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集释》是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是
杨伯峻。
内容简介
《
列子》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子书。这本《列子集释》对《列子》的校勘、训释、辨伪文字辑略等皆意在证列子伪，故考证多有歪曲，其并非最佳读本，更且有抹黑《列子》之意。不及《
冲虚至德真经四解》、《
列子古注今译》。
古代
张湛曾说“往往与佛经相参”,隐晦的指出佛经受
列子影响。〈辨伪文字辑略〉引
朱熹言：“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如此断章取义就如同
柳宗元的质疑，列子伪书说是从
唐朝柳宗元辩列子发端，而实际
柳姓也并未断言列子为伪。只是对其中几点略有疑问。却引来了后代不少极端化的呼应。认为这是朱子，柳宗元所意而追随脚步纷纷质疑列子，遂积非成是。然而朱熹的意见是以为佛书剽窃《
列子》，在《语类》中说得更为明白：“‘今看《圆觉》云‘四大各散，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是窃《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门，我尚何存”语。’”（卷126）。
作品目录
前言
例略
征引诸家姓氏及其著述表
卷第一天瑞篇
卷第五汤问篇
卷第六力命篇
卷第八说符篇
附录一张湛事迹辑略
附录二重要序论汇绿
附录三辨伪文字辑略
《三》高似孙子略（摘钞》
（十三》何洽运书列子后
（十四》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摘钞》
《十八》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节录》
【附】日本武义内雄列子词（节录》
《二十二》陈日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节录》
后记
……
列子集释局限
先秦古籍，文体各异，用字亦各不相同。杨伯峻先生《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u003c列子\u003e著述年代考》64中，列举“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五个词语，认为是“汉以后的词汇，甚至是
魏晋以后的词汇。”因此，“除掉得出《
列子》是魏晋人的赝品以外，不可能再有别的结论”。对此，严灵峰先生在《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自序中指出：“这是非常不科学的考证方法。”严灵峰所言有理，拿几个语言文字来判断《列子》是魏晋人的赝品是不恰当的。
《列子》非
张湛伪作的看法，已经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学术界仍存在一种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今本《列子》“从思想内容和语言文字上看，可能是魏晋人的作品”。从语言文字方面，认为《列子》是魏晋人的作品，
杨伯峻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后来根据语言文字主张《
列子》可能是魏晋人作品的看法的人，大都来自杨伯峻的这一篇文章。
杨伯峻在这篇文章中说，“如果我们精通汉语史，任何一部伪造的古籍，不管伪造者如何巧妙，都能在语言上找出他的破绽来。我们根据这些破绽，便可以判明它是伪书，甚至鉴定它的写作年代。所以我说，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古籍是科学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只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使用；特别对先秦古籍的鉴定，滥用这种方法是不可靠的。
其主要理由是先秦古籍的亡佚实在太严重。经过
战国时的动乱、
秦始皇的焚书、秦亡时的楚人一炬，
刘向刘歆《七略》和《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古籍不到原有的十分之一；再经
董卓之乱，
永嘉之乱及历代浩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先秦古籍，幸而保存至今的，又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语言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的漫长的过程。
秦汉时的语言是由先秦语言特别是
春秋战国时的语言发展演化而来的。在秦汉特别是秦统一天下至汉初流行的词汇在先秦特别是
战国必有某种程度的流传，当时的作家或思想家将其采用入自己的著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古书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一般都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
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
太子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①
秦始皇采纳
李斯建议，
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
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法令”之类。
刘盈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
刘彻以后，随着
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
道教开始兴盛起来②。
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③。
武帝
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
刘骜河平三年，
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
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
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①
正如罗焌在《
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②。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
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③。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
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 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⑤。
如禅宗要集《
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
六祖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⑥。
梁阮孝绪（479—536）说：“
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
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
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⑦”《
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
尤袤《
遂初堂书目》著录有《
七录》，说明
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梁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
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
梁书》卷十四《任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
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
阮孝绪编定《
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①。
即使《
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
刘奭，
刘骜时博士
褚少孙曾补撰，
班固修《
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及《
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
孟子发其端，
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
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
崔述著考信录，竟谓
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
西汉刘父子作《
别录》《
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著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
卜商，子夏亦口传与
公羊高，又四传至
刘启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学者，奉
邓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
公羊为宝典。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①。《文史通义·诗教上》
章学诚“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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