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西细菌战（1943年8月—1943年10月），是指华北方面军在中国山东鲁西境内实施的大规模霍乱细菌战。因发生于日本昭和十八秋，日方称为“方面军第12军18秋鲁西作战”，代称“武号作战”。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接连失利。根据日本军部大规模细菌战备的方针，日本决定对苏、美等国实施细菌战，而在此之前，日军高层迫切需要一次实战，来检验生化武器的效力和日军在疫区的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国鲁西地区成为日本测试大规模细菌战的目标地区。1943年初，华北方面军开始为鲁西霍乱细菌战进行了兵员训练、霍乱预防接种、兵要地志采集等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同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日军利用卫河流域暴雨河涨的时机，先破坏卫河河堤，制造水灾，再往河水中投放大量的霍乱菌，使其顺着泛滥的河水四处扩散蔓延。9月中旬至10月下旬，日军常规部队分别以“抵抗试验”“蔓延霍乱”“掠夺物资”为目的，接连三次出兵疫区，以测试日本军队在霍乱地区作战的耐久力和抵抗力，同时攻击根据地的八路军及国民革命军，并驱使霍乱病患者向外扩散、传播病菌。10月下旬，由于日军内部接连出现感染患者，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石井四郎联合下令，停止鲁西霍乱细菌战。事后，日本华北方面军隐瞒罪行，将细菌战引发的霍乱疫情归结为自然原因。

为应对霍乱引发的疫情和灾情，当地政府和民众积极组织自救，冀鲁豫行署通过灾区垦荒、赎回土地、节约救灾等举施，缓解疫情与灾情。根据日方战俘的供述，鲁西细菌战造成中国山东鲁西一带18个县受灾，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受灾，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倒塌，20万以上的中国民众死亡，致使鲁西出现了大量的“无人区”；但中国学者通过考证后发现，鲁西细菌战实际的伤亡人数和受灾范围远高于此。一般认为，细菌战造成的受灾地区多达20多个县、1500平方公里，死亡人数超过40万。

1972年，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和长沼节夫撰写的《天皇的军队》一书发表，该书第十章节专题叙述了1943年鲁西细菌战的过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鲁西细菌战报公开揭露。1989年，中国国家档案部门公开了日军第59师团战俘的供词，中国学界才开始对鲁西细菌战进行研究。2002年，临沂市文史工作者崔维志与唐秀娥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公开发行，鲁西细菌战至此才广为人知。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已经产生了研制细菌武器的设想，并得到了日本陆军省的支持。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为摆脱经济危机组织上发的国内矛盾，内阁和军部制订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但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在常规武器的生产制造上存在不足。而日本军医少佐石井四郎在了解到欧洲14世纪中叶鼠疫流行造成的灾害使各国统治者心有余悸时，更增加了对细菌武器研究的兴趣，因此他以细菌战解决战争中人力和武器资源不足的困难，极和鼓吹细菌战的必要性，并认为创建细菌部队刻不容缓。在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永田铁山大佐、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和塜隆二等人的推荐下，石井四郎的主张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

1932年8月，日本在东京陆军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研究细菌战的战地供水和细菌生产的问题。次年，细菌战研究室扩建为“防疫研究所”，成为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中心。同年8月，防疫研究所迁往中国哈尔滨南岗，正式成为关东军的细菌战部队。至1937年，日本已具备发动细菌战的能力。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先后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建立了三个大规模的细菌战基地，还在泰国、缅甸等设置了支部，形成了庞大的细菌战体系。

苏联曾是日本的重要假想敌之一。1939年诺门坎战役日本失败后，日本对苏联进行细菌战的需求变得更加现实，并于1940年在中国东北先后组建了海拉尔支队、孙吴支队、林口支队和牡丹江市支队等4个细菌战支队。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会战德军的相继惨败，苏德战争形势迅速逆转，苏联红军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苏备战迫在眉睫。但日本的常规军力无法同苏联相抗衡，于是石井四郎在1943年日军总参谋部“保号碰头会的秘密会议上，提出“准备使用大量生化武器，先发制人”的主张，而在此之前，日军高层迫切需要一次更大规模的实战，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力和日军部队在疫区的作战能力。

1933年以来，日军相继占领中国华北多地，在进行多次扫荡后，也并未实现其“完全征服”的野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国际战场上损失惨重，导致在中国华北地区的兵力大幅减少，日军的常规部队已无法实施日军在1943年提出的、针对华北的“确保警备地区的安定、特别重视铁路和主要交通沿线、主要城市和主要资源区”的作战方针。与此同时，1941年以后，华北的敌后根据地一改以前被动的局面，不但得到恢复，并有所扩大。为遏制抗日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日军迫切需要迅速采取“有效对策”进行阻止，使用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成了日军的首选方案。

为发动对鲁西的细菌战，日本细菌部队生产了包括霍乱菌、伤寒菌、志贺氏菌属、结核分枝杆菌等在内的大量细菌大量细菌。日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细菌室检查助手及书记林茂美战后供述，他在防疫给水班时，共培养80玻璃管细菌，其中霍乱菌30管、结核菌10管、赤痢菌10管、伤寒菌30管，另外还有脑膜炎菌5管、流行时疹菌5管。驻济南日军第59师团陆军病院军医中尉竹内丰供述，他在济南防疫给水支部时，曾制造了16桶半的伤寒生菌，其桶的容量为直径40公分，高50公分。仅霍乱菌而言，每一玻璃管细菌就能杀害100人左右。

为检测各类细菌的效力，日军还经常用八路军俘虏或无辜平民进行活体测试。据曾在日军1875部队担任翻译的韩国人崔亨振供述，驻济南的日军北支那派遣军防疫给水班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试验的俘虏百余名，一年大约有400—500名俘虏被害。他在该部供职期间，死亡的俘虏就有约1000人。

负责执行细菌研发的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日军1855细菌战部队的济南支部，又名济南防疫给水部、日本陆军防疫处，对内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支部”，对外称为“1875部队”，1855细菌部队主要负责研究细菌；另一支是日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对外称2350冈田部队，他们主要负责培养和散布细菌。

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分为参加华北“方面军第12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部队和配合细菌战进行大“扫荡”的部队，共计约4万人。为了实施鲁西霍乱细菌战，日军自1943年起，就对参与战争的12军进行了疫苗接种、训练和演习，并增加了相关的人员与设备。

作战前夕，日军工兵队山下守邦少尉曾率部在临清市至南馆陶间，对卫河水深、河宽进行详细侦察，在对战俘斋藤银松的侦讯后的总结意见书中也曾提到，斋藤银松曾于1943年8月至11月期间，在山东临清、馆陶等地参加情报活动，搜集中国军队情报及侦察卫河水量及地形等情报达62件。

1943年8月卫河流域普降大雨，导致卫河水位上涨，存在泛滥可能， 一旦洪水泛滥，既能淹没抗日根据地、杀害根据地民众，同时也能维护日军所占据的津浦铁路沿线的军事重镇的安全。同时，位于卫河流域附近的鲁西一带不仅是整个山东省较早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区域之一，还是联系华北地区与山东的枢纽，更是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日军曾多次对鲁西一带发动“清剿”行动，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成功。为了给鲁西抗日根据地毁灭性打击，日军最终将目光对准了鲁西。

1943年8月，盘踞在山东鲁西地区的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第44大队大队长广濑利善，奉旅团长田坂八十八的命令，带队分路前往卫河沿线决堤。

8月27日，广漱利善带领第5中队、机关枪中队各一个小队，共60人，抵达临清市县城附近的小焦家庄卫河西岸。第5中队中队长中村隆次、机关枪中队中队长久保川助作、重机枪小队队长小岛隆男等7人决堤，其余人员警戒。附近村民闻讯赶来，哀求日军住手，但随即就被日军用铁锹砍翻在地。此时，日军已决开了一个半米宽、半米深、五米长的大口，洪水朝西岸堤下涌入，瞬间将堤坝冲垮150多米。与此同时，第44大队第3中队在中队长长蓬尾的率领下，决开了临西县尖冢镇附近的卫河北堤。8月29日，第2中队30余人在中队长福田武志的带领下，由驻地南馆陶出发，行至南馆馆以北5公里的拐弯处，将卫河北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洪水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除决溃卫河西岸和北堤处，第44大队又将临清大桥附近的河堤决溃。

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则将霍乱菌投放到洪水中，利用洪水蔓延，使之迅速扩散至附近村庄。除向投放霍乱菌外，日军细菌战部队还在山东省以范县、朝城县、阳谷县为中心的鲁西平原一带的解放区范围内，空投带有霍乱菌的罐头炸弹。

鲁西霍乱盛发之时，华北方面军以山东省境内的第12军第59师团为主力，调配装甲兵、航空部、第32、35师团及伪军共3万余兵力，从南向北对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实施讨伐战争。

9月中旬至下旬，在广漱利善的指挥下，日军发起以“抵抗试验”为主的讨伐作战，先后侵入山东省临清市、馆陶、堂邑县一带，试验日军在散布霍乱地区作战的耐久力、抵抗力，同时寻找八路军及国民党军予以攻击，并驱使患霍乱病者逃去各地避难，使霍乱蔓延。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日军又发起以“蔓延霍乱”为主的讨伐作战，在聊城市、堂邑、馆陶、临清、冠县等地，对百姓进行讨伐，迫使他们四处逃亡，同时继续调查霍乱细菌的效力。10月上旬至10月20日，日军又发起以“掠夺物资”为主的第三期作战，大举进攻莘县、范县、濮县、观城、大名一带，继续驱赶感染上霍乱细菌的中国民众，同时在疫区实行“三光”政策，大肆抢掠粮食、家畜等物资。

1943年9月中旬，日军第59师团防疫给水班班长中尉冈田春树等15人被发现感染了霍乱；9月下旬，日军内部又陆续发现有200余人确诊感染霍乱。为避免疫情在部队内部蔓延，1943年10月下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石井四郎联合下令，停止鲁西霍乱细菌战，持续数十天的鲁西霍乱细菌战至此宣告结束。

早在1943年9月，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长石井四郎就借北京虎拉列出现霍乱疫情发表报告，声称北京是霍乱的“病原地带”，并且预警霍乱将要蔓延的区域的重点位置是卫河流域的鲁西冀南；鲁西霍乱细菌战结束以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又发布了《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声称山东省鲁西地区的霍乱是自然发生，发病原因是中国人之间相互感染，并且大力称赞了“防疫本部”对遏制霍乱的贡献；1943年11月上旬，华北方面军又在济南第12军军医部，就9月鲁西地区发生霍乱问题开会讨论，再次重申当地的霍乱是从正在流行该疫病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厦门市传入。

由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极端落后，对侵华日军此次大规模霍乱细菌战并没有侦察知晓，仅针对日军在冀鲁豫、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予以了回击。

日军掘溃河堤，利用洪水散播霍乱细菌的地区范围大致包括山东省卫河以西，河北省邯郸以东及石家庄市以南，河南省新乡以北的广大平原低洼地域。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第44大队小队长小岛隆男供述，大水造成卫河流域的临清市、 馆陶县、邱县、武城县等县的严重水灾，约有11万户、67万人遭受水患，破坏耕地约9.6万町步。第59师团参谋部主任芳信雅供述，水灾淹没了50个村庄，被害群众25000人，360平方公里的农作物被淹没。第59师团第53旅团情报主任难波博战后供述，决堤致使受害面积达到960平方公里，受害居民约70万人，其中由于水灾而死亡的居民约30000人。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军官矢崎贤三供述，日军掘溃卫河堤后，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000公顷以上的耕地遭到破坏，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倒塌。

日军第53旅团旅团长长岛勤供述，在大“扫荡”中，日军共杀害抗日军70余人，掠夺粮食600 余吨。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军官矢崎贤三供述，日军共掠夺了小麦约1万袋（每袋 60 公斤）以上，棉花4.25万袋以上，牛约 80 头以上。

由于历史原因和研究状况，日军鲁西细菌战所造成的中原地区民众病亡人数，迄今难以确切统计，只能从受审日军的供述材料、鲁西地方志等文献材料中，做出一个大致的估算。

据资料统计，共有8个日军战俘在供词中提及了鲁西霍乱细菌战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但所交代的死亡人数差距较大，从4500余人到20万以上不等。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团第44大队步兵炮中队小队长矢崎贤三曾有两次供述，第一份供词中，他表示，通过散布霍乱病菌及三期讨伐作战，鲁西一带（临清市、邱县、馆陶县县、冠县、堂邑镇、莘平县、朝城县、范县、观城县、濮县、寿张镇县、阳谷县、聊城县、茌平区县、博平县、清平县、夏津县、高唐县）共约18个县受灾，因霍乱、饥饿、水灾造成37500名和平农民死亡，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霍乱菌杀害了227500名中国和平农民；第二份供词中，矢崎贤三交代，霍乱、饥饿、水灾等原因造成32300人以上的和平居民遇害，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20万以上的中国民众死于霍乱。矢崎贤三的供词被众多学者所采信。

1988年出版的《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市、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 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根据1996年出版的《冀南革命斗争史》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调查材料显示，日军在鲁西霍乱作战中，不完全统计，全区受灾县共30多个，灾民400余万人。霍乱发现后，巨鹿县因霍乱病死者达3000人，曲周县东王堡村150户、病死600人；馆陶县榆林、来村、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余人；威县南胡帐村170户、病死210人；邱县梁儿庄300户、死400人，有20余户全家无一幸存，清河县黄金庄村病死200人。

近几年，学者们在对鲁西细菌战的研究中，对人员伤亡也形成了不同的看法。赵延庆、王昌荣认为，日军通过撒布霍乱菌、迫使发病人群移动、大水漫流等几种途径，导致霍乱病菌在近20个县传播，造成至少20万以上的平民死亡；崔维志、唐秀娥依据是日俘矢崎贤三的两次供述，认为鲁西细菌战屠杀了20万中国人；谢忠厚在叙述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时，认为鲁西“霍乱作战”造成20万以上的中国军民死亡，又在控诉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细菌战犯罪时，认为有22.75万中国百姓被害；刘庭华认为，鲁西细菌战共有20万以上的中国人死亡，冀鲁豫边区的河北、河南还有约30个县，也受到了霍乱的影响，仅河北巨鹿因感染霍乱病死亡人数就高达3000余人；赵延垒、沈庭云、王洪亮则认为，日军在鲁西冀南地区实施的大规模霍乱细菌战，至少造成42.75万中国平民死亡；徐畅从细菌部队作战能力、霍乱传播范围及当时的人口情况出发，认为鲁西细菌战死亡人数应该在5万以上；陈致远在分析了战俘身份、供词后，结合冀鲁豫根据地的历史文献，认为鲁西霍乱细菌战导致了约5万的中国人死亡，加上水灾、饥饿、日军的扫荡等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0万以上。

根据《曲周县党史大事记》《冠县志》《聊城地区卫生志》等地方史志的记载，1943年年底，各地霍乱横行，再加上该病传染速度快，死亡率高的特点，导致短期内各县百姓大量死亡。

第59师团第53旅团独立步兵第44大队小队长小岛隆男口供中提到，霍乱在附近村庄蔓延着，不管走到哪个村子都会看到霍乱患者。患者因为脱水，瘦得跟骸骨一样，而且因为大小便失禁招来不少苍蝇。有的村到处都是死人，大量苍蝇遍布阴尸周围。当时，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霍乱患者，每天都有死亡的。

威县常庄乡东安上村村民张国新回忆，家中只要一人感染了霍乱，全家人都会感染上跟着得。团威县方家营乡东方家营村村民姚兴甲回忆道，有的人得了霍乱不到半天就死了，没几天一家人也都死了。威县方家营乡东徐固寨村村民王淑相回忆道，该村一天死了8个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死了18个人。

据参与鲁西霍乱细菌战的日军战俘矢崎贤三供述，鲁西霍乱细菌战导致的霍乱流行区域包括临清市、邱县、馆陶县、冠县、堂邑、莘县、朝城镇、范县、观城镇、濮县、寿张镇、阳谷县、聊城市、茌平区、博平县、清平、夏津、高唐。崔维志和唐秀娥在《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中指出，除上述18个县以外，大名县、威县、曲周县、永年、清河等县同样在鲁西霍乱细菌战的波及范围内。

霍乱细菌的蔓延，加上日军的大肆掠夺，鲁西冀南民众生活变得举步维艰。为了生存，幸存的当地百姓不得不外出逃难、流落他乡，致使上述23个县份中出现了大量的“无人区”。至1943年年底，大名县下辖的村子几乎成了“无人区”；邱县贾镇以东一带，有60 多个村庄成为“无人区”，其中仅桑阿镇周围就有30多个“无人区”。据《冠县卫生防疫志》记载，1943年秋霍乱流行，以冠县、堂邑二县最重，冠县的贾镇、定远寨一带、堂邑镇的辛集乡一带变为“无人区”。疫情最严重的馆陶县儒林（今属邱县）、来村（今属曲周县）、法寺等村，10天内病死370人，有的家庭已经绝户。馆陶房儿寨1440人，死亡80人，逃走170人，33 家逃光、死绝。邱馆路上桃寨据点附近的几个村庄均成为“无人区”。《冀南革命斗争史》一书也记载到，1943年农历7月底，曲周阴雨连绵7天7夜，霍乱病蔓延流行，死人甚多。东王堡村150多户人家，死亡 600 人，其中因传染病致死的占五分之四；农田一片荒芜，村中房倒屋塌，街头院内杂草丛生。一个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市、堂邑、临清市、清平、博平县、聊堂等县骇人听闻的“无人区”，就这样形成了。

疫情发生后，在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当地民众开始以土法进行治疗，比如将酒涂抹在鼻孔和嘴上抵御病毒，或用艾草醺治，更多民众选择了用针灸放血医治霍乱，但效果甚微。

面对日益严重的疫情，晋冀鲁豫根据地党委政府紧急动员，组织群众、部队用土法消毒，以防止霍乱蔓延。同时，以晋冀鲁豫根据地冀南行署为例，第一、第三专区拨出专款救灾，并组织医务人员奔赴各地，为患病群众进行治疗。行署组织专门人员研究出了中西医相结合的防疫办法，并大力推广；后方医院医务人员则筹积了价值15万元的药品支援疫区，冀南专区还试制出一套名叫“雷公救济散”的药物用于治疗霍乱，并在《人山报》上大力宣传。

为赈济鲁西地区严重的灾害，冀鲁豫行署在各地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颁布了相关条例，并主要从帮扶灾民与灾区垦荒、土地赎回、赎人运动、节约救灾与精兵简政等方面进行积极救助。

为解决灾民外逃、降低向外传播疫病的风险，1943年11月23日，冀鲁豫行署发布了《冀鲁豫行署关于安置流浪灾民的指示信》，要求即时帮助灾民安置住房；同时对流亡灾民进行检查，发放居住证；并支援棉衣帮助灾民过冬。为了更好地照顾受灾的孕妇和儿童，冀鲁豫行署还专门颁布了《冀鲁豫产妇婴儿保健办法》，要求先集中弃儿，然后分给村干抚养。

为快速恢复灾区的农业生产，冀鲁豫行署要求党、政、民机关干部到灾区开荒生产，同时还统一组织各轻灾区群众到重灾区开荒。对在灾区安家者，除解决房屋、种子、贷给一定数量的农具外，再给予每人50 斤生活粮的补助，并免除负担粮两年。

到1944年春，沙区共开荒万余亩，种菜7000余顷，新打井200余眼；在范县颜村铺一带，还建立了粮菜生产基地。灾区的人口也得到了逐步的恢复，曾是“无人村”的大花园头村，至1944 年年底，已经恢复到近百户。

鲁西霍乱细菌战发生后，大量生存难以维系鲁西冀南民众不得不卖出自己的土地。为帮助被迫卖掉土地的农民解决土地、保障生活，冀鲁豫、冀南行署首先进行思想引导，宣传土地赎回的合理性，并说服一部分开明士绅拥护土地赎回的政策。1944年8月10日，冀鲁豫行署与冀南行署联合发布了《冀鲁豫、冀南行署关于赎地问题的决定》，支持卖主原价赎回土地；若买主生活艰难，则允许贫农赎回一半，另一半改为当契；如买主为贫农，卖主为中农，则允许中农赎回一半，或一半改为当契；同等阶层之间买卖土地则视为典当关系，典当期以两年为限；贫民若无钱赎地，则可与买方转变为借贷关系。

土地赎回从1943年初冬开始，1945 年上半年基本完成。据统计，冀鲁豫行署的莘县和堂邑等县，经土地赎回后，贫雇农每人得到3亩左右的土地；清河县全县共赎回土地超过4万亩，故城县赎回土地超过 6000亩。

鲁西霍乱细菌战发生后，鲁西冀南人口买卖也盛行起来，灾民为了生存，有的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富人做妾或做童养媳，有人把自己儿子卖到富人家中做养子或做工，还有的妇女自愿离开家庭，到非灾区逃荒另找配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冀鲁豫行署于1944年发布了《冀鲁豫行署关于处理因灾荒买卖人口纠纷的规定》，规定私自出卖女儿、儿子的，买卖关系无效；因灾荒卖出尚未出嫁的女儿的，若已与买主成为正式夫妻关系者，如男女双方均到法定结婚年龄，在双方同意下可继续保持夫妻关系；因灾荒丈夫出卖自己的妻子的，妇女可决定自己的去留；妇女以灾荒为借口擅自离家，与他人结婚者，准原夫告诉，以妨害婚论罪。

为了更好地救灾，冀鲁豫行署还进行了节约救灾和精兵简政的措施。1944年3月3日，冀鲁豫行署发布了《为救济南灾胞决定各级机关团体每人约小米一斤并进行募集工作》的训令，要求本区内各级党政军民全体人员，在应领粮食定量内每人节约小米一斤，作救济冀南灾胞之用。此外，边区临参会办事处还发出“救济南市灾民之三六号召”，要求各级政府应动员社会力量募集杂粮、青萝卜、糠菜等。

为了节约粮食度过灾荒，冀鲁豫边区还于1943年9月在边区进行精兵简政：军队直属机关和区党委机关合并为1个伙食单位，减裁160人；行署机关缩减到60 人；边区领导机关直属队总人数由 3200 余人减为 700余人。各军分区直属机关与地委机关总人数不超过 400 人；军分区后勤机关不超过 600人；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取消科一级。

战后，被逮捕的日本战俘集中关押在抚顺日本战俘管理所。由于历史原因，1954年第59师团战犯们的关于鲁西细菌战的供述档案被封存起来，并未在国内历史学界公开和得到研究。1956年至1964年，抚顺战俘管理所的日俘经改造教育后，被中国政府分批全部特赦放回日本。这些获释的战俘回到国内，组成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日本国内展开反战和平运动，并以亲身经历揭露了日军侵华暴行事实。1972年，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和长沼节夫采访了多个第59师团相关原军人，开始撰写第59师团从1942年至1945年的侵略历程，并以《天皇的军队》一名进行发表。该书第十章节专题叙述了1943年日军在鲁西进行细菌战的过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鲁西细菌战报公开揭露。1964年，《天皇的军队》一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原地区。

中国学界对鲁西细菌战的研究开始于1989年。当年，中国国家档案部门公开了第59师团战俘的供词，编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出版。书中的《山东“霍乱作战”》一节，呈现了14份第59师团战俘的供词。

2002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发行了临沂市文史工作者崔维志与唐秀娥用近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关于鲁西细菌战经过的《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同年12月，崔维志在首届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公开宣读了他在鲁西细菌战方面的研究论文，并出示了细菌战犯关于中国人死亡数字交代揭发材料的复印件。至此，鲁西细菌战才广为人知。

鲁西细菌战陈列馆也称为鲁西抗战纪念馆，由临清市人井扬私人所创建。陈列馆位于山东省临清市刘垓子镇，于2012年9月17日建成开馆。陈列馆共分“日本侵华，铁证如山”、“鲁西细菌战，罪恶深重”、“救亡图存，全民抗战”和“抗日志士，彪炳千秋”等几大部分，展出了中国抗日战争史料300余件、文物100余件，其中包括记录鲁西细菌战情况的《天皇の军队》《前日本陆军军人案审判材料》等日方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