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问题，指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争端问题。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除中段原中国边界和锡金王国边界没有争议以外，东西两段有争议的领土达12.5万平方公里。其中东段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全部被印度占领。西段，争议领土3.5万平方公里，其中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与中国交界处有3.3万平方公里，主要是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印度占领巴里加斯一处，其余控制在中国手中。此外，还有争议领土2000平方公里，主要是西藏自治区领土，分为4处，全部被印度占领。

历史上，中印两国从未划定过边境线，在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两国间边界问题产生。边界问题在印度独立之后的不断激化，是印当局沿袭英国殖民思维、推行错误的扩张政策带来的结果。

英国占领印度后，英印政府为扩大其殖民利益，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局面，在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上与西藏地方代表签订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划定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若以此线来划分中印边界，印度就能获得大片原本属于中国的土地，并能将边防线向中方一侧推进。

从历史记载和实际控制情况来看，中印边界没有正式划定过，在长期的实际控制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传绕习惯线，有西段、中段和东段之分。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利用蚕食等多种策略和手段，强行侵蚀中国领土，以图造成事实占领的战略优势，在西藏自治区问题上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1962年，由于印度的进攻和挑衅，中印两国爆发了边界战争，即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战争后，中国和印度的外交关系几近中断，直至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总理访华，中印政府首脑访问才得以恢复。

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是依据历史事实和实践自然而然形成的。

中印边界西段传统习惯线，自阿里极西葱岭雪山留巴日雅勒山向东南延伸至马木巴柞木朗部落地区与印度交界，延伸至葱沙之外同廓尔喀西部交界，此段传统边界线，除接邻印度联合省、旁遮普省外，大部分与克什米尔接壤。

中段边界线，西起仲巴县内达木楚克喀巴布山，沿着狭巴岭山、锅拉纳山、毕都纳山、朗古山、纳汝克喀山、朗杂山、波底山、萨热喀山、卧龙支达山、羊玛山、洛纳山、丈结山、杂纳山、雅纳山、支木山、臧猛谷山延伸到帕克哩边外。

东段传统习惯线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山脚、阿萨姆邦平原北端延伸，西起中国与不丹交界的不丹东端，东至中印缅三国交界处的伊苏拉山口;位于阿萨姆平原边境城市乌代古里之北17.6公里处之坦加帕尼河、雅鲁藏布江汇入雅鲁藏布江之处的巴昔卡，以及在门巩村以南1英里处流入察隅河的压必河河口，分别为东段西端门隅地区、中端洛隅地区和东端察隅地区的南界点。

在西段， 印度提出争议的地区主要包括中国新疆所属的阿克赛钦地区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面积共为3.3万平方公里。此处一直在中国的管辖之下。19世纪60年代，英国殖民主义者曾觊觎阿克赛钦，阴谋割裂新疆，但未做出实际行动。印度独立后，于1954年将其官方地图单方面把西段边界扩展到昆仑山脉，并画成已定界，企图将上述地区全部划归印度。在西段争议区中，除碟穆绰克的巴里加斯约450平方公里争议区为印度侵占外，其余全部在中方有效控制下。

在中段， 印度提出争议的地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共有四处争议地区，现主要为印度控制。中印传统习惯线以东和以北一些地区历来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管辖，英国对印度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占了中段的中国桑、葱莎地区领土，印度独立后，于1952年派兵进驻上述地区。1954年后，又相继侵占我国香札、拉不底、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波林三多等地，中段形成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争议区。 

在中印边界东段， 印度主张以麦克马洪线为界。中方指出，所谓 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参加西姆拉会议的英国代表和当时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情况下， 于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产生的，西藏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本身并无缔约权力， 麦克马洪线对中国并无约束力， 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过， 因而是非法的、无效的，英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地图上画出这条线， 印度只是在1951年至1953年才逐步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大批领土。中印双方东段争议地区涉及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951年印度侵占达旺，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抗议，由于时机不成熟，中央政府没有立即提出外交交涉，在1953年开启的中印谈判中提议对不成熟的边界问题待将来选择时机解决。对此，印度学者卡·古普塔认为，“中国对于印度于1951年2月接管达旺的默认和她未曾在北京谈判桌上就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活动提出问题”，使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相信，“共产党中国对印度企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山脊，即麦克马洪线，并将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的愿望会采取调和态度”。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下简称中印协定），因双方存在分歧，条约对两国边界中段六个山口的归属采取了回避态度。

印度1961年入侵我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并建立据点，同年12月印度武装部队在东段边境将哨所向前推进，直至1962年9月，印度共在我国领土上先后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达4000平方公里。在1962年10月1日，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的梅侬提出将中国军队清除出所有争议区的“里窝那”计划并准备执行。对此，中国发动了对印的自卫反击战。

第一阶段战事以17日印度炮击中国边防部队为始，到10月28号为止，共计11天，期间中国部队收复了印军越过其实际控制线侵占的中国领土，并挺近麦克马洪线以南。第二阶段的战事从1962年11月14日开始至21日结束，共经历七天。期间中国军队主要以麦克马洪线东段的瓦弄镇和西段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为进攻方向，经过激战，中国军队共歼灭印度1200余人。战争后，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并后撤，单方面撤回了中印双方实控线中方一侧的20公里以内。

2013年4月至5月间，4月，印度方面指责中国军队进入了位于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的普桑谷地，并在当地安营扎寨，印度边防警察赶到与中国士兵营地相距300米的地方驻扎，双方在边界对峙。对于印度方面的指责，中国外交部多次表示中国军队未越界一步。这场对峙持续21天，中印通过协商，就妥善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发生的事件达成共识，5月6日，双方边防部队已解决在天南河谷地区的对峙。

2017年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连同2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100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碍中方的修路活动，引发局势紧张，印度边防部队越界人数最多时达到400余人，连同2台指土机和3顶帐篷，越界纵深达到180多米。截至2017年7月底，印度边防部队仍有40多人和1台推士机在中国领土上非法滞留。事件发生后，中国边防部队在现地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6月19日，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紧急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对印方非法越界行为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的印度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线印度一侧。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中国驻印度使馆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多次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要求印度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立即撤回越界的边防部队。

2020年4月起，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抵边修道路、桥梁等设施。中方多次就此提出交涉和抗议，印方仍越线滋事。5月6日凌晨，印度边防部队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

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晤，就缓和边境地以局势达成共识。印方承诺不越过加勒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双方通过现地指挥官会晤商定分批撤军事宜。

6月15日晚，印方一线边防部队打破权方军长级会晤达成的共识，再次跨越实控线蓄意挑衅，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引发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中方4人牺牲，1人重伤，印方20人死亡。

2020年8月31日，印度武装部队破坏了前期双方多层级会谈会晤达成的共识，在中印边界的西段班公湖以南地区以及热钦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线，公然挑衅，造成边境局势再度紧张。印方所做所为与双方一段时间以来推动现地局势缓和降温的努力背道而驰，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中方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印方严格管控和约束一线部队，切实遵守承诺，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行为，立即撤回非法越线人员，立即停止任何导致局势升级和复杂化的举动。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政府的边界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1949~1950年，印度通过签订双边条约控制了尼泊尔、锡金以及不丹的内政和外交，将其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通过这些双边条约，印度的地区主导地位得到了保障，同时也构建了一条稳固的安全防线。 

印度独立后，延续英印政府的边界“蚕食政策”，主要在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侵占中国领土。于1951年2月，印度成立了“北部和东北部边境防务委员会”，该机构隶属于印度国防部，成员来自于印度国防部、交通部、内政部、外交部等部门。1953年初，该委员会递交一份报告给国防部，主要内容是建议“重组和扩充阿萨姆邦步枪部队，扩大东北边境特区的行政机构，发展边界沿线的情报网，发展民事武装警察，发展通讯和检查哨所”。这些建议陆续得到实施，如印度开始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和其他地区，扩大了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管理，增加了交通检查站，扩大了阿萨姆步枪部队，推行了一项建筑公路、机场和医院的发展计划，等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自治区，这在印度议会中引起了关于西藏政策和边界防卫的激烈争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借机在议会中公开宣称，“我们的地图显示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线，不管有无地图，那就是我们的边界线……我们将不允许任何人跨过它。”但是，印度国内反对派以新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等问题向尼赫鲁施压。尼赫鲁再次宣示，中印“边界线”和“麦克马洪线”都已存在，印度不与中国政府以及任何其他政府讨论边界问题。

由于中国历届政府都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印度政府遂想方设法迫使新中国接受印度一手炮制的“既成事实”。例如，1951年印度侵占达旺，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了抗议，由于时机不成熟，中央政府没有立即提出外交交涉，在1953年开启的中印谈判中提议对不成熟的边界问题待将来选择时机解决。对此，印度学者卡·古普塔认为，“中国对于印度于1951年2月接管达旺的默认和她未曾在北京谈判桌上就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活动提出问题”，使尼赫鲁相信，“共产党中国对印度企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山脊，即麦克马洪线，并将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的愿望会采取调和态度”。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以下简称中印协定），因双方存在分歧，条约对两国边界中段六个山口的归属采取了回避态度。然而，印度官员和媒体却有意无意地宣传，中印协定解决了双方边界问题，因为中国接受“相互尊重领土完整”意味着接受了中印边界现状。1954年7月1日，尼赫鲁发出一份备忘录，指示要按照印度的边界主张出版新地图和检查回收旧地图，并在全部“边界线”特别是中印边界争议地区修建检查站。按照尼赫鲁的指示，新出版的印度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及中印之间的西段、中段“边界”标记为已经确定，并将锡金王国和不丹划在印度国境之内。此后，印度继续加强对边界地区的控制，如改进交通设施，加强部落管理，在关键地点安置军队，扩大边境检查站，限制边界地区旅行，将“东北边境特区”划归印度外交部直接管辖，等等。 

2003年6月，中印两国总理各自任命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和框架。经过5轮会晤，中方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就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达成一致，并于4月11日在两国总理见证下正式签署。

双方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和愿望以及平等的基础上，发展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符合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各自总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寻求边界问题的早日解决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应将其视为战略目标。

双方一致同意主要按以下一些原则寻求边界问题的解决：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

本着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适当考虑彼此的战略的和合理的利益以及相互同等安全的原则。

考虑双方的历史证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合理关切与敏感因素，以及边境地区的实际情况。边界应沿着双方同意的标识清晰和易于辨认的天然地理特征划定。维护边境地区双方定居人口应有的利益。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严格尊重和遵守实际控制线，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印关系进入冷冻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大环境的转变，中印两国关系不断改善，两国边界谈判重启。

1981年，黄华副总理兼外长访印，中印双方决定就边界分歧进行定期对话，奠定了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边界分歧问题的基础。

1988年12月，印总理拉.甘地访华，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迄今两国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已举行了14轮会谈。

1993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

1996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2003年6月，印度前总理阿塔尔·瓦杰帕伊访华，建立“中印边界谈判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从2003年10月23日新德里首次会晤以来，已经进行了13次。

2009年8月8日，第13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在新德里闭幕，中印双方表示将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在问题解决之前双方要保持边境的和平安宁。

2009年10月24日，在泰国华欣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的中原地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两国总理再次就边界问题达成以下共识，双方将继续通过坦诚对话，逐步缩小分歧，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004年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京参加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次会晤的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兼总理首席秘书伯拉杰什·米什拉。12日和13日，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米什拉在友好和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了第二次会晤。

2005年9月26至28日，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印度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科切里尔·纳拉亚南在北京举行了第六次会晤。会晤在友好、合作和建设性的气氛中就中印边界问题解决框架进行了认真的探讨。会晤中，中印双方满意地回顾了自上次特别代表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情况，认为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为解决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2005年4月两国政府签署《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标志着会晤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良好基础。双方同意，要在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战略高度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积极而建设性地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推动边界问题早日获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2006年6月25日至27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八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印度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科切里尔·纳拉亚南就边界问题的解决框架进一步交换了意见。会晤是在友好和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同意，下次特别代表会晤在新德里举行，具体时间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2008年9月18-19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12次会晤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戴秉国国务委员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在务实、和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框架深入地交换意见。双方表示，将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的指示，以政治指导原则为基础，保持谈判势头，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012年1月16日至17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五次会晤在新德里举行。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坦诚深入地讨论了中印边界问题和共同维护两国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等事宜。

双方表示，将根据已达成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努力推进框架谈判进程，寻求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就解决框架交换了意见，并商定就框架谈判以来双方达成的共识进行梳理和总结，并以适当方式加以确认，为未来谈判提供指导。双方重申，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将共同致力于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会晤期间，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戴秉国和梅农出席签字仪式。

2014年2月10日至11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七次会晤在新德里举行。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杨洁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就中印边界问题、中印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中印近年来保持边界谈判势头，有效管控涉边分歧，为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双方愿共同努力，根据“三步走”路线图，坚持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寻求早日谈成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框架。在边界问题解决前，双方愿充分发挥好涉边机制作用，切实落实中印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相关协定及中印边防合作协议，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双方表示，中印是战略合作伙伴，加强中印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印在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也负有特殊的共同责任。双方应保持高层交往，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与协作。双方愿积极推动中印两大市场对接，稳步推进铁路、产业园区合作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双方将携手努力办好“中印友好交流年”系列活动，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继承和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组织和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维护中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2016年4月20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九次会晤在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杨洁篪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边界问题、双边关系和有关国际地区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坦诚的沟通。双方认为，发展中印关系意义重大，前景广阔。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以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印和纳伦德拉·莫迪总理2015年访华为标志，中印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新时期，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重要进展。双方应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中印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当地时间2017年12月22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次会晤在新德里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关系、中印边界问题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认为，在两国领导人的引领下，近年来中印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中印之间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应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着相互尊重和照顾彼此关切的精神，更好地管控和处理分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全面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发展，为带动亚洲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2018年11月24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一次会晤在四川成都举行。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边界问题、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取得重要共识。

一、双方回顾了特代会晤机制成立以来谈判取得的重要成果，认为这些成果为双方继续推进谈判进程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双方表示，将遵照习近平主席同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就妥善处理边界问题、发展中印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在两国领导人政治引领下，从两国关系大局和两国人民福祉出发，不断推进特代会晤谈判进程，争取早日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解决方案。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共同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三、双方就进一步加强边境地区信任措施建设、妥善管控争议和边界问题解决框架进行了深入沟通，达成重要共识，并各自提出了一系列积极和建设性的建议。

四、双方同意切实将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贯彻到双方各个层级包括一线部队，进一步完善边境地区信任措施建设，继续加强涉边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

五、双方同意逐步扩大边境贸易和人员交往，提升两国边境地区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为边界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六、双方同意授权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以上述共识和建议为基础，启动早期收获的磋商，以尽快达成具体成果。

关于双边关系，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武汉会晤以来，中印关系取得全面积极进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印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双方将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印更紧密发展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当地时间2019年12月21日，中国和印度在新德里举行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二次会晤，由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共同主持。

、王毅表示，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纳伦德拉·莫迪总理两度举行非正式会晤，明确指出中印互为发展机遇，有力引领了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特代年度会晤既是中印讨论边界问题的主渠道，也是双方进行战略沟通的重要平台。双方应按照两国领导人做出的重要指示，根据已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积极推进边界谈判，研究制定解决框架的谈判路线图，争取最终达成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同时，双方也要推进早期收获磋商，加强信任措施建设和边境地区合作，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多瓦尔表示，印中两国领导人为两国关系发展和边界问题解决提供了新愿景和战略引领。双方应全面落实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尽早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推动印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双方就边界谈判早期收获交换了意见，就加强信任措施建设达成共识，同意制定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的管控规则，加强两国边防部队之间的沟通交流，在两军相关部门之间建立热线，增设边防会晤点，扩大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双方商定明年在中国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二十三次会晤。

2024年12月18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3次会晤在北京举行，这是五年来双方首次会晤。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根据两国领导人喀山会晤重要共识，本着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就中印边界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并达成6点共识：双方积极评价两国就边境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双方重申按照2005年两国特别代表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双方评估了边境局势，同意进一步细化边境地区管控规则、双方同意继续加强跨境交流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设、双方同意明年在印度举行新一轮特代会晤。此外，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双边、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强调了一个稳定、可预测和良好中印关系对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2020年6月6日下午，中印两军在莫尔多边境会谈会晤站举行军长级会谈，就解决近期边境事态、维护边境地区和平稳定进行了磋商。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让分歧上升为争端，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为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印方也承诺不越过加勒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双方同意在加勒万河口两侧各自建立观察哨，目前，中印边境区的局势总体是稳定的、可控的。双方有意愿、有能力通过谈判协商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2020年6月22日，中印两国边防部队在边境地区举行了第二次军长级会谈，这也是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军长级会谈。会谈期间，双方在第一次军长级会谈共识基础上，就当前边境管控中的突出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同意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事态降温。双方还同意将保持对话，共同致力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中印两军于2020年6月30日在楚舒勒举行了第三轮军长级会谈。双方继续推动落实前两轮军长级会谈达成的共识，就一线部队采取有效措施脱离接触、缓解边境局势取得积极进展。

2020年9月21日，中印两军第六轮军长级会谈在莫尔多边境会谈会晤站举行。双方围绕稳控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局势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现地沟通联络，避免误解误判，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2021年1月24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九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就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触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均认为本轮会谈积极务实且具有建设性，进一步增进了双方互信和相互理解。双方同意尽早推动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保持对话谈判势头，尽快举行第十轮军长级会谈，共同努力推动降温缓局。双方同意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一线部队保持克制，稳控西段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局势，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宁。

2021年2月20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对前期班公湖地区一线兵力实现脱离接触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进展，为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提供了基础。双方就西段实控线地区其他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保持沟通对话，稳控现地局势，稳步有序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

2021年4月9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十一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就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将继续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希望印方珍惜当前中印边境地区出现的缓和降温积极态势，恪守两国两军有关协定协议和前期会谈共识，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2021年10月10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谈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三轮军长级会谈。会谈中，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仍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希望印方不要误判形势，珍惜当前中印边境地区来之不易的局面，恪守两国两军有关协议协定和共识，切实拿出诚意和行动，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2022年1月12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中方一侧举行第十四轮军长级会谈，两国国防、外交部门代表参加。双方继续就推动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解决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遵照两国领导人指引，尽快解决剩余问题。双方表示，这将有助于恢复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双方同意持续巩固已有成果，采取有效措施，保持西段地区包括冬季的局势安全稳定。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军事和外交渠道沟通，通过对话协商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尽快举行下一轮军长级会谈。

2022年3月11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十五轮军长级会谈。在1月12日举行的上一轮会谈基础上，双方继续就推动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开展讨论。双方遵照两国领导人关于尽早解决剩余问题的指引，坦诚深入地交换意见。双方重申实现剩余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恢复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并促进双边关系发展。在此期间，双方同意保持西段地区一线的安全与稳定。双方同意保持军事和外交渠道对话，尽快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2022年7月17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十六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在3月11日会谈基础上，以建设性和前瞻性方式继续探讨推动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有关问题。双方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坦诚深入地就尽早解决剩余问题交换意见。双方重申，解决剩余问题有助于恢复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的和平安宁，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在此期间，双方同意维护中印边界西段安全稳定，继续密切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沟通对话，尽早就解决剩余问题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2023年8月13日至14日，中印两军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侧举行第十九轮军长级会谈。双方围绕解决中印边界西段剩余问题展开积极、深入和建设性沟通。在两国领导人共同指引下，双方以开放性和前瞻性方式交换了意见，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沟通对话势头，尽快解决剩余问题。在此期间，双方同意维护中印边境和平安宁。

1950年4月1日中印建交。20世纪50年代，中印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交往密切。1959年西藏叛乱后，中印关系恶化。1962年10月，中印边境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1976年双方恢复互派大使后，两国关系逐步改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总统拉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1992年）、总理纳拉辛哈·拉奥（1993年）、副总统科切里尔·纳拉亚南（1994年）、总统纳拉亚南（2000年）先后访华。国务院总理李鹏（1991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1993年）、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1995年）、国家主席江泽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2001年）、国务院总理朱基（2002年）分别访问印度。2003年6月，印度总理阿塔尔·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制定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2008年1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访华，两国签署《中印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2010年是中国印度建交60周年。5月，印度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来华进行国事访问。12月，温家宝总理访印，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联合公报》。2011年是“中印交流年”。

2012年是“中印友好合作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同辛格总理举行双边会见。印外长克里希纳2月来华出席印驻华使馆新馆启用仪式，6月代表印度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杨洁篪外长3月对印进行访问。

2013年，中印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势头。1月，戴秉国国务委员赴印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其间与辛格总理和国家安全顾问梅农举行双边会见。3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南非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辛格总理。5月，印外长库尔希德访华。李克强总理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发表《联合声明》。10月，印总理辛格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2014年是“中印友好交流年”。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同印度新任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通电话。6月，外交部长王毅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访印，印副总统安萨里访华并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纪念活动。7月，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举行双边会见。8月，王毅外长与印外长斯瓦拉吉在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会晤。9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11月，李克强总理在缅甸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见。

2015年1月31日至2月3日，印度外长斯瓦拉吉访华并出席中俄印三方合作外长会。5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正式访华。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访问印度。7月上旬，习近平主席在乌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见。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马来西亚出席东亚国家领导人系列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访印。

2016年4月，王毅外长赴俄罗斯出席中俄印外长第十四次会晤并会见印度外长斯瓦拉吉。5月，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访华。9月，印度总理莫迪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杭州市峰会，习近平主席同其会见。10月，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11月，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印度，杨洁篪国务委员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在印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非正式会晤。

2017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会见。7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期间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简短交谈。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来华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第七次会议。9月，印度总理莫迪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习近平主席同其会见。

201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上海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谈。4月底，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6月，印度总理莫迪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习近平主席同其会见。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赴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期间会见印度外长斯瓦拉吉。6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赴南非出席第八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7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期间举行双边会见。11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见。12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访问印度并同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共同主持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

2019年2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乌镇会见来华出席中俄印外长第十六次会晤的印度外长斯瓦拉吉。6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在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见。8月，印度外长苏杰生访华并同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共同主持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10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会晤。11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期间举行双边会见。

2020年4月，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分别同科温德总统、莫迪总理、苏杰生外长就中印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1月、3月和6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三次通电话。7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通电话。9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

2021年2月和4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两次通电话。7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杜尚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9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杜尚别出席上合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

2022年3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并同印度外长苏杰生举行会谈。7月，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印度尼西亚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

2023年3月，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时任外长）在新德里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外长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5月，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在果阿邦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7月，王毅主任在雅加达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约翰内斯堡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期间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

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2006年5月，两国签署《中印防务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印海军参谋长梅赫塔上将来华访问并参加中国海军成立60周年庆典活动；印东部军区司令维杰·库马尔·拉杰纳特·辛格率印高级军事代表团访华；中国人民解放军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葛振峰上将和西藏军区司令员舒玉泰分别率团访印；中国海军“深圳”号导弹驱逐舰访印。2011年6月，印边防部队代表团访华。2012年5月，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舰访印。6月，四艘印海军舰艇访问上海市。9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2013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戚建国率团访印。7月，印国防部长安东尼访华。2015年11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访印。12月，印度边防代表团访华。2016年4月，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访华。11月，印度陆军参谋长拉杰纳特·辛格访华。2018年8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访印。10月，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访印。双方已举行9次防务和安全磋商、8次陆军反恐联合训练。2020年9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莫斯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联合会议期间会见印度国防部长辛格。

2024年3月9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出席色拉隧道等项目的揭幕仪式。印度国防部发表声明称，隧道有助于为达旺地区提供全天候通行能力，强化印度武装部队备战水平，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发展。3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并坚决反对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印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印度无权擅自对中国藏南地区进行开发。印方有关举动只会导致边界问题复杂化，并对两国边境地区局势造成负面干扰。中方对印度领导人到中印边界东段地区活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

2024年3月13日，针对印度外长表示在印中边境地区部署这么多军队不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相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印双方都认为，尽早解决边境事态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希望双方按照两国领导人共识及有关协议协定精神，保持外交和军事渠道沟通，尽快就解决边境有关问题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应当将其放在中印关系适当位置加以妥善管控。希望印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双边关系，坚持增进互信，避免误解误判；坚持对话合作，避免人为设障；坚持妥处分歧，避免制造争端，共同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

2024年3月28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表示，藏南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哪来的“阿鲁纳恰尔邦”。美方在挑动大国争端、实现一己私利方面有着很差的历史记录，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中印之间有完善的涉边机制和沟通渠道。双方有能力有意愿妥处边境问题。

2024年4月10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采访时表示，对印度而言，中印关系意义重大，印度和中国应抓紧解决边界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双边接触恢复并维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4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方注意到了莫迪的有关表态，边界问题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应当将其放在中印关系的适当位置加以妥善管控。中印通过外交军事渠道，就解决边境局势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并取得积极进展。

2024年10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近段时间以来，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中印边境的有关问题保持密切沟通，目前双方已就有关问题达成解决方案。下一步中方会与印方落实好上述解决方案。

2024年10月23日，中印两军在争议边境地区分批开始脱离接触，并开始拆除在这些地区设置的封锁设施。报道称，此举是按照本周达成的最新“争议边界巡逻协议”时间表进行的。

2024年10月28日，印度和中国于当天完成在实控线沿线的军事脱离接触，该次脱离接触行动是两国改善外交关系的重大步骤。双方部队完成脱离接触并拆除临时建筑后，会开始在实控线某些地区进行巡逻。

中印地缘竞争冲突是印度企图继续维持西藏自治区为中印“缓冲地带”的地缘战略与中国坚决维护西藏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冲突。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中心位置。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地区，紧邻印度洋。“喜马拉雅一西藏地块”是中印间的天然地理屏障和军事安全界线。印度在建国后继承了英印殖民政府时期的对华领土侵占政策，印度政府支持和鼓动西藏反叛势力，以图把中国西藏地区变或中印之间的“缓冲国”，并利用“蚕食”等手段，不断侵蚀中国领土，以造成事实占领的局面。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体系陷入美苏争夺霸权的美苏冷战状态，印度作为南亚大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被具有争霸战略的美苏竞相拉拢。在中印边界争端中，印度利用其受到美苏两大国支持的优势向中国施加压力。在中印争端发生后，美国、苏联介入中印边界争端，使得印度边界线向中国推进，冲突加剧。

1959年4月，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鲍尔斯发表谈话称，印度是保持从日本到卡萨布兰卡之间广大地区不受共产党控制的一个关键性国家，美国必须增加对印度的援助，使其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在中印边界充满火药味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加紧向印度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959年至1962年，美国答应和给予印度的援助增加到了40亿美元。

随着与苏联关系的逐渐恶化，苏联加强了对印度的援助。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印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苏联可向其提供军事援助。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赫鲁晓夫处于权宜之计站在中国一边，危机结束后又回到“偏袒印度，谴责中国”的立场上来。在中印边界战争发生后，苏联加强了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将最先进的米格-21型战斗机卖给印度。1962年苏联与印度还签订了关于核能合作的协议。

2024年3月20日，针对中印之间的领土争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政府认定"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为印度侵权主张站台。

中印边界问题导致两国的战争，则两国未能建立互信关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发表言论：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1959年西藏叛乱使得中印关系发生扭转，两国领导人的关系恶化。尼赫鲁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愿放弃干涉中国西藏自治区，而中国坚决抵制外国势力继续干涉中国西藏，中印边界矛盾加剧。印度对西藏叛乱的支持和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与中方的冲突，使中国领导人对尼赫鲁感到失望。毛泽东明确表示对尼赫鲁，“要尖锐地批评他，不怕刺激他，不怕跟他闹翻，要斗争到底。”毛泽东还明确指示在宣传上，要把“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自治区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中印双方不互信造成中印边界争端的恶性发展。

中印边界问题在英印殖民时期形成，在印度独立之后激化，这是由于印当局过分继承了英印殖民时期的惯性思维，推行“前进政策”、将英印时期对华的不公平条约据为己用、在军事上入侵他国领土等。在边界谈判中，起初印度以中印间早已达成关于边界问题的诸多“文件”“条款”为由、以对争议地区的事实占领为由拒绝谈判。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谈判重启，中印双方决定就边界分歧进行定期对话。

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拥有共同民主价值观且均使用英语进行交流，造成印度媒体盲从西方媒体对华不友好观点的现象。印度媒体对华态度消极受到了其国内政府民族主义和价值观外交的双重影响，印度对华竞争考量，也逐渐凸显在以经济、文化、政治为主的多层次、多领域竞争模式。《印度时报》在中印发生边境冲突以来，发声“披露”事件经过与所谓的“真相”，引导国际对印舆论。另外《印度时报》还常常引用政府官员的观点，释放对华强硬态度，塑造国际舆论对其友好的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