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绮云（1904年3月—1949年9月6日），原名宋元培，字复真。江苏邳县人。原中共西北特支委员。

1904年3月，宋绮云出生于江省苏邳县八路乡（今邳州市八路镇）堂村。父亲宋桂藻，母亲吴氏，家境贫寒。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今江苏省淮阴中学）。1926年，宋绮云经郭子化引荐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秋，宋绮云担任邳县县委书记，深入各地宣传党的主张，全县党员发展到200多人。同年10月，宋绮云与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兼妇女会会长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1929年冬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投往杨虎城部。1931年任第十七路军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5年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宋绮云对杨虎城部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出了积极贡献。1939年任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政治教官。1941年9月16日，宋绮云被军统特务逮捕后，秘密关押在西安小雁塔的军统看守所。两个月后，徐林侠和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宋振中也被诱捕入狱。1941年12月，宋绮云一家三口由西安市转押到重庆白公馆监狱。1943年3月，又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9年9月6日，宋绮云被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在党和军管会的关怀下，12月11日搜寻到宋绮云、徐林侠及宋振中的遗体，之后成立治丧委员会。1950年1月15日，举行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的追悼大会，邓小平、刘伯承等西南党政军及各界人士1000多人亲临致祭。2月7日，宋绮云一家三口下葬至长安区韦曲乡烈士陵园，墓穴位于杨虎城左下侧。

《红岩春秋》刊文称：“宋绮云促成中共党史上第一份军事统战协定——《汉中密约》，陕军不再与中国工农红军为敌，免除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腹背受敌之忧；他是西安事变的舆论宣传主导者，为报纸撰写社论和时评，向社会各界说明兵谏实情。”中共祁县党史办公室编著的《忆宋绮云烈士》中称：“永远不忘记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捐躯的先烈们——宋绮云烈士，永垂不朽。”

宋绮云，原名宋元培，字复真，1904年3月出生于江省苏邳县八路乡（今邳州市八路镇）杲堂村的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宋桂藻，为地主家做长工，母亲吴氏，终年劳累，不得温饱。全家六口人，宋绮云排行老四。因聪明好学，全家省吃俭用，送他上学。

1917年，宋绮云就读于离家十多里的土山阳小学。192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今江苏省淮阴中学），当时江淮地区为军阀马玉仁所盘踞，六师校长徐慕社，思想守旧，吹捧马玉仁。宋绮云登台讲演，列举军阀罪恶，据理驳斥他的谬论，受到同学的赞扬。1921年暑假期间，宋绮云和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进步学生郭子化、丁毅忱、李觉民、吴钟英等，在郭子化家中聚会，研讨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绮云表示，当前的国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外来列强，肆意欺凌，内忧外患，唯有革命才有出路。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六师全校师生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宋绮云在大会上发表言论，并对临时执政的段祺瑞误国殃民行为作了义正言辞的指责。1925年6月，宋绮云从学校毕业。之后，返回邳州市，任县立土山高小国文、历史教员。课堂上，他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民主思想，启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11月，宋绮云接到同乡好友郭子化的来信，约请他到武汉参加革命。他当即辞掉工作，前往武汉。之后经郭子化引荐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施存统、恽代英等一批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宋绮云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7年3月，经郭子化介绍，宋绮云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5月，被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叶挺指挥的讨伐夏斗寅叛军和追击杨森部队的战斗，回师武汉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军官教导团。

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为保存革命力量，一批身份暴露的中共党员离开部队。宋绮云和石玉如、张凤石来到南京。8月3日，部队到达九江时，南昌起义部队已经撤离。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指示一批党员返回原籍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宋绮云和石玉如、张风石等被组织派遣到南京，与南京地下党员康靖人、郭清洁、曹冷泉等秘密成立中共南京地下党的第一个小组——清凉山小组。之后党中央派孙津川来南京整顿党的组织，在浦口南面芦苇滩里，召开中共南京市扩大会议，主要研究了党在当时形势下的工作，并提出“不遗余力地打入敌人内部，保存力量，坚持斗争”的行动方针。宋绮云由组织安排在南京伪警察局任警察大队长，以便掌握敌情，掩护斗争。

1928年春，南京党组织遭到破坏，蒋介石决定逮捕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宋日昌的密令恰好落在宋绮云之手。他连夜赶到宋日昌的秘密住所通知转移，使蒋介石逮捕计划落空。组织鉴于宋绮云也有暴露身份的危险，于是调他离开南京。

1928年5月，宋绮云受党指派返回邳州市，参加以李超时为首的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的领导工作。在李超时、徐丽芳（后改名徐林侠）的帮助下，当上了公安大队二中队长。不久，宋绮云、李超时等人建立中共邳县特支，后扩大为中共邳县县委，宋绮云任县委书记。在宋绮云的领导下，邳县县委大力发展党员，组织农民开展打土豪的农民运动。在此期间，他同徐怀云、宋学珍等人在警备大队发展了40多名共产党员，他还深入各地区，了解民情，宣传党的主张，全县党员发展到200多人。同年10月，宋绮云与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兼妇女会会长徐丽芳结为革命伴侣。

1929年1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监察委员段木到邳州市镇压革命力量。段指使刘峙部于拂晓包围了县城，逮捕了教育局总务主任李培南、县立中学校长佟虚吾等六人。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宋绮云不顾个人安危，连夜步行150余里，赶到铜山区，在贺村佟虚吾家中商讨营救办法，后又赶到东海县，向中心县委书记李超时汇报。不久，宋绮云带着党的指示，返回邳县。宋绮云回到邳县后，部署斗争策略．安排已暴露身份的党员隐蔽转移。此阶段，反共活动较多，双方斗争形势复杂。

同年7月底，邳县党组织又遭第二次大破坏，县委委员徐林侠、县教育局局长戴蔚侠等11人被捕。宋绮云外出活动归来，刚进入县境便被发觉，武装军警跟踪而至。他昼伏夜出，机智地应付着越来越复杂的局面。为了保存力量，宋绮云接到上级关于“所有暴露身份的同志都要离开家乡”的指示，召集尚留在县境内的党员李觉民、宋学珍等会面，布置安排了转移工作。

1929年秋，宋绮云迫于敌人严密搜捕，离开家乡潜赴北平市，等待组织重新分配工作。在中共党员刘亚民的帮助下，宋绮云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课余时间为《大公报》撰稿。同年12月，宋绮云来到河南南阳，通过中共党员郭乐山、蒋廷松的引荐，见到了率部从山东省开赴南阳的杨虎城。宋绮云满腹经纶，得到杨虎城赏识，担任《宛南日报》总编辑。

1930年11月，中原大战后，杨虎城奉蒋介石之命率师返陕，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绮云随其来到西安市，任第17路军宣传处宣传科长兼省政府秘书。蒋介石为控制大西北，派兵驻陕西华阴、华州区一带，在潼关县设立行营，任命亲信顾祝同为行营主任。顾祝同在西安创办《西北文化日报》，制造反革命舆论。

1931年夏，顾部被调离陕西前往“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北文化日报》为杨虎城所接收，改为第十七路军机关报，任命陈子坚为社长，宋绮云为副社长兼总编辑。此后的数年中，宋绮云在新闻战线上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西北地下党组织的要求，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将《西北文化日报》作为舆论阵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顾祝同在报社安插了不少特务和亲信，该报社被十七路军接管以后，这些人采用辞职、怠工、造谣等手段，企图搞垮报社。面对这种情况，宋绮云安排一批地下党员参加报社工作，乘机把这些人清除报社。《西北文化日报》每日发行五六千份，畅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并远销到南洋等地。另外，报社还办有《边闻通讯》《西北画报》《地下新闻》等刊物。

1932年夏，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反革命“围剿”。1933年元旦，全国各大报纸在中国国民党宣传机构的控制下，大肆吹嘘国民政府。唯独《西北文化日报》发表宋绮云亲自署名的元旦社论，《危机严重之新年》的社论剖析了蒋介石连年内战所造成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崩溃，特别指出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引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致使国难当头，生灵涂炭。

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工农红军第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利，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2月下旬，部队从汉中市穿越大巴山脉进入川北，迅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形成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责令四川省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委任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划拨20万军费、100万发子弹，“清剿”立足未稳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他还电令巴山北麓的陕军（即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配合川军，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在此形势下，争取和团结十七路军，就成为这次反“围剿”胜利的重要条件。

此前，由于甘肃省发生雷马事变，第十七路军主力孙蔚如的三十八军被调往甘肃，而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则驻防汉中市。夹击巴山红军本应由第一师承担，但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让三十八军与第一师换防，命其联手川军，进攻红四方面军。接到命令的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处置，或被取消三十八军番号；倘若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计。

在杨虎城进退两难之际，宋绮云根据中共上海特科指示和党的“一月宣言”（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精神，与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商议，让杜给杨虎城分析利弊，施加影响，不要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敌，造成两败俱伤，而要联合红四方面军，共同反蒋抗日。

宋绮云和杜斌丞一起说服了杨虎城，并派武志平同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促成十七路军孙蔚如部与红四方面军的谈判，于1933年6月24日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宋绮云还通过武志平给红四方面军送去了川、陕、甘、宁、青军用地图和情报资料，以及蒋军的口令、信号和密码本等。根据红四方面军的要求，宋绮云还通过在汉中市的武志平，建立了一条西南经汉中到川陕的红色交通线，全国各地报刊、通讯器材、医药用品等就通过这条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到被敌人封锁的红四方面军中，直到1935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为止。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受到杨虎城的欢迎。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负责人陈赓派谢华、徐彬如等到西安市，和在西安坚持工作的宋绮云一起，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谢华为特支书记，徐彬如、李木庵、金闽生、宋绮云、童陆生等为特支委员，宋绮云主要负责做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特支成立后，立即建立了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的公开领导机构——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会）。宋绮云担任宣传部长兼管部分总务，并创办会刊《救亡周刊》，在工人、学生、市民中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会师，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为了揭露中国国民党的阴谋，宋绮云连夜带领工人翻印“何梅协定”原文，并提笔撰写了编者按语，邮寄散发给西北各地学校及各界知名人士，促进了西北地区对国民党“妥协”的揭露和声讨，使国民党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发动兵谏，爆发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12月12日清晨，宋绮云参加草拟了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和给全国各地通电等文件，并连夜印发《号外》，在西安市城中免费发放。次日，宋绮云撰写《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何处是中国的出路》的评论文章，详细介绍了事变的起因，评价了“兵谏”的意义和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此后的几天里，宋绮云在《西北文化日报》上连续发表评论和文章，全面介绍事变的起因、经过，积极评价事变的实质和意义，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后，宋绮云接管中央社陕西分社、广播电台、《西安日报》等宣传舆论工具，积极营救被中国国民党特务机关关押的政治犯，继续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同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市，向张学良、杨虎城说明中共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到西安后做了大量工作，向西安党政军群各界详细说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答应停止内战等条件，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当时，宋绮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发表了《蒋离陕后我们应有之努力》等社论，反复论述依靠团结、依靠群众、依靠斗争、依靠武装逼蒋抗日的方针。这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鼓舞斗志，起到积极作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软禁。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西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1937年4月，特务对《西北文化日报》发难，纵火烧了报社，所有财务被洗劫一空，宋绮云被迫辞职。宋绮云、米赞沉等人处境十分危险。杨虎城建议他东渡日本留学，并资助2000元。6月28日，宋绮云到上海国际饭店参加杨虎城的饯行招待会，并准备去日本。然而，七七事变后形势骤变，全民族抗战爆发。宋绮云改变计划，由上海市回到西安市。同年11月，正在欧洲考察的杨虎城毅然回国，准备参加抗战。月底，杨虎城接到宋子文“嘱南昌市见”的电报，在戴笠的陪同下，前往南昌见蒋介石。到南昌后，即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软禁。

1938年初，宋绮云被党组织派往国共合作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由于人员不熟，权利有限，宋绮云难以有效开展工作。

当时，为进一步争取陕军，党在杨虎城旧部设有党组织，在其精锐主力38军设有中共工委，蒙定军任工委书记。鉴于陕军出兵潼关县，奔赴抗日前线，急需充实党的干部，蒙定军紧急请求党组织派遣与陕军上层有关系的党员来协助工作。次年11月，宋绮云至晋西南中条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政治教官。

1940年初，杨虎城被关押的消息传遍全国，宋绮云当即意识到自身的危险，就离开部队，全家搬离西安市，在蒲阳村暂避。1941年9月16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将去延安的宋绮云正在安排行装，保长带人来表示，乡镇府有姓藩的找他，将宋绮云挟持。徐林侠赶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并向孙蔚如求助，孙蔚如打电话找胡宗南，胡宗南说查不到宋绮云的下落。宋绮云被军统特务逮捕后，秘密关押在西安小雁塔的军统看守所。两个月后，徐林侠和尚在襁褓中的幼子宋振中也被诱捕入狱。

1941年12月，宋绮云由西安转押到重庆市“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白公馆监狱，不久，徐林侠母子也被转押到这里。

1943年3月，宋绮云一家三口被转押至贵州息烽集中营。1946年7月，宋绮云又被转押重庆渣滓洞看守所，次年移至白公馆。1949年，又被转押贵州省。面对中国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宋绮云在牢中写下了这首诗，“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宋绮云和妻子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磨难，但他们从未屈服，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出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后，接受中共和谈条件，给重庆市市长杨森下达了释放杨虎城的命令。2月，宋绮云和杨虎城两家又被押送到贵阳黔灵山麒麟洞。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统一杀掉。

同年8月27日，毛人凤与军统西南区负责人徐远举、周养浩等人密谋，先商议在贵阳附近公路边的荒僻处动手，因怕难以保密，就决定在重庆歌乐山秘密执行。9月6日夜，杨虎城一行从贵阳前往重庆，前后均由警特押运。杨虎城和儿子杨拯中及副官阎继明所坐救护车居中，宋绮云、徐林侠带着宋振中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杨拯贵及卫士张醒民随后。到重庆后，杨虎城和杨拯中在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惨遭杀害，宋绮云一行等相继遇害。宋绮云为中原地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时年45岁。

同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第二野战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着手安排调查烈士们的下落。之后在戴公祠的花坛里发现杨虎城父子的遗体，在松林坡发现宋绮云一家三口的遗体，成立治丧委员会。

1950年1月15日，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在重庆中华路青年馆隆重举行。社会各界代表1000余人参加，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等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同志亲临致祭。1月30日，杨虎城、宋绮云等烈士的灵柩运抵西安市。2月7日，陕西省在西安南郊风景区杜公祠，举行了杨虎城、宋绮云诸烈士的安葬仪式，宋绮云一家三口下葬至长安区韦曲乡陵园，墓穴位于杨虎城左下侧，随后又建立了烈士陵园以供人们瞻仰。

宋绮云历任河南省《宛南日报》总编辑，《西安日报》主编，第十七路军军报《西北文化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著有《何处是中国的出路》《辟“安内攘外”之谬论》《纪念总理与解救困难》等。

1932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反“围剿”失利，撤离鄂豫皖根据地。12月下旬，部队从汉中市穿越大巴山脉进入川北，迅速攻占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形成新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责令四川省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电令陕军（杨虎城的第17路军）配合川军，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接到命令的杨虎城左右为难，此时，宋绮云根据中共指示，与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商议，让杜给杨虎城分析利弊，施加影响，不要同红四方面军为敌，造成两败俱伤，联合红四方面军共同反蒋抗日。宋绮云建议由38军少校参谋、中共党员武志平为特使赴川北，完成联络使命。

1933年6月24日，两军在第三十八军参议王宗山家中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又称《汉中密约》。本次会谈后，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方面即刻兑现了诺言：赠以药品、松发油（可代擦枪油）、油墨等共17担物资和几份巴山地区的军用地图。

“红色交通线”由此诞生。从此，中国工农红军需要的军事情报、军用物资经汉巾源源不断送往根据地，中共一些重要人士也经此线护送到达目的地。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支持下，红29军在汉中成立，4个革命根据地应运而生，党和红军的影响日益扩大。《汉中密约》改变了红军命运。同时，杨虎城受共产党及红军影响，爱国抗战思想升华，为发动“西安事变”迫蒋抗日奠定了基础。

《陕西党史》刊文称：“《汉中密约》的达成，在客观上为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打击四川省主要敌人，扩大川陕根据地，克服经济物质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第十七路军的内部团结，加强了同蒋介石斗争的力量。”

《忆宋绮云烈士》中称：“永远不忘记为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捐躯的先烈们——宋绮云烈士，永垂不朽。”

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吊唁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次子的唁电中，特别提到对“秘书宋绮云夫妇等也先后惨遭毒手表示极为痛愤”。

宋绮云的墓址位于陕西西安市杨虎城将军烈士陵园，是西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杨虎城将军陵园建于1957年，背依凤栖原，北与杜公柯毗邻，环境优美，风景秀丽。墓的形制庄严，封土周围皆砌青砖。陵园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杨将军墓，左右为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的陵墓；下层为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与孩子小萝卜头、副官阎继明、警卫员张醒民的陵墓。

为纪念1925届校友宋绮云烈士命名的“绮云广场”绮云广场位于江苏省淮阴中学校内（时名为“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地址是淮安市清江浦区解放东路99号。广场前的雕塑是以校史馆里旧照为模板复刻，历时半年完成制作、运输和安装。以“绮云广场”的形式纪念着宋绮云，同时传承宋绮云的革命遗志。

小萝卜头纪念馆位于邳州市八路镇山脚下，2005年9月建成开放，建筑面积约2600平方米。纪念馆由主展厅、“一门三烈”塑像、红梅广场等组成，主要展陈宋绮云、徐林侠和“小萝卜头”宋振中被捕后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息烽集中营、麒麟洞秘密监狱时的图片200余幅和部分实物。2007年被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宣传部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37年初，周恩来在将要离开西安市的时候，见了宋绮云。周恩来对西北特支开展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勉励宋绮云继续做好部队的团结工作。周恩来提出，希望他们在西安搞到一套印刷设备。中央到陕北地区后，印刷条件很差，文件只能靠刻写蜡纸油印，费时费工还不清楚。石印也不方便。宋绮云当即表示坚决完成这个任务。宋绮云回到报社后，经商议，决定将《西北画报》的全套印刷设备（包括开机、铅字、铜模、照相器材等）送去延安市。这套设备是由宋绮云发动报社职工自筹经费从上海市买来的，准备作为《西北文化日报》被封时的备用机。宋绮云决定先将机器运往西安市以北的三原县；之后再从三原县运到延安。从此，《解放日报》由石印改为铅印，每日出版对开一大张。周恩来还赞扬宋绮云想的周到，不仅送了设备，还送来技术人员。延安有了印刷机，大大改变了中央机关印刷落后的局面，也改善了中央对外宣传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