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1489年-1566年），字才伯，号泰泉。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明代岭南大学者，著名方志学家，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献学家和诗人。

黄佐，正德五年（1510年）获庚午乡试第一。1519年，赴京再度会试，1520年他以第十八名的成绩通过会试，1521年被评定为二甲第十一名。1522年，朝廷试庶选吉士，黄佐五试名列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兼春坊司谏。1523年初冬，黄佐以副使前往湖广册封岷府南渭王。1524年，黄佐北上考中进士后第一次回到广州市。1528年春天，黄佐将父亲黄畿原在越秀山修学之地装饰一新，名曰粤洲草堂。1528年，黄佐来到桂林市，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学佥事，负责全省教育事务。1530年冬天，黄佐因母亲生病离开广西，把修志一事托付梧州市知府同知舒柏、周钱等人。1531年，该志完成编纂刊行面世，黄佐撰《广西通志后序》。除《广西通志》外，黄佐还撰有《广西平蛮录》《广西图经》等。清代初年，黄佐与王守仁等一道被列入广西名宦祠。嘉靖十九年（1540），他任南京翰林院侍读，嘉靖二十一年春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官从四品，官方后来在他广州市城里住地附近建起的“大司成牌坊”也由此得名。1546年后，黄佐不再入仕。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黄佐七十七岁谢世，病逝后，诏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

黄佐一生的著述，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旧说有三十九种，现在还可以见到篇目的尚有明刻的《广州府志》《乐典》《乡礼》《明音类选》《广东通志》《庸言》《六艺流别》《泰泉集》等八种数百卷，著述内容涉及的主要还是理学及史志方面，而两者又是紧密相关的。黄佐，除了仕途上的成就，黄佐还是岭南文化的一张名片，他编写的方志等著作成为后世历代学者在研究中依据的经典。黄佐主编的《泰泉乡礼》对明代以后广东省宗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把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礼仪逐渐向平民推广，对广东本地宗族的繁衍壮大，宗族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的诗作风格雄直恣肆，充满了豪迈之气与深邃的情感。后人尊他为“粤之昌黎”，他诗歌理念与风格的传承，使得岭南诗风在明代诗坛中独领风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

黄佐自小在爷爷和父亲的教导下成长，少年时代，他常常听到爷爷与父亲在厅堂上交流治学“四书”“五经”的心得。爷爷和父亲边朗诵边讨论，父亲遇有不同看法，即向爷爷提出疑问，黄佐正是在这样一个学术书香环境里长大，耳濡目染，开阔了视野。

黄佐从小便聪慧好学，幼承家风。3岁受读《孝经》，8岁钻研诗词、天文和历算之书，是名副其实的“学霸”。黄佐的生活年代正当理学盛行，因此，他从四岁起便开始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并颇能心领神会。据说他入学不久，提出的问题连老师都解释不了。

发奋图强。1499年，刚满十岁的黄佐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而勤奋读书。他博览群书，特别关注经书史籍，每有心得，就做笔记，汇编成册，名《漱芳录》。两年后，黄佐完成了科举前的学业，转而学习文言文词和卦象、爻象及阴阳之数，为日后的治学研究奠定扎实基础。这一年黄佐写下《正骚》《粤会赋》等文章。1504年，十五岁的黄佐写了一篇《志学铭》，里面提到孔子在十五岁时有志于学，立下办大事的志向。黄佐说自己也要和孔子一样，订立人生的座右铭：

正德五年（1510）他“乡荐第一”，十五年（1520）登进士第。次年，经庭试被选为庶吉士，开始跨进仕途。

1511年，黄佐奉父母命与南海李姓结婚。黄佐在自己书房门上书“小斋”二字，左右两联：主静以立本，慎动以安身。平日严静独处，晨昏攻读。是年他写了一篇《九州问》，抒发自己中举后没有上京参加会试，坚持闭门习静，因以守一，希望取得更大作为的志向。

1514年，黄佐在父亲陪同下北上参加会试，途经江苏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时，黄不幸染疾，一病不起，客死他乡。黄佐悲痛不已，哀伤哭泣，扶柩返粤。黄佐将父亲安葬在白云山西南的聚龙冈，每天守墓。他将墓旁的茅亭扩展为有八间房子的聂氏宗祠，名为“永思堂”。

1517年，黄佐守墓三年毕，决定上京参加会试。参加会试的是来自各省的举人，此时的会试分为南北卷，取得第一名者叫会元。早春二月，黄佐来到京城，由于路途劳累奔波，加上北方寒冷的天气，黄佐患病了，以至未能完成考试。会试落第，不少人留在北京担任官学教授或在国子监读书。当年的大学士会试主考官是东莞人梁储，他让黄佐留在京城。黄佐婉言谢绝梁储的好意，他惦记着在广州市的母亲和家庭，以及撰写了一半的《诗经通解》。于是黄佐返回广州，继续他的《诗经》研究。是年，黄佐完成了《诗经通解》二十五卷。

黄佐自从京师归来，便萌生了不再赴京会试的想法，他连那张上京考试的路引也烧掉了。但母亲一直鼓励黄佐要珍惜举人的资格，千万不要放弃参加会试的机会。在母亲的督劝下，1519年秋，黄佐再次收拾行装北上应试。由于黄佐早前烧掉了路引，按规定不能参加会试。当时的主考官，包括礼部侍郎王瓒、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皆认识黄佐，网开一面特准黄佐参加考试。会试时间为1520年二月初九、十二日、十五日三天，第一场是考经义一篇，限五百字；四书义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场是礼乐论，限六百字。第三场是考时务策一道，一千字以上。试后初评，检讨张衍庆十分赞赏黄佐的文章，列其于榜首。最后由主考官石评定他将黄佐排在第十八名。会试之后是廷试廷试又叫殿试，是最高规格也是最后阶段的科举考试，一般安排在三月十五日。适逢朱厚照在1519年八月一十六日外出南巡未归廷试延期。待考期间，黄佐每天到北京大兴隆寺借阅佛经典籍，看得入迷，他便在寺中寄宿，终于弄懂了佛教的心源之说。

1521年五月，嘉靖举行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廷试，黄佐列席其中。廷试考时务策一道，读卷官和其他考官都由级别较高的京官担任，包括正德病逝后主持内阁事务的杨廷和、蒋冕等人。廷试毕，蒋冕阅览黄佐的试卷，列其为第一。后由杨廷和评定为二甲第十一名，凡二甲、三甲进士皆可参加称之为“馆选”的庶吉士考试，录取者人翰林院。黄佐先后参加了五场庶吉士考试，全部名列榜首，故有“五试皆第一”之美誉。后来蒋冕让庶吉士用“乾清宫成”作赋一篇，黄佐最先写成，文奇字奥，官员个个叹为观止，认为黄佐的文章可与东汉的张衡、王文考相媲美。1522年十月的一天，黄佐在内阁大院里再次遇见杨廷和时，杨一脸遗憾地对黄佐说：“那年殿考，我未能了解你的水平，今天才知道你确实非同凡响。”

从1521年起，黄佐在北京翰林院任职编修，开始了他的从政之路。他为官的箴言为“首为清，次为慎，三为勤”。黄佐积极参与议政论事，写了《初政要疏》和《修举新政疏》，虽然未被采纳，却得到时任刑部尚书的林俊的认同，两人从此交好。

1523年元旦，黄佐在宫廷值班，适有外国使者人朝进贡，在黄佐的引领下，朱厚熜接见了外使，并赐以酒饭。在经历一些外交事务后黄佐感觉到明初朝廷制定的《朝仪草奏》有关条例不合时宜，便提出应该按古代礼仪接待前来朝贡的外国使者，要尽快修改条例。

1523年初冬，黄佐以副使前往湖广册封岷府南渭王，途经浙江省，见到过去在广州市府学的同窗好友梁焯（梁焯，字日乎，南海区人，1514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

1524年，黄佐北上考中进士后第一次回到广州。他登上白云山聚龙冈，拜祭逝去的祖父和父亲，遥祭香山的高祖。然后在景泰寺旧址上建泰泉书院。书院左为孔子庙，祭祀孔子，右为聂氏宗祠，供奉先人。1528年春天，黄佐将父亲黄畿原在越秀山修学之地装饰一新，名曰粤洲草堂。在草堂前面的空地兴建世柘祠，祭祀黄氏先人。黄佐在住家附近建黄氏大宗祠，又在家庙前建一座房子收藏图书，名叫宝书楼。宝书楼的藏书丰富，彪炳一时。

1528年，黄佐来到桂林市，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学佥事，负责全省教育事务。刚到桂林，面对动乱灾难后的社会，如何尽快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黄佐等官员面前的难题。在教育方面，黄佐认为只有建设学校、厉行教化才能真正达到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目的。

1530年冬天，黄佐因母亲生病离开广西，把修志一事托付梧州市知府同知舒柏、周钱以及诸生严肃、李承简、李廷礼、莫遗贤、廖绍等人。1531年，该志完成编纂刊行面世，黄佐撰《广西通志后序》。除《广西通志》外，黄佐还撰有《广西平蛮录》《广西图经》等。广西民众一直对黄佐颇为尊重，万历《广西通志·名宦》有《黄佐传》。清代初年，黄佐与王守仁等一道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名宦祠。

1536年十二月的一天，嘉靖上朝，对大学士夏言、顾鼎臣等人说：“此前李时曾推荐任用黄佐，现在翰林院正是缺乏像黄佐这样博古通今的人才，是否聘请黄佐，请诸臣多加考虑。”此议一出，众大臣均举手赞成。吏部遂打算让黄佐出任翰林院编修兼左春坊左司谏。在广州市的黄佐并没有立即答应李时的推荐和吏部的安排。在粤官员和青年学生听说黄佐返粤，纷纷前来求见，黄佐干脆将越秀山的粤洲草堂装修一新，广东巡抚陈大用在粤洲草堂前面的空地兴建泰泉精舍。黄佐一边埋头著述，编撰《内则》《曲礼》《列女传》等书，一边接待来访者。

嘉靖十九年（1540），他任南京翰林院侍读，嘉靖二十一年春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官从四品，遂带着母亲前往南京任职。他一边为官，一边照顾母亲，尽显孝道。

黄佐于嘉靖廿一年（1542）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最高级官办学校校长），官方后来在他广州市城里住地附近建起的“大司成牌坊”也由此得名（国子监祭酒亦称大司成）。

嘉靖二十五年（1546）后，，黄佐丁母忧，服除后起为少詹事兼翰林学士，但不久因与大学士夏言论河套平原事不合，弃官归养，不再入仕。1546年，黄佐在担任《香山县志》总纂时，亲自制定编纂凡例，让门人杨维震等起草编写，由他作最后润色。黄佐将自己所著《乡礼》的部分内容编入志中，两年后，《香山县志》编成出版。黄佐认为，这是一部“风土以观恶，民物以察耗，政事以审弛张，教化以知兴替，官师以稽贤否，黎献以考盛衰，艺文以备征信，杂志以辨妖详”的志书。后人则称黄佐的《香山县志》是“三百余年之旷典，一朝具举彬如也”。

1557年，广东巡抚陈暹刻《广中五先生诗选》，向黄佐借南园前五子的诗集作为底本。当时宝书楼藏书里唯缺赵介《临清集》，为补足五人之数，陈暹将明初任广东参政的汪广洋诗集编入书中。这是第一部《南园五先生诗选》。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黄佐七十七岁谢世。临死前还“整襟拊带”，并说了一句颇为玄妙的话：“宏毅之学，当如是也，小子识之”。黄佐去世后配祀五贤祠。五贤祠在广州越秀山，“斋祀宋周、程、张、朱五子”，以历代乡贤配祀，其中明代乡贤有丘濬、陈献章、湛若水、方献夫、霍韬、黄佐、海瑞等人。

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黄佐葬于白云山栖霞岭，赐谥号“文裕”。在承宣街建有大司成牌坊以作纪念，越秀书院后设有黄文裕公祠。黄佐故居又称泰泉旧里，有宝书楼，其后人黄培芳有岭海楼、粤岳草堂。明清至民国，香山黄氏一门在广州市传承学术，成为“文化世家”“文献之家”。

黄瑜学业有成后，曾在广东五华县任了15年知县。退休回广州后，在家门口种了两棵槐树，自号“双槐老人”。他学识渊博，有《双槐集》《书传旁通》《七诱》等著作传世。70岁时，还完成著作《双槐岁抄》，此书后来黄佐加以补充，于嘉靖廿二年（1543）才刻印出版。

黄佐一生的著述，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旧说有三十九种，现在还可以见到篇目的尚有明刻的《广州府志》《乐典》《乡礼》《明音类选》《广东通志》《庸言》《六艺流别》《泰泉集》等八种数百卷，著述内容涉及的主要还是理学及史志方面，而两者又是紧密相关的。

黄佐博通经籍，学术上尊陈献章之学说。所持理气一体说，认为“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通天地、亘今古，无非一气而已。”在明代学坛独树一帜，学问根底深厚。经类著述有《诗经通解》21 卷、《礼典》40 卷、《乐典》36 卷、《乡礼》7卷、《续春秋明经》12 卷、《小学古训》1卷、《姆训》1卷。

黄佐亦是一代诗宗，著有诗文集《两都赋》2卷，《泰泉集》60 卷。诗任气而行，雄直恣肆，不傍门户，时人誉为“岭南文宗”，被后人尊为“吾粤之昌黎”。朱彝尊其谓“岭南诗派，文裕（黄佐谥号）实为领袖，功不可泯”。在地方文献方面贡献尤为卓著，正德年间撰成《广州人物传》24 卷，分门别类记载广东省历代先贤近 200人。嘉靖六年（1527）纂成《广州市府志》，共70卷50 余万字。此书有作有述，记秦至元史事，皆采录史书；明洪武至嘉靖史事，则据所见所闻。嘉靖三十七年（1558）主纂《广东通志》，历时三载，成书70卷。此书体例严谨，文字简雅，资料充实。还有《罗浮山志》、《志雍志》24 卷、《广西通志》60 卷、《香山县志》8卷。此外，尚有史类著述《通历》36 卷、《革除遗事》6 卷、《翰林记》20卷等。

据说曾有这样的记载：当时黄佐回家省亲，途中顺便拜访了王阳明，同他一起讨论“知行合一王阳明”观点，两人展开激烈的争辩。黄佐认为知就象眼睛，而行犹如双脚，人走路虽是眼睛和双脚一齐行动，但毕竟是眼睛先已看好方位双脚才到那里，所以，应该是知先行后。王阳明则认为当人看到好色而产生的爱慕心理，或是闻到恶臭时产生的厌恶感，这本身既是知，也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知行是合一的。最后王阳明指责他“太信宋儒”，而黄佐则援孔子讲过的“知之未尝复行也”，说明知先行后的观点在孔子时便有，并不是宋代理学家才这样讲的。

后人从黄佐给王公的回信《答王阳明书》认为，黄佐对王阳明是钦佩有加的，作为一位后辈，黄佐面对此时早已名誉天下的大学者心中充满敬意，但作为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学问家，黄佐对王阳明的心学持不赞同的态度，秉言直疏的勇气和严谨治学的坚持值得学习。这次辩论谁胜谁负只能留在浩瀚的历史烟海里，可王守仁却因他治学的态度认为黄佐乃正直可靠之人，推荐他重新得到起用。

黄佐跟王阳明见面后有所论辩，这是《明史·黄佐传》有记载的。他们的交往，对黄佐的思辨有所刺激，也促进了黄佐对“致良知”学说的反思，以至于到了王阳明的晚年，黄佐在《答王阳明书》里仍然对“知而不行”有深重的忧虑，其实是对“致良知”学说的片面性依然有所批评。

就理学而言，黄佐对理的见解，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有其独到之处的。他认为“理即气也。气之有条不可离者谓之理，理之全体不可离者谓之道。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他把理和气看为同一的东西，气为万物的本体，而理则是气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还认为，气本来是一个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中又存着矛盾双方，如阴阳、动静、往来、阖辟、升降等，“循环无已，积微而著，由著复微”，于是产生了天地万物。万物的生灭过程中，“千条万绪纷纭胶”，无限复杂，但其中“卒不可乱”，总有“所以然而然”，这就是理。所以理“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这就排除了二元论的可能。出于这种见解，黄佐进一步议论说：“非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理，而理在气先；亦非气以成形，理亦赋焉，而理在气后”。就像耳目有视听聪明的理，当没有耳朵和眼睛，就不可能有视听聪明这一属性；而一有了它们，视听聪明也同时出现。因此视听聪明并非后出于耳朵和眼睛。这样，理和气也没有先后之分。

黄佐以“慎独”为立身之本，就是用道德规范修身。他认为如果为人胸怀广阔、大公无私、心无邪念、思想端正，就能正确对待物质享受与人际交流。他的做官箴言是“首为清，次为慎，三为勤”。在多年的官场表现，他实践了这理论，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初次与王守仁见面时的对话又可见他的学术研究创新精神。王守仁在正德朝后期已天下闻名，其反教条、反传统的“知行合一王阳明”理论影响甚大，从学者众，但黄佐于嘉靖二年（1523）与王守仁见面时，不迷信权威，对王守仁的学术见解提出不同意见，令比他大18岁的王大师也深感佩服，对他另眼相看。五年后王守仁到广州市讲学，场面非常热闹，其间见到黄佐时，仍对他的见解非常重视。而王守仁的虚怀若谷、推心置腹的交流，也令黄佐十分钦佩。

黄佐认为，厉行教育才能真正达到稳定人心、安定社会之功。老师要用道德伦理启发学生，首先要做出表率，才能令学生守信用、讲义气。他推行教育，把不少精力放在社会中下层百姓之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官时就贯彻这一宗旨，令当地民风改变，百姓感恩。

黄佐对才德之见于今也可借鉴。他认为：遵从古训学习，坚持自我修炼的人，其才德必会长进；一个人具备德和诚，就能得到治理天下的方法；一个人具备才和诚，就能治理天下的事情。

在岭南诗词歌赋发展史上，黄佐更是影响甚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达到相当的高度。与许多他同时代的诗人来比，他的诗内容充实、题材多样化，这是与其人生观积极入世、务实性精神大有关系。其诗集不少忧国忧民的深沉吟咏，批判锋芒有时直指皇帝。他的咏史诗则不落窠臼，有些是引入对人生和社会深入而冷静的思考。在艺术风格上，黄佐诗作的特点是雄直豪迈、意蕴深沉，与他的哲学观点一样，是自具面目。如其诗作《春夜大醉言志》云：

他写的《粤会赋》长达3800字，感情深厚，文采斐然，对仗工整，影响深远。

黄佐的诗歌有家国情怀，这是很突出的一点，而且还含有一定的史家意识和政治眼光，譬如《崖山怀古六首》：“两崖形胜自天开，夺港犹思卷土来。千古海陵遗迹在，云涛回望重堪哀。”诗人借诗作流露出吊古伤今的情怀；同时，他的诗中也不乏充满血性、歌颂正气之作，譬如《五坡岭文山丞相表忠祠》等。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将“格物致知”精神融化到诗歌的选材和创作之中，别有机趣，譬如他的七言绝句《采莲歌五首》：“隔花相见两徘徊，荡桨低头笑不来。双栖白鹭忽惊起，遥见浮萍一道开。”读来颇有民俗音乐风味。

黄佐的文章则不拘一格，构思幽深却又明白晓畅，这是很不容易的，建议大家读读本书选录的《孤忠祠记》《后乐堂记》等；他的一些表述理学见解的篇章也写得条理清晰而较易理解，譬如《才德论》《省心论》《性命论》等。

黄佐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黄瑜，世称双槐先生；父亲黄畿，世称粤洲先生，皆为一代儒宗，以品学而知名。

黄佐，与丘濬、陈献章并称明代广东三大学者，是岭南儒学的集大成者之一。他从考取解元，到中进士，再到历任翰林院编修、广西壮族自治区提学佥事、南京国子监祭酒。除了仕途上的成就，黄佐还是岭南文化的一张名片，他编写的《广东通志》《广州人物传》《广州志》《香山县志》等成为后世历代学者在研究中依据的经典。黄佐主编的《泰泉乡礼》对明代以后广东宗族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泰泉乡礼》的推行，把原来士大夫阶层的礼仪逐渐向平民推广，对广东本地宗族的繁衍壮大，宗族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黄佐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高产诗人。他的诗歌风格雄伟奇丽，壮浪恣肆，在诗歌学派中有“粤中昌黎”之称。其诗歌题材更是多样，给明代的广东诗人很大的影响。当时很多著名学者甚至将黄佐奉为岭南诗派的领袖。（中山日报 评）

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诗作风格雄直恣肆，充满了豪迈之气与深邃的情感。后人尊他为“粤之昌黎”，这绝非过誉之词。他以自己的创作，引领着岭南诗派的发展，门下的“南园后五先生”更是将其诗歌理念与风格传承发扬，使得岭南诗风在明代诗坛中独领风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中山网 评）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如此评价黄佐：“其门生多岭南才俊，而其影响又远播岭外，却是一位今天仍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中山网 评）

有研究者认为，黄佐作为具有精深造诣并和王守仁有过直接思想交锋的理学家，理应成为明末清初思想史观照的重要对象。黄佐及其著述也应成为考察明清之际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重要参照。黄佐身上正好体现了岭南文化的特质，即能在对各种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基础上，保持着一种反传统的特性以及不断变革创新的文化特质。（中山文教频道 评）

他的撰述以文为主，诗歌雄直恣肆，倜傥不群，后人尊之为“粤之昌黎”，朱彝尊称他为岭南诗派领袖。（腾讯新闻客户端 评）

清代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黄佐“以黄小舟为宗旨，博学于文，知其根而溉之者也；约之以礼，归其根则千枝万叶，受泽而结实者。”（黄宗羲 评）

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在明人中学问最有根底，文章衔华佩实，亦足以雄视一时”。

清代江左诗坛盟主朱彝尊说：“岭南诗派，文裕实为领袖，功不可没。”

《粤东诗海》说黄佐“旗鼓振发，群英竞从”是十分恰当的。他的门生欧大任、梁有誉、李时行、黎民表的诗亦大有成就，是“南园后五子”中的四子。

黄文裕公佐以奇隽知名，及官翰林，明习掌故，博综今古。（徐信符评）

然自黄文裕以文章鸣天下，而士之追踪蹑景者，数十年所尚寥寥焉，岂海滨清淑之气不常完，将上之倡导而振作者，犹有待耶。（区大相评）

至明则有梁储之相业、海忠介之节操，丘文庄、黄文裕之淹博，陈文恭、湛文刘嗣绾理学，其表表者也。（李士桢评）

粤诗自南园五先生后，风雅振起者，为香山黄文裕。（罗天尺评）

泰泉黄文裕公之学，实与鼎足而立，予亦表而祀之，而及其高弟一人。乃若泰泉黄文裕公，于白沙为后出，于甘泉则同时，顾并浙宗广宗，而皆不以为然，是又粤中别一学统也。（全祖望评）

《明史》称：佐学以程朱为主，惟理气之说独特一论。《明儒学案》谓佐“教人以博约为宗旨，盖得力于读书，典礼乐律，词章无不该通。故即以此为教，是时阳明方欲尽洗，闻见之陋归，并源头一路，宜乎其不能合也。”

《儒林录》称佐：生平操履端谨，模范严整，居无容，燕无语。私第邻府寺，敲扑喧杂而处之裕如。布惟木榻，不求更新。绅绎经文每至夜分不休。终岁少人私室，少癯，然晚更丰硕，知其所养充粹也。

《列朝诗集小传·参广舆记》评佐：“博综今古，究心于理学，经济而修词藻，杰然争雄艺苑。岭南人在词垣者，琼台香山先后相望，于是南越国之文学，彬彬比于中原地区矣。”

《明·诗综》赞：佐诗会铨条惯，取材于唐长安城，割正于唐朝，研精于南京。其言奥以文，其思婉而微，猝然一出于正。

在嘉靖十九年（1540年），安南的莫登庸派遣使者请求封赐。完颜雍皇帝召集大臣们商议如何应对。黄佐引用永乐时期征讨交州的历史，极力劝说世宗同意莫登庸的请求，并采用土司制度进行安抚和控制。后来，莫登庸忠顺于朝廷，没有造成军事上的损耗。

在嘉靖二年（1523年）的腊月，黄佐在归家探亲的路途中，特意拜访了王守仁，与他探讨“知行合一王阳明”的理念，双方进行了热烈的辩论。黄佐比喻知为眼睛，行如双脚，指出人们行走时虽然眼脚并用，但总是眼睛先确定方向，随后脚步才跟上，因此他认为知在前而行在后。对此，王阳明反驳说，当人们见到美色时心中立刻生出喜爱之情，或是在嗅到恶臭时即刻感到厌恶，这些反应既是认知也是行为，“意念一动便是行动”，从而坚持知行合一的观点。争论中，王阳明批评黄佐过于信赖宋代儒学的观点，而黄佐则引用孔子的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来回应。

黄佐雕像位于中山市的孙文纪念公园，他手持书卷，扬眉奋髯，博学之气质昭然可见。

在中山市博物馆，也陈列着黄佐的著作，还有他与王阳明论道的塑像。嘉靖年间，黄佐吕振羽王阳明交游论道，他们围绕心学“知行合一”等思想主张进行辩论。

黄佐退隐后在泰泉旧里生活、著书立说，如今泰泉旧里变成了广州市青年文化宫，其对面的越秀书院街也曾是黄佐足迹所到之处。

广州北京路上的古迹“铜壶滴漏”，也见证了黄佐生活的时代。广州市北京路，旧名承宣街，又叫双门底。附近有一名叫圣贤里的小巷，以前在圣贤里之南，与之平行的还有大司成里、泰泉旧里这两条街巷。

逝世后“诏赠”号差异

2024年11月，在白云山发现黄佐的墓葬，根据史料记载，黄佐于1566年去世，谥号“文裕”。据清修《明史》中，他被“赠礼部右侍郎”，而在发现的黄佐墓葬碑文描述其去世后“赠礼部左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