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是由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八大样板戏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该剧目诞生之初，由翁偶虹、阿甲担任编剧，李少春、钱浩梁、刘长瑜、高玉倩等京剧名角演出，自1964年首演后引发强烈反响。

《红灯记》剧本故事源自由沈默君和罗国仕共同创作、发表于1962年的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1963年2月，该剧本由凌大可、夏剑青执笔爱改编成沪剧版《红灯记》并公演，著名戏剧编剧阿甲在沪剧版本的基础上改编成京剧版本的《红灯记》。在公演后，京剧版《红灯记》获得成功，成为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

《红灯记》讲述的是李玉和一家三代人为完成党组织任务，与日寇斗智斗勇、英勇献身的故事，赞颂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先烈光辉的人格。 剧中的唱段朗朗上口，在保留传统唱腔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作，留下了有如“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浑身是胆雄赳赳”“我家的表叔数不清”等朗朗上口又富于表现力的经典唱段；但因其创作意图中政治色彩明显，使得情节和人物塑造都较为生硬。

在京剧版《红灯记》取得成功后，1971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成荫执导的同名电影上映，以京剧艺术电影的形式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此外，该作品还有钢琴伴唱、钢琴组曲甚至藏剧、维吾尔剧等多种版本。

《红灯记》的故事原型据说在历史上虽确有其事，但记载不明，一说这一事件发生在黑龙江省鸡西市下属的鸡东县东海镇。主人公李玉和曾参加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后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来到东北地区，在执行任务期间曾多次被捕，最终可能惨遭日军毒手。另一说，编剧沈默君在收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创作故事期间，收集到一些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地下交通员的斗争故事，特别是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在哈尔滨市送情报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后来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有一说称该故事发生在海伦市。

成为艺术作品的《红灯记》故事最早源于沈默君和罗国仕共同创作的《革命自有后来人》，1962年9月刊登于《电影文学》，该剧本上署名为“迟雨”的第一作者，就是沈默君，第二作者“罗静”就是罗国仕。罗沈二人乃是患难之交，当年两人一同被打成“右派”，在850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后来，沈默君调往长春电影制片厂做编剧，便致信请求将罗国士也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于是两人才有了机会合作完成了电影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也就是《红灯记》的原著剧本。依据该剧本拍摄的电影《自有后来人》于1963年在全国上映，引发轰动效应。

1963年，由于电影《自有后来人》的走红，哈尔滨市京剧院把该电影改编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在黑龙江省连续公演了100多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1963年2月，爱华沪剧团开始公演沪剧版《红灯记》，该版本的改编由凌大可、夏剑青执笔。在上海养病的江青观看此剧后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故而在同年9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应江青的要求，让著名戏剧编剧兼戏曲理论家、表演艺术家阿甲在沪剧版本的基础上改编京剧版本的《红灯记》。

1964年4月，阿甲完成了改编，在林默涵的要求下在“现代京剧座谈会”期间进行了预演，演出得到了极大的肯定。7月，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精湛表演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在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期间，江青说“只能有一个《红灯记》，不能出现题材撞车”，封杀了哈尔滨京剧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中国京剧院一团按照江青的意图，马上进行修改，调整剧情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1964年10月10日，经过修改后的《红灯记》在北京举行了一次演出， 演出大获成功，获得观众一致认可。

1965年初，《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的社论，将包括《红灯记》在内的八个文艺作品命名为“八个革命样板戏”。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1965年版的《红灯记》，并打上了“样板戏”的标志，剧本名称改为了《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署名变成了“中国国家京剧院改编”。作为“样板戏”先锋的《红灯记》在全国各地的巡回演出中热度持续高涨，其中的知名唱段如“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等成为那个年代街头巷尾的流行乐曲。

1968年6月1日，刚刚成立的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接受拍摄《红灯记》的任务，合作的演出团体即为中国京剧团排演的样板戏，于1970年完成摄制并于次年上映。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以后，中国共产党导人民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秋末，在东北沦陷区，以铁路扳道工人示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李玉和，接受了党组织的任务，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电码，却在执行期间因叛徒王连举的出卖不幸被捕。李玉和与敌人，日寇宪兵队队长鸠山一伙斗智斗勇；残暴的日寇无计可施，最后杀害了李玉和、李奶奶。铁梅谨记李奶奶的鼓励和教导，继承了父亲和奶奶的遗志，勇敢地经受住了考验，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成功把密电码送上了柏山，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英勇事迹，深刻反映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牺牲小我、成就革命大业的英雄主义精神。

为了准备在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编剧阿甲不仅完成了剧本的改编，也确定了主要角色的人选。男主角李玉和由中国京剧院被誉为“全才”的李少春饰演，他和编剧阿甲有过多次合作，二人很有默契，B角则由外形粗犷、富有正气的钱浩梁来担任；女主角李铁梅的人选方面，阿甲选中了刚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来到中国京剧院的刘长瑜，她虽然演出经验不丰富，但胜在年龄与李铁梅相近，B角则由中国京剧院的曲素英担任。

李奶奶这个角色虽然是老旦，但阿甲选择了让时年36岁的高玉倩来出演，她原本是唱青旦的，但阿甲非常认可她的大嗓。剧中的重要反派人物则由袁世海扮演，他是李少春的老搭档，由于演曹操而获得了“活曹操”的美誉。其他演员的选择上，孙洪勋扮演王连举，谷春章扮演磨刀人，夏美珍扮演桂兰，曹韵清扮演侯宪补，孙盛武扮演假皮匠，刘鸣啸扮演小伍长。

音乐、唱腔方面，刘吉典负责音乐方面的设计，由李金泉为李奶奶设计唱腔，而李铁梅的唱腔设计则由刘吉典、李广伯等人共同研究。

李少春为了自己更贴合角色李玉和，把自己关在书房中，一段段地设计李玉和的唱腔、表演动作，然后用录音机录下来。经过无数次苦练，把一个浑身是胆的革命英雄人物通过京剧艺术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但李少春作为有主见的艺术家，倔强性格惹江青不满，而B角钱浩梁则比较配合，在1964年第六期《戏剧报》封面上，钱浩梁获得了饰演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会，开始走红全国。1965年2月，《红灯记》在南方巡演，钱浩梁一路担任主演，独挑大梁，轰动一时。

1964年春节刚过，《红灯记》剧组组建，5月中旬完成《红灯记》全剧的排练后在首都文艺界内部进行了彩排演出。1964年6月5日至7月1日，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在北京举行，19个省市28个京剧团进京,演出35部现代京剧。中国国家京剧院改编的《红灯记》和哈尔滨市京剧团改编的《红灯记》一同参加了演出。

1964年10月10日，经过再度修改、排练，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正式与北京观众见面。

1965 年，《红灯记》南下在上海、广州市、深圳等全国多地进行公演。3月12日在上海首演《红灯记》，由钱浩梁（艺名浩亮）、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主演；此次公演共演出42场，观众超11万人次。广州中山纪念堂5000个座位场场爆满；许多港澳同胞赶赴深圳观剧。

1990年，中国国家京剧院在文化部“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活动中复排了《红灯记》。

2001年2月8日，“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上演。

2011年7月7日至8日，《红灯记》再次登上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连演两场。此次演出《红灯记》由殷承宗亲自伴奏。

2014年3月，国家京剧院组织了为时半个多月的“优秀剧目展演”。其中，3月24日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的现代戏《红灯记》获得好评。

2016年6月28日晚，由河南京剧院复排的《红灯记》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隆重上演。

2021年4月25日，中国国家京剧院再次将《红灯记》搬上舞台，主演由：张浩洋（饰李玉和）、张译心（饰铁梅）、毕小洋（饰李奶奶）。本次演出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承办。

以《红灯记》为代表的一批“革命样板戏”作为“现代京戏”，其最大的突破首先体现在文学剧本方面的改革，体现出来一种审美趣味的现代转向。首先，其使用的是现代题材、现代人物以及区别于传统戏曲叙事体结构的戏剧体结构；其次，样板剧有意扬弃传奇剧的审美取向，借鉴西方戏剧的写实性风格。

同时，因剧本时代设定的现代化，现代京剧在音韵上也进行了调整：在传统京戏中，人物的念白采取的是湖广韵，虽富于音乐性却不易听懂，并且用于现代生活背景的剧情中时较显违和、不自然；因此，《红灯记》等现代戏的念白都改换成了京白，用北京口音来唱、念，虽然为了行腔押韵，许多唱腔仍然借用了一些传统的字音，但这一转变立刻使得传统京戏的苍古格调改换为一种全新的现代气质。

结合当时代的背景来看，《红灯记》的舞美设计具有一定的探索性，画面、背景采用了前虚后实、虚实结合的办法，即让远景与近景疏离，达到远景写实，近景写意的双重空间效果。这种设计满足了布景写实的需要，又可以为表演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例如在第六场中，用炮楼、铁丝网做出了“监狱”背景，制造出了阴森的气氛；前景则只设置了一个石基平台。这个场景成为了现代舞美设计的优秀范例。

另外，《红灯记》中装了一扇门，也曾引发激烈的批评。但也有大量支持的声音认为“设计者打破了京剧的清规戒律”，是“不拘传统,从剧本出发的大胆创新精神”，并指出“门”的设置可以帮助人物塑造：李玉和出门赴鸠山之宴时，先由李铁梅打开家门，李玉和再昂首阔步踏出门，此时这扇门就成了表演的重要道具。门和平台的运用，都是当时的大胆探索。

《红灯记》剧组在音乐上实现了重要的突破，推动了戏剧与音乐关系上的转变：《红灯记》剧组将传统戏剧中的音乐提升到了主导地位。在音乐家们看来，《红灯记》音乐部分的初稿并不成功，因为唱段是按线性排列的，情节的表述成为了其呈现的核心。重叙事，轻音乐是传统戏曲的共同特性。在修改稿中，音乐的结构层次、节奏和旋律变化都得到了重视，唱腔也成为了塑造英雄人物的重要手段，让英雄的革命情感在唱段中得到充分的书法。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核心唱段”的创作模式的形成。而且，《红灯记》的配曲音乐都是新创作的，没有一段搬用旧曲牌的，这种原创性音乐，也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现代京剧将要脱离传统的戏曲音乐，走上歌剧化的道路。此后，江青也开始将音乐作为现代戏改革的重要突破要点。《红灯记》的音乐创作经验，为《沙家浜》《海港》等作品的修改提供了重要参考。

《红灯记》对传统京剧程式的灵活改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音乐伴奏的革新。传统京戏的音乐伴奏有许多套路化的程式性音乐素材构成，然而这些“死程式”并不适于表现现代生活。因此，《红灯记》在打击乐上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并与人物形象、人物心理紧密结合。例如，戏中对应李家祖父孙三人形象的鼓点，都是沉着有力的“一记鼓”；而对应侯宪补的鼓，都以一个难听的鼓点收尾，表示他是狗腿子。叛徒王连举开枪自伤掩耳盗铃时，打击乐用“丝边”做出由软到硬，又由硬到软的音响变化，充分展现了他惶恐不定的心理活动。此外，传统戏曲的音乐过门也有一套固定程式。过传统京剧开头表演要有一个较长的过门起到一定的经常作用，放在在现代剧场显得十分拖沓，因此《红灯记》等现代戏对此进行了大胆的删节。

二是唱腔的革新。《红灯记》在唱腔上有许多创造，例如对墙体节拍规律的灵活调整：“西皮”腔原本应该是“眼”上起音，但李玉和的《提篮小卖拾煤渣》却是从“板”上起唱，这是一种全新的“西皮”腔型；第五场中，李奶奶的唱段“看起来,你爹爹此去就难回返”用的是“二黄”腔，起腔一般是在“板”上，但此处却是从“中眼”起唱，同样也创造了新的“二黄”起唱形式。

不仅如此，《红灯记》还调整了对唱腔节奏。传统京剧的唱腔方整严密，置于现代审美显得缺乏流动性，《红灯记》打破了这种方整生硬之感，创造出了更为平顺的节拍形式，使之更为贴合与生活，流畅自然，代表性的唱段即为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虽然《红灯记》在京剧改革中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但作为“样板戏”之一，该作品的编排接受了太多政治因素干扰，其在意识形态上输出意图也十分明显，导致情节和人物塑造都较为生硬，这也是其遭到诟病的主要原因。另外，在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中存在一种表演惯例，即让革命英雄在英勇就义前演唱《国际歌》；然而，由于《红灯记》采用的是民乐伴奏，其气质与《国际歌》截然不同，格格不入，导致此处剧情应有的庄重肃穆之感遭到破坏。

1968年，属于左派阵营的香港新联影业公司拍摄了粤语黑白艺术片《红灯记》，该片改编自同名京剧样板戏，由黄雄导演、卢敦编剧，丁亮饰演李玉和、王小燕饰演李铁梅、冯真饰演李奶奶。受到舞台演出的局限，该片在海外的传播不甚广泛。

1970年拍摄的“样板戏”《红灯记》实际上是在原中国国家京剧院改编的京剧《红灯记》基础上再加工而成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导演是“外聘人员”——北京电影制片厂“四大帅”之一的成萌。 成荫年底到组后立刻和摄影张冬凉、导演助理以及剪辑师扎进中国京剧团看戏、座谈、设计讨论分镜头剧本，《红灯记》主演钱浩梁等人也一并参与了这一过程。春节前，分镜头剧本完成送审。1970年6月，样板戏电影《红灯记》正式开拍。1971年1月在全国上映。

1、演职人员

摄制组

导演：成荫

编剧（原著作者）：沈默君

摄影：张冬凉

录音：李林 吴汉标

美工：任回兴 寇鸿烈 姜振奎 刘千

主演

李玉和：钱浩梁（又名浩亮）

李奶奶：高玉倩

铁梅：刘长瑜

磨刀人：谷春章

慧莲：夏美珍

田大姨：杜福珍

坞山：袁世海

王连举：孙洪勋

2、拍摄幕后

拍摄《红灯记》时，为营造出英雄人物伟岸的形象，摄制组多选择从低角度仰拍，这对摄影棚的高度有很高的要求，因为《红灯记》中的室内戏较多，即便是八一厂最大的摄影棚，摄影机角度稍仰一些，李玉和的脑袋后的天幕背景仍然容易穿帮。因此剧组只能一边探索一边拍摄，进度就慢了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艺术工作者信奉的是“深入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视“真实”为电影的第一生命，故而坚持实景拍摄。然而也正是因为“真实化”原则，摄制组与江青发生了分歧。由于故事背景设置在东北地区，美工在筹备期间来到东北龙潭车站实地考察，回来后指出李玉和家的舞台场景应当依照东北住户的特点加上一个烟囱。摄制组认为如此能更加还原真实的东北生活场景，就重新搭了景。没想到江青知道后大为光火，把摄制组严厉批评了一顿。

由于江青偏爱绿色，常不顾具体情况要求影片多使用绿色。但《红灯记》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冬天，又处在北方大平原环境中，无法强添绿色。摄制组绞尽脑汁最后在终场在柏山山区的“伏击歼敌”场景中用上了绿色的青松。第八场“刑场斗争”中其实也有青松数棵，但由于是夜景戏，摄制组需要打蓝光强调夜色，于是青松成了黑松。

电视剧《红灯记》于 2004 年末立项筹拍，以 2007 年 8 月由长沙湖南出版社出版的于峰、吴剑锋改编的《红灯记》长篇小说为剧本。电视剧导演是张今标，制片人李珑，演员阵容主要有：韩影饰演李奶奶，吴京安饰李玉和，王力可饰李铁梅。电视剧《红灯记》于 2008 年 3 月 16 日在江苏卫视独家播放，它在民间更为流传的叫法是《密电争夺战》。在一众“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毁誉参半的当时，2008 年电视剧《红灯记》的出现却几乎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1968年，中国京剧团和中国交响乐团根据京剧《红灯记》改编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殷承宗演奏钢琴，赓金群打鼓，中国唱片公司录制出版了唱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音乐会电影纪录片，该片于1958年9月30日上映，其中节选了京剧《红灯记》中的八个选段。这部纪录片的上映引发了《红灯记》学唱热潮，同时也推动了钢琴的普及。

1970 年，北京电视台将李玉和及李奶奶各自的两个唱段加入到殷承宗先生改编的钢琴伴唱中，共计 12 段，并将这一版本的《红灯记》搬上了黑白屏幕，进一步提高了伴唱《红灯记》知名度。

2014年，为纪念《红灯记》首演50周年，曾参与该剧音乐创作的作曲家张建民，协同武胜、陈晓满编为其编写了钢琴缩谱，以钢琴器乐作品的形式于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1972年新疆歌舞话剧院对《红灯记》再次进行了具有维吾尔族民族特色的改编，采用了木卡姆曲调和民族化乐器，上演后得到了广泛好评。

1974年，西藏自治区藏剧团排演了藏剧版《红灯记》。

在2002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元旦相声小品晚会上，相声演员李金斗、李建华的表演了相声《红灯记》，此后何云伟和李菁、“嘻哈包袱铺”的侯振鹏和张涛，在李金斗和李建华的相声基础上，做了一定改动和发挥。

除舞台作品外，1965 年 5 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自有后来人》制作了连环画《红灯记》，颇受好评。该画册由吴普改编，张剑维绘画，初版印刷 21 万套，一印再印，至 1966 年 5 月，累计印刷 38 万套。 随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在1965 年 8 月，也出版了由韩和平、罗盘、金奎、沈悌如、顾炳鑫绘画的连环画《红灯记》，初版印刷 三十万册。

1966 年 1 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 60 开的剧照版《红灯记》连环画，第一次用连环画的形式呈现京剧版《红灯记》，由文卫明编，陈春轩摄影，印数 16 万册。

此外，《红灯记》还三次出现在邮票中。1968 年 1 月 30 日发行的文 5《革命文艺》邮票，1 套 9 枚，第 4 枚就是（京剧）《红灯记》，图案是手举红灯的李玉和一家三口。1969 年 8 月 1 日，又发行了1972 年 5 月 23 日，又发行了 1 套 6 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邮票，编号 33—38，其中第 5 枚“为农民演出”，就是李玉和手提红灯的形象。

20 世纪后，上海、天津市、黑龙江省等地美术出版社和中国致公出版社又陆续制作了几个版本的《红灯记》连环画。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周靖波认为，像《红灯记》这样的“样板戏”作为“文革”政治的组成部分理应被永远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现代戏是京剧艺术演变、发展进程中的一环，是传统艺术追求现代化的成果。《红灯记》来说，就凝聚了多位艺术家的集体心血。它不仅“整体结构整饬，场与场之间衔接紧凑，而且冷热场交替，把京剧艺术的独特规律和接受语境的时代要求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有的场面匠心独运却又与情节的顺势发展融为一体”，仍应将其视为“旧剧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之作也是当今京剧界不应轻易抛弃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