿，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奠定了中国今天人口的基数，以及在整个世界人口格局中的重要地位。然而随着人口急剧增长，耕地垦殖尽，粮食亩产量难以提高，人口与粮食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酿酒业的兴起也耗费大量的粮食，加剧了粮食危机。虽然乾隆嗣位后即采取严厉的禁酒禁曲政策，得到了以方苞为代表的主禁派官员的坚决支持，而以孙嘉淦为代表的开禁派大臣则极力反对。双方各执一词，导致酒禁政策未曾废除，但执行力度于其中后期有所缓和。酒禁政策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危机，相反弊端丛生，给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滋扰，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生活的困境。

最后，康乾盛世使商品经济得到发展、繁荣，城镇大规模出现，促进了国家财政积累，户部库银储备雄厚，从积极的方面保证了清廷在基础建上修渠治河、放粮赈灾；在文化上建圆修史，如纂修《 四库全书》和修筑圆明园、热河避暑行宫等，并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虽然各方面在量上进步，但政治、经济等方面并没有质的发展和突破，缺乏同世界的接触和了解，在盛世结束后，即面临外部力量的入侵和内部社会矛盾的爆发。

首先，从国际范围来看，康乾盛世时期，东亚的大部分国家都与清朝有着朝贡关系，或受朝贡关系的影响。在朝贡关系中，清朝占据主导和核心地位。通过朝贡体系，中国的文化也逐渐传播到朝贡国，如朝鲜、越南等，并对其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这一体系的长期存在和发展，以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对其的完善和巩固，最终使东亚地区形成了儒家文化圈。

其次，在中西交流中，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传播到了欧洲，孔子成为了欧洲的名人，从而促成了欧洲18世纪的“中国热”，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都热烈地崇拜中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正式派遣六名法国耶稣会士入华。入华耶稣会士寄回了大量书籍和信件，其中《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华帝国全志》《中国杂纂》被称为西方汉学的三大名著和“法国古汉学的不朽著作”。康熙帝二十七（1688年），在葡萄牙人安文思出版的《中国新志》向欧洲人了介绍中国的繁荣。乾隆七年（1742年），法国发布了中文语法图书。在法国启蒙时代，汉学家开始将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律制度和美学引入西方。伏尔泰创作了受《赵氏孤儿》启发的戏剧《中国孤儿》，并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轰动了法国剧坛。

清史专家戴逸称清代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

清朝后期著名思想家魏源在评价“康乾盛世”时称：“圣祖垦之，完颜雍之，李治获之。”

中国学者周武认为康乾盛世是帝国时代最恢宏的一个盛世，也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盛世。

中古学者王佐认为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末端的鼎盛肘期，其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史无前列的扩张阶段。

朝鲜使臣金昌业曾评价康熙年间：“其享五十年太平，宜矣!”

蔡济恭则认为：“问一世俱享六纪治平，而乾隆比康熙尤盛焉。即位之时，已为二十五岁，且即位回甲之年，传位于储嗣者，求之往牒，亦未之见也。”

民国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曾评价康乾盛世说：“圣祖六十一年，文治武功，蔚然可观。以其有好学不倦之精神，宽大爱民之治术，谨事惜时，深耕易耨，为清朝培植良好之根基。末叶虽稍流纵弛之弊，然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此亦守成令主所必循之途径也。完颜雍刚毅明察，纯系政治家之作风，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库藏充裕，海宇义安。倘使厥年克永，可为吾国政治变换一种积极性质，扫除数百年来无为之消极思想，社会亦不至停滞而不进矣。无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颇不易得社会之谅解，遂致有暴崩之传说。高宗席累朝之积业，作太平之粉饰，好大喜功，稽古右文，虽有全盛之规模，却种衰弱之肇因。”

英国学者称在18世纪，令人神魂颠倒的则是中原地区。18世纪大抵相当于清代的康乾盛世，在欧洲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热”中，在遥远的大西洋边，西方人满怀神往地对独秀于东方的中华文明深深地鞠躬致敬。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评价康乾盛世的繁华只是表象，或者说只是对于少数城市的真实刻画。而表象下有着深刻的危机，例如“人口压力”就是在康乾时代留下的。

英国外交团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称，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的军官们的支持，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母质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在《洪业：清朝开国史》中写到，清朝建立了军机处，从而导致了清廷最高层权力的又一次集中，但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却没能坚持几年，这些改革本来也许会为清政府提供日后在同西方的斗争中为更有效地征收人头税所需要的财政手段。这不仅是因为缺乏有力的对手迫使清政府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而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是因为清代统治者在运用相当进步但属传统类型的制度与技术以恢复政治稳定的过程中，获得了彻底的成功。权力高度集中，而未得到彻底的合理化改革；君主的权威提高了，但官僚政治的积极作用却下降了。

清初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记载：“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中国学者李强、徐康宁、魏巍在《“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一文中，称康乾时期不足还表现在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对当时的人口问题、物价持续上涨、闭关自守、限制工商业发展、蔑视科学技术等均持有否定意见。

中国作家张宏杰称乾隆盛世是传统中国的巅峰，但光鲜的外表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烂。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教授马勇称康乾盛世只是政府的盛世。

中国历史学者洪振快称康乾盛世时期，中国人均GDP其实不高。

霍玉敏称与康乾盛世伴随的是贪腐恣意横行。

王泛森称康乾时期的文化高压，使得人们不敢往容易触罪的方向去从事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而且无时不刻地在检讨自己，造成了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