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是《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的合称。《春秋》经文言文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姓、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仅仅凭借“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孔子整理的鲁国《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且都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中原地区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据《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作《春秋》时，与左丘明参观鲁国的史记，据行事，论人道，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明聘以正礼乐，其中有所褒讳贬损，不可写明，乃口授弟子。而弟子们后来所言互异。左丘明惟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实，故讨论本事而作传，证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至于公谷二传，则是口传要义，传了几代以后，始写成文字。《公羊传》是齐国的公羊高受传于卜商，再传其子，子孙口耳相传，到刘启时，由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与齐人胡母生合写成书，《穀梁传》至何时何人始着为书，史记不详，据《汉志》注，只知始承传者是鲁国的谷梁子。颜师古注，谷梁子名喜，桓谭《新论》以为名赤，王充《论衡》以为名置，阮孝绪《七录》以为名俶。四名何者为是，难以考证。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它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工于记事，长于记人。内容多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历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代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传》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史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单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内容丰富，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公羊传》亦称《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止年代与《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释史十分简略，而着重阐释《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用问答的方式解经。

其作者旧题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他受学于孔子弟子卜商，后来成为传《春秋》的三大家之一。

《谷梁传》又称《穀梁传》《春秋谷梁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儒家经典。传说孔子的弟子子夏将这部书的内容口头传给谷梁赤（一名谷梁俶，字元始），谷梁赤将它写成书记录下来，但实际上这部书的口头传说虽然早已有了，但其成书时间是在西汉。

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用这种方式来注解《春秋》，它是研究儒家思想从战国时期到汉朝演变的重要文献。

其记载的时间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卜商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天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代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读《春秋》，必须读三传，然三传文辞不加注解也读不明白。自汉至清，注解传文，或研究其要义者，多得不胜枚举，但基本的注解应该是十三经里的注疏。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三传注疏各有凡例，依例研究经传，自得其便，但不能偏执一家，自以为是。一部春秋是孔子的杰作，孔子的学问包罗万象，春秋的含义何尝简单？所以，研读春秋，不但不能以今古文任何一家自限，更应探求于易礼诗书，始能窥测圣人的真意。

公羊姓、谷梁二传用汉时的隶书写成，称为今文春秋传。左传文字则是文言文，秦禁诗书后，左传不见于世，到了汉朝，由北平侯张苍献出，称为古文春秋传。《文心雕龙》史传篇说：「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左公谷三传都是转受春秋经旨，以授后世者，但左传详于记事，公羊谷梁详于经。诂经必须依经训解，所以春秋所无者，公羊谷梁未尝言之。记叙事实，则须原始要终。所以左氏或把事实列在经文之前，以叙其始。或把事实置于经文之后，以终结其义。或为春秋经文所无者，而左传特着其事。或为春秋所有者，而左传不其事。因此，西汉今文博士曾谓左氏不传春秋，而以公羊谷梁为得春秋真意。然而古文家看今文公谷，口传了好几代，是否不失圣人之意，也很值得怀疑。

三传今文言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氏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公羊传自卜商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氏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郑昭公七年，子产讲述大禹之父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