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运动”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主要由北京几千名大中学生于1935年12月9日在北京发起。中国历史学家吕思勉在其著作《中国通史》中评价该运动是民众救亡中最悲壮的运动。

1935年12月9日凌晨，宋黎率领300多名东北大学学生从西直门向新华门进发，并在途中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和东北中山中学的部分学生汇合。随后，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和北京市立女一中等校学生汇合后，最早到达新华门。早上5点，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近千名学生出发前往西直门，在途中与弘达中学二院和成达中学等校学生汇合。随后，清华和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等学生一直在西直门附近召开群众大会，并向居民和军警宣传抗日信息，直到傍晚。早上10点半，1000多名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10多所校学生请愿队伍聚集在新华门前，新华门紧闭。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华、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刚等12位学生代表要求面见，并提出6项要求：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公开宣布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保障地方领土完整；停止一切和要求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早上11点，何应钦的秘书侯成代替何应钦与学生们交谈。面对学生们提出的六项要求和打开西直门的请求，选择拒绝，并提出“华北成立政治组织是国家的政策”“中日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协定”及“中原地区现在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外并无内战”等主张。随后，学生队伍推选宋黎担任游行队伍总指挥，然后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出发，沿途遭遇军警袭击，来自中法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商学院和宏达学院等20多所学校的学生纷纷加入游行示威队伍。除此之外，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燕京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夫妇等教授也参加了游行示威队伍，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也随队同行并采访。当到达王府井大街时，游行队伍不幸遭遇大批军警的暴力阻拦和仿联合棍刀袭击，致使队伍被冲散，数10人被捕，30多名学生被送往医院。同一时段，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农学院等校的1000多名学生被关在西直门外。

“一二·九运动”不仅展现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精神，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揭露了中国国民党当局实现“华北特殊化”的企图。该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也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觉醒和中国新高潮的到来。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对其进行殖民地统治。之后，日本攻陷了山海关、热河、察东和沽源，并胁迫南京国民政府当局与之签订《塘沽停战协定》，以阻止中国海关在长城南岸行使职权。日本人的运输公司还公开把无税日货运输到华北各省进行销售。1935年5、6月，中国发生“河北事件”。日军在天津市和河北等地制造矛盾，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与之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并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把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割让给日本。

《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国民政府势力撤出北平市，西北军系宋哲元凭借日方力量与南京政府产生争论，使地方实力派与日方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变成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导火索。10月至11月，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宋哲元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升级，“华北自治运动”开始由幕后走到台前。面对这样的局势，北京知识界产生不同反应。北京报界名流华觉明称北方报纸不敢刊载反对日本的文章；学者胡适则感叹当下时局的氛围十分沉闷。为了使北平教育界沉默，11月1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萧振瀛宴请胡适和傅斯年等文化名流，在场人士均以“国家危险，个人牺牲不成问题”等话语拒绝。后来，《大公报》发生停刊事件，宋哲元与南京政府及倾向南京立场的文化名流的矛盾不断公开化，致使“华北自治”问题引发学生群体关注。

随后，日本计划侵略华北五省（冀、察、绥、晋、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及侵占五省的全部主权，并发动“防共自治运动”，定于1935年11月成立“冀东自治委员会（继’满洲国’后第二个伪组织）”，使日本的走私情形日益严重，导致中华民族的危机逐渐加重，因此激起北京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紧急号召华北地区各级党组织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在这重要时刻，中共发布“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消息很快传入北京市，并在北京学生中得到响应，中共地下组织也立即展开秘密行动。

1935年11月，在领导人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和姚依林的组织下，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由女一中学生担任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担任秘书，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担任交通，东北大学的鲁风担任纠察，燕京大学的王汝梅担任交际。同时，中共北京市工委在北京学联建立党团，并任命党团负责人彭涛为书记，由中共北京临时委员会的李常青直接领导。学联会成立后，彭涛、周小舟、谷峰、郭明秋和姚依林等人经常在西城辟才胡同召开秘密会议。

1935年12月3日，北京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大会，并通过两项议案：《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和《联络北京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1935年12月6日，北京学联再次召开代表大会，并发表《北京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的九大纲领：反对分割中国领土的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反对一切屈服投降的秘密外交；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救国运动的绝对自由；立即停止内战，全国陆海空军总动员对敌宣战；全国人民总动员、总武装，一起保卫华北、驱敌出境；成立民众武装自卫组织，领导中华民族革命战争；没收仇货及汉奸财产，充当抗日经费；成立中苏人民互助协定；联合全世界被压迫的民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2月6日，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反对侵略者的“防共自治运动”，并要求政府征讨汉奸殷汝耕。这时，日本定于12月9日成立“”，招致北京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愤怒。12月7日，北京学联在女一中召开30多所学校的代表大会，并定于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共同反对“华北自治”。该会议探讨了9日的游行口号、时间和路线，并部署组织工作。12月8日，彭涛、姚依林、、黄敬和孙敬文等人经过开会研究决定，由黄敬担任12月9日的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和郭明秋担任队外指挥。

1935年12月9日凌晨，宋黎率领300多名东北大学学生从西直门向新华门进发，沿途经过北河沿、西四北大街、西四牌楼和府右街，并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和东北中山中学的部分学生汇合。随后，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和北京市立女一中等校学生先后汇合，并最早到达新华门。

早上5点钟，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近千名学生出发前往西直门，并在途中与弘达中学二院和成达中学等校学生汇合。由于西直门、阜成门和西便门均被军警关闭，清华和燕京等校学生便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并向居民和军警宣传抗日信息，一直到傍晚。

早上10点半，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10多所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请愿队伍聚集在新华门前，新华门却被军警关闭。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毓华、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刚等12位学生代表要求面见，并提出6项要求：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公开宣布交涉经过；不得任意捕人，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保障地方领土完整；停止一切和要求言论、集会、出版和结社的自由。

早上11点，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告诉学生们何应钦不在北平，他将代替何应钦与学生们交谈。面对学生们提出的六项要求和打开西直门的请求，选择拒绝，并提出“华北成立政治组织是国家的政策”“中日并无秘密外交及任何秘密协定”及“中国现在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外并无内战”等主张。面对侯成的答复，学生队伍推选宋黎担任游行队总指挥，然后通过示威游行来表示抗议。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出发，沿途经过西长安街街道、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及王府大街。当队伍到达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时，遭遇了军警的袭击。在游行途中，来自中法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商学院和宏达学院等20多所学校的学生纷纷加入游行示威队伍。除此之外，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和燕京大学的埃德加·斯诺夫妇等教授也加入了游行示威队伍。游行期间，国内外的许多报社记者也随队同行并采访。当游行队伍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增至四五千人。但游行队伍不幸遭遇大批军警的暴力阻拦和棍刀袭击，致使队伍被冲散，数10人被捕，30多名学生被送往医院。同一时段，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及北京大学农学院等校的1000多名学生被关在西直门外。

1935年12月10日，北京学联发布《宣传大纲》。12月11日，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一二·九运动”中的被捕学生。罢课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东北大学等校纷纷成立学生救国委员会或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面对北京学生强烈的爱国运动，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该消息被中共北京临时工委得知后，工委立即决定于12月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党、团组织立即成立示威游行指挥部，由宋黎和邹鲁风担任指挥官。北京学联要求每所学校派出30名学生组成先遣队，并于15日提前进城。

12月16日清晨，一万左右的北京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抗日救亡大示威。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分成四个示威游行队。

第一大队由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率领，途经顺城王府、锦什坊街、闹市口和石驸马大街，并与北京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学、平民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国学院、民国学院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镜湖中学和北京大学商学院的学生队伍会合，队伍于早上9点抵达天桥。

第二大队由中国大学率领弘达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数理学院、北京大学法国商业研究与商业行为学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生从西单经过宣武门出发，队伍在途中遭遇军警阻拦，后于早上9点左右抵达天桥。

第三大队由北京大学率领贝满女中和育英学校到达北新桥，然后与东北中山中学及求实中学等校会合，再从鼓楼经过地安门和景山西街，最后向南长街前进。队伍在游行途中与两吉中学、凤翔县竞存中学、河北省立北平中学、台湾辅仁大学、中法大学、东北中山大学、精业中学、温泉中学及华北中学等校会合。当队伍到达南长街时，游行人数增至两千人。虽然学生们遭遇了军警水龙、棍棒和皮鞭的暴力袭击，却依旧与军警奋力搏斗；当队伍到达西长安街街道时，学生们再次遭遇军警的袭击并受伤。在此过程中，女一中和华北大学等校学生前来接应。最后，队伍于早上11点左右到达天桥。

第四大队来自城外各校，由清华大学率领。清晨时分，1000名左右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高举校旗和大字横幅，徒步前往西直门，横幅上写着“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标语。队伍发现西直城门紧闭，便立即前往阜成门，并在游行途中与孔德中学和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学生会合。但阜成门也被关闭，学生们立即撞击城门并成功入城，继续前往和平门。进入和平门后，队伍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会合后奔向天桥。

上午11点左右，北京学生与工人、农民和市民等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大家发出响亮的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和“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大会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国共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地区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议案。市民大会结束后，一万多名学生队伍向前门行进。学生们一边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一边向市民发放宣传单，市民们则用自己的方式支持游行队伍。当队伍到达珠市口时，第四大队与之汇合。当队伍到达前门时，一批军警和保安队使用武力阻止学生们入城。学生们便在前门的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并通过九项议案，如“反对秘密外交”、“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请求政府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宣战”、“打倒卖国求荣的汉奸”、“北平市各大学组织南下团请愿”和“不得任意逮捕和屠杀学生”等内容。

下午4点，黄敬率领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精业中学和河北省立北京中学等校学生从前门入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则前往宣武门，却发现城门紧闭。通过交涉，军警同意先让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队伍撤走，然后让其他学生入城。

晚上9点左右，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队伍撤走后，城外路灯全部熄灭，大批军警立即手持刀棍毒打剩余学生。从前门入城的学生准备去宣武门接应其他同学，当他们走到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时，一批军警前来阻挡，并手持大刀、铁棍和木棒，导致数十名学生受伤。最后，北京市共有22名学生被捕，300多名学生受伤。

1935年12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法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六位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援助北京学生救亡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人团结一致，共同援助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各地工人响应总工会指令，纷纷罢工，抗议中国国民党，支援学生运动。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扩大抗日救国运动规模，唤醒工人、农民、商民及军队的爱国救亡精神。除此之外，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上海市总工会、陕甘苏区学生抗日联合会及各地学生组织纷纷发表通电与宣言，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同时，知名爱国人士也用自己的方式支持运动。在上海的宋庆龄向北京学联寄出100多元钱，作为抗日救国的工作费用；12月18日至19日，为赞扬爱国学生的勇敢斗争精神，鲁迅写下文章《“题未定”草（六至九）》，并寄语“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在苏州市的辛亥革命元老章太炎用致电冀察当局的方式支持学生运动，他提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的观点；12月16日，老同盟会员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决心以死明志、唤醒国人，后幸运被救；共产党员吴玉章等人在巴黎的《救国时报》上刊登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消息、通讯、文件和照片，鼓励学生坚持抗日；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旅德华侨反帝大同盟及东南亚侨胞也致电支持学生运动。随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救国会，共同响应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使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的思想觉醒。在天津市，南开大学等校学生宣布罢课，声援北京学联；12月18日，5000多名学生齐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在上海，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和同德学院等校学生举行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

12月17日，武汉学生组织救国联合会。20日，武昌举行示威集会。23日，汉口召开万人市民大会，共同反对华北自治，声讨卖国政策。

12月23日，为阻止学生运动的浪潮，中国国民党命令中国专科及以上学校的校长和学生代表于1936年1月15日前往南京听取国民政府方针，促使青年学生与国民政府达成救国的一致意见。另外，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全国各校提前放假，并命令学生于12月25日统一离校。于是，北京学联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号召学生到农村宣传抗日信息，并组织工农士兵开展反日反蒋斗争。

“南下扩大宣传团”共分为四个团体，共500人左右，主要由各大学校学生组成，其中大部分成员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第一、二团包括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宏达学院等；第三团包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和朝阳大学等；第四团包括天津市的北洋工学院和河北法商学院等。

1936年1月，第一、二、三团从北京来到天津，与第四团集合。第一、二团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团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回到北京后，学联党团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同年2月1日，民先队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总队部开设中国共产党团，任命黄敬为党团书记。1936年底，全国30多个城市纷纷建立民先组织，来自巴黎、里昂和东京等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该组织。1937年2月，北京召开全国民先队代表大会，来自18个单位的24名代表出席该会议。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全国已成立8个地方队部，负责领导各地的民先组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学者欧阳军喜在其论文《一二·九运动再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中认为：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主要包括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在政治原因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的恶意侵略和日本提出的'华北自治运动激怒了中国的北京学生，导致北京学生先后发起“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运动。

在思想原因方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者欧阳军喜在其论文《一二九运动再研究：一种思想史的考察》中认为：一二·九运动爆发的思想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点原因是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思想界处于一种“抗战必亡”的悲观氛围中。自由主义者和丁文江主张对日忍让，该主张遭到了北京15所大中学校、《清华周刊》和青年学生们的一致反对。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导致学生们的思想由最初的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两大主义很快成为“一二·九运动”的思想动力；第二点原因是中共的影响。北京学生之所以把“一二·九运动”当成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主要受到中共三方面举措的影响。第一是理论宣传。在运动爆发前，中共通过学生刊物（如《清华周刊》）向学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理论；第二是中共指导学生运动。中共中央指示平津党组织开展座谈交流会，把平津学生运动转变为华北民众的反日反蒋游击战争；第三是中共外围组织引导学生的运动走向。在中共政治纲领的指示下，学生们在南下扩大宣传时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点原因是学生思想的变化。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他们具有对“国民先锋”身份的认同，他们认为当时的情况应该放弃课堂，以救国为主，因此忽略了一些重要学者的批评。后来，学生们遭遇了南下扩大宣传活动的失败，逐渐意识到读书也和救国一样重要。于是，学生们重回课堂，从学生运动转变为文化运动。

一二·九运动打破了日军和中国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二·九运动为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开辟了一条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崭新道路，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取得胜利，只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广大工农兵开展合作，才能实现革命的目的。广大知识分子是抗日战争的宣传桥梁，他们与工农兵一起努力，为科学技术与生产建设的合作贡献了力量，在这条道路上起到了模范作用。

一二·九运动为当今青年带来了三方面的思想启迪：一二·九运动是一场挑战黑暗外来势力的斗争。该运动提醒青年无论遭遇任何情况，都要勇于掌握自己的生存命运，因为黑暗势力在压迫进步思想的过程中注定失败；青年要勇于承担时代旋律的责任，将个人前途与时代旋律相结合，学会适应大环境，不断增强自己的知识与能力，为时代发展做出贡献；青年要牢记爱国主义思想和国耻，做一名有爱国之心的青年，为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先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强占中国东北，又于1935年发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该行为使“保卫华北、北京、天津市及全中国”成为时代主题及华族的职责。“一二·九运动”是继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又一个具有大规模影响力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该运动不仅是小范围的学生运动，也是影响全国人民的重要运动。它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救国热情，促使人民顽强抵抗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法侵略。“一二·九运动”不仅展现了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精神，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也揭露了中国国民党当局实现“华北特殊化”的企图。该运动得到了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也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的觉醒和中国新高潮的到来。

“一二·九运动”对于全国人民开展全面的抗日救国运动产生了影响，比如促成了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在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到成功解决，并促成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准备，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该运动准备了抗战的思想、人心和干部。当时的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点火人就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只有跟工农正确结合才能成为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是军事“围剿”的结果，一二·九运动是文化“围剿”的结果，全国人民的觉悟则是这两种“围剿”的共同结果。

历史学家吕思勉：“一二·九运动是民众救亡中最悲壮的运动。”

文学家鲁迅：“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赖生亮：“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京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者欧阳军喜：“一二·九运动既是一场政治性质的运动，也具有思想运动的特质。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二·九运动内在的思想动力，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主张的理解与运用以及学生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整是影响一二九运动内容与走向的重要思想因素。”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学者杨树先：“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和发展，在中国近现代革命运动历史上，特别是在迎接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到来，具有历史地位和作用。”

青岛大学马列部副教授王令金：“一二·九运动是一场以北京为中心、波及全国以至轰动全世界的伟大爱国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该运动不仅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冲破了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白色恐怖统治，推动了全民族抗日高潮的早日到来，也为广大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青年学生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一二·九”运动纪念亭位于北京植物园内的樱桃沟，纪念亭的奠基典礼于1984年12月8日在樱桃沟举行，那一天是“一二·九”运动49周年。纪念亭碑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国务委员、“一二·九”运动老战士康世恩和北京市政协主席刘导生为纪念亭破土奠基。纪念亭于1985年8月10日开工，同年10月30日竣工。1985年12月9日，桃花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纪念亭的落成揭幕仪式。

1936年1月中下旬，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民先队举办的第一期夏令营期间，清华大学学生赵德尊与北京大学学生陆平共同在樱桃沟的一块石头上刻下“保卫华北”四个字。1974年8月，陆平的儿女在樱桃沟发现了这块石刻。1983年12月8日，北京的青年学生在樱桃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48周年纪念会”，并整修了“保卫华北”石刻。

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由作家杨沫创作而成，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初版）。《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主要以“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为故事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青春之歌》通过描写小说女主角林道静的人生和林道静在“一二·九”运动中与革命战友勇敢战斗的情节，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人生道路。

电影《青春之歌》（Song of Youth）于1959年在中国大陆上映，由崔嵬和陈怀皑执导，同名小说原著作者杨沫担任编剧，谢芳、康泰、于洋、秦怡、于是之、秦文、葛存壮、赵联和张逸生等联合主演，片长为157分钟。《青春之歌》的高潮部分讲述了“一二·九运动”感人的一幕：主角林道静、江华、王晓燕及许多北京大学师生一起走在群众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人民群众一起向前方行进，该片段成为电影的经典镜头。

纪录片《北平以北》（The North of Peking）于2017年12月8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由艾辛担任导演和编剧，片长为99分钟。在内忧外患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北平市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随后，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优秀青年成为了八路军知识分子团体的骨干力量，为后来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旧址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