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下册)》分上、中、下三册，为著名学者
严家炎先生主编，国内学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和学术带头人参加编写，可以说集国内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大成，是多方面协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该书具有比较丰厚的学术原创性，提出了诸多富有开创性、启发性的论点，有些资料和见解在学术上属于首次发现，带来重要的突破。时间上，它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向前推进了多年。空间上，它将文学史的叙述面真正覆盖到了全中国，填补了此前留下的种种空白。书中的许多章节，都体现出内容厚重而富有深度的特点。结构上只设章节二级、类似于专题讲座的编写理念，也比较适合教学实际的需要。
这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编写组成员多年辛劳、协作奋战的成果。它既是
教科书，也是一部研究性的专著。
说它是研究性的专著，根据在于成果本身具有比较丰厚的学术原创性。尽管这些作者早已是中国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骨干，其中多位还是这个学科的重要学术带头人，但他们不肯走现成的捷径，依然从发掘、占有相关的原始资料做起，在吸取前人和同代学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勤奋地奉献出自己的诚实劳动，写出的章节大多有相当厚重的学术分量。他们提出了不少富有开创性、启发性的论点，有些见解在学术上属于首次发现，带来重要的突破。对文学史发展中的有些难点（如对待“文革”时期的文学），也没有采取简单回避的态度，而是敢于作出新的开拓。尽管书中难免存在不够平衡的问题，但很多部分读起来令人感到兴奋。无论是文学思潮所概括的广度或者作家作品研究的深度，都程度不同地向前推进了。这就使全书呈现出既新鲜活泼又谨严扎实的学术风貌。即使单纯从形式方面说，这部文学史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值得人们关注，例如：空间上，将文学史的叙述面作了较大充实，真正覆盖到了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根据地、沦陷区三类区域，覆盖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至世纪末的海峡两岸诸地，因而可以说是真正覆盖到了全
中原地区。时间上，将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上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就是说，起点在
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而不是甲午战争以后，由原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向上推进了约三十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及其前后，是中国社会生活最为动荡的时期，一直到1949年，全国都处于战争状态。抗日救国和解放全中国是这一时期不同时段的社会主题词。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新文学原有的发展进程。建立一个现代的
民族国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同时也是全国一切进步人士的梦想。因此，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进步文学和革命文学都表达了对
中原地区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切关怀，对中国现实的深切忧患。共和国文学与现实建立的密切联系，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传统和复杂的社会原因的。这一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语境，作为文学发展的规约性条件，进入当代中国之后得到继承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构建了现代文学的历史主叙事，另一方面，也遮蔽了主流文学之外的部分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1949年，文学新
范式的建立，使文学实践包括文学生产和传播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仍然离不开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作为必要和必需的资源准备。或者说前三十年文学所具有的多样化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会以不同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得到表达。虽然解放区的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不可替代的地位，但
鲁迅、郭沫若、
茅盾、巴金、
老舍、
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师，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仍然在当代产生着重要和积极的影响。他们重要的、被认同的作品，不少被选进了不同的文学选本和课本，文学教育本身就是对他们文学精神、观念乃至作品形式的传播和学习过程。他们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进步和战斗的文学精神，以及对文学多种形式积极、有效的探索，始终是共和国文学重要的遗产和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
非主流”或更边缘化的作家逐渐被“钩沉”，不仅张爱玲、
沈从文、钱书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甚至像
徐訏、
穆时英、张恨水等作家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