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1914-1973年），湖北大冶人，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绰号徐猛子。黄埔军校（武昌时期）第7期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是著名小说《红岩》中反派徐鹏飞的原型人物。

徐远举1914年12月（甲寅年）生于大冶市城关镇徐家，14岁加入国民革命军第19军教导团当学兵。1930年6月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之后随陈诚部参加军阀中原混战，因多次“围剿”失败产生厌战心理，于1931年离开军队，因而失业。1932年徐远举加入了复兴社，1935年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政治指导员，途中升任少校参谋，在西藏自治区开展情报活动。1938年，进藏计划破灭，于5月宣布行署解体，徐远举被调回重庆市。之后曾任设在青海省的国民党军委会中校参谋。同年10月，徐远举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派往成都市，带衔任成都行辕调查课第二股长。到职半月后改派为西昌市委员长行辕第三组组长，兼军统局西昌站站长。

1945年6月，任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徐远举离开川康，调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同时兼任第一战区对日伪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管理晋、陕、豫、冀、察、鲁六省及平、津两大城市的军统特务机构。1946年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的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名，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他也由此得到了1枚四等云麾勋章，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1947 年5月20日，徐远举接到指示对工人、爱国学生及民主党派人士进行大逮捕、大整肃。6月1日起，徐远举带领军警宪特逮捕了300多人，其中在重庆逮捕的有200多人。1948年夏天爆发了岳武起义，徐远举带领破坏了地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俘虏了起义军三百余人，查清张八妹、徐也连等领导干部三十余人，押解到重庆市，囚禁在中美所，后于“11·27”屠杀。1949年9月至11月，受蒋介石指令，由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主持，徐远举与其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在重庆策划实施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同年12月9日，徐远举潜逃至昆明市被起义将领卢汉扣留，后被押送至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1月23日凌晨病故于北京复兴医院。

徐远举1914年12月（甲寅年）生于大冶市城关镇徐家垴。其祖籍是湖北阳新土塘，后迁居于江西瑞昌红花园清火潭之大屋，元末再度迁回湖北省大冶县城关峡合岭垴的八斗巷。由于人丁兴旺，峡合岭垴逐渐以徐姓居多而更名为徐家垴，沿用至今。徐远举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徐家垴渡过的。

徐远举不满5岁入家学，读完私塾和高等小学后进入县立初级中学（湖北省大冶市第一中学前身）就读，13岁时学校被迫停办，徐远举家道中落，无力送他到外地中学就读，因而辍学在家。1928年县中复课，徐远举得以继续上学。此时正是北伐晚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先后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大冶市由于受到武昌革命形势的冲击，掀起了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徐氏家族有雄厚矿产资本，又拥有大片山场田地，因此首当其冲。徐远举的父亲徐雍生被戴着一尺二寸长的纸扎高帽子游街示众，并在城隍庙前的群众大会上低头认错。徐雍生本为破产衰败而忧心忡忡，加上革命运动一冲击，十分耽心徐家会家破人亡，就叫三个儿子早逃生路。徐远举为谋生路，独身来到武汉，投奔在武昌民阅桥开办“华耀”煤炭店的三叔徐璞生和在此充任管帐先生的长兄徐普庆，跟着普庆学财务管理兼打杂。

在武汉“华耀”煤炭店当伙计时，徐远举经常看到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人在街上路过，他萌生了参与革命的想法，于是多次写信给他父亲，让父亲想办法。徐远举的父亲徐雍生思虑后，写信给当时在19军任团长的妻侄陈九畴（后升任陆军第55师参谋长、少将师长），收远举进第19军。徐远举当时只14岁，收进部队杠枪打仗年纪太小，便介绍徐远举到19军教导团当学兵。后来19军扩编为有五个军的第四集团军，教导团也随之改为第四集团军随营学校，徐远举留校学习。之后该校被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蒋介石兼校长，徐远举作为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在步兵第二大队学习。

1930年6月后，徐远举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分配到陈诚的教导独立第11师（后改称第3师）补充第2团，在补充团任见习排长。徐远举也因此成为了蒋介石的嫡系。同年11月，徐远举升任中尉连副。之后随陈诚部参加军阀中原混战，攻击阎锡山的晋绥军，取得陇海战争的胜利，又随陈诚部参加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争，编入左翼军“进剿”军团，第二“进剿”纵队。因多次“围剿”失利徐远举产生了厌战心理，在1931年未经手续就擅自离开了军队，因而失业。

1932年3月，经同乡许忠五介绍，徐远举带着黄埔军校七期毕业证书，由武汉赶到南京参加了中央军委会团警干部训练班。简称团警干训班。在班主任孙常钧、教务处长林美之的保荐下，徐远举认识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十人团”中的郑介民、张炎元。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的郑介民发展了徐远举，徐远举从此正式进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时年18岁。这时正是复兴社的发展时期，徐远举加入了复兴社，一年后他被分配到南京任通讯二组组长兼管邮检工作。1934年，戴笠命徐远举去上海市，徐远举不想脱离本部，只去了几天就离开了，戴笠发现后以不服从命令罪，将徐远举扣押了三个月。释放后将徐远举派到军统局管理复兴社组织，一年后又调到洪公祠短训班，充任队长，管理受训学员。继而又派往各地组织短训班。1935年，徐远举出任“护送班禅专使行署”政治指导员，兼做情报工作以及进藏后负责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机构。1937年行署到达青海省玉树市的藏民区，由于国民政府要求行署增加军事人员，徐远举升任为专使行署少校参谋，始终保持着直接与南京方面的联系和汇报。

1938年，曲吉尼玛因气病相加而亡故于青海省玉树县，进藏计划破灭，国民政府于5月宣布护送班禅专使行署解体，徐远举被调回重庆市，之后曾任设在青海的国民党军委会中校参谋。同年10月被军统局派往成都市，带衔任成都行辕调查课第二股长。到职半月后改派为西昌市委员长行辕第三组组长，兼军统局西昌站站长。徐远举于1939年1月正式就任行辕三组上校组长，主管情报、边务和禁烟工作。一年多后，行辕所属四个组全部改为处级建制，徐远举也随之为三处处长，主管情报、调查、特工，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1940年还兼任了西康省肃清存土督办公署禁烟执法处督察官，次年又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导专员。当时以西昌管辖的地区禁政废施，烟毒遍地，驻西康24军包庇种烟，贩运走私，为害甚烈，徐远举又兼缉私大队长，拨兵一团，负责禁烟工作，率部前往彝汉烟地，查铲烟苗，严拿毒贩，严惩不法官吏及包庇种烟的驻军团长，因此禁烟收效甚大。

1942年，徐远举回到重庆市，由军统局派到成都市任四川缉私处副处长，后又兼全国抗战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执行战时经济管制，包括检查、逮捕、传讯、查封等。由于法币贬值，物价高涨，中国国民党战时经济陷于崩溃，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徐远举的经济管制收效甚微。1945年四川缉私处及成都经济检查大队撤消，徐远举调回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第三处副处长，与处长程一鸣共同掌管军统暗杀、绑票、爆破、拘捕等特工行动和警政及各地稽查工作。

1945年12月至1946年5月，日本投降后，徐远举离开川康，调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调查统计室少将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同时兼任第一战区对日伪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管理晋、陕、豫、冀、察、鲁六省及平、津两大城市的军统特务机构。

1946年2月下旬，国共和谈宣告破裂，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密称“甲种会报”）上决定让中共驻南京、上海市、重庆市等地的办事处人员撤回延安市，由国民党军警特务武装遣返，时任副总指挥的徐远举带领大批军警宪特于2月27日晚上3点冲进化龙桥红岩村拘押了中共代表团，查封了中共驻渝办事处和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民主报》、新华书店，从纯阳洞《新华日报》资料室抢走大批革命图书和资料，又将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150 余人，集中在红岩村临时集中营，随后用飞机强行遣送回延安。1946年3月，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改组为西安绥靖公署，徐远举随之为该署第二处少将处长，4月，以张群任重庆行辕主任，张群指调徐远举任行辕第二处处长，兼管军统川康区的工作。同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两位爱国人士接连被特务暗杀，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各大城市纷纷举行悼念活动。8月，成都市各界人士召开追悼大会。徐远举急速从重庆市赶到成都，与成都警察局长徐中齐经过密商指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派特务占领会场四周，阻止群众入场；另派成都警察局督察长许乾刚以维护治安为名，率领武装警察满布会场内外，掩护特务暴行，使追悼大会无法举行。并下令用西红柿和墨水瓶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头部击伤。

1947 年春，西南地区不断有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同年5月18日，国民政府紧急颁布了所谓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5月20日徐远举接到指示对工人、爱国学生及民主党派人士进行大逮捕、大整肃。徐远举立即在第二处召集国民党重庆市市党部书记长兼中统重庆负责人徐政、三青团书记长罗才荣、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等会商，开出黑名单500余人。6月1日起，徐远举带领军警宪特逮捕了300多人，在重庆就逮捕了200多人。重庆警备司令部移送了三四十人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公署命徐远举接收管押，徐远举将本已撤销的渣滓洞看守所重新恢复起来，改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受第二处领导，是个无建制的机构。但此次“六一”大整肃，并未找到地下党组织。这些被捕人员，直到1949年春，国共和谈时才释放其中的大部分，其余10多人被继续关押，在“11·27”大屠杀中被杀害。1947年冬，共产党员陈尧楷、徐相应在大竹、邻水起义。西南长官公署派整编七十九师一个整编旅，前往清剿。徐远举为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曾派二处特务雷天元、张界前往梁山县“协剿”，搜集有关资料。

1948年3月，徐远举主持破坏了《挺进报》和中共重庆市委组织，《挺进报》最初的线索只是文城出版社的一个普通内线提供的，并未深入涉及到中共地下党组织，徐远举用了许多阴险毒辣的手法穷追猛打，使中共地下党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从侦察、逮捕、审讯、诱降都是徐远举一手领导进行的。《挺进报》事件轰动了南京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他们认为这是解放战争以来在蒋管区大城市对中共地下党最大的破坏。朱绍良、毛人凤、侯腾三个上司分别给徐远举奖赏。除发给奖金、奖章外，为了加重徐远举的职权，朱绍良在西南长官公署成立了侦防处，派徐远举兼任侦防处长，有调动重庆军、宪、警的职权。侦防处的人事编制，也由徐远举拟订核备。毛人凤到四川省视察工作，成立“西南特区”，任命徐远举为西南特区区长，统一领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西南的公秘单位。1948年夏天，由于重庆市、广安市、岳池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爆发了岳武起义。徐远举派大批特务组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随同杨元森前往岳池县、广安、渠县一带进行分化瓦解工作，并将地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破坏，把当地地方势力谌克纯、李朝、孙某等都转移过来。起义军陷于孤立，被俘虏了三百余人，查清张八妹、徐也连等领导干部三十余人，押解到重庆，囚禁在中美所，后于11月27日屠杀。

1949年2月，毛人凤指令时任西南特区区长的徐远举作出潜伏及“游击”布置计划。3月，毛人凤到重庆市召集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西南、西北两特区区、站长会议，督促布置，对徐远举拟定的《西南特区应变计划草案》基本同意，命令西南特区将其中潜伏布置部分分别抄发给有关站、组“立即施行”。1949年8月，蒋介石与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并告诉徐远举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产党员，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毛人凤找到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会同布置杀害杨虎城及其家属。杨虎城是由周养浩去贵阳提到中美所来杀害的。行刑的刽子手是徐远举组织的，挑了西南特区行动组组长熊祥、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和王少山等五六个行动员去执行。执行前，徐远举带他们先到中美所大礼堂见了毛人凤，研究了杀害的地点和方式方法。毛人凤指示，在中美所松林坡戴公祠杀害，为了保密，不能有枪声，要用斧子或利刃，并要毁尸灭迹。

1949年，李宗仁在南京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两将军，徐远举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悄悄送往贵阳黔灵山。9月6日，毛人凤派人去接杨将军等人的车，接到当晚就将杨将军及宋绮云夫妇，以及他们的子女六人，在中美所松林坡杀害。

在去昆明协助卢汉主持“九九事件”大整肃前，徐远举派人与国防部军法局高级法官毛惕园会同签办，决定将渣滓洞、白公馆看守所在押的《挺进报》事件、川东地下党、华蓥山武装起义的共产党人先行屠杀，事后经二处和西南特区进行清理，拟定了杀害名单，报经台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批准，分两批，公开与秘密执行。

1949年10月28日，西南长官公署命重庆警备司令部将陈然、成善谋、孝文、蒲华辅等十人从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提出，宣判死刑后，绑赴大坪刑场执行。原计划11月14日在中美所岚垭密裁江竹筠、陈以文等三十二人。民革的李宗煌、王白与、周均时等五人，原批准公开执行，因他们系川康地方势力的有关人物，张群和杨森都不愿公开执行代过，是在“11·27”惨案中于中美所一并执行的。

1949年11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西南进军，解放湖北恩施和贵阳后直捣重庆市。11月15日徐远举从云南省回到重庆。毛人凤回到重庆，执行蒋介石交代的破坏、屠杀、潜伏、游击四大任务，令徐远举所在的西南特区和重庆稽查处，将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新世界看守所囚禁的革命人士一律屠杀，分别造册送核。

徐远举命特区副区长李修凯等人将渣滓洞羁押的共产党人袁尊一、何忠发等十人，以及民主党派人士约一百余人的案卷，送交毛人凤核定。1949年11月26日晚，毛人凤将屠杀名单交徐远举执行，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雷天元、龙学渊、熊祥三人在第二处处长室密商决定屠杀计划，28日下午7时开始执行，因勒死动作太慢，后改用枪杀。屠杀时，徐远举和杨元森在二处坐镇，随时听取电话汇报。28日黎明屠杀完毕，雷天元等返城向徐远举复命。

1949年11月23日毛人凤派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法官徐钟奇前往，会同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清理后，经签报蒋介石批准共杀害了长期囚禁的进步人士三十余人。27日，毛人凤命陆景清会同白公馆看守所副所长谢旭东、看守长杨进兴主持屠杀。这次屠杀约经四小时始完毕。28日上午，陆景清复命后，徐远举将陆景清由成都送往了台湾。

1949年11月16日，毛人凤对徐远举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对重庆市进行大破坏，但是毛人凤怕掌握不住军事局势的变化，徐远举建议他把责任放在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的身上，毛人凤对此建议表示赞同。即刻在嘉陵新六号，召集重庆军统公秘单位负责人开会。会议中决定：为配合军事行动，与国防部、西南长官公署、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接洽联络事宜，由毛人凤、徐远举负责办理；破坏计划由徐远举拟具，11月22日，毛人凤与徐远举往见顾祝同，并在渝舍杨森公馆举行会商。

但此次大破坏未能完全按计划进行，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临近重庆市，蒋介石担心解放军沿公路直下重庆，即令将綦江至重庆的公路大桥破坏，同时下令破坏长寿水电广。29日深夜，蒋介石逃到白市驿飞机场。徐远举也逃到了白市驿，等蒋介石逃跑后，徐远举听到机场四周出现枪声，即乘飞机逃到了成都市，临行前，将空军机场的军火物资和器材，以及四架待修的飞机，都装上了定时炸弹。

1949年12月9日，徐远举潜逃至被起义将领昆明保卫战扣留。次年3月，徐远举被押送到西南公安部，关押在昆明陆军监狱。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徐远举还期盼美国打进来，再卷土重来。一年后，徐远举被押送到重庆市公安局，关押在一年前他关押过革命人士的原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同年清明节后徐远举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不缩小。1952年，徐远举写下《挺进报》事件材料。

1954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徐远举等人搬了过去。1955年西南公安部撤销，徐远举等人又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

1956年初，徐远举等人搬回松林坡，在此期间，徐远举同其他战犯一道，边学习，边认识，边改造，边交代。徐远举对自己的罪行虽有认识，由于罪大恶极，始终摆脱不了要判处死刑的思想压力。徐远举在重庆大屠杀时杀害了几百人，在松林坡狱中有人意外认出了徐远举的身份，为了避免被害人的家属来找麻烦，准备把徐远举他们转移到北京去。

1956年1月20日，徐远举同中国国民党其他将领先后乘“专机”来到北京战犯管理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功德林直属国家公安部管辖，称作北京战犯管理处。以后公安部陆续将全国分散押禁的各类战犯挑选官阶大的集中功德林，直属公安部管辖，加速他们的思想改造，变反动为进步，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每人编数字号码为代号，徐远举是12号，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其次是劳动，适当地活动，自愿报名，自谋职业。

徐远举关在功德林不久，患了结核病，这种病在五十年代死亡率很高，中国国内无特效药。为了挽救徐远举这样的肺结核病患者、中国国民党战犯的生命，中国人民政府派专人到香港、澳门等地，购买特效药。在他生病期间，管理所食堂给他开小灶，有时他不能吃硬的，炊事员就给他做果酱与面食；有时他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炖鸡烧鱼。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战犯们的伙食也不差，平时也比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高。政府对战犯不判不审不杀不辱，还经常组织他们到各地参观访问，只参加身体力行的劳动。怕处死的恐惧过后，徐远举的人性开始复苏。

从此，徐远举的认罪态度不是认完罪等待枪毙，而是从内心开始认罪了，交待历史罪行更为彻底，想要将功赎罪。徐远举写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资料时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战犯出外劳动回来后，徐远举总是第一时间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报纸，自己先看一看，然后一队一队地分送，大家称他为“义务报童”。他感觉到只要改恶从善，就会前途光明，因此努力学习改造。

1958年，管理员召集徐远举、沈醉、杜聿明等15人到场部开会，叫他们写关于反动派某些历史事件的材料，徐远举、沈醉、郭旭成一组，专写军统内幕的材料，徐远举写了1000 多份。徐远举接受思想改造、劳动改造积极，主要是希望早日获释。除了劳动之外，他也主动背无脚将军杨光钰。

徐远举关押改造期间写了许多认罪悔罪材料，包括《杨虎城将军及其家属被杀害的经过》以及1964年10月写下《我的罪行实录》。徐远举不但积极参加管理处组织的学习委员会，而且还被大家推选为墙报批评专栏的主编。在劳动中徐远举抢重活脏活干，有一次在砖瓦厂的抢装砖瓦进窑中，徐远举冒着生命危险抢着干，由于窑温太高，导致休克。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徐远举思想感情起了极大变化，他在《一双血手染红岩》的自述中写道：“我痛恨自己过去，在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下，受毒甚深，长期与人民为敌，犯下了滔天罪行。想到这里，就愧恨无以自容。”

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组织点名要徐远举出具谁是叛徒、谁是特务等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材料，否则将对他实行“专政”，徐远举遵照管理人员的教导，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陷害任何人，严守安全线，出具合乎客观实际的有关材料，并对前来的造反组织的人说：“解放前我犯了罪，经过共产党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外逃死亡事件，徐远举以为文革即将结束，更加强政治学习，还拜刘介鲁为师学理发，拜王从先为师学农艺，拜黄康永为师学缝纫，拜文强学做古典诗词，对生活充满信心。但徐远举性情暴躁，情绪不稳，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了对战犯的特赦，他的罪恶又太大，根据他改造时的表现，若换别人，是应当提前释放的。只是徐远举身份特殊，他是西南地区最大的特务头子，中美所烈士遇难前在狱中有嘱托，把他作为西南第二名大恶人法办。又加之人际关系处理也不正常。种种缘故，他没有得到提前释放。

1973年元月21日，徐远举白天劳动，缝做了25件衣服，当天晚上同组战犯自己开会检查缝衣质量，认为徐远举做的那部分衣服质量不好，要他重新加工，徐远举听后很生气，当天傍晚洗了一个冷水澡，脸色发红，血压升高，次日凌晨2时开始头痛，3时20分监狱医生前来检查，他已面色苍白，满身出汗；早上5 点，管理人员用专车将他送往北京复兴医院，上午九时医生怀疑为“脑血管病”收院治疗。下午3点做“腰穿”试验，请有关名医会诊后，确诊为脑出血。经抢救无效，于1973年元月23日零点20分病故于复兴医院，时年59岁。

由于后妻耿五陀已与他离婚，发妻马紫英，儿子兴慰，两个女儿继秀、继玲均在台湾、美国和加拿大，有关部门电告其次兄徐余庆，其兄致信回答：“听从组织处理，不要骨灰，不要遗物。”后在公安部请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等有关领导后，决定火化处理，遂于元月27日火化，骨灰暂放，以他所遗存款开支骨灰存放费。

前妻马紫英后来得知徐远举病故后念及前情，写信给大哥徐俊仁（又名普庆）的儿子兴楚。兴楚得信后，于1981年2月18日赴京，领回了叔父徐远举的骨灰，因其生于武汉长于武汉，对老家大冶市情况不明，兴楚夫妇把徐远举骨灰安葬于汉阳新农乡，并立碑拍照。徐远举死后，在公安部档案局留下了三大铁柜他个人档案资料，主要有他的各种交待材料千余件和旧体诗100多首。

1964年10月写下《我的罪行实录》。

徐远举《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事件》。该文章是徐远举任重庆行辕第二处处长时，根据自身经历以及王凌云，王陵基及郭旭等提供的材料整理而成。

徐远举《盼赦》：人间无永寿，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

徐远举《咏菊》：我爱庭园秋菊红，如霞如火亦如焚。秋光灿灿西山静，野菊亭亭向晓风。

原军统少将刘培初谈到徐远举，赞扬他年轻有为，虽狂而有度，纵怪而不乱，所谓大智若愚大勇若怯。

原国民党中将文强曾著文说：“徐远举秉性倔犟急躁，好夸口凭本事吃饭，蔑视拍马屁等因，老落在同期同学的后边。他进入特务组织六年来，虽然得到了‘忠实’二字的考评，仕途仍很艰辛。”

任文强凭吊亡友徐远举楹联：毁誉已鲜明，难得临终好评论定，伊可无恨；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默名，我尚长悲。

罗广斌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和发行于1961年底。1990年，中央有关部门将《红岩》列入中国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十大读物之一，是中外名著。该书以主要篇幅展现了1948年春至1949年11月解放战争的高潮时期，发生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集中营”和“白公馆”的一场严酷的狱中斗争。《红岩》中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型就是徐远举，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忠实耳目。

《血手染红岩 徐远举罪行实录》是由公安部档案馆根据徐远举在关押改造期间于1964年10月所写的《我的罪行实录》整理编注而成。书中，徐远举对他如何破坏《》，破坏中共四川地下党，逮捕审讯共产党人，以及如何主持杀害杨虎城将军和大批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制造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全过程，均做了比较翔实的记述。

1999年播出的电视剧《红岩》中，中国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原型就是徐远举，扮演者是陈宝国。

1965年上映的电影《烈火中永生》中，项堃扮演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人物原型为徐远举。

徐远举的原未婚妻叫马紫英，家中排行第八，人称马八妹，比徐远举大3岁。徐远举父亲想让徐远举和马八妹早日成婚，但徐远举加入复兴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组织后，凡复兴社人员的婚事，要经过审查批准，才能办理结婚，否则，就要以破坏“团体规矩”论处，判刑乃至处决。父亲徐雍生得知内情后去找，戴笠本想拆散他们，但见八妹是个典型的中国贞洁型的姑娘，结婚后不会对徐远举的工作造成累赘，还可照顾生活起注。戴笠联想到自己的婚姻，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于是马紫英和徐远举在南京市结了婚。1934年在南京生下了长子徐兴慰。次年徐远举参加了护送班禅专使行署，不便也不准拖家带口，将妻子马紫英及幼子兴慰留在了南京。

1946年，徐远举在重庆任职，兼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川康区，发妻马八妹虽从南京逃到四川，寄住逃乱在乐山的堂弟徐远勋家中，但远离，恰此时结识了比他小11岁的张笃伦的外甥女耿五陀，两人经常出没于舞厅剧院，酒楼饭庄。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热恋之后，两人举行了婚礼，虽然因战争没能大操大办，但还是超出一般常人规模。婚后不久，有一位小督察员将他们的事告到了军统局直属督察室，同时也传到了宋美龄耳中。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军统内部高级指挥官的一举一动她都要过问。军统的前身是中华复兴社，复兴社有社章和纪律条例，军统遵循老规矩，其中第七条纪律是：不得娶妾，违者视情节轻重，处以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且复兴社婚嫁需报社长审批。宋美龄听说徐远举停妻再娶时，便让“沏查具报”。但毛人凤权衡利弊后认为这是拉拢徐远举的极好机会。他急忙电令徐远举火速赴京，二人经过两度密商。毛人凤指使徐远举否认停妻再娶，保他平安，而徐远举则全力拥护毛人凤在军统登基。将“沏查”后的情况向宋美龄进行了“具报”，一场已婚再娶的婚姻风波，经过两人的运筹通融而风平浪静。

1948年，徐远举和马紫英的夫妻关系已经难以为继，徐远举认为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不如离婚，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更有甚者，中国国民党已成败势，徐远举非等闲之辈，他自己，他的婚姻，他的妻儿老小已经和国民党政权连在一起了，但他不想一完全完，也不想拖累家室，现在摆脱家庭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保全家庭保全儿女，不至于以后与他一损俱损。于是徐远举与马紫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子女归马紫英抚养，徐远举经济供给如前。此后，徐远举名正言顺地带着五陀过着颠沛流离的夫妻生活。

徐远举又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后。伙食照旧，但地方小没放风的条件，每天闷坐牢房。徐远举急躁病犯了，认为这一辈子就这么坐牢坐了。有天监狱理发员给他理发，没用肥皂，干刮他的络腮胡子，两腮红肿，他为此气愤异常，就不再剃头刮脸，让头发胡子披在头上，他说当犯人就是要蓬头垢面。

徐远举的祖坟山山名“烈马回头”，座落在大冶城关北门外一里之遥的三斗七湖畔，这儿后来是烈士陵园，大冶城关附近城郊山林几乎全被推平盖房修路，唯独这“烈马回头”面貌依旧，没有伤筋动骨，保持着地脉灵气。他的祖坟葬在“烈马回头”，选择阴宅是为了发旺后人，启佑儿孙，“烈马回头”按风水先生传是块风水宝地，发富发贵。到他祖父徐映丹发富了，到了他父亲徐雍生，败落了，却又应验在他好回头望一癖上，他父亲好回头望，时人戏曰“烈马回头”。到了徐远举，一匹性情暴烈、充满兽性的烈马被共产党套住、驯服后，也回了头，同样应验了“烈马回头”之灵性。

徐远举公馆位于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嘉陵新村73号，是一座20世纪初的石木结构近代建筑，现作为重庆市近现代优秀建筑来保护，保存现状基本完好。

该建筑坐南朝北，面阔10米，进深9米，通高8米，建筑面积171平方米，占地面积85.5平方米，一楼一底，上为机要室，下为会客室和卧室，徐远举的公开身份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情报处处长，秘密身份为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二处处长。该建筑是徐远举的秘密办公和居住地。

渣滓洞监狱旧址是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主要旧址之一，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歌乐山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旧址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主要陈列《红岩魂——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事迹》。徐远举曾在这里对大量革命人士进行囚禁，审讯和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