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定民（1910-1985），普通语言学学家，法语语言学学家，现代法语语音学学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他参与了中国国家和共产党重要国际文件、文献和会议和反修文件的翻译工作，曾参加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编译局主持的毛泽东选集1-5卷的翻译，并担任法语组组长。陈定民还参加了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和外事活动，担任法语口笔译工作。他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知识分子代表。陈定民编写出版了两本书，《法文读本》和《法语语音学》。

曾任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翻译，曾随同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参加过中国国家和共产党重要国际文件，文献，和会议和反修文件的翻译工作。曾参加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编译局主持的毛泽东选集1－5卷的翻译，并担任过法语组组长。曾参加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和外事活动，并担任法语口笔译的工作。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知识分子代表。

1910年生于浙江宁波，原籍绍兴市。祖上为官宦人家，但到祖父辈已开始破落。其父陈子辉在宁波高小任体育教员，父亲一岁时，他便得疟疾不治而去世了。家中长辈曾有多人参与秋瑾的革命及辛亥革命。其叔父曾任黄埔军校总务长，马日事变后，对革命丧失信心，而解甲归乡。因其父早逝，其母回娘家，他从小寄住在北京四伯父历史学人陈君哲家中。其人曾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同窗。六叔陈叔南和三姑父马裕藻等也对其学业和生活有所资助。由于年幼丧父，从小独立性和个人奋斗性很强。在北京孔德中学学习期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时打下了坚实的法语基础。奥古斯特·孔德乃法国伟大的教育家，主张学生自由，开放，独立思考。学校遵循此办学宗旨，使从小酷爱文学的陈定民的个人兴趣和爱好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他在课外大量阅读名著的基础上，十二岁就开始文学创作，常给校刊《孔德月刊》和上海市出版的《儿童世界》等刊物投稿，并和同学合办文艺刊物《春蕾月刊》，该刊后来成为“世界日报”的副刊之一。年青时他思想开明，进取，同时关心灾难深重祖国的命运。在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五”运动和一九二五年的“三。一八”学生运动。见识了枪林弹雨和反动官僚对爱国学生的血腥镇压。孔德中学毕业后，进入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国文系深造。在读书期间，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曾以中原地区现代历史大师和革命家范文澜先生为良师益友。一日同一些进步学生去看望范先生，不幸范已被反动军警抓走，中了军警设下圈套，同其他同学一起被抓进了监牢。由于年轻，又问不出所以然，最后一起被释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就读于中法大学文学系的陈定民，眼看着祖国的大好江山残糟日寇蹂躏，眼看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地区，毅然投笔从戎。1932年冬由共产党员宋斐如介绍参加了冯玉祥将军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冯将军的智囊部门研究室工作，同时参加总司令部直属的宣传工作，编辑宣传抗日救国的小册子，运到全国各地散发。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出师不久就收复保昌、多仑等地。但蒋介石阴谋和帝国主义主义勾结，企图消灭冯的抗日同盟军。同盟军终因腹背受敌，最后瓦解。冯玉祥被迫下野，去泰山读书。陈也随冯将军上了泰山，担任冯将军中原地区古典文学和白话文的老师，同时与其他学者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资本论等。当时请到李达先生讲列宁主义及唯物史观，陈豹隐先生讲新经济学、政策通论及其它革命理论。在泰山的两年多，冯玉祥将军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之一。他佩服冯反封建、反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卖国求荣政策及反对帝国主义主义侵略中国。他佩服冯的为人正直，直率，谦虚，平易的高尚品格。特别是冯不断学习，不断追求真理和进步的精神。

1934年大学陈定民在中法大学毕业，并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生第三名，乘火轮去法国留学。他到法国后先在里大学学习历史，以后在巴黎大学语音学院学习，获得法语语音学、普通语音学及实验语音学证书。1938年在巴黎大学语音学院院长付谢（P.Fouch’e），语言学教授房德里埃斯博士（Vendrie’s后任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和法兰西学院院士马伯乐（H.Maspero）等导师指导下，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在留法期间继续参加革命活动。曾参加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领导下的进步学生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及反法西斯运动。毕业后正值日本军队大举入关，占领了中原地区广大地区，同时法西斯主义德国开始酝酿对欧洲的吞并。他利用暑假到欧洲各国旅行后，深深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虽然法国大学的导师及学者挽留他继续在法国教学和研究，他毕业后毅然决定返国，支援祖国抗战。

1939年他回国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大任教。主要教授法语和法语语言学。如此同时，参与反法西斯战线在东南亚地区的宣传工作和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攻的阴谋。由于他法语口语好和他标准的巴黎音，成为戴高乐反法西斯同盟在昆明市设立的对东南亚广播站的编辑和播音员。同时参加昆明广播电台法语新闻广播。他积极参加昆明教育界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罢课罢教，以支援学生反蒋和民主运动，以彻底揭露中国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挑动内战的革命活动，并在支援学运的反国民党破坏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宣言上签名。由于他在电台播送了一些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而激怒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从而最后被迫辞去了昆明电台的职务。

1945年日本投降，随校迁回清华大学，在西方语言和文学系任教授，当时他时全系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在任教期间，编写出版了两本书，《法文读本》及撰写《法语语音学》。同时参加吴晗等领导的清华大学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协会”，并被选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同其他成员一起，他一方面支持学生的爱国，反蒋，民主运动，一方面积极迎接解放军到来。当林彪大军进了北平市，并代表中共接见北平的各界人士时，他也在其中，同所有进步高级知识分子感到无上欣慰，感到祖国终于有了希望。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陈被调到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授。在任教期间完成了“法语语音学”之作，并于商务印书馆发表。1961年出版后又多次再版。《法语语音学》一书文革后再版。教学同时，从事法语语言和法语语音的研究，对汉语与法语语音体系的比较和研究上有较深的造诣。在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汉语拼音正字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为中国的文字改革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解放初期，新中国各种口笔译干部奇缺。法语当时又是最重要的国际语言。陈定民边教学边从事国家重大国事和国际会议的翻译工作。为重大国际会议、接待各国重要代表团、出版中央法文版重要文章和文件，做了大量翻译工作。从1949年起，先后参加世界青年电影节、世界青年会议执行局会议、亚澳工会、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亚洲妇代会、亚太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议的法语翻译工作。1954年—1955年曾随同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亚非会议），陪同周总理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东南亚诸国，接待各国重要国家代表团来访。1956年任中共八大 翻译处法文组副组长，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对外国人公开的党代表大会。1960年中联部调用毛选翻译及前三卷法文校订，毛泽东军事文选法语版的翻译和定稿，并参加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法译本的翻译和中共中央反修文件一致九评的翻译和定稿。在新中国翻译人员少、水平低、任务重、条件差、经验不足、工作难度相当大的情况下，他和翻译组的同志们在周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下，圆满地完成了许多重大翻译工作。

解放后，新中国急需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和扼杀。他多次参加中原地区和世界文学，艺术，文化，学术界的交往。同中国著名诗人艾青一起作为新中国到美洲大陆最早的使者，从加拿大绕道到智利参加了美洲大陆作家会议，同上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扬·聂鲁达及后来的拉丁美洲最早的社会主义总统阿连

德会见，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恩来对他们的问候。随同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见进步电影巨人查理·卓别林和法国总理孟戴斯。佛郎斯。在国内陪同周恩来接待巴勃罗·聂鲁达的来访和苏联伟大作家之一伊利亚·爱伦堡的来访，等等。同时参加了以郭沫若为首的大量为保卫世界和平和反对美国发动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反战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成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成员。他和按照周总理的要求介绍了一批在法国从事尖端科学技术研究的华人专家归国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陈先生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翻译人才，以适应我国日益发展的外交事业的需要，曾在百忙之中又将翻译工作中积累的不少经验贯输到教学活动中去。针对翻译如何才能做到信、达、雅，口译如何能灵活表达发言人的意图，翻译人员除应学好外语还应掌握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知识的问题，编写大量相应教材，发表了一些指导性文章。他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培养了大批口笔译翻译，外贸，外交，编辑等人才。在中国各条外事领域的法语人才和干部许多都事他推荐或直接培养的，许多人成为后来外交部，外贸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贸部，外经部，中共中央调查部，外文局，对外文委，国家体委的法语，和其它外事干部中的骨干力量，其中有后来的外事部委领导，体委主任，外交部部长，司长，和国家领导人的首席法语翻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高级法语翻译也是他亲手培养的。

陈定民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特许发展一小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当1954年陈随周恩来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做法语翻译时，周总理在出发前单独召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个参加这次会议工作的非党工作人员，恳切地对他们讲，这次来日内瓦参加会议工作的人员有极少数人还不是共产党员，对你们不另眼看待，对你们不保密，你们也应该遵守纪律，同时也要努力争取入党。陈听后深受感动，回国后即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于1956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当时西语系里唯一的教授党员，北京大学同时发展入党的高级知知识分子党员还有严仁康、侯仁之、冯至、季羡林、曹靖华等。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继续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外交上孤立。当时只有英国和我国有半外交关系。法国政府，特别是夏尔·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执政后，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同美国唱对台戏，谋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看到了法国政府的这一步棋，五十年代就着手做与法国建交的准备工作。由于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戴高乐的反法西斯主义战线，1956年，周恩来及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立即决定，任命他为外交部专门委员，并以新华社驻巴黎分社记者的身份，为中法建交做开路和准备工作。我国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同法国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中法建交在当时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以后的国际局势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国后陈定民继续教学工作和参与外事和外事翻译工作。

除“法语语音学”多次补充再版外，陈定民还翻译了法国葛达拉写的“苏联反对战争”，梭里亚写的“苏联人民怎样生活”等介绍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书籍。出版过“国外通讯集”。写过大量有关口笔译理论和实践的文章，外事翻译的文章和外语教学的文章，发表在国内各种有关学术刊物上。同时就汉语语音学，音韵学，文字学，语法学和汉语文字改革等诸方面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论述。

陈定民一生中，遵循古训，以周恩来为榜样，不计个人名利，勤勤恳恳为祖国的强盛而工作。从来不同他人争名争利。除有时嘴谗一点，一生艰苦朴素，除参加外事活动外，一律穿着如百姓，布衣便履，衣破打补丁接着穿，他平易近人，毫无一般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曾两次向国家要求降级别，降工资。以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住简易房。当一次，陈毅元帅来家看望，副总理都不敢相信这是教授的住房。出国时，为照顾子女的读书，组织要送他的三个孩子去高干子弟学校育英学校读书，他怕孩子沾染官宦习气，拒绝了。他希望孩子过平民的生活。他不愿为官，只愿做事。当他从巴黎第二次回国时，组织上曾要任命他在郭沫若手下主管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要职，他婉言回绝了。当北京大学校长周培元先生要他出任西方语言文学系做系主任时，他也婉言谢绝之。

文化大革命中曾是四人帮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受害者之一。他曾经在北京大学鲤鱼洲受管制，劝退出共产党。他认为那些批判是陷害和栽赃，毫无根据，为了表示反抗，趁夜幕化装成当地农民，乘火车到北京中南海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告状，得到了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的接见。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身心遭到严重的摧残，病魔缠身，身体十分虚弱。但他仍拖着病体，参加毛选五卷的翻译工作，从事教学和教材的编辑工作，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由于外事翻译工作的艰辛，他时常忘我地工作。特别是做口译工作，吃饭时也要不停地翻译，随同周总理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不停息，因此常年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患了胃溃疡病。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做手术，落下了病根。文革中虽然和很多人相比，迫害没有那么严重，但身心遭到了催残，本来虚弱的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折磨，病情不断加重。特别是癌症手术后，身体越来越坏，后又得了帕金森病，走路不稳，1980年不幸股骨骨折。这么多疾病缠身，但他那颗不知疲倦的心仍在不停地跳动，他还有强烈的为“四化”贡献力量的愿望，在垂暮之年，为国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强支着病体全力投入到《毛选五卷》的翻译及教学工作中去。我们看他每日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坐上接送他进城翻译毛选的班车。担任汉语拼音法正词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我国的文字改革做了大量工作，《汉语拼音法正词法》于1982年草拟，1984年定稿。他希望总结毕生的翻译经验留给后人，同时完成《法语语音学》的修改版，就是在他临终的数天前，他还在病床上，仔细审阅了研究生的论文，在病榻上参加了他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会，用他颤抖的手写完了他亲自指导的研究生的毕 业论文的评语。陈定民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时十五分于北京逝世，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