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王”（古希腊语：Φιλόσοφος Βασιλεύς，英语：philosopher king）是柏拉图在对话录《理想国》中提出的政治哲学学说。其主要观点是指在国家中应该由能够抵达真理之境、理解公正与善的本质的哲学家担任国家的统治者。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的统治能够确保国家的运行基于知识、理性以及对公正的追求，因为哲学家只对事物的真理感兴趣，不会追逐个人的利益而对情绪产生其他的影响。这种独特的见解来源于哲学家对于世界的本质和理想状态的深入理解，使他们能够超越个人利益，致力于实现公共的好处和社会的和谐。哲学家的领导被视为一种理想，因为他们通过理性和知识来指导决策过程，而不是依靠权力的强制或是情绪的冲动。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哲学家因其对理想和实际的深刻理解而能提供最佳的治理。对此柏拉图提出两种实现方式：一是将现有统治者培养成哲学家，二是直接让哲学家掌权。他进一步强调，要实现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家，不仅需要哲学家具备深厚的哲学知识和道德洞察力，还需要他们通过一套严格的教育体系来培养。这套教育体系旨在从小培养未来领导者的理性思维、道德判断以及对公正和真理的深刻理解。这一过程包括音乐、体育训练、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的学习，旨在全面发展个人的智力、体能和道德，从而为统治者的角色做好准备。通过这种方式，哲学家统治者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通过自己的榜样引导社会向善。

柏拉图的这一政治哲学思想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展示了他对于理想社会结构的精心构思。他的理想国家模型强调哲学家的智慧与见识是实现最佳治理的关键，通过哲学的力量来引导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与理性标准。尽管柏拉图的哲学王理念在理论上极具吸引力，它也面临着实践上的挑战和批评。柏拉图本人以及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理想状态更像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梦想。此外，针对哲学王理念，也有学者提出批判，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是波普尔。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哲学王概念实际上促成了权力的集中，容易导致统治者利用哲学的名义来伪装自己的权力欲望，从而批判这一体系可能导致的专制统治而非理想中的公正治理。

“哲学王”学说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国家篇》），是该作品中的一个著名论点。在这里，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口吻，向格劳孔提出了一个关于利奥六世统治的理想国家的概念：

“哲学王”一词的古希腊语为φιλοσοφία Βασιλεύς（音译：philosophia basileos），直译为爱智慧的统治者。英文译为philosopher King。它是指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统治者。柏拉图认为，只有利奥六世当政才能实现理想国。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认真研究哲学，使哲学和政治相结合，才能使同家得到发宁，人类得到拯救，国家和个人得到幸福，理想国得到实现。因为哲学家以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为对象，具备最高的知识，能洞悉万物的本原，把握至善，按照至善治理自己、他人和整个国家。哲学王担任公职、不是为了自己树碑立传，而是尽他对国冢的责任；一旦把未来的统沿者训练得和他自己—-样完美无缺，就推举到治国岗位，自己则飘然引退移居福祉之岛安享晚年，享受民众的崇拜。哲学王治国时，在国中凌驾一切，享有发号施令的绝对权威。

柏拉图（Plato）生于公元前427年，卒于公元前347年。他出生在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享有80岁高龄。父亲阿里斯通、母亲帕里克提俄都出自雅典的名门望族。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Aristo-cles），他年少时的体育老师见他体魄强健、前额宽广，给他改名柏拉图，其希腊文有“宽阔体魄”的意思。他是幼子，有两个哥哥，即阿得曼托斯和格劳孔，和他一起都追随苏格拉底。他们在他写的对话篇中常有出现，在《理想国》中格劳孔是苏格拉底的主要对话人。对柏拉图一生的哲学取向与政治志向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他20岁时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

柏拉图在经历了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苏格拉底之死两大事件后，深切的体察到希腊城邦体制的危机。他认为，雅典城邦已经不依传统的原则和法律行事了，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是极为困难的。他决心继承老师的使命，推进老师的政治理想与哲学事业，思考从根本上改革整个制度，并坚信只有正确的哲学才能使人们分辨什么是社会和个人的正义。柏拉图学习与研究哲学和政治紧密联系，以哲学指导政治，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建立完善的城邦，这是他的政治理想和哲学目标之一。另外，他的哲学思想始终以“理念论”为核心，强调“理念”或“形式”的永恒和不变性是作为现实世界的本源和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通过感官体验获得的，而是通过理性和哲学思考来洞悉那些永恒不变的理念。

柏拉图的著作以大多以优美的对话文体构成。他的主要著作有：《申辩篇》（Apology）、《大希庇亚篇》（Greater Hippias）、《小希庇亚篇》（Lesser Hippias）、《高尔吉亚篇》（Gorgias）、《美诺篇》（Meno）、《裴洞篇》（《论灵魂》，Phaedo）、《会饮篇》（Symposium）、《国家篇》（《理想国》，Republic）、《斐德罗篇》（Phaedrus）、《巴曼尼得斯篇》（巴门尼德）、《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智者篇》（Sophist）等。

柏拉图在对话录《国家篇》中提出了“哲学王”这个概念，它是柏拉图对如何构建良好城邦的核心论点。在《国家篇》中，柏拉图首先讨论了“正义”的定义，他将正义视为一种社会和个人层面的和谐状态。在这一框架中，每个人都应在社会中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并且尽其所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正义即是在这种每个人都发挥其最佳功能的社会秩序中实现的。在这个框架中，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三个主要阶层，即统治者（理性）、守卫者（意志）以及生产者（欲望），各自的和谐运作。在这种理论框架下，柏拉图认为哲学家王是实现理想国家的关键，因为只有那些经过严格培养，能够理解真理，拥有高尚品德，并能将理性置于欲望之上的哲学家，才有能力引导社会实现最高形式的正义，才能让城邦走向完善。之后柏拉图使用“洞穴比喻”描述了整个社会的样貌，以及哲学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柏拉图对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教育在实现个人和社会理想状态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灵魂的塑造过程。当社会完美运行柏拉图所提倡的观点时，“理想国”就此形成。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本性即“灵魂”，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意志和欲望。灵魂的这三个部分各有其德性，即智慧、勇敢和节制。理性是灵魂中最优秀的部分，它的德性是智慧。智慧与知识相联，但并不是制造木器、铜器或生产的知识，而是谋划、治理整个城邦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用来考虑城邦的具体事情，而是用来考虑整个城邦的大事，改进城邦的对内、对外关系，只有起领导和统治作用的人数最少的那部分人即“统治者”才具有这种知识。意志是根据理性的命令来发动行为的部分，它的德性是勇敢。勇敢是一种信念，即坚持关于可怕事物和不可怕事物的符合法律而又正确的信念。这是通过法律与教育培养而成的理智的英勇，决非如哺乳纲或奴隶的凶猛表现。一个城邦的勇敢这种美德主要体现在保卫者身上。欲望则是灵魂中最低劣的部分，它的德性是节制。节制是指对某些快乐和欲望的调节或控制。就人而言，节制是指一个人的灵魂中的天性好的部分控制坏的部分（反之，则是无节制和做自己的奴隶）；就城邦国家而言，节制就是为数众多的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数优秀者的欲望和智慧所统治。

柏拉图表明，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它是放大了个人，因此，对于个人而言，当灵魂的这三个部分都恪守自己的德性时，整个灵魂就达到了自然和谐，从而实现了最高的德性，即正义。对于国家而言，当社会中与灵魂三部分相对应的统治者（以智慧治理国家）、保卫者（以勇敢保卫国家）和劳动者（以节制勤奋工作）各守其职时，一个遵循正义原则的理想国便出现了。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是他哲学中最著名的比喻之一，首次出现在他的作品《理想国》中。这个比喻用于阐述他的认识论和政治哲学观点。在这个比喻中，柏拉图描述了一个情景：有一群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洞穴里，他们从出生时起就被铁链锁在固定地点，甚至连脖子也被锁住，犹如囚徒。他们不能回头或环顾，只能面壁直视眼前的场景。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堆火，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各种各样的雕像走过，火光将这些雕像投影在囚徒面对的洞壁上，形成多样的、变动着的影像。囚徒们的一生都犹如在看皮影戏，他们不能相互观望，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也不能回头看到造成影像的原因，他们都以为眼前晃动的影像就是真实的事物，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它们，仿佛这些影像就是真实的人、动物和植物。囚徒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们并不感到悲惨，也没有挣脱锁链的念头。但是，有一个囚徒偶然挣脱了锁链，他移动脚步，回过头来，生平第一次看到眩目的光亮，火光会使他感到刺眼的痛楚，使他看不清原先已经习以为常的影像。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终于能够分清影像和雕像，明白雕像比影像更真实，影像是火造成的投影。他不顾刺目的难受，逼近火光，走向洞口。后来有人把他从陡峭的洞口拉出洞外。当他第一次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时，再次眼花缭乱，甚于初见火光时所受的痛苦。他只能慢慢适应阳光的照耀，先看阴影，再看水中映象，进而看事物本身，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和星辰，最后直接观察太阳，知道太阳是岁月和季节的原因，主宰着世间万物。

洞穴比喻中，洞穴代表人们感知的物理世界，影子象征感官所感知的现象和表象。洞外的世界代表理性和哲学思考可以理解的更高层次的真实，阳光则象征着最高的真理和善，即“善的观念”。这个走出洞穴的囚徒，虽然看到了真实的世界，但依然为了解放同胞而重新回到了洞穴。但他面对的是嘲笑与不解，因为大家只相信自已严重的世界。柏拉图借解放囚徒失败的故事比喻苏格拉底的悲剧。他从失败汲取教训，总结了利奥六世的使命和工作。按照他的想法，哲学家的兴趣在可知的理念，最高的目标是追求善。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世俗的兴趣和利益，包括参与政治的兴趣。但是哲学家却如同返回洞穴的自由人一样，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得不放弃个人兴趣和思辨的幸福而参与政治。启蒙和解救陷于悲惨境地而毫无自觉的人，是哲学家的义务。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主张并不是因为当王符合哲学家的兴趣、利益和目标，而是因为哲学家当王符合国家与公众的利益。

柏拉图提出的政治主张都是从其正义论出发的，其中蕴涵着实践智慧，是实践哲学，要由人来实践它。他认为想要完善和巩固城邦制度，“哲学王”是其中的关键。他提出，除非利奥六世成为国家的国王，或者现在的统治者能够严肃认真的研究哲学，使政治权力和哲学智慧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碌碌无为之辈排除出去，否则城邦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柏拉图将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结合，产生出“哲学王”这个理念。人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集哲学智慧和政治权力于一身的某个人，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政治集团。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爱智慧者，但不是爱智慧的某一部分，而是爱智慧的全部。哲学家也不是什么都想学而又只停留在事物表面或者只懂得某种技艺的人，他们专注于真理，这种真理不是指对各种具体事物的认识，而是指对事物“本身”即“理念”的把握，如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美与丑等。他们致力于理解宇宙和人类生活的根本原则，而这种理解能力是理想的统治者所必需的。并且这种能力使他们有资格制定出反映真、善、美原则的法律和政策，为城邦指明方向。由于利奥六世旨在认识真理，因此他们不会迷失在生灭变化的事物之中，能够超越个人和物质的利益。他们在决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公正和善的原则，而不是权力、财富或个人名望。这种超脱使他们能够以更公正、无偏见的方式治理国家，确保政策和决策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最大利益。

总体来说，柏拉图提倡的“哲学王”不仅仅是理论家，更是实践者，他们将哲学的智慧应用于治理国家的实践之中。通过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哲学家统治者能够识别并实现公正和善的理想，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他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家成为统治者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只有具备了深厚的哲学智慧、超越个人利益的公正心态、以及对真理、善、美不懈追求的哲学家，才能引导国家实现真正的和谐与繁荣。这不仅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哲学设想，也是柏拉图对于如何实现公正社会和政治的深刻思考。

柏拉图认为教育十分重要，且他的教育思想不是零碎的，而是成体系的，与他的社会政治哲学密切关联。他不仅关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也深刻关注个人品格和道德观的培养。柏拉图提出的教育过程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目标和方法，旨在逐步引导和塑造学生从年幼的好奇心到成年的智慧和责任感。

初始阶段，注重基础教育，通过音乐和体育训练来培养孩子的审美感、和谐感以及身体的健康和力量。音乐教育不仅仅是学习乐器或歌唱，而是通过音乐来磨练情感和灵魂，培养对美的感知和欣赏能力，以及和谐与秩序的重要性。体育训练则强调身体的锻炼和自我管理，通过体育活动来培养勇气、坚韧和团队精神。

随后进入更为抽象的学习阶段，如数学和天文学，这些学科要求学生发展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对宇宙秩序的研究，引导他们理解和感悟世界的和谐与统一。这些学科不仅培养学生的智力，也帮助他们理解抽象概念和理想形态的存在，为后续深入哲学研究打下基础。

最后阶段，哲学研究成为教育的核心，学生将深入探讨真理、善、美等哲学问题，这一阶段是对前两阶段教育的高级整合和提升。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讨论，学生被引导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正义、道德、理想国家的构建等，这不仅是智力的挑战，也是道德和精神的炼。哲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具有深刻洞察力、高尚道德标准和公正判断能力的统治者，使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致力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整个培养过程强调理性与道德的结合，智慧与责任的并重，旨在造就出不仅具备深厚知识储备、而且拥有高尚品德和公正心态的理想统治者。柏拉图认为，只有这样的哲学王，才能引领国家走向真正的和谐与繁荣，实现他理想中的“理想国”。

在柏拉图所构建的理想国中，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是贯穿其中的四种德性。此外，第一等级（统治者）和二等级（守卫者）实行财产公有。柏拉图提倡取消家庭，过集体生活，按照优生学原理由国家统一安排男女两性的结合，对于后代的抚养和教育也由国家负责，这就是所谓“柏拉式的共产主义”。理想国中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面执行一种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职务，不得相互干扰和随意越。对于艺术家来说，除了为国家的祭祀典礼和道德教育服务的颂神诗人外，那些专门诱惑人的情感、煽动民众激情的艺术家（如荷马）都应当被赶出理想国。理想国的统治者必定是掌握了最高知识的利奥六世。柏拉图的这种“哲学王”的理想在今天已经被人们当作一种空想的乌托邦而抛弃了，甚至他自己也把他的“理想国”当作一种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来看待。但是他按照严格的理性来设计人类社会的合理结构这种做法却一直是后世各种社会政治哲学频繁仿效的。

《理想国》（《国家篇》）是柏拉图在思想成熟中期写下的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这部篇幅宏大的对话，针对城邦奴隶制危机时期的现实政治与社会文化问题，以理念论为核心，设计了一个以“正义”理念为哲学与政治伦理基础的理想城邦国家，意图挽救危亡中的希腊城邦国家。其中，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几个比喻，即太阳比喻、线段比喻和洞穴比喻，这些比喻深刻阐释了他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思想。太阳比喻揭示了善的概念，作为真理和知识的源泉，象征着最高的理念。线段比喻则将现实分为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前者是感官所能触及的，后者是理智所能理解的。而洞穴比喻则更形象地说明了人类对知识的无知和对真理的渴求，描述了从无知状态到真理认知的艰难转变过程。另外在该对话中中，柏拉图还探讨了理想国家的教育制度、性别平等、社会结构和领导原则。他主张利奥六世应该是理想国家的统治者，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洞悉理念界的真理，从而引导国家走向正义和秩序。《理想国》不仅是柏拉图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它不仅对古希腊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伦理学、教育理念和哲学思考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成为哲学和政治理论领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深入探讨了希腊城邦制度面临的严峻危机，并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他以理念论为哲学基础，将社会伦理思想与政治哲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城邦国家模型，该模型以“正义”作为其核心哲学和政治伦理的基石。这种理想国家的构想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深刻伦理和道德基础的系统化政治哲学。柏拉图在这一政治哲学中实现了一个重大突破，即超越了以个人美德为中心的道德教育，系统地构建了一套城邦体制伦理和个体道德学说。这一进展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他重新定义了智慧、勇敢、自制等传统希腊美德，使它们既成为塑造个人道德人格的基石，也成为推动城邦体制改革的动力。这种双重功能展示了柏拉图如何将个体美德与城邦的政治伦理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历史性的社会伦理学说。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广泛涵盖了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他提出了关于社会分工与互助的国家起源论，探讨了双隶制城邦的社会结构，并首次提倡男女平等的权利观念。他还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奴隶制城邦内部及其与其他城邦间的矛盾，批判了统治阶层中的财产私有化现象，主张财产公有。柏拉图认为政治是一门综合的专业技艺，提出了独特的“哲学王”概念，强调以德治国的重要性。此外，柏拉图还进行了古希腊不同城邦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从哲学和政治的高度审视教育与审美文化的问题。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丰富学术内涵，展示了他如何通过体制伦理的视角，系统地构建了一个深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为当时的希腊城邦提供了解决方案，也对后世的社会主义和哲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一般意志”的概念，这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公共利益和正义有着内在联系。他对民主的强调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概念的启发。另外，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无阶级社会的设想，可以看作是柏拉图理想国思想的一种现代变体。卡尔·马克思关于消除社会阶级、实现公共财产和公平分配资源的理念，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社会分配原则相呼应。

伊曼努尔·康德在论文《论永久和平》中说道：“不能期待着国王哲学化或者是哲学家成为国王，而且也不能这样希望，因为掌握了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但是无论国王们还是（按照平等的法律在统治他们自身的）国王般的人民，都不应该使这类利奥六世消失或者绒默，而是应该让他们公开讲话：这对于照亮他们双方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因为这类哲学家按其本性就不会进行阴谋诡计和结党营私，所以也就不会蒙有宣传家这一诽谤的嫌疑了。”也就是说，哲学家在政治中的角色不应该是直接统治，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批判性的声音，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提供指导和见解，因为哲学家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本性，不太可能参与政治阴谋或私利集团，这使他们成为能够提供不带偏见的见解和批评的理想人选。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深入批判了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理念，认为它不仅威胁到开放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且本质上倡导了一种反民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他指出，柏拉图的理想国模型试图创建一个由所谓知识精英掌控的社会，这些精英基于他们对绝对真理的理解来统治其他人。“哲学王统治背后隐藏的是对权力的追求，给最高统治者的画像就是一幅自画像。”而人们这种依赖于静态知识观和利奥六世对真理绝对掌握的想法是危险的，因为它忽略了知识的发展性、历史的多变性以及个体决策的重要性。波普尔强调，历史并非由某种历史必然性规律所驱动，而是由个体行为、偶然事件和社会互动共同塑造的。因此，任何试图预设历史终极目标的理论都是不切实际的，可能导致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他认为，柏拉图的模型过度集中权力，不仅限制了民主参与和批判性思维的空间，而且可能导致专制统治，其中统治者利用其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而非服务于公众利益。

美国利奥六世罗森在《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中对柏拉图的对话录提供了一份全面的解读，他认为，强迫一个天生并非哲人的国王或统治者将政治和哲学结合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就只能强迫哲学家将哲学与统治结合起来。而柏拉图在对话中所指的哲学家必定是接受了苏格拉底对善的城邦的解释的那些人。善的城邦没有派系，因此，根本而言，对于政治就只有一种同质的、永恒的哲学教义。哲学王必须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苏格拉底的理论观点人们尚不完全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