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战争是元朝联合藩属国高丽，分别于1274年和1281年发动的对日本的战争。在日本，1274年为文永十一年，1281年为弘安四年，因此两次东征战争又被称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日本史书又称为“蒙古来袭”或“元寇来袭”。

为切断南宋与日本的联系，以覆灭南宋，孛儿只斤·忽必烈多次诏降日本被拒后，于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日本文永十一年），下令远征日本。同年冬十月，凤县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俊奇率领蒙汉军和高丽都督使金方庆等人率领三翼军，共三万九千七百人和九百艘战船进攻日本。元军从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在日军微弱的抵抗之下，元军很快攻下对马岛和壹岐岛，并在肥前松浦郡、筑前博多湾登陆。十月下旬，元军在博多湾海上遭遇台风，大量战船被毁，溺死兵将上万，元军不得不仓卒撤退回国。

第一次远征日本失败后，元朝派遣出使日本的使臣接连被杀。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原。为转移“新附军”的反抗情绪，同时报复日本，扩张领土，忽必烈决定于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发动了第二次对日本的征讨。同年五月，元军以东路军和江南军，共计十四万二千人、战船四千四百艘，兵分两路向日本进攻。东路军从巨济岛出发，很快攻下对马岛和壹歧岛，并向博多湾进发。在博多湾沿海，东路军遭到日军的夜袭，又在志贺岛与守备的日本展开战。东路军死伤惨重，不得不退回壹歧岛，等待与江南军会合。江南军于六月初从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市）东渡，期间，元军统帅阿刺罕突然病逝，江南军由南宋降将范文虎接管。两军会师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往鹰岛进发。八月初一夜，台风侵袭元军船舰停泊区域，大量船只被毁或沉没，大批兵将被溺死。得救的江南军统帅范文虎、东路军统帅忻都等将领，弃大军逃回国内。幸存的元军除南宋人、匠人及农民们，均被日军歼灭。

元朝两次东征日本，均以元军的惨败而告终。第一次东征，元军死亡人数约为一万三千五百人，第二次死亡人数为总兵力的“十之七八”。但孛儿只斤·忽必烈并没有放弃对日本的征讨，还计划第三次东征，后在群臣的劝谏和国内矛盾的接连出现下，才最终作罢。元日战争对元朝、高丽及日本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重了三国百姓的负担，造成元朝和日本幕府的统治危机，加深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程度；但同时又促进了海上贸易形式的变化和日本军事、科技实力的发展，并强化了日本“神国”的观念。中原地区世界史研究专家汪向荣认为元对日的两次战争就是侵略战争。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蒙古汗国建立之后，经过不断扩张，形成了 一个地跨欧亚，疆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大帝国。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孛儿只斤·忽必烈继汗位，质子高丽王太子从蒙古回国继承王位，从此高丽也臣服于蒙古国，成为其藩属国之一。

蒙古国在征服和扩大了其领地范围后，周边仅剩下中原王朝南宋政权。由于南宋处在平原地区，湖港交叉，蒙古骑兵无法发挥其优势，所以元军采取了迂回包围的战术，陆续铲除掉可能和南宋发生往来的其他政权，以达到彻底孤立南宋的目的。孛儿只斤·忽必烈继位时，蒙古已对南宋形成了南、西、北三面包围的态势，唯有南宋东面的日本，不仅依旧和南宋保持着民间往来，同时两个政权间的海上交通也十分便利。为避免腹背受敌，忽必烈决定切断南宋有可能的外援之路。

元至元七年（1270年），高丽国反对蒙古的三别抄军以全罗道的珍岛为根据地，发生武装起义，驻守在高丽的蒙军对其全力讨伐，直至元至元十年（1273年）最终平息了高丽的叛乱。内乱结束，忽必烈统一大业的障碍仅剩下南宋及其可能的外援。

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源氏集团首领源赖朝建立起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将军幕府，史称“镰仓幕府”，日本正式进入幕府统治时期。镰仓幕府第三代将军、源赖朝的次子死后无嗣，势力强大的外戚北条氏夺取了幕府的统治权，成为幕府的实际操控者。

幕府时期的日本公卿贵族对当时世界的认知非常狭窄，认为世界仅由印度、中国和日本三个国家构成，日本还是三国中当之无愧的神国、佛土。日本的九州岛是当时日本对外交流的前沿，而位于九州北部的博多又是南宋商人的聚居区和日本重要的港口城市，因为地理位置，九州民众与高丽、南宋的接触十分频繁 ，所以当蒙古兵侵犯高丽时，这一信息也通过民间交流传到了日本幕府。

日本幕府密切关注蒙古国的动向。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再度出兵高丽时，幕府的武藏守、相模守共同下令，要求大宰府备战，并在岩门、大宰府一带构镇了工事城池，又命令大隅、日向两国的武士注重今津的守备，大宰少贰加强筑前、肥前、丰前三国沿海地区的警戒和防御，还命令在镇西地区有直辖领地的御家人，返回各自领地，并派遣代官前往协助防守、控制各该领域内的游民。

元至元三年（1266年）八月，孛儿只斤·忽必烈以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为使臣，并下令高丽遣使同往，持国书出使日本，愿与日本缔结友好的外交关系。黑的一行在高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等的引导下，于次年春正月到达和日本对马岛隔海相望的高丽巨济岛，一行人没能渡海而返回了高丽。不久后，忽必烈又以黑的等为使臣，再赴日本，并降诏责成高丽王派人引导，要求其“必得要领”。这一次因海上风浪过大为由，黑的一行同样未能到达日本。为了“得其要领”，高丽王又派起居舍人潘阜等持高丽国书和黑的所持的国书赴日本。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潘阜等一行到达日本，将国书上交大宰府，大宰府又将国书送到镰仓幕府，再由幕府转交于京都朝廷。潘阜等人在日本等了五个多月，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复牒。

元至元五年（1268年），黑的一行再次受命前往日本，黑的一行到达了日本，但在对马岛就被日本方面拒纳。为了不辱使命，他们抓捕了塔二郎和弥二郎两个日本人带回国内。次年，孛儿只斤·忽必烈让高丽派人将两名日本人送还，并再次传递了以中书省名义，写给日本国的信，仍未收到任何回复。元至元七年（1270年 ）十二月，忽必烈以陕西路宣抚使赵良弼为使臣，出使日本。赵良弼于次年正月到达高丽，八月前往日本，九月在滞留在九州岛。一年后，赵良弼再次无功而返回了高丽待命。

在高丽期间，赵良弼再次前往日本，并在元至元十年（1273年）回国后，向忽必烈呈上了一份详述日本情况的报告，其中包括日本国州郡名称、数目、日本君臣的爵称、名字和风俗习惯等。此时，朝鲜半岛上的三别抄军之乱已彻底平定，对南宋的孤立也只余下日本一个缺口，再加上多次出使被拒，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远征日本。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忽必烈遣使臣木速塔八和撒木合，持诏书到高丽，征高丽丁壮五千六百人助攻日本，又命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准备千料舟、拔都鲁轻快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搭载两万五千名士卒，准备七月攻打日本。同年十月，元帅忻都等人率领蒙汉联军、高丽都督使金方庆等人率领三翼军，组成了征讨日本的元军；又从高丽征召了六千七百名梢工水手，总计出征人数约为三万九千七百人。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日语永十一年）冬十月，元军由高丽合浦（今朝鲜马山））出发，进攻日本。两天后，先头部队到达日本对马岛西岸，部分元军则进入到对马岛首府的门户小茂田沿岸的佐须浦。日军得报后，由负责防守的守护代宗助国率领约八十名骑兵，前往迎战。第二天一早，元军约一千人左右开始登岛，与守护代宗助国的军队发生了遭遇战。元军在兵力优势的基础上，加上弓箭和铁炮，很快消灭了宗助国一族，占领了对马岛。

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日文永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元军攻入壹歧岛，与守护左卫门尉平经高激战，日军失利后退兵守城；次日壹歧岛被元军占领，平经高自杀。十六日，元军进逼肥前沿海，守护松浦一族殊死抵抗，但仍不敌元军，松浦一族多遭杀俘。

三岛失守的消息上报到京都朝廷及镰仓幕府后，幕府立即向当地的领主、守护、地头等下达了防卫的部署，同时幕府下令，将九州各地的军队，约数万人集中到博多。

在占据三岛后，十月十九日，元军中的三翼军在筑前今津登陆，主力蒙汉军则由箱崎登陆，向博多方向前进，以日本的大宰府守护所为进攻目标。次日，元军分别在沿岸百道原、赤坂、鹿原、鸟饲、箱崎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元军用密集的队形，采取两侧包围的战术，执弓箭及使用火药武器向日军发起进攻；日军各自为战，所持的武器也较为落后，尽管日军勇猛抵抗，但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回到大宰府水城，元军则虏掠了逃避不及的老幼妇女1500余人。

元军虽然取胜，但伤亡也不小，且兵疲矢尽，副帅刘复亨被射伤。忻都与诸将商议后，没有采纳高丽都督使金方庆继续战斗的意见，决定班师。为了防备日军趁夜偷袭，主帅忻都下令全军撤回船上休整。当晚，海上风雨大作，海浪山涌，元军的船纷纷触礁破沉，或被风涛卷没，溺死兵将上万，忻都不得不连夜率军撤走，撤退至高丽合浦。

第一次元日战争，以元军的失败告终。据《元史》记载，“刘复亨击败了10万敌军，撤退只是因为箭矢耗尽”。《高丽史》记载，元军在撤退过程中，“军不还者，无虑万三千五百余人”，即损失了一万三千五百余人。

经历了第一次元日战争后，日本的武士们，在南宋禅僧的鼓励和影响下，士气大盛，更加团结了。在军事方面，镰仓幕府开始积极备战，通过统辖九州一带防务的六波罗探题作了大规模的调动，改组了机构，又动员了九州以外的武士们参加抵抗作战。

对日作战切断了南宋与日本的联系，加快了南宋的屈降和灭亡。同时，回国的将领夸大了战绩，致使孛儿只斤·忽必烈不了解战败的原因，一意孤行地认为日本已因元军的武力威慑改变了对元的态度。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灭亡，元朝实现了对中原的统一。由于武力取得中原后，激起了统治区内各族人民的反抗，尤其是蒙古贵族及奴隶主对汉族人民的烧杀掳掠，引起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强烈反抗。为巩固其统治，消除可能存在的不安定因素，蒙古统治者在收服了部分起义的汉族武装力量后，将其和南宋的投降军人一起，编为“新附军”，和少数元军以及高丽军共同渡海作战，攻取日本，完成其扩张领土的野心。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孛儿只斤·忽必烈再度遣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以高丽郎将徐赞及梢工为向导，一行三十人持国书，出使日本。四月，杜世忠等人抵达长门室津的大宰府；八月，大宰府护送杜世忠等人到了镰仓市；次月，镰仓幕府执政者北条时宗下令将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及书状官董畏、高丽人徐赞五人斩首于龙口。至元十五年（1278年）二月，在忽必烈的诏谕下，南宋降臣范文虎派遣南宋人周福、栾忠等与日本僧人一同持诏书，再次前往日本，但这一行人最终在博多被斩杀。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七月，杜世忠等人被杀的消息传回了元朝，次年，孛儿只斤·忽必烈决定再次东征日本。

早在第一次元日结束后不久，日本镰仓幕府就以博多为前线，命令武士们在湾沿岸修筑石垒，又在博多湾附近的港、湾、岛屿区域训练水军，并让有关地区的领主、守护掌握一定数量的军用船只，以便能及时成立水军。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日本建治元年），镰仓幕府暂停征收掌握船只的领主和守护的海上交通税，要求他们将人员成立水军。同时，镰仓幕府动员了除了武士以外的人民修造和警备防御工程，将各地游民统编到幕府之下，使之成为一支随时可以动用的军事力量。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孛儿只斤·忽必烈下令扬州市、湖南省、赣州市、永州市四地修造战舰六百艘，以备征讨日本之用。次年，忽必烈在高丽设置了“征东行中书省”，“任命忻都、洪茶丘、范文虎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加封高丽王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正月，忽必烈任命日本行省丞相阿刺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万人攻打日本。

此次东征，元朝分兵东路军和江南军两路。东路军以忻都为主帅、洪茶丘为副使，集合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战船九百艘；江南军由右丞相范文虎、李庭统帅，集合兵士十余万人、船三千五百艘，共计兵力十四万二千人。

出发前，东路军和江南军商定，忻都、洪俊奇带领的东路军由高丽到壹岐岛，范文虎、李庭等率领的江南军由庆元县至平户岛，江南军占据平户岛后，差人到壹歧岛报信，两军于六月在平户会合后再合兵共进。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日本弘安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忻都、洪茶丘及金方庆等所率的东路军由巨济岛出发，当日攻下对马岛，尽灭守岛的日军。五天后，东路军又攻占壹岐岛。东路军得胜后，并没有按约定在此等候，而是继续向博多湾进发。六月六日，东路军到达博多湾海上，并派遣小支舰队驶向长门，以牵制守军不敢支持大宰府。日本以藤原经资为首、大友赖泰为副的北九州市守护部队联合御家人、武士，共约四万余人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宇都官贞纲所率六万余人也整装待命，准备驰援。

由于日本早已防备，在博多湾沿岸修筑起长10余公里、高3米的城防，东路军无法登陆。东路军的侦察部队探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也未筑石坝，于是号召舰队靠近志贺岛锚泊。当夜，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两只小船夜袭东路军，纵火焚船，斩杀东路军二十余人，跟随的武士也如法炮制，迫使东路军不得不用大船守住外围。六月七日，洪俊奇率部占领了志贺岛，为了从侧后方进攻博多湾，东路军奋力抢占海滩，与守备的日军展开鏖战。双方一直战斗到六月十三日，日军来势汹汹，东路军千余人被杀，洪茶丘也差点被斩杀。战事不利、后勤供应困难，加上东路军内部出现了疫病，死伤惨重，再无力攻占博多湾陆路，于是廉希宪等下令，于六月十五日撤离志贺岛，退回壹歧岛，等待与江南军会合。

江南军则在六月八日开始分批从庆元路（治今浙江宁波市）东渡。六月初，江南军派出先遣舰队前往壹岐岛与东路军联系。藤原经资得知后，率部向前往壹岐岛的江南军先遣舰队发起进攻，激战两日后，日军败退。此时，元军统帅阿刺罕突然病逝，接任的阿塔海迟迟未能到任，江南军统率范文虎认为先遣舰队早已发出，不宜久等，于是在阿塔海尚未到职的情况下，令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等阿塔海赶到庆元路时，范文虎已率江南军东渡了。

江南军与东路军会师后，于七月二十七日往鹰岛进发。元军的先头部队被日军截击，双方激战一昼夜，天明时日军才撤退。由于元军大部分缺乏海上作战经验，又担心风浪太大将船吹翻，于是下令将船只用锁栅首尾相接，只有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得解儿所部将战船两两疏开五十步以上锚泊。战队行驶至肥前鹰岛海面时，海上山影浮波、怪异百出，士兵们震惊不已。

八月一日，海上突然兴起飓风，元军的战舰被破坏或覆没，大批兵将被溺死。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得解儿所部由于准备充分，损失较小。台风过后，张禧和也速得解儿率部救援落难元军。范文虎被救起后，张禧向他建议，拼死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但范文虎没有同意，反而下令立刻班师，范文虎、忻都等元军高级将领逃回了国内。

博多湾一带的日本防军得知元军遭受台风袭击而全军溃灭的消息后，马上集结成军，前往鹰岛海域扫荡残存的元军。部分侥幸从海里逃生的元军上岸后，就被早已等候在此的日本人所杀害。还有三万余名未被溺死、反而被范文虎遗弃的元军只能暂时留置在各岛上，日军逐岛捕杀，将其中归服元朝的南宋人及工匠、农民收为奴隶，其余的全部杀害。

第二次东征日本，元军派出了十四万余的兵士、四千四百多艘战船，但未还者“十之七八”。东路军中，高丽兵损失七千余人，蒙汉兵与江南军均损失大半以上。

返回国内的范文虎、忻都为逃避责罚，编造出谎言欺骗孛儿只斤·忽必烈。一年后，从于阗国逃回的元军向忽必烈奏明实情，事情才得以败露。忽必烈大怒，罢免了蒙古东征军中的大小将校。后在征东行省左丞刘国杰的劝谏下，又将诸将官复原职。

第二次东征战败不久，忽必烈曾下令撤废“征东行中书省”。但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五月，忽必烈又下令重置该行省，并以阿塔海为行省丞相，准备发动第三次对日本的征讨。忽必烈还要求高丽准备二十万石粮食、造船一百五十艘。此令遭到了朝中大臣的强烈反对，以“可能激发民变”进行劝阻。孛儿只斤·忽必烈听从了大臣的劝阻，暂停了东征的准备工作。

三个月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忽必烈再次重提东征的准备事宜，不但下令征兵，还从海南岛调集来大量黎兵。此时，江南民众武装起义爆发，忽必烈无暇东顾，第三次东征的准备再次停止。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撤除“征东行中书省”；次年，又再次复置，并又重新开始第三次东征的准备。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由于民族起义严重威胁元朝统治，忽必烈不得不再次停止了东征计划。

孛儿只斤·忽必烈多次遣使日本被拒绝，再加上两次元日战争的失败，打破了元军队战无不胜的神话，使得国家威望有所下降，也激励了之后被征伐的国家人民奋起抗争，如后来的安南之役、占城之役、缅国之役、爪哇之役等海外战争中，元军均遭到该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其次，参加“异国征伐令”而受命集结在日本九州一带的武士、浪人集团，也无视元朝廷，开始对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进行有组织的武装劫掠，之后这部分人的行动范围扩散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演变成肆虐中国人数百年的海患。

为了满足对日本作战的需要，元朝廷首先加大了对兵力的补充，不仅从民间征召普通百姓家庭的青壮年，还要求将重刑犯人进行充军；同时，还在各地大量屯田，大肆压榨屯田的普通农民，以维持充足的粮草补给；为了应对海战，元朝廷还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及物力营造船舰，在限期、强行摊派的高压政策之下，主管监造的官员不顾当地实际情况，胡乱指挥，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其苦，导致各地反叛此起彼伏，严重威胁到元朝政权的稳定性。

元日战争中断了两国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但在第二次元日战争后的第十一年，随着日本商船抵达庆元，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开始恢复，并逐渐增多，直至元末的六、七十年间，中日海上贸易往来达到鼎盛。元朝还在沿海一带设置了浙东道都元帅府、定海千户所等机构，一方面防备日本的进攻，另一方面加强对日本来航的戒备。但受元日战争的影响，原先长期居住在日本、自由活动在两国之间的的中国商人，转变为需要向当权者寻求庇护的新型贸易形式。

随着元日战争的结束，日本列岛社会的各种矛盾喷涌而出：庄园制秩序的动摇混乱、幕府和日本天皇之间的斗争、 御家人因战时承担的经济重负与幕府割裂、普通百姓与御家人之间对土地的争夺等等，直接动摇了镰仓幕府的统治。日本弘安八年（1285年）十一月，日本接连发动了“霜月骚动”和“岩门之战”，镰仓幕府中枢的安达派失势，约近一半的人退出了幕府统治核心，催化了镰仓幕府的灭亡。

元日战争以前，日本实行单人单骑决斗的作战方式。元日战争中，元朝的军阵作战战法和铁炮等新式作战武器的运用，给了日本沉重的打击。第二次东征胜利后，日本将南宋的工匠及技人带回国内，开始学习中国中原王朝的工艺技术，利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从中原王朝学习到的经验，改进了弓箭，至第二次元朝入侵时，日本所使用的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与元朝军队的不相上下。同时，日本的作战模式也开始吸取战争的经验，由各自为战向集团作战转变。

在佛教思想和日本本土神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下，日本人以“菩萨诸佛皆为日本诸神”，并认为日本是“神国”，日本人皆是“神的子孙后代”，受到神的庇护。在蒙古的国书于文永五年（1268年）送抵日本之后，日本的朝廷幕府、寺社就开始了一系列祈求战胜的祈祷仪式，史称“异国降伏祈祷”；元朝战败后，日本将胜利的原因归究为“神风”显灵的结果，认为是多年“异国降伏祈祷”收到了效果，“神国日本”的观念渗透到上至平安京、下至山野湖海的日本列岛社会之中，成为当时日本人无可争议的共识，并在之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他国的自我优越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神国”观念达到顶峰，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组织了一支以“神风”命名的空中特攻队，采用自杀式攻击的方式撞击美国军舰，但“神风”特攻队并没有扭转日本在二战中的逆势。

作为元朝的藩属国，高丽经常出兵从征。元朝两次东征日本时，还专门在高丽设立了征东行省，任命高丽国王管理行省事务，致使高丽国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高丽为配合元朝出兵征伐，不仅要派出大量的兵力，还要造船、征粮等等，这些负担同样嫁接于高丽百姓身上，成为高丽人民沉重的负担。

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起，日本倭寇就开始侵占高丽，但两国关系并未因此而恶化。之后至元日战争之前，日本倭寇又开始在高丽金州、固城等地进行掠夺，虽然规模较小，但次数更为频繁。第一次东征结束后，日本为报复高丽与元朝一起攻打日本，制定了“异国征伐计划”，尽管计划最终并未实施，但受命集结在在九州、本州岛一带的武士和浪人集团，与日本西南边民相结合，组成武装船队，以海盗方式，有计划地对高丽进行武装劫掠。第二次东征结束后，日本和高丽关系恶化，两国贸易几乎断绝，日本无法再劫掠物资，非御家人、浪人、武士及农民等便组成了更大规模的海盗集团，频繁掠夺高丽沿海地区的居民物资，并最终演变成14世纪中叶高丽的“倭患”。

元朝学者王恽评价元日战争历时十多个月，将强兵广，规模宏大，自唐以来再未见过如此盛大的战争场面。

中国世界史研究专家汪向荣评价元日战争，正如一般的侵略战争一样，元朝不但师出无名，而且以强凌弱，不能不归入侵略战争之类。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田久川认为，侵日战争给中、朝、日三国社会都造成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同时更造成元日、朝日之间的敌对状态，甚至影响到明初中日关系的恢复，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留下了极不愉快的一页。

中国当代历史学专家周远廉认为，孛儿只斤·忽必烈远征海外，以最后失败而告终。这一结局，早就包含在他那违背历史发展趋势的大蒙古帝国“天下为家”的政治蓝图之中。

中原地区当代历史学家徐黎丽认为，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元朝二次东征失败而再次隔绝。作为战胜一方的日本，因赶走了蒙古族而避免了更大的劫难；作为战败一方的元朝不仅使国内实力受损，而且也使元军队的神威扫地，这极大地伤害了蒙古人的军事信念。可以说，元朝对日本的两次东征给自身带来的消极影响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消极影响。

第一次东征的失败，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东征舰队遭遇台风，导致元军溃败而归；在日本京都也盛行元军船为“神风”所破的传言。但此役中是否发生过台风，在元朝、日本和高丽三方的史料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

《元史·日本传》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 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中国的史料中仅提到了元军战败的事实，并未提到舰队遭遇过台风。并且撤军回国的元军将领忻都等人并没有将败退回国的原因归责于台风这一不可抗力上，反而受到了孛儿只斤·忽必烈的封赏。因此后世有学者认为，此次战役中，元军并没有遭遇台风，对日本的进攻也是有计划的、试探性的进攻，没有长期作战的打算。

日本的文献记载是京都贵族勘解由小路兼仲留下的日记《勘仲记》，里面记载，“或人云，凶贼船数万艘，浮海而至，俄尔逆风吹来，吹归本国”，仅提到台风把元朝舰队吹回了国。《八幡愚童训》是日本最早将“元日战争”场面纳入视野的叙事文学作品，书中不仅描写了双方的作战方法、日本武士的活动，还穿插了许多传说故事。但《八幡愚童训》中并没有提及日本有神风助力，而是将日本胜利的原因归结为“神火”。

高丽的史料《高丽史·金方庆传》中则明确记载了当时有“大风雨”发生，甚至有元军的高级将领落水溺死。

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气象学者荒川秀俊认为“文永之役”时没有发生过台风，他认为文永十一年十月二十日（1274年11月26日）既不是台风期，也不是西北季风期，绝不可能发生致使联军溃败的暴风雨。后世也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神风”并没有给元朝、高丽联军造成致命打击，第一次东征的失败也不是败于台风。

2014年秋，日本松浦市在鹰岛近海深约15米处的海底发现一艘木制沉船。船体部分长约12米，最宽处约3米；船体中央附近宽度最大，之后向船首和船尾渐窄；船内由9块隔板隔开，船首附近装有维持船体平衡的石块。在船内及周边还发现疑似12—13世纪中国制造的白瓷碗等20余件文物。日本长崎县松浦市教育委员会与琉球大学考古学教授池田荣史的调查团队经过一年的考古论证，结合出土文物及船体构造，证实该船是镰仓时代元朝进攻日本的军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