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平市（今北京），祖籍南皮县（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中原地区当代作家、学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艺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王蒙”是其父的朋友何其芳，根据法国小说《茶花女》中的主人公“阿芒”所起的名字。1940年，王蒙在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就读，中学在北京四中就读，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1949年，王蒙开始了文学创作。1953年，他开始撰写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1956年，他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部作品大胆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迅速引起轰动，但也让王蒙于次年被划为“右派”。1958至1962年王蒙在北京郊区劳动。1963年，王蒙被派遣到新疆，在新疆伊犁伊宁市生活工作。七十年代后期王蒙复出文坛后，迅速切换了写作的题材和人物开始以意识流的创作手法进行写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在1979年正式出版，1986年，王蒙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职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989年，王蒙辞去文化部部长之职，专心创作。1990年初冬，王蒙开始构思写一部一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这也成为后来的《季节》四部曲和自传三部曲。2011年12月，王蒙被武汉大学文学院聘请为名誉院长和讲座教授。之后被接连聘为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和伊犁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同年10月1日，王蒙与新夫人单三娅结婚。2020年，50卷本的《王蒙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计近2000万字。2023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王蒙文学创作70年座谈会暨《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发布会”在中国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2024年10月29日，王蒙《在伊犁》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何家槐，写作题材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文艺评论、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等，主要艺术手法也以意识流为主，其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原地区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是当代作家中研究红学的杰出代表。

王蒙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2019年，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同年9月23日，王蒙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0年出版《王蒙文集》（新版）50卷，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23年4月13日，凭借《从前的初恋》获得“2022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24年4月26日，“以文立心，与光同行——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上的特殊意义奖项“2023年度致敬作家”，授予了王蒙。

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平市（今北京）。“王蒙”是其父的朋友何其芳，根据法国小说《茶花女》中的主人公“阿芒”所起的名字。王蒙从小家中父母不和。王蒙说自己没有童年，也从来不愿意谈自己的童年。1940年，王蒙在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就读，中学在北京四中就读，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组织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王蒙在北京市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的区委会工作。

1953年，他在共青团东城区委当干部的同时，开始撰写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描写50年代初期几个女子中学学生在新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兴奋和困惑。受“反右运动”的影响，该书到1979年才出版。1955年，王蒙创作短篇小说《小豆儿》，讲述了一位少先队员大义灭亲的故事。1956年发表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原名叫《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个名字一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复，小说勇敢、敏锐地触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抨击了基层领导机构和干部身上存在的思想僵化状态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其大胆干预生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迅速引起轰动。小说发表后不仅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在青年读者中也产生了很大反响。据说仅《文艺学习》一家刊物就收到300多封读者来信肯定这个作品。1956年12月开始，《文艺学习》连续数期刊登了数十评论文章，用来讨论这篇小说。全国其他一些重要报刊如《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甚至《新华半月刊》都先后参加了讨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勇敢地、敏锐地触及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抨击了基层领导机构和干部身上存在的思想僵化状态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其大胆干预生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不久作品受到错误批判，并使王蒙于次年被划为“右派”。1957年1月28日，王蒙与崔瑞芳结婚。

1958年至1962年期间，王蒙在北京郊区劳动。1961年，王蒙成为“摘帽右派”。1962年，调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任助教。1963年，王蒙调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在新疆期间，他曾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农牧地区劳动锻炼长达7年之久，和农牧民朝夕相处，不仅体验了少数民族生活，而且还学会了维吾尔族语言。1973年调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局，翻译了《在奔腾的伊犁河上》等作品。1975年到自治区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王蒙于1979年6月调回返回北京。1979年-1982年期间，是王蒙创作的井喷期。1978年，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队长、书记、野猫与半截筷子的故事》。1979年，王蒙发表小说《说客盈门》，这部讽刺当年“走后门”现象的短篇小说向世人昭告王蒙回到了北京。同年6月，担任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1979年，王蒙完成于22年前的《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青春万岁》平均每3年就重印一次，从未中断，至今仍摆放在书店的青春文学栏目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长销书”。1981年，由《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剧本《初春》，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电影新作》上。这部作品在1983年被改编成电影并公映。次年《青春万岁》荣获苏联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纪念奖，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走出了国门并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电影之一。

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职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989年，王蒙辞去文化部部长之职，专心创作。1990年初冬，王蒙开始构思写一部一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这也即后来的《季节》四部曲和自传三部曲。《季节》系列的《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分别发表于1992年、1994年、1997年和2000年。2000年，王蒙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002年开始，王蒙先生先后担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2005年2月，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二十次主席会议，通过王蒙任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同年3月，王蒙就如何发挥文史资料作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政协文史资料馆”的建议，随后向全国政协领导同志上报了相关材料。5月，王蒙参加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第十九届钱穆学术文化讲座”，先后作了《谈中华传统诗词》《语言的功能与陷阱》和《红楼梦中的政治》三场主题演讲。

2010年1月，王蒙出版《庄子的享受》《老王系列》(幽、有、友、幼四本) 等著作。同年5月22日，王蒙到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讲课，并受聘为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时任学校党委宋培基副书记代表学校向王蒙颁发了聘书并佩戴校徽。2010年11月15日，王蒙荣登“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同年，王蒙和郭敬明做客北京卫视一档名叫《书香北京》的节目，在夸郭敬明“聪明、谦和、语言好”后，又不客气地批评他“爱堆砌华丽辞藻”、“文章华而不实”等，最后他还点了郭敬明的死穴：太做作。2011年12月1日，王蒙接过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李健颁发的聘书，佩戴上校徽，正式成为文学院名誉院长和讲座教授。副校长黄泰岩主持聘任仪式。2012年6月，出版《中国天机》。12月，王蒙受聘成为东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并做了题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主题演讲；12月20日，王蒙接受了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文化吉林》杂志主笔董喜阳的专访，题为《古稀王蒙:光荣与信仰》，并为《文化吉林》杂志题字。

2013年4月，王蒙出席参加了在位于海口市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第23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闭幕式，同年出版了作品《这边风景》。10月1日，王蒙与新夫人单三娅结婚。2015年，王蒙因长篇小说《这边风景》首获茅盾文学奖，这是新疆生活16年给他的馈赠。70万字的《这边风景》被人们称为中原地区当代文学中“《清明上河图》式的民俗画卷”。

2017年12月，王蒙《奇葩奇葩处处哀》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在新作《生死恋》的序言中，王蒙写道：“王蒙老矣，写起爱情来仍然出生入死。王蒙衰乎，写起恋爱来有自己的观察体贴。有一种说法叫成长到死，那么小说也可以创造到老，书写到老，敲击到老，追求开拓到老。”2020年，50卷本的《王蒙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计近2000万字，该著作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同年，《青春万岁》被收录进新中原地区70年70部作品典藏丛书中。2021年10月1日，参加2021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庆晚会，表演节目《红色之美·爱我中华》。次年，担任电视剧《这边风景》的编剧。同年6月10日，“中俄作家俱乐部”发布会在莫斯科举行，并举行了首场活动，王蒙作视频致辞。

2023年4月13日，王蒙凭借《从前的初恋》获得“2022年度青花郎·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同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王蒙文学创作70年座谈会暨《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发布会”在中国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90岁高龄的王蒙来到现场，对活动的举办及文学界、亲朋好友的光临表示感谢。此外，“新中国文学的‘金线与璎珞’——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也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面向公众开放。同年，推出最新中篇小说集《霞满天》。2024年4月26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主办的“以文立心，与光同行—2024《当代》文学颁奖盛典”在河南郑州举办，特殊意义奖项“2023年度致敬作家”由王蒙获得。2024年10月29日，王蒙《在伊犁》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王蒙表示，《在伊犁》一书讲述的是他40年前的一些特殊经历，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令人难忘的青壮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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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的小说具有广阔的时空，时间从清末到新时代，横跨三个世纪之远，空间从南皮县乡村到北京四合院，从新疆到美国和欧洲大陆，再到中原地区东南部工业园，全球化之开阔和小山坳之逼仄，都有精致的描绘。这样如此壮大宏阔的历史舞台，王蒙以时间巨笔书写了人间的悲喜剧。

《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王蒙5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评论家用“青春体小说”来概括它们，指出它们的审美焦点是“强调青春的力量和新生的喜悦”。青春、集体、革命是王蒙50年代小说主题和精神上的主调，但是如果单方面强调这一激昂向上的主调，无视或忽略这些小说中与主调对话的“副调”，即对生活的日常性、人生当中的世俗责任的担当及家庭、个人在社会中的正当性的肯定，就是对这批小说的一个误读，无法为王蒙小说思想的发展找到可解释的发生学的渊源。《青春万岁》像它的篇名所指示的一样，是一首青春的抒情诗，欢乐、激昂是它的主调，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同代人和后代的读者将它看作50年代时代气氛的一个象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主题上是《青春万岁》的继续和深化，理想与现实，青春期的光明、热烈与成年世界的事故、冷漠构成强烈的对比，两个世界、两种主题的对话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强烈程度得以展开。

57年的“反右”、58年的大跃进、59年的“反右倾”、60年代初的大饥荒、持续10年的“文革”，这些发生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大悲剧是对50年代“文学中的光明梦”的无情的嘲弄与反讽。作为“57族”的一个成员、作为经历了与文学中的“光明梦”完全不同的现实中的“创伤”的一个作家，王蒙在70年代后期“复出”以后小说创作的语境与50年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莫定了他50年代小说理想主义主题、光明、热烈基调的那一现代性经验已经不复存在了，相反，那批50年代的“年轻人”却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走入“炼狱”，经历一场又一场黑色的风暴，目睹着人性中丑陋的一面，那么，以这种'创伤”经验为基础，王蒙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变化。王蒙在70、80年代的创作有两组作品特别引人注目。一组作品是从《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到80年代以“意识流”形式出现的短篇小说，如《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等。另一组是以《布礼》、《蝴蝶》《如歌的行板》《杂色》《相见时难》为代表的中篇小说。

20世纪的90年代，王蒙相继推出了《恋爱的季节》(1991年)、《失态的季节》(1994年)、《踌躇的季节》(1997年)、《狂欢的季节》(2000年)等四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它们被合称为“季节系列”。有的评论家所言，“季节系列”中“处处存有王蒙个人经历的烙印”，钱文身上留有郑波、林震、钟亦诚、周克等人物形象的影子，知识分子与革命仍然是这-“系列”的核心主题。因此可以将“季节系列”看作“年轻人”传记系列的有机组成部分，是50年代“青春体小说”和80年代“考验小说”之后的有效接续。就小说的规模、主人公经历(经验)的复杂、完整而言,“季节系列”可以看作“年轻人”传记系列的一个集大成。

不仅由于篇幅的巨大，使其主人公以纪年的方式经历着历史(当代史)的考验，而且由于90年代写作语境的变化，王蒙对历史的思考获得了新的思想契机，“季节系列”比此前的“青春体小说”和“考验小说”无论是在主题形态上还是在文体形态上都要复杂得多。别林斯基说过:“长篇和中篇小说是最广泛的、包罗万象的一类诗(文学)”，“在这里，虚构与现实、艺术构思与单纯但须真实的自然摹写，可以更好的、更贴切地融会在一起”“长篇和中篇小说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性能以充分发挥的余地””。毫无疑问，“季节系列”正是这样一类“包罗万象的诗”:现实与虚构、艺术想象与对自然的摹写，不仅如此，有时有滔滔如江水下泄般的议论，有时也有精致的、蕴涵丰富的故事、寓言、象征。几乎一切手段，叙事、抒情、议论都得到运用:众多的微型文体，抒情诗(古典诗词、现代诗、中外歌曲)、日记、故事、寓言、语录、格言、警句等等都杂其间,季节系列”成为名副其实的“杂文体”，它几乎涵盖了王蒙艺术创作的所有形式，的确“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型能以充分发挥的余地。”

“季节"之后是《青狐》，《青狐》的背景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正处于"思想解放"兴奋期的首都文坛。面对1977、1978、1979、1980.作者不愿继续单独选用某个词语来概括了。在此之前,历史只是演绎强有力的导演的总体设计,共性超过了个性。现在,历史导演的巨手收回甚至开始休息了,闪身而出的是千百万不受节制的群众演员,他们身上虽然还带着历史的烙印,但新的人性因素像核聚变一样爆发出来。个性--首先是“觉醒"了的个人重新参与历史、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压倒了以往的共性和被动性,任何一个词语都无法概括这个充满更多可能性的“新时期”。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作者放弃了“季节系列'的命名方式。

《青狐》的背景是"思想解放"前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主角是文艺界特别是文学界纷纷"复出"的精英们,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文学的解放和新的可能性。小说主要场景就是一个又一个文学的聚会，一次又一次文学界的活动。这些聚会和活动的主题就是文学要不要解放,怎样解放,解放到何种程度由谁来解放,以及由谁来主宰被解放之后的文学。王蒙以他习惯的竭泽而渔巨细无遗的博士卖驴的笔法和不把事情说穿说透绝不罢休的“说话的精神",充分回顾也充分展览了七十年代未至八十年代初中原地区文学神圣家族中最流行最敏感最擅长的一整套话语谱系。

《青狐》是一部主要写文学家的长篇,是有关文学的文学性叙事。文学家王蒙对这个历史河流转弯处亲身经历过的文学运动的记忆和描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历史图景,差距竟然如此悬殊。他简直就是要有意识地重写或改写人们集体想象中的八十年代,重新塑造那个年代在文坛唱主角的文学精英们的群体形象!再没有回首建国初期甚至六十年代初期的历史时那样的沉醉,那样的投入,那样的诗情画意,那样的一唱三叹、低回不忍,那样地在似乎原谅一切之后发出宽容的微笑了。写《青狐》的王蒙戴上了一双洞穿一切的眼镜,让那些操着精英话语来收拾金瓯一片的复出的以及新冒出的文学天才们没有例外地显出原形,而他从中收获的,似乎只有恶毒的快意与难以解释的对历史与人性的质疑。

王蒙的小说创作既是关于当代中国历史历程的忠实记载,也是关于一代人心灵轨迹的生动呈现。当我们聚焦王蒙小说中的人学话语与人的形象谱系,会发现在革命、政治、历史、文化这些宏大话语之下活跃着的是个体对这些命题的认同与挣扎，在《青春万岁》(1953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布礼》(1979年)、《蝴蝶》(1980年)、《活动变人形》(1985年)、《季节》四部曲(1992-2000年)《青狐》(2004年)《生死恋》(2019年)和《笑的风》(2020年)这些重要文本中，清晰地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被缚”与“脱缚”的精神脉络,由郑波、林震、钟亦成、张思远、倪吾诚、钱文、青狐、苏尔葆、傅大成等构成的人物形象也内含着由“政治人’到“自由人”的形象谱系的历史变迁。1984年之前，王蒙的写作是高度政治化的写作,塑造的人物大多可归为“政治人”序列,《活动变人形》则是关于“政治人”的前史,它将笔触伸向文化传统的内部,探究人的精神生成问题。如果说林震、张思远、曹千里、钟亦成面临着理想、身份、信仰的分裂与认同这些心灵秩序的内部危机，那么，倪吾诚以及随后的青狐则面临着难以确认自我主体性的困境。《青春万岁》描绘了郑波、杨蔷云、李春等青年群体清澈明亮的精神风貌和饱满昂扬的理想主义激情。这是王蒙“政治人’形象系列的最初人格雏形,他们像春天里灵动的精灵,曼妙多姿,欢声笑语,隐含着“政治人”的全部人格密码和精神秩序。写于同一时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通过组织部新人林震融入集体的“不适”，写出了“政治人”最初的身份危机与精神焦虑。

在《蝴蝶》《布礼》《杂色》《相见时难》这些重要文本中，钟亦成、张思远、曹千里、翁式含的纷纷出场，使王蒙笔下“政治人”形象得到塑形。这些“政治人”有着颇为近似的政治信仰和历史观念，即无限忠诚于自己所属的集体，相信理想，感恩苦难，秉持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去理解历史遭遇。他们的革命实践中，又隐含着集体与个人、服从与超越、束缚与自由这些价值范畴的剧烈冲突。“政治人”的内在精神秩序是动荡、冲突、惶惑的。《蝴蝶》艺术地呈现了“政治人”在大时代中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性，张思远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形成的多重身份之间，倍感自我的飘忽和人生的恍惚。张思远的身份危机来自于“历史规定的个人角色的不确定性、起伏性、突变性乃至偶然性”。

如果从人物谱系的角度看，王蒙在20世纪50年代至新世纪之间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包括郑波、林震、张思远、钟亦成、钱文等在内的若干“政治人”形象。这些“政治人”大致是20世纪40-70年代中原地区“革命”实践的亲历者或参与者,他们信仰革命大多遭受了历史的厄运,但又怀着坚定的革命认同和光明追求，自我消化个体磨难，对历史的方向始终抱有乐观情绪。王蒙式的“政治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一种单向度、充满非理性和精神危机的人物类型，是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知识分子的某种症候式人格体现。他们的危机与困境体现在政治同化与自由冲动、革命伦理与生命伦理，以及个人与集体等范畴的冲突上。写于2000-2003年的《青狐》被视为王蒙的“后季节”作品，它以钱文的视角聚焦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治生态和文人生态，以女作家倩姑的悲喜人生作为主线，并串联起其他人物群像。人在历史夹缝中的荒诞生存和危机性精神处境，是这部小说的叙述重心。

“过渡人”一词描述中原地区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出现的人格类型，“过渡人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traditional-modern连续统）上的人。一方面，他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世界里；另一方面，他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由于转型期社会的‘新’与‘旧’的混合物，在这里，新旧两个‘价值系统’同时存在。他一只脚踩在新的价值世界中，另一脚还踩在旧的价值世界里。他不是静态的‘传统者’，他是‘行动中的人’。”

1984年之前，王蒙的写作是高度政治化的写作,塑造的人物大多可归为“政治人”序列,《活动变人形》则是关于“政治人”的前史,它将笔触伸向文化传统的内部,探究人的精神生成问题。如果说林震、张思远、曹千里、钟亦成面临着理想、身份、信仰的分裂与认同这些心灵秩序的内部危机，那么，倪吾诚以及随后的青狐则面临着难以确认自我主体性的困境。

倪吾诚是身处乱世，陷入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剧烈冲突的痛苦的灵魂。他留过洋，认同西方文明，并试图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引入这种文明，在家庭内部积极倡导刷牙、洗澡以及文明语言的新风尚。然而，由于现实生存的艰难和人们思想的守旧，加上他志大才疏，无法处理好家庭关系，他的价值观和新风尚得不到认可，反而成为人们眼中的“异类”和“西洋崽”，连妻子也骂他是全盘西化的“外国六”。倪吾诚处于无法安放自我的尴尬之中，他的自我主体性身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家庭和社会两个空间都面临着“失位”的境地。倪吾诚作为中国现代的一个典型的“过渡人”，面临着自我主体性确认的深刻危机，在社会和家庭双重失位的情境下，仍然高举理想之火炬。倪吾诚是痛苦的，承载着现代社会转型期新旧价值剧烈冲突带给知识人的苦楚和无所适从。在《活动变人形》中，倪吾诚、静诊、静宜都是“被缚的人”，他们渴望逃离和“脱缚”，却无法获得人的自主性和自由。

写于2000-2003年的《青狐》被视为王蒙的“后季节”作品，它以钱文的视角聚焦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政治生态和文人生态，以女作家倩姑的悲喜人生作为主线，并串联起其他人物群像。人在历史夹缝中的荒诞生存和危机性精神处境，是这部小说的叙述重心。

王蒙21世纪10年代末的作品《生死恋》（2019）和《笑的风》（2020）在王蒙的写作中是种异数，又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物类型与价值关怀。说是异数，是因为从人格类型来说，苏尔葆、傅大成这些形象溢出了王蒙“政治人”的经典序列，他们具有了区别于林震、钟亦成、倪吾诚和倩姑的独特秉性，即对自由的执倔渴望和为了自由决绝行动的能力。正是“自由人”这种人格类型的出现，开辟了王蒙人学话语的新叙事和新的价值向度。

在《生死恋》和《笑的风》两部作品里，王蒙围绕人的自由问题，通过苏尔葆和傅大成的婚姻变故，探讨人的选择和限制，自由与伦理，以及男性挣脱传统婚配获得婚姻自由后的真实状态，以此思考自由的边界和限度。《生死恋》和《笑的风》的写作时间比较接近，大致在2019-2020年之间，此时的王蒙已是之年的老者，经历了太多命运的沉浮起伏与人间是非爱恨，书写了太多关于人与政治、历史、文化纠缠的文学。那么多的人物中，为政治而活，为集体与崇高的理想、信仰而活，为传统而累，为旧式婚姻而累，为世俗而累，即使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彪悍的青狐这儿，在这个群魔乱舞的欲望化时代，她可以靠着写作才情声名鹊起，而她迷狂的情思与奔腾的欲望却无处安放。到了《生死恋》《笑的风》中，王蒙把爱的自由，选择的自由给了苏尔葆和傅大成。他们两个人同宗同源，都是“自由之子”，都渴望最大程度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苏尔葆用这份“选择的自由”把自己从杀伐决断、事事安排周全的立红那儿解放了出来，他还没有来得及拥抱新的婚姻和新的爱人，便孤独地死去。傅大成不仅挣脱了原本幸福的婚姻和贤惠的妻子，还与新爱缔结良缘，但携手经年后，爱与婚姻仍然走向了解体。可以说，《生死恋》和《笑的风》是王蒙写作里真正为自由张目，彻底把自由还给个体的文学叙事，两部作品都聚焦“自由的人”的行动和情感，探讨自由与代价的关系，以引起我们去思考自由的边界、自由的困境这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王蒙的意识流作品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照故事情节的先后次序或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的发展结构，而是以人物的意识的流动为结构纽带来组织作品。他摆脱了时空的限制，跳出了人物的现实生活，利用丰富的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多变的时空跳跃和蒙太奇式的跨越，将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向四面八方发散又收回，使得人物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更加丰满，更加真实，更加合理。例如，《蝴蝶》中的13个小标题代表主人公13段交错排列生活，通过张思远在小车里回忆的点滴，展现出不受时空限制、前后跳跃的自由心理结构。

具体而言，王蒙小说的意识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通过心理时间结构，让主人公的内心思想意识流动，渗透到过去和现在，扩大了跨度和规模。在《春之声》中，主人公岳之因铁轨噪声和闷车噪音引发的联想，突破了传统小说时空限制，在有限时空范围内反映了主人公广阔的生活面貌。此外，王蒙还运用了“内心独白”“内心分析”“蒙太奇”等写作手法，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清新的气息和新的创作。王蒙对于意识流手法的运用给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热潮的形成带来了积极影响。他的探索给子复苏的新时期中国文学带来了一股清鲜的气息，为小说创作在艺术上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王蒙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被称作“王蒙体”或“王蒙流”，他打开了一个语言潘多拉魔盒，最终甚至淹没了他自己的语言世界。这种反作用力冲破了文体的藩篱，使语言之流越过文体的堤坝，形成新的语言湖泊和状态流。他不仅打破了能指和所指的“牢笼”。王蒙语言革命和创新，让非小说的散布文化语言堂而皇之地进入小说的殿堂，尽管有人认为《春之声》《海的梦》不是小说，但王蒙坚信他所写的是小说。这一实践曾被认为是东方“意识流”的运用，但王蒙自己指出这种影响是吸收了其他文体的结果。他说：“小说首先是小说，它也可以吸收包括诗、戏剧、散文、文、相声、政论的因素。”这种多种艺术形式利用王蒙的小说模板性特征，使各种价值观念互相冲击。这种冲击让相对立的事物融合，如高雅与粗俗、高与卑下、城市与乡村、语言形式在一个文本空间里多元共存，形成了另一种独具特色的表达语言。

王蒙的作品，被公认为新时期文学中反讽最为成熟的作品，其言语中的戏谑成分，有着一种乐观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反讽语言艺术不仅在《名医梁有志传奇》《风息止》《莫须有事件》和《活动变人形》中，更在表达追求高理想精神态度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王蒙的语言虽然多源自他对昔日政治激情的失望，但也不乏对甜蜜岁月无法割舍的眷恋。话语与语境巨大的反差与反驳是王蒙的蒙政治反讽的来源。例如在《说客盈门》这部小说中，王蒙一些官方声明指示时虚伪却又含蓄遏制力的腔调，这种表达方式在干预他者的权利以及领导干部对沐浴新闻的最终表现时，引起了强烈的反讽。在他的小说中，“专制……代理”“是可忍，园不可忍”等语言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大字报”，人物看似高的语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批判和苛责，使读者感受语境间的诡异与戏谑。

虽然反讽是王蒙最擅长的语言表达方式，但他在他的“季节”系列小说中，这种讽刺与时代知识分子强烈的政治哀密不可分。王蒙为了创作和表达的需求，也利用现代汉语的形式对“离骚体”进行了模仿，这种传承中的创新被称为“骚体”。在《恋爱的季节》中，王蒙用排比他段落，重复表现哀怨情绪。在《活动变人形》中“我”的语言，《夏之波》中浓郁的政治反讽主义风格等，都体现了王蒙在讽刺语言之外低沉、暗淡、鲜明的抒情语。这些多样的表达方式，展示了王蒙语言艺术的精练和纯熟，以及他对复杂情况的分析。

王蒙擅长通过感官书写来塑造人物，尤其是听觉。王蒙心理小说系列对于小说艺术的主要贡献是:它避开了通常小说中那种对于小说人物的过多的外部的琐屑的无关紧要的生活现象的描写，通过人物心理的闪回、停顿、放大、延长、对比、重复、独白、对话等,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的纵深世界，人的纵深世界，并且通过人和人物的纵深世界来折射时代的风雨、社会变迁的面影。

以淡化故事为起点，以文本时间的变化为纲要以丰富的灵动的心理描写为主要特征，以言语的“情致”化为亮点,以揭示人的纵深的精神世界为目标,形成了王蒙小说艺术流光溢彩的风貌和动人心魄的力量。

《春之声》只是主人公岳之峰坐了一趟闷罐子车的部分心理过程,但却写出了他在时代转换关键时期的所思所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给人们所带来的希望。《夜的眼》也只是写主人公陈果在，个夜晚去找某公司领导人的家的过程,但也是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揭小了新时期开始时候的社会的诸多令人欣喜的变化和已经萌芽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风筝飘带》的故事也很简单，对从农村插队回城青作佳原和范素素为找一个地方谈恋爱而找不到地方的简单故事,但却通过他们的心理活动的描写·融示出新时期开始阶段社会转型的风貌·人们所怀的热切的愿望,和社会新生的种种问题。《蝴蝶》的故事看起来要复杂曲折一些.但具体故事被大大压缩,代之以张思远(张副部长)坐在吉普年返“乡路上的对叫忆、联想、自责、懊悔、寻找、火落、希望、期的种种心理活动的描写。

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系统研究，即1991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红楼启示录》和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活说红楼梦》等；二是评点——其实评点也是另一形式的研究——1994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王蒙评点》和200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王蒙评点(增补版)》。这两个方向集中展示了王蒙几十年来阅读、研究《红楼梦》的独特发现和心得。无论是在研究眼光、研究思路还是研究方法甚至研究术语等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个人特色和独到的学术建树。细究之，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三。

所谓“当代性”，并不是简单的时间意义上的当代阅读，而是体现了一种当代意识、当代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在诸多的《红楼梦》研究中，王蒙的研究无疑是最具有当代感的，它植根于当代文化语境和价值体系之中，体现了对《红楼梦》的当代阅读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王蒙《红楼梦》研究的当代性首先表现为研究视野和研究格局的开放性。一种破除了简单化思维定势拘的通变性，将《红楼梦》研究从一种相对狭隘、凝固的理论视野中解放出来，置于当代语境中进行新的观照、新的解读。王蒙在《王蒙活说红楼梦》的“前言”中，特别强调了“把《红楼梦》当作活书来读，当作活人来评”；“把《红楼梦》往活里说，把读者往活里而不是往呆木里说”。“把《红楼梦》往活里说”，当作“活书”“活人”，这正是体现王蒙的当代视野和当代价值理念。

王蒙对《红楼梦》的研究，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人生性和文学性。特别是前者，更是成为王蒙《红楼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也是最能显示王蒙的思想家特色和精神深度之所在。“人生性”是王蒙对《红楼梦》的一种新的概括，“《红楼梦》就是人生”，“《红楼梦》里有真人生，充满着人生”。其实，王蒙的《红楼梦》研究，同样充满着一种人生性，一种生命感(或生命意识)，一种建立在这种人生性和生命感之上的理解和相通，实际上这也正是王蒙“活”说《红楼梦》的“活”的含义。离开了这种生命意义上的理解和相通，任何的“考据”、“索隐”、研究与发现都未免显得隔膜和呆气。因为，《红楼梦》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恰就来自于这种人生性和生命感。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把《红楼梦》研究变成了一门学问，结果越做越呆，越做越缺乏灵气，恰恰忽略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这种与生命相通的一面。王蒙曾在文章中批评胡适“老是背着中西的学问大山来看小说了，沉哉重也!”其实，“背着中西的学问大山来看小说”特别是来看《红楼梦》的又何止胡适一人，将《红楼梦》从“学问”中解脱出来，恢复它的生机和活力，重新赋予它以新的人生性和生命感，应该成为当代《红楼梦》研究的一个方向。对此，王蒙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王蒙的《红楼梦》研究，另一重要的特点是经验性，即体现出来的作家意识。所谓作家意识也即作家眼光、作家情怀，这主要表现在《红楼梦》的“文学性”研究方面。王蒙在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时，第一条即是“从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出发”。其实，不单是王蒙的文学创作如此，王蒙的《红楼梦》研究，也同样是从“经验和感受”出发的。王蒙在《王蒙活说红楼梦》中所强调的“通”，除了表现为这种“人情世故”“事体情理”的相通性以外，还表现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王蒙对作为小说的《红楼梦》与小说家曹雪芹的一种心灵相通。以小说家理解小说，以小说家理解小说家，是王蒙的优势和特长，也是王蒙与一般“红学家”不一样的地方。

以上资料来源：

从1957年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年仅22岁的初出茅庐的王蒙就开始了对小说艺术的探险。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读他的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2000)，始终觉得他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的不倦的探险者。有许多中国作家都在探索着小说的叙述艺术，但在我看来，没有一个作家能像王蒙这样多方面地领小说艺术革新风气之先。——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童庆炳评

如果后人需要从文学中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史，了解这一段少年青春是怎样在时代的和自我的风暴中发生蜕变，是怎样在与现实的淤泥拥抱中变得污浊不洁，又是怎样在千疮百孔的惨剧以后变得成熟、丰富、藏污纳垢而又有容乃大，那么，王蒙的作品会是最理想的读物。对于当代中国这一庞然实体的复杂多难历史，在中原地区作家中并不缺少严竣的书记官，也不缺乏它的歌功颂德之音，但说到要在艺术审美领域树立起这个时代风范的纪念碑作品，实在是非王蒙莫属。——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思和评

王蒙的小说是不是思想大于形象呢?有的是，有的不是。《春之声》和《海的梦》，思想大于形象;《风筝飘带》和《蝴蝶》，形象并不模糊。而《深的湖》和《相见时难》的主要人物形象，是具有鲜明个性，有血有肉，活的，真的，闻其声如见其人的。王蒙的大多数小说，是写人的，刻面形象的;只是由于他在小说中常常触景生情，抒发感想和驰聘联想，妙语连珠，颇多警句，因而造成错觉。但是，他不同于那些喜欢自己跳出来在小说中发表演说，阐述高论的作者，忘记了恩格斯的教导，忘记了观点越隐敞越好，领向性应该从情节和细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王蒙那些思想机敏、言词犀利的感想和联想，是从小说的人物身上和情节中生发出来的，因而并不违反艺术特征，也是形成他的艺术特色的组成部分。——中国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评

王蒙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抒情笔法，使某些章节段落更近似诗歌和散文，抒发了那个特殊年代赋予青年人的热情。小说里的人物像当年生活里的中学生一样天真可爱，她们有着各自独特的性情、爱好，心中燃烧着爱党、爱祖国，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青春热情。小说为解放初期的中学生活留下了一份真实生动的写照，反映了党的阳光雨露和社会主义文艺的乳汁怎样哺育了一代人的成长，在他们稚嫩的胸膛里播下了真理的种子。——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评

王蒙引起世人的关注，其实并不仅仅是他的小说，坦率地说，他的小说缺少汪曾祺那样的经典性和纯粹性，他的诱人的地方，是他的生命形态里系着中国政治风雨与文化动态，他的言行折射着这个时代的矛盾、困苦乃至蓬勃的生命力。无疑，王蒙是八九十年代中原地区作家最具魅力的人物之一。他不像平民作家那么单一、也不像先锋艺术家那么孤独、超然。他身上折射着太复杂的因素：政治的，文化的，艺术的……——鲁迅研究家孙郁评

王蒙是一个丰富的，复杂的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综合性的，不单是小说方面，还有诗歌散文，比较文学以及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在齐头并进的多个方面及前沿地带。他作为前辈给我的突出感觉是学习，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词，但其实不然。贾平凹在一个场合说过：我是一个农民。王蒙就说如果任何人都给自己一个定义的话，我想我自己是一个学生，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让我对他充满敬意，因为这绝不是虚假的谦虚。这要比他说自己是一个学者来得真切。历经苦难后永不言败的激情、活力、情感、智慧、燃烧，这些词用在他身上并不过分，这些都是令人感佩的。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铁凝评

讨论王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是如此复杂的一个人，光看他的称谓就有着许多的不可思议，既是作家，又当过官，甚至还当过生产队的队长。——河南省作家张宇评

王蒙在新时期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激情、最有创造力的作家之一。　——时任北大教授严家炎评

用一个词来形容王蒙的创作道路就是“风雨兼程”，他是新时期最活跃的、始终处在生长攀登状态的一个代表，这是作为作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的创作在内容上，既有一种触动感情的自由抒发，也有对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思考。从对王蒙文学研究中，我们可以派生出不同的切入点。——时任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评

王蒙作品中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就是通过文字透露出来的文学内涵和语言感受。文学的内涵或许需要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苦难的理解，而他的小说在语言上则有一种震撼力，就好像集束炸弹轰炸带给人的感觉。——河南省作家周大新评

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创作何家槐，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中国日报中文网评

崔瑞芳18岁时，在北京女二中读书，被临时调到中共东四区委协助做文书。王蒙从团市委调到东四区团区委工作。1957年1月，两人的婚礼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婚宴是自家的炸酱面。

2013年，王蒙第一任妻子离世，在友人的关心下结识了《光明日报》的资深知名记者单三娅女士，两人一见钟情，一见如故。10月1日，王蒙与单三娅结婚。

王蒙在新书里的《明年我将衰老》一文中写道：“2013年对于我是重要的，这一年，怀念着也苦想着瑞芳、万念俱灰的我在友人的关心下结识了《光明日报》的资深知名记者，美丽秀雅的单三娅女士，我们一见钟情，一见如故，她是我的安慰，她是我的生机的复活。”去年3月，与王蒙相伴60载的第一任夫人崔瑞芳去世，王蒙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泪流满面，不仅题写两首悼亡诗《赠爱妻》，甚至现场下跪作别。王蒙称崔瑞芳的逝去让他感到“天塌地陷”，“我完全没有可能独自生活下去。三娅的到来是我的救助，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而与新夫人的结合让他不禁在书中欢呼：“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2007年9月，王蒙不避郭敬明抄袭的问题推荐他加入中国作协。谈到自己和陈晓明一起介绍郭敬明加入作协，王蒙称，郭敬明之前是否抄袭和他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是两回事，成为作协会员只是说你从事了这个行业的工作，事实证明你有能力胜任。简单地说，你能写书，能出书，有读者看，这就行了，这不是把他推举为道德楷模。

2009年10月19日，中国著名作家王蒙十八日在法兰克福文学馆举行的一场演讲中说，“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与之相反，网上有声音认为中国文学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差的时期。

2014年5月1日，王蒙文学艺术馆在四川文化艺术学院落成并开馆。

2019年10月17日上午，王蒙文学馆在中国海洋大学揭牌。

2014年11月17日，在著名作家路遥逝世22周年纪念日，包括王蒙在内许多名家名作被指是“不够资格”获得将于12月3日路遥生日时公布最终结果的以路遥名字命名的民间文学奖“路遥文学奖”。王蒙的晚年长篇作品《闷与狂》，在路遥文学奖的评委中遭遇了冷遇。

2016年12月20日，在“汉语盘点2016”仪式上，著名作家王蒙“炮轰”网络上的一些流行词语。直言“有些词让我特别的反感，比如‘小鲜肉’，哪怕你直接谈对性的欲望都比谈‘小鲜肉’好听，可是我没有权利，也不能制止这些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