簸箕，一般指扬糠除尘（清选谷物、去除杂质）、清理垃圾的器具，由竹篾、柳条或铁皮等制成，其形如筐、背凸,三面有边沿，一面呈扇形敞平。根据地域文化不同，簸箕的形制及用途或存在差异。

簸箕至迟在商周时期已出现。甲骨文、金文均有“箕”，“箕”即为簸箕，《说文解字》载：“箕，簸也。簸，揚米去糠也，从箕，皮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记载了其簸扬与去粗留精的功能。据后世资料分析，早期簸箕应由竹、柳编织而成。《王祯农书》对南北方地区所用簸箕及其材料有较详细的记载，《齐民要术》记载的“种箕柳法”表明北魏时期簸箕已是重要的谷物清选农具。自汉代始，簸箕形制无大的变化，唐朝业已成熟稳定，经历代沿用与改进，现代簸箕在造型、款式、材料和纹理上不断精进，编制技艺也更加成熟。簸箕可分铲形和盒形两类，分别用于清理谷物和日常垃圾、运输粮食谷物。按材质可划分为柳编簸箕、竹编簸箕，按形状可划分为小簸箕、大簸箕、净物簸箕、平面簸箕、凹形簸箕、篮等，代表地区有周家乡核桃峪村、合阳县和阳村，相关工匠有李绪田、韩杵达、姜朝春等，各地出土有不同形制的簸箕文物若干件。

簸箕用途极为广泛，除用于扬糠除尘、清理垃圾，还多用于农业选种，以及酿酒、酿醋、榨油等加工作坊中，用它簸净粮食，以利加工。但是，簸箕较费人力，不适合大规模的清选作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手工簸箕不再是人们家里的必需品，编簸箕的人也越来越少，如何传承这一优秀的民间技艺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17年，手工簸箕被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收录。

簸箕至迟在商周时期已出现。甲骨文、金文均有“箕”，《说文解字》载：“箕，簸也。簸，揚米去糠也，从箕，皮声。”“箕”即为簸箕，扬糠除尘（清选谷物、去除杂质）、清理垃圾的器具，由竹篾、柳条或铁皮等制成，其形如筐、背凸,三面有边沿，一面呈扇形敞平。至今最早的簸箕形遗存实物为中国考古博物馆藏商代青铜簸箕，其箕身和侧沿有大量蟠纹和菱形镂空图案。河南信阳长台关乡楚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陶制簸箕与商代青铜簸箕均有柄，不同之处在于，箕身镂空图案变成了五个等腰三角形。

春秋战国时期文献记载了簸箕的功能与用途，《诗经·小雅·大东》载：“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原文箕指“箕星”，但已说明了箕具有簸扬功能。《庄子》载：“箕之簸物，虽去粗留精，然要其终，皆有所除是也。”较为明确的指出了簸箕去粗留精的功能。《易经·系辞》记载了簸箕的制作材料，当时的人们使用各种自然材料，如香蒲、竹、柳木、麻、棕榈和葵花等，通过手工编织簸箕以满足农耕和劳作的需要。《战国策· 齐策六》记载田单攻狄中言:“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柱颐。”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簸箕形态就已经深入人心。

汉代李尤《箕铭》曰:“箕主簸扬棣枇乃陈。”指明了当时簸箕主要用作农事活动。安阳市博物馆的汉代跪坐持簸箕俑清晰可见此时的簸箕采用编制工艺。这一时期的簸箕有了新的发展，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汉代陶簸箕贴近身体的箕后立沿已改进成圆滑的弧形，其形态基本与现代竹簸箕相同，簸舌说明有铲的使用行为。汉代陶簸箕和商代青铜簸箕均有柄与箕体相连，同时在箕体上有镂空的纹样或几何形，应是铲炭火之用。山东藤县龙阳君店出土的秦汉画像石上，刻有一农夫在一拴于树上的马的后面持箕用小锄捡拾马粪的图像，可佐证簸箕具盛放之用。另外，簸箕制作选材也包含金属，西藏自治区地区汉晋之际的三世纪时期古墓噶尔门士乡故如甲木墓地出土有木柄铜箕。

北魏时期文献《齐民要术》记载了簸箕由农民手工制作，用于帮助分离谷物（如小麦、大米、玉蜀黍属等）与谷壳、秸秆和其他杂质。此外，还记载有用于编织簸箕的“箕柳”的种植方法等情况，“种箕柳法”表明北魏时期簸箕已是重要的谷物清选农具。《王祯农书》对南北方地区所用簸箕及其材料有较详细的记载：“北人用柳，南人用竹，其制不同，用则一也。”河南省安阳汤阴县马家沟出土的北齐时期红陶持箕女佣，头梳盘髻，身穿窄袖长衣，呈坐姿态，双手持一簸箕，该簸箕用于清选作业。《韩诗外传·卷九》记载孟子见妻独处时箕踞而坐，告诉母亲“妇无礼，请去之”，可见敞开双腿箕路在古代是指一种失礼的坐姿，说明簸箕外在形态与封建礼仪文化之间也存在紧密的关系。

唐代跪坐执箕佣已看不到前代簸箕的柄部，从现藏于三门峡市博物馆的唐代圆形簸箕砚可明显看出此时簸箕经历了由圆向方的形态转变。该簸箕砚和晋城博物馆存的澄泥“王”字铭簸箕砚造型十分相似，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簸箕的造型已经成熟稳定。宋代大量出土的簸箕砚，从侧面反映出簸箕形态向简洁的直线条变化。清代咸丰九年（1859）的铜簸箕砚显现此时的造型又开始向方圆结合的形态发展。

民国及近代簸箕的功能和造型日趋丰富，出现了用于粮食运输的盒形木质簸箕，柄与把手再次结合。在现代农业中，簸箕的设计和制造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铝簸箕再次回归到极简的直线形态。这种造型上的螺旋式重复与回归，不仅是对簸箕这种器物形态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受使用方式和使用功能的影响。现代簸箕具有更精密的构造，以提高分离效率。它们通常用于农业领域的清选谷物、农业选种等，还在酿酒、酿醋、榨油等加工作坊中被广泛利用，以利加工。但是，手工簸箕较费人力，不适合大规模的清选作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手工簸箕不再是人们家里的必需品，编簸箕的人也越来越少。2017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程村簸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手工簸箕被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收录。

簸箕可以通过蒲草、竹篾、 柳条，作物秸秆等制作。

在阴湿、避光和不受风的环境下制作出来的簸箕质量更好，使用寿命更长。在农村，人们通常会在地下打一个特殊的簸箕窑来满足这些条件。

编织簸箕时，首先将条子装在簸箕尺上，然后开始编结，形成一片称为结掌子。接下来，将掌子弯曲并结起角子。编结角子、做茬子、捋篾子和缠边子是编织簸箕过程中最耗时且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这些工序的精湛程度直接关系到最终簸箕的外观美观、结构大方以及实用性和耐用性。编织者需要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充分理解每个工序的要领和目的，以确保最终制成的簸箕美观大方、实惠耐用。只有在这些工序上做到尽善尽美，才能制作出具有良好质量和外观的簸箕产品。

中原地区的簸箕细分有两种形态，分别对应生产劳动和生活中的两类功能和具体名称：铲形“簸箕”用于清理谷物、日常生活垃圾；盒形“搓斗”用于运输粮食谷物。簸箕原理是密度大或质量大的物体在簸动时受的惯性大，紧随簸动保持方向一致的上下运动；相反，密度小、质量小的物体受的惯性小，被颠动时产生的气流改变运动方向，被风吹走。因此，能把重的粮食留在簸箕里，把不要的皮、秸秆、尘土等杂物留在簸箕之外。使用这种轻质的竹编簸箕，配合劳动者熟练的动作，能利用自然风和人造风对谷物进行清选。

在物业清洁保养中簸箕是一种盛垃圾的用具，与扫帚配合使用。建筑物清洁保养所用的簸箕都安装了长柄，在扫入垃圾时，无须弯腰，可直立操作，因而省时、省力。这类簸箕已从原来的柳条编制演变到铁皮簸箕和塑料簸箕。铁皮簸箕强度好，木长柄与簸箕是由铁钉或木螺钉连接的，牢度好，但其缺点是造型较差，易生锈。塑料簸箕造型漂亮，色泽鲜艳，不生锈，但塑料长柄与塑料簸箕之间由螺纹连接，强度不够，易脱落。

“ 箕 ” 能在商周时代形成甲骨文、金文，并且有以 “ 箕 ” 为名的星座 ，而且将 “ 箕 ” 编入了诗歌、童谣、铭文，说明簸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方便农作促进了农业发展，还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统簸箕代表着中国传统工艺的精髓，体现了手工艺人们的智慧和独特的审美观。这类民间器物不仅仅是物质的工具，更是文化的传承，代代相传的技艺和美学在其中得以延续。

周代礼制中坐的基本姿势是两膝着地，脚背朝下，臀部落在脚踵上。如果将臀部抬起，上身挺直，俗称“长跪”，表示对别人的尊敬。而“箕踞”之坐法，将两脚平直，上身与腿形成直角，形似簸箕，则是对人不尊重的表现。

《礼记·曲礼上》中规定：“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乡而扱之。”这是为长者扫除布席之礼。必加帚于箕上，一定要把扫帚放在簸箕上面，双手持着簸箕，以表示恭敬。清除秽物的时候，一只手持着扫帚，另一只手要撩起衣袂遮挡在扫帚前面，且扫且退，这也是恭敬的表示。并且，将秽物扫进簸箕的时候，要把簸箕的入口面向自己，而不能面向长者，以免尘土溅到长者身上。

扶箕，为箕卜，是用器具如箕，棹椅，木板之类，视察它的移动来得到所问事情的解答。扶箕在欧洲也流行过，术语称它做“箕占”或“筛占”（Coscinomancy）。

六月年，又称“五月年”“磨秋节”，哈尼语称“矻扎扎”“耶矻扎”，云南省南部哀牢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哈尼族传统节日。一般在农历五月或六月第一个猴日或牛日或端午节、火把节期间举行，节期三至五天。节日最后一天，各家要用松柴扎成火把，由主妇点燃，并持火把和簸箕照遍家中每个角落，边照边敲簸箕边念咒语，尔后由孩子接过火把送到村边路旁，以先后顺序，排成一条长龙，朝东南方向延伸，以示将鬼魔驱向远方。

簸箕画，最早产生于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堡乡的布依族村寨——杜寨。古时候的布依族人，用簸箕来盛放糍粑，他们将打好的糍粑捏成各种形状，或捏成人物、动物、花卉等，放在簸箕里，然后再撒上颜色，最后取出糍粑，在簸箕里就留下了好看的图案，这就是最初始的簸箕画。现代簸箕画是布依族的民族艺术，他们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在簸箕上描绘出各种花鸟鱼虫、人物、风景，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风土人情等画面，将生活、生产提升到艺术，又以艺术的形式还原于生活，让人们感受劳动之美。

簸箕舞，流行于广西大新、靖西市一带，道具是簸箕，该舞蹈主要模仿日常生活中用簸箕劳动的动作。

宁明簸箕宴，源于旧时当地壮族人一起外出劳作，中途休息时，就把各自带的食物拿出来放在芭蕉叶上一起分享。簸箕宴象征的是分享和团圆，所以也是宁明人邻里亲朋间聚会的首选。2021年7月15日，宁明县曾在花山温泉酒店停车场摆起了一个直径达10米的簸箕宴，经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测量和认证，这场簸箕宴创造了“最大簸箕宴”世界纪录。

簸箕炊，是一种粤西等地区流行的特色小吃，利用簸箕（一种竹编工具）蒸制而成。它在茂名市和化州市地区也被称为“”，粤语发音为“yè”。簸箕炊的起源已无法考证，但据说是为了庆祝丰收而制作的一种小吃，因此也被称为“吃新”。人们通常使用早稻来制作簸箕炊，因为早稻含水量高，淀粉粒子细腻，可以制作出更美味的簸箕炊。随着时间的推移，簸箕炊还被赋予了消灾玉貔貅的意义，每到正月初一春节和七月十四中元节与盂兰盆节，家家户户都会忙着制作簸箕炊。在安铺，如果新媳妇不会做簸箕炊，便会在这几天里认真跟婆婆学习，现今，很多后辈已不知道婆婆教做簸箕炊的传统，当地的一些本土文化正在逐渐消失。

簸箕粄，闽西特色小吃。据说源自一个谢恩的故事。传说过去武平有位仁厚汉子，为答谢乡亲们在他外出时对家人的照顾，伐竹编篾，做成簸箕，并发明了这种美食。众乡亲品尝后纷纷称赞，传名为“簸箕”。之后龙岩市客家人在逢年过节招待亲朋时，都会做簸箕粄，好客之俗寓于其中。如今，簸箕粄已经成为当地人寄托乡愁之物。

柳编簸箕用的主要原料是杞柳，簸箕条有芽条、秋条、蒸条之分。这类簸箕柔韧性强，经久耐用，色泽清白，受人喜欢。

竹编簸箕的主要原料是竹篾，竹编簸箕采用天然竹材料制成，具有环保特性。尽管竹是一种轻质材料，但竹编簸箕可以相当坚固和耐用，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

用以铲收晒干的作物、收运垃圾，簸扬等，用途广泛。

大簸箕又称斗枪（方言音译），圆状，周边凸起，用竹篾编制而成，将斗枪平放在地或者放在几个木凳上，可以在里面晒谷物、豆子等。

净物簸箕是介乎大小簸箕之间的一种小型簸箕，没有撑角，主要是装物时用。

竹制品。一个圆形平面竹垫，周围有1—2厘米的边沿。用于簸米，使米糠和米分离。

竹制品。底部是半圆形，有10多厘米深。用于簸米或装米。

簸箕三面立起，一面敞开，况且有舌头，用以“吐废物”，而这种变型的簸箕叫笸篮，有似我们日常应用的洋瓷脸盆。从容量上看，有大笸篮、小笸篮，从形体上看，有正方形笸篮、圆笸篮、长方型笸篮；从用途上分有盛馍笸篮、针线笸篮、旱烟笸篮等。笸篮的做工较簸箕简单点,但工艺更讲究,外加了一道涂染、勾画的工序。鸟鱼花草等绘于其上,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故而笸篮不仅是家庭生活日用品,还是民艺术产品。人们在开发其使用价值的同时,也赋予了艺术生命力。

周家乡核桃峪村因手工簸箕而闻名遐迩。其编织簸箕的手艺是杨姓祖上在公元1489年由山西曲沃县侯马乡移民时带来的，距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了。核桃峪簸箕历史久远，技术精湛，驰名秦陇大地，远销西北各省，其编制技艺已由该村辐射到临近的宫河镇雷村、王录等村，许多村民祖祖辈辈以此为业，核桃峪村也因此获得 “簸箕之乡”的美誉。核桃峪簸箕之所以闻名，不仅是因为它全程是手工编织，工艺精美，要经过备料、炮制杞柳、做舌头、捋篾、编织、包边、整形七道工序，而且还因为工序考究，其间形成了一整套严格而独特的编织体系。它既可以以一家为单位独立进行编织，也可以实行分工，联户经营，从而形成了一种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过去一段时间，一到农闲，男女老幼、父子、夫妻、弟兄、妯娌一起参与进来，老传幼，父传子，无意识中形成了一种传帮带授徒方式。据统计，全村有80%的人能编织簸箕，手艺娴熟者每天可以编2张，编织的好的簸箕周正好看，畅销，价格高。核桃峪的簸箕耐看实用，还在于不搞封闭自守，吸收了四川竹编、南方草编的技艺。

在号称“合阳首镇”的坊镇东北2.5公里处，有个3000多人的大村庄，叫“和阳村”。村里有一项传统的手工艺——编制柳条簸箕。在合阳县的大小集镇上，只要见到背着柳条簸箕叫卖的人，不用问大多都是和阳村人，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和阳村为“簸箕村”。和阳簸箕除了在合阳全县销售外，还远销到韩城市、澄城县、大荔县等邻县，在黄河对岸的晋西南地区也颇受欢迎。除了大小簸箕，和阳村人还能编制携斗、针线笸篮和安全帽等，还另外有走村串巷专门修理簸箕和贩卖的人。和阳村逢元宵节时出的芯子杆在方圆也很有名，在设计时也对自己村里的簸箕编织工艺有所表现。抗战胜利后，和阳村里摆社火，有一天的总牌是“和阳的好簸箕”，三床芯子的内容依次是“秦始皇筑长城——边紧”“苏秦分说六国——舌头宽”“董卓卧地三尺——条杆儿壮”，用形象的语言诠释和阳簸箕的特点，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

上世纪80年代初，史家巷的史保安老人曾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以一位女性的口吻为和阳柳条簸箕编了一段顺口溜：

　　山川本是我绣阁，

　　谁倒叫你把我说？

　　我当把我做柴火，

　　浑身衣服一齐脱（去皮）。

　　把我大姐身子破（线条），

　　丢下小妹用不着（细条子）。

　　多亏来了麻老婆（麻绳），

　　把我一家才联络。

　　我妈把我怕磨着，

　　站在前面受折磨（舌头）。

　　把我嫁给老范哥（贩卖者），

　　背到会上蛮吆喝（赶集叫卖）。

　　不愁吃，只欠喝（簸箕可以端粮食端面，但不能端水），

　　家家户户都用我。

手工簸箕较费人力，不适合大规模的清选作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手工簸箕不再是人们家里的必需品，编簸箕的人也越来越少。传统手工簸箕文化的逐渐消失是机械化农业的必然结果。愈来愈明显的趋势是，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机械化操作越来越普及，簸箕日趋式微，农民们一边希冀机械化耕作对农业生活的便利，同时也喟叹簸箕工艺的下滑和消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现代科技和矿业深入到乡村，手工作坊工艺已受到市场经济严重冲击。簸箕编制的处境越来越严峻，渐呈衰落趋势。再论艺人，年轻一代已不愿长期蜷缩在阴冷潮湿的簸箕窑干簸箕制作这种又苦又累的手工活，倾向于放弃上辈人的传承手艺。如何传承这一优秀的民间技艺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2017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程村簸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手工簸箕被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收录。

三国，蜀，明器。1981年四川忠县涂井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该陶俑头左手持簸箕，右手持一件工具，戴手镯和串珠。

战国，陶器，信阳长台关出土。长19厘米、宽17厘米，簸箕形状，后带一鼻。

东汉，陶塑。四川新津出土，乐山汉崖墓博物馆藏。高99厘米。部曲在古代是一种军队编制单位，在汉朝时期则指地方豪强的私人军队，唐朝时部曲是家仆的代称。人俑身材魁梧，体格健壮，头顶巾帻裹成高髻，内着高领衣，外穿交领短衣。右手拎箕，左手持一手柄，因其已断，具体用途未知。腰间佩挂长剑，一副威武、挺拔的姿态。

东汉，陶塑。1957年四川省新津区堡子山1号墓出土，四川博物院藏。高85.5厘米，泥质褐陶。俑人头戴平顶帽，身穿交领短袍，窄袖。右手执长锹，左手提箕，腰间佩短刀，脚穿草鞋。造型写实，神形逼真，刻工精细地将衣褶纹理表现了出来，线条流畅自如，真实、自然地表现了陶俑的形象特征。

东汉，石刻。1953年四川芦山石马坝出土，芦山县文化馆藏。同时出土为两件，一件高1.29米，另一件高1.1米，均为红砂石质。镇墓俑头戴冠，耳宽大，五官夸张变形，长舌垂于胸前，面目狰狞，有趋鬼避邪之意。俑右手持斧，左手握蛇，双腿直立，犹如卫士形象，恰符合其镇守墓地的身份。另一俑头戴冠，身着长袍，一手持箕，一手拿铲，表情温和，为清扫墓俑，与镇墓俑的神化形象形成强烈对比。

北齐，陶器，河南省安阳汤阴县马家沟出土。高14厘米，红陶胎，模制而成。俑头梳盘髻，身穿窄袖长衣，呈坐姿态，双手持一簸箕。由于这件“箕”是由女佣坐在地上操作，显然是清选作业的簸箕。

唐代，陶塑。1972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1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俑身高7～16厘米。由四人组成，各自做不同的事情，展现了将麦子碾成面粉做饼的全过程。第一个工序是一女俑持杵舀粮，第二个工序是一女俑拿簸箕筛粮，第三个工序是一女俑推磨磨粮，第四个工序是一女俑跪坐擀面烙饼。泥俑像及器物表面施以蓝、黑、白、黄色，色彩鲜艳。造型写实，手法简练，风格质朴，神态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真实生活场景，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1967年村里成立了簸箕社，李绪田加入编簸箕的队伍，开始学习这门手艺。2017年，“程村簸箕”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大约有300年的历史。李绪田是“程村簸箕”的代表性传承人。

韩杵达来自“簸箕之乡”的洪洞县万安镇韩家庄村。风里雨里，走南闯北，推销本村的簸箕、笸箩、箢子、柳帽等柳器。村人佩服，尊称他“簸箕侠”。

邢台市广宗人，2008年被国家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当地人在村庄周围种了很多柳棵子（柳条），大力发展柳编产业，“簸箕辛庄”因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