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王》（King Lear），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经典的四大悲剧之一。该剧约写于1605年，演出记载始于1606年，1608年出版《第一四开本》，1623年收入《第一对开本》。

《李尔王》以双线并行的方式叙述了悲剧故事。主线围绕李尔王退位并将国土分予三个女儿，因小女儿考狄利娅的诚实而被放逐，最终遭受两个女儿背叛，流浪荒野。辅线则是葛罗斯特伯爵家族内斗，私生子爱德蒙为继承权陷害哥哥爱德伽，使其逃亡并伪装成疯丐。两条线索交织，葛罗斯特为保护李尔王被挖去双目，而考狄利娅为复仇兴师伐英却战败被俘。然而英军胜利后，高纳里尔与里根却为爱德蒙争风吃醋而相互残杀，最终里根被毒死，高纳里尔也因阴谋败露而自杀。另一方面，葛罗斯特因误解长子之事悲痛而亡，爱德伽则在决斗中杀死了恶行累累的爱德蒙。爱德蒙死前良心发现，撒回杀死李尔父女的命令，然而为时已晚，考狄利娅已被缢死，李尔悲痛欲绝也追随爱女而去。

《李尔王》表现的主题极为深刻复杂，自它问世以来，观众和批评家对它的争论就从未停止。《李尔王》深刻探讨了权力、亲情、人性、正义等复杂主题。它揭示了封建家庭人伦关系的崩溃，批判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家庭伦理道德的冲击。作品通过李尔王等人物的经历，展现了利已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斗争，并强调了博爱正义的重要性。它不仅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理想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光明冲突，以及封建权力再分配带来的道德冲突。莎士比亚通过这部作品批判了封建分裂割据，拥护统一王权，展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和人文关怀。《李尔王》本身兼具叙事性和伦理学的双重特性，文本蕴含政治权谋、家庭伦理、君臣关系、国家意识、爱恨情仇、人性善恶、权色欲望等诸多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

《李尔王》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是平行交错的情节线索。全剧以两条线索并行展开，两条线索在剧情中互相补充、互相映衬，展现了忘恩负义、冷酷自私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在人物塑造上运用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对比手法，对比手法还巧妙运用于情节安排等方面。《李尔王》在创作手法上运用了丰富的戏剧手法和象征意义。剧中弄臣的讽刺幽默的语言不仅增添了剧情的趣味性，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李尔王》中作者一反他在其它三大悲剧中的常用手法，减低故事的重要性，强化场景的作用，设置了一系列色彩浓烈，能够突现主人公的磨难悲剧性质的场景。这些永无休止的磨难，给人物的性格、遭遇乎添一层浓烈的悲剧色彩。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里的最后一部，也是最为惨烈和成功的一部，充满着反叛和悲剧色彩，被誉为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最具艺术价值的作品，雪莱称它为“最为成功的戏剧样本”。《李尔王》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世界各地的戏剧舞台至今仍旧在排演着这部经典剧作，也有不少基于其二次创作的艺术作品，如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电影《李尔王》《乱》等。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杰出的的戏剧家和诗人，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他在欧洲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被喻为“人类文学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莎士比亚生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禁，人性被压抑和扭曲，先进的思潮被扼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莎士比亚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来倡导其人文主义思想。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正值他艺术生涯的最高峰。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更清晰、更透彻，更关注人性、道德和哲理的思辨。

17世纪初，伊丽莎白·亚历山德拉·玛丽·温莎与詹姆士一世政权交替，英国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丑恶日益暴露。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走向成熟，人文主义理想同社会现实发生激烈碰撞。他痛感理想难以实现，创作由早期的赞美人文主义理想转变为对社会黑暗的揭露和批判。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时期（1601—1607），又称悲剧时期。《李尔王》（1606）正是写于这一时期。在这些悲剧中，作者对封建贵族的腐败、利己主义的可怕、金钱关系的罪恶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作了深入的批判揭露。《李尔王》中展现的则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李尔王因为自己的刚愎自用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李尔王》取材于早期英国历史著作，最早的蓝本是12世纪英国编年史家杰弗里著、具有传说性的《不列颠皇家史》。后在英国编成了许多戏剧，现存的戏剧除莎士比亚外，还有一个更早的无名氏作品，一般认为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是改编此剧而创作的。

在旧有的史说中，远嫁法兰西王国国王的三女儿柯蒂丽亚帮助李尔王恢复了王位，并且在父王死后，继承了他的王权。莎士比亚改写了这个“幸福结局”，取而代之的是李尔王与三个女儿均遭死亡的“毁灭结局”。另外，在旧有关于李尔王的史说中，是没有葛劳斯特伯爵父子三人的情节的，莎士比亚是把取材于另一部史籍的故事移植入李尔王的戏剧中。

在《李尔王》中，葛劳斯特伯爵是李尔王性格的投影，他轻信自己私生子爱德蒙的谗言，逼使嫡子爱德格冤负阴谋杀害父亲的罪名逃亡荒原，假扮疯子乞丐偷生度日。爱德蒙与李尔王的大女儿、二女儿一样忘恩负义，而且更加奸恶。为了满足无限贪欲之心，他向李尔王的二女儿瑞根及其丈夫康瓦公爵出卖自己的父亲，致使试图救助李尔王的葛劳斯特被瑞根夫妇残害，挖出双眼，并放逐荒原。

《李尔王》双线并行，主线剧情讲述的是英国国国王李尔王（Lear）年老体衰，决意退位，并依据爱他的程度将国土分配给自己的三个女儿。大女儿高纳里尔（Gonoril）与二女儿里根（Regan）都以甜言蜜语相述，唯有最受宠的小女儿考狄利娅（Cordelia）如实答道，她会尽做女儿的本分爱他，一分不会多也一分不会少。李尔当场大怒，和考狄利娅断绝父女关系，任她远嫁法国，并将国土平分给了高纳里尔与里根不想后来却接二连三受到了这两个女儿的怠慢与欺辱，最终流浪荒野。与此同时，辅线剧情中的葛罗斯特伯爵（Earlof Gloucester）一家也遭遇了类似的不幸——私生子爱德蒙（Edmund）满心嫉妒享有继承权的哥哥爱德伽（Edgar），便设计离间父兄关系，令爱德伽被迫逃亡，乔装疯丐，苟且偷生。巧合的是，爱德伽后来偶然与李尔王相遇，并成忘年之交。

而另一边，葛罗斯特得知高纳里尔与里根意图弑父，便联合忠臣肯特（Kent），将李尔转移到多佛。不料爱德蒙却将他告发，致其被挖掉双目。此时已是法兰西王后的考狄利娅兴师来伐，准备为父复仇，可惜两军交战，法军失利，父女二人尽皆被俘。然而英军胜利后，高纳里尔与里根却为爱德蒙争风吃醋而相互残杀，最终里根被毒死，高纳里尔也因阴谋败露而自杀。另一方面，葛罗斯特因误解长子之事悲痛而亡，爱德伽则在决斗中杀死了恶行累累的爱德蒙。爱德蒙死前良心发现，撒回杀死李尔父女的命令，然而为时已晚，考狄利娅已被缢死，李尔悲痛欲绝也追随爱女而去。

《李尔王》共五幕二十六场，全剧设置了主、次两条外在的矛盾冲突情节线索，主线是李尔王及其三个女儿的故事，次线是葛罗斯特与他两个儿子的故事。与此外在的矛盾冲突情节线相对应，两条线索中的中心人物李尔王与葛罗斯特精神状态、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又构成了人物内在的心理矛盾冲突线。剧中内在、外在双重线索相互比照、制约；在外在的矛盾冲突中，李尔、葛罗斯特从社会、人生的高位跌落，遭受各种磨难，境况日下，直至死亡；而在人物内心，心理矛盾发展的趋向却正好与此相反，经过种种苦难的磨砺，人物的思想性格由神昏、暴戾、轻信，转而理智、明辨一切，人性逐渐复归，心灵日趋上升；从而形成一种内、外矛盾发展的双向逆反运动，使作品自然呈现出一种内外双重逆反的戏剧审美结构。

第一幕共有五场，是全剧矛盾的发端。开场介绍李尔年老昏，想以“父爱测验”方式封土授国，长女、次女口蜜腹剑，巧言蒙骗李尔，获得大片封地和权力，而正直的考狄利娅却被逐出家门，远嫁法兰西王国国王，忠臣肯特仗义直谏也被放逐。这一场主要交代了主线中的重要人物及其关系，矛盾冲突发生的背景，李尔与长女、次女的矛盾此时仍处于潜伏阶段，但从考狄利娅离国前对两位姊姊告别的谈话中已经露出李尔与两个大女儿、考狄利娅与两个姊姊之间矛盾的端倪。第二场插写葛罗斯特伯爵听信私生子爱德蒙的谗言，要惩办长子爱德伽，引出全剧的次要矛盾冲突线。葛罗斯特与爱德蒙的矛盾这时也处在隐蔽状态。此后三场集中描写李尔与长女高纳里尔的冲突。高纳里尔土地权力到手，便翻脸冷待李尔，使父女之间关系恶化。李尔一气之下想投奔次女里根，而高纳里尔则写信给里根，想串通起来整治李尔。主要线索中李尔与两个恶女的矛盾由此展开、明朗化。

第二幕共有四场，是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第一场续写次要线索的进展情况。爱德蒙毒设圈套，逼走了哥哥。里根同时接到姐姐与父亲的信，与丈夫一同来到葛罗斯特伯爵的府邸，商议对策。主、次两条线索开始靠拢。第二场，高纳里尔的使者与李尔的使者在葛罗斯特的府邸相遇发生斗殴，里根夫妇羞辱、惩罚李尔的使者，预示着李尔与次女间的矛盾即将爆发。在第四场，李尔、高纳里尔先后赶到此地，两个恶女一唱一和，要强行裁掉李尔的全部侍从，迫李尔就范。这一场李尔与两个恶女及其帮凶的矛盾愈加尖锐、剧烈，剧情开始向高潮过渡。

第三幕共有七场，主次两条线索在此幕交错进行，时分时合，不时纠结在一起，矛盾冲突激化，并依次达到高潮。第一场通过肯特与侍臣的谈话，从侧面描述李尔与暴风雨“竟争”的情形，交代法军秘密登陆的消息，为英、法两军交战埋下伏笔。第二、四场是正面刻画暴怒中的李尔与暴风雨搏斗的重场戏。李尔与大自然及社会中邪恶的冲突此时已达顶巅状态。在外界暴风雨的轰击下，李尔的内心经历了思想情感的裂变，性格发生转变。全剧情节的发展至此被推到高潮。第六场作者描写处于疯狂状态的李尔对两个恶女进行道德审判，在葛罗斯特的帮助下被送往多佛，李尔与两个恶女间的矛盾在高潮过后，逐渐向结局过渡。这一幕里次要线索中人物间的矛盾也在隐伏状态下不断加剧，直至公开化。第三场葛罗斯特告诉爱德蒙自已想暗中帮助李尔的计划，第五场爱德蒙趁机向康华尔公爵告密，出卖父亲。第七场与前面李尔在虚安臆想中对两个恶女的道德审判相对照，里根、康华尔夫妇在现实中对葛罗斯特进行了一场邪恶对善良的血淋淋的审判。葛罗斯特被残酷地挖掉双眼，因此而明辨了是非冤曲，对自己的过失悔恨万分。次要线索中葛罗斯特与爱德蒙之间的矛盾冲突此时也达到顶峰，从而使全剧出现“次高湖”。

第四幕共有七场，是戏剧高潮过后新情况下矛盾的酝酿展开阶段。主次两条线索在此完全合并，两条线索中邪恶的一方--爱德蒙与高纳里尔、里根相互勾结倾轧，进行政治情欲的角逐，生发出一系列新的情节，而善良、无辜的一方也经过重重波折、相互谅解、团结，逐渐汇合在一起。第二、五场主要写法军压境，高纳里尔让爱德蒙催促里根筹调兵马，统率她的军队与自己的军队联合抵敌，爱德蒙为了爬上权势、利欲的顶峰，同时向高纳里尔、里根姊妹求爱；两姊妹则为能独占爱德蒙而争风吃醋；奥本尼公爵则不满她们的逆残暴行径，与她们之间矛盾日增，成为一种平逆殊暴的潜在力量；高纳里尔为在情场角逐中击败年青新寡的里根，派管家给爱德蒙送信，让他在战场上伺机除掉丈夫。这两场中，作者侧重描写的是大敌当前，邪恶一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阵营分化的情形，为最后矛盾的总爆发作了铺垫。此幕的其它五场重点交代善良、无率一方的活动。葛罗斯特在荒野与爱德伽相遇，想让他把自己引向多佛跳崖自杀，爱德伽则设法使他自杀未果，把他从精神困境中解脱。肯特把李尔护送到多佛附近的法军营地，使其与考狄利娅相见，父女和解。主、次两条线索中落难的父亲都分别受到以前他们错待的儿女的照料，父子、父女之间因误会造成的感情裂隙也得以弥合。

第五幕共有三场。第一场着重描写法、英央战将近，而英军内部高纳里尔、里根与爱德蒙之间各自心怀鬼胎，明争暗斗”矛盾重重。里根要爱德蒙亲近自己、疏远高纳里尔高纳里架也不顾一切要把爱德蒙夺到自己手中，爱德蒙则脚踏两只船，静观事态变化，作出有利自己的选择。在第二场通过葛罗斯特与爱德伽的谈话，侧面交代英、法两军交战的结果：英军失败，李尔与考狄利娅被俘。最后一场为全剧矛盾冲突的结局所在。几乎全剧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汇集此场。法军战殿后，英军内部的各种矛盾也迅速升级，到了总爆发阶段。高纳里尔为争夺爱德蒙，毒死了里根，自己也因谋杀丈夫的阴谋败露而穷途自杀示爱德蒙在与爱德伽的决斗中，中剑身亡。而另一阵营中，考狄利娅也被缢死，李尔因女儿死亡悲痛气绝，葛罗斯特听不爱德蒙的经历也悲、喜过度死去，剩不肯特：爱德伽协助奥本尼主持国政。至此剧中矛盾冲突双方的关键人物都一一死去，矛盾冲突也自然归于终结。

在《李尔王》中，莎比亚摒弃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世俗道德的捆绑，编排了一出人间惨刷收场，令人唏嘘不已。人们一向认为，1605年莎士比亚在观看一个写李尔王的旧剧演出时产生了灵感，要自己写一个类似的剧，结果就出现了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观看的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由于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个性解放、追求现世幸福、反对神的权威，人对金钱、美貌、权利的追求也得到了认可。18世纪新古典主义盛行，人们开始意识到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道德问题，文学作品便成为传播道德和伦理的工具。《李尔王》这部作品随即成了众矢之的。首先，其内容具有反伦理性，子女不孝且虚伪无情；其次，其结局具有反道德性，正义之人并没有得到嘉奖，反而死在风雨交加之夜。1681年，内厄姆·泰特（Nahum Tate）根据自己的喜好将《李尔王》改写为《李尔王传》（The History of King Lear）。他删去了弄人这一人物，让考狄利娅爱上了爱德伽。最后，李尔和考狄利娅没有死去，李尔归位，国土统一，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改写作品在十九世纪以后遭到了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批判，被认为完全不具备演出性，充满了矛盾。但在此之前，还是有不少人，包括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等对泰特的改写赞赏有加。这样的修改版本霸占舞台150多年，直到1838年威廉·查尔斯·麦克里迪（William Charles Macready）“拨乱反正”。在浪漫主义盛行的19世纪，作家和批评家们关注“想象力”，他们普遍认为《李尔王》的结局具有创造性，并据此驳斥了新古典主义批评家们修改结局的观点。因此，《李尔王》的结局又恢复到了“恶人式”的结尾。时至今日，《李尔王》的结局依然是原本充满血腥与不公的结局，并作为经典对当今有着启示意义。

李尔王是一个专横暴虐、刚愎自用的统治者形象。李尔王作为一国之君，拥有最高的地位，享受无上的荣光，听惯了溢美之词，不能接受任何质疑性的言论，只有无条件顺从他的人才是好臣民，女儿也是一样。所以，当听到大女儿高纳里尔和二女儿里根满口海誓山盟的爱时，李尔王兴奋得溢于言表，赏赐给她们至高无上的恩惠；而小女儿考狄利娅的无话所说带来的反差，令他震惊、愤怒不已，于是他毅然决定断绝父女关系。甚至，当两位国王来提亲时，他试图剥夺小女儿的幸福，称她为“天地所不容的贱人”。李尔王被无上的地位和身份蒙蔽了双眼，无法清楚地判断真实与虚伪，就连忠实的肯特的劝言也无济于事。

李尔的形象体现了他对权力和地位的极度渴望以及对家庭关系的误解。他期待从女儿们那里得到爱的承诺和家庭的尊重，但却忽略了女儿们真正的性格和品质。他的行为反映了一种霸权心态，他期望在家庭中也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忽略了家庭成员的个性和意愿。当李尔被两个大女儿背叛并驱逐出王国时，他经历了从国王到乞丐的悲惨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是他所代表的王权社会崩溃的象征。李尔的悲剧在于他过于强大的欲望和错误的价值观，他追求权力和地位的同时，忽视了人性的真谛和家庭的温暖。在《李尔王》中，李尔的形象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物。他既是王权的代表，也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通过李尔的形象，莎士比亚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黑暗面，同时也表达了对人性之爱的渴望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考狄利娅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一个深刻而复杂的角色，她的形象展现了对真理、正义和爱的坚守，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光明与脆弱。考狄利娅是真诚的象征。在剧中她勇敢地面对父亲李尔王的无理要求，不畏惧王权，不迎合世俗的奉承，而是选择说出事实真相。她的直言不讳体现了她对真理和正义的忠诚，以及对父亲真正的爱。这种真诚的爱在李尔王经历了痛苦、愚蠢、苦难和非正义的挣扎后，最终得到了理解和珍视。

考狄利娅是博爱的化身。她对父亲的爱不仅限于父女亲情，更是一种超越血缘的博爱精神。在父亲被两个姐姐背叛和放逐时，她选择站在父亲一边，尽管这意味着放弃即将到手的权力和财富。她的这种选择展现了她对人性、原则和社会秩序的坚守，但她最终失败自缢而死。然而，考狄利娅也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复杂性的角色。她的单纯和缺乏理解力使她无法完全理解父亲的处境和选择，也导致了她在处理问题时显得不够成熟和理智。她的离去，无意中为两个姐姐放逐父亲提供了条件，这使得她的爱和愿望变得无法实现。考狄利娅是莎士比亚对人类希望的寄托。在《李尔王》这个充满黑暗和狂乱的世界中，考狄利娅的存在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人性的光明和美好。她的形象不仅代表了人性中最本质、最纯洁的一面，也寄托了作者对人类社会秩序和道德理想的追求。

爱德蒙是《李尔王》中一个复杂且充满矛盾的人物。作为葛罗斯特伯爵的私生子，他天生就背负着“庶子”的标签，这一身份标签不仅让他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更让他与哥哥爱德加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他拥有“优美的仪表”和“文雅的举动”，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因出身而遭受的不公。爱德蒙的性格中充满了野心和不甘。他不满足于自己庶子的身份，渴望得到与哥哥同等的权力和地位。他对葛罗斯特伯爵的爵位和财产继承权有着强烈的渴望，这驱使他采取了一系列的阴谋和诡计，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野心和行动展现了他对不公不义的反抗精神，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邪恶本质。

爱德蒙是一个典型的“反英雄”形象。他虽然拥有一些令人敬佩的特质，如聪明、机智和勇敢，但他的行为却充满了欺骗和背叛。他的野心让他走上了邪恶的道路，最终导致了他的悲惨结局。他的故事是对那个时代社会不公和偏见的有力控诉，也引发了对人性、道德和社会正义的深刻思考。爱德蒙的野心、不甘和反抗精神让他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但他的行为也让他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的故事是对人性中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深刻揭示，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不公和偏见的有力批判。

肯特是《李尔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形象被描绘为正直、忠诚、慧眼识人、敢于谏言的人。肯特一直服侍在李尔王身旁，忠心耿耿。却因劝说李尔王，帮诚实的三公主说话而被流放。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肯特为了能够继续留在李尔王身边，不惜乔装易容变化身份回到李尔王身边默默守护，全心全意照顾落魄的李尔王。在剧情中，他多次为了保护李尔王而挺身而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葛罗斯特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角色。他的经历反映了人性中的盲目、轻信、软弱以及最终的觉醒和转变。葛罗斯特是一个深受封建迷信影响的人物。他过分相信天文现象的预兆，认为日食等天文现象预示着人间的不幸和灾难。这种迷信思想使他无法理性地看待和应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容易被爱德蒙等心怀测的人所利用。葛罗斯特性格上的轻信和软弱也是导致他悲剧命运的重要原因。他轻易地相信了爱德蒙的谎言和伪造的信件，对爱德伽的忠诚和孝顺视而不见。这种缺乏洞察力和判断力的性格使他无法看清真相，从而陷入了爱德蒙的阴谋之中。然而，葛罗斯特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和打击之后，最终实现了精神上的“复明”。在被康华尔公爵挖去双眼后，他痛苦地反思了自己的过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盲目。他开始用心去观察和理解世界，逐渐看清了爱德蒙和爱德伽的真实面目。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上，更体现在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思和认识上。

葛罗斯特在悬崖边上的与李尔王的相遇象征着他人性转变的高潮。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向李尔王传达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视觉来自内心，而不是眼睛。他告诫人们不要过分依赖感官和官能，因为它们往往会给我们以“确定感”和“安全感”，使我们变得盲目自信，难以看清真相。他既是一个深受封建迷信影响、性格软弱轻信的悲剧人物，又是一个在经历磨难后实现精神觉醒和转变的勇敢者。他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引发我们对人性、真理和道德的思考。

高纳里尔和里根是《李尔王》中两个令人印象深刻且极其相似的角色，她们的行为和性情几乎难以区分。她们被权力和欲望驱使，与爱德蒙一同陷入了对名誉、权力和财富的疯狂追逐中。开始时，她们以虚伪的“爱的表白”迷惑了李尔王，获得了权力和地位。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她们内心深处的奸诈和忘恩负义逐渐暴露，对年迈的父亲李尔王冷酷无情，将其逐出家门，任由他流浪受苦直至发疯。在权力的争夺中，她们更是兽性大发，互相毒害，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爱德伽在《李尔王》中是一个宽厚、善良、具有坚忍精神的人文主义青年形象。他待人忠厚，“自己从不会算计别人，所以也不疑心别人算计他”，因此受到爱德蒙的陷害，不得不扮作疯丐流浪乡野。父亲落难失明后，他不计前嫌，照料父亲，把父亲从绝望中挽救过来。最后他在比武中又战胜并宽恕了爱德蒙。在剧中他以一连串宽厚的举动成为人文主义者处理人伦关系的典范，从他身上体现出作者对人性的坚定信念。他与考狄利娅如同一对耀目的明珠，屡经磨砺，光华益增，给所处的黑暗的现实社会增添了一片亮色。

弄人是《李尔王》中的一个丑角，是供李尔王取乐的小丑，他的身份卑微，语言平实简单。他虽被称作“Fool”，却是故事中为数不多的聪明人之一。他的“疯言疯语”看似滑稽可笑，却大有深意。弄人是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故事的一个最值得信赖的见证人。弄人虽身份低微，却有点小才，对于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惟有他心知肚明，所以他给肯特一顶“傻瓜”的桂冠，给李尔一顶“傻瓜”的桂冠。在《李尔王》中，弄人是李尔的内在声音，其在场与缺席与李尔的内心的理智状态一致。弄人在“君主不顾尊严，干下了愚蠢的事情”时出场”，这象征着李尔的智力逐渐退席。他质询真理，谴责是非颠倒的世界，痛斥李尔是个傻瓜，甚至“简直不是个东西”，完全一副真正的智者模样。而这时的李尔仅仅是自己的影子。弄人的这一功能也是肯特具备的，只是弄人用言语等揭示和强化李尔内心的恐惧与混乱，教会他思维能力和分辨世界的是非，而肯特则用行动、用利剑效忠自己的主人。

《李尔王》表现的主题极为深刻复杂，自它问世以来，观众和批评家对它的争论就从未停止。权力与亲情，爱与背叛，疯癫与理性，人性与神性，正义与报应……所有这些思想，戏剧均通过情节和人物语言有所呈现，故而显得特别博大深。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比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国际主义等等，均对《李尔王》进行过解读并得出不同甚至相悖的结论，这进一步拓展并深化了对这一伟大悲剧的认识。

《李尔王》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冲突和鲜明的人物塑造，深刻揭示了利已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斗争，同时展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伦理道德、博爱正义以及爱情与人品等问题的深刻思考。作品的思想主题之一是对封建家庭人伦关系崩溃的批判。通过李尔王与其女儿们、葛罗斯特伯爵与其儿子们等人物关系的描绘，莎士比亚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唯利是图观念对家庭伦理道德的冲击和破坏。这种破坏不仅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冷漠和疏远，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和分裂。作品强调了博爱县正义的重要性。

作为莎翁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着重于探讨父亲与子女的伦理关系问题。诸如《亨利六世》中在十分特殊的战场情况下，分别处于不同阵营中的两对父子在肉搏中发生父杀子、子弑父的骨肉相残惨景，这毕竟不是常规、广泛、周延的现象。在寻常岁月的流逝中，在和平时期的静谧中，人们应该怎样处理长辈与子女的关系问题呢。如同全部莎剧所限，剧作家的兴奋点所在与笔触所写，主要是在国王陛下与王公贵族这些人物的遭际上回旋。因此，在英国皇上李尔王的天地中，日子过得太平静、太安宁也太缺乏刺激。光阴似箭催人老，年逾八十、老态龙钟的李尔王不得不及早考虑后事，瓜分国土，从而在一无心事、坦坦荡荡中快活度日，享用余年晚景。但是一旦国王下降到平民的位置，许多事情都要引起天翻地覆的变化和时时事事的不应、不惯和不平，悲剧也就从此发韧拉幕了。

《李尔王》是一部人文主义的悲剧。称之为人文主义的悲剧，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层是这场悲剧揭示了人文主义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壁；另一层是，它既区别于布拉德雷等人的抽象的善恶论和“净化说，又不同于自丹比的“两种自然”说以后渐渐滋生的一味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角度评价《李尔王》的求意过深的偏向。与其他几部悲剧相比，《李尔王》所展现的时代与社会的背景更为广阔，更侧重于反映观念形态和精神境界中黑暗与光明的冲突。封建社会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引起人的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方面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李尔王处于这些矛盾的焦点之上。显而易见，剧中所反映的李尔王在政治上的兴衰荣辱和思想上的新陈代谢正是整个时代精神变迁的写照。此外，《李尔王》的情节呈双线发展，伴随李尔王遭遇的主线，莎士比亚又增加了内容与主题都基本相仿的副情节，从而使李尔王的形象摆脱个人和暂时的局限，被赋予更加普遍和深远的意义。

在文艺复兴的辉煌时期，随着封建价值体系的崩溃和人性的空前解放，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开始盛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伦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莎士比亚的《李尔王》深刻揭示了这一时代背景下的道德沦丧与人性扭曲。剧中，高纳里尔、里根、爱德蒙等人物，为了金钱和权力不惜背叛亲情，抛弃人性，成为了极端利己主义的牺牲品。莎士比亚以悲愤的心情批判了这种社会风气的蜕变，同时也满怀期望地塑造了考狄利娅、爱德伽等体现人文主义仁爱道德原则的新青年形象。这些角色以其诚实、正直和孝道，成为了对抗极端利己主义、重建人文主义理想人际关系模式的希望之光。

莎士比亚站在先进思想的立场上，通过描写王室家族的内乱和李尔王的大起大落，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肯定了同情、博爱的道德原则，表现了通过道德改善产生理想君主的思想。在剧本里，剧作家通过塑造一系列崭新的人物形象，以及一系列人物前后思想的转变，热情地歌颂了人文主义理想。李尔王和葛罗斯特两位主角，曾高高在上，但封建等级制度的侵蚀使他们失去了明智和判断力。他们因权力的诱惑而迷失自我，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然而，正是这些经历使他们开始反思和觉醒，认识到了人性的脆弱和有限。在苦难中，他们恢复了心智，抛弃了过去的偏见和错误观念，开始以人文主义的视角看待世界。他们认识到，人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存在，而真正的价值在于对他人的关爱和贡献。这种认识不仅使他们找回了自我，也为读者提供了对人性本质与价值的深刻洞见。

写《李尔王》时，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更趋成熟。他在进一步探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同时，试图找出方法以解决危机。因此，通过对原有剧本的改编，并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莎士比亚坚定了对人文主义的信心。他通过剧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伪善的人伦关系和道德沦丧的现象。同时，他也通过考狄利娅、肯特等人物的形象塑造，表达了对人文主义仁爱道德原则的肯定和追求。然而，面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莎士比亚也不禁感到忧虑和感伤。他在剧中展现了对人性前途的深沉忧虑，同时也表达了对重建人文主义理想人际关系模式的愿望和企图。《李尔王》是一部充满哲理和人文主义精神的杰作，它不仅揭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面，也展现了人性中的光明与希望。作品通过李尔、葛罗斯特行为经历形象化地揭示，明白无误地给人们指出，封建等级制度、封建极权主义如何使人目暂耳聩，丧失对现实的洞察能力，失落自我，只有经过现实苦难的磨难，在接近自然的状态中，才能使人本性复归，对人的本质价值、地位作出人文主义的理解与洞悟。从而使这一悲剧在进行现实的道德、政治批判的同时，获得超越阶级时代的哲理意义。

莎士比亚是善以戏剧观照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在《李条王》中，他将其如巨笔伸向社会生活深处，并站在时代历更的制高点，以人文主义为武器，以其恢密的气度：强烈的社会人生忧惠意识和对社会，历吏、政治一道德深邃、审慎的洞穿力，对詹姆斯-世即位初期的社会现实作出整观：批判性的艺术展示，表现出作者人文主义理想在丑恶现实面前破灭后的忧愤情怀。在剧中，作者以全景展现式笔法描绘的是-个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极端利已主义，拜金主义和封建腐朽势力像毒蛇般扭结恣肆、黑暗恐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如此荒谬可怕地被颠倒过来。国君刚愎暴烈、不辨忠奸，忠臣遭受贬抑，孝子蒙上忤逆恶名，“亲爱的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兄弟化成仇；城市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官廷之内潜藏着逆谋；父不父，子不子，纲常伦纪完全破灭。”社会政治秩序、道德风习的混乱、恶劣不可避免地给经济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致使农村一片凋敞，田地荒芜，乞丐遍野，“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成为时代的一般病态。”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的生活感悟力、观察力和坚强的人生信念的伟大作家，莎士比亚在剧中并没有限于对社会生活表象的描绘，而是进一步从道德、政治、哲理几个方面，对社会进行深刻剖析批判，宣扬人文主义的思想观念。

反对封建分裂割据，拥护统一王权，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历史观、政治观的重要内涵，也是他早期历史剧创作的基本主题。《李尔王》这部取材历史的悲剧也同样体现着这一精神。李尔王悲剧的成因，从主观方面来看，不仅在于他多年极尊地位养成的喜欢逢迎、刚愎自用、暴烈轻信的习性，以及荒谬不慎的“父爱测验”方式，而且究其根底分土裂国就是一种根本错误的悲剧选择。莎士比亚通过肯特和弄人的口，强烈反对这种封建倒逆，呼吁保留王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提出了两套思想来应对社会政治混乱和家庭伦理失序：王权一父权主义和基督式仁爱隐忍苦行精神。这两套思想反映了英国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特定的政治文化与宗教思想。王权一父权主义，作为宏观的政治构想，旨在建立相对集中的王权基础，以应对社会政治的混乱；而仁爱隐忍苦修精神则从微观层面出发，强调通过仁爱、隐忍和苦修来整顿社会秩序，为个体提供救赎之路。莎士比亚在《李尔王》中展现的不仅是对封建分裂割据的批判，更是对统一王权与仁爱精神的赞美。他通过李尔王及剧中正面人物的行动，展现了人性中的光明与黑暗，以及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勇气与智慧。莎士比亚在处理恶女虐父这一古老的伦理道德题材时，并没有局限于它伦理道德内涵的狭小框子，而是从人文主义历史政治观出发对它作出新的审视，从而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时代精神。通过这部作品，莎士比亚呼吁人们反思历史与现实，追求仁权统一的大同世界，这不仅是他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也是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

在《李尔王》中，莎士比亚通过李尔王和爱德伽等人物的经历，展现了他们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关怀。这种同情和关怀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更是对整个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呼唤。莎士比亚借此呼吁社会应该关注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作品还通过对比勃艮第公爵和法兰西王国国王对考狄利娅的不同态度，莎士比亚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和婚姻观念，探讨了爱情与人品的问题。勃艮第公爵的爱情是基于财富和权势的，而法兰西国王的爱情则是基于美德和真情的。这种对比不仅体现了莎士比亚对爱情本质的思考，也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的批判。

《李尔王》在艺术上的一大特色是平行交错的情节线索。全剧以两条线索并行展开，一条线索讲述李尔王被其两个女儿高纳里尔和里根背叛，并因她们的忘恩负义而陷入疯狂和苦难；另一条线索则聚焦在葛罗斯特伯爵家族内部，其庶子爱德蒙为争夺权力和地位而陷害兄长爱德伽，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毁灭。这两条线索在剧情中互相补充、互相映衬，展现了忘恩负义、冷酷自私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性。通过这两条线索的交织和对比，莎士比亚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黑暗面。

《李尔王》在人物塑造上运用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对比手法。通过姐妹、兄弟、连襟和大臣四组形象对比，莎士比亚成功地塑造了众多鲜活、复杂的人物形象。姐妹对比中，高纳里尔和里根的虚伪和残忍与考狄利娅的真诚和善良形成了鲜明对比；兄弟对比中，爱德伽的诚实和善良与爱德蒙的阴险和奸诈形成了强烈反差；连襟对比中，奥本尼公爵的正直和仁慈与康华尔公爵的野心和残忍形成了鲜明对比；大臣对比中，肯特的刚直和明察是非与葛罗斯特的轻信和优柔寡断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对比不仅增强了剧情的张力，也深化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每个角色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深刻的内涵。

对比手法还巧妙运用于情节安排等方面。悲剧的主、次两条线索在前后情节安排上形成对比关系。在这两条线索的开端，处于高位的李尔与葛罗斯特都曾不辨忠孝忤逆，错把恶女逆子当作孝顺儿女，而把孝顺儿女当作忤逆赶出家门。后来，他们都自食其果，受到恶儿女的虐待迫害，而被逐出家门的“不孝儿女”反而不计前嫌，关心照料他们。在他们清醒时，不辨是非忠奸（李尔），明眼不识孝逆（葛罗斯特）；而受到迫害，陷入疯狂状态，却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李尔），失明后却“看”清了人们的真实面目（葛罗斯特）。通过富有深意的对比，作者揭示出那种高高在上、华衣美食的贵族生活对人理智、人性的消蚀损害作用，指出这些权贵只有接受现实的教育，处身生活的下层，才能恢复人性，成为符合人文主义理想的贤明统治者。

《李尔王》在创作手法上运用了丰富的戏剧手法和象征意义。剧中弄臣的讽刺幽默的语言不仅增添了剧情的趣味性，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暴风雨的场景则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李尔王内心世界的写照，也预示了全剧悲剧性的结局。此外，莎士比亚还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和相互关系来展示他们的思想实质和内心世界，使观众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这些丰富的戏剧手法和象征意义不仅增强了剧情的艺术效果，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和思想内涵。

在《李尔王》中作者一反他在其它三大悲剧中的常用手法，减低故事的重要性，强化场景的作用，设置了一系列色彩浓烈，能够突现主人公的磨难悲剧性质的场景：暴风雨场景，李尔与考狄利娅父女重逢死别，葛罗斯特被挖去双眼、“跳崖”自尽等等。这些色调名异、情感强烈的场景在剧中连续使用，使全剧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悲剧性氛围，有力地起到渲泄人物的激情、震撼读者（观众）心灵的艺术作用。如暴风雨场景是全剧高潮所在，这一场景中陷入困境的李尔与大自然中的暴风雨狂烈地抗争，内心涌起阵阵情感的惊涛骇浪。在此与主人公内心情感的风暴内外相应的自然界暴风雨，一方面作为一种大自然伟力的体现，充分渲示出李尔遭受虐待后的暴怒、对世间邪恶不义的强烈憎恨。以引起人们的心理共鸣；同时它作为一种自然恶的象征，似乎与社会上的邪恶协同一气，要把孤立无援、陷入困境的李尔吞噬毁灭，从而起到强化揭示两个不孝女儿的罪恶、烘托李尔遭遇的悲剧性质、激人怜悯的作用此外，作者还把剧中主要的正面人物置于永无休止的悲剧情景之中。他们无辜遭受磨难，存心善良、反得恶报。李尔、考狄利娅、葛罗斯特等都可以说是此类人物，他们一次次遭受命运的磨难，每当处境刚有好转，又随即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之中，直至最终死亡。这些永无休止的磨难，给人物的性格、遭遇乎添一层浓烈的悲剧色彩。

1606年出现了《李尔王》最早的演出记录，1610年在约克郡的一次演出也有记载。但是到了1681年就被塔特的改编本所代替，这给莎氏原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贬低。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一定社会思潮作背景，在17、18世纪，古典主义统治着英国文学，有些人不惜对莎剧进行粗暴的篡改，以求把莎士比亚纳入古典主义的创作程式。这个时候的英国戏剧更是腐朽衰落，流行的是充满道德说教的市民剧，莎剧也被篡改来迎合这种世俗的要求。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浪漫派批评家兰姆才对《李尔王》这个剧的舞台演出性质作了否定，他认为有很多抽象的内心的东西在舞台上是无法表现的，演员能演出外表，触及不到本质，只能打动感官，不能激发想象。《李尔王》究竟适不适合上演，最有力的说明还是这个剧本身，虽然塔特的改编本曾使此剧一度消沉，但却没有使莎氏原剧从舞台上消失，相反，它的上演次数越来越多，而且绝大多数演出都是成功的。

1756年，著名演员加里克就对塔特的本子进行了修正，1768年，乔治·考尔门也对它作了修正，使它比较接近于原剧，可惜的是既没有恢复小丑也没有恢复悲剧的结局。加里克的扮演很成功，他在舞台上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李尔形象。JP·克姆柏尔从1788年开始演这个剧，也演得很好。爱德蒙·基恩在1820年演出获得成功，他于1823年又演了一个恢复悲剧结尾的本子，但却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于是很快又回到了塔特的道路上来。

W.C.麦克莱德从1834年开始扮演李尔，恢复了莎氏原剧中的所有角色，并于1838年上演了一个清除塔特影响的重写本子，小丑由一个女角扮演，但经过重新处理和删节后，把原有情节缩短了。塞缪尔·费尔普斯从1845年以后在威尔斯剧院上演《李尔王》，戏文比以往所有本子都纯洁，小丑也由男角扮演，演出获得成功。查理斯·基恩于1858年演出的本子总的来说有所退步。享利·欧文于1892年在卢塞姆剧院演出了另一个本子，删去了很多戏文，演出也很不出色。

在20世纪早期，《李尔王》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演出。1927年，格兰威尔一巴克发表了《莎士比亚序言》，对这个剧的上演有很大影响。他和约翰·吉尔古德共同担任该剧的导演，后者于1931、1940、1955年先后数次扮演李尔，都获得了较大成功。唐纳德·沃夫费特在1940和1950年之间扮演李尔这个角色，也赢得了很大的荣誉。老维克剧团的劳伦斯·奥利维尔于1946年开始扮演李尔，他的演技是世界驰名的。彼德·布鲁克于1962年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镇上演此剧，并于1970年拍成电影，由保尔·斯科费尔德饰李尔，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1983年，大不列颠格拉纳达电视台拍制的电视片《李尔王》也获得了美国电视术和科学学院国际委员会的戏剧片奖，在美国，第一个真正出色地扮演了这个角色的是埃德温弗莱斯特，他从1826年起连续演出这个剧45年。埃布兹刚开始演出的是塔特的改编本，但从1870年就改演莎士比亚的原本，他的表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罗伯特·蒙泰尔于1905年扮演李尔也很成功，莫里斯·卡诺夫斯基于1963和1965年在斯特拉福和康奈狄格州演出，也受到了欢迎。

2007年，麦克莱恩主演《李尔王》，由特雷弗·纳恩执导，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出品。2018版《李尔王》是在英国国家剧院录制，由乔纳森·蒙比执导。

《李尔王》在苏联舞台上的演出次数仅次于《奥瑟罗》，18世纪的天才演员巴维尔·莫恰洛夫就曾演过李尔，另一个同样著名的悲剧演员瓦西里·卡拉蒂根也演过这一角色，前者以刻画性格的惊人力量取胜，后者则以细致微妙的演技见长。1920年尤理·尤理叶夫在列宁格勒大剧院演出中扮演李尔，音乐家尤理·沙波林为之配乐作曲，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为之发表演说，对《李尔王》作了分析和讲解。1923年这个剧在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由著名演员伊拉里昂·勃夫佐夫担任主演，弄人由女演员娜黛日达·布罗姆菜扮演。从1935年3月起，国家犹太剧院开始上演此剧，在它的剧目中一直保留着这个剧本，即使在对德战争期间，上演也没停止，主角由人民艺术家梭罗门·米赫尔斯担任，弄人由维尼亚明·茹斯金扮演，两人都演得非常出色，从此该剧成为苏联剧场上演节目中的固定剧目。1941年春列宁格勒大剧院再次上演此剧，由格利高里·柯琴柴夫主演，由德米特里·肖斯塔克维奇作曲。在苏联各共和国的地方剧院里，也从未停止过《李尔王》的上演。在以后各个年代里，《李尔王》在苏联舞台上很少冷落过。1972年，格里高里·柯金斯夫把它拍成了电影，在全世界上演，把《李尔王》的演出艺术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2017年国家大剧院推出话剧《李尔王》，这是继《仲夏夜之梦》和《哈姆雷特》后国家大剧院推出的首部莎士比亚戏剧，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六乙戏剧工作室联合制作。为了致敬莎士比亚，国家大剧院特邀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进行台词指导，并采用杨世彭的译本进行排演。导演李六乙结合实践修订译本，使之更贴近戏剧语言。同时，顶级舞美设计和服装设计加盟，为舞台增色。该剧由表演艺术家濮存昕饰演李尔王，而赵倩、卢芳、万千惠则分别饰演三位性格迥异的女儿。旅法导演魏晓平和多位演员共同演绎葛劳斯特家族的父子三人。2018年1月，国家大剧院版话剧《李尔王》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

2017版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李尔王》舞台简约大气，舞美设计米夏埃尔·西蒙为了遵循回归莎剧本质的宗旨，将传统元素与权力符号相结合，舞台既具有寓意深刻的象征意味，同时也兼具“可读性”的效果，让观众一目了然、身临其境。而演员的服装也同样以回归经典为原则，以英国服饰中常见的格子图案为主要元素。为了更好地表现“让《李尔王》从历史走向当代”，服装设计和田惠美特意在服装呈现上融汇了古典与现代的审美特点，让服装与人物、剧情相得益彰。

《李尔王》的舞美设计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三个半小时内，所有布景都是由金属质感构成。利用不同材质、体量庞大的金属质感，结合回转工作台玩出不少引人瞩目的调度。舞台布景的设计独具匠心。开场时，金碧辉煌的圆弧形墙面夺目而工整，象征着皇权、王冠和黄金，同时暗含着炙热喷薄的欲望与诱惑。这种华美的景象与后续剧情中的苍凉不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预示着剧情的跌宕起伏。在李尔王分权给两个女儿的情节中，金弧墙从中裂成两半，象征着皇权的分裂和权力的转移。随着剧情的发展，当李尔王被驱逐流落荒原时，舞台上出现了一座巍峨陡峭、三角切片状的铁锈高墙，它的形象如同一把生锈的斧片，劈向人心，与灯光共同营造出分明的光与影、善与恶的较量。这堵高墙的重量感如同无法逾越的险峰，隔阂了前一幕还曾热烈表白的亲情与忠诚，同时也为演员提供了躲藏的暗格，完成了李尔的震怒疯癫与葛罗斯特被蒙蔽欺骗的双线调度。

在服装设计方面，和田惠美巧妙地运用了格子风格与颜色对比，展现了角色的性格与命运。小女儿的衣服是纯白柔软的，象征着她的直言不讳和天真纯净的性格；而大女儿和二女儿的衣服则是带有危险暗示、坚硬挺括的栗色，暗示着她们的心计与冷酷。李尔王的服饰则沉重而繁复，深刻表达了他身上背负的权力、宿命和悲剧。在第一幕中，李尔王的黑衣侍女帮他脱下阔大的王袍，这件王袍翻转过来便成为了王国的地图，寓意深刻。而当高纳丽和瑞根开始商量对付父亲的策略时，李尔的那件巨大王袍又被这两位狠毒的女儿共同穿起，进一步强调了她们对权力的渴望和对亲情的背叛。此外，舞台上的光影变化和回转工作台的运用也增加了视觉上的层次感。特别是在李尔在暴风雨中疯魔之际，他坐在一块越升越高的铁皮立方体上，铁皮反射的光芒直刺观众之眼，令人感受到那份寒凉与揪心。大量侧逆的光影与转动的铁锈高墙结合，时而形成明确的几何图形，时而又变得晦暗不明，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

中国对《李尔王》一直停留在翻译介绍上，直到1986年第一个莎士比亚戏剧节期间，才被天津人艺搬上了舞台，同时上海戏剧学院对它进行民族化，改编为《黎王》在上海演出。

2007年黄土地剧团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同制作的《李尔王》在视觉设计上巧妙融合了东西方元素，以道家阴阳概念为灵感，通过服装和背景展现了从帝王盔甲到现代摩天大楼的对比，体现了外在世界的坚硬与内在情感的柔软。背景设计随剧情发展而变化，从强势支配到情感流露，体现了李尔内心世界的转变。服装则融合了古典与现代、男性与女性的色彩，展现了公元2020年文化的多元与包容。

2017年4月29日，中国儿艺根据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改编的《李尔王》在假日经典小剧场精彩首演。中国儿艺版的《李尔王》是给孩子们的《李尔王》，这对整部剧的展现要求更加苛刻，既要表现“莎剧”的传统风格，又要富有“童趣”。演出一开始，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富有细节之美的极简舞台，国际象棋棋盘式的舞台地面，在黑白交织中等待人性善恶的展现，一面白板充当的背景，让光和影成为了最生动的语言。

2017年10月20日，中国中央戏剧学院作为国际大学生戏剧节首个演出的院校，在昌平校区镜框式舞台上演《李尔王》。不同于以往的《李尔王》，央戏版的《李尔王》仅仅保留了李尔和三个女儿的情节线，庞杂的故事背景与人物被抽离开，更能看到李尔一步步从理智到焦虑迷失，最后抓狂的心理历程。此外，导演还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界限，将演出区域延伸到了观众席中。

《李尔王》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里的最后一部，也是最为惨烈和成功的一部，充满着反叛和悲剧色彩，被誉为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最具艺术价值的作品，珀西·雪莱称它为“最为成功的戏剧样本”。《李尔王》是古代童话向荒诞寓言过渡的产物，它开始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跨越。

对于《李尔王》的地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念。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认为它没有以基督教信仰为原则，不能算是深刻面伟大的戏剧。而布雷德利等人则认为它是深刻面伟大的，因为它揭示了只有忍耐与爱才能得救的基督教“人生真谛”。

《李尔王》从面世以来就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已有研究主要从神话原型和宗教性的主题学探索、文学理论和戏剧理论解析、人物形象和心理历程剖析、文本自身的意象和语义批评、情节和人物性格二元对立模式下的构成主义分析等角度进行。

无数研究者和戏剧家通过理论探讨和舞台实践，剥开这部作品复杂深刻的艺术内核，向观众敞开。莎士比亚通过描述王室家族的内乱和李尔王命运的跌宕，以犀利深沉的笔触刻画了权力、欲望下人性的撕裂与挣扎，在呈现出悲剧力量的同时又饱含着对爱和恩典的呼唤与向往，使作品洋溢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光辉。李尔王拥有人神合一的智慧与权力，却在接连变故中，将对神的敬畏转为诅咒与抛弃，直至将神与自己打碎。而曾经被无情剥夺了继承权的小女儿柯蒂丽亚，则成为挽救李尔王绝望灵魂的“福音”。《李尔王》的悲剧性不仅体现在李尔作为一个帝王的毁灭，更重要的是经历了一切之后，即使“灵魂”已经获得救赎，死亡却是必然的，肉体的复活毫无可能，而莎士比亚笔下的此种绝望令悲剧具有了更加崇高的意义。

该剧赞扬的生活的特殊品质就是爱。（英国学者奈茨评）

《李尔王》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戏剧诗的样本。（英国诗人珀西·雪莱评）

《李尔王》是“天才飞翔到令人晕眩的高度的悲剧”。（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评）

《李尔王》的情节古怪离奇，没有分寸；对话夸张并且不自然；并且还存在着时代误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评）

《李尔王》的情节就是揭示一个必然要毁灭的世界，其中的李尔、葛罗斯特等人物都摆脱不了命运的羁绊，充斥着绝望感，与荒诞剧无异。荒诞派戏剧家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荒诞派戏剧的渊源，荒诞派戏剧是从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脱胎而来”的。（波兰诗人、文学评论家扬·柯特评）

《李尔王》是关于怎么做一个好君王、一个有智慧君王的代表性作品。这部戏刚开始看起来是家庭关系，国王父亲给女儿们分财产，每个家庭都会分财产，但它背后的意思不是一个家庭，而是升华到一个国家，再放大到整个西方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莎士比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如果从表层去理解，普通观众能从这部戏中看懂什么是爱，什么是孝，什么是忠诚。在这背后，还有信仰问题、人和天地的关系问题。李尔王认为自己是借助神的意志来管理、统治这个国家，但他直到后来落难时，才发现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民，才意识到应该关心普通人的福泽问题。（话剧《李尔王》导演李六乙评）

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首演之前，这个故事情节已经为当时的观众所熟悉了。有一部佚名的戏剧叫《李尔王编年史》（The TueChronicle History of King Lear）。还有资料表明，李尔王的故事来自于东方，如俄罗斯、土耳其、印度、日本等国。“而故事的基本叙事元素最早出现9世纪中国的口头艺术中”“使《李尔王》自身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和东方的道德价值观念。”提出这份资料与结论的是艾伦·R.杨（Alan R.Young）教授，他是英国文学专家，在欧洲具有很大的知名度。该文发表在期刊“Studiesin English，1500-1900”的1975年春季版上。

在莎士比亚所有的作品中，列夫·托尔斯泰最厌恶的是《李尔王》，他的评价是每一部都愚蠢、啰唆、不自然、浮夸、庸俗、乏味、狂言乱语、满是下流的脏话、舞台的俗套以及道德和审美上的毛病。托尔斯泰还认为《李尔王》剽窃了早先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一部好得多的剧本《雷尔王》，莎士比亚把它偷来又毁了它。

在托尔斯泰眼中，莎剧《李尔王》剧情属于作者随性的任意安排，丝毫不符合人物性格。比如，李尔没有任何必须退位的必要和理由。同样，他跟女儿们过了一辈子，也没有理由只听信两个大女儿的言辞而不听小女儿的真心话；可他整个命运的悲剧性却是由此造就。另外，作为剧情副线的葛罗斯特与他两个儿子的关系，极不自然。葛罗斯特和埃德加的命运遭际，皆因葛罗斯特像李尔一样轻信了最拙笨不过的骗局，对于被骗的儿子是否真的犯了欲加之罪，他连问都不问一句，就诅咒他，并下令缉拿。除此之外，李尔之于三个女儿的关系与葛罗斯特同两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完全雷同，这尤其令人强烈感到，两者均不符合人物性格和剧情的自然发展，纯属主观臆造。李尔没能认出昔日的老臣肯特，同样牵强，明显出于臆造。因此，李尔和肯特的关系并不能唤起读者或观众的同情。至于那个无人识破的埃德加的情形，也不过如此。更有甚者，当他把失明的父亲领到一片平地，让他跳跃，竟能使他确信自己真的是从峭壁上跳下来的。对莎士比亚不依不饶的列夫·托尔斯泰更进一步以为，全部莎剧中所有人物的生活、思想、行动，没一样儿能跟时间、地点相适合。拿《李尔王》来说，故事情节发生在基督诞生前800年，而舞台人物却全然处在中世纪的条件之下：活动在剧中的有国王、公爵、军队、私生子、侍臣、随从、医生、农夫、军官等等。

《李尔王》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世界各地的戏剧舞台至今仍旧在排演着这部经典剧作，电影、电视剧也不停地改编、翻拍。从1870年伊凡·屠格涅夫创作的小说《草原上的李尔王》，到1969年柯静采夫执导的电影《李尔王》，再到1985年黑泽明打造的“东方李尔王”《乱》，李尔的故事在与时俱进的艺术创作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林纾最早在《吟边燕语》中用故事体裁把它译成了《女变》，此后又先后出过四种译本。《李尔王》的汉译本己有十多种；其中，梁实秋、孙大雨、朱生豪、顾仲彝等的译本最为典型。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影响了好几位中国作家。郭沫若话剧《屈原》第五幕第二场的《雷电颂》，就是对《李尔王》第三幕第二场李尔在荒野暴风雨中的独白的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