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或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是以个体在认知、情绪调节或行为上出现临床显著的异常为特征，反映潜在精神活动在心理学、生物学或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失调的综合征。

精神障碍与其他躯体疾病一样，生物学因素（内在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外在因素）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精神健康或精神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大致可以分为遗传、神经发育、感染、躯体疾病、创伤、营养不良、毒物等。应激性生活事件、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性别、父母的养育方式、社会阶层、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文化宗教背景、人际关系等均构成影响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精神障碍常见疾病有神经发育障碍、心境障碍、焦虑障碍等，临床表现包括感知障碍、思维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等。通常根据精神检查、病史采集、躯体检查、实验室检查以及标准化量表进行诊断，诊断原则包括症状学诊断、共病诊断和等级诊断，诊断思路包括SSD诊断和多轴诊断。可通过使用精神药物（如利培酮等抗精神药物、氟西汀等抗抑郁药物、阿立哌唑等抗躁狂药物、苯二氮类等抗焦虑药物）、物理措施（如改良电肌肉痉挛治疗、经颅磁刺激治疗、深部脑刺激治疗）以及心理措施（如精神分析、行为治疗、人本主义治疗）等进行治疗。

国际研究表明，25%~30%的急诊患者是由于精神方面的问题而就诊。在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其一生某个时段中住进精神病院，1/3~1/4的人群将因精神健康问题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截止2018年，中原地区精神病性障碍约有1600万，抑郁症患者约有3000万，其识别率、治疗率均较低。中国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为16.6%，最常见的是焦虑障碍（7.6%）、双相情感障碍（7.4%，包括抑郁症和双相障碍）和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障碍（4.7%，主要为酒滥用），而治疗率除精神分裂症较高外，其他都不足10%。世界经济论坛（WEF）2011年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癌症、糖尿病、精神疾病、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未来20年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达到47万亿美元。20年里累计造成的GDP损失，估计相当于全球年生产总值的大约4%。”其中精神疾病造成的损失，估计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上述全球损失的1/3。世界卫生组织《2013-203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确认精神卫生在实现人人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其综合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包括实施精神卫生促进和预防战略等。

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或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既往是指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精神活动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定义，精神障碍是一种综合征，是以个体在认知、情绪调节或行为上出现临床显著的异常为特征，它反映了潜在精神活动在心理学、生物学或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失调。精神障碍往往会导致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活动的明显损害或失能（disability）。

主要有以下两大分类系统：

ICD是WHO编写的《疾病及有关保健问题的国际分类》（Interm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英文书名的缩写，简称国际分类。2007年WHO启动了ICD-11的修订工作，2012年5月完成基本模型的建立（Alpha Phase），而后进入起草阶段（Beta Drafing），2014年开始评审修订（Review Phase）。为使编码查找更为便捷，WHO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的ICD-11在线工具（即ICD-11 beta browser），同时允许ICD-11通过network service存取到本地软件中。

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52年出版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 Statistical ManualofMental Disorders，DSM）》。第1版被称为DSM-Ⅰ，是在ICD-6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发布DSM-5版本。

与感染性疾病不同，对于大多数所谓功能性精神障碍，还没有找到确切病因与发病机制，也没有找到敏感、特异的体征和实验室异常指标（生物学指标）。但是精神障碍与其他躯体疾病一样，均是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精神疾病病因学研究，生物学因素（内在因素）和心理社会因素（外在因素）在精神障碍发生、发展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实际上，生物学因素与环境因素不能截然分开，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影响人类行为。

影响精神健康或精神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大致可以分为遗传、神经发育、感染、躯体疾病、创伤、营养不良、毒物等。这些致病因素可能相互作用，并在不同个体起不同的作用。

像亨廷顿（Huntington）病等属于单基因遗传性疾病，突变的基因使疾病代代相传。但绝大多数被称为复杂疾病的精神障碍都不能用单基因遗传来解释，大概有100多个遗传位点与精神分裂症有关，但仍未能找到所谓的“致病基因”。一般认为，这些疾病是由多个基因，甚至微效基因的相互作用，使危险性增加，加上环境因素的参与，产生了疾病。在多基因遗传病中，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了某一个体是否患病，其中，遗传因素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称为遗传度（heritability）。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相同的遗传变异可能在不同的人导致不同的精神疾病，可能是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或注意缺陷综合征。从这个角度看，精神疾病是脑发育相关的遗传问题，取决于遗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产生疾病或行为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例如研究发现，低单胺氧化酶A活性的个体在童年期受到严重虐待较易出现反社会行为。5－羟色胺转运体s/s基因型个体，在遭受生活事件后，较易发生抑郁症。

神经发育学说认为，神经发育障碍患者的大脑从一开始就未能有正常的发育。遗传因素以及早期环境因素干扰了神经系统的正常发育，导致神经元增殖、分化异常，突触过度修剪或异常联系等。共同表现为脑结构和功能可塑性改变，包括额叶、叶内侧及海马等脑区的灰质和白质减少和体积缩小等。早期的表现可能仅为轻度异常，如轻度认知障碍，青春期后可能表现较为严重的异常。

神经发育的影响因素有遗传、表观遗传和环境。很多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儿童注意缺陷障碍、孤独症可能为一个疾病谱，都与神经发育异常有关，它们有共同的发育异常基础。在个体发育早期由于遗传和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了特定脑区（或环路）的发育，导致神经发育异常，而不同脑区发育异常则分化为各种不同的精神疾病，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征。以精神分裂症为例，有很多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母孕期（如感染、营养缺乏等）问题，特异性面部表征，病前人格及认知特征、遗传脑影像以及神经病理性改变等。

在20世纪早期，人们就已知道感染因素能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精神障碍。例如通过性传播的梅毒螺旋体首先引起生殖系统症状，在多年的潜伏后，进入脑内，导致神经梅毒（neurosyphilis）。神经梅毒主要表现为神经系统的退行性变，表现为痴呆、精神病性症状及麻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也能进入脑内，产生进行性的认知行为损害，早期表现为记忆损害，注意力不集中及情绪淡漠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更为广泛的损害，如缄默症、大小便失禁、截瘫等。15%~44%的HIV感染者出现痴呆样表现。HIV实际上并不能感染大脑神经元，但却可以感染脑组织内的巨噬细胞和小神经胶质细胞，这些细胞的炎症反应释放出神经毒素及自由基，最终损伤大脑神经元，这也是所谓的艾滋病脑炎，严重者会造成痴呆。

引起精神障碍的感染还包括诸如刚地弓形虫感染、单纯疱疹性脑炎、麻疹性脑脊髓炎、慢性脑膜炎、亚急性硬化性全脑炎等。近来还发现，有些儿童在链球菌性咽炎后突然出现强迫症。这些细菌、病毒或寄生昆虫感染，不论发生在子宫内还是儿童或成年以后，都有可能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可能直接影响大脑，也可能产生免疫反应，甚至误导自身免疫系统攻击大脑细胞，干扰大脑正常发育，产生一系列精神神经官能症状。

应激性生活事件、情绪状态、人格特征、性别、父母的养育方式、社会阶层、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文化宗教背景、人际关系等均构成影响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

心理、社会因素既可以作为原因因素在精神障碍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如急性应激性精神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等；也可以作为相关因素影响精神障碍的发生、发展，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甚至是精神分裂症等；还可以在躯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如心身疾病。

任何个体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事件（life events），这些生活事件常常是导致个体产生应激反应的应激源。其中恋爱婚姻与家庭内部问题、学校与工作场所中的人际关系常是应激源的主要来源。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共同问题，如战争、洪水、地震、交通事故、种族歧视等以及个人的某种特殊遭遇，如身体的先天或后天缺陷，某些遗传病、精神病、难治性疾病，被虐待、遗弃、强暴等则是应激源的另一重要来源。

在临床上，与应激有关的精神障碍主要有急性应激反应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PTSD，延迟性应激反应障碍）。前者在强烈精神刺激后数分钟至数小时起病，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少于1个月），表现为精神运动性兴奋或抑制；后者主要表现为焦虑、恐惧、事后反复回忆和梦中重新体验到精神创伤的情景等。慢性应激反应可能与人格特征关系更大，临床上可见适应障碍等。另外，社会、心理刺激常常作为许多精神障碍的诱因出现，应予充分注意。

除外来的生活事件外，内部需要得不到满足、动机行为在实施过程中受挫，也会产生应激反应；长时间的应激则会导致焦虑、抑郁状态、心身疾病等。

人格可以定义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总的情绪和行为特征，此特征相对稳定并可预测。性格是在气质（一个人出生时固有的、独特的、稳定的心理特性）的基础上，由个体活动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开朗、乐观性格的人，对人也坦率、亲热，思想、感情容易交流，乐于助人也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愿意理解别人也容易被人理解，在人际关系中误会与矛盾较少，即使有也容易获得解决。这种人外向，追求刺激与挑战，较易冲动，不善思考。与此相反，一个比较拘谨、性格抑郁的人，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他们内向、回避刺激，但长于思考，冲动可能较小。

有些人的性格自幼就明显偏离正常、适应不良，达到了害人害己的程度，医学上称之为性格障碍。有些人格障碍与精神障碍关系十分密切，如具有表演型性格的人容易罹患分离障碍、具有强迫性格的人容易罹患强迫症，分裂样人格障碍者则患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较大。

国际研究表明，25%~30%的急诊患者是由于精神方面的问题而就诊。在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1个人在其一生某个时段中住进精神病院，1/3~1/4的人群将因精神健康问题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截止2018年，中国精神病性障碍约有1600万，抑郁症患者约有3000万，其识别率、治疗率均较低。据黄悦勤等所做的全国3万余例样本的抽样流行病学调查，中国精神障碍终身患病率为16.6%，最常见的是焦虑障碍（7.6%）双相情感障碍（7.4%，包括抑郁症和双相障碍）和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障碍（4.7%，主要为酒滥用），而治疗率除精神分裂症较高外，其他都不足10%。

2019年，每8人中就有1人，即全球共有9.7亿人有精神障碍，其中焦虑症和抑郁症最为常见。2020年，由于COVID-19大流行疫情，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人数大幅增加。据初步估计，在短短一年内，焦虑症和重度抑郁症患者分别增加了26%和28%。

精神障碍临床表现可能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生化或神经通路的变化来介导的。但由于大脑生物化学物质的复杂性，对活体大脑有限的研究手段及伦理的限制，大多数精神障碍确切的生化改变和其病理生理机制仍不清楚。尽管如此，通过间接的研究方法，部分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及抑郁症的神经生化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如通过已有药物对精神障碍的有效治疗，发现单胺类神经递质、氨基酸类神经递质可能参与了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而对神经肽及神经营养因子的深入研究提示这两类物质也极有可能参与了精神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神经肽广泛存在于神经组织，参与调节神经系统多种生理功能，如痛觉、睡眠、情绪、学习与记忆，以及神经系统的分化和发育。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脑脊液中的生长激素抑制素及神经肽Y含量降低；等位基因携带者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脑额叶皮质生长激素抑制素的免疫活性降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脑内神经肽Y含量减少、P物质含量异常；精神分裂症患者脑脊液中β-内啡肽、P物质、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神经降压素浓度异常等。这些研究提示神经肽可能参与了精神障碍的病理生理机制。神经营养因子（Neurotrophic factor，NTFs）是一类对神经元及其他细胞的增殖、分化存活、修复与凋亡起重要作用的多肽蛋白质，包括神经生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CF），脑源性生长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神经营养因子3（Neurotrophin-3，NT-3），神经营养因子4（neurotrophin-4，NT-4）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神经营养因子参与多种神经退行性变疾病及精神障碍的病理生理过程，而遗传研究发现阿尔兹海默症，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BDNF基因多态性异常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该观点。

在精神科临床实践中，常常将感觉和知觉统称为感知觉，当感知出现症状时，称为感知障碍。感知障碍包括感觉障碍和知觉障碍两个部分。感觉障碍多见于神经系统疾病，知觉障碍常见于精神疾病。

常见的感觉障碍有以为患者对一般强度的刺激反应特别强烈、难于忍受为临床表现的感觉过敏；以患者对强烈的刺激不能感知或感觉轻微为临床表现的感觉迟钝；以患者诉述体内有异常的不适感为临床表现的内感不适和以患者感觉性质的改变为临床表现的感觉质变四种。

常见的知觉障碍有以患者对客观事物产生一种错误感知为临床表现的错觉；以患者缺乏外界相应的客观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时所出现的知觉体验为临床表现的幻觉和以患者对客观事物能够正确认识，但是对部分属性如大小比例、形状结构、空间距离、物体的动静等产生错误的知觉体验为临床表现的感知综合障碍三种。

思维障碍是精神障碍重要的精神症状，主要包括思维形式障碍、思维过程障碍、思维内容障碍和思维属性障碍四个部分。

思维形式障碍指思维的联想障碍。常见的思维形式障碍有以患者联想范围松散，缺乏固定的指向和目的为临床表现的思维散漫；以患者思维数量的减少，概念缺乏为临床表现的思维贫乏；以患者用无关的，不被大家所理解的具体概念来代表抽象概念为临床表现的病理性象征性思维；以患者自创新词、新字、图形、符号等，代替已被大家公认的概念为临床表现的语词新作；以回答问题时患者持续重复第一次答案，尽管提问者已经开始提下面的问题为临床表现的持续言动。

思维过程障碍又称思流障碍，指思维的联想过快、过慢，或中断。常见的有以患者思维的联想速度过度加快和思维量的增加为临床表现的思维奔逸；以患者思维的联想过度缓慢为临床表现的思维迟缓；以患者思维突然中断为临床表现的思维阻隔；以患者在叙述一件事时加入许多不必要的细节，无法简明扼要讲清问题为临床表现的赘述。

思维内容障碍指妄想。妄想是一种病理信念，其内容与事实不符，与患者的文化水平及社会背景也不符合，但患者仍坚信不疑，难于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加以纠正。妄想属于精神病性症状，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最常见的症状之一。

思维属性障碍又名思维占有障碍，指患者感到头脑中的思维不受自己控制，或者体验到思维不属于自己，受外界控制。常见的有以患者认为自己大脑中的某些想法不属于自己，而是外界有人通过某种技术放入自己的大脑，自己在被别人利用为临床表现的思维插入；以患者认为自己的思维没有了，被外界偷走了，并常常有思维中断现象为临床表现的思维抽去/思维被窃；以患者觉得自己的思维即使不讲出来别人也会知道为临床表现的思维播散；以患者明知不对、不必要、不合理，但很难克服和摆脱为临床表现的强迫观念。

情感障碍通常表现三种形式，即情感性质的障碍、情感诱发的障碍和情感协调性的障碍。

情感性质的障碍指患者的精神活动中占据明显优势地位的病理性情绪状态，其强度和持续时间与现实环境刺激不相适应。比如特别的兴奋，或者特别的恐惧。情感性质的改变临床表现为情感高涨、情绪低落、焦虑、恐惧。正常人在一定的处境下也可以表现这些情感反应，因此只有在情感反应不能依其处境及心境背景来解释时方可作为精神症状处理。

情感诱发障碍指情感的始动（启动）功能失调。临床表现为情感不稳定、情感淡漠、易激惹性、病理性激情、情感麻木。

情感协调性的障碍指患者的内心体验和环境刺激及其面部表情互不协调，或者内心体验自相矛盾。临床表现为情感倒错、情感幼稚、情感矛盾。

意志障碍的临床表现有意志增强、减弱、缺乏、矛盾和易受暗示。

意志增强指病态的自信和固执的行动。常见于偏执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等。如有被害妄想的患者，反复上访，向有关部门申述和要求安全保障等。

意志减弱指病态的缺乏主动性和进取性，缺乏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力量。如不想做事，没有积极性等。常见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药物成瘾等。

意志缺乏指患者的意志要求显著减退或消失。患者的生活处于被动状态，处处需要别人的督促和管理，常常伴有情感淡漠和思维贫乏。常见于精神分裂症和痴呆。

矛盾意向指对同一事物，同时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意向和情感，但患者并不感到不妥。如遇到朋友时，一面想哭，一面又想笑。常见于精神分裂症，这是诊断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症状之一。

易受暗示性指患者缺乏主观意向，其思想和行为常常受别人的言行影响，受别人的暗示支配，自己不加分析思考，盲目服从。如别人讲这种药不能吃，容易产生某种不良反应，患者听后马上出现这些不良反应。别人讲这种药好，患者服用后当场见效。常见于分离性障碍、催眠状态。也见于暗示性强的人。

注意障碍指精神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过度或不能集中指向某一事物的过程。常见的注意障碍有注意增强、减退、随境转移、范围缩小和注意迟钝。

注意增强指患者特别容易为某种事物所吸引或特别注意某些活动。比如妄想患者对周围环境的变动特别注意。常见于有妄想的患者、躁狂发作、疑病症。

注意减退又称注意涣散，指主动注意减退，注意不易集中，或不能持久。多见于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症、儿童多动症、疲劳过度。

随境转移指被动注意/不随意注意明显增强。表现为患者的注意极易为外界的事物所吸引，且注意的对象经常变换。主要见于躁狂发作，是躁狂症的主要症状之一。

注意范围缩小/狭窄指患者的注意集中于某一事物时，就不能再去注意其他的事物。即主动注意范围缩小，被动注意减弱，患者表现十分迟钝。正常人对事物缺乏兴趣或疲劳时也会出现注意范围缩小。常见于有智能障碍、意识障碍的患者。

注意迟钝指患者的主动注意和被动注意均减弱。外界的刺激不易引起患者的注意。常见于衰竭状态和严重脑器质性疾病的患者。

精神障碍患者由于认知、情感和意志等活动的障碍，常导致动作和行为的异常，称为动作行为障碍，又称精神运动性障碍。动作行为障碍分为精神运动性兴奋、精神运动性抑制、本能行为异常和其他特殊症状四类。

精神运动性兴奋指患者的动作和行为增加，分为以患者的动作和行为的增加与其思维、情感活动是一致的，与其思维和情感活动的量的增加相协调的，是有目的的、可以理解的，身体各部分的动作与整个精神活动是协调的为临床表现的协调性兴奋和以患者的动作和行为的增加与其思维、情感是不一致的，表现出动作单调杂乱、无动机、无目的，令人难于理解为临床表现的不协调性兴奋。

精神运动性抑制指患者的整个精神活动的抑制，表现为动作、行为的明显减少，具体包括以患者的动作和行为明显减少或抑制，并常常保持一种固定姿势为临床表现的木僵；以患者静卧或呆立不动，但身体各部位却可以任人随意摆布为临床表现的蜡样屈曲；以患者缄默不语，不回答问题，有时以手示意为临床表现的缄默症；患者对于要求他做的动作不但没有反应，反而表现抗拒为临床表现的违拗症。

动作行为障碍的其他特殊症状包括以患者不断地、无目的地重复某些简单的言语或动作为临床表现的刻板言动；以患者对一个有目的而且已完成的言语或动作进行无意义的重复为临床表现的持续言动；以患者对别人的言语和动作进行毫无意义的模仿为临床表现的模仿言动；以患者用一种不常用的表情，姿势或动作来表达某一有目的的行为为临床表现的作态；以患者明知不必要，却难于克制而去重复地做某个动作，如果不去重复患者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不安为临床表现的强迫动作；以患者突然产生的，通常引起不良后果的行为为临床表现的冲动行为。

本能行为分为保存生命的本能行为和保存种族延续的本能行为两大类，具体表现为安全、饮食、睡眠、性需要等。常见的异常的本能行为有以保存生命本能的障碍为临床表现的自杀；以维持生命所需物质摄入行为的障碍为临床表现的饮食障碍；以睡眠觉醒周期性变化的障碍为临床表现的睡眠障碍；以性欲亢进，性欲减退、性欲倒错为临床表现的性功能障碍。

记忆障碍分遗忘和记忆错误两大类。

遗忘指患者部分或完全不能再现以往的经历称为遗忘。临床上分为以患者对以往经历的某一特定时期/阶段有关的记忆丧失为临床表现的心因性因素引起的疾病遗忘和以患者由于脑部疾病引起的记忆缺失为临床表现的器质性遗忘两类。

记忆错误指由于再现歪曲而引起的记忆障碍。常见的记忆错误有错构、虚构、似曾相识或旧事如新感、妄想性记忆/妄想性追溯和记忆增强。

意识障碍指意识清晰度下降和意识范围改变。它是脑功能抑制所致。不同程度的脑功能抑制，造成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意识障碍时许多精神活动都受到影响，表现为感觉阈值升高，感知清晰度下降、不完全，甚至完全不能感知；主动注意减退，注意力集中困难；思维能力下降，难于形成新的概念，思维联想松散，或缓慢，内容含糊，抽象思维和有目的思维困难；情感反应迟钝、茫然；记忆减退，常有遗忘；行为和动作迟缓，缺乏目的性和连贯性；定向障碍，表现为时间、地点、人物的定向错误，通常时间定向最早受累，其次地点定向，最后人物定向受损。定向障碍是临床上判断患者有无意识障碍的重要标志。临床上常见的意识障碍有嗜睡、昏睡、昏迷、意识混浊，、妄、梦样状态和蒙状态。

常见的自我意识障碍有：人格解体、双重人格、自我界限障碍和自知力缺乏。

人格解体指患者感到自身已有特殊的改变，甚至已不存在了。有的患者感到世界正在变得不真实，或不复存在，则称为现实解体或非现实感。有些患者感到自己丧失了与他人的情感共鸣，不能产生正常的情绪或感受。多见于抑郁症，也见于精神分裂症和神经症。

双重人格指患者在不同的时间体验到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活动，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生活，是自我单一性的障碍。除了自我以外，患者感到还有另一个“我”存在。或者患者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常见于分离性障碍，精神分裂症。

自我界限障碍指患者不能将自我与周围世界区别开来，因而感到精神活动不再属于自己所有，自己的思维即使不说出来，他人也会知道，称为思维被洞悉感或思维播散；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冲动和行为不是自己的，而是由他人或某种仪器所操纵或强加控制，称为被控制感。这些都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性症状。偶见于癫痫及其他精神障碍。

自知力缺乏又称内省力缺乏，指患者对自己疾病的判断和认识的能力的缺乏。患者能正确认识自己的精神病理现象称为“有自知力”，患者不能认识自己的精神病理现象是病态称为“无自知力”，介于两者之间为“有部分自知力"。

临床上，智能障碍可分为智力发育障碍和痴呆两大类。

智力发育障碍是指先天或发育成熟以前（18岁以前），由于各种原因影响智能发育所造成的智能低下和社会适应困难状态。随着年龄增长，患者的智力水平可能有所提高，但仍明显低于正常同龄人。影响智能发育的原因包括遗传、感染、中毒、缺氧、脑外伤、内分泌异常等。

痴呆指智力发育成熟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损害原有智能所造成的智能低下状态。痴呆的发生往往具有脑器质性病变基础，如脑外伤、颅脑感染、脑缺氧、脑血管病变等。临床主要表现为记忆力、计算力、理解力、判断力下降，工作和学习能力下降，后天获得的知识与技能丧失等，严重时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还往往伴有人格改变、情感淡漠、行为幼稚及本能意向亢进等。根据大脑病理变化的性质、所涉及的范围以及智能损害的广度，可分为全面性痴呆、部分性痴呆和假性痴呆。

外表：包括体格、体质状况、发型、装束、衣饰等。严重的自我忽视如外表污秽、邋遢，提示精神分裂症、乙醇或药物依赖及痴呆的可能；躁狂患者往往有过分招摇的外表；明显的消瘦除了考虑伴发严重的躯体疾病外，年轻女性患者身上也应考虑神经性厌食症的可能。

从面部的表情变化可以推测一个人目前所处的情绪状态，如紧锁的眉头、无助的眼神提示抑郁的心情。

行为：包括活动的量和性质。躁狂患者总是活动过多，不安分；抑郁患者少动而迟缓；焦虑的患者表现出运动性的不安，或伴有震颤。有些患者表现出不自主的运动如抽动、舞蹈样动作等。

了解患者与周围环境的接触情况，是否关心周围的事物；是主动接触还是被动接触；合作程度如何。躁狂患者倾向于打破社会常规，给人际交往带来种种麻烦；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社交行为上是退缩的；有的痴呆患者会出现显著的社交障碍。应仔细描述患者的社交状况，并举例加以说明。另外，还需关注患者能否照顾自己的生活，如自行进食、更衣、清洁等。

情感活动可通过客观观察与主观询问两个方面来评估。客观表现可以根据患者的面部表情、姿态、动作、语音、语调、自主神经反应（如呼吸、脉搏、出汗等）来判定。主观的体验可以通过交谈，设法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可根据情感反应的强度、持续时间和性质，确定占优势的情感是什么，包括情感高涨、情感低落、焦虑、恐惧、情感淡漠等；情感的诱发是否正常，如易激惹；情感是否易于起伏变动，有无情感脆弱；有无与环境不适切的情感如情感倒错。如果发现患者存在抑郁情绪一定要询问患者是否有自杀观念，以便进行紧急风险干预。

言谈的速度和量：可以反映有无思维奔逸、思维迟缓、思维贫乏、思维中断等。

言谈的形式与逻辑：可以反映思维逻辑结构如何，有无思维松弛、思维破裂、象征性思维、逻辑倒错或词语新作、病理性赘述等。

言谈内容：可以反映是否存在妄想、超价观念、强迫观念等异常思维内容。了解妄想的种类内容、性质、出现时间、是原发还是继发、发展趋势、涉及范围、是否系统化、内容荒谬还是接近现实，与其他精神症状的关系等。

有无错觉或幻觉，错/幻觉的种类、内容、出现时间和频率、与其他精神症状的关系。

定向力：包括自我定向，如姓名、年龄、职业，以及对时间（特别是时段的估计）、地点、人物及周围环境的定向能力。

注意力：评定是否存在注意减退或注意涣散，有无注意力集中方面的困难。

记忆：评估即刻记忆、近记忆和远记忆的完好程度，是否存在遗忘、错构、虚构等症状。

智能：根据患者的文化教育水平适当提问。包括一般常识、专业知识、计算力、理解力、分析综合能力及抽象概括能力。必要时可进行专门的智能测查。

经过病史的采集和全面的精神状况检查，医生还应大致了解患者对自己精神状况的认识。可以就个别症状询问患者，了解患者对此的认识程度，随后医生应该要求患者对自己整体精神状况做出判断，可由此推断患者的自知力，并进而推断患者在今后诊疗过程中的合作程度。

意识障碍患者：如果一个患者呈现神情恍惚，言语无条理，行为无目的、睡醒节律紊乱，高度提示该患者可能存在意识障碍。应从定向力、即刻记忆、注意力等几个方面评估。评价意识障碍的严重程度，分析造成意识障碍的原因，以便紧急采取挽救患者生命的措施。

不合作患者：患者可能由于过度兴奋、过度抑制（如缄默或木僵）或敌意而不能配合医生的精神检查。医生只有通过对以下几方面细心的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的诊断推论：

（1）一般外貌：可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仪表、接触情况、合作程度、饮食、睡眠及生活自理状况。

（2）言语：有无自发言语，是否完全处于缄默；有无模仿言语、持续言语；缄默患者能否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

（3）面部表情：有无呆板、欣快、愉快、忧愁、焦虑等；有无凝视、倾听、闭目、恐惧表情；对医务人员、亲友的态度和反应。

（4）动作行为：有无特殊姿势，动作增多还是减少；有无刻板动作、模仿动作；动作有无目的性；有无对立反抗症、被动服从；有无冲动、伤人、自伤等行为。对有攻击行为的患者，应避免与患者发生正面冲突必要时可以对患者适当约束，这样会帮助患者平静下来。

一般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婚姻、民族、籍贯、职业、文化程度、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或其他患者愿意提供的社交账号）入院日期，病史提供者及对病史资料可靠性的估计。

主诉：主要精神症状及病程（就诊理由）。

现病史：为病史的重要部分，按发病时间先后描述疾病的起始及其发展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发病条件及发病的相关因素：询问患者发病的环境背景及与患者有关的生物、心理、社会因素，以了解患者在什么情况下发病。有无感染、中毒、躯体疾病等因素的作用。如有社会心理因素，应了解其内容与精神症状的关系，预估是发病原因还是诱因。

（2）起病缓急及早期症状表现：通常临床上将精神状态大致正常至出现明显精神障碍的起病时间在2周之内者称之为急性起病，2周到3个月为亚急性起病，3个月以上为慢性起病。如谵妄多为急性起病，而痴呆多为慢性起病。

（3）疾病发展及演变过程：可按时间先后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分段作纵向描述。内容包括：发病前的正常精神活动状况；疾病的首发症状，症状的具体表现及持续的时程，症状间的相互关系，症状的演变及其与生活事件、心理冲突、所用药物之间的关系；与既往社会功能比较所发生的功能变化；病程特点为进行性、发作性还是迁延性等。如病程较长，可重点对近一年社会功能，生活自理的情况进行详细了解。

（4）病时的一般情况：如工作、学习、睡眠、饮食的情况，生活自理如何。与周围环境接触的情况对疾病的认识态度等，都对疾病诊断有重大意义。了解病中有无消极厌世观念、自伤、自杀、伤人、冲动行为等，以便护理防范。

既往史：询问有无发热、抽搐、昏迷、药物过敏史。有无感染、中毒及躯体疾病史，特别是有无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脑炎、脑外伤。应注意这些疾病与精神障碍之间在时间上有无关系，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有无酗酒、吸毒、性病、自杀史及其他精神病史。

个人史：一般指从母亲妊娠到发病前的整个生活经历。但应根据患者发病年龄或病种进行重点询问。如儿童及青少年应详问母亲怀孕时健康状况及分娩史，患者生长发育史，有无神经系统病史，学习及家庭教育情况以及与双亲的关系等；受教育的状况，学业成绩；成人应详问工作情况及工作表现，工作学习能力有无改变，生活中有无特殊遭遇，是否受过重大精神刺激；还应了解婚姻情况，配偶的个性，夫妻生活情况。患者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交友范围、宗教信仰可具体描述，以便与病后的情况比较，判断是否有精神异常。患者的居住环境（居住条件、共同居住者）、患者本人及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要了解，以便对患者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有具体的印象。还应了解患者既往有无犯罪记录。总之，个人史应反映患者的生活经历、健康状况及人格特点和目前社会地位等。

对于青少年患者，应重点询问其儿童期的情况，如饮食、睡眠习惯的形成；有无挑食、厌食、梦呓、梦游、磨牙、尿床等现象；与他人的一般接触和行为特点；情绪是否稳定，有无害羞、恐惧等表现；与双亲的关系，有无与双亲分离的经历；在校学习成绩与品行。青春期发育过程亦应了解。对于成年人和老年患者，则应了解其职业状况、工作史、恋爱婚姻生育史、家庭氛围特点等。有关性生活内容如性发育史、对性的态度和感受，对于精神障碍的发生发展有影响，不应忽视。对于女性患者应详细询问月经史、月经周期心理生理变化以及生育史。

家族史：包括双亲的年龄、职业、人格特点，如双亲中有亡故者应了解其死因和死亡年龄。家庭结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双亲相互关系、亲子关系以及家庭中发生过的特殊事件等，对患者的人格形成及疾病发生发展均有重要影响。精神病家族史，包括家族中有无精神障碍者、人格障碍者、癫痫患者、精神发育迟滞者、自杀者以及有无近亲婚配者。精神病家族史阳性，提示患者疾病的原因可能具有遗传特质。

重点是血压、脉搏、呼吸、体温等生命体征，还包括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躯体外伤痕（特别要注意自伤自杀的痕迹）、甲状腺、水肿征象等。

神经系统检查是对每个精神科患者进行评估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首先，精神症状可能是由于潜在的神经系统病变直接导致的，如脑卒中、帕金森病伴发的情感症状，如果在检查中发现相关感觉和运动症状，则有助于发现精神症状的根源。还有可能精神症状可能是某些神经系统疾病的首发症状或主要临床相，完整的检查可以避免误诊和漏诊；其次，在甄别神经系统损害和分裂转换性障碍时，神经系统检查是至关重要的；最后，精神药物可以影响患者的感觉和运动系统，精神科医生需要有能力评估这些副作用的严重程度。对于老年人和怀疑神经系统病变的患者，要仔细全面地检查必要时请神经科会诊。

韦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eale，WAIS）适用于16岁以上人群。包括11个分测验，分成言语量表和操作量表两部分。言语部分包括知识、领悟、算术、相似性、数字广度、词汇共6个分测验。操作部分包括数字符号、图画填充、块图、图片排列、图形拼凑共5个分测验。分数越高，智商越高。

明尼苏达州多相个性调查表（Minnesota Multiphasie Personality Inventory，MMPI）共有566道题，包含13个分量表，包括疑病（Hs）、抑郁（D）、多重人格症（Hy）、病态人格（Pd）、男性-女性倾向（Mf）、妄想（Pa）、精神衰弱（P）、精神分裂症（Se）、轻躁狂（Ma）社会内向（Si）等，既可以了解受评者的个性特征，也可以对精神科诊断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综合征 Scale，PANSS）：用于精神科医师评定精神分裂症的阳性、阴性和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共30项，采用1~7分的7级评分。评分越高，精神症状越重。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临床上评估成人抑郁症状应用最为广泛的他评工具。有17项、21项、24项三种版本。大部分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少数项目采用0~2分的3级评分。评分越高，抑郁越重。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临床上评估成人焦虑症状应用最为广泛的他评工具。共14项，采用0~4分的5级评分。评分越高，焦虑越重。

药物副反应量表（Treatment Emergent Symptom Scale，TESS）：用于精神科医师评估服用精神药物的患者所出现的副反应。既包括常见症状和体征，又包括实验室检查结果。对每项症状作三方面评定：严重程度、症状与药物的关系、采取的措施。

简明精神状况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最常用的认知筛查工具，包括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力、语言功能等。评分越低，认知功能越差。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air-9，PHO-9）：用于筛查抑郁障碍的自评工具。采用0~3分的4级评分。临界分5、10、15、20，分别代表轻度、中度、中重度、重度抑郁。

包括血尿便常规、生化常规、肝肾功能、血糖、电解质等。必要时可加做血脂、肌醇、脑脊液、妊娠反应、代谢产物测定（如苯丙酮尿症）、基础代谢率、骨密度、遗传学检査（基因多态性检测以指导用药）。

当患者出现精神状态的改变时，需要考虑物质滥用和戒断反应。乙醇和其他成瘾性物质摄入之后，一定时间内可在血液（如酒精）和尿液（如甲基苯丙胺、可卡因、阿片类、大麻等）中检测出来，帮助医生进行临床判断。

药物浓度检测，若使用得当，对于优化治疗和确保治疗依从性都有很大帮助。在进行血药浓度检测之前，需要确定几点内容：测定方法是否在临床上已经得到验证；药物是否已达稳态；取血时间是否正确。正确进行血药浓度检测，有助于确定依从性，确定是否中毒，确定药物相互作用，进一步确定临床疗效，减少窄治疗窗药物如锂盐的中毒风险。

脑电图通过置于头皮的电极来测量大脑低电压的电活动。主要用于评估癫痫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也可用于评估器质性疾病所致精神症状，如谵妄、痴呆等。尽管很多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等，都存在脑电图异常的情况，但脑电图仍非有决定性意义的诊断手段。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使用多管的X线提供大脑横断面影像，CT片中对X线吸收系数高的组织显示为白色（如颅骨），吸收系数低的组织显示为黑色（如气体）。尽管CT有助于识别器质性精神障碍的结构异常，亦能发现精神障碍患者中一些非特异性的结构改变，例如精神分裂症的脑室扩大，但尚不能用来诊断主要的精神障碍。

磁共振成像（MRI）利用质子和外部磁场的交互作用来成像，能提供大脑横断面、矢状位、冠状位的结构细节，对于痴呆患者的脑萎缩、白质病变等敏感性更高。功能磁共振成像利用大脑加工过程中继发性的血流改变来成像，扩展了人们对于精神疾病和精神药物的理解，有助于指导药物研发和临床研究。

由于大多数精神障碍病因不明，精神障碍的病因学诊断还有待学科发展和研究突破，因此国际疾病分类和诊断系统中的精神和行为障碍（ICD-10）基本采用症状学分类原则。症状学诊断有三个优点：避免了病因学上的争论；可以使临床医生在暂时无法确立疾病分类学诊断时，依据症状学诊断采取及时的治疗措施；保留了观察和更改诊断的途径。

精神科诊断“功能性”精神障碍之前首先要排除器质性障碍和物质依赖。一些“病因不明”的精神障碍如精神分裂症、抑郁发作等，其诊断标准中都规定了排除标准，要求排除“更高级别的诊断”之后才能作出该类疾病的诊断。比如确立了“抑郁状态"的症状学诊断后，必须首先排除之前的三类精神障碍“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相关障碍”，才能诊断为“抑郁障碍”。

等级诊断实际上是试图用一元论的观点来简化复杂的临床问题，这个原则建立在一个并不牢固的假设之上——即认为某种障碍比其他障碍更基础或者更重要。等级诊断原则有其显而易见的好处，即“更高级别”的疾病类别需要优先处置，在处置策略上也更具特异性，如边缘性脑炎所致的幻觉妄想，临床处置上肯定要以边缘性脑炎为首要治疗目标。但临床上经常遇到的所谓“共病”，比如焦虑、抑郁经常同时出现，有时很难区分哪个更基础、更重要，而按照等级诊断原则，则十分明确地要求优先诊断抑郁，因此等级诊断原则也会受到部分临床医生的质疑。

精神科的共病诊断，常常是源于各种精神障碍病因不明而产生。共病主要有三种情况：①A与B同时存在但相互独立、具有不同的病因，例如精神障碍与白内障共病，两者之间可能没有共同的病理基础，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此时以“多元病论"来解释；②A与B同时存在且可能具有一些相同的病理基础，例如癫痫与抑郁障碍共病、抑郁障碍与物质滥用共病、神经性厌食症与边缘型人格障碍共病，两者的发生、发展可能相互影响；③A与B先后存在但可能具有一些相同的病理基础，例如抑郁障碍与焦虑障碍共病，患者既往明确诊断为焦虑障碍，此次发病表现为抑郁障碍，此时不能根据等级原则来否定焦虑障碍的诊断，因为抑郁障碍不能完全解释前期临床表现，故以诊断共病为宜。

作出共病诊断时需要注意：①主要诊断能否解释患者所有的症状，如果不能，再考虑添加一种诊断；②作出共病诊断有何益处，能否提醒精神科医师“患者还存在另外一种可治性障碍”；③另一种诊断是否符合共病障碍的诊断标准。

精神障碍的诊断必须首先确认症状（symptoms，S），然后从症状构筑综合征（综合征，S），由综合征引出各种可能的假设诊断（hypothesis diagnoses，D1），通过鉴别诊断（diferentiated diagnoses，D2），最终做出疾病分类学诊断（nosology diagnosis，D3）。在实际工作中要避免先入为主地认定某个诊断，然后寻找症状和其他信息来证明这个诊断的做法。

DSM-Ⅳ的五轴诊断观点，有助于医生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也能指导资料分析过程使之系统、综合、逻辑清晰。五轴所涵盖的范围比单一诊断更能全面描述患者的整体状况，并为治疗方案的制订以及结局预测提供全面的信息。轴Ⅰ至轴Ⅲ都可以作为临床的主要诊断，轴Ⅳ和轴V作为补充资料。

轴Ⅰ：临床综合征，或可能的临床焦点问题。一般情况下是主要诊断。

轴Ⅱ：人格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侧重于病前人格和智力发育方面的问题。

轴Ⅲ：一般躯体状况。躯体疾病的诊断对于精神障碍的处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经常成为临床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

轴Ⅳ：心理、社会、环境影响因素。根据一般正常人在类似情况下的体验来进行评估。

轴V：目前和过去1年内的社会功能大体评估。对康复计划和预后估计具有指导意义。

DSM5里虽然不再采用五轴体系，但是仍然保留了其理念，在疾病诊断做出后，需要对疾病的严重程度、功能损害情况及与疾病相关的因素进行量化评估。

精神障碍的治疗学要求临床医生不仅要掌握疾病的病理过程及临床的重要表现、诊断及鉴别诊断，更应该掌握科学的技能，给患者使用优化的治疗策略，合理使用精神药物、心理治疗、物理治疗，促进病人获得临床治愈，帮助他们尽快地回归社会，提高患者的生活满意度。医学界强调全病程治疗，即将药物治疗和心理社会康复的有机结合，以便获得最佳的临床结局。有学者认为临床治疗学实质上是一门艺术，根据临床不同的临床案例，为患者选择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精神障碍的躯体治疗（somatotherapy）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药物治疗是改善精神障碍，尤其是严重精神障碍的基本措施。物理治疗在精神障碍治疗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电肌肉痉挛治疗和经颅磁刺激，而曾经广泛应用过的胰岛素休克治疗和神经外科疗法等已很少使用。

精神障碍的药物治疗是指通过应用精神药物来改变病态行为、思维或心境的一种治疗手段。由于对大脑及其障碍的了解有限，精神障碍的药物治疗仍然以对症性、经验性为主要特点。精神药物（psychotropic drugs）在传统上按其临床作用分为：①抗精神病药物（antipsychotics）；②抗抑郁药物（antidepressants）；③心境稳定剂（mood stabilizers）或抗躁狂药物（antimanic drugs）；④）抗焦虑药物（anxiolytic drugs）。此外，还有用于儿童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的精神振奋药（psychostimulants）和改善脑循环和神经细胞代谢的脑代谢药（nootropic drugs）等。

抗精神病药物（anlpsychotic drugs）主要用于精神分裂症症、躁狂发作和其他具有精神病性症状的精神障碍。抗精神病药物不宜称为抗精神分裂症药物。

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first-generation antipsycholics，FGAs）又称神经阻滞剂（neuroleptics）、传统抗精神病药、典型抗精神病药，或称多巴胺受体阻滞剂。其主要药理学作用为阻断中枢多巴胺D2受体，治疗中可产生锥体外系副作用和肌醇水平升高。代表药为氯丙嗪、氟哌啶醇等。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可进一步分为低、中、高效价三类。低效价类以氯丙为代表，镇静作用强、抗胆碱能作用明显、对心血管和肝脏毒性较大、锥体外系副作用较小、治疗剂量较大；中效价类和高效价类分别以奋乃静和醇为代表，抗幻觉妄想作用突出、镇静作用较弱，对心血管和肝脏毒性小，锥体外系副作用较大、治疗剂量较小。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second-generation antipsychotics，SGAs）又称非传统抗精神病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新型抗精神病药等。第二代药物在治疗剂量时，较少产生锥体外系症状，但少数药物催乳素水平升高仍明显。按药理学作用分为四类：①5－羟色胺和多巴胺受体拮抗剂（serotonin-dopamine antagonists，SDAs），如利培酮、奥氮平、喹硫平、齐拉西酮、哌罗匹隆、布南色林、鲁拉西等；②多受体作用药（multi-acting receptor targeted agents，MARTAS），如氯氮平；③选择性多巴胺D2/D3受体拮抗剂，如氨磺必利；④多巴胺受体部分激动剂，如阿立哌唑。

抗抑郁药物（antidepressant drugs）是一类治疗各种抑郁状态的药物，但不会提高正常人情绪。这类药物不仅能治疗各类抑郁症，而且对焦虑、惊恐、恐惧、强迫、疑病及慢性疼痛等都有一定疗效。

新型抗抑郁药物：常用的新型抗抑郁药物包括：①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如氟西汀、帕罗西汀等）；②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S，如文拉法辛、杜洛西汀等）；③去甲盐酸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NDRIs，如安非他酮等）；④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NRIs，如瑞波西汀等）；⑤5-羟色胺阻滞和再摄取抑制剂（SARI，如盐酸曲唑酮、伏硫西汀等）；⑥α2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或去甲肾上腺素能及特异性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aSSA，如米安色林和米氮平等）；⑦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如阿戈美拉汀等）；⑧治疗抑郁的植物药或中成药（如巴戟低聚糖胶囊等）。

传统抗抑郁药物：传统抗抑郁药物包括：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和在此基础上开发出来的杂环化合物或四环类抗抑郁药；以及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

心境稳定剂（mood stabilizers），又称抗躁狂药物（antimanic drugs），是治疗躁狂以及预防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或抑郁发作，且不会诱发躁狂或抑郁发作的一类药物。主要包括锂盐（碳酸锂）和数种抗癫痫药物，常用的是丙戊酸盐、卡马西平、拉莫三嗪和加巴喷丁（gabapentin）等。传统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氟哌啶醇等可用于躁狂发作急性期治疗，但因可能诱发抑郁发作，不能称之为心境稳定剂；新一代抗精神病药奥氮平、利培酮、喹硫平、齐拉西酮和阿立哌唑等，可以用于躁狂或双相障碍的急性期治疗和维持期治疗，诱发抑郁的报告罕见。为了使患者情绪尽快稳定，治疗最初几周也可合用苯二氮䓬类药物。

抗焦虑药物（anxiolytic drugs）的应用范围广泛，种类较多，具有中枢或外周神经系统抑制作用的药物都曾列入此类，并用于临床。应用最广的为苯二氮䓬类，其他还有5-HT1A受体部分激动剂丁螺环酮和坦度螺酮、β盐酸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如普洛尔。多数抗抑郁药以及部分抗精神病药（小剂量使用）均有抗焦虑作用。苯二氮䓬类除了抗焦虑作用外，常作为镇静催眠药物使用，因此被滥用现象较严重。

物理治疗（physical therapy）包括电肌肉痉挛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经颅磁刺激（transeranial magnetic simulation，TMS）、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磁痉挛治疗（magnetic 癫痫发作 therapy，MST）、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等。

电痉挛治疗（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ECT）又称电休克治疗（electrical shock therapy），是以一定量的电流通过大脑，引起意识丧失和痉挛发作，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方法。有条件的地方已推广采用改良电抽搐治疗（modified electroconvulsivetherapy，MECT）。该方法是通电前给予麻醉剂和肌肉松弛剂，使得通电后不发生抽搐，避免骨折，关节脱位等并发症的发生，更为安全，也易被患者和家属接受。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是一种非侵入性的脑刺激，由磁场产生诱发电流，引起脑皮质靶点神经元去极化。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批准经颅磁刺激用于治疗抑郁症，也有在精神分裂症和焦虑障碍中开展的研究。重复经颅磁刺激的频率从1~20Hz不等，低频刺激（≤1Hz）降低神经元的兴奋性，高频刺激（10~20Hz）提高神经元的兴奋性。与ECT不同，重复经颅磁刺激不需麻醉，一般不诱发癫痫，不引起定向障碍和认知损害。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过程中，患者保持清醒除头痛和头痛外，没有其他的不良反应，因此门诊患者可以在治疗结束后立即投入工作。过高的刺激强度会带来肌肉痉挛发作的风险。刺激强度用占运动阈值的百分比来衡量，在10次磁刺激中能够至少引起5次手部肌肉抽搐的最小的刺激强度即为运动阈值，通常采用80%~120%的运动阈值作为磁刺激的治疗参数。合理选择参数及加强临床观察对确保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每次治疗通常持续30分钟，每周治疗5天，每个疗程2~4周。

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治疗是利用立体定向的技术准确定位，在大脑特定区域植入电极，连续不断地传送刺激脉冲到深部脑组织的特定区域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对严重、慢性难治性抑郁患者进行深部脑刺激治疗，可持续且显著改善患者症状。DBS手术中，靶点的定位和触点的选择是决定临床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主要以胼体下扣带回作为抑郁症治疗靶点。但由于该区域解剖位置边界不清晰且具有个体差异性，利用该方法确定靶点并不准确，临床治疗效果可重复性差，仍需改进。DBS治疗精神疾病的范围也在扩大，也有应用于强迫症、精神分裂症，神经性厌食症和药物成瘾等领域的研究。

国际上亦有应用迷走神经刺激、磁肌肉痉挛治疗和经颅直流电刺激的临床应用研究。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是一种用于治疗难治性抑郁症的手段，具有一定的潜在价值，需要在胸腔植入一个类似起搏器的脉冲发生器，并连接到一个位于颈部迷走神经处的刺激电极，操作过程中的侵入性和由此带来的不良反应都需进一步研究。磁痉挛治疗（magnelic 癫痫发作 therapy，MST）具有与ECT相当的疗效，不良反应显著小于ECT，具有临床应用价值，但仍处于实验阶段，线圈类型、刺激剂量、最佳刺激位置、作用机制和患者的选择仍需研究。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et cumrentstimulation，tDCS）是一种非侵入性脑刺激技术，在国际已经研究多年。主要用于焦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谱系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是一种以助人、治病为目的，由专业人员实施的人际互动（interaction）过程。医生、心理治疗师利用精神医学及心理学的原理，通过谈话、非言语沟通及特意安排的情境，积极影响患者，改变心理体验和行为，达到减轻痛苦、健全人格、适应社会、治疗疾病、促进康复的目的。

治疗设置：精神分析的设置为长程、高频次的精神分析，每周3~5次，每次45~50分钟。心理动力学治疗的设置为低频，通常为每周1~2次，每次45~50分钟，治疗疗程相对灵活。

建立治疗联盟：治疗联盟为患者与治疗师之间形成的现实的治疗合作关系。

初始访谈与诊断评估：通过心理动力学访谈，对患者的人格结构、心理防御机制、心理发展水平、潜意识的心理冲突、人际关系等进行评估和动力学诊断，确定治疗目标。

治疗过程与常用技术：将移情与反移情、阻抗作为探索潜意识的线索和治疗工具，通过自由联想、梦的分析、肯定、抱持、反映、面质、澄清、解释、修通、重构等技术达到治疗目标。

结束治疗：回顾治疗过程，评估疗效，强化治疗效果，帮助患者与治疗人员完成心理分离，促进患者适应社会。

行为治疗运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技术，通过行为分析，情景设计、行为干预等技术，达到改变适应不良行为、减轻和消除症状、促进患者社会功能康复的目标。基本原则是：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目标明确、进度适当；赏罚适当；激活并维持动机。常用技术包括行为的观察与记录、行为功能分析、放松训练、系统脱敏疗法和冲击疗法等。

认知治疗认源自理性-情绪治疗和认知治疗。焦点是冲击患者的非理性信念，让其意识到当前问题与所持非理性观念有关；发展有适应性的思维，教会更有逻辑性和自助性的信念，鼓励患者身体力行，引导产生建设性的行为变化，并且验证这些新信念的有效性。认知治疗使用许多来自其他流派的技术，特别是与行为治疗联系紧密，以致二者常被并称为认知行为治疗。常用的基本技术有以下几种：①识别自动性思维；②识别认知性错误；③真实性检验（或现实性检验）；④去注意；⑤监察苦恼或焦虑水平；⑥认知自控法。

相对于精神分析对潜意识的关注和行为主义对学习过程的强调，人本主义对于意识领域的冲突感兴趣，首先倡导“以人为本”“以咨客为中心（client-centered）"的思想。人本主义者认为，心理障碍只是成长过程受阻碍的结果，是实现自我的能力相对于可能性而言显示出不足；不能高估过去的潜意识经验和环境中的条件化学习因素对人的影响，也不能高估智力、理性对于其他心理过程和行为的控制；每个人都有其独特性，心理治疗师不是万能的权威，而只是一面“镜子”，让咨客“看见”自己的行为和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情感体验。因此，心理治疗的目标是扩展、增加体验，增强自由意志提高自我确定、选择和满足的能力，促进非理性的体验能力，如敏感性、情感表达、自发性、创造性及真诚性等方面的成长。为达到这些目标，治疗干预显得自然而然，治疗师有高度的情感投入。由于以上特点，人本主义理论和技术已经成为一般心理治疗的基础，而且也被其他流派广泛采纳。需要注意的是，人本主义治疗故意弱化对心理病理的关注，不喜欢使用“治疗师"“患者、病人”，而提倡用“助人者”“当事人、咨客”。

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心理干预的一类方法。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精神障碍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家庭有关的。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并且受到后现代哲学的影响，精神医学在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发生“范式转变”，把个体与家庭环境、社会系统联系起来进行临床研究。家庭治疗较早接受了系统思想的影响，但系统思想也被应用于个别治疗和团体治疗，所以用“系统式治疗（systemic therapy）"来指代这类强调个人与社会系统关系的心理干预。操作方法包括以循环提问、差异性提问、前馈提问、积极赋义和改释等为主的言语性干预技术和以家庭作业、家庭雕塑、绘画分析等为主非言语性干预技术。

支持性心理治疗（supportive psychotherapy）与关系技巧（relational skills）指心理治疗人员在医疗情境中，在伦理、法律法规和技术性规范的指导下，与患者积极互动而形成支持性、帮助性的工作关系。治疗关系不等同于日常发生的社会行为，应该向患者提供心理支持，使人增强能力，能够促进与对方设身处地相互理解。一般采取接纳与反应、构架、倾听、引导、安慰和承诺、暗示等技术了解患者的病史、症状、人格特点、人际系统、对治疗的期望、转诊背景等基础信息，进行心理评估，制订治疗计划，开始治疗。

暗示（suggestion）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人情感和思想影响的现象。暗示疗法（suggeslive therapy）是有意运用暗示现象获得疗效的治疗方法。催眠术（hypnolism）是持续地对患者进行暗示，以诱导催眠状态（hypnosis），或称恍惚状态（trance slate），以达到催眠治疗目的的技术。

催眠是心理治疗的基础技术，可以单独使用，以达到镇静，降低焦虑水平、镇痛的目的，也可以与其他技术联合使用。按照使用暗示治疗的用途，可以分为直接暗示和系统的催眠治疗，应用于广泛的精神障碍及部分躯体问题。催眠改变意识状态，使具有高度受暗示性的潜意识活跃起来，不仅可以诱导产生治疗当时的各种新鲜体验，包括深度的放松，还可以唤起一些被压抑的创伤性经历和被遗忘的记忆内容，成功的催眠后暗示甚至能够影响治疗后清醒状态下的行为。电生理学及医学影像学研究显示，催眠状态下脑活动与清醒状态不同。一般而言，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被催眠，但这种能力有较大的个体差异。

解释是促进重建自我认识（restructuring self-pereeption）的技术之一，主要用来帮助患者澄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新观点看待病理性问题与各种内外因素的关系，获得领悟，使其能走上自己解决问题的新路。指对心理、行为及人际情境中的关系或意义提出假设，促使患者用新的词汇、语言及参照系，来看待、描述心理和行为现象，以帮助患者澄清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以新观点看待和理解病理性问题与各种内外因素的关系，获得领悟，学习自己解决问题。该疗法适用于以下情况：

1.增加患者对自身人格发展、当前临床病理问题及其处理策略的认识，改变功能不良的信念、态度和思维方式；

2.健康教育，指导康复；

3.临床各科医生用于日常医患交流，保障患者知情同意及知情选择权，增加依从性。

团体心理治疗（group therapy）是指在小组情境中提供心理帮助的一种形式，也称小组治疗、集体治疗。通过人际系统内的交互作用，促使个体在互动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接纳自我，调整和改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生活适应的过程。团体心理治疗对于人际关系适应不佳的人有独特用途。现代团体治疗主要有三种：心理治疗、人际关系训练和成长小组。社交行为障碍明显者，以及治疗师担心个别治疗会加剧患者依恋的情况，比较适合团体治疗。后两种团体的参加者可以是患者或普通人，目的是为了改善关系，发挥潜能，自我实现。

表达性艺术治疗（expressive arttherapy）简称为表达性治疗或艺术治疗，是将艺术创造形式作为表达内心情感的媒介，促进患者与治疗师及其他人交流，改善症状、促进心理发展的一类治疗方法。其基本机制是通过想象和其他形式，激发、利用内在的自然能力进行创造性表达，以处理内心冲突、发展人际技能、减少应激、增加自我觉察和自信、获得领悟，促进心理健康、矫治异常心理。表达性艺术治疗适用于大多数人群，包括一般人群、适应困难者和多数精神障碍患者。表达性艺术治疗包括很多形式，常见的如绘画治疗、戏剧治疗、音乐治疗、舞蹈治疗、沙盘治疗诗歌治疗、园艺治疗等。

表达性艺术治疗可采用个别治疗方式或团体治疗方式进行。由于表达性艺术治疗的异质性，没有明确统一的禁忌证。精神障碍急性发病期，兴奋躁动、严重自伤和自杀倾向的患者，一般不宜接受表达性艺术治疗。

1964年，芬妮·卡普兰（Caplan）首先倡导对预防精神障碍的重视，并提出了“三级预防”模式，对精神病学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各国对于精神障碍的预防工作也就主要从这三方面展开。

一级预防即为病因预防，通过消除或减少病因或致病因素来防止或减少精神障碍的发生，最终消灭此类疾病的发生。属于最积极、最主动的预防措施。然而许多精神障碍的病因仍然未明，因此在精神科实施一级预防难度较大。

1.对某些病因较为明晰的器质性精神障碍或精神发育迟滞，应采取果断措施，杜绝疾病的发生。如因某些病毒、细菌感染引起的精神障碍，应从各种途径防止或减少感染的机会；对于因地方性碘缺乏病所致的精神发育迟滞，则从饮食结构，改善碘盐供应等方面着手。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得到了较好的改变。

2.对那些可能与遗传有关的精神障碍，一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法律，法规，通过禁止近亲婚配，限制具有高度遗传危险性的患者结婚与生育。二则需要精神病学学科及相关学科的配合和努力，通过积极的宣传，开展遗传咨询，进行保健检查等防止这类精神障碍的发生。

3.对于发病与病前个性特征密切相关的精神障碍，要从儿童时期的培养教育着手，重视家庭教育，开设幼儿心理卫生课程，注意培养儿童健康、健全的人格。

4.社会竞争加剧，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复杂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各种应激性事件增加。为此，充分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与宣教，及时提供正确的心理咨询服务，是使各界人士重视心理卫生和精神健康，有效地防止外界因素的侵扰，减少与各种应激相关的心理障碍发生的有效途径。

5.大力加强精神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工作。通过与医学遗传学，医学影像学及医学心理学等分支学科的合作，深入探讨精神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这是从根本上预防精神障碍发生的坚实基础。

6.定期进行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精神障碍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发病规律、影响因素及分布情况等，结合地区人口构成的变化，为相关部门制订规划，进行决策，从宏观上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提供依据。

二级预防着重对精神障碍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并争取在疾病缓解后有良好的预后，防止复发，这是对许多精神障碍的病程转归及预后有重要影响的措施，是精神障碍防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众所周知，不少精神障碍亚急性或慢性起病，症状隐匿，临床表现缺乏明确的特征性，往往失去及时干预、及时处理的机会。

二级预防是精神科处理的一部分，当前驱症状出现时它能有效预防复发及再入院。临床实践表明，患者在复发之前通常会出现某些前驱症状，症状呈现可数日，数周或更长。较为常见的有一些中至重度的烦躁不安症状群，例如，紧张、神经过敏，进食少，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困难，难以入睡和情绪抑郁，并且也可能包括一些轻微的精神病性症状以及怪异的行为。这些复发前的变化提示将会出现某些新的症状或者使原有基础症状加重。除了症状，一些患者和家属也会注意到某些可观察到的行为异常，例如社会性退缩，衣着装扮过分醒目或奇特怪异，或不修边幅。如能早诊断，早治疗则不致延误病情。为此精神障碍的二级预防应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1.积极，深入且有计划地向广大群众宣传精神障碍的有关知识，让人们能初步认识精神疾病；同时改善对精神障碍以及精神疾病患者的不正确看法，消除社会偏见和歧视，把疾病控制在萌芽或初发状态。

2.对已经发现的精神障碍患者应进行充分、有效的治疗，争取使疾病达到完全缓解，同时积极进行随访与巩固治疗，减少复燃和复发。

3.对病情已经好转的患者，应进行多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和康复训练。让患者正确认识疾患，进一步正确认识自己，锻炼自己的性格，正确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社会因素。

4.做好出院患者的定期随访工作，使患者能接受及时而有针对性的医疗指导与医疗服务；并指导和协助家属帮患者解决各种心理卫生方面的问题。

5.推广对综合性医院医务人员普及精神医学知识，设立精神科，心理咨询门诊。定期举行不同类型的培训班，系统地介绍精神疾病的主要症状，常见精神障碍的诊断要点，常用的治疗方法、精神药物使用原则及药物不良反应的识别与处理，不断提高对精神障碍的防治水平。

6.关心并满足精神障碍患者的合理要求，重视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对疾病预后、复发等的影响。做好患者出院后的各种合理安排，避免不必要的生活事件应激，尊重患者的人格。

三级预防的要点是做好精神残疾者的康复训练，最大限度地促进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减少精神疾病的复发，并将这一工作深人到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之中。

1.积极谋求各级政府部门对精神疾患的重视与对防治工作的支持。成立精神障碍防治康复的领导及协调工作小组。逐步形成政府主管部门主持、相关系统协作的精神障碍防治康复体系，如工作人员，康复机构，康复措施的安排等。这一体系对巩固治疗效果，减少复发，减少精神残疾，减少整个社会的医疗支出与疾病损益，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2.强调住院康复。住院治疗是精神障碍康复的第一步，在住院期间积极开展对患者生活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职业操作能力的训练，促使患者能够顺利地从医院过渡到社区。

3.动员家庭成员支持与参与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活动。家属的积极投入，认真照顾，恰当的情感表达并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患者，可显著减少来自家庭和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促进患者的康复。中国较多开展的精神障碍患者家属联谊会，定期对家属们进行系统的心理卫生知识、如何正确对待患者、怎样减轻对患者的精神压力以及如何促进患者的康复、巩固治疗效果、减少疾病复发等基础理论教育，并进行积极的交流，是十分有效的预防方式之一。

4.想方设法，妥善解决精神障碍患者以及精神残疾者恢复工作或重新就业，对支持其心理处境与投身于社会大环境接受锻炼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项工作实施难度较大，一方面需要法律、法规、政策的保障，另外尚需舆论的大力宣传，更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精神障碍康复的三项基本原则是：功能训练、全面康复、回归社会。功能训练是指利用各种康复的方法和手段，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各种功能活动，包括心理活动、躯体活动、语言交流、日常生活、职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等方面能力的训练；全面康复是康复的准则和方针，使患者在生理上、心理上，社会活动上和职业上实现全面的、整体的康复；而回归社会则为康复的目标和方向。精神康复的主要任务有：

生活技能训练和社会心理功能康复：训练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行为技能，包括独立生活的能力、基本工作能力、人际交往技能，解决问题技能、应付应激技能等，使患者能够重新融人社会。让患者正确认识疾患，进一步正确认识自己，克服性格弱点，正确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社会问题和矛盾。

药物自我管理能力训练：包括使患者了解药物对预防与治疗的重要意义，自觉接受药物治疗；学习有关精神药物的知识，对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等有所了解，学会识别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并能自行简单处理。按时按量服药，防止疾病复发，减少残疾，使患者最大限度地恢复心理和社会功能。

学习求助医生的技能：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自觉寻求医生的帮助，能向医生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要求，能有效地描述自己所存在的问题和症状。能够在病情出现复发迹象的时候，及时向医生反映，得到合理的处理。

精神障碍是一类病因复杂的脑疾病，其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既受到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也与人类社会文明的进展程度密切相关。公元前4世纪，西方希波克拉底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提出思维与精神现象具有物质基础。希波克拉底认为精神障碍源于人体内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异常，一旦四种体液间的平衡性遭受破坏，就会导致精神病的出现，即精神障碍的体液病理学说，并由此奠定了从唯物主义角度诠释精神障碍发病机制的基础。然而，始于中世纪初期，由于神学及宗教对医学的束缚，人们唯心地认为精神障碍源于魔鬼附体，原罪与魔鬼理论成为精神障碍的病因主流，从而导致精神障碍病因学研究误入歧途直到17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医学脱离了神学的控制，精神障碍的病因学研究才重新步入正轨。18世纪苏格兰名医威廉·卡伦（WiliamCulen）基于神经病理学的研究，指出精神障碍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疾病，源于神经系统的兴奋继而衰竭。19世纪中叶，法国精神病学家莫雷尔（Benedict-Augustin Morel）通过调查精神障碍患者的家族史及患者童年时期的经历，发现精神障碍具有家族聚集性的现象，并且童年时期的经历如贫困、躯体疾病等与精神障碍的患病也紧密相关，从而建立了精神障碍“遗传退化"病因学理论体系，指出精神障碍是一种源于遗传的退化现象，首次强调了遗传因素在精神障碍发病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莫雷尔还注意到酒精、药物等的滥用也与精神障碍的发病有关。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精神障碍病因学研究科学、快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现代精神病学之父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Kraepelin）总结前人的研究结果并首次应用临床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大量的临床病案，为精神障碍的分类学及病因学研究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一方面，克雷佩林创新性提出了精神障碍的分类学原则，将精神分裂症（克雷佩林将其命名为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以强调这类精神分裂症患者所表现出的认知功能的损害）与躁狂抑郁症予以明确区分；另一方面，他指出精神障碍是具有客观规律的生物学过程，使精神障碍的研究从症状学的基础进人自然疾病单元的研究。埃米尔·克雷佩林的研究至今仍对生物精神病学领域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同时期的另一位领军人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建了“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类心理活动的源泉是“无意识”精神障碍的病因是压抑在意识深处的情感事件或矛盾未得到合理释放与解决，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进行研究。阿道夫·迈耶（Adof Meyer）提出“精神生物学”理论，认同遗传及脑功能障碍在精神障碍发病中的重要作用但更强调了心理与社会因素在精神障碍病因学中的作用。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分子遗传、神经递质、神经内分泌神经免疫、神经发育和神经影像等多学科的研究进展，揭示了精神障碍存在一定的生物学基础。另外，也发现心理社会因素与精神障碍的发生密切相关，事业成败、人际纠纷、生活窘迫竞争压力等生活事件和不良环境因素，均可增加心理应激负荷，如果再遇上心理素质不佳和社会支持缺乏等情况，就容易发生精神障碍。此外，不同的民族、文化、社会风气、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也影响着精神障碍的发生。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基因谱系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精神障碍的多病因假设和综合干预的必要性。

在20世纪后期，国际上广泛应用“精神卫生”（mentalhealth）替代精神病学，并拓展了精神病学的范畴，它不仅研究各类精神障碍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防治，同时还探索与保障普通人群的心理健康，以减少和预防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

ICD是WHO编写的《疾病及有关保健问题的国际分类》（Interm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英文书名的缩写，简称国际分类。但这并非其最初的名称，在1890年巴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死因分类修订会议中，首次提出了国际死因分类法（interational list of causes of 死亡，ILCD），这是第一版的ICD。之后每隔十年左右ICD都会得到一次补充和完善。1948年WHO在巴黎举行第6届国际疾病和死亡原因分类会议，由WHO颁布了《国际疾病分类第6版（ICD-6）》，首次包括精神障碍分类。此分类作为卫生信息标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临床研究、医疗结局监测、卫生事业管理以及卫生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

随着精细化管理和医疗付费对ICD-10的要求越来越高，基于其固有的体系架构，对它的修订和应用受到限制，因此难以使日益增长的医疗和管理需求得到满足。高速发展的卫生信息化也要求ICD与电子信息系统达成良好的交互。随着医学科学的迅速发展，ICD-10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不再适用。为了使疾病分类更好地反映医学科学和医学实践的发展，2007年WHO启动了ICD-11的修订工作，2012年5月完成基本模型的建立（Alpha Phase），而后进入起草阶段（Beta Drafing），2014年开始评审修订（Review Phase）。与以往修订及维护方式不同，WHO首次搭建了基于网络平台面向全球的意见征集和修订评审机制对ICD-11进行维护。为使编码查找更为便捷，WHO提供多种语言版本的ICD-11在线工具（即ICD-11 beta browser），同时允许ICD-11通过network service存取到本地软件中。因此，用户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即ICD纸质版、在线工具和本地软件使用ICD-11，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使用体验。

美国精神病学会于1952年出版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and Statistical ManualofMental Disorders，DSM）》。第1版被称为DSM-Ⅰ，是在ICD-6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1968年出版了DSM-Ⅱ，与ICD-8基本一致，编码也一致，仅根据美国的情况有少量变更。1980年出版的DSM-Ⅲ，对前两版有较大的修订，并对每个诊断都定出了一个明确的诊断标准，是在精神障碍诊断史上的重大改革，特别是提出了以临床轴为主的多轴诊断概念，促进了临床医生对患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包括躯体状况、个性特征、社会文化背景等进行全面的考虑。1994年出版了DSM-Ⅳ，补充了编码与多轴诊断。DSM系统的分类，虽然主要通行于美国，但因其有详细的诊断标准，所以具有巨大的国际影响。

1958年，中国受苏联精神科国界的影响开始进行精神障碍的分类。在1978年，出版了《中原地区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hinese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tic Criteria of Mental Disorders，CCMD）》第1版，将各类精神疾病归并为十大类，并进一步划分了各种亚型与亚类。之后CCMD-1在全国77个精神卫生机构22285例门诊患者和8061例住院患者中进行测试，中华神经精神科学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制定工作委员会根据测试结果、参照国际分类方案、结合中国国情，于1989年通过并公布了中国新的疾病诊断与分类方案，同年CCMD-2出版。随着20世纪90年代ICD-10和DSM-的问世，中国精神科学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诊断系统，于1995年又出版了修订版CCMD-2-R。由于CCMD-2-R应用过程中存在一些争议以及与国际分类接轨的需求，中华精神科学会成立了CCMD-3工作组，并于2001年推出了第3版。

世界卫生组织《2013-203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确认精神卫生在实现人人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综合行动计划的4项主要目标是：

世卫组织“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规划”（mhGAP）使用以证据为基础的技术指导、工具和一揽子培训，扩大各国的服务提供范围，尤其是资源匮乏环境下的服务。规划侧重于一组重点疾病，把能力建设的方向确定为针对非专科卫生保健提供者，采取综合性的做法在各级保健工作中促进精神卫生。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规划”干预指南2.0是该规划的一部分，为医生、护士和非专业卫生环境中的其他卫生工作者提供精神障碍评估和管理指导。

为了做好精神卫生工作，中国于2013年正式颁布和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提出并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工作原则，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有关部门各尽其责，社会各界参与的精神卫生工作组织管理体系；以医疗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精神障碍防治康复工作体系；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采取药物治疗、心理疏导、康复训练和社会服务等综合措施，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参与社会生活和开放管理条件下的治疗康复服务促进患者回归社会。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2019年制定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更是明确提出要关注全民心理健康问题，降低或控制心理/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与致残率，提高心理卫生服务水平和质量。

精神疾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负效应。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0年的估计，世界范围内有1.21亿人罹患抑郁，2400万人患有精神分裂症。采用世界银行残疾调整生存年估计疾病总体负担，2000年精神疾病在总体疾病负担中占12%，2020年精神疾病占残疾调整生存年损失的15%。由于精神疾病主要影响的是青壮年，而青壮年是人口年龄段中最富生产力的时期，因此它所带来的社会负担更重。根据WHO全球疾病负担项目（GBD）研究，2004年至2030年，单相抑郁障碍的负担由第3位上升到第1位，成为全球负担最重的疾病。世界经济论坛（WEF）2011年发表研究报告指出：“癌症、糖尿病、精神疾病、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未来20年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达到47万亿美元。20年里累计造成的GDP损失，估计相当于全球年生产总值的大约4%。”其中精神疾病造成的损失，估计达16万亿美元，相当于上述全球损失的1/3。

一般来说，精神疾病仅仅是导致残疾，而非死亡，但是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残疾和死亡的比率格外高。例如，严重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常常得不到治疗的身体健康问题（例如癌症、心血管病、糖尿病和艾滋病感染）、自杀、过早死亡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群高 40%~60%。1993 年，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与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对于全球疾病负担（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进行了评估，引入了伤残调整生命年（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来量化疾病负担。DALYs指因死亡或残疾而丧失的健康生命年数。通过权重来表示不同疾病所致残疾的严重性。例如重症抑郁所致的疾病负担与失明或截瘫所致的疾病负担相当，而重性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所导致的疾病负担等于全瘫所致的疾病负担。根据调查，精神与物质使用性障碍相关的残疾造成健康生命年的损失（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s）占整个疾病的第2~3位，但有人认为被低估了。

精神疾患常常使个人和家庭陷入贫穷。与一般人群相比，精神障碍患者陷于无家可归或被不当监禁的情况要常见得多，加剧了其边缘化和脆弱性。由于污名和歧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权常常遭受侵犯，许多人享受不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工作权和教育权及生殖权等。他们还可能面临不卫生和不人道的生活条件、身体和性侵害、忽视，并可能在卫生机构遭到有害和有辱人格的待遇。他们往往被剥夺公民和政治权利，例如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人身自由、投票权和有效、全面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以及在对自身具有影响的其他问题上行使其法律能力的权利，包括治疗和保健。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orld Psychiatric Association，WPA） 是代表121个国家的145个精神病学协会的全球协会，汇集了超过 250000名精神病学家。该协会通过 70 多个科学部门、教育项目、出版物和活动促进精神病学领域的协作工作。 它制定了精神病学实践的道德准则以及与精神病学实践和精神病学家的作用相关的主题的立场声明。世界宠物协会与其成员合作主办年度 WPA 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以及区域和专题大会，吸引全球心理健康领域的领导者，并提供共享学习和合作的论坛。此外，WPA 对教育和学习的关注也促使其开发了各种教育项目以及一系列书籍和定期的会员通讯。WPA 的官方期刊《世界精神病学》被评为精神病学领域排名第一的期刊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排名第一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