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战争（英文名：nuclear war，别名：核子战争，原子战，核战）是指以核武器为主要毁伤手段的战争，与常规战争相比具有时间更短、规模更大、破坏性更强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强国纷纷开始研制核武器。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发生在1945年美国对日本广岛与长崎市两座城市的原子弹轰炸。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围绕核武器展开了多轮军备竞赛与军备控制谈判，双方对核优势的争夺与较量很大程度上演绎了冷战时期国际安全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核裁军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但印巴核试验、朝鲜核问题等核战争爆发的威胁仍然存在。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核战争主要包括全面核战争、有限核战争两种。一次重大的核交火将产生持久的放射性效果，造成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或绝大多数生命的灭绝，为世界带来大规模核饥荒、环境污染和社会崩溃。为了避免核战争的出现，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签订核军控协议、建立核磋商协调机制等方式，防止这场人类浩劫的爆发。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战争与核军备竞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为国际核军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8年12月，德国化学家O.哈恩和F.W.斯特拉斯曼首次发现了原子核裂变现象。此后，多国科学家开始用理论阐释这一核裂变的反应过程，并指出可能实现这种裂变反应自持进行的条件，从而开了核能这一新能源的使用前景。

同历史上许多新的科学技术发现一样，核能的开发最初也被用于军事目的，即制造威力巨大的原子弹。核弹的研发首先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强国启动。彼时英法海底隧道等欧洲强国正饱受法西斯主义德国侵略战争的困扰，部分科学家被迫移居国外，国内人力物力短缺，开展科研工作十分困难，只得采取与美国合作研发的办法。1943年，以英国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为首的科学家小组赴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参加由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J.R.奥本海默领导的原子弹研制工作。

美国方面，迁居美国的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认为，一旦法西斯德国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可能为整个世界带来不可设想的严重后果。在西拉德与其他几位欧洲科学家的奔走推动下，1939年8月，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建议美国抓紧开展原子能研究以防止纳粹德国抢先先机，由此引起美国政府对研发核武器的注意。但开始只拨给经费6000美元，直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扩大规模。1942年8月13日，美国正式建成“曼哈顿工程区”，直接动用人力约60万人，投资20多亿美元。由于美国国内的工业技术设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未受到直接破坏，又具备了制造核弹所必需的原材料与优秀科技人才，因而较快地实现了原子弹研制计划。1945年7月16日，美国于新墨西哥州霍尔纳达-德尔穆埃托沙漠成功爆炸了原子弹“瘦子”，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此后，苏联、英国等国家纷纷开始自主研发并拥有了本国的核武器。

核战争的概念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及长崎市投下两颗核航弹震惊了全世界。受这一事件的震撼，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研发核弹以保护本国的安全，客观上推动核战争爆发的同时，也引发了各国的警惕，开始出台各种核军控措施防范核战争的到来。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在欧洲战场，法西斯主义德国已宣布投降。在，日本军国主义尚在负隅顽抗。为使日本投降，美国于1945年8月6日与8月9日分别将原子弹“胖子”与“男孩”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市，使得两座城市几乎完全被毁灭，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进程。这是历史上核武器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被投入战争的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战胜国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和迅速展开全球争霸的斗争，使世界进入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庞大的核武库与核战略是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强权政治和争霸世界的筹码和工具，美苏争夺核优势的对抗与较量也在很大程度上演绎了冷战时期国际安全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在近半个世纪的激烈核争夺中，美苏双方各自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资金，发展了从地面到海洋，从空中到太空的庞大的核武器系统。为了防止双方核军备竞赛引发大规模的核战争，这一时期美苏两国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核军控谈判。但是在核军控谈判中，美苏都只愿意限制或削减双方都不打算发展和保留的某些种类和型号的核武器，而无法就限制它们正在大力发展的各种新型武器达成协议。这种情况直到在美苏冷战结束后，才有所改变。美苏这一时间的核军备竞赛与谈判大致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美国维护核垄断地位与苏联力图打破美国核垄断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垄断核武器的优势地位，积极推行其全球战略，苏联则针锋相对，在大力改进常规武器的技术装备的同时，加紧研制核武器。早在1942年夏，苏联就已作出制造原子弹的决定并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后来由于德军的入侵，研制工作曾一度停顿。1943年研制工作重新展开。在1945年7月24日晚波茨坦会议结束之时，当约瑟夫·斯大林听到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故意提到美国已“有一种破坏力异常强大的新式武器”后，虽然当时“没有表现出特别兴趣"，但返回住所后便迅速要求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强调杜鲁门试图依靠原子弹向苏联施压，但苏联决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对其拥有决定性的优势。在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后不久，苏联领导层即于8月中旬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加快原子能研究事宜。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共约有40万人直接投入到这一工作，另有其他相关工作人员近30万人，其规模远远超过美国的曼哈顿工程。1946年苏联投入科学研究的预算为前一年的三倍多，同年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7年，苏联即完成了第一枚近距离的P-1型火箭的研制工作，并组建了火箭部队。1949年8月29日，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RDS-1原子弹爆炸成功， 宣告了美国核垄断时代的结束。

为了维护核垄断地位，美国代表伯纳德·巴鲁克于1946年6月14日在联合国原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建议（即巴鲁克计划），要求先对各国原子能的发展和利用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然后再处理现存核武器。这有利于美国保持核垄断地位和进行核讹诈，而并不能确保销毁现存核武器。苏联断然拒绝了该计划。

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于同18日提出了一项反建议（即葛罗米柯计划）。此后，美苏两国围绕巴鲁克计划和安德烈·葛罗米柯计划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包括禁止和销毁原子武器问题、核查问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原子能管制问题上是否拥有否决权问题等。由于美苏对上述问题的观点尖锐对立，会谈毫无进展。1949年8月，苏联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950年年初，苏联退出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美国试图确保其核力量绝对优势地位，与苏联先后在氢弹、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导弹等单项优势方面进行竞争，力求通过核军控谈判来维持美苏战略力量的不平衡关系，苏联则企图通过核军控谈判削弱美国的核优势。

在热核武器方面，美国捷足先登。1952年11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上进行了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爆炸当量相当于300万吨三硝基甲苯。苏联不甘落后，于1953年8月12日宣布，成功地试爆了100万吨当量的氢弹。其后美苏又先后分别于1954年和1955年制造出可供飞机携载用于实战的氢弹。

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苏联曾一度领先。为了弥补在战略轰炸机方面的劣势，苏联集中力量发展弹道导弹。1957年8月21日，苏联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成功发射。接着，苏联于同年10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1958年，又领先部署了射程达8000公里的R-7洲际导弹，从此，美国本土被置于苏联的核威慑之下。其后，苏联于1961年和1963年分别开始部署其第二代战略导弹R-16和R-9 。苏联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领先地位使美国不得不急起直追，1957年6月，美国试验成功其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阿拉斯加州”，随后美国又研制成功使用可贮存液体推进剂的大力神洲际导弹。1962年，美国研制出使用固体酒精的“民兵-1”型洲际导弹并部署于地下发射井中，弹头当量为100万吨，命中精度为1.6公里，而苏联则迟至1968年才开始部署固体推进剂的洲际导弹RS-12。

在潜射导弹方面，美国始终居于领先的地位。1956年美国就开始研制潜射导弹武器系统，1960年11月，第一艘能够从水下发射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华盛顿”号首次执行海上巡逻任务，它能携带16枚北极星A-1潜射导弹，这标志着美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形成。而苏联的第一种潜射导弹SS-N-4在1961年才开始服役。

这一时期美苏经历的最激烈的核对抗便是发生于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冲突曾使人类一度濒临核战争的深渊。1960年代初，随着欧洲美苏冷战的步步升级，针对美国在欧洲部署可以打击苏联领土的核武器，赫鲁晓夫计划在古巴部署导弹。1962年5月，苏联制定了“阿纳德尔行动”，将战略火箭军第43导弹师和两个配备FKR-1陆基短程巡航导弹、携80枚战术核武器的导弹团派驻到古巴。9月，苏联决定增加派驻的战术核武器数量，并从北方舰队向加勒比海域调拨了4艘 “狐步”级常规潜艇，将102枚用于战术运载工具的核弹头送往古巴。同年8月起，美国情报机关就已经觉察到苏联对古巴的军运。10月12日，美国国防部制订了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预案，包括封锁计划、空袭计划、快速反应攻击计划、全面解放攻击计划。 1962年10月27日可谓古巴导弹危机最危险的一天。彼时美国两艘驱逐舰为迫使苏联编号为B-59 的“狐步”级潜艇上浮，对之投放了深水炸弹。苏联艇长在无法与莫斯科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准备启动核鱼雷发射系统，所幸副艇长瓦西里·阿尔希波夫中校投了反对票，B-59最终未发射核鱼雷，而是浮出水面。1962年10月28日，约翰·肯尼迪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经过多渠道接触沟通达成协议，苏方同意从古巴撤走“进攻性武器”，作为交换，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并在一项秘密协议中同意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丘比特”中程弹道导弹，古巴导弹危机至此结束。

这一阶段的美苏的核军控谈判仍主要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内进行，双方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较量：其一，关于全面彻底裁军问题。苏联于1955年5月10日提出了一项分两个阶段裁减常规军备和先禁止试验、使用，再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新裁军方案。美国在拒绝了这项方案后，随即提出了一项建立在“肯定会被苏联拒绝”基础上的“开放天空”的建议。这一建议被苏联认为是一个赤裸裸的间谍阴谋而被拒绝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其二，关于禁止核试验问题。从1954年到1956年，苏联4次提出禁止核试验的建议。1956年夏，美国表示愿意进行禁止核试验谈判，但要求对禁止核试验进行国际监督。苏联表示不同意，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核试验”。双方针锋相对，没有就核军控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美苏双方此时都主要从宣传的角度提出建议以获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想停止核试验。在这一时期的军备竞赛中，美苏都倾其全力发展自身的核力量。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到1960年底，美国已部署了陆基弹道导弹294枚，潜射导弹155枚，战略轰炸机600架；苏联部署了陆基弹道导弹75枚，潜射弹道导弹75枚，战略轰炸机190架、美苏在战略核武器力量对比上形成1049件比340件的态势，美国处于全面领先的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美国而言，美国本土已被置于和远程轰炸机核毁灭的威胁之下，这意味着任意动用核弹而不受惩罚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为此，美国军事战略进行了战后最为深刻的调整：即以“灵活反应”战略取代原来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在这一新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大力发展由陆基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对苏联而言，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充分暴露了苏联在战略核力量对比中所处不利地位，此后，苏联的军事政策开始了大幅度调整，全面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特别是进入了大规模生产和部署核武器的时期。经过激烈的竞争，苏联于20世纪60年代末终于实现了与美国在战略核力量上的基本均势。

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领域，1960年苏联仅有洲际弹道导弹75枚，到1969年上升到1060枚，增长了13倍，与同年美国的总数1054枚相比，略有超出。苏联洲际导弹的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新服役的洲际导弹SS-9、SS-11和SS-13均系部署于地下发射井中的第三代战略核导弹。在潜射导弹领域，苏联第二代Y级战略核潜艇1968年问世，水下排水量达9300万吨，相当于美国的北极星核潜艇，配备有16枚SS-N-6潜射导弹，最大射程2400至3000公里。在战略战略轰炸机领域，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初生产出图-22M“逆火”式轰炸机，并于1969年8月完成首飞，该轰炸机具有超音速飞机能力，如进行空中加油，续航能力可达7000公里，可以越洋攻击美洲大陆。

由于这一时期美苏都开始大量装备和部署洲际弹道导弹，从而都具备了对另一方国土进行大规模核攻击的能力，双方在核武器问题上相互威慑、互为人质的关系逐步形成，美苏两国都感到有必要在核军备控制问题上达成一些协议并制定若干核军备竞赛规则，从而减少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并阻止其它国家试验和拥有核武器。因此，美苏核军控谈判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些进展，双方就核军控中的若干局部问题签定了5项多边条约和一些双边协定。首先，在减少美苏之间发生核战争危险方面，美苏两国于1963年6月20日在日内瓦签署了《美苏热线协定》（全称《美苏关于建立直接通讯联系的谅解备忘录》）这一双边军控条约。除此之外，美苏在这一时期提出和签署的多边核军控条约较多，主要是为了限制其它国家。在防止核扩散以维持美苏核垄断地位的多边军控条约方面，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共同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全称《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7年6月，第2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由美苏共同提出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美苏于1968年7月1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签字的当日签署了该条约）。在为特定领域的核军备竞赛制定规则的多边军控条约方面，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美苏共同提出的《外空条约》（全称《关于各国探索及利用包括月球和其它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的原则条约》），该条约于1967年1月27日开放供签署，同年10月10日正式生效。

这一时期美苏在重点提高各自进攻性战略武器第一次打击的能力，以夺取新的战略优势的同时，在限制战略武器数量与试验谈判上也取得了相当进展。

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方面，美国抢占先机。1968美国研制成功第一种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民兵-3”，并于1970年开始部署。该导弹可携带3枚核弹头，每个弹头威力为34万吨当量。1971年，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还提出了研制MX导弹的设想，并于20世纪80年代初全面展开MX导弹的研制工作，该型导弹每枚各携带10颗分导式核弹头，每个弹头的爆炸威力为50万吨当量，并且能进行机动部署。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大力发展分导式多弹头导弹，1975年开始对SS-17、SS-18和SS-19等型分导式多弹头导弹进行实战部署。SS-18是苏联最大的洲际弹道导弹，1982年服役的SS-18Ⅳ型洲际导弹每枚可携带10颗分导式多弹头，每颗当量50万吨。虽然苏联在陆基洲际导弹质量，主要是命中精度和分导技术上仍落后于美国，但在数量、投掷重量和禅头当量上已占优势。

在战略核潜艇方面，美国第一艘“俄亥俄”级新式核潜艇于1982年11月交付海军服役，该型潜艇水下排水量达18750吨，装备有24枚射程为7400公里的UGM-96A弹道导弹潜射导弹，每枚导弹携带8颗分导式多弹头。苏联从1978开始部署D级核潜艇，1981年又部署了台风级战略核潜艇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该型潜艇水下排水量为23200吨，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型的潜艇，每艘可携带20枚弹道导弹和6个用于533毫米鱼雷的鱼雷发射管。

在战略轰炸机方面，美国战略空军主力B-52轰炸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问世以来，经过不断改进，已拥有8种型号，其中B-52G和B-52H自1981年装备巡航导弹后，已可以在高空发射巡航导弹对苏联境内目标进行攻击。1981年2月，美国决定制造100架 B-1B轰炸机，1983年进行了首次试飞。美国还于1989年研制成功B-2轰炸机，该机能携带20枚空基巡航导弹，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战时可执行摧毁苏联的地下指挥中心等任务。苏联紧随其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试制成功一种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称为“图-160轰炸机”的新型战略轰炸机，该机在高空的时速超过2马赫，续航能力在7000公里以上。

在中程弹道导弹和中子弹方面，从1977年起，苏联以每周1枚的速度在东欧大量部署ss20机动中程弹道导弹，该型导弹每枚携带3颗分导式核弹头，射程5000公里，将整个西欧纳入其射程之内。为了与SS-20相抗衡，美国1979年决定在西欧部署108枚“潘兴-2”型导弹和464枚战斧式陆基巡航导弹。美国还于1977年研制成功中子弹，该型弹爆炸后所产生的高能中子，能量约10倍于同等当量的普通核弹，能穿透装甲和工事，杀伤对方人员，是对付坦克集群进攻的有效武器。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战略性变化，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泥足深陷，中苏两国根据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结成的同盟彻底破裂，在此背景下，美苏开启了一系列核军控谈判。

在限制战略核武器数量方面，1972年5月26日，美苏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了《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即《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SALT-1）。1979年6月18日，美苏在维也纳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即《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ALT-2）。关于减少美苏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危险，美苏这一时期都将承认双方之间存在“相互确保摧毁”的状态作为彼此不发动战争的重要依据。1971年9月30日，美苏签署了《美苏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的协议》，又于1973年6月2日签署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在限制核试验方面，这一时期美苏由限制其它国家为主转变为美苏之间互相限制为主要目的。1974年6月27日至7月3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苏联期间，与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美苏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这一时期的美苏两国还针对某一领域的核军备竞赛制定了详细规则，如1971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率先签署了《海床条约》（全称《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及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1979年底，阿富汗战争后，美苏核军控谈判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两国开始将战略武器与核军备竞赛的重点转向太空武器和第三代核武器，力图在减少核弹数量的同时提高核武器的质量。20世纪80年代初，美苏双方的核武器在杀伤力、命中精度、机动能力和隐蔽性等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完善。1980年，美国的弹头数目已达到9000个，苏联为7000个。在这种情况下，单纯改进“三位一体”战略核武器的质量或增加数量都难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战略优势。而且，高水平上的核僵持意味着，一旦发生直接部突，美苏将陷入不得不在核报复或投降之间择其一的困境。正是这种形势，促使美国总统里根于1983年3月23日提出被媒体称作“星球大战计划”的“战略防御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企图在战略进攻威慑基础上再增加战略防御威慑，做到攻可以摧毁对方核力量，防可以使对方不敢实施核突袭。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标志着美苏核军备竞赛的重点已开始转向太空武器和新一代核武器的争夺。

老布什政府执政后，吸取1991年中拦截的经验，决定修改“星球大战计划”，将其重点转到建立“对付有限打击的全球防护系统”上。该系统的主要目的是对付由于政治动乱所可能引起的意外的或未经授权发射的导弹以及弹道导弹在第三世界国家扩散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这一时期，在继续改进和提高“三位一体”战略核武器质量的同时，侧重发展增强辐射线的、核爆炸激发的X线和电磁脉冲武器等被称作第三代的新式核武器。

苏联在发展新一代核武器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在激光武器方面，1981年8月，第一架以为基础设计的“激光飞机”A-60飞入苏联天空。1986年，美国情报机构向国会报告说，已开始部署世界第一批可实用的陆基激光。在方面，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研制工作，1983年春，苏联开始进行大能量的粒子束武器试验，并准备研制用以破坏卫星电子设备的原形粒子束武器。在方面，1982年6月，苏联试验截击卫星取得成功，以“密集如雨的钢珠”的拦截方式，摧毁了宇宙1378号靶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美苏在综合国力竞赛中的地位越来越不利，且美苏力量对比呈现出越来越不利于的态势。在此背景下，美苏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1985年后提出了“核战争无胜败论”“核力量合理足够论”“绝对防御论”和“低水平的战略均势论”等新的战略思想。美国政府则主张以“相互确保生存”来取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苏之间形成的“相互确保摧毁”状态。美苏战略思想的变化为美苏推进核军控谈判准备了理论基础。

在现实形势与政策理论的双重铺垫下，1985年以来美苏核裁军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1987年12月8日，美苏经多年讨价还价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关于消除两国条约》（即《中导条约》）。该条约规定，双方要在条约生效后的三年之内销毁全部中程导弹，一年半之内销毁全部中短程导弹。条约还规定美苏双方均有权进行有效的现场核查，以确保条约执行的可靠性。1991年7月31日，美苏正式签署了《》（START-1），该条约对美苏战略核武器的发展给予了某些限制并首次对其数量进行了削减，包括削减美苏战略核武器的数量、限制美苏进行第一次核打击的能力、将禁止美苏部署某些种类的新式核武器等。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多方面的推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使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这些进展增强了防核扩散的手段、壮大了防核扩散的力量，有利于今后更有效地开展防核扩散的斗争。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相继进行了核试验，在南亚挑起了核军备竞赛。而美国国会又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美国近年来大力加紧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这些都是对国际防止核扩散努力的沉重的打击，对未来国际防止核扩散的斗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希望趁俄罗斯的虚弱涣散之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核力量，俄罗斯也希望通过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对外改善形象，对内促进稳定，因此美俄核裁军在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在削减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1993年1月3日，美俄两国首脑在莫斯科签署了《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弹条约》（START-2）。其基本内容是：2003年之前，美俄将各自的各类战略核弹头总数削减到3000至3500枚；潜射导弹弹头各削减到1700至1750枚；重型轰炸机方面，部署的机载核武器数目按实际载弹数计算，每方不超过750至1250枚；双方消除包括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全部陆基多弹头洲际导弹，从2003年1月1日起，双方不得生产、拥有、试验和部署多弹头洲际导弹。

对于明显有利于美国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国会已于1996年予以批准。但俄罗斯杜马以条约的规定破坏了战略均势而不利于俄罗斯、俄罗斯经济困难难以如期完成削减任务，以及北约东扩等为由，迟迟没有批准该条约。为了缓解俄罗斯在履行条约上的经济困难，促进俄罗斯杜马尽快批准这一条约，1997年美俄首脑会晤将该条约实施期限延长到2007年，并达成了一项进一步削减美俄战略核武器的《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3）的框架协议。按照这一框架协议，到2007年，美俄两国各自的战略核武器总数将削减到2000至2500枚。美俄商定，一旦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开始就《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俄罗斯在新当选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积极推动下，于2008年5月批准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美苏冷战结束后，国际多边核裁军在世界形势进一步走向缓和的大趋势下，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和核国家各自利益的驱动下，国际多边核裁军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新进展。

首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延长。1965年美国和苏联各自提出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1968年6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议，1968年7月1日条约开放签署，1970年3月5日生效。按照条约规定，缔约国应在25年后开会决定条约今后的有效期是否有必要继续延长，如果需要延长，是无限期延长，还是只延长一个有限的时期。因此条约必须在1995年再行审议。尽管国际社会对不扩散核弹条约无限期延长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严重的分歧，但在美国的大力推动以及有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作出的安全保证承诺下，1995年5月11日，联合国审议和延长大会最终还是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的决议。2000年5月20日，在联合国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来自187个签约国家的代表通过一项决议，其内容包括“有核国家明确承担实现全部销毁核武器的义务”。这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获得通过。从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进行第一次原子弹爆炸试验起，至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全世界总共进行了2047次核试验，其中美国1032次，苏联715次，法国 210次，英国45次，中国45次。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认为，俄罗斯已不是美国直接的现实的威胁，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现在是苏联消亡后可能加重的核武器扩散和核武器的失控，防止核武器的扩散成为国家安全的中心任务。苏联解体后，严重的经济的困难使俄罗斯无力通过更多的核试验去从事新一代核武器的开发，为了能够冻结与中等核国家之间在核武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和有利于防止核扩散，俄罗斯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采取的积极态度。与此同时，英法中等世界主要核武器国家也都在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上表达出共同立场，广大无核国家绝大多数都希望早日实现全面禁止核试验。1993年12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4年1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会议上，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正式启动。经过两年半艰苦的谈判和努力，1996年9月10日，第五十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以158票赞成、3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9月24日，条约在美国纽约正式开放签署，至1999年10月中旬，已经有154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

虽然自美苏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在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这一努力至今仍未得到印巴两个“核门槛”国家的认同。时至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既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没有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甚至在国际社会正积极致力于防止核弹扩散的时候，印巴两国之间却正在进行着一场核竞赛。终于，1998年5月，印巴两国终于先后跨过核门槛，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

为了成为世界性大国，强化本国南亚霸主的地位，印度选择使用核试验的方式谋得国际社会的关注。1998年3月，奉行民族主义的人民党以微弱优势的票数勉强上台执政，为了增强人民党的执政地位，在上台之后不到两个月印度政府就宣布进行核试验，企图以这种“惊人之举”争取更广泛的支持。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相继进行了5次核试验，成为举世震惊的重大事件。印度进行核试验以后，巴基斯坦国内要求进行核试验的呼声高涨，从政府内部、反对党到社会各界都不断地敦促政府采取断然措施保卫国家安全。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对印度进行核试验制裁不力，使巴基斯坦深感失望，也令巴基斯坦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只能依靠自己。因此，1998年5月28日和30日，巴基斯坦进行了6次地下核试验，从而把业已存在的核军备竞赛由密秘推向公开。印巴两国的核试验行为严重挫伤了彼时国际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础，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生效变得更加困难，严重打击了人们对未来核军控前景的信心。

朝鲜开发核武器的努力始于1956年正式启动的朝鲜与苏联的核合作。冷战结束初期， 由于苏联解体而造成的核武器可能失控， 核技术和核材料扩散， 以及核门槛国家增多的趋势， 使防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 美国依据卫星照片认定朝鲜正在秘密进行核武器研究， 违反了NPT的有关规定， 要求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所谓朝鲜“核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经过反复交涉之后，1992年1月30日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核安全保障协定》，同意该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1992年5月到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申报的核设施进行了6次不定期核查，但是朝鲜申报提取的数量(少于100克)与IAEA的验定结果存在相当出入。此时美国提供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没有被列入核查范围的两个可疑地点极有可能藏匿着核废料，为此IAEA要求对此进行“特别检查”，但遭到朝鲜严词拒绝。随后双方矛盾激化，朝鲜在1993年3月12日宣布退出NPT条约，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爆发。直至1994年6月17日美国前总统卡特访朝，才使核危机局势有所缓和。1994年10月21日，美朝双方终于在日内瓦达成了关于朝核问题的《框架协议》，第一次朝核危机由此解除。但在随后的几年中，美国并没有如约提供对朝鲜的经济援助，轻水堆的建设也异常迟缓，朝鲜对此大为不满。1998年，金仓里可疑地下核设施事件导致朝核问题波澜再起。之后直到1999年10月《佩里报告》出台并提出对朝“一揽子接触政策”，美朝关系才又出现好转。

2001年2月， 极具保守主义倾向的小布什上台执政。上台伊始， 小布什政府重新评估了上届政府的对朝政策， 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朝鲜接触政策是软弱的， 不可思议地帮助朝鲜走出了即将崩溃的困境，应立即停止对朝鲜的单边援助并控制美朝和解的进程”。2002年10月，美根据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有关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项目的相关信息，派代表团赴平壤举行会谈，双方在浓缩铀问题上陷入严重分歧，不仅终结了关系改善进程，美国还彻底废除了《框架协议》，朝鲜遂于2003年1月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驱逐国际原子能机构工作人员，导致朝核问题陡然升级为第二次“核危机”。

为了缓和地区局势，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政府于2003年发起召开了六方会谈。朝鲜虽然并不愿意通过多边框架来解决朝核问题，但还是为第一次六方会谈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交了详细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美国并没有提出具体解决方案，只是坚持朝鲜“先弃核”，以“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的”方式消除核计划，然后再谈提供援助、解除制裁和安全保障问题，使朝鲜对六方会谈和布什政府逐渐失去信心。2005 年 2 月，朝鲜公开宣称拥有了核武器，朝核危机明显升级。在朝鲜核心理发生根本转变后，朝鲜的核活动开始极具危险性。2006年7月5日，朝鲜先后向日本海试射了7枚导弹。随后在10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同年10月14日联合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谴责朝鲜核试验的1718号决议，并决定对朝鲜采取制裁措施。朝鲜半岛局势陡然紧张，又爆发第三次朝鲜“核危机”。 朝鲜核试验后，迫于国际社会和国内政治压力，小布什政府在2007年对美国对朝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美朝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但是这种策略性的改变已经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2009年4月5日，朝鲜发射“银河2号”卫星（“大浦洞-2型”导弹），4月14日宣布“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也将不再受制于任何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并在5月25日进行了第二次核实验。

2010年的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等再次加剧了半岛地区得紧张局势。2011 年末金正恩执掌朝鲜最高权力后，完全放弃了无核化原则，通过提出“并进战略”（发展经济和发展核武并行推进），把开发和拥有核武器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金正恩执政的前 5 年时间里，朝鲜先后进行了3次核试验、3次潜射导弹试验以及10余次弹道导弹试验，仅“舞水端”中程弹道导弹就进行了7次发射试验。2018年美朝首脑会晤后，尽管两国开展了多层次的交流与互动，但都没能突破半岛地区的僵局。2022年9月8日，朝鲜颁布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武力政策的法令。2023年9月28日，朝鲜将核武力政策写入宪法。“朝鲜半岛有核化”正在逐渐成型并得以固化。

当地时间2024年11月21日，武器装备展览会“国防发展-2024”在朝鲜平壤开幕，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金正恩表示，朝鲜已经在和美国的协商中尽了最大努力，能够确定的是，美国持有的是强权立场和坚定不移侵略敌视朝鲜的方针。只要侵害朝鲜主权的势力存在，就必须按照朝鲜安全环境的要求，继续推动各种武器装备的更新升级和尖端化，消除对朝鲜国家和人民的军事威胁。朝鲜党和政府将全力以赴培养更高的军事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用坚强的国防力量捍卫国家。

美苏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若干核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一方面反对别国拥有核武器，自己却不肯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的行为，对国际核军备控制和裁军提出了严重的挑战。1999年10月2日，美国用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拦截技术首次试验获得成功。此后，美国逐渐加快研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保护美国本土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进程。2002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布什发表声明宣布，他下令军方开始部署初步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灾难性破坏”。这是美首次把颇具争议的导弹防御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对全球战略稳定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在此之前，小布什政府先后退出和放弃了《反导条约》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致力于加快推进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开发小型核武器，严重打击了国际核军控进程。2004年7月22日，美国军方在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部署了一枚长约17米的陆基拦截导弹，标志着美国开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截至2017年，美国军队已在位于阿拉斯加州的格里利堡基地部署了32个陆基拦截器，在范登堡基地部署了4个。

奥巴马上任后，选择继续维持一个安全、可靠且有效的核武库，积极开发新一代非核武器，计划建立“即时全球打击”系统，试图通过一种新式常规拦截导弹，实现1小时内在全球范围内的精准打击，以此进一步确保美国的核威慑能力。2013年3月15日，美国下令军方在美国西海岸新区新增14个陆基导弹拦截装置，以应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2016年7月8日，美韩两国防务部门联合发表声明，决定在驻韩美军基地部署“萨德”系统反导弹系统，严重损害韩国周边国家的安全利益。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大国竞争取代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的重心，为了应对大国竞争的回归，特朗普政府强调核武器在慑止核与非核攻击方面的作用，要求开展核现代化建设。2019年1月1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一份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报告建议，研究提升现有陆基中途防御系统以及使用短程拦截导弹摧毁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性，研发使用搭载激光武器的无人机、战斗机追踪和摧毁助推阶段导弹的技术，评估在太空部署导弹探测器和拦截装置的可行性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在五角大楼出席报告发布仪式时说，美国致力于建立能够保护美国每座城市的导弹防御体系。拜登政府正式就任后，在战略稳定和威胁感知的双重影响下，美国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核力量现代化进程，通过能力冗余应对战略稳定不确定性增强的风险；另一方面谋求完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通过军控协议管控大国竞争的风险。2022年10月27日，美国国防部发布2022年版《导弹防御评估报告》的解密版本，作为拜登政府关于导弹防御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重申了美国本土导弹防御的首要地位，重点提及关岛的防空反导建设，但相比之前的版本仍是老调重弹，而且缺乏明确的执行计划。

随着核武器的发展，核战争主要包括全面核战争、有限核战争两种。全面核战争即核大战，是指使用大量战略核武器攻击整个国家，包括军事、经济和民用目标的战争。这样的攻击将摧毁目标国家的整个经济、社会和军事基础设施，并可能对地球生物圈产生毁灭性的影响，因而是核大国之间最后的决战手段。有限核战争是指在打击目标、破坏程度与战争规模等方面加以限制地使用核弹。1974年，美国国防部长J.R.施莱辛格正式宣布采纳有限核战争理论，认为使用具有一定威力和精度的核武器打击敌方军事目标，有可能迫使对方不攻击美国及其盟国的城市。

一些美苏冷战战略家，如·基辛格认为，两个全副武装的超级大国（如美国和苏联）之间可能爆发有限的核战争。然而，也有人预测一场有限的战争有可能“升级”为全面的核战争，将有限的核战争称为“慢动作的全球核浩劫”，认为一旦这样的战争发生，其他战争肯定会在几十年内紧随其后，就像超级大国之间的“全面核战争”一样，最终使地球无法居住。

核武器作为一种极度残酷的、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发展、试验和拥有核武器将对人类的生命安全构成异常严重的威胁，而大规模使用核武器则可能灭绝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上所有或绝大多数生命。

核弹在地面以上爆炸时，主要产生5种杀伤破坏效应：冲击波、光辐射、早期核辐射、放射性沾染和核电磁脉冲效应。冲击波是从核袭击爆炸中心向四周急剧扩展的高温高压高速气流，其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由超压和动压所致。冲击波的超压（数百亿个大气压）使每平方厘米超过 1 公斤的压力时， 可引起人的心、肺和听觉器官等严重损伤；动压的直接冲击或将人抛出一定距离撞击地面或建筑物， 可造成人的颅脑伤、骨折和肝、脾破裂等严重损伤。此外，由于冲击波作用而倒塌的建筑物、工事和砂石、玻璃碎片等，也会间接对人体造成损伤。地面和空中核爆炸，还会在周围空气中形成火球，发出很强的光热辐射。光辐射以两个脉冲释放， 第一个脉冲由核爆炸闪光产生， 仅占光辐射总能量的 1%， 一般不会引起皮肤烧伤， 但可能造成视力障碍——闪光盲。第二个脉冲为火球发光阶段， 持续时间比较长， 占光辐射总能量的 99%， 主要是红外线和可见光， 可造成人体皮肤、粘膜烧伤， 称为直接烧伤。早期核辐射是核袭击特有的杀伤破坏因素，其强度由于空气的吸收，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可致人患骨髓型急性放射病等放射性疾病，还可损伤眼球晶状体， 使人患白内障，使建筑物、机械设备等产生感生放射性而伤害人体。放射性沾染是核反应产生的放射性裂变产物与核辐射激活的感生放射性物质所造成的沾染，其危害作用持续时间较长， 是核袭击给人类造成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通过呼吸道吸入的放射性微尘， 沉积在人体肺部， 诱发肺癌、肺水肿、肺栓塞； 通过食物进入人体消化系统的放射性微尘， 可滞留胃、肠、肝、肾等器官， 诱发肝癌、胃癌、肠癌、肾炎和肾坏死等疾病； 进入人 体的放射性微尘， 有部分将进入人体的血液系统， 直接作用于人体各类细胞， 损伤和破坏造血系统功能引发白血病， 甚至导致生育能力下降， 生长发育受阻； 皮肤受到放射性照射会诱发皮肤癌等。核电磁脉冲时间宽度很窄，频谱很宽，强度可达到比普通无线电高百万倍，其主要破坏对象是电子、电气设备和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等。核爆炸威力相同时，核电磁脉冲的强度随爆高不同差别很大，其中以高空核爆炸产生的核电磁脉冲效应最强，作用的范围最广，可达离爆心数千千米远的目标。

除了对人体造成巨大损伤，核武器的使用还将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污染，包括核辐射、原子尘埃等本身引起的污染，以及这些物质对环境污染后所带来的次生污染。核污染属于特殊的物理性污染，具有较强的持续性。放射性核素都有固定的半衰期，根据核素种类的不同，半衰期从几分钟到几千年不等。所以，核污染一旦形成，就会存在很长时间，难易消除。不同于化学污染可以被自然环境条件所降解，或被相应的化学物质中和破坏而消毒，自然环境的阳光、温度无法改变放射性核素的放射性活度，人们也无法用任何化学或物理手段处理核污染，使放射性核素失去放射性，因此核污染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据估算，一枚万吨级核弹地爆后，在风速 25~50公里/小时、风切变角20 度左右的条件下，其下风方向的污染范围(指可对人员造成杀伤的范围)长达2565公里，宽10~50公里。一枚10万吨级核弹地爆，2昼夜内下风30公里处的放射性污染仍将对人员造成伤害其下风3公里处的照射量率，需经110天方能下降至允许范围内。百万吨级核弹空爆时，冲击波会把 1.4 万公顷地面上的90%的树木刮倒；地爆时会使9000 公顷地面上的90%的树木破坏。光辐射引起大火，大火区城会扩大至2.1~3.3万公顷。核试验研究表明，那些经受了核爆炸破坏的地区，需要经过数十年的生物繁衍，才可能恢复其生态状况。

核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如何避免核战争的爆发，也是世界各国都在思考与探索的问题。2020年2月12—13日，第九次五核国会议在英国举行。五核国机制是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法定的核武器国家在条约审议进程中形成的协调机制。该机制成立于2009年，旨在通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沟通对话，增进互信，尽早实现条约第六条所规定的彻底核裁军的法律义务。在气候变化带来大规模的环境灾难、全球经济下挫风险普遍加剧的今天，通过军控合作，避免昂贵、无价值且危险的核军备竞赛符合五核国与世界所有民众的根本利益。未来五核国应首要维护大国之间核关系的战略稳定性，有必要设立深入广泛的核政策对话平台，避免误解激化安全困境；避免和平时期核弹保持高戒备状态，避免“基于预警发射”的部署模式，降低核武器使用风险；推动与无核武器国家的沟通，主动表示核武器国家在为核裁军创造有利安全环境方面负有特殊责任，以增强国际信心；同时积极探讨如何打造军控新模式，平衡多方利益关切，设计更公平广泛的规则制度，在军控领域重塑国际领导力。

中国是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积极力量。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中国高度重视条约地位和作用，始终积极致力于促进核领域全球治理，为国际核军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中国奉行自我克制的核武器政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国家。1995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承诺，“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受到核武器攻击时，在安理会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便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适当措施向该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和对攻击国实行严厉和有效的制裁。”可见中国是五个有核武器国家中唯一一个对无核武器国家作出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安全保证的国家。其次，中国为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提供新思路和正能量。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海牙核安全峰会时就指出，“我们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把核安全进程纳入健康持续发展轨道。”2016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重申，“中国主张构建一个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以公平原则固本强基，以合作手段驱动发展，以共赢前景坚定信心，为核能安全造福人类提供强有力、可持续的制度保障。”中国不仅是国际核军控和裁军的积极参与者，更是建设性的引领者，努力为国际核军控和裁军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再次，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在朝核问题、伊核问题上，中国始终坚持和促进有关各方通过谈判寻求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在中国的积极倡导和宣传下，新安全观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其必将对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1982年，联邦德国马克斯·普郎克化学研究所所长保罗·克鲁岑在一份题为《核战后的大气层：昏暗的中午》中提出了“核冬天理论”，指出核大战之后的地球，可能进入一个长达数月之久的寒冷期。在这样的环境下，动植物会逐渐消亡，人类也必将难逃劫难。

核冬天的产生基本是由核弹头爆炸所引起的大量火球导致的，这些火球将在其影响范围内的所有城市和森林引发巨大且不受控制的火灾。大量的烟雾和灰尘会从这些火灾中被送到高空，漂浮数周后回落或被冲出大气落到地面上。数亿吨的烟尘将被强烈的西风吹向东风，直到它们形成一条均匀的微粒带，环绕从北纬30°到北纬60°的地区。这些厚厚的黑云可以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挡住太阳的全部光线，只留下一小部分。因此，地表温度将在几周内急剧下降，可能高达11°到22°C。半黑暗、致命的霜冻和低于冰点的温度，再加上来自核沉降物的高剂量辐射，将中断植物的光合作用，从而可能摧毁地球上的大部分植被和动物生命。极端寒冷、高辐射水平以及工业、医疗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粮食供应和作物的广泛破坏将导致饥饿、疾病并造成大量死亡。因此，一场核战争可能会使地球上的人口减少到以前的一小部分。

许多科学家对核冬天理论提出的“核战争对地球上生命的破坏程度”存在争议。1986年1月，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家克里·伊曼纽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同样写道，核冬天的概念“因缺乏科学完整性而臭名昭著”，因为对可能燃烧的燃料数量选择了不切实际的估计，使用的是不精确的全球环流模型。伊曼纽尔最后指出，其他模型的证据表明，雨水清除了大量的烟雾。同年夏，斯塔利·汤普森和斯蒂芬·施耐德对核冬天模型重新进行了评估，以更准确地描述该模型中煤烟的气候结果，并在其中驳斥了早期的“世界末日”模型，创造了“核秋天”一词。1988年克雷森·卡尼在其研究报告《一场重大核战争对全球大气影响的评估》中引用了苏联的一项研究，认为现代城市不会像火灾风暴一样燃烧，因为大多数易燃的城市物品会被埋在不可燃的瓦砾下，而核冬天理论对核战争导致的非城市野火的规模和范围进行了大规模高估。近期核冬天研究的领导者艾伦·罗博克也认为核冬天是否会导致人类灭绝是值得商的，并指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类将有更好的生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