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1941年获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逝世。主要译著和著作有：《韦伯社会学文选》（与格斯合译，1946年）、《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1953年）、《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年）、《权力精英》（1956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等。米尔斯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责任，并主张公共和政治参与，而非客观观察。他的著作对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社会运动产生了“特别重要的影响”。

1916年8月28日，米尔斯生于得克萨斯州瓦科（Waco）市。父亲是保险经纪人，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人都有爱尔兰英裔血统。在德克萨斯他家频繁搬动，从瓦科、维赤塔富、福特乌斯、舍曼、达拉斯、奥斯汀到圣安东尼奥都住过。米尔斯曾是韦科天主教堂的唱诗班男孩，并对基督教产生了终身的厌恶。尽管在一个盎格鲁-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米尔斯远离了教会，自认为是无神论者。41岁的时候，米尔斯称自己是一个“天生的捣乱者”，“不比任何哪儿的淘气鬼逊色”，但他的童年是比较孤独的。父亲经常出差在外，双亲的朋友很少，关系也一般。孤独预示了他在语文学校、高中和大学的生活。在没有书也没有音乐的屋里长大，米尔斯说自己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人。

1934年从达拉斯技术高中毕业后，怀着成为一个工程师的想法，米尔斯进了德州农业机械学院。这是一家军事院校，父亲希望米尔斯能在这里锻炼成人。作为新生，米尔斯在学生报纸《军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豆腐块，抗议老生在训练上对新生的愚蠢折磨。不久，学校的高级军官看了这篇文章，米尔斯从他们脸上知道了什么是愤怒。一篇反驳文章说米尔斯没“种”，米尔斯在《军营》上的第二篇文章把这些话附在了末尾：是谁有“种”？是那些有能力和脑子洞悉机构缺陷的人，那些很敏感不能屈就错误命令的人，那些适应后就能屈能伸的人，那些有想像和智慧去形成自己准则的人，那些有勇气和毅力不顾社会压力和孤独过自己生活的人。朋友们，这才叫有“种”。

在德州农业机械学校呆了一年后，米尔斯转到了位于奥斯汀的德州大学，进了哲学与社会学系，这里的教员都拥有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米尔斯在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上表现如鱼得水，还是一个本科生，他就成了George Gentry的社会学助教，干得相当出色。1937年10月，他和多萝西·海伦·史密斯（菲娅）成婚。她漂亮可人，和青年男女基督教协会关系密切，这个协会一直在为黑人小佃农教育呼吁。由于菲娅坚持自己观点，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在哲学上，米尔斯研读了皮尔斯、约翰·杜威、贾科莫和乔治·米德的著作。他对社会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思想）、都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尤其是凡勃伦）和实证研究也发生了兴趣。1939年，米尔斯获得了社会学学士和哲学硕士学位。毕业时，他已经在两本领先的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1939年，在导师的大力推荐下，米尔斯和菲娅一道去了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带着奖学金攻读博士学位。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包括霍华德贝克、E.A.罗斯、约翰齐林，哲学造诣都很深。此时的米尔斯已经在两家顶级社会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同学眼里的米尔斯雄心勃勃，一心想成为社会学界的传奇人物。他和汉斯格斯关系很好，汉斯从欧洲带来了古典社会学包括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他与格斯有两本合著：一本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选》（1946年），一本是《性格与社会结构》（1953年）。米尔斯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的早期论文《情境行动与动机语汇》，预示了数十年后兴起的民族方法学对情境的重视。他在《美国社会学》上发表的《社会病理学者的职业意识形态》（1943年），带动了社会学家（包括约当时威斯康辛社会学系主任翰齐林）重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教科书，当时通行的教科书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重要的古典思想，如社会分层的后果。

1941年米尔斯结束了他的课程工作，被聘为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因为血压高，他推迟了服役。1942年，他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社会学与实用主义》，并于当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篇论文直到1964年才出版。在博士论文里，米尔斯用知识社会学发展了实用主义尤其是皮尔斯、贾科莫和约翰·杜威的哲学。虽然米尔斯和菲娅的关系一直在恶化，但1943年他们还是生下了女儿帕玛娜（Pamela）。对米尔斯来说，马里兰大学既提供了一个了解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机会，也成了他通往哥伦比亚和纽约的中继站。正是在马里兰，米尔斯开始给《新共和》这样的进步杂志写东西，不断磨砺自己，成了一个关注时代根本问题的创造性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他看到，新政反映的改革主义与自由主义已经不是解决美国和世界问题的有效答案。

1945年，米尔斯成了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1947年，离婚后的菲娅带着帕玛娜离开了他。1948年，他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我本人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预科学生，在1951-1952年听了米尔斯的课之后转行学了社会学。作为教师，米尔斯体格高大结实，声音低沉，醉心社会学，把它当作一个理解世界面对其问题的工具，给人的印象异常深刻。他给学生讲的自己和艾森豪威尔偶遇的故事，重复了他第一次在《军营》上发表文章的遭遇。一天，艾森豪威尔不声不响地走进米尔斯上课的教室，在最后一排坐下，米尔斯马上换了讨论题目，开始说怎么用阶级斗争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米尔斯讲得越来越像那么一回事，而艾森豪威尔越来越不安，脸红了，最后站起来走了出去，再也没进来。米尔斯对自己的壮举非常得意。这种对其他人的敌意方式，使他失去了很多机会，而这些机会本可以帮他达到他致力追求的影响力。

米尔斯对政治研究兴趣浓厚，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大众传播与公共舆论，他试图调和两者，但研究所主任保罗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并不喜欢他这样。米尔斯再次成为研究所里的边缘人，不论哥伦比亚大学还是纽约的那些政治朋友都不看好他的社会学兴趣。1947年，曾是米尔斯研究事务助理的鲁斯哈博成了米尔斯的第二任妻子。一年以后，他离开了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所。但经验研究对他帮助很大，他后来的几本书可行度很高跟这有很大关系。米尔斯一直关心不同社会阶层和他们的政治影响，如《权力的新人》《白领》和《权力精英》。当时反美活动白宫事务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首席检察官手里掌握了一批从事颠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名单，10000多人在这场反共大征讨中失去工作，米尔斯的那些书在这种气氛下显得特别激进。

1950年米尔斯升为了助理教授，次年有了第二个女儿凯瑟琳，1956年又升为教授。但是米尔斯跟哥伦比亚大学和社会学系的关系总体上越来越糟，他和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基本上代表了他和其他人，包括与其他系的教授像莱昂内尔垂林（Lionel Trilling）的关系。一个例证是，米尔斯只教本科而不教研究生社会学课程。作为1956-1957哥本哈根富布莱特讲座学者，米尔斯1956年访问了欧洲。次年米尔斯和鲁斯分居，1959年离婚。同年，米尔斯和雅若斯拉娃（Yaroslava Surmach）结婚，1960年儿子尼古拉斯诞生。1958年、1959年米尔斯分别出版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开始认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战争，认为它是在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之外可行的“第三条路”。1960年，米尔斯访问了古巴，采访了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其他人，并于1960年出版《听吧，杨基：古巴的革命》。在准备和贝勒（A. A. Berle Jr.）上全国电视辩论的前一两天，米尔斯心脏病严重发作。在一次欧洲旅行之后，米尔斯回到了纽约州西纽亚克。1962年3月20日，在新著《马克思主义者》出版前夕，他在纽亚克因心脏病发作逝世。该书对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做了广泛的分析。

米尔斯死后三年，一本纪念米尔斯的文集《新社会学》出版了。他自己的论文成集于1963年，博士论文在1964年终于找到了愿意出版的人，演讲发言1968年结集出版，书信集2000年面世。米尔斯的传记（Scimecca, 1977； Horowitz, 1983； Tilman, 1984）有三种，还有一本谈米尔斯做权力精英研究的书，至少有三本书是写给米尔斯的（Stein and Vidich, 1965；Wallerstein and Starr, 1971； Phillips, 2001）。从1964年开始，社会问题研究会设立了“米尔斯奖”，奖励那些“在杰出社会学米尔斯研究传统指导下，致力于增进对人与社会的理解，最能代表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著作”。1997年，有人组织了一项对各国社会学家的调查，了解哪10本书对20世纪的社会学家影响最大。社会学家们把《社会学的想象力》位列第二，仅排在马克斯·韦伯的巨著《经济与社会》之后。2001年，菲利普斯出版了一本建立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研究方法之上的著作。2002年，我们编辑了第一卷在同样方法指导下的研究成果集（Phillips, Kincaid and Scheff, eds.），这也是建于2000年的“社会学想象力小组”第一次年会的结出的硕果。

米尔斯深受德国古典社会学理论和G.H.乔治·米德的实用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在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内颇有建树。米尔斯批判了50～60年代在社会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大理论”和以P·F·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的经验主义”，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学正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危机。为深入理解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米尔斯倡导社会学的想象力，强调社会学要加强对历史的研究，加强对社会心理的研究。他继承了K.卡尔·马克思和M.韦伯的传统，深刻分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阶级、政治和权力结构。他指出，美国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商业、军事和联邦政府的官僚组织的典型代表，广大民众的权力的丧失恰好体现出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们的专横跋扈。米尔斯的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的冲突和矛盾，并具有浓厚的价值判断和人文主义色彩，对后来的冲突变迁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米尔斯的学术观点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米尔斯常被视为一个“秘密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强调社会阶层和各个阶层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并且努力保存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当然很多学者不这么看，他们认为米尔斯更接近马克斯·韦伯，而韦伯则被很多社会学家视为社会自由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老牌代表。然而，米尔斯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来描述社会结构，而不是文化，这一点有力地证明了米尔斯站在了马克思的立场，而不属于韦伯阵营。此外，他编译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并没有收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也说明他不属于韦伯这一派。米尔斯接受了韦伯的科层制作为内在的社会控制的思想，以及韦伯的历史研究方法，但没有接受自由主义（而是成为它的批判者）。

尽管米尔斯从来都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但他曾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说过，他感觉自己更接近经过修正的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米尔斯在自己的选集《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中，将自己视为一位在青年马克思主义精神下工作的“平民马克思主义者”。在1956年他给朋友 贝特（Bette）和哈维·斯瓦多斯 的一封信中，他说，“在这个时候，不要忘了，即使是保罗·斯威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比所有像约翰·密尔这样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者加起来更有用。”

在1957年秋天“给同志的信”（Letters to Tovarich，一篇自传性文章）中有一段重要的引文，叫做“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为何会成为这样的人”（"On Who I Might Be and How I Got That Way"）：“你问我，‘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现在我回答你：我是一个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Wobbly）。’我是指在精神和政治意义上的。我是从政治道德而非政治倾向上这么说的，我成为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就只为了一个目的：反对官僚制。……我在内心深处是一个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有良好的目的。我不在鲸鱼的肚子里（乔治·奥威尔在作品集《在鲸腹中》将亨利·米勒的作品摒出一切政治的行为，称为“在鲸腹中”），我通过社会区隔和自助走上这条路。但是你知道世界产业工人组织成员是什么吗？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同志，不要害怕这个词。一个世界产业工人组织的成员不仅听命于自己，而且他能保证自己永远成为自己。他不喜欢那些老板，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者共产主义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和任何追求下，他想成为，他想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精神状态，而且只有这种精神状态，才是一个世界产业工人的自由。”

余下两段引文是凯瑟琳·米尔斯（Kathryn Mills）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理解米尔斯微妙的思想而选择的：

斯坦利·阿罗诺维茨 在《A Mills Revival?》中认为，米尔斯似乎知道自己尽管同时受到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但比起韦伯更接近马克思。

米尔斯认为可以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将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连接起来，这使得他的后继者们能够在个体的内心和外部群体的历程这个意义上理解更广阔的历史图景。个体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深刻领会自己的体验，其中的关键是将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相结合。

米尔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冲突社会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认为美国社会无权者与有权者高度分化，制度化地形成区隔。他也关注异化，社会结构对个性的影响，精英和大众媒体对民众的操纵等问题。米尔斯将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议题，与马克斯·韦伯式学者更关注的个体意义和小群体的动机等议题结合起来。

米尔斯在他一生的作品中和为人处世上，都有各种好斗的观点。使用这种方式，米尔斯进行自我放逐。“我是一个异乡人，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是在内心深处，在正义的道路上。”米尔斯也十分关注苏联。因为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他被邀请到苏联去，他利用这个机会攻击苏联的审查制度。米尔斯持有一种富有争议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和苏联都是被相似的官僚主义权力精英所统治，因此他们之间更多的是相似性而不是差异性。

总之，米尔斯将社会学家理解为，使用恰当方式进行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为民主进程服务的政治活动家。“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议题，将公共议题转换为诸多个体意义上的理解，这是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展示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他在著作中，在教学中，以及在他的一生中的任务。为身边的人们培养这种心智品质是他的目的。保证这些结果就是保卫理性和个人主义，使其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当代美国学者康乃尔·韦斯特在他的著作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认为，米尔斯追随实用主义传统。米尔斯认同约翰·杜威“创造性的民主”的目标，强调政治实践的重要性，但是批评杜威对美国僵化的权力结构的忽视. 米尔斯的博士论文以《Sociology and Pragmatism: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为题，韦斯特将米尔斯与与他同时代的悉尼·胡克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并称为实用主义中世纪危机中的思想家。

米尔斯强烈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乔治·米德、约翰·杜威、查尔斯·皮尔士和威廉·威廉·詹姆斯。米尔斯著作中社会结构的部分主要受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自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影响，他强调卡尔·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会学必须教授的内容。

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米尔斯是一个哲学狂人，他激进的思想、平等主义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伦、乔治·贺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结果。

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受到一位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汉斯·葛斯的巨大影响。通过葛斯，米尔斯了解到欧洲的社会理论。

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最重要的代表作不是别的，而是那本于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像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三卷本的代表作《资本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二卷本的《经济与社会》等大部头的作品相比，十余万字的这本书，显得有些单薄，但这却一点不妨碍它凭借其开创性的观点，而成为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 。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1946）是米尔斯与 Gerth 一起编译的。他们从1940年开始合作，选择了韦伯的一些德语作品然后将其翻译成英语。他们在这本书引言的开头就讨论了英语单词与德语文本中的一些差异，试图表明他们想要尽可能地忠实原文。

《The New Men of Power: America's Labor Leaders》（1948）研究了“劳动的形而上学”以及劳工领袖与商业雇主的动态关系。这本书在结论中称，劳工运动已经完全放弃了传统的对抗角色，在资本主义系统内达成了和解。在面包与奶油的安抚下，工会在美国的权力结构中选择了一种顺从和次属的角色。

《The Puerto Rican Journey》（1950）是米尔斯与克拉伦斯·瑟尼尔（Clarence Senior）和萝丝·科恩·戈德森（Rose Kohn Goldsen）一起合著的，记述了一种方法论研究，没有任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描述，认为科层制已经碾压了中产阶级工人，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将其变为近乎半自动化的、受压迫的但是又很快乐的人。米尔斯认为在工作场合有三种权力：强制或者说身体暴力、权威和操纵。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的思想与韦伯不谋而合，都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科层制理性的“铁笼”之中，这将导致社会更关注理性而不是合理（理性）。米尔斯担心中产阶级正在“政治上被阉割、文化上被愚弄”，这将导致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强大的社会精英的手中。中产阶级工人获得了足够的薪资，但是已经与世界异化，因为他们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1953）是米尔斯与葛斯合著的。这被认为是他最具有理论性的著作，尽管葛斯明确称他为，“一个优异的行动者，一个傲慢的、在创作上前程远大的、喜欢骑马和射击的德州牛仔。”字符 and Social Structure 将实用主义的社会行动主义和个人结构与韦伯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结合，以角色为中心，这些角色的互动方式，就是与制度产生联系的方式。

《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 描述了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强调他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强调权力存在于社会精英的权威集中化过程中。权威的集中化由以下部分组成：第一，军事上的形而上学，换言之，一个由军事定义的现实；第二，阶层身份认同，将他们自身与社会的其他人相区分，并且自认为优于其他人；第三，互换性，在三种制度机构之间或者内部相互流动，掌控着位置所带来的权力；第四，组织化/社会化，即，新成员社会化的完成是基于他们多大程度上“克隆”已经建立起来的精英交往模式。米尔斯对权力精英的观点是，他们代表了自身利益，包括维持一种“永久的战时经济”来控制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与流动，掩盖一种“通过大众媒体来塑造的可操纵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1958) 和《Listen, Yankee》 (1960) 紧随其后的重要著作。在这两部著作中，米尔斯试图创造一种社会道德呼声，使得权力精英能够对“公众”负责。虽然 Listen, Yankee 极具争议，但是是在一个古巴革命战争的立场对古巴革命的探索，也是对美国那段历史的创新性叙述。

《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是米尔斯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1997年的一项调查，询问国际社会学协会成员二十世纪出版的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排名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学研究的心智品质，强调在个人经历与社会关系中建立联系。米尔斯强调社会科学家的关键任务是“将个人困扰转变为社会议题”。困扰与议题的区别是，困扰只与个人有关，而议题则与一群人相联系。例如，一个找不到工作的人是陷入了困扰，但是一个高失业率的城市则是遭受了社会议题。然后社会学家，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挑战与社会制度巧妙地联系起来。社会科学家再将这些制度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并将其置于历史叙述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s） （1962）一书中，米尔斯通过对“人的图景”这一模型的解释，来批判社会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行不通，不能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图景，只是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可能在整体上是错误的，但是它在社会结构、社会历史的机制和个人角色中起作用。米尔斯使用马克思主义模型的一个苦恼是，他的分析单位太小而且有自主性，因为太简单而无法用来解释资本主义。于是，米尔斯将马克思作为决定论者。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将他的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献给米尔斯，称他为“北美洲真正的声音，拉丁美洲奋斗中的朋友和伙伴”。富恩特斯是《Listen, Yankee》的粉丝，佩服米尔斯的远见，因为米尔斯看到了作为国家公民的古巴人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

米尔斯的书信和其他作品被他的两个孩子 凯瑟琳（Kathryn）和帕米拉（Pamela）编印成书，取名《C Wright Mills: 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可以从这本著作中全面感受米尔斯的遗产。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丹·韦克菲尔德（Dan Wakefield）认为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见解超出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米尔斯通过他的思想，阻止美国社会陷入“大众社会”的陷阱。许多学者认为米尔斯的思想激发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尽管这些运动发生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在美国广受赞誉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被翻译成23种语言。最后，韦克菲尔德以争议不断作为米尔斯的特质：“在那个教授们穿着灰色的法兰绒套装的小心翼翼的时代，米尔斯骑着他的宝马牌摩托一路轰鸣到晨边高地，穿着格子衬衫、旧牛仔裤和工作靴，栓着皮绳的露营袋子里装着书，斜跨在胸前。不论在教室里还是他的书里，米尔斯都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他的演讲像他的个人形象一样炫目，他与曼海姆、马克斯·韦伯和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等重量级社会理论家为伍。他猛敲桌子，宣称每一个人都应该建造自己的房子（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宣称在上帝的帮助下，使用恰当的研究，我们应该可以建造自己的汽车。使用这种方式，米尔斯将我们学者，从”麻木的一代”研究者中喊了出来。”

1964年，社会问题研究协会设立了赖特·米尔斯奖，奖励那些“卓越社会科学研究和对超凡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传统中的个人和社会有深刻理解的典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