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斯（希腊语：νοῦς，英语：Nous，又译“理性”、“智慧”或“心灵”）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含义和用途，但通常被视为一种人类理解世界和存在基础的精神动力。古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努斯”是一种直觉式的智慧，它使得人类能直接理解事物的真相，不需要通过感官或逻辑推理这样的间接过程。

在早期希腊哲学和神话中，努斯基本等同于“秩序”。毕达哥拉斯学派将努斯理解为“心灵”，认为思想同努斯关系密切。爱利亚学派的哲学家认为思想同“努斯”这个器官及其机能相联系，如同感觉与感觉器官相联系一样。阿那克萨戈拉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努斯“描述为独立的本体，他认为努斯已经不单纯是思维的器官或某种认识能力，而是类似理性的精神本原。柏拉图把“努斯”理解为理性，认为它是人的最高认识或最高的认识能力。亚里士多德由此进一步区分“能动的理性“和“被动的理性”，它们像形式和质料那样互相补充，他还把这个术语用于神，认为神的活动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或“思维自身的思维”。斯多葛主义把人的努斯看作为是宇宙或逻各斯的表现，它同时是理性和自然。新柏拉图学派把努斯推广到理智世界，其代表人物普罗提诺把它看作是三一原理中的第二个原理，其直接来自第一原理“太一”。

随着哲学的发展，努斯的概念被后续的哲学家们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特别是在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哲学中，努斯被赋予了更多的宗教和形而上学意义，体现了人类对于终极真理和宇宙秩序理解的追求。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关于此概念评价道：“在这里有一道光芒开始放射出来：心智被认为是原理，在此之前，人们只见过各种思想，现在才见到思想自身被当作原理。”

“努斯”的古希腊语为νοῦς（nous），雅典方言形式为 noos，希腊语单词的具体起源不确定，早期希腊著作家对该词的使用比较普遍，其原意为“心智、智力、感知、智慧”，也泛指一切精神活动和活动的主体，在哲学上被用于描述“感知和智慧的能力”。中文翻译采取它的音译，英文将其翻译为mind（精神）。

巴门尼德（Parmenides）是爱利亚学派最重要的奠基人，也是希腊哲学思想进展中一位起关键转折作用的人物。他最早用“存在”（being）这一抽象而有普遍本质意义的哲学范畴，来深入规定世界全体的原理，并强调了理性思维在认识真理中的重要意义。他强调，只有通过思想（努斯）才能把握世界的本性和关于存在的真理。他认为思想是人的心灵器官的一种理解能力，如感觉同感觉器官相联系一样。“人类的心灵（努斯）也是这样，因进行思想的理解能力是每个人也是所有人都一样的器官的本性。” 他将思想和感觉明确区分开来，认为感官所产生的感觉不能获得关于存在的真理，只能获得关于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的意见。

雅典启蒙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在希腊哲学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以“努斯”这一理智性的精神实体作力万物的本原。他的观点是，宇宙最初是一个饺子的合一体，后来由于“努斯”（也可以理解为“心灵”）的介入，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衍生出种种事物。宇宙万物的分离，并不是种子自身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由“努斯”发起的涡旋（即旋转）所引起的。这个涡旋最初从一个微点开始，逐渐扩展，促使一切事物逐一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星辰、太阳、月亮、空气和清气等的旋转均受到“努斯”的规划。这样的旋转造就了它们之间的分离，导致浓稠与稀薄、热与冷、明与暗、湿与干等的区隔。

在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中，“努斯”是与一切事物独立的、具有区分的存在，它是一种积极的动力，不仅能够推动宇宙的旋转，还能够管理和规划万物，形成一个有序的宇宙；同时，“努斯”具备了认识事物的本质。显然，“努斯”不只是一种与种子共同存在的精神性原始原因，也是一种认知的活动和能力，拥有认识功能。它作为宇宙运动的初动力，后续被进一步发展成“第一推动者”的概念；“努斯”作为管理和安排万物有序的力量，引向了目的论的理念；“努斯”作为认识的活动和能力，则演变成理性的作用与功能。

阿那克萨戈拉表示，努斯有四个本质特征：（1）努斯虽然是无限的，却是单纯、单一、自身同质的；（2）努斯是同万物完全分开、不相混合的独立存在的单纯体。（3）万物由努斯启动和安排而运动，它是能动的动因，它不但启动宇宙的游涡运动，而且支配和安排万物，形成有秩序的（善的和美的）宇宙。（4）只有努斯才具有认知全部事物的本性并且决定宇宙事物的能力。

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努斯”被理解为理性，是人的最高认识或最高的认识能力。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划分了可见世界与可感世界，并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可见世界又被进一步细分为理性（noesis）和理智（dianoia）两个层次。理性层次是指努斯把握的理念世界，而理智层次则对应于自然科学知识的领域，是逻各斯掌握的逻辑推理。这两个层次共同构成了认识的整体。也就是说，努斯是理解最高原理或第一原理的能力，是领会理念以及最高善的理念的能力。

同时，柏拉图对古希腊人的灵魂进行了分类，他的灵魂论是他认识论中极为关键的部分，而回忆论是建立在灵魂不朽基础之上的。对柏拉图而言，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努斯（理性）、激情和欲望。其中，努斯负责思考和控制思维活动，激情和欲望属于非理性部分，但努斯部分是居于最高地位的。努斯联合服从它的激情来监控欲望，三者的和谐就构成了个人的正义。这里所讨论的努斯和灵魂论主要是针对人自身的。

但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努斯不仅仅是关于知识内容和认识功能，它同样具有世界性。灵魂论揭示了努斯在认识功能、超越性和永恒性方面的作用，《蒂迈欧篇》中的努斯还体现了世界性和创造性。在该篇中，创造者实质上就是理性，也就是努斯。柏拉图认为，世界或宇宙由灵魂和躯体两部分构成，而灵魂是由努斯赋予了秩序的。因此，理性的努斯是最终的创造者，即德穆格（demiurge：造物主）、理性神。在希腊哲学中的努斯，在柏拉图这里被清晰地阐释：努斯是最终的动力原因，是灵魂中的支配力量，是认识的根源和领悟最高原理的实体。柏拉图的努斯实际上是世界的努斯或世界理性。

努斯的概念还与善的理念或善本身结合在一起，这在《斐莱布篇》（Philebus）中有具体体现。在该篇中，努斯实际上是动力或原因。《斐莱布篇》的本体论强调了快乐、实践智慧以及两者结合即善，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还指出了第四种存在，即那个使两类事物相互混合的原因，把这个原因作为一类，加在原来的三类之后。这第四种类型的存在就是努斯，指的是快乐与实践智慧结合成善的原因，也就是善本身，即善是自身运动的。这个问题主要是伦理学的问题，但同样普遍适用于世界。这四种类型实际上就是无限、有限、善自身以及原因（努斯），共同构成了他的哲学架构。在这里，努斯作为原因，获得了更深远的哲学意义，关注的是努斯的超越性和永恒性，这已经超越了传统实体问题的范畴，转而成为一种超越性实体论的探讨，即哲学对根本原因和理由的追求。

亚里士多德对努斯的讨论更加复杂和深刻，这一点不仅在他的灵魂论中体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他的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和关于灵魂的学说。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提出事物存在的第三个原因，即运动与静止的原因，被他称为“运动的第一动因”。这个第一动因，在形而上学中被视为努斯，其根本目的或最终目标是实现善。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在《形而上学》的结尾处阐述了努斯作为不可或缺的首推动力，它是自发内在运动的存在，即不需外力推动的推动者。这种努斯不含任何物质，是纯实在的，不属于潜能的范畴，它实现了思考与所思之物的统一。努斯（理性或神性理性）本身就代表了最高的善，实现了动因与目的因的统一。这与他在《论灵魂》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论述一致。最高善或最幸福的生活，即是过着努斯理性的生活。

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总结并修正了希腊人关于灵魂的看法。与柏拉图不同，他将灵魂分为感知与思维、理性（nous）部分，后者是灵魂中负责思维和判断的能力。“努斯”特指灵魂中的思维和判断部分，即理性灵魂或心灵。亚里士多德拒绝了灵魂转世的观念，并区分了主动理性与被动理性。虽然灵魂寄居于身体中，身体的死亡导致思维活动的终止，但主动理性是不灭的，它与世界灵魂或宇宙灵魂相连，表示灵魂中的主动理性部分是永恒的。这样，亚里士多德的努斯观不仅包含了世界性和创造性，也涵盖了超越性与永恒性。

在伦理学领域，亚里士多德揭示了人的意义层面上的努斯，区分了技艺、科学、实践智慧、智慧和努斯等五种思维德性。努斯负责把握第一原理，而智慧是科学和努斯的结合体。科学或知识总是基于论证和推理，源自第一原理，但第一原理并非来自知识，而是被努斯所理解。最终，最高的幸福和善被定义为努斯的生活，即神圣生活，幸福是指与最高德性相符的理性灵魂的持续活动。

斯多亚学派将自然理性或世界理性视为具备努斯（理性）的特性，然而他们主要采用逻各斯（logos）这一概念。在这个体系中，逻各斯和努斯实现了一种统一或融合，它同时是理性（“努斯”就其天命方面而言）和自然（就其创造方面而言）。这个时期的斯多亚学派继承并发展了希腊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传统，他们强调自然、理性（逻各斯）与神性的统一，并提倡顺应自然的命运论。斯多亚学派既提倡理性之神的概念，又适应东西方流行的多神宗教，在实际生活中服从这些宗教信仰。斯多亚哲学应对了希腊化时期以及罗马帝国时期全球化和集权统治的挑战，通过肯定个人的自我保护、自然人性和德性修养，强调在广阔的世界中建立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性。他们提出的自然主义伦理和世界主义政治学说，旨在形成一个大世界的秩序，其中个人的行为和存在应与整个宇宙的自然和理性法则相协调。

普罗提诺，作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流溢说理论，深入解释了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与创世理论相结合。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努斯（理智）作为第二原理占据了核心地位，被视为太一（第一原理）流溢而出的首个产物，既包含合理的欲望也蕴含直观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依赖于逐步推理，而是通过直观即刻把握整体的方式实现。普罗提诺的努斯观念，强调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个体不仅融于整体之中，其存在亦体现为整体之一部分。

普罗提诺认为努斯是一种完满的存在，拥有智性的有机体，表现出完美的个体性或基本实体性。他进一步阐述，这种完满性既源自其内在力量的自我构成，又借助太一的超越性力量得以实现。努斯在宇宙中仅次于太一，体现了多样性中的统一，实现了自我认识，其中主体与客体合为一体。此外，努斯展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整体不仅存在于其构成的各部分之中，每一部分也必须本质上是整体自身，否则无法共同构成该整体。最终，普罗提诺视努斯为一个非空间和非时间的统一实体，强调其超越空间和时间的特性。

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不仅为理智与宇宙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框架，还在一定程度上架起了努斯概念与基督教哲学中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桥梁。通过这种方式，他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为理解宇宙的理性结构与人类理智的本质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基本上继承了努斯说的本体论和超越性的特征，在基督教的眼中，普罗提诺的太一、努斯和灵魂的概念成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关系。圣父可看作是太一，作为宇宙的最高原则和创造者；圣子象征着努斯，是神的智慧和道成肉身；圣灵则与灵魂相联系，是神的在世现实和行动力量。然而，尽管基督教哲学借鉴了这种理念结构，其理性和信仰的权重却有所不同。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信仰被视为超越理性的更高真理来源。这种观点部分源于奥古斯丁的教义，他认为人类的堕落本性限制了理性的能力，因此人们必须依赖神的启示和信仰来接近真理。这种信仰优先于理性的观点反映了一种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谦卑态度，也是对普罗提诺哲学中理性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调整。基督教哲学对努斯角色的重新解释，表明了一个从理性自足向信仰依赖的哲学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努斯的普遍和理性的功能被圣灵的直觉和超理性的信仰所替代。这不仅体现了中世纪对理性和信仰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标志着西方思想史上对人的认知与灵性追求方式的重要转折点。

近代哲学展开了对基督教哲学的批判和重新定位，它在探索知识的方式上主要分为两个路径：感觉和理性。感觉路径倾向于否定努斯的传统观念，而理性路径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完善了古希腊关于努斯的学说，并考虑其与逻各斯（宇宙理性或逻辑）的关系。在勒内·笛卡尔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的哲学中，努斯作为一种直观理性的表现，被赋予了把握第一原理的重要功能。笛卡尔的哲学特别强调，直觉不仅是理性的一部分，而且是连接个体灵魂与宇宙真理的桥梁。他的“我思故我在”论断首先确认了思考主体的存在，即灵魂，而这种存在感是通过直觉得到的。

伊曼努尔·康德在其哲学中提出了“纯粹实践理性”概念，他认为理性帮助人们区分现象（人们可以感知的事物）和物自体（事物的本质），但这并不是古希腊哲学家努斯所追求的目标。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是古希腊“努斯”的现代演绎，但它更直接关联到雅威、灵魂的永恒和自由意志的观念。他强调，自由意志是道德行为的基础，而灵魂的永恒则使人们朝向道德完善不断前进成为可能。同时，上帝的存在帮助确保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相协调。康德指出，这些思想主要在道德哲学中被探讨，而在纯粹的逻辑学中很难找到解决方案，因为单靠逻辑推理无法完全解释灵魂、世界和上帝的概念，这些概念可能会互相冲突。这些讨论为后来的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提供了启发，他在其理论中尝试解决这些矛盾，并提出了“世界精神”的概念，这是一个从个体灵魂到整个世界的理念转变。同时，努斯的内涵再次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即人类对世界理解的基础。黑格尔的理念结合了直观和逻辑推理，将理性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认为它是理解世界的终极方式，是真理的自我认知。

“种子”说是由阿那克萨戈拉提出的，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一种被他称之为“种子”的物质微粒所构成的。“种子”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数目是无限多的，体积是无限小的，它们是构成事物的“最初的元素”。它共有三个特征：（1）种子无穷异质、无限多元、无定形。他认为宇宙开始是无限的混沌，万物的种子都凝聚在一起，没有分化，一切都不定形，没有显示出各自的特性来，但是在性质上已经包含着无限多的种类。（2）种子和物体的无限可分割性。阿那克萨戈拉认为物体和种子都可以无限分割，事物的大和小都是无限的、相对的。（3）种子包含万物的成分。任何一个种子都可以无限分割，无论分割到多小，它仍然是种子，仍然包含着分化为万物的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大的东西和小的东西所含的成分在数量上是相等的，因为它们都包含了所有万物的成分。阿那克萨戈拉认为，虽然世界的本原是种子，但种子自身的运动则来自于努斯，努斯成为一切事物运动的原因，它是世界精神、世界心灵的一种形式。

逻各斯（Logos），源自希腊语的音译，原意涵盖言词、思想、概念至理性等范畴。其哲学化的应用始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他首次将逻各斯作为探讨物质世界普遍规律的哲学术语，赋予其宇宙的根本法则之意。赫拉克利特用逻各斯解释自然界的变化过程，揭示了宇宙从火到海，再从海到土，以及土回归为海的循环过程，均遵循着一种普遍且恒定的逻各斯——即宇宙的理性原则。随后，在斯多葛主义的哲学中，逻各斯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被解释为宇宙中的“命运”或神秘的“宇宙理性”。斯多亚哲学认为，逻各斯即为普纽玛（Pneuma），这种宇宙理性之火或灵魂，贯穿于宇宙万物之中，维系着宇宙的秩序与和谐。

逻各斯与努斯之间的联系在哲学史上是一条重要的纽带。努斯被视为把握真理和现实本质的最高形式的知识和理解能力。在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体系中，逻各斯和努斯实现了融合，他们强调自然、理性（逻各斯）与神性的统一。在普罗提诺等后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中，逻各斯与努斯的联系被进一步阐释。普罗提诺视努斯为源自“太一”的首个流溢产物，而逻各斯作为宇宙理性的表现，实际上是努斯在宇宙中的活动方式，即努斯通过逻各斯体现其对宇宙的理性组织和引导。这种理解将逻各斯与努斯紧密连接，展现了它们在理性认识和宇宙秩序构建中的互补性和统一性。通过这样的联系，逻各斯和努斯共同构成了古希腊哲学对宇宙理性和人类理解能力的深刻洞察。它们既揭示了宇宙的理性结构，也指向了人类认识真理和实现智慧的道路，对后续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道：“这里（阿那克萨戈拉）有一道光芒开始放射出来（诚然它还是很微弱），心智（努斯）被认为是原理。关于阿那克萨戈拉，亚里士多德说道，‘那一个说生物和自然里面的理性才是世界和一切秩序的原因的人，与此前那些胡乱说话的人比较起来，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阿那克萨戈拉就像醉汉中间一个清醒的人。”

德国古典语言学家耶格尔（Werner Jaeger）同样将努斯学说诠释为宗教神学，提出努斯既是神，也是人心中的神意。他说道：“阿那克萨戈拉没有经历灵魂的罪恶与污染，或其净化以及返回神性的无尽苦难之路。对于阿那克萨哥拉斯来说，神圣即是纯粹的理性——思想作为任务的主宰者。人类可以通过自身内在的类似力量直接与神圣相接触。阿那克萨哥拉斯的哲学完全是物理学；它显然不涉及神学意义上的人类学，也完全缺乏那种焦点。然而，这种物理学的轴心有神和人作为其两极——更准确地说，是自然的神圣原理和理解它的人类知识；这种结构赋予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地位。

关于努斯的根本性质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现代西方学术界存在着争论。

苏格兰古典语言学家伯奈特（John Burnet）持有的观点是，努斯由于其“极为精细（或‘稀薄’）和纯净”的性质，以及它在空间中存在的广泛性，能够占有空间并存在于大小各异的形式中，它应当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实体。他提出，正因为努斯是最精细的存在，它能够渗透一切事物，所以努斯的功能仅仅是启动物质世界的涡旋运动，其与灵魂的等同性仅限于生理层面。他进一步指出，努斯之所以能认知万物，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精神的，他以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之火”作为论据，因为即便是“火”在早期希腊哲学中也被赋予了思考的能力。

美国哲学家福勒（Benjamin Apthorp Gould Fuller）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努斯与赫拉克利特所描述的“火”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物质性的存在。福勒甚至提出了一种设想，他认为努斯可能具有粒子的形式，作为一种有力量、自发活动的特殊元素，构成宇宙的一个方面。

然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尽管最初提出的“努斯”作为哲学范畴，存在着一定的不成熟和复杂性，但它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德国哲学家策勒（Eduard Gottlob Zeller）就指出，努斯具有非形体的特质，并且在努斯的学说中，人们可以观察到两个相互对立的描述：一方面，努斯被描绘为具有认知能力和自为存在的精神本性，带有神性的个性化特征；另一方面，努斯又被描述为一种非个性化的物质或力量，带有多种自然力的特征。这样，努斯学说既有理性主义的一面，也不乏自然主义的色彩。

苏格兰古典学者格思里（W. K. C. Guthrie）则深入分析了努斯的精神性特征，同时也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努斯与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原初物质“阿派朗”以及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或“智慧之火”具有外表上的相似性。这种表面的相似性，他认为，可能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哲学尚未能够对精神性概念作出更精确的描述和定义。尽管阿那克萨戈拉的残留文献中没有直接提到“神”这一称谓，格思里坚持认为，阿那克萨戈拉不可能不把努斯视为神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