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让·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1911年7月5日至1974年4月2日），又称乔治·蓬皮杜，出生于法国中部康塔勒省蒙布迪夫市，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法国政治家、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1935年—1944年，乔治·让·蓬皮杜在马赛和巴黎当中学教师，期间曾参军。1944年9月，他进入夏尔·戴高乐的办公室工作。1946年，乔治·让·蓬皮杜到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任审查官。1954年，身为高级公务员的乔治·让·蓬皮杜离开政府体系，进入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1961年，乔治·让·蓬皮杜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代表谈判，并促成《埃维昂协议》的签订。1962年—1968年，乔治·让·蓬皮杜出任内阁总理，1969年，乔治·让·蓬皮杜开始担任总统。1973年，乔治·让·蓬皮杜访华，成为首位到访新中国的西欧领导人。1974年4月2日，乔治·让·蓬皮杜因病辞世于总统任上。

乔治·让·蓬皮杜执政期间，奉行夏尔·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独立政策。对内沿用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大力发展经济。对外继续奉行维护民族独立政策，同时力主通过同各个阵营保持良好关系来保证国家的独立，曾访问中国，并带领法国加入欧共体；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改变戴高乐立场，如同意接纳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等。

乔治·让·蓬皮杜，1911年7月5日出生于法国中部康塔勒省蒙布迪夫市一位小学教员的家庭。高中时期，他成绩优异。1927年，16岁的乔治·让·蓬皮杜夺得法国希腊语翻译一等奖。他考入图卢兹文科预科一年级，在古典文学、诗歌和戏剧方面非常擅长。他的老师弗朗索瓦·加德拉发现了他的才华后，便让他去考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在那里准备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备班的入学考试。1929年10月，他得到图卢兹大学预科班的奖学金。1931年，乔治·让·蓬皮杜在巴黎路易大公立中学完成两年预科课程后，便以笔试第一名，口试第八名的成绩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他进校学习后不久，即对政治发生了兴趣，经常参加活动，旁听议会的辩论。在准备古典文学方向师资考试的那年，他旁听了巴黎政治学院的课程。1932年，乔治在巴黎政治学院注册，主要选修的是安德烈·西格弗里德的地缘经济课程。

1934年，乔治·让·蓬皮杜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人文科学概论教师高水平竞争考试，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35年，乔治·让·蓬皮杜与克劳德·卡胡尔结婚。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先后在马赛圣查尔斯中学和巴黎亨利四世中学担任教师。战争开始时，乔治·让·蓬皮杜在格拉斯被动员，然后随第141阿尔卑斯山步兵团被派往洛林。 1940年6月，乔治·让·蓬皮杜回到亨利四世高中，在下卡涅任教，并在法国滨海国立学校预科班任教。1940年至1944年，乔治·让·蓬皮杜作为第141高山步兵团的情报官参加了战斗，同时还参与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批评版工作。

1944年8月，巴黎解放后，乔治·让·蓬皮杜结识了夏尔·戴高乐。同年9月，乔治·让·蓬皮杜被任命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私人办公室国民教育特别助理。之后，他在国家委员会、旅游局和戴高乐将军的私人办公室担任要职。1944年到1946年，戴高乐担任当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脑，乔治·让·蓬皮杜主要负责将军所有的会客安排；起草文件；以及国民教育和新闻两个领域的事务，帮助将军了解当时法国的真实情况。1946年，戴高乐辞职后，乔治·让·蓬皮杜到法国最高行政法院任审查官，当时国家的法案等都由他们最后审阅。在这里，他学到了如何制定法律，以及如何让法律付诸实施。1947年3月，乔治·让·蓬皮杜在夏尔·戴高乐新组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总部任办公室主任。随后他还担任了法国人民集会（RPF）反思委员会秘书长和安妮·戴高乐基金会秘书长等职务。1948年3月起，乔治·让·蓬皮杜兼任戴高乐私人办公室主任。1953年，乔治·让·蓬皮杜因为见过了太多在戴高乐将军身边的充满野心的政治家，看到了太多的政治阴谋，所以他决定离开政治圈。1954年，身为高级公务员的乔治·让·蓬皮杜离开政府体系，进入罗斯柴尔德银行工作，用了两年时间，他就成了银行的总经理。但他并未离开夏尔·戴高乐，他会在将军召唤时与其相见，随时准备为将军执行任务。

1958年6月至1959年1月，乔治·让·蓬皮杜担任戴高乐将军的私人办公室主任，在制定第五共和国新宪法和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959年6月1日起，乔治·让·蓬皮杜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1961年，乔治·让·蓬皮杜出版了长篇诗集。同年2月，他成为戴高乐将军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NL）谈判的非官方发言人，并签订了埃维昂协议，促成阿尔及利亚危机的解决。

1962年4月，全民公决通过埃维昂莱班协议后，夏尔·戴高乐任命乔治·让·蓬皮杜接替米歇尔·德布雷担任总理。1962年至1968年，在国际政治上，以法国的伟大和独立的高卢原则为指导，在国内层面上，其特点是真正的经济繁荣，允许进行重要的结构性改革。乔治·让·蓬皮杜个人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法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发展。1968年，法国发生了以学生运动为开端的“五月风暴”，他出面与各方代表进行谈判，但未得到戴高乐支持，最终在7月辞职。1969年4月，地区化和参议院改革的提案被全民公投否决，导致夏尔·戴高乐辞职。同年6月15日，乔治·让·蓬皮杜在戴高乐党的支持下以58.22%的高票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1969年6月15日，乔治·让·蓬皮杜入驻爱丽舍宫，他以高卢式的方式解读宪法，宣称总统的至高无上。他选择了戴高乐主义杰出人物、前国民议会议长雅克·沙班-德尔马斯担任总理。1970年2月至3月，乔治·让·蓬皮杜首次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会晤三次。在1971年12月的亚速尔群岛会议上，他们共同制定了全球货币重组的主要方针。然而，他与中东的政治、货币和贸易分歧最终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包括1973年底的石油危机。

1973年初，爱丽舍宫明确宣布必须减少乔治·让·蓬皮杜的活动，对外则说总统在冬季患了流行性感冒。但乔治·让·蓬皮杜仍然抱病工作，还出访友好国家。1973年9月，他成为西欧第一位访华的国家元首，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会晤。在华期间，乔治·让·蓬皮杜签署了第一批中法合作协议。1973年10月，乔治·让·蓬皮杜进一步强调了其政策的欧洲取向：在他看来，欧洲必须为自己提供重新平衡大西洋联盟的手段，为自己做出贡献。为了西方团结起来反对苏联，监督现在从事东方政策的西德。在国家层面，乔治·让·蓬皮杜将其总统任期打造为国家工业化的亮点。他强调结构的现代化，同时仍然关注维护主要平衡。伴随这一运动的社会政策包括一些重大决定，例如工人的月薪甚至员工持股。1974年4月2日，他因白血病在法国巴黎去世，任总统仅四年零九个月。

乔治·让·蓬皮杜执政期间，奉行夏尔·戴高乐的法兰西民族独立政策。对内沿用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大力发展经济。对外继续奉行维护民族独立政策。在个别重大问题上改变戴高乐立场，如同意接纳英国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等。

1970年，乔治·让·蓬皮杜主持制定了第六个经济发展计划（1970年至1975年），顺应戴高乐时期致力于新兴工业如石油化工、电子和机电、汽车、宇航、造船、通信设备等方面的发展潮流，以此推动法国工业现代化，并通过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和食品加工的发展，如此又为农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不仅如此，乔治·让·蓬皮杜为了避免法国出现经济停滞或是增长过快从而引起经济失调，便首先确立了快速且合理的工业发展原则。而法国经济在经过第六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后高速发展了起来。乔治·让·蓬皮杜执政时期，法国的经济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国力也随之强盛了起来，在世界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并且法国的民众也通过政府实施的各项社会政策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人民生活好转了，社会状况也渐趋稳定了下来。

乔治·让·蓬皮杜就任总统后，为及时地解决国家财政紧张的问题， 他试图通过让太平洋法郎贬值来缓和财政向题，达到收支平衡。1969年8月8日，乔治·让·蓬皮杜政府决定使法郎贬值12.5%，成功推升了法国的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

1958年夏尔·戴高乐上台执政，法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戴高乐将军执政纲领体现在：他把国家、军队和货币作为三大执政主线，把“货币”上升到与“国家”和“军队”同等重要的高度上。在戴高乐将军执政期间，法国政府规定所有私人商业银行20%的资金必须上交国家作为保证金。国家利用国家银行发行基础货币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集中起来的商业银行保证金，重点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和本土企业的发展；国家不再依赖海外美元资本的输入，不搞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和举借外债。国家资金的投资重点不是房地产，而是那个时代的前沿产业，如飞机、核能、石油、军工和基础设施。在这期间，法国的经济腾飞不仅没有依赖美元资本的输入，而且还在 1968年归还了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部债务。

法国在1973年1月3日通过了“蓬皮杜-罗斯柴尔德法”。新《银行法》规定“禁止国家直接向国家银行借款”，国家“必须向私人银行进行有息贷款”。在“国家一军队一货币”的执政框架里，“货币”被剥夺了。当国际私人银行代替法国政府控制了货币发行权之后，法国经济不得不依赖境外资本和负债来维持自身的经济循环，从此，法国逐步走向国家破产。

乔治·让·蓬皮杜曾因五月风暴被迫卸任总理，他也于其中了解了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在改革财政使法国经济回升后，乔治·让·蓬皮杜便把文化建设提上日程：规划城市新发展、促进音乐的研究与发展、向所有文化创作领域提供大量的资助，法国的文化开启了万花筒式的发展。乔治·让·蓬皮杜热爱并重视着古典诗歌、文化的发展，他重新开放了巴黎歌剧院，在巴黎第四区修建文化中心，将文化学科在此并存交合，相互丰富；他同样钟情于现代化艺术，在巴黎大皇宫举办了《72-72展览》，展出了大量现代艺术家的艺术作品。

乔治·让·蓬皮杜不是大西洋主义者，但他也坚决捍卫法国的独立。在他看来，西方的团结对苏联的威胁至关重要，美国应当在欧洲全面负责。而此时又面对东西德的问题，乔治·让·蓬皮杜认为，相对于依照泛欧洲安全观念进行改革，实现当前东西方的平衡更可取，这也被成为“缓和”政策。在乔治·让·蓬皮杜看来，缓和不仅可以预防战争，带来稳定；从长远来看，还能帮助东欧从莫斯科那里争取更多权力，遏制共产主义，同时能够保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从而增强法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乔治·让·蓬皮杜认为把缓和作为进一步稳定东西方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还是作为一种西方国家单方面对苏联进行的一系列让步，这两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他特别担心美国公众舆论和国会中表露出来的撤军倾向（例如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发起的削减美国驻欧军队的运动），他甚至怀疑这种倾向在尼克松政府任期内就会变为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他来说，缓和不可或缺，而且不仅要在欧洲重视缓和，还要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中东和亚洲）重视缓和。他担心如果缓和仅仅被局限在欧洲，就会造成美苏对欧洲大陆的共管。他尤其担心莫斯科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会以欧洲为代价达成默契，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它们与中国的宿怨。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强势让西欧各国夜不能寐，由是掀起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的高潮，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萌发了访华的愿望。乔治·让·蓬皮杜急于访华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力图通过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增强其同美苏打交道时的话语权；二是通过访问，保持法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大国的优势地位，以免落在意大利、加拿大的后面；三是借机发展经贸关系，获取实惠；四是身体健康原因，乔治·让·蓬皮杜已身患骨髓癌，全身浮肿，为避免重蹈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访华未成身先亡的覆辙，决定不辞辛苦，争取有生之年来华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

中法双方都为这次访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乔治·让·蓬皮杜在1973年6月招待外交使节的宴会上和7月举行的法国国庆招待会上，先后两次与时任中国驻法大使曾涛进行交谈，强调他访华不只是去游览，主要是去看看中国人民，同中国领导人就一切问题进行会谈。同时，法方在访问前也注意营造友好气氛。法国电视台于7月30日和9月6日先后播放了法国人拍摄的题为“接班人”的介绍我青少年的影片和长达1小时20分钟的“愚公移山”电视片。“愚公移山”片以新旧对比手法介绍中原地区人民的生活、精神面貌的变化和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所进行的斗争，受到法国许多人士的好评。

乔治·让·蓬皮杜一行于1973年9月11日下午飞抵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9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乔治·让·蓬皮杜。周恩来同乔治·让·蓬皮杜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列举了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共同原则，都认为两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同，但是这些共同原则使两国可以很好地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1970年2月至3月，乔治·让·蓬皮杜首次正式访问美国，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国际体系向多极化发展(即美国、苏联、西欧、中国和日本各极)、对苏联持谨慎态度的必要性、不再孤立中国的重要性，以及有必要要求德国向其西方盟友毫无保留地通告东方政策发展状况等问题上，两国具有达成共识的广泛空间。尼克松接受了法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并许诺不再试图把法国重新拉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两个总统还一致决定重新开启自1962年以来已经中止了的法美战略会谈和军事合作。这导致法美关系在蓬皮杜及其继任者瓦雷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的任内实现了重大突破。

在1971年12月的亚速尔群岛会议上，他们共同制定了全球货币重组的主要方针。在亚速尔峰会上，乔治·让·蓬皮杜强调表示，法国属于西方阵营，并是大西洋联盟中的一员。他的目的旨在使尼克松承认其为欧洲共同体的代言人，并为法国赢得美欧关系中间人的战略特权地位。然而，尼克松没有履行其在亚速尔峰会上就币制问题所做的妥协。峰会的无果而终昭示了蓬皮杜关于建立一个由法国领导的西欧和在平等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构想的失败。1972年后，蓬皮杜把对美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从此以后，他的目标基本不再是寻求欧美关系中间人的特权地位，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团结欧洲人以平衡美国的影响，这是对戴高乐主义的回归。对此，美国驻巴黎大使馆1972年9月已然有所觉察。

1973年5月末，尼克松和乔治·让·蓬皮杜几近流产的雷克雅未克会谈违背了这种积极态度。两国元首全面探讨了国际局势，但却没有定论。他们既没有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在大西洋宪章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次峰会最成功之处在于以军事和战略问题为中心：峰会结束时，蓬皮杜公开告诉新闻界，他赞成美国军队在欧洲驻扎，而这种态度对第五共和国的领导者而言确实是一个新的起点。双方并且一致认为，应将正在进行的绝密的法美军事会谈的内容扩展至核武器技术方面。尼克松政府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其需要赢得法国政府对其一揽子重大规划的支持，比如大西洋宪章和缓和战略。美国方面还暗示法国，如果它支持这些构想，就能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享受到与英国相同的优越地位。

1970年10月，乔治·让·蓬皮杜访问苏联并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协议，首次正式表明两国真诚的“政治合作”的必要性，并将两国外长一年两次的定期会晤制度化。此外，两国还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与德国问题进行了磋商，蓬皮杜向苏方保证法国不会重回北约，这是夏尔·戴高乐外交模式的延续。德国问题上蓬皮杜向勃列日涅夫保证法国绝不允许德国拥有核武器，对苏德和约表示赞同，但他也明确反对两德统一，因为法国政府不希望苏联借助两德的统一借以控制德国从而达到管理欧洲的目的。

1971年10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访问法国，就德国、欧洲安全会议和相互均衡裁军展开了会谈。两国同意在政治上援助德国以通过一系列的东方政策条约。关于相互均衡裁军问题，蓬皮杜再一次表示绝无商量余地，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担心这些谈判将导致外国军队撤离两德，最后将出现一个重新统一并不受控制的德国。法国反对相互均衡裁军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感到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已经处于下风，而进一步的裁减将威胁到西方的防御能力。故而，缓和局面的出现有可能会威胁西方盟国自身的安危。因此巴黎断然拒绝为盟国内部相互均衡裁军的筹备工作添砖加瓦。关于欧洲安全会议问题，蓬皮杜坚决认为不应一拖再拖，并向西方盟国施加了极大的压力以促进会议的召开。

1972年末，乔治·让·蓬皮杜考虑为苏联提出的继欧安会之后在欧洲建立持久安全机构的构想提供支持。1973年1月，蓬皮杜总统在扎斯拉夫尔(明斯克附近)会晤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告诉对方说，在欧安会上，法国无意坚持扩大东西欧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信息自由，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有可能损害苏联的利益。如此，这些问题才能得到“平衡的和令人满意的解决”。而对于苏联寻求建立的欧洲持久安全机制，他则表示原则上赞同。“然而，尽管法国摆出和解的姿态，苏联还是向巴黎进一步施加压力，不断谴责法国向西方靠近。这使法国意识到事实上他们与苏联的关系每况愈下，而根源在于双边协商的力度和透明度依然有限，从未达到让双方满意的程度。

乔治·让·蓬皮杜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团结。欧洲最大的国际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强大发展，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认为法国是欧洲的大国，义不容辞地应该在欧洲事务中起到自己的作用。为了抗衡六国组成的欧洲共同市场中的德国，蓬皮杜在英国、丹麦、爱尔兰、挪威愿意加入共同市场的愿望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并在1969年底倡议在海牙召开的共同市场国家最高首脑会议上阐明了法国支持的态度：1971年5月，蓬皮杜在巴黎会见了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斯，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条件达成协议。经过大量的工作和会谈后，在1972年底，四国政府签订了加入共同市场的条约，成为共同市场的正式成员国。

乔治·让·蓬皮杜的外交开放政策决不违背前总统的外交主旨。他在奉行将军外交政策的同时，力主同各个阵营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来保证国家的独立。1971年初，他沿着总统非洲之行的路线访问了马达加斯加岛，乍得、刚果、中非、象牙海岸，几内亚和塞内加尔，促成了首届“非洲首脑会议”的召开。

蓬皮杜生活中热爱诗歌、文学，曾花大量时间选编《法兰西诗选》，痴迷博物馆、戏剧、现代艺术，倡议兴建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此外，他交友甚广，与当代大文豪莫迪亚克、安德烈·马尔罗通信交流。他还在政治自由学院（后来成为巴黎政治学院）学习，并与后来成为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的利奥波德·桑戈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艺术方面，蓬皮杜有着过人的天赋，他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希腊和罗马时期的经典文化非常感兴趣，而且他很喜欢诗歌，经常连续几个小时背诵诗歌，1961年由他编选的《法兰西诗选》出版，在书中，蓬皮杜分析了法国诗歌的体系。他和许多非常优秀的当代艺术家，有着非常良好的友谊。

蓬皮社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热爱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尤其喜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作品。

蓬皮社的父母都是教师。他的父亲最初在康塔尔省工作，后来在阿尔比市教授西班牙语。他的父母在邻近的穆拉特镇相遇，他们都是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的在校生。他的母亲玛丽-路易丝患有结核病，必须经常住院治疗，他也因此无法与母亲亲密地相处。他的父亲莱昂是农民之子，对他从不迁就并且会给他布置很多课外作业。

1933年，蓬皮杜夫妇一见钟情，相伴一生。二人拥有相同的艺术审美和天分，把对艺术的热爱融入公共和私人生活当中。1935年10月29日，刚刚毕业的蓬皮杜与他23岁的灵魂伴侣克洛德·蓬皮杜在夏多贡捷市卡乌尔家族的家里结为夫妻。两人在马赛安了家。周末，年轻的蓬皮杜夫妇常到地中海小海湾散步。他们游览普罗旺斯地区圣雷米的罗马遗迹，前往“阿尔勒，那里有阿利斯康”，参观西多会修道院。两人共育有一子阿兰·蓬皮杜。

蓬皮社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他对妻子非常忠诚，但是他很喜欢有女性陪伴。蓬皮社特别喜欢和女性谈论政治，他认为女性的视角更加独特，他特别欣赏女性的创造性。蓬皮杜也是个电影迷，他与妻子克洛德正是在电影院相识的，蓬皮杜夫妇在现代艺术上有着相似的品味，他们会共同收集艺术品，并互相赠送画作表达情意。当乔治·蓬皮杜接受夏尔·戴高乐的邀请成为总理时，妻子的要求是不搬去总理府，因为舍不得离开他们由艺术品装点的家。而蓬皮杜成为总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总理办公室墙上的古典画作，换成了一幅现代派作品，这对于总理府来说是一项很不寻常的装饰。成为总统后，蓬皮杜夫妇把南京总统府中的私人房间的设计工作也交给了现代艺术派的设计师，现在总统府的餐厅依然保留着当时的设计。在蓬皮杜过世之后，他房间中收集的现代艺术品，都搬到了竣工后的蓬皮杜中心。

乔治·让·蓬皮杜夫妇在儿子两三岁的时候就推着婴儿车带阿兰·让·蓬皮杜去一些博物馆，阿兰·让·蓬皮杜从小就见过很多艺术品，他们的兴趣也影响到了阿兰·让·蓬皮杜的爱好，儿子阿兰·让·蓬皮杜特别喜欢雕塑、艺术、历史、钓鱼、旅行。儿子阿兰·让·蓬皮杜从父亲乔治·让·蓬皮杜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学会聆听，当医学教授也好，从政也好，这一点都有很大的帮助。善于聆听能够迅速拉近阿兰·让·蓬皮杜·让·蓬皮杜和病人或同事之间的关系。受父亲的影响，阿兰·让·蓬皮杜在与下属共处的时候，非常注意贴近他们，跟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参考资料：

1973年9月，乔治·蓬皮杜访问中国，他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的迎接。而毛泽东主席则是没按惯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而是在中南海自己的寓所会见了他。对毛泽东景仰已久的蓬皮杜不仅向毛主席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还将一幅艺术壁毯赠与毛主席。

蓬皮杜此次访华时已身患癌症，而同样饱受癌症晚期之苦的周总理亲自对接待工作进行周密安排。尽管政务繁忙，周总理还是从北京市到外地，全程陪伴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总统后来多次感言称，周恩来是他所见过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位。

蓬皮杜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还同意以中国政府名义赠送法方一对大熊猫。此外，周恩来在北京陪同蓬皮杜参观了天坛的祈年殿、回音壁、皇穹宇等。1973年9月15日，在周恩来亲自陪同下，蓬皮杜乘专列前往大同市的云岗石窟参观并询问石窟的历史和保护情况。第二天上午，蓬皮杜来到杭州市游西湖，参观了花港观鱼和三潭印月。9月17日上午，乔治·让·蓬皮杜登上上海大厦顶层观看上海全景。蓬皮杜返回巴黎后，在记者招待会上高度评价了这次访问。此外，中法双方还决定签订海运协定，扩大航空运输合作。

乔治·让·蓬皮杜来到拉丁区后，他经常穿梭于先贤祠广场和奥德翁剧院广场之间。当时他只有18岁，在圣米歇尔大街的一家书店里，他被马克斯·恩斯特的原版拼贴画《女子头像百图》所深深吸引。这是由安德烈·布勒东创立的超现实主义的最早作品。乔治·让·蓬皮杜喜欢和年轻女性交流。1930年3月，乔治·让·蓬皮杜给女演员瓦伦丁·泰西耶写了一封信：“小姐……我只请求您给我一张您的签名照。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看到最美丽的阿尔克墨涅了。如果说阿尔克墨涅是希腊最美丽的女人，那您就是最美丽的阿尔克墨涅……小姐，对于我这样的一介书生，您就是美丽、智慧和诗歌的化身。”

1930年12月20日，乔治写信给他的朋友罗贝尔·皮若尔，讲述自己对于生命的看法。此时他对艺术已经非常着迷：“我总结唯有三件事可做：艺术、行动和爱情。乔治写给朋友罗贝尔·皮若尔的几乎所有信件都表现出他对十九世纪被咒诗人的热爱，唯独1931年3月的一封信有些不同：“我读了夏尔·波德莱尔那本著名的《浪漫派的艺术》，如果你想了解文学评论是什么，而不在乎从中能了解多少欧仁·德拉克罗瓦等人物的话，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会购买这本书）。此外，乔治充满挑衅地批判了当时的文学状况：“非常糟糕。自古以来，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偶像，可以不理会‘老家伙们’的不理解。但现在谁能当此重任？没有这样的人。诗人不存在了，小说家很平庸，戏剧也极端无聊。我最近看了于勒·罗曼的剧目《克诺克》，台下观众嘘声一片，作品非常一般。”

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双面蓬皮杜：1928-1974书信、笔记和照片》面世。本书由乔治·蓬皮杜之子阿兰·蓬皮杜和传记作家埃里克·鲁塞尔编选，史利平翻译，除了通过乔治·蓬皮杜与夏尔·戴高乐等人的通信，再现战后法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幕后故事外，还收入他与法国文豪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安德烈·马尔罗等人的通信往来，展示了乔治·蓬皮杜在文学、艺术上的独特造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躲避战火，很多法国杰出的艺术家都去美国了。战后，他们返回法国，把他们的画作也都带回来了，这其中也包括一位中国画家——赵无极。乔治·蓬皮杜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朋友，于是就有了建设一个艺术中心的想法。艺术中心的建设地点是乔治·蓬皮杜选择的。它在巴黎的市中心，旁边有歌剧院、国家图书馆还有巴黎圣母院，其实当时它只是个停车场，周围一片混乱。为了征集艺术中心的建设方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评审委员会，举办设计竞赛。委员会共收到681份设计方案。乔治·蓬皮杜对于这个建筑的用途提了很多建议。1977年，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正式开放，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按照蓬皮杜的设想在经营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平均每天能够接待3万名游客。

“历史上没有幸福的人民，因此乔治·让·蓬皮杜希望历史学家不要对乔治·让·蓬皮杜的任期有太多的评价”（墓志铭）。

蓬皮杜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时隔近半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心中的乔治·蓬皮杜还有另一个面向——现代艺术的象征。由他倡议兴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与卢浮宫齐名。（澎湃新闻评）

蓬皮杜出任总理期间正好赶上法国经济腾飞“黄金30年”，对很多法国人而言，他的名字和20世纪的法国工业化密不可分，代表着创新和现代。（欧洲时报评）

在法国现代史上，蓬皮杜虽然被人称作夏尔·戴高乐政治遗产的继承人，但他本人却是一位颇显另类的法国总统——他投身政治，却渴望自由的生活；他是政治家，却有着广泛的个人爱好和高雅的艺术品位；他保持了对戴高乐将军的忠诚，却也坚守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他博览群书，热爱文学与艺术，喜欢旅行和电影，在他的生活中，美丽而优雅的女性始终占有着重要的位置。蓬皮杜曾经做过六年内阁总理，五年法国总统，与戴高乐强硬而不妥协的政坛强人形象相比，蓬皮杜审慎、细致、三思而后行，其执政风格更具亲和力，也更加贴近一般民众，给戴高乐主义增添了一些人性的色彩。（现代快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