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致远（최치원，855年一950年），字海夫，号钱穆（又号海云），谥文昌候，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家，一向被朝鲜和韩国学术界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东方儒学之宗”“东周儒宗”“四海第一人物”，以其撰写檄文《檄黄巢书》而著称，与李奎报和李齐贤被称为朝鲜文学史上的三大汉诗诗人。

崔致远出生于新罗时期，从小就展示出了对学习的极大热情。十二岁时，他自费乘商船来到中国，求学游学两年。后来，他经过新罗朝廷的推荐进入国子监，成为了一名宿卫学生。经过六年的刻苦学习，他在干符元年考中进士，被尊称为“宾贡进士”，并于在唐朝淮南幕府任职。后因战乱和生计等原因，崔致远决定归国。回到新罗后，他受到国王器重并成为新罗王室倚重的栋梁之材，曾担任多个职位，包括侍读、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事等。他向当政的新罗国王真圣女王敬献《时务策》，呼吁选贤任能，补偏救弊，但未能得到实施。又因此受到保守派的猜疑和排挤，仕途一波三折，最终选择隐居。于刘承祐四年（950年）逝世。

崔致远在中国天宝学习、做官16年，写下著名的檄文《檄黄巢书》《桂苑笔耕集》等，并有部分作品载入《新唐书》艺文志，清代的《海山仙馆丛书》及近代《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等都收录了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崔致远的作品既有汉族特点，又有本民族特色，不仅生动记录了崔致远的生活和交游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他高超的艺术造诣和情景相融的技巧。同时表达了崔致远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态度和对人情世态的敏锐观察，展现了唐朝社会的风貌和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855年，崔致远出生于王京庆州（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的一个中小地主家庭，为苏伐都利公第24世孙，是新罗六头品阶层的一员，家境虽然清贫，但他举止得体、聪明好学。他接受了良好的儒学和汉文学教育，从小就立志要游学西浮沧海并入唐求学。

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崔致远决定跟随商舶跨越海洋，前往唐朝学习。在临别之际，崔承训严格要求崔致远，如若不能考上进士便不再承认他这个儿子，足见崔致远父亲对他的期望与勉励。

唐咸通九年（868年），崔致远入国子监接受正规儒学教育，他牢记父亲的重托，孜孜不倦，勤奋努力。他尤其崇尚孔孟儒学思想，常以儒者自称自勉。晚唐时期，国势日渐衰落，诗风也逐渐沉沦，浓郁的忧患意识融入诗人的笔下。崔致远身处异国他乡思念故土，这种伤感诗风很契合他的心境。其间，他创作了许多表露个人心迹的诗歌。崔致远在长安国子监学习期间，十分敬重礼部侍郎裴，裴璜也很欣赏崔致远的聪慧勤勉，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

李儇干符元年（874年），裴琳担任礼部侍郎知贡举，主持当年科举考试，同年七月出任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兼潭州（今长沙市）刺史。崔致远通过礼部侍郎裴的主持，成功参加进士考试并且及第，但只是获得做官资格的前提。根据唐朝的规定，还需要通过吏部的选试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职。因此，崔致远及第后前往洛阳市，以教书谋生，过着漂泊的生活。

乾符三年（876年）崔致远专程前往湖南潭州拜见裴。当年冬天，崔致远到长安参加遴选考试。

干符四年（877年），崔致远被任命为溧水区县尉。在水县尉任上期间，他在溧水县尉任职的四年时间里，有机会接触到中原地区社会的底层阶级，了解到社会的现实和人民的生活，逐渐成为一位富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唐代地方官员。在担任溧水县尉期间，他曾著有《中山覆集》5卷，他曾撰有《中山覆篑集》5卷，但此集携归新罗后散佚。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一和卷三、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三等记述崔致远在任溧水县尉时，曾游县南110里之花山，夜宿山下招贤驿馆，偶遇岗前之双女坟，遂作《双女坟》长诗以吊挽。

崔致远的任期结束后，原本计划前往长安参加“宏词”考试以图再次调任，但由于中原地区的战乱和书粮匮乏，他未能如愿。为了功名和生计，他先后向淮南节度使高骈写信自荐，并以他的文才和诗艺获得了高骈的重用。广明元年（880年），崔致远加入了淮南幕府，唐中和二年（882年），高授予崔致远都统巡官一职，并多次参与淮南军府的机密要务和军事行动，成为高骈重视和信任的异国幕僚。他还被授予承务郎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等荣誉职衔。在任期间，崔致远与高骈建立了良好的宾主关系和亲密的诗友关系。准南幕府幕僚们提出异议，崔致远深知在淮南幕府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便不久后上书请求辞去都统巡官一职。高接受了崔致远的辞呈，安排他继续担任馆驿巡官。

崔致远留唐十六年期曾广游今河南省、湖北、湖南省、安徽、江苏省、江西省、山东省等地的自然名胜和人文古迹，与唐未各阶层儒更文人如于慎微、田仁义、裴攒、裴璋顾云、张乔、杨赡、吴峦、周繁、李展、罗隐、杜荀鹤、裴拙、高彦休、张义府、蒋泳、李琩、宋绚等过从甚签，彼此以诗文康歌唱和结了深厚的私人友谊及文学交往关系。

中和四年（884年）秋天，他被任命为国信使，与从弟崔栖远乘船离开扬州市，沿运河北上至山东半岛，于光启元年（885年）三月返回了新罗。

公元886年，崔致远将其留唐16年所作的诗文编成了《桂苑笔耕集》。文集载入的大量公文、信札以及诗作，皆是其在扬州任职期间书写和创作的。此文集收录了大量晚唐期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重要史料。

崔致远归国后，声名鹊起，与崔仁滚、崔承并称“一代三鹤，金榜题回”（《全唐文》卷九二二新罗沙门纯白《新罗国石南山故国师碑铭后记》），受到了新罗宪康王（宪康王）的器重，被授为侍读、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事，成为金真德室倚重的栋梁之材。光启二年（886年）七月，因受到保守派的猜疑和排挤，外任为新罗太山郡（泰仁县）知府和天岭郡（咸阳市）太守。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又转任富城郡（瑞山县）太守，本年女主曾召崔致远任贺正使赴唐，但因盗贼梗道而未能成行。这一时期，新罗王室混乱，各地盗贼蜂起，社会极为动荡，干宁元年（894年）崔致远向当政的新罗国王真圣女王敬献《时务策》十余条，呼吁选贤任能，补偏救弊，女王采纳了这些建议，拜其为阿飡。然而，他的建议却因保守贵族的阻挠而未能得到实施。此后，崔致远不断遭人排挤，仕途一波三折。乾宁四年（897年）他被任命为主管军事的防虏大监兼天岭郡太守。不久，崔致远就因防守不力被免去阿飡的职务。

崔致远在一生中经历了唐朝黄巢之乱和新罗本国的动荡时期，厌倦了官场的琐事，决定放弃政治生涯，于光化二年（899年）辞官，携家眷归隐于陕川郡伽山海印寺，搭建亭台楼阁，种植松竹，靠着阅读史书来度过时光，同时吟诵风月作品。他曾游览庆州南山、刚州冰山、陕川清凉寺、智异山双溪寺、合浦月影台等地。他与母亲、兄弟一起结交了佛教僧侣浮图玄贤和定玄师，并成为道友，过上了恬静的生活，于刘承祐四年（950年）逝世。

崔致远的作品主要包括留唐期间的大量诗赋、道教斋词，以及归国后撰写的佛教碑铭、高僧传记和檄文《檄黄巢书》。共计有包括约90首与天宝相关的诗歌，包括《江南女》《双女坟》《登润州落和寺上房》《山阳与乡友话别》《饶州都阳亭》等；5首今体赋；诗集《中山覆质集（5卷）》《桂苑笔耕（20卷）》等；书法作品《真鉴禅师碑》《智证大师碑》《崇福寺碑》等名碑文，以及其它石刻题名。

崔致远任中原地区留学和做官更期问，在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造产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学精华，特别是汉族诗歌创作方法，创作出大量既有汉族特点，又有本民族特色的“汉文诗”。晚唐社会为崔致远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语境，崔致远创作的与唐朝相关的约90首诗歌，也是对唐代社会文化特色的认识解和阐释。这些诗歌书写了唐代社会的风俗、战乱、名胜美景等，如《江南女》《双女坟》《登润州落和寺上房》《山阳与乡友话别》《饶州都阳亭》等等。此外还有《中山覆质集》五卷，皆已散佚。

崔致远创作今体赋5首、五言七言今体诗100首、《中山覆篑集（5卷）》《桂苑笔耕（20卷）》崔致远汉诗数量众多，约分五类：其一，在天宝间写的怀念故国的抒情诗，如《秋夜雨中》。其二，不满现实之作，如回国后因不满新罗社会之政治腐败而创作的《古意》讽刺了官僚的自私与狡猾。其三，描绘湖光山色的风景诗，如《临境台》。其四，描绘民间歌舞，如《乡乐杂咏》中的《月颠》。其五，惜别诗，表现了他与中国文人的深情厚谊与惜别之情。如《杨担秀才送别》。

崔致远亦是韩国新罗时代的书艺大师。他的书法承继欧阳询书风之余绪，于劲险奇之中不乏温润蕴藉的气息。崔致远曾以书风酷似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而受到国人的瞩目。崔致远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真鉴禅师碑》《智证大师碑》《崇福寺碑》等名碑文。这些作品被佛教界奉为经典教材的“四山碑铭”，但由于历史原因，其存世数量很少。目前已知由崔致远撰写的名碑文有《凤岩寺智证大师碑铭》和《圣住寺朗慧和尚白月宝光塔碑》，而由他不仅撰文并书写的名碑有新罗定赵构二年（887年）所书的《真鉴大师和尚碑铭并序》、真圣女王四年（890年）所书的《无染和尚硬铭并序》、孝恭王八年（904年）所书《华严宗主贤主国师碑》以及近些年又出土的《崇福寺碑铭》断片。其中以《真鉴大师和尚碑铭并序》的书法尤为精绝。

与此同时，流传下来崔致远书丹的其它石刻题名也不少。依据《三国史记》卷46《崔致远传》的记载，崔氏辞官之后流浪各地，研究书史；保留下来崔贵妃的亲笔石刻有双磎寺的“双磎石门”，釜山广域市的“海云台”，马山的“月影台”，义昌的“青龙台”，河东的“洗耳岩”，山清的“广济岩门”，闻庆的“夜游岩、白云台”，（高山流水，明月清风），金刚山观光地区“玉流洞”，观澜亭石刻，海印寺等。

公元885年春，崔致远在唐完成学业后回新罗区，编辑他在中国创作的诗文集，献给宪康王，展现了他的文学才能和汉学造诣。作品共28卷，包括《杂诗赋》《中山覆篑集》和《桂苑笔耕集》等，《桂苑笔耕集》是他任高骈幕僚四年间的公文和诗文作品，是保存下来的唯一诗文集，在韩国历史上第一部文言文诗集，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这部诗文集共分为20卷，前16卷是代替高骈所写的公文，从文体来看，这些都属于骈文。这些公文包括表、状、书信、檄文、举牒、斋词、祭文、记、疏等，总共有249篇骈文。后4卷则是崔致远自己的应酬与抒怀之作，包括65篇骈文和60首诗歌。

《桂苑笔耕集》具有相当的史料和文学价值，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唐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况，包含了我国正史失载或语焉不详的原始史料，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崔致远运用生动的笔触和丰富的表现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人物形象，展示了他对中华文化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审美情趣，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人文精神，也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和文化传承；在朝鲜半岛文坛上，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被视为朝鲜半岛汉文集的开山之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作品对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借鉴和灵感来源；此外，《桂苑笔耕集》也反映了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是中韩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见证和标志。

在新罗回归之后，崔致远的作品并未得以完整保存，只有一些零散的诗文、官方文书及佛教碑铭流传下来。《四山碑铭》是崔致远以佛教史为题材的四篇优秀碑文，包括《崇严山圣住寺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铭》、《智异山双溪寺真鉴禅师碑铭》、《初月山大崇福寺碑铭》和《曦阳山凤严寺智证大师寂照塔碑铭》。这些碑文因分别位于四座山上，故以此为名。

崔致远是9世纪新罗末期著名的学者和文人，在中国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拥有极深的儒学、佛学和道学造诣，成为新罗末期思想界的集大成者。崔致远的思想特点体现了新罗末期整个思想界的倾向，具有代表性特征。

崔致远不仅精通儒学，还具备极深的佛学和道学造诣，是集儒、释、道于一身的传奇人物。他在唐朝期间深入学习了儒学精髓，形成了儒家的世界观。同时，他对道、佛思想也有深刻的理解。崔致远的思想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儒、释、道思想并行不悖，相互融合。

在《桂苑笔耕集》中的《谢许弘鼎充僧正状》中，崔致远写道：“元戎获请，喜三教之并行。”这表明他不排斥佛教和道教，而是将儒、释、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崔致远的社会主义、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中，“既有儒家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道家清净无为和佛家悲观出世的消极一面”，形成了所谓的“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思想体系，在崔致远的思想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崔致远是新罗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思想体系始终以儒学为核心。历来被尊称为“东国儒宗”或“东方理学之宗”。

在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实行使得儒家经典深入人心，推动了儒家社会价值观念的普及。崔致远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儒家的世界观。他于12岁进入天宝，18岁宾贡及第，在六年的时间里系统地深入学习了儒家学术，涉猎了大量经史子集、诗词歌赋等儒学相关知识，对儒家经典非常娴熟，经常在著作中引用《论语》《诗经》《孝经》《尚书》《礼记》中的言论。

在归国后，他的思想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但仍然没有改变儒道的基本立场。在他归国后所写的《智证大师碑铭》中写道：“至乙巳岁，有国民谋儒道，嫁帝乡，而挂名湖中，职攀柱下者，曰崔致远。”

崔致远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理念和忠孝观念上。在政治理念方面，崔致远强调了儒家思想的“德治”“仁政”和“民本”理念。他主张君主应该以仁政为基，注重人民的利益，推行德治，以礼孝教化人民，以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同时，他也吸收了民本主义思想，认为君主应该顺应民意、以民为本，以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支持。这种政治理念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仁爱、和谐、中庸的思想，以及对君主责任和民众力量的重视。

在忠孝观念方面，崔致远强调了忠君事主的思想。他主张臣子应该忠于国家和君主，为国家和君主的利益而努力。同时，他也强调了孝道的重要性，认为孝是忠的基础和前提。

崔致远在唐朝留学期间，亲眼目睹了道教的兴盛，也曾参与过道教活动。崔致远的朋友、上司如裴赞、高骈，对道教都十分崇信。在这种社会气氛的熏陶之下，崔致远不接受了道学思想，而且对道家、道教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回国后成为朝鲜道学界重要人物。

从崔致远的所作的诗歌、斋词中，可以体现出崔致远对《道德经》及道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无名之道”的深刻理解。在《檄黄巢书》中引用《道德经》中的语句，阐述“无为而无不为”、“能审自然而然，必知无可不可”等思想，崇尚自然、无为、无欲的境界。崔致远在著作中也表达了对道家术语和道教修炼的理解。道家思想崇尚自然、清净和无为，他提倡人们关闭利益之门，避免被物欲所困，以保持内心的清净。他运用道家术语和口诀来描述修身养性的方法，强调心神专一、自然无为等道教传统修炼方式。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自我修炼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

崔致远自幼就受佛教的熏陶，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佛教词汇和思想。崔致远认为佛、法、僧是佛教的核心，他强调对三宝的信仰和尊敬，认为只有信仰三宝才能得到救赎和永生。崔致远认为禅修和念佛是修行佛法的基本方法。他强调通过禅修来清净内心的烦恼，摆脱执着和妄想；同时，他推崇念佛法门，认为通过念佛可以使心境得到升华和超脱。崔致远认为因果报应和业力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他强调善恶有报，即行善者得善报，行恶者得恶报。同时，他也认为人们应该勇于承担自己的业力，不要推卸责任或怨天尤人。崔致远认为慈悲和普度众生是佛教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他强调对众生的慈悲和救助，认为修行者应该以大慈悲心肠对待一切众生，帮助他们摆脱苦难和烦恼。

崔致远是整个新罗时代文学成就最高、留存作品最多的文学家。他在留唐期间刻励为学，对中原地区传统的诗、文、赋已有很深的造诣，以俊丽的才思创作了大量成熟的文言文汉诗作品。

崔致远的文学成就对朝鲜半岛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汉文学的蓬勃发展，改变了新罗及后世朝鲜半岛汉文学的萎靡不振的状况。因此，他被推崇为“朝鲜汉文学的奠基人”“汉诗学派师”“文词之祖”“东方文章之祖”“东国文学之祖”“新罗大文豪”“东方文献之首”或“文界天子”等。

在唐朝时代，崔致远创作了丰富多样的诗篇，包括赠酬诗、送别诗、安德烈·纪德诗、述怀诗等，不仅生动记录了崔致远的生活和交游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他高超的艺术造诣和情景相融的技巧这。崔致远的诗歌情感丰富，意蕴深长，艺术上情景相融，技法娴熟，基本具备了唐人诗歌的丰神情韵。《孤云先生文集》卷一辑有崔致远《咏晓》赋，全文以整饬偶对的骈文四六句式展开排比描绘，用语典雅精工，秀句迭出，意境优美。顾云曾赞誉崔致远的诗歌说：“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

崔致远在汉诗中详细描绘了唐朝社会的拜见礼仪、请托行卷、江南风俗、社会战乱以及名胜美景等，这些描绘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也为后世了解唐代社会的诸多方面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例如，《寓兴》这首诗描绘了冒险家、名利之徒轻率赴险的丑态；五言律诗《古意》则以狐属拟人化的手法，讽刺世人的伪善面目；《蜀葵花》表达了对地位卑贱者的同情；《江南女》则描写了富家女儿的娇纵放荡。这些作品展现出了崔致远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态度和对人情世态的敏锐观察。

在回到新罗之后，崔致远对然没有没有直接反映新罗末期尖锐的社会问题，但在一些作品中已能看出他对乱世的黑暗和污浊的社会面貌的感受。例如《古意》这首诗就以狐狸拟人化的手法，讽刺世人的伪善面目。

此外，崔致远还创作了五言律诗《蜀葵花》，对地位卑贱者表示同情，同时也影射了新罗严格的等级制度。《江南女》这首诗可能创作于在中国生活期间，描写了一个富家女儿的娇纵放荡的生活，同时也表达了对“终日弄机杼”的贫家少女的同情。

据《三国史记·乐志》记载，崔致远还创作了《乡乐杂咏五首》，生动地描写了“金丸”“月颠”“大面”“狻猊”“束毒”等五技演出的盛况，成为了研究朝鲜古代歌舞的珍贵资料。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为后世了解朝鲜古代歌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崔致远的散文是新罗汉文学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广泛认为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风格独特，语言优美，思想深，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他在中国唐朝时期留居期间所撰写的《桂苑笔耕集》是韩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汉文典籍之一，也是朝鲜三国时代唯一传世的文人别集。该集收录的300余篇公私文章，体式上虽然是以唐末流行的四六骈俪文写成，但都写得语意得当，条贯理畅，兼具写景、叙述和抒情的优长；艺术上用典繁富，古雅谐畅，整体文风显得渊雅赡丽，如《檄黄巢书》措词酣畅犀利，感召力强烈，备受后人称誉。这本著作不仅对新罗汉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于研究中原地区和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历史关系也具有极高的价值。

洪周和徐有两位朝鲜学者在校印《桂苑笔耕集》的序言中，极力赞扬了崔致远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他们认为，崔致远的散文是东方文章的起源和典范，被誉为“东方文章之本始”；同时，他的作品也是东方文艺的奠基之作，被誉为“东方艺苑之本始”。

崔致远是韩国思想史上备受推崇的儒学家，以其深厚的家国意识、忠孝观念和民本思想而著名。他被誉为“东国儒宗”和“东方理学之宗”，凸显了他在新罗文化领域的地位。此外，崔致远在佛道两教思想方面也具备高深的造诣，撰写了众多有关道教科仪斋词和佛教碑铭及高僧传记的著作。

崔致远的作品丰富多样，其中包括《新罗区伽山海印寺结界场记》《海印寺妙吉祥塔记》《终南山至相寺俨尊者真赞》《上宰国戚大臣等奉为献康大王结华严经社愿文》《翻经证义大德圆测和尚讳日文》《海东华严初祖忌晨愿文》以及《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等。这些作品充分展现了他独特的立意、博识宏通和融合三教的思想境界。

崔致远所著的《四山碑铭》是新罗佛寺和高僧所立碑铭中最杰出的作品，它系统地梳理了新罗佛教宗派的源流，对新罗高僧在留唐期间和归国后的活动与事迹做出了公允的评价。这些碑铭的文字结构和语言造诣都表现得非常纯正，展现了崔致远在佛学领域的深厚修养。

这些碑文具有重要的文学和历史学价值。在文学上，《四山碑铭》采用四六句式的骈体文，反映了新罗末期文学体裁的发展趋势。在史学上，由于这些碑文主要涉及佛教的相关内容，对于研究统一新罗时期的佛教史乃至哲学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这些碑文也是研究崔致远思想的重要史料之一，反映了他对佛教思想的深刻理解，对于研究崔致远归国后的思想倾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朝鲜文人高度赞赏《四山碑铭》以及相关古迹，柳梦寅、沈光世、赵纬韩、南孝温等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对碑铭的敬仰，反映崔致远佛教文字在朝鲜文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四山碑铭》有一定影响力，陆心源《唐文拾遗》补录三篇碑铭，缪荃孙、顾湘舟等亦收藏过拓片，这些都是研究唐与新罗佛教关系的重要文献。

崔致远是韩国新罗时代书艺大师，其地位仅次于金生。他继承了欧阳询书风，又具备了劲险奇峭和温润蕴藉的特点。唐初诸家书风进入新罗，欧阳询书法逐渐成为新罗书坛主流，崔致远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氏书法影响一直延续到高丽时代，推动了欧氏书风的流行。崔致远所撰文的《真鉴禅师碑》《朗慧和尚碑》《崇福寺碑铭》《凤岩寺智证大师碑铭》被佛教界奉为“四山碑铭”。

朝鲜李朝中期的大诗人申纬把崔致远推崇为“功高初祖始开山”。

高丽著名学者李奎报认为：“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东方学者皆以为宗。”

朝鲜名士洪周对其评价：“吾东方之有文章而能著书传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东方之士北学于中国，而以文声天下者，亦自崔公始。”

朝鲜朝李祹、李㦕年间的学者成称：“我国文章始发于崔致远。致远人唐登第，文名大振，至今配享孔子庙。”以肯定崔致远在建立朝鲜汉文学的努力与影响。

崔致远在唐乾符二年（875年）担任深水县尉，第二年他骑马游览至县南境（唐朝深水县辖今高淳区），下榻于“招贤驿馆”。在馆前，他看到一座古坟，询问随从后得知其来历。随从告诉他，这是双女坟，埋葬着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而双双自尽的姐妹。崔致远听后产生了爱怜之情，于是赋诗一首，表达了对两少女早逝的惋惜和对她们身世的哀悯。

在招贤馆过夜的当晚，崔致远梦见一女子翩然而至，手里提着两只红色的袋子。崔致远接过红袋，第一袋中是大小姐所作的答和诗，诗云：“幽魂离恨寄孤坟，桃脸柳眉犹带春。鹤驾难寻三岛路，风钗宝堕九泉尘。当时在世不羞客，今日含娇未识人。深愧诗词知妾意，一回延首一伤神。”第二袋是二小姐所作，诗云：“往来谁顾路旁坟，鸾镜驾衾尽惹尘；一死一生天上命，花开花落世间春。每夸秦女能抛俗不学任姬爱媚人：欲存襄王云雨梦，千思万忆损精神。”崔观后，觉得此二女死得实在太可惜了，她们诗才横溢，如果在世的话可算得上一代才女。可惜过早去世了。

梦醒后，崔致远感到十分惊奇，昨夜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回到县衙后，便疾笔写下了长诗《双女坟》，详述了自己与二女灵魂相遇的经过。不久他又为此梦撰写了《双女坟记》并勒石立碑，记叙了夜梦二女的全过程这才了却了他不尽的思念。双女诗今被韩国作为保存下来的第一首传奇文学作品，在韩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双女坟遗址也成为中韩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之一。

2005年10月，外交部批准同意扬州市建立崔致远纪念馆。经过两年的筹备和建设，2007年10月，崔致远纪念馆一期工程顺利竣工。

崔致远纪念馆位于扬州唐城遗址博物馆西南角落，占地将近18.6亩，总建筑面积达到1956平方米。该馆采用唐朝建筑风格，与唐城博物馆及周边环境和谐相融。崔致远纪念馆主要由毛主席纪念堂、展厅和研究中心三大部分组成。在纪念堂内，将塑造崔致远的塑像，并展示了他的著作《桂苑笔耕集》和唐代扬州城模型等；展厅部分则主要展示崔致远在扬州市供职、笔耕、交游等历史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将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崔致远在扬州的作为和贡献；研究中心则主要用于收集、保藏和展示各国专家学者研究崔致远的成果、论著、史料和文物。

迄今为止，崔致远生卒时间还存在一定争议，对于具体时间，生年有855年、856年、857年三种说法；卒年有915年、928年等多种说法，且对其去世的方式也有自尽、成仙和因病归隐三种不同观点。

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以干符元年（874年）初为起点，此时崔致远18岁，上推六年为崔氏入唐之年868年，并逆推十一年，即为崔氏生年（857年）。《孤云先生事迹·家乘》亦采用了这种推算方法，称其：“新罗宪安王元年丁丑（857年）先生生。景文王戊子（868年）入唐，十四年甲午（874年）登第。”推测出其生年为大中十一年（857年）；而学者苏晨和谢海平则在入唐之年上多算了一年，推算其生年为大中十年（856年）。

学者严耕望和贾云推断，崔致远中和四年十月离唐出海的，并在本年的《谢探请料钱状》中表明“别庭闱已十八年”，又在《谢许归觐启》中云：“伏缘某自年十二离家，今已二九载矣。”称自12岁离家至中和四年（884年）已有十八年时间，故崔致远离唐时的年龄为30岁，推算其生于李忱大中九年（855年）。

李朝两馆提学徐居正认为在崔致远东还之后，其遭遇和设施均未得到确切的考据。其奉诏返回唐朝，十年后（894年）向王嘉进献时务十多条，被王嘉采纳。此时，后百济甄萱占据完山已经叛乱三年。又过了二十五年（918年），王建王建立政权。再过十年（927年），甄萱入侵新罗并杀害新罗王。而此时的崔致远当时年方七十，并未亡故。中国学者陈尚君先生认为李嗣源天成三年（928年） 崔致远曾代高丽太祖王建作《檄甄萱书》 并推论他当亡于本年前后。中国学者何鸣雁则认为，崔致远晚年遁入佛门，并卒于更早的文圣王十八年（915年）。

中国学者党银平通过现存崔氏晚年的作品智证和尚碑铭考证，碑在庆尚北道闻庆郡加恩面院北里凤岩寺，始建于景哀王元年（924年），六月首题“大唐新罗国故凤岩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并序”，碑阴刻有建碑年款及书人刻石人名，这说明公元924年前后崔致远仍然在世。故此可通过《三国史记》及《孤云先生事迹·家乘》记载推至公元924年崔致远已年届72岁，估计亡于本年后不久。

据韩国哲学会的考证，崔致远在此后得以成仙的师承渊源——即崔承祐、金可纪和僧慈惠游唐时经终南天师申元之引荐，从钟离将军处学得还反秘术，崔致远回国后又从母兄玄（贤）俊处学到尸解之法，掌握了修炼成仙的秘诀，更偏向于卒于950年。党银平认为该记载年代混乱，对其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成仙一说最早见于高丽李仁老《破闲集》卷中：“文昌公崔致远，字孤云……卜隐伽山，一旦早起出户，莫知其所归，遗冠屦于林间，盖上宾（即羽化登仙）也。”李朝名宦徐有矩认为崔氏“谓公羽化者，妄也”。李朝光州市名士卢相稷亦对成仙说的质疑与否定态度。

学者金东勋认为崔致远于真圣女主八年（894年）41岁归隐海印寺后，很可能是由于某些政治缘故自尽，但学者党银平认为这一说法缺乏史料依据，亦不足凭信。

韩国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以《三国史记》卷46本传为溯源方向，称崔致远晚年“屯蹇连，动辄得咎，自伤不偶，无复仕进，逍遥自放于山林之下，江海之滨”，最后携家人在伽山海印寺幽居“以终老焉”，正式效法了中原地区古代隐士伯夷、张良的行为，假托游仙以远离政治和战乱的纷扰，最终于暮年自然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