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炜，男，1940年生，四川省江安县人，无党派人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曾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发表历史论文及评论70多篇，著有《宋辽金西夏社会生活史》（合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宋代文豪与巴蜀旅游》（合著）等。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的编写和《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编审工作。

张邦炜195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964年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5年至1980年，任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编辑。1980年，奉调到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出版学术专著《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90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994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同年获中国图书奖）。发表《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1986年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历史文章80多篇，分别刊载于《历史研究》《未定稿》《中国史研究》《光明日报？史学》《新华文摘》、台湾《新史学》《大陆杂志》《思与言》、日本《中国史学》等刊物。1991-1992年,任锦江区第一届人大代表、常委。1993－1997年,任四川省第七届政协委员。1998至2007年,任四川省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常委。1990年获四川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并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2008年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荣退。

两宋历史的多角度探讨

——访张邦炜教授

●张邦炜　■何玉红 刁培俊

治学经历

■张先生，您好。您长期从事宋史研究，对两宋历史作了多角度的探讨。今天想就您的治学经历、研究心得体会以及治学经验等方面作一访谈。首先请您谈一谈您的治学经历。

●我们这代读书人因政治运动而耽误太多。我又是个地道的西部人，生长在四川省，读书在甘肃省，还有在西藏自治区从事新闻工作达15年之久的经历。1980年回乡到四川师大历史系任教，20多年来始终站在本科教学第一线。如今年近古稀，每周仍得上若干节课，研治宋史只能在教学之余。史可法的对联：“斗酒纵观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是我青年时代的座右铭。然而我这辈子能坐下来认真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不敢说有什么学问和成就。顾炎武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前辈学者李埏先生特别推崇这句名言，并以“不自小”名其斋。想到这里，我才鼓起勇气，接受您的访谈。

其实，历史也给了我某些机遇。如读研究生，虽然正逢灾荒年，但因政治运动暂停，反倒读了些书。“知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古今总归是相通的。卡尔·马克思曾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历史工作者应当对社会现实多少有所体验。从这个角度看，我由旧闻到新闻，由新闻到旧闻的经历，也并不完全是负面的。这些，我在《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一书的《后记》里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多说。

导师的影响

■张先生，您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金宝祥先生是著名的唐史专家，您为何选择宋史为治学方向。金先生对您治学有哪些影响。

●老一辈治史，往往强调贯通，反对支离破碎，主张高瞻远瞩。他们认为，通史姓“通”，通史贵在一个“通”字，不能局限于一朝一代，任何断代史都只是历史工作者的研究重点或突破口。金宝祥师50年代末所作《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一文在今天看来或许有运用马恩理论较刻板、分析问题较笼统的缺陷，但体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的学术追求，可惜因故未收入他的论文集。祥师 还强调，做学问切忌死守师说。他认为，如果我跟著他学唐史，很可能师云生亦云。他治唐史，我学宋史，则可互相启发，教学相长。祥师“文革”前，仅指导了两名研究生，还有一位安徽籍同学学明史，恰恰没有学唐史的。但效果不错，学明史那位同学敢于公开发表文章就明代里甲制度问题与梁方仲先生辩论，受到吴晗先生夸奖。他的毕业论文，郑天挺先生的评语是“足以成一家之言”，王毓铨先生的评语是“研究生而有如此成就，是罕见的。”令人惋惜的是，这位同学在“文革”中失踪，可能早已“跳进黄河洗不清”了。

先师当年有理论派之称，在方法上给我很多启示。他认为，历史是一部一切皆生、皆灭、皆动、皆变的动画片，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善于将历史现象放在历史发展演变的总进程中去作动态考察。同时，他又强调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总体意识、全局观念，不仅要瞻前顾后，上挂下联，而且要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同不少前辈学者一样，祥师主张“读书贵得间”，他要我把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反复读，读出自己的体会、读出独到的见解，甚至读出哲学的意境。他说，余嘉锡先生学问不小，但仍自称“读常见书斋”，可见熟读基本史籍很重要。他的许多谆谆告诫，诸如“学贵自成体系，钻研应有重点”；“勤于读书，慎于提笔；勤于写作，慎于发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等，我始终牢记。

祥师早年虽有《南宋马政考》等论文发表，但中年以后即主治唐史。这或许是个重要缘故，我尤其注意向其他老师请教以及与同学切磋。如曾因所谓“右倾”受到批判的系党总支书记陈守忠先生，他主治宋史，一度指导过我。又如赵俪生先生当年虽是所谓“右派”，曾被发配到农场劳动并挨打，被取消上课资格多年，但我有时也暗中拜访，并深受教益。让我感叹的是，30多年之后，再访已是86岁高龄的俪生先生，他仍清楚地记得我这个他没有上过课的学生，并亲切地以“老棣”、“老友”相称。再如利用假期返乡之机，向蒙文通先生请教，他教我读《宋文鉴》。而张荫麟、邓广铭、陈乐素、全汉升、聂崇岐、何竹淇、张家驹、李埏、华山、程溯洛、漆侠、徐规等先生，可以说是我当时未尝见面的老师。他们的代表作，我大多拜读。

至于同学之间的相互切磋，本系的几位研究生同学乃至青年助教，晚饭后常常集体散步，往往不是闲聊，而是谈论学术，有时发生争执，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是关系很融洽。讨论的问题很广泛，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到古巴革命战争、《李自成自述》《平凡的真理》等当年的热门话题。在切磋者中，有位刚从北大毕业分配来的助教李恕德兄，1962年冬突然因所谓“现反”而被捕。后来他的同班同学童超教授告诉我，恕德兄坐牢十余年，已“改造”成为一名技艺精良的木匠，平反后回家乡哈尔滨市去了。我读研究生时与四川大学研究生朱瑞熙兄的学术交流，以及瑞熙兄当年在学术上对我的帮助，宋史学界不少同仁都知道。

理解唐宋社会变革

■上个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社会变革”之说，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这一论题依然经久不衰。张先生，您曾说过您是“一个较为固执的唐宋社会变革论者”。您是如何理解唐宋社会变革这个问题的。

●历史不是杂乱无章的流水账，研究历史不必也不可能凡事必录必究，只能抓关键，即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我对阐释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论著素来情有独钟，如蒙文通先生那篇洋洋十万言的长文《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60年代初，我是从刚翻译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中，了解到他和他的老师内藤湖南的唐宋社会变革论的。其实，此论也很难说是他们的全新发现。早在宋代，沈括、郑樵、王明清等人就有察觉。明清时代，胡应麟、顾炎武、严复等人又有阐述。当然，内藤、宫崎市讲得要系统些。我青年时代接受了唐宋社会变革论，或许是由于先入为主的缘故吧，后来始终坚信，并曾试图从不同角度将它细化、深化、具体化。虽然我既不赞成宫崎将唐宋社会变革定位为从中世到近世的转化，也不赞同宫崎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并引发了西方的文艺复兴。

在内藤、宫崎之说的影响下，我逐渐对唐宋社会变革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认识。简要说来，大致有下面四点。第一，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较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宋代是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朝不尽相同的历史发展新阶段。如果说魏晋“尚姓”，唐代既“尚姓”又“尚官”，那么宋代则“尚官”。换言之，社会从以门阀为中心转化为以品官为本位。唐代士人将“门地、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称为“三绝”；将“始不以进士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称为“平生有三恨”。而宋代士人则把“入翰林，加金紫，知贡举”，叫做“平生美事三者并集”；把“不得于黄纸尾押字”即“不历中书”、未拜相，叫做“生平不足”。唐、宋两代不同的说法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并折射出社会的制度性、结构性变迁。第二，唐宋社会变革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它不是以突变的形式出现，而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渐进过程。难怪学界出现了这场社会变革发生在唐朝中叶、唐末五代十国、唐宋之际、庆历前后、两宋之交等多种说法。第三，唐宋社会变革前后经历了两三百年之久，大致开始于中唐前后，基本完成于北宋前期，可简要地表述为唐宋之际。第四，这场社会变革不是下降型转化，而是上升型运动，它并不意味著停滞，而意味著发展，宋代进入了继续发展、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总之，唐宋社会变革的深度、广度乃至影响，虽然不能同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相提并论，但不能因此而被忽视。

对土地制度的见解

■关于唐宋社会变革，您最初是从土地制度角度进行考察，在这方面您的主要见解是什么。

●这已是40多年前，读研究生时的事情了。当时，金宝祥师要我考察宋代的土地制度，并且认为问题的要害在于人身依附关系。他主张用《资本论》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一再强调卡尔·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入手，我们剖析中国传统社会应当以人身依附关系为重点，人身依附是传统社会最普遍的关系、“最内部的秘密”“隐蔽著的基础”。通过学习与探索，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人身依附与自然经济的确是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传统时代的土地所有权具有品级性、凝固性即非运动性。然而传统社会自有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漫长的传统时代并非一成不变，商品这一“革命要素”的前后变化特别值得注意。

稍许具体些说，我的主要论点有四。第一，针对当时较为流行的宋代是个无处无庄园的庄园世界的说法，我认为宋代土地经营的主要形式不是设置庄园，而是招人租佃；宋代的庄园大多以租佃方式经营，其实质往往不是农奴制，而是租佃制。而由魏晋乃至隋唐庄园制到宋代租佃制的演变，正是唐宋社会变革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第二，宋代租佃制的发展不是单纯的量的增长，关键在于质的变化即人身依附关系的弱化，而佃农退佃自由的争得、私家佃家而负担国家赋役、超经济特权的削弱则是宋代人身依附关系弱化的具体表现。第三，我不赞成宋代农村完全自给自足，是个与外界无经济交往的绝缘体的说法，当时民怨鼎沸，民变连绵，与此关系极大。我在《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一文中指出，当时法律原则上允许妇女再嫁，舆论并不笼统谴责妇女改嫁，理学兴起于两宋而流弊主要在明清，宋代仅仅处于妇女地位下降的过程之中，并不是这一过程直转急下的转折点。与上述论点有关，在当前流传的某些性文化、性历史书籍中，往往将唐朝渲染为性自由奔放期，把宋代指斥为实行严厉的性禁。我在《两宋时期的性问题》一文中认为，唐代前期放纵的宫廷性生活并非当时社会现实的缩影，相当开放的敦煌性文化难以代表唐代全国各地的整体状况。如果仅以某一特定地域而论，宋代岭南某些地方盛行“卷伴”“听气”“飞驼”“多妻”等习俗，其性生活的开放程度与唐代敦煌市地区差别不会太大。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北宋亡国的原因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弃作为祖宗家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制约体系所致。

北宋晚期政治的研究

■您对北宋晚期的政治也有不少新的看法，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研究。

●与以教书为职业有关，我研究宋史无规划、无重点，甚至不知道课题为何物。选题主要出自个人兴之所致，对什么问题有兴趣就用心去探索，有心得就动笔去写，很自在，无压力，乐在其中。80年代，我边读史料边思考边写书。在清理人物与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从前在宋史研究中，有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将主战与主和绝对对立，一味肯定主战，全盘否定主和。这不免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靖康内讧解析》(见《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一书)与收入张教授新书《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中的《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就充分体现了张教授在研究宋代宫廷政治斗争之隐事上的才气和成就，借论述徽宗赵桓父子反目，钦宗与郓王楷、徽宗与蔡王似兄弟墙的前因后果，揭开宋皇室竭力粉饰的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温情面纱，道出前人少有论及的冷酷真相，也为北宋亡国的原因作了有价值的补充。

宋代文化教育的研究

■宋代的文化教育也是您的研究领域。您发表过一篇长文，探讨两宋文化的普及性。请问您是怎样看待宋代文化普及的。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社会背景、以及它对此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是我在这个领域里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我“文革”后所写的第一篇宋史论文。此文写于80年代初，我刚从西藏自治区归来，学业荒疏，心里没底，草稿写成后，送请当时远在北京的朱瑞熙兄修改。经瑞熙兄增补后，提交宋史研究会郑州市年会讨论，后来有幸被邓广铭先生收入他所主编的《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治学经验

■您曾说过：“遇事洒脱些，做事认真些，待人坦诚些，性情开朗些，生活潇洒些。”这是您多年来治学与做人的真实写照。您从事学术研究多年，一定积累了许多治学经验，请谈谈。好吗。

●这25个字确实是我的真情实感，但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就整个学界来说，不具有普遍性。所谓“洒脱”“开朗”“潇洒”云云，只不过是我这个不成功之人的自我解嘲而已。第二，对青年学子来讲，不应造成误导。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大致有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太贪玩，潇洒过分，甚至终日无所事学业。对于他们，理应告诫：做事应当认真些。另一种是太拼命，把身体当儿戏，甚至为学业而晕倒，好在尚无英年早逝者。对于他们，则应强调：生活何妨潇洒些。

我的体会是，做学问乃兴趣之所在，有张有弛，提得起，放得下。几天杂务缠身便郁闷，一旦坐进书堆就踏实。人各有好，如果拿起书本便头疼，可选择经商或从政。知我者都知道，我是个夜猫子，读书到凌晨，兴致正浓。如若有所发现，更是情不自禁。但白天也能睡大觉，每天睡眠一般不会少于8小时。学者不是苦行僧，也应当有适度的休闲与娱乐。我不喜欢看电视，但看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看2022-23赛季欧洲冠军联赛，看世界杯，而且熬夜看。只要有空，还喜欢带孙子。“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当年的这句豪言壮语在特别珍惜生命的今天，不一定很可取。但做学问也大可不必拼死拼活，一定要去图个啥。老老实实地去做自己想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只问耕耘，莫问收获。”相信工夫不负有心人。古人说：“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我那25字格言，意思与此相近。

以前从未料到，天生对学术论文望而生畏的我，竟会以期盼的心情等待一部论文集的出版。 大概缘自父亲讲述的历史故事的熏陶，我从小就对历史有一定的兴趣，小时语文成绩不错，便想当然地认为历史一科也会学得很好，但结果颇有偏差，历史成绩不见得佳。我承认我在对历史教科书的学习上不甚着力，因为里面的内容精减，精减到几乎只剩几句年代、事件的简述和总结出来的大道理，那种感觉就像对一位传说中的绝代佳人憧憬已久，但真见到时却发现伊原来面黄肌瘦到了皮包骨的程度，轰然失望之下的怠慢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一直对以教科书式风格写成的论文保持距离，宁愿阅读以故事方式讲史的通俗书籍，直到多年以后，出自对宋史的偏爱和写小说的需要，我开始阅读宋代史料文献原文，也找了一些近现代学者写的历史学论文来看，才渐渐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论文都枯燥。例如，张邦炜教授的文章。

起初并不怎么留意论文作者名字，但在网上看到喜欢的史学文章时我会把网页保存下来，某日点开一一重读，便很偶然地发现很大一部分为同一人所著——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邦炜。从那天起我就在寻找和等待张教授已出或将出的书，可惜这样的论文集印数太少，更无花哨的包装，太容易湮没匿迹于如海浩瀚的书堆里。我于2003年底买到张教授个人的专著《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之前的著作已无从寻觅，而待到捧起此书姊妹篇《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已是近两年之后。

张教授的论文以理为骨，以史为肉，引经据典，叙述流畅，文风既端正致密又不失精彩生动，读起来丝毫不累，大量的史料细节信手拈来，甚至可以如推理小说般逐层深入引人入胜，给予读者一次次愉快的阅读经历。

而文风和结构上的优点只是吸引我的部分原因。恪守孔老夫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教诲，不敢有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宋人写不便直言的隐事多用春秋笔法，后世治宋史者略一大意也就体会不到其中深意，但张教授能以敏锐的目光透过春秋笔法所布的迷雾，直视其中史实隐约处，再以严谨的态度求证，继而有理有据、客观冷静地论述，得出的结论很令人信服。《靖康内讧解析》(见《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一书)与收入张教授新书《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中的《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就充分体现了张教授在研究宋代宫廷政治斗争之隐事上的才气和成就，借论述徽宗钦宗父子反目，钦宗与郓王楷、徽宗与蔡王似兄弟阋墙的前因后果，揭开宋皇室竭力粉饰的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的温情面纱，道出前人少有论及的冷酷真相，也为北宋亡国的原因作了有价值的补充。

很欣赏张教授的治史态度，理性平和，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亦很客观公正，文字中几乎没有情绪化的痕迹，论及人物时不是先主观地给他定性，再找证据进行填充式论证，而是追根溯源，有缘由、有过程地叙述其发展经过，要证明的结论也随之自然而然地逐步凸现。从《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二部分的北宋晚期政治研究中，可以清楚看到宋徽宗从花花太岁一跃而为风流天子，再至亡国昏君的前后过程，从而不难理解作者的论点——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腐败亡国。北宋晚期之所以腐败，是因为北宋开国以来所形成的权力制约体系全面崩溃，皇权以及内朝、外朝的权力一概恶性膨胀。北宋亡国不是因为死守祖宗家法，反倒是放弃作为祖宗家法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制约体系所致。

另外，张教授研究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帝王将相，《宋代政治文化史论》论及的非统治阶层不少，从北宋的宦官、地位低下的伎术官到普通文士、才女，勾勒出一幅易为人忽视的东京众生相，作者在冷静审视的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当时弱势群体的几许悲悯。

在经过两年的等待后，《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的内容没有令我失望，依然有我感兴趣的论题和精彩的论述。看过了书，对书的作者难免会有些好奇。曾遇见一位张教授的学生，她对他的描述大致可用八个字总结:四壁古书，两袖清风。而书的后记中有张教授的25字格言:“遇事洒脱些，做事认真些，待人坦诚些，性情开朗些，生活潇洒些。”

米兰 (本报书评人)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张邦炜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1、《论宋代的官田》，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2、《关于宋代客户的身份问题》，载《光明日报》1965年8月11日《史学》。

3、《北宋赋重役轻浅论》，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4、《租佃关系在北宋的发展》，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5、《租佃关系与北宋社会》，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6、《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7、《中国封建时代的家庭制度》，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8、《论宋代国子学向太学的演变》，载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

9、《唐代学校的盛衰》，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

10、《宋代发展海外贸易的措施》，载《国内外经济管理》1985年第32期。

11、《宋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载《国内外经济管理》1985年第33期。

12、《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3、《宋代官吏经济违法问题考察》，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1期，又载《新华文摘》1986年第5期。

14、《宋代避亲避籍制度述评》，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15、《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载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6、《宋神宗的重禄法》，载《历史知识》1986年第3期。

17、《宋代禁止官吏经商始于何时》，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载《未定稿》1987年第4期。

19、《宋代官商剖析》，载《学习与实践》1987年第3期。

20、《宋代妇女再嫁问题探讨》，载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又载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第3集，（台湾）稻香出版社1992年5月版。

21、《宋代“省官益俸”的构想及其实践》，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22、《范仲淹的晚节》，载《历史知识》1987年第3期。

23、《宋代对宗室的防范》，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4、《论宋代“无内乱”》，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25、《宋代的亏心汉》，载《历史知识》1988年第3期。

26、《宋代四川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又载孙毓棠等主编《平准学刊》第2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6月版，与贾大泉合著。

27、《宋朝的“待外戚之法”》，载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1989年5月版。

28、《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29、《宋代婚姻制度的种种特色》，载《社会科学研究》1989年第3期。

30、《唐代的异辈婚》，载《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31、《宋代的公主》，载（台湾）《思与言》杂志第28卷第1期，1990年3月。

32、《韩胄平议》，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33、《宋孝宗简论》，载《天府新论》1991年第3期。

34、《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

35、《宋代的神童》，载《文史杂志》1991年第6期。

36、《宋代伎术官研究》，载（台湾）《大陆杂志》第83卷第1、2期连载，1991年7、8月，与余贵林合著。

37、《北宋宦官与政治》，载邓广铭等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8、《南宋宦官权势的削弱》，载《中州学刊》1992年第3期。

39、《吴曦叛宋原因何在》，载《天府新论》1992年第5期，载《吴吴研究资料选编》，甘肃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版。

40、《宋真宗刘皇后其人其事》，载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41、《两宋无内朝论》，载《河北学刊》1994年第1期。

42、《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43、《宋代盐泉苏氏剖折》，载（台湾）《新史学》第５卷第１期，1994年3月。

44、《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45、《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载漆侠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46、《宋代丧葬习俗举隅》，载宋晞主编《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印行，1996年3月。

47、《两宋时期的丧葬陋俗》，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48、《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49、《两宋妇女的历史贡献》，载《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6期。

50、《宋元时期的仁寿——崇仁虞氏家族研究》，载《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1998年6月。

51、《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的婚姻制度与习俗》，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52、《辽宋西夏金时期少数民族妇女的生活》，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53、《北宋亡国的缘由》，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0卷《历史·旅游专辑》，1999年10月。

54、《北宋亡国与权力膨胀》，载《天府新论》2000年第1期。

55、《论北宋晚期的士风》，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56、《靖康内讧解析》，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58、《宋徽宗角色错位的由来》，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59、《关于建中之政》，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60、《两宋时期的性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8月版。

61、《宋徽宗初年的政争》，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62、《范成大治蜀述论》，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63、《澶渊之功数第三——北宋枢相王继英事迹述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纪念澶渊之盟一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4年12月，濮阳市。

64、《论北宋前期的都部署问题》，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