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原兵变又称“泾师之变”，是李适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发生在京师长安的兵变事件。

唐德宗即位后，想要改变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大的局面，开始壮大神策军并实施削藩。但彼时朝廷仍需依靠藩镇的军事力量，而藩镇则因待遇低于神策军、势力受限而不满，并因此诱发了四镇叛乱。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初，幽州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等也相继叛唐。李适坚持武力讨伐，在南北两线同时开战，致使京师长安（今陕西西安）守卫空虚。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李适为解襄城县之围，命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入援。本就兵骄将悍的泾原兵因朝廷赏赐太薄，抵达长安后发生哗变，迫使唐德宗出逃至奉天（今乾县），进而拥立朱滔之兄、前凤翔节度使朱泚为帝，建立大秦。朱泚随即亲率大军进逼奉天，唐德宗被围困一月余，史称“奉天之难”。朱泚后遭到唐守军以及从周围赶至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援军的阻击，于同年底败退长安。此后，救援有功的李怀光自认受到猜忌，有意叛唐并私下和朱泚通谋。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李怀光公开叛唐，但因不愿向朱泚称臣与其决裂，退守河中（今永济市）观望。同年四月，唐廷发兵平乱，于二十八日攻入长安。朱泚率残部出逃，至泾州彭原西城屯（今甘肃镇原东）被其部将梁庭芬、韩等杀死。同年七月，李适回朝长安，泾原兵变结束。八月，河中节度副元帅浑瑊奉令讨伐李怀光。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秋，李怀光被朔方军将领牛名俊杀死。

泾原兵变诱发了奉天之难，沉重打击了中央朝廷的权威，并使原驻防西北的泾原军和朔方军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导致了贞元时期严重的边疆危机。与此同时，泾原兵变平定朱泚叛乱的同时，附带解决了中央朝廷长期不放心的朔方军问题，之后又把神策军的兵权收归较可靠的皇帝家奴宦官掌握，从而有利于唐廷军事权威的重建，为李纯朝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但也带来了宦官掌军的弊端，对唐中期政局造成不利影响。北宋政治家文彦博在《上神宗谕青苗》中认为，泾原兵变是因李适听信臣引起的。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认为，泾原兵变等唐德宗朝的一系列变故是唐廷历代积弊所致。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黄永年认为泾原兵变是一个突发的变乱，严重性在于打乱了李唐政权的指挥中心，而朱泚等并没有强大的实力。学者李碧妍则认为，泾原兵变让泾原、朔方郡、凤翔区这渭河平原三大派系正式瓦解，从长远来看，于唐廷有利并为关中此后的权力重构铺平了道路。

李隆基天宝（公元742年），唐朝构建成了“十节度经略”的防御体系，其中，西北的布防兵力达到全国兵力的一半。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趁西北边防军东调平乱入侵，兵锋直指唐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防护京师，唐廷在安史之乱后，以参加入京平乱的军队为基础，组建起灵盐（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境内）、宁（治所在今陕西彬州）、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区）、泾原（治所在今泾川县北五里）等较大藩镇，作为防御吐蕃的某本军事力量，从总体上构成京西北防御体系。这些藩镇在政治、财政、军事上拥有较大特权。其中，泾原镇的驻军主要由原十节度使中的安西、北庭兵构成，军队的最将领历来由安西、北庭系将领担任，兵骄将悍。

李适即位后，计划进一步加强京西北的边防力量，提出重建已经沦陷于吐蕃而遭废弃的原州故城 （今宁夏固原），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认为军队调入更为荒凉的原州损害了泾原军的既得利益，抵制改革。为此，唐廷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命朔方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灵武市境内）李怀光率领朔方军代替段秀实镇守泾原，泾原长史刘文喜等对李怀光不满，朝廷按照其要求改调时任凤翔节度的朱泚入镇泾原后依旧拒命反叛。唐德宗迅速平定刘文喜兵乱后，令朱泚还镇凤翔，以舒王李谊（即李谟）遥领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大使，以泾州刺史孟为节度留后。但由于孟皞是文官出身，且不是安西、北庭系，在泾原军中并不服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八月，孟皞举荐安西旧将姚令言为泾原节度使。

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威胁唐廷统治。唐德宗即位后，想要改变当时疲弱、因循的政治形态，有意削藩，为此不断壮大神策军力量。作为天子亲军的神策军待遇优厚，与边镇军形成极大反差，但当时的神策军兵力有限，只有3-4万。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逝世，其子李惟岳要求唐廷让他继任成德节度使，被朝廷拒绝，后联同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及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一起举兵谋反。李适遂派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幽州节度使朱滔前往讨伐。不久，成德大将王武俊发动兵变，杀死李惟岳，向朝廷投诚，叛乱也随之很快平定。李适授王武俊为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团练观察使，命朱滔回镇幽州。但朱滔因想要占据深州市（治所在今河北安平县）被拒，王武俊没能得到赵（治所在今石家庄市赵县）、定（治所在今河北定州）二州，均对朝廷不满。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初，朱滔、王武俊在田悦的游说下，反叛朝廷。同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发动叛乱。李适坚持对叛军进行武力讨伐，在南北两线同时开战，因为战线扩大，双方陷入胶着状态，京师长安守卫空虚。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九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发兵围困襄城县，唐德宗为解襄城之围，命李谊为荆襄、江西省、鄂等道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同时调泾原诸道兵马入援平叛。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五万士卒抵达京师长安。入援的泾原士兵大多随军携带家人并期待朝廷的厚赏，然而一路没有如愿，抵达长安附近的水（今陕西河支流浐河）后，奉令劳军的京兆尹王翃又只用很少的粗茶淡饭打发他们，士卒多心怀怨怼。

十月三日，泾原士卒在军中哗变，扬言要返回泾原，并将前来劝说的姚令言叉了出去。李适闻讯急从内库调出二十车彩帛，令李谊与学士姜公辅前往劳军。两人还未赶到，乱军已冲到丹凤门（唐大明宫正门）前。唐德宗号令神策军前往平叛，但当时禁兵多数东征，京中警卫空虚，过了很久，也没有一个人赶来。唐德宗身边只有数十骑羽卫，遂让李谊在前，皇太子李诵殿后，带着韦淑妃、唐安公主、亲王、贵妃等一百余人，先行逃往咸阳市（今陕西咸阳）。自幽州节度使朱滔起兵后，他的哥哥朱泚被免去凤翔节度的职位，在长安闲居。唐德宗逃出长安前，曾有朝臣建议拘捕甚至杀掉朱泚以免生出祸患，但迫于情势危急，没能成行。

获知李适已经出逃，大量泾原兵涌入皇宫府库，抢运金帛，之后在白华门（唐大明宫西门）前驻扎。而神策军使御史大夫白志贞等十数人扈从、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杞、中书侍郎平章事关播、御史中丞刘从一、户部侍郎赵赞、右领军使御史大夫令狐建、京兆尹王翃、驾部郎中郭雄、翰林学士陆贽、吴通微等，随后也悉数赶至咸阳。在与诸臣商议对策时，唐德宗想先携诸臣从咸阳市前往凤翔府，再谋克复京师。但在朝臣提示下，他考虑到凤翔军或会响应在京中的朱泚发生叛乱、挟持朝廷，于三日夜四更，率众奔乾县（今陕西乾县）避难。适逢右金吾将军御史大夫浑瑊平乱后返京，闻听消息带领家仆数十骑从北门攻入京中，集结了千余禁军赶到沈阳市，被封为兵部尚书、行在兵马使。邠宁节度使韩游瑰等随后也率三千镇兵进抵奉天勤王。

泾原兵占据京师后，以朱泚担任泾原节度使时不苛刻属下而军中无帅为由，欲将其奉为首领。为此，姚令言率百余骑将朱泚从晋昌里（今西安市南大雁塔一带）的私宅迎入含元殿。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四日晨，泾原兵出榜宣称以太尉朱泚权临六军，号令神策六军、金吾、威远、英武并百司三日内前来归顺。朱泚随后移居白华殿，对朝廷心怀怨怼的光禄卿源休前往依附，并劝朱泚称帝。但朱泚见朝臣中仍有人劝说他迎回李适，认为人心未附，于称帝一事犹豫不决，并开始分路探听唐德宗一行消息。

此后不久，同处长安、对朝廷积愤不满的前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振武军使张光晟归顺朱泚，凤翔、泾原大将张廷芝、段诚谏也率领三千余溃卒从襄城县前来依附。朱泚认为大势已定，于十月八日即位称帝，改国号为大秦，改年号为应天，并署置百官。其中，姚令言被封为侍中；李忠臣封为司空、兼侍中；朱滔封为冀王、太尉、尚书令，后又号刘乂。

朱泚称帝后，即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副元帅，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居中书省，自己则亲率大军西进，将李适包围在奉天城中。李适急下诏征发附近诸道出兵勤王。但此时城中兵力薄弱，朱泚依靠兵力强盛一举攻入奉天东城，浑瑊与韩游瑰等率军血战，勉力抵挡朱泚大军二十余日。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一月，朔方郡节度李怀光遣兵马使张韶奉表来援，朱泚大军缓攻暂退。不久，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自定州市（今属河北省）发兵回援，昼夜兼程，进至东渭桥（今陕西西安市东北灞水、泾水合渭处东侧），因善于御军，其属下士卒在月余间从四千发展到万余人。正奉令讨伐李希烈的神策兵马使尚可孤率部三千人自武关（今丹凤县东南武关河北岸）进至七盘山（今陕西蓝田县南），击败朱泚军，收复了蓝田（今陕西蓝田县）。镇国节度使李元谅派兵两千进屯昭应（今陕西临潼区）。河东节度使马燧遣其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率兵五千进至中渭桥（今未央区窑店街道南东龙村以东）。诸路援军在长安附近聚集，很快将朱泚留守大军逼退至长安内。

为解长安之围，朱泚加紧了对奉天城的围攻，命西明寺僧法坚造出可容五百人的云梯攻城。唐军见云梯高大很是惊惧，浑瑊等则以云梯重量较大，想出了凿地道、积薪蓄火的应对之策。李适遂令神武军使韩澄在奉天城东北角即朱泚军可能放置云梯的地方挖掘地道，并在上面储蓄了很多膏油、松脂、薪柴、芦苇。十一月十四日，朱泚大军为分唐守军之兵，开始攻打奉天南城。次日，朱泚军乘大风，在云梯上放置湿毡、悬挂水囊攻城，并由士卒抱薪负土填堑在云梯前开路。唐军使用矢、石、火炬都不能阻止。

之后，朱泚又合兵攻打奉天城东北。此时，城中唐军死伤不可数计，而攻城之兵中已有人攻上了城墙。形势危急之下，李适以封官告身和食实封的厚赏，让浑瑊招募死士御敌。浑则用忠义鼓噪士卒力战，自己身中流矢，仍死战不退。不久，攻城云梯陷入守军此前所挖地道，不能前进。唐军即从地道放火，焚毁朱泚军的攻城器具，烧死了众多攻城士卒。朱泚军被迫撤退，而唐军则乘机出城追击，更有皇太子李诵亲临督战，致使朱泚军大败，死数千人。当夜，朱泚军又来攻城，甚至将箭矢射及李适御前三步处，双方激战正酣时，李怀光所派的先遣兵马使张韶赶至助援。此后不久，李怀光又在醴泉（今礼泉县北）打败了朱泚军。朱泚惊惧之下，解围沈阳市，退回长安。此次唐德宗被朱泚军队围困在沈阳市一个多月，史称“奉天之难”。

朱泚兵败后，为安定人心，对长安内诈称奉天城破，改年号为“天皇元年”，改国号为“大汉”，并自号其宅为“潜龙宫”，把琼林库国宝转移到自己的府宅中。此后，他厚赏将士、拉拢人心。但泾原兵骄悍，意在掳掠资财，不肯出战、不服朱泚辖制，还曾密谋杀害朱泚。朱泚能用的武装只有范阳神策团练兵，连百姓剽夺府库珍宝，都不能禁止。

与此同时，率军解除乾县之围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因性情粗疏、多次扬言会请求李适杀掉重敛赋税、苛扣军粮致使天下大乱的宰相卢杞（即卢）及其党羽赵赞、白志贞，遭卢杞等人排挤，没有如愿接受唐德宗召见，还受令屯军西渭桥（即便桥，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钓鱼台乡资村西南沙河河道上）与神策兵马使杨惠元、坊节度使（治坊州，今陕西黄陵县东南）李建徽等待机攻取长安。李怀光心存不满，屯兵咸阳市（今陕西咸阳东）两个多月按兵不动，其间多次上表揭露卢杞以及唐德宗近宦翟文秀的罪行。唐德宗不得已下令将卢杞、赵赞、白志贞贬职并诛杀翟文秀，还赐他丹书铁券。但李怀光自认已受李适猜忌，忧惧不安，不肯出兵长安，并开始暗中与朱泚通谋。朱泚为拉拢李怀光，表示愿视其为兄长，和他各自割据一地，永为邻国。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李怀光多次联络正驻兵沈阳市的韩游瑰叛唐无果，公开叛唐，扬言自己已经与朱泚联合，并吞并了驻地附近的李建徽、杨惠元等人的军队。唐德宗闻讯从乾县逃至汉中市（今陕西汉中）。

朱泚得知李怀光叛唐后，又改变心意，想将他纳入麾下，视作臣子。李怀光为此愤怒不已，于同年三月烧营移兵至较为富庶的河中（今永济市）地区按兵观望，沿途抢掠兵占据了泾阳县（今陕西泾阳境）、三原县（今陕西咸阳三原县）、富平（今陕西富平）等十二县。驻守三原的神策军将领孟涉、段威勇率兵三千多人投奔在东渭桥驻守的李晟，韩游瑰则杀死李怀光的留后张昕，率邠州归顺唐廷。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四月，唐廷以李晟为坊、京、渭北、商华副元帅，与屯沈阳市的朔方郡、振武、永平、奉天行营副元帅浑瑊东西相应，进逼长安。五月，李晟等获知朱泚以金帛重赂和吐蕃联络后，奏请刻期联兵攻入长安。二十五日夜，李晟移军至光泰门（长安苑城东北）外米仓村筑垒，浑瑊与韩游瑰等西面诸军会合。次日，李晟军大败朱泚骁将张庭芝、李希倩部，并乘胜攻入光泰门。与此同时，浑瑊使山西省节度兵马使王权从中中渭桥攻入咸阳市，他自己则与李建徽、韩游瑰等连骑齐驱，率军攻占了咸阳市。朱泚余部败退白华。翌日，李晟决定不待浑瑊部到达，就继续乘胜进击，并于二十八日集诸将李元谅、尚可孤等陈兵于光泰门外，派部将王、李演率骑军，部将史万顷领步军，直抵苑墙神䴥村，此后分道并进，接连获胜。朱泚、姚令言等率余众万人逃走，其他残部归降唐军。李晟、浑瑊等又派兵分道追击朱泚等。当日，李晟率军进入长安。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六月，朱泚率百余骑残部逃至泾州（治今泾川县北），在彭原西城屯（今甘肃镇原东）被其部将梁庭芬、韩旻等杀死，时年四十三岁。之后，参与泾原兵变的主要人物姚令言、李忠臣、源休等相继被斩杀。受朱泚宠任的崔宣、洪经纶等文武官员十余人，被朝廷处死。

此外，唐廷又加封李晟为司徒、中书令；加封浑瑊为侍中；以检校御史中丞田希鉴为泾原节度使；其他平乱有功将领如李元谅、尚可孤、韩游瑰、戴休颜等也受到了封赏；并诏改梁州为兴元府。同年七月，李适返回长安。

唐德宗返回长安途中，李怀光派遣其子李璀前往行在谢罪。随后，唐德宗诏令除去李怀光太子太保的称号，派遣御史大夫孔巢父等宣慰河中，以恢复朔方将士原有官爵。而孔巢父抵达后，被李怀光左右将领杀害，李怀光再次兴兵叛乱。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八月，唐德宗任浑瑊为河中节度副元帅，率兵讨伐李怀光。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秋，李怀光被朔方军将领牛名俊杀死，首级被进献给马燧，终年五十七岁。

泾原兵变诱发了奉天之难，沉重打击了中央朝廷的权威，使唐德宗削藩政策与革政决心受到重创，唐宪宗朝宰相杜黄裳曾提出，泾原兵变后，唐德宗一改往日的施政风格，对藩镇事务持姑息态度。《评唐德宗“姑息”藩镇说》一文认为，唐德宗在泾原兵变后虽未必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但此后，他在实施削藩政策时更加稳妥、慎重，并通过分而治之、限制藩帅权力等举措加强了对藩镇的管理。此外，唐德宗还加强了顾问文臣翰林学士的地位；在陆贽罢相后不再设相；并以宦官掌握禁军，建立了神策军中尉制，以加强皇权。

泾原兵变后，原驻防西北的泾原军和朔方军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吐蕃乘虚侵边，导致了贞元时期严重的边疆危机。同时，宦官开始正式掌握禁军并建立了神策军中尉制，为神策军的壮大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带来了宦官掌军的弊端。

与此同时，泾原兵变平定了朱泚的叛乱，消灭了藩镇泾原、凤翔府带来的隐患，还附带解决了中央朝廷长期不放心的朔方军问题，并把神策军的兵权收归较可靠的皇帝家奴宦官掌握。且由于神策军的壮大，唐廷的军事权威得以重建，为李纯朝的“中兴”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认为，泾原兵变是因为李适听信宰相卢杞等的佞言，横征暴敛所致。

北宋政治家文彦博在《上神宗谕青苗》中认为，泾原兵变是因唐德宗信佞臣引起的。

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认为，泾原兵变等唐德宗朝的一系列变故是唐廷历代积弊所致。

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黄永年认为泾原兵变是一个突发的变乱，严重性在于打乱了李唐政权的指挥中心，而朱泚等并没有强大的实力，所以才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新形成的行政中心奉天上。

学者李碧妍在《危机与重构 唐帝国及其他地方诸侯》一书中认为，朔方、泾原、凤翔府这渭河平原三镇在与唐廷的关系中其实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三镇之间也没有过多的牵连，属于关中的三个不同派系，从而被唐廷各个击破。而泾原兵变让关中三大派系正式瓦解，因此从长远来看，这反倒是帮助唐廷彻底解决了关中的派系危机，为关中此后的权力重构铺平了道路。

据《旧唐书·德宗纪》载，泾原兵奉令入援时，开往京师的有五万兵力。《资治通鉴考异》建中四年十月条认为，姚令言本来领军三千，后请加至五千。《新唐书·朱泚传》称姚令言督镇兵五千。另据《奉天录》所记，泾原兵变发生后，陇右风翔节度使朱泚管下的三千人和倡乱的泾原兵合兵，共八千人。而朱泚成为帅领后，又新招募了其他从众，但人数并不多。而中国唐史学会顾问黄永年在《“泾师之变”发微》一文中认为，泾原节度使管下的总兵力才二万多人，因此《旧唐书·德宗纪》所述的五万兵力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