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梅尔·卡达莱（阿尔巴尼亚语：Ismail Kadare，法语：Ismaïl Kadaré；1936年1月28日—2024年7月1日），阿尔巴尼亚王国当代诗人、小说家。代表作有长诗《群山为何沉思》（1963）、《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和《六十年代》（1969），小说《亡军的将领》（1963）、《破碎的四月》（1980）、《梦幻宫殿》（1981）。

1936年出生于阿尔巴尼亚吉诺卡斯特尔，曾在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学习阿尔巴尼亚文学，后前往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卡达莱中学时便进行诗歌写作，18岁出版第一部诗集《少年的灵感》，1963年出版小说《亡军的将领》，1964-1969年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发表的三首长诗使卡达莱在阿尔巴尼亚诗坛享有极高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期转向小说创作，1970年《亡军的将领》被译为法语，卡达莱开始享誉国际；在阿尔巴尼亚极权政府的强迫下，卡达莱于1970-1982年始终担任阿尔巴尼亚议会议员，1990年因政治动荡举家迁往法国，2005年获曼布克国际文学奖，2009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2015年获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2020年获美国新城国际文学奖，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卡达莱被认为是二十和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他的作品保持着对极权主义的反思。美国新城文学奖评委认为“卡达莱是弗兰兹·卡夫卡的继任者。自卡夫卡以来，没有人像卡达莱那样深入地研究极权主义权力的机制及其对人类灵魂的影响。”

当地时间2024年7月1日，伊斯玛依尔·卡达莱逝世，享年88岁。

1936年，即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侵占阿尔巴尼亚王国（1939年4月7日）的三年前，卡达莱出生在阿尔巴尼亚南方著名的重庆市吉诺卡斯特（与阿尔巴尼亚前最高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是同乡），小时候他目睹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意大利、纳粹德国和苏联对他的国家的占领，直到 1944 年恩维尔·霍查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他在这里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进入地拉那大学历史—语文系，主攻阿尔巴尼亚文学。

卡达莱喜欢诗歌，自中学起就开始创作。17岁时，在地拉那赢得一场诗歌比赛，获得了前往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的机会。18岁出版诗集《少年的灵感》（1954），21岁出版诗集《幻想》（1957），25岁出版诗集《我的世纪》（1961）。

1960年11月，阿苏关系破裂，卡达莱回到地拉那，先后在《光明报》《十一月》文学月刊和《新阿尔巴尼亚画报》任编辑，还曾主编过法文版的《阿尔巴尼亚文学》。回国后继续诗歌创作，前后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上发表抒情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1964）、《山鹰在高高飞翔》（1966）及《六十年代》（1969），歌颂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领导者恩维尔·霍查，均荣获共和国一等奖，使他长期保持了阿尔巴尼亚罗伯特·骚塞的荣耀，而之后卡达莱转向反对极权主义的写作主题，对于这种反差，卡达莱后来解释说，在那时的阿尔巴尼亚，诗歌更容易写，因为诗歌更适合用于歌颂。

1963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在创作长诗《群山为何而沉思默想》时，卡达莱便开始了长篇小说《亡军的将领》的创作（1963年初版，截止到1966年又修改过两次），这是卡达莱长篇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亡军的将领》讲述了一个牧师和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前往阿尔巴尼亚寻找意大利士兵遗骸并带回国安葬的故事。法语版1970年在法国出版，法国社会对它大加称赞，巴黎《费加罗报》说道：“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幻想现实主义涂上了一层淡淡的幽默色调。这是一种从地下目击的战争，即从墓穴里目击的战争。 这部书透过死者的魂灵使欧洲最小的国家之一——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共同的图书市场。”《罗兰共和报》也称赞道：“幽默，含蓄的激情，轻松自由、朴素自然的叙述，机敏的语调，不外露的技艺，曲折的教诲，异乎寻常的景观，喜气洋洋的新人——所有这些因漆使这部小说比任何别的作品都更精致。 这里有当今正在觉醒的世界的画像，它葆其能量、力量和色彩。”卡达莱的声誉开始在国际文坛中迅速兴起，但是阿尔巴尼亚的一些评论家对这部小说极为不满：“这部小说是资产阶级出版的，这是不能接受的。”；卡达莱本人对法文版的出版并不知情，因为当时阿尔巴尼亚并不是《世界版权公约》的签署国，所以这部小说在国际上报定没有版权保护，1999年，法国《世界报》将其列入“20世纪最好的100本书”，截止1997年，该书已用28种语言出版了71次，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媒体称赞它是“70年代世界上最成功的的翻译之一”。

六十年代末期，卡达莱转向小说创作，同时也写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戏剧剧本。1970年出版小说《雨鼓》，1971年出版小说《石头城纪事》。《石头城纪事》是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讲述了阿尔巴尼亚的石头城先后被希腊、意大利、德国联邦国防军占领的故事，这部小说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中写道，“这是一部令人着迷的小说——在其诗意的散文和叙事的灵巧性方面，它成熟而有成就，但却从其欧洲最原始的社会之一的根源中获得了共鸣。”卡达莱1970年代创作的主要主题为阿尔巴尼亚王国的历史，包括古老的神话、传说以及奥斯曼帝国，1970年出版的《城堡》讲述的是斯坎德培时期阿尔巴尼亚人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1978年出版的小说《三孔桥》是以1377年巴尔干半岛为背景的政治寓言。

1975年卡达莱创作的一首名为《红色帕夏》的政治诗冒犯了当局，讽刺了阿尔班尼亚共产党的官僚机构，因此被送到阿尔巴尼亚中部的一个偏远村庄进行劳动改造，回到达拉那后，卡达莱短篇小说的创作开始增多。

1978年，卡达莱出版了小说《破碎的四月》，讲述了1930年代阿尔巴尼亚北部高地数百年的热情好客、血仇和复仇杀戮的传统：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乔戈，因为哥哥被仇家杀死，誓为哥哥复仇；在枪杀仇家之后，他踏上了买命与逃命之途。故事元素是杀人逃亡、家族复仇，而支配故事发展的核心是数百年来统治阿尔巴尼亚北部山区的卡努法典。《纽约时报》对这部小说评论道：“《破碎的四月》以吟游诗人的风格写得非常简单，仿佛作者在说：安静地坐着，让我背诵一个关于血仇和我国枪战死亡不可避免的可怕故事。你知道它必须发生，因为这就是生活在这些山上的方式。侮辱必须得到报复，家族荣誉必须得到维护......”

1978年，卡达莱创作了反极权主义小说《梦幻宫殿》，小说背景设置在奥斯曼帝国，那里有一个主管睡眠和梦幻的机构，会对国民的梦境进行审查处理。尽管卡达莱将小说设置成历史小说，但是字里行间弥散着讽喻的气息，很容易让人想到弗兰兹·卡夫卡的《城堡》、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等政治寓言体小说，一经出版便被当局列为禁书。卡达莱谈到此书时强调：“我试图描写地狱的情形。”

根据让-克里斯托夫·卡斯泰利（Jean-Christophe Castelli）为《名利场》（Vanity Fair）撰稿的说法，《梦幻宫殿》是“卡达尔最大胆的小说”，也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极权主义愿景之一”。朱利安·埃文斯（Julian Evans）在《卫报》的一篇评论中同意卡斯泰利的观点，并得出结论：“如果有一本值得在独裁政权中禁止的书，那就是它”。《洛杉矶时报》的一篇评论将这本书描述为“完美无瑕......权力的寓言“，并指出”在其简洁的几何结构中，卡达雷引入了一种历史和强烈的人类悲伤。瓦兰迪·普仁戈说：“他的作品曾经一直写在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单上，既是他只写《梦之宫殿》这一本书，也配得上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政权胁迫下，卡达莱从1970-1982年始终担任阿尔巴尼亚议会议员，卡达莱在80年代创作的反极权主义色彩更加浓烈，小说《音乐会》《月夜》《阿伽门农的女儿》均未能顺利出版，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在阿尔巴尼亚施行着斯大林主义统治，曾尝试暗杀卡达莱，但迫于西方的压力而退缩。在那段时间，当局政府的工作人员每晚都会出现在卡达莱的公寓外面。1990年，卡达莱批评当时政府，要求作为欧洲最后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实现民主化，这使得政府极为不满。在拉米兹·阿利亚（1982-1991年）担任总统期间，卡达雷受到阿尔巴尼亚秘密警察“Sigurimi”的威胁，这时的卡达莱还担任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的副主席，该组织在阿尔巴尼亚拥有真正的政治权力，汇集了非共产主义组织，1990年，卡达莱卸任，举家迁往巴黎寻求政治庇护。在卡达莱看来，“我的叛逃比我在阿尔巴尼亚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更有助于我国的民主化。”

定居法国的卡达莱仍然坚持写作，创作了大量的小说。1992年，卡达莱出版了以公元前古埃及为题材的政治语言《金字塔》，次年在法国获地中海奖。2005 年，卡达莱击败入围布克奖的五位诺贝尔获奖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索尔·贝娄、纳吉布·马哈富兹、大江健三郎，成为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2009年，获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2015年出版了自传体小说《娃娃》，2020年，卡达莱获美国新城国际文学奖。

伊斯梅尔·卡达莱创作具有明显分期，前期主要进行诗歌创作，虽数目不多，但是让他成为阿尔巴尼亚诗坛的重要诗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转向写作，数量和成就均高于诗歌创作。

卡达莱的写作举重若轻，以简驭繁，以诗意对比恐怖和暴力。他的作品往往主线故事简洁明了，而叙述却浩瀚无边，能串联起大量的情节使得小说充实丰富。这种叙事策略生发于他对民族深沉的感情，以及对阿尔巴尼亚历史的关怀。对于极权制度的反抗是卡达莱小说的重要主题，他善于勾画出极权下黑暗痛苦的现实，但也会流露出对希望和未来的美好信念。卡达莱的这种创作特点是对纯良人性和本真主体性的重新确认，是对人内部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纯粹信仰。自由的火苗和对自由不屈不挠的追逐，在卡达莱看来，无论环境如何残暴灰暗都要留存心中的希望之源。

卡达莱的叙事始终注意对叙事视角的选取，他善于在小说中构建一种流动的叙事视角。在《亡军的将领》中，卡达莱没有采取以往作家的写法来写民族解放战争，而是像画家、摄影家选取合适的角度那样，精心选取角度。他抓住了一名意大利将军赴阿尔巴尼亚搜寻意大利阵亡官兵遗骨这条主要情节线，将他所熟悉的甚至自幼就听到的种种故事编织在上面。卡达莱不直接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是展示各种人物对战争的思考和心态，围绕着寻找遗骨这件事情，采取故事中套故事，链环上结链环的巧技，多层面、多方位、纵横交叉、上下贯通，全面地描绘了反法西斯主义民族解放战争的画面。

在《破碎的四月》中，卡达莱分别写了几组人物，焦点是一部扎根于北部高原人心中的《卡奴法典》。无论是背负血债的复仇者乔戈，还是在高原上蜜月旅行的作家夫妇，抑或是阴郁城堡内的血的管家，皆成为体现或观察《卡奴法典》的流动的视角。结果，法典比作家成功塑造的几组人物更加栩栩如生：它的崇高性，它之于高原人的那种血性、生命感和一诺千金的规范性，还有它的血腥和破坏性，以及隐藏在破坏性中的某种奇妙的平衡。它是那么有魔力，以致让热情赞美者走向某种悖反，让怀疑者不由自主地亲近它的结果。小说中的多重流动视角，不仅具有叙事功能，也是思想性的，与现实中的思维一律构成强烈反差；或者反过来说，即使阿国再思维一律，也容得下一种对话性的小说思维。

这种流动的叙事视角也同样出现在《石头城纪事》。这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座城市的心灵史。小说的奇异性来自一个孩子童话般的视角，除此之外，同时还有其他视角飘然而来，有的是一个孩子视角的升华，有的则如飞翔的天使的目光，仿佛一系列远近高低的摄影机，腾挪自如地刻画出城市的皱褶和肌肤、脉搏和心动，立体的记忆之域和鲜活的人头攒动，连霍查的影子也闪现其间；还有从山里来的游击队员，当门处决告密者父子，又搭上一条无辜女人的生命。

卡达莱的叙事让所有个体的生命事件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怀抱中，同时对宏大历史事件的表现落实在家庭内部。这就让他的写作既有切身的生命经验，又有人类共同的感情；对神话、传说等民间资源的征用使小说显示出隐约、丰富而苍茫的质地，并由此延展出阔大的想象空间。

像小说《梦幻宫殿》在对极权主义进行批判之外，还涉及权力斗争、史诗、寻根、巴尔干半岛历史问题等诸多主题。在呈现史诗时，卡达莱的诗歌天赋得到了发挥。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史诗，粗犷，大胆，直接，画面感很强，戏剧性很强，冲击力也很强，让人不得不屏住呼吸倾听：“劫持妇女和姑娘；充满危险的婚礼过程；酗酒的马；被背信弃义者害得失明的骑士骑着同样失明的战马；预报灾难的鸮形目；深更半夜，奇怪的庄园主府邸响起的敲门声；一位生者，带着两百只猎狗，潜伏在墓地，向一名死者发起令人毛骨悚然的挑战；一轮冰冷的太阳，贯穿大地，放射出光芒，却并不温暖大地。”在艺术手法上，卡达莱表现出他一贯的朴素、简练、浓缩的风格。在主题上挖掘，在细节上用力，巧妙而又自然地调动起回忆、对话、暗示、反讽、沉思、心理描写等手法，始终控制着小说的节奏和气氛，让意味在不知不觉中生发，蔓延。

倘是套用学者以赛亚·伯林的概念，卡达莱大概会被归为“狐属型作家”。他丰富的创作大 体上都以阿尔巴尼亚为背景，如作家徐则臣所说，卡达莱要做的就是以他对这个神奇的国度的历史与现实的洞察，从中选取一些悖论性事件和命题，在某种困境里尝试展开自己的文学思辨。但卡达莱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他那些看似有着统一色调的小说，又会在细微之处体现出不同的原创性，以至于读他的几乎每部小说，我们都会忍不住感叹，他的创作何以如此独特。

卡达莱被认为是在世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曾15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卡达莱的小说始终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抗，在共产主义独裁的阿尔巴尼亚，他坚持发出对极权主义批判的声音，他的小说中没有充满希望的共产主义未来，全是泥泞、雨水和腐烂的身体，还有战争的虚假英雄主义。为了躲避政府的文化审查机制，卡达莱使用寓言、讽刺、神话、历史叙事等文学手法进行创作。在贯彻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恩维尔·霍查时期，几乎每个阿尔巴尼亚家庭中都有卡达莱的作品，《纽约时报》写道，他是阿尔巴尼亚的全国性人物，其受欢迎程度可能与美国的马克·吐温相当，卡达莱也因此被认为是20世纪和21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之一。

卡达莱让世界发现了阿尔巴尼亚文学。在此之前，阿尔巴尼亚文学几乎不为人所知，卡达莱的成功让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个欧洲国家，如巴黎《最后一分钟报》所说：“毫无疑问，这部书（《亡军的将领》）的出版，将是一种新发现，发现了我们几乎不了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这一文学首先使作家伊•卡达莱进入到高不可攀、求之不得的层次。”也因为卡达莱，阿尔巴尼亚文学在历史上第一次被纳入欧洲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范畴。

1992年，在法国被授予Cino Del Duca国际文学奖，它是最富有的文学奖项之一。

1996年，成为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终身会员，由去世的哲学家波普尔空出。

1998年，在奥地利被授予国际牧民奖。

2003年，在罗马尼亚获得了奥维德奖国际奖，并从科索沃总统那里获得了普里兹伦联盟总统金质奖章。

2005年，在英国获得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卡达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索尔·贝娄、纳吉布·马哈富兹、大江健三郎在内的众多候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约翰·凯里说道：“卡达莱是在阿尔巴尼亚文学、历史、民俗学、政治学等各领域都留下印记的作家。他描绘了一种完整的文化，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传统。”

2008年，在意大利获得了弗莱亚诺奖，并在次年因其文学作品被授予西班牙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

2015年，卡达莱被授予以色列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文学奖；次年成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位法国荣誉军团司令奖获得者，由当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授予，同年被阿尔巴尼亚总统布贾尔·尼沙尼授予阿尔巴尼亚国旗勋章，这是阿尔巴尼亚的最高勋章。2018年，卡达莱获意大利国际诺尼诺奖。

2019年，获韩国朴京尼奖；同年被法国总理伊曼纽尔·马克龙授予大军官荣誉军团勋章，该勋章时法国授予的最高国家头衔。

2020年，获得美国新城国际文学奖（被称为“美国诺贝尔奖”），他的提名陪审员写道：“卡达莱是弗兰兹·卡夫卡的继任者。自卡夫卡以来，没有人像卡达莱那样深入地研究极权主义权力的机制及其对人类灵魂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初几十年里，他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监视国家——他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一个密封的共产主义国家，直到1991年，在独裁者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统治下，劳改营的判决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决是家常便饭——写作是他唯一可用的抵抗形式，因为它是唯一可以生存的真相讲述形式——尽管并不总是印刷品。”

卡达莱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当今最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

《亡军的将领》在国际上被改编成了三部电影，分别是1983年Luciano Tovoli的The General of the Dead Army(Il generale dell'armata morta)、1989年Bertrand Tavernier的Life and Nothing But (La Vie et rien d’autre)和1989年Dhimitër Anagnosti的The Return of the Dead Army (Kthimi i ushtrisë së vdekur)。

2001年，沃尔特·塞勒斯（Walter Salles）将《破碎的四月》改编为电影《太阳背后》（Abril Despedaçado），背景设定为1910年的巴西，电影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非英语电影奖和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卡达莱不是浑厚辽阔的那类作家，靠的也不是缓慢的渗透、弥漫和步步为营的占领，他迅速、锋利，瞬间的爆发力带来偏执与针扎般的警醒，让你感到某种片面的深刻。这样的作家通常风格化极强，作品的辨识度也很高。这个写出一系列单纯的、精悍的作品的作家，是个纠结、分裂、矛盾、携带了复杂的社会主义经验的阿尔巴尼亚人。——徐则臣

卡达莱的写作异于乔治·奥威尔和阿瑟·凯斯特勒的预言现实主义，又比弗朗兹·卡夫卡的预言幻想风格更晦暗，更狭窄..….他善用比喻，举重若轻。——《洛杉矶时报》书评

在伊斯梅尔•卡达莱的虚构世界里，创造与毁灭彼此交织，而卡达莱对兴亡交替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之关注，正是他作为作家的伟大之处。——《芝加哥论坛报》

卡达莱善于从鲜为人知的民族故事中引出纷繁怪诞的寓言，这无疑赋予他的小说以引人入胜之精妙。——乔纳森·罗姆尼《周日独立报》

伊斯梅尔·卡达莱在我眼里，一直是个分裂的形象。仿佛有好几个卡达莱：生活在地拉那的卡达莱，歌颂恩维尔·霍查的卡达莱，写出《亡军的将领》的卡达莱，发布政治避难声明的卡达莱，定居巴黎的卡达莱，获得曼布克国际文学奖的卡达莱……围绕着他，指责和赞誉几乎同时响起。他的声名恰恰就在这一片争议中不断上升。以至于，提到阿尔巴尼亚，许多人往往会随口说出两个名字：恩维尔·霍查和伊斯梅尔·卡达莱。想想，这已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高兴（著名翻译家、《世界文学》主编）

伊斯梅尔·卡达莱往往以独特的角度切入叙事，表达有着彩虹般异彩的多重主题，他那些篇 幅不长的小说，也由此总是让人读出丰富、博大之感——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