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1900年2月25日——1990年1月21日），字寿朋，生于上海市，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活动家。他17岁考入清华大学，19岁被选送美国留学，24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相继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任教。1925年，钱端升升为清华大学教授；1927年，他升为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副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受命筹建中国政法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并出任首任院长。1954年参与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1974年，钱端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

作为杰出的爱国民主知识分子，钱端升先生长期致力于发展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事业，对中国立法工作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学贯中西，著述颇丰，为中国培育了大批人才，不少海内外知名人士都曾受过他的教益。

求学经历

钱端升先生1900年2月25日生于上海市。1910年考入上海县立敬业高等小学堂（今上海市敬业中学），13岁就考入江苏省立三中（松江中学），1916年（民国5年）秋入上海南洋中学，17岁考入清华大学，19岁被选送北达科他州立大学，不久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22年，钱端升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其间。在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先生介绍，到英国、法国、德国等地访问考察。1924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教学生涯

钱端升先生“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1924年归国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政治学、宪法学。1927年，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在《现代评论》杂志连续发表论述，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归还租界；并主张吸取西方经验，建立完善的中原地区行政系统。1930年，钱端升回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并兼任课北京大学。1934年，继任天津市《益世报》主笔主笔，数月间发表议论170篇，针砭时弊，终也被迫去职，再度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柳亚子《怀人》诗，赞“钱郎才气颇纵横，抵掌能谈政与兵。揽澄清吾已倦，论坛一臂汝能撑。”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筹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法学院，于辛勤教学外，撰写有关国际时事的论文和学术研究的专著，积极参加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1937—1949年，钱端升四次应邀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学。其中1947年10月至1948年，钱端升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政府与政治》。回国后于北京大学任教，1949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8月，钱端升被推选为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新中国实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政策，钱端升参与中国政法大学（今中国政法大学）筹建并被周恩来总理任命担任首任院长。同时，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外交部顾问，致力于新中国法制建设。

反对独裁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和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原地区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钱端升等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但面对钱端升等知识分子，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钱端升的这种独立人格，更多来自于其洁身自好，他压根就不愿意做蒋介石的官。谢泳先生在《寂寞钱端升》一文中就指出：“钱先生要是想做官，机会多得很。”怎么个多法呢？钱端升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说他和陈布雷见蒋介石的情况。钱端升告诉蒋介石，他将回北京大学继周炳琳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蒋说这样很好，“但自蒋处出来时，陈布雷大感其窘，大概陈布雷曾受人之托，欲令为我设法者也。”就凭钱端升的聪明，不会不理解见蒋介石的不容易，退一步说，他也不会不理解陈布雷对于其当官的利用价值，可是钱端升却依然想回学校教书，至少有二十多年的时间，钱端升就“以教书为业，也以教书为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市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10月1日，钱端升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另外九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国共双方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双十协定”在桌面上签字后，而背地下内战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也成为中国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肉中刺。

由于有关方面的干涉，原定于是年11月25日晚上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召开的时事晚会被禁止，云南大学被勒令不得提供场所。后来时事晚会改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举办。除了西南联大的青年学生外，社会各界也来不少人冲破军警特务的重重阻挠，约有6000多人前来聆听时事演讲。在主持人王瑞源简短致词后，钱端升便以“对目前中国政治的认识”为题发表演讲，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草坪上掌声雷动。

突然间一声枪响，紧接着枪声大作，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当局出动军警团团包围住师生，企图鸣枪驱散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先生并没有因此终止他的演讲。中国国民党军警此计不成，又突然停电试图结束时事报告会。钱端升和其他师生一道，又点起汽灯继续发表他们的看法，一直到会议结束。11月27日昆明市各大中学校代表决议全市总罢课，钱端升出席了19日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通过公开抗议支持学生的行动。12月1日，国民党军政当局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在联合国大会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市、上海市各界纷纷响应后，中国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以此相威胁。应该说，面对国民党的极权主义统治，钱端升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气，他几乎从来没有退缩过，正可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也。

创建北政

1952年，新中国对原有重点院校实施院系调整，在中央的直接推动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的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合并组建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学院就是今天法学著名学府——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钱端升院长的任命书，副院长刘镜西、李进宝的任命书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北京政法学院人事处长刘少农的任命书是由司法部部长史良签发的。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一批创业者，在新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双层背景下，开始了新中国政法专门教育事业的拓荒工作。正像美国耶鲁大学大学的一批教师，离开耶鲁去创办普林斯顿大学一样，以钱端升先生为首的创业者们带着他们的热情、理想和已凝练的传统云集中国政法大学。

北政迅速汇聚了钱瑞升、王铁崖、费青、吴恩裕、曾炳钧、龚祥瑞、楼邦彦、芮沐、黄觉非、严景耀、雷洁琼、张锡彤、徐敦璋、汪、阴法鲁、杜汝、朱奇武、程筱鹤、余叔通、张国华、张子培等。这些令该们后辈学人仰视的学术星官代表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大学科的最高水平。

新诞生的北京政法学院因拥有一大批这样的名师而自始就显得与众不同。是这些大师和先哲们创造了该校历史上的第一次辉煌。中国政法大学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政治家成长的摇篮，法学家培养的基地，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法治昌明的骨干力量。

学术贡献

作为中原地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钱端升作出了两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第一方面的贡献是，钱端升率先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将政治学研究聚焦于对各国宪法的研究，开启了我国比较政治研究的先河。钱端升对中国现代政治学的贡献，源自于他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体悟。他开始在美国研读政治学之时，正值“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方兴未艾，“行为主义政治学”已露端倪之时。“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又称“国家主义政治学”，它的基本含义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研究国家主要是研究国家制度，而国家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宪法条文的集合，所以归根结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宪法条文，比较政治也就是比较宪法。在此意义上，人们也将这种政治学称为“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从宪法入手进行政治研究虽然容易忽略对影响政治的历史、文化等其它因素的研究，但是它毕竟是当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较之传统的思辨政治学，这种“法律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政治学终于把目光从概念中的事物转向了现实中的事物，政治学研究从此进入了一个以政治科学方法为主导的新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学由此开始了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名称也由从亚里士多德时代沿用至今的政治学——Politics变成了政治科学，即PoliticalScience，以区别于政治哲学——PoliticalPhilosophy的研究倾向。当“法律形式主义政治学”发展至高峰之时，一些政治学家又开始呼吁：政治学不能仅仅满足于研究国家的法律形式，即宪法条文。它应该向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学习，运用经验的方法研究动态的政治事实和政治行为。于是，在早期行为主义的推动之下，政治学科学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

钱端升对政治学第二方面的贡献是建构了中原地区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其科学化、体系化的发展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26年在《清华周刊》上所发表的《政治学》一文。该文可以被视为钱端升撰写的最精炼的当代政治学概论。钱端升首先在理想和现状两个层面上分析了政治学的性质。他认为，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具有经验性。它未来的发展，完全视其能否成为经验科学而定。但目前的政治学尚算不上科学，英文把它命名为“PoliticalScience”并不准确。钱端升认为，政治学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依据对因果事实的经验研究，总结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律，才能具备科学的资格。钱端升非常冷静地认识到，政治学距成为经验科学的理想甚远，“欲求治学成为科学甚难”。其难点在于：缺乏本学科的专有名词；政治现象无法像自然现象那样做实验；政治学的相关学科尚未成为科学；政治学研究带有科学研究最忌讳的主观性。虽然“甚难”，但钱端升却满怀信心地预言，只要有更多的专门研究机构，只要有更多的人学习研究政治学，“长此以往，政治学当不难成为科学，而在学术中占一位置也”。钱端升分析了政治学和相近学科的关系。他指出，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是同一对象，关系密切但视角不同。前者着眼于组织方面，后者着眼于权利方面。政治学与经济学也有密切关系。宏观经济决策属于政治范围，政府的经济政策，也需合乎经济原理。此外，历史学为政治学研究之工具，心理学有助于分析政治行为之心理基础，均不可忽视。钱端升将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人类政治活动及其政治组织”。在他的具体研究中，国际关系，时势政治同样是政治学应该关注的对象。多年以后，钱端升完整地定义道：“政治学乃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钱端升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具体化，构建了现代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的第一层面包括政府、政事（即政治活动及原动力）、国际关系三大块。在第一层次“政府”下面包括政府的起源与发展（即宪法史）、政府组织、政府职务及其职能三个内容。第二块政事包括舆论、政党、政治心理和阶级制度等四个内容。第三块国际关系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联邦、外交、帝国主义等5个内容。这一研究框架虽然“聚欧美各大学之政治科目”，但正如钱端升自己所说，“为余个人之分法”。这应该算是中国政治学者最早提出的研究框架，也是最早的将政治学理论体系化的努力。

钱端升列举了政治学的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显然，无论是作为知识，还是作为方法，实用才是落脚点，无用则无价值。可见，钱端升一生都把政治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奋力推动中国政治进步和制度昌明。

政治观点

钱端升毕生从事政治学、法学研究，并以学人身份积极介入政治，介入社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1925年提出租界的领事裁判权与国际法之基于“主权属土”说背道而驰，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非如过去近东回教国所赋予耶教国之出于自愿，纯系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所强加；有关租界条约所订的“按法审理”的“法”之系“程序法”而非“实体法”，领事裁判“越超过条约之所许”，理应废除，废除可取“先礼后兵”的办法（《治外法权问题》）。

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日关系，在1934年就黄郛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一事，提出“中日问题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交涉于我国不利（《论华北大势——兼送黄委员长南行》）。对立宪运动，提出“行政没有一定手续，而人民常遭压迫，那无论政体怎样规定，政治总不会怎样高明，令法律迁就事实易，令事实遵循法律难”，“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所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1929年《评立宪运动与宪章修正案》）。解放初，对国家工业化的途径，提出“为求工业化而过分奖励私营工商业，则有流于资本主义之危险。过分强调国营事业，则因国家财力薄弱之故，必将有延缓生产的危险”（1950年《统一战线·人民政府·共同纲领》）。

钱端升奖为纪念钱端升对中国法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中国政法大学倡议以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名义设立“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设立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是贯彻中央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意见的一项重要举措，是繁荣法学研究的一项善举，以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的名义命名该奖具有公信力，也表明了中国法学界在政治上的成熟。

针对目前学术界存在的违反学术规范问题，委员们强调了评奖程序公正对于学术评价的重要意义。为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与会委员形成决议：为保证评奖结果的公正性，奖励委员会委员一律不申报评奖，并将该决议写入奖励办法。首届奖励委员会主任由著名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王家福担任，副主任为著名法学家曾宪义、张文显、徐显明、江平。委员包括吴汉东、李林、黄进、龙宗智、何勤华、王利明、陈兴良、朱勇、张明楷、张保生、姜明安、樊崇义、崔永东等著名法学教授。

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将面向高校教师、法学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及社会法律服务机构的法律工作者。

宪法:“灵丹妙药”还是“不急之务”?作为著名的宪法学与政治学家，钱端升对于制宪与“中国问题”间的关系有着长久的思考。也可以说，参与五四制宪是其将思考反映于行动层面的努力。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宪法是“灵丹妙药”还是“不急之务”?钱端升认为，首先，如果立宪旨在“实行民主政治”，则未免倒置因果，因为宪政是民主的结果，而非前提。在他眼里，通常所谓的民治，即民主，是现代国家的标志，当日的中原地区虽然还称不上现代国家，“但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也万无绕道民治的理由。”“民治”，一个环环相扣的现代政治运作系统，牵扯既繁，费工必巨，其实现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指标。下列五端至为关键，必不可少：第一，不问事实如何，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表现在国家通过统一立法对于全体公民的基本权益实行同等保护；第二，制国家权力，允许个人保留一部分自由权，在“限权”与“授权”之间形成必要的紧张；第三，设立一个代议机关，由人民依据平等的原则选出，并代表选民的利益担负立法权，选民于感觉必要时行使罢免等项权利；第四，会中存在两个以上的政党，互相监督，轮流执政；第五，政府实行分权体制，于制衡格局中行使权力。　　

而综括这一切，均要求人民具有实际的参政权利与参政能力。也就因此，如要奉行民权，先得训练人民如何行使政权。而培训“行使政权”的能力的最佳方法，恰恰在于实际行使政权，于行使政权的实践中渐知如何行使。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权论来看，选举、罢免、创制和复议为四种主要政权，人民要行使这四权，必须经过假以时日的充分训练，绝不能有所侥幸，也“决不是一纸宪法所可奏功”。而且，既有的政治框架既然已经涵括这四权，则于实践中渐会行使这四权，使它们成为真实的权利，便是最为切实的民主政治，无须再添累赘，否则，可能反致浮华不实，累及四权。另一方面，从立宪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成功的民主宪法皆先有民治而后有宪法，先于民治的宪法皆为失败的宪法。”换言之，民治的事实为先，肯认与记载这一事实的法律在后，宪政不过此一事实与法律两相扣合的成果。职是之故，中原地区如为奉行民权主义而立宪，则犹如置车于马前而欲车行。

五四宪法的起草过程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制定宪法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就此作了说明。毛主席在会上说：“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在会上，大家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以朱德、宋庆龄、李济深、邓小平、李维汉等32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此后，由中共中央指定了一个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有陈伯达、李维汉、胡乔木和田家英等，由毛泽东亲自领导，并以政务院内务部为主组成宪法起草办公室，收集相关资料。195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率宪法起草小组一行到达杭州市。从此，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计划。

1954年宪法共有草案四稿，第一稿是陈伯达一人起草的，但在宪法起草小组会议上没有被采纳。从1953年1月9日起，宪法起草小组重新起草宪法草案，即第二稿。宪法起草小组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2月17日草拟出宪法草案初稿。2月18日，初稿分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2月20日以后，刘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和在京的中央委员讨论了三次，与此同时，发给全国政协委员征求意见。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对草案通读统改，2月24日完成“二读稿”，2月26日完成“三读稿”。3月8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反复讨论、修改，宪法草案的草拟工作基本结束。宪法起草小组据此进行了修改。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的起草工作完成，历时两个多月，拿出“四读稿”。至此，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起草任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讨论宪法草案提供了较成熟的文本。

3月17日，宪法起草小组回到北京。3月中旬，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又邀请了非中共党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进行讨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对宪法草案进行了专门研究。通过以上工作，正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作为中共中央的建议稿向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这个草案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和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基础，确立了54年宪法典的基本框架与体系。

1954年5月6日~22日，举行了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各组召集人、副召集人、秘书长、副秘书长、顾问等。在这次会议上，钱端升认为草稿：

第2条中，民主集中制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也可放在后面，联系群众也是重要原则，放在一起是可以的。前三条讲国家结构，将民主集中制这么重要的原则插在中间，冲淡了前三条的重要性。田家英支持这一观点。但李维汉认为这三条不能分开。最后未达成一致意见。

第3条，钱端升建议将其分为三款。最后分为两款。

第11条，钱端升认为，对公民生活资料，是完全保护的，可以不要“依照法律”字样，对公民财产的继承权，是有限制地保护的，要有“依照法律”字样。不主张第12与第13条的对调，因为次序是：完全保护的、有限制保护的、对所有权限制、禁止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最后按照钱端升的意思修订。

第13条，“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钱端升认为，利用一词不合适，应当换一个词。最后决定由语文组研究“利用”一词。

第8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有代表主张加上迁徙自由，而钱端升认为，不要加，因为宪法有个总的原则，有这些权利，但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时就可以变通。如果都写，就加不完了。最后决定不加。

1954年5月27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的问题。第11条，国家保护公民合法收入、住宅等。钱端升认为，这里不包括房地产资本家的，因此是完全保护，若用“房屋”一词，指的也是生活资料，不包括房地产资本家的房屋。

1954年5月2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一节第四节。有关选举届满之前一段时间内，必须完成下届选举的问题。钱端升认为改为一个月内完成选举，怕不能保证如期开会，还是改为“两个月之前”好些。经讨论，改成“任期终了的一个月以前”。

1954年5月2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以及第三章。钱端升提出，民族乡的国家机关是一般国家机关，不是自治机关。田家英同意钱端升的意见，将民族乡非自治机关的性质和职权作出具体说明。邓小平总结说，同意民族乡行使一般职权，文字再研究。第81条。陈叔通认为，共同纲领上有迁徙自由，如果宪法中不写，问起来还要解释。钱端升认为，可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住宅不受侵犯，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刘少奇评价说“改得好”。

1954年5月3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的第二章的第四节，以及第三章。第91条，钱端升认为“住宅，通讯”移作第一款好。得到了认可。

1954年6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修正稿全文讨论一遍。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法律地位，有代表提出是否应当对其有个定义，“是国家元首”。钱端升认为，不科学也不妥当。与宪法第一节和第三节冲突。最终认为，取消为好。

关于第58条，钱端升提出本地一词在法律上含义不清，建议把本地改为本区，本级改为同级。刘少奇认为，把本地删除即可。

1954年6月11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是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正式提交宪法草案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钱端升出席，并向毛说明了武装力量和武装部队的称呼问题。

五四宪法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对1954年宪法的历史地位，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这部宪法，我国人民就有了一个有力的武器，将更加充满信心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将要以更大的规模去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钱端升先生毕生从事法学、政治学研究，并积极参与政治，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钱端升撰有《法国的政治组织》（1930）《德国的政府》（1934）、《法国的政府》（1934）、《比较宪法》（1938）、《民国政治史》（1939）、《战后世界之改造》（1943）、《中国政府与政治》（1950年，哈佛大学出版，英文版）等学术专著，合著有《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等。

在1952年，钱端升被任命负责筹办中国政法大学，这所学校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教授担任了这所新学院首任院长。

钱端升教授在教学过程中开设了多门课程，包括“政治学”“宪法学”“国际法”“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政府与政治”“政治学概论”“比较宪法”“近代政治制度”“国际关系”“中国政府”“极权政府”以及“战后问题”等。

最感激周恩来

按照钱端升的后人提供的信息，“在他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和周恩来总理的交往，钱端升先生最尊重的领导人就是周恩来。”

钱端升和周恩来大约相识于1945年、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此后不久，钱端升还应周恩来之邀，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与之讨论国是。1949年之后，钱端升的经历亦与周恩来对其的信任有着莫大的关系。钱仲兴（钱端升的儿子）写道：所以我们相信解放后让爸爸出任中原地区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一定是周恩来的主张。当时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形势下，我国和许多西方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与这些国家的往来都是通过民间组织——外交学会来进行的。记得那时爸爸常接待外宾，较有名的如日本前首相片山哲，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1956年美国大资本家伊顿邀请中、美、英、苏四国的科学家在加拿大聚会，当时外交部认为我国没人可去，就将邀请信压着没有报告总理，“后来被周总理知道了，他说怎么就没人可去？钱端升就可以去嘛！当时爸爸还担心有人不放心他独自去，就请示总理要不要带秘书。总理很放心地说：“就你一个人去。”这个细节在胡适日记中得到了证实。胡适1956年8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刘大使从Ottawa打电话来说，听说钱端升近到Canada的NovaScotia的一个美国人CyprusEaton的庄子上，参加会议。CanadaGov‘t特别（准）他入境”。

被打为“右派”之后，钱端升终日郁郁寡欢。周总理知道李四光和钱端升私交不错，便于1958年的某日让李四光找钱端升谈谈，安慰钱一下。钱端升当时对于被划为“右派”亦希望能够向人诉说。“他们约在颐和园见面，走在颐和园后山的小路上，但由于李的秘书紧紧跟随，钱端升始终未能把心底话说出来。”但是这次会面，的确让钱端升感到极大的安慰。

1960年的一天，钱端升带了全家去政协礼堂吃饭，饭后钱氏一家正在二楼的大厅里，突见几个警卫在催促那里的人群快些离去，钱端升一家只好加步准备离开。“突然电梯门开了，只见周恩来大步走来，口称‘端公’，爸爸只能停下。总理安慰了爸爸一番，说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并对我们在场的家人都一一问及。”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建交问题出现端倪。而就当时而言，中美建交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双方资产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全面倒向苏联，冻结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一切财产，而美国亦以美国境内的中国财产属于“中华民国”为由，拒绝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要建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对于当时的外交部来说，这是个难题，他们以前没有碰到过。周恩来对他们说可以去找钱端升，这样钱端升教授就被‘借’到外交部的条发司，研究档案资料，应该根据什么法约来进行谈判。外交部给钱端升派了个车，每天接他到那里去。”

钱端升和周恩来再次见面就在1973年了。是时缪嘉铭先生自美国来定居，总理宴请缪云台时亦邀请钱端升作陪。“爸爸引以为憾的是再一次见总理时，竟会是在向总理遗体告别之时。此后他只是把总理一人的相片挂在客厅中，表示对总理永恒的怀念。”

正是基于这些，度过文革大劫的钱端升，对于周恩来非常感激，钱端升在文章中回忆：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受了磨难。但是1960年春节和1973年周恩来总理两次给予我亲切的关怀和坦诚的鼓励，却使我永志难忘。可以说，在那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里，我之所以能饥即食、病即医，坚定地生存下去，是与周恩来总理的开导分不开的。

红卫兵强占住宅

钱端升的故交费正清先生曾指出，“在此后的22个年头（自1957年算）中，他住在北京的旧宅，或旧宅的一部分里，拿着少量的生活津贴，他的才能被湮没。”费正清所指“旧宅的一部分里”属于事实，并不算太唐突，文革开始后，钱端升家即所谓“旧宅”，随即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此时钱端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钱端升一家只能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

那么这些挤占钱端升“旧宅”的到底是什么人呢？如同上引文章所示，钱端升的后人们因为种种顾虑只是说“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而钱端升先生直到晚年亦对此守口如瓶。据笔者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先生讲，当时挤占钱端升家的其实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极右的激进职工。

钱端升的房子被挤占问题，最后在乔冠华乃至周恩来等的关注下才予以解决。在外交部长乔冠华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周恩来亦要求乔冠华在赴美之前，再到钱端升家商讨一下。乔冠华的传记作者罗银胜指出，“乔冠华领命后，马上进入紧锣密鼓的临战状态。他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程拜访外交部顾问、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的钱端升教授，商讨赴美事宜。”钱大都对于房子问题的解决有着具体的论述：

我们家原来住在离政协礼堂不远的四合院，在“文革”之中住进了很多人，变成一个大杂院。还好，我们没有被赶出去。后来乔冠华主持这项工作，到我们家去，他到我们家一看很吃惊：“你家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开玩笑地说：“门户开放了嘛。现在是门户开放政策。”乔冠华说：“这怎么行，请他们回家。”乔冠华离开我们家之后，院子里的人很快就搬走了。由此我们对于钱端升在文革期间的景况有多差，不能不有所深省。

费正清的诧异

其实，最令费正清感到诧异的，并不是钱端升一直住在“旧宅的一部分里”，而是钱端升思想深处的某种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有着某种时代的背景。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对1972年访华时见到钱端升的情形是这么说的：

当乔冠华设宴款待我们时，他的老师，逻辑学家金岳霖和钱端升一起参加了宴会。真正是老朋友了，他们穿着新制服，坐着轿车到来。他们两人都曾处于被隔离的状态。钱端升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以来，一直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实际上，他就被安排就座于餐桌的角落里，尽可能地远离主人。我几乎料想宴会供给他的只是几根狗骨头罢了。乔冠华以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建议让钱端升、金岳霖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看望我们。显然，这是在授权公安人员安排这件事。当他们来到我们房间时，我们都为旧友重逢而感到兴奋激动。但他们对个人的遭遇却只字不提。我向他讲述了当我被指责与钱端升交往而同约瑟夫·麦卡锡主义者争吵时，他却闭口不谈当他被指责与我通信时的相同经历。他加强语气强调说：“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这就简洁地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决不会这样！

如果我们对钱端升先生保持同情之理解的话，钱端升的这种“加强语气强调”可以看作时一种针对当时公安人员的监控而做的一种样子，此做法乃是保护自己的一种不得不为、不能不为的策略性方法。当然此种状况也恰恰证明了费正清先生的另外一个判断，“正如我现在所知道的，在1972年，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专业知识阶层的迫害和折磨远远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者的平均主义仍然是把专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降至一定程度的托词。”

幸好这不是费正清最后一次见到钱端升先生。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访华时，费正清再次随行并前往拜见了钱端升，“我为有幸能够陪同沃尔特·蒙代尔去拜访钱端升教授一家，作为对开明人士的一种表示而深感高兴。”

晚年送别学生

1982年的时候，钱端升不顾他的身体不好，硬是参加了一个追悼会。这是为了悼念一位解放后被他动员从美国回来为国效力的，由于受到了不公正对待而死的学生。谢泳先生亦在文章提及类似的事情。谢泳转引《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中的材料，提及了一个叫做田保生的人：田保生当年曾和凌其翰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凌其翰说，田保生出身清华大学，是钱端升的高足，后来参加第一届高等外交官的考试，录取后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欧美司工作，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凌其翰对田保生的评价是：“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他于返美前夕特到我寓所辞行，谈到国内时局，竟无言失声。”凌其翰劝他：“你千万不要悲伤了，须知黑暗已到尽头，光明就在眼前，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果敢地行动起来，抛弃旧世界，追求新世界，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而这个田保生和钱端升的联系即在于，他当年之所以回国正是受钱端升的劝告才回来的。谢泳写道：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许多人劝他留下来，胡适也劝过他，但钱端升还是放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回到了中国，不仅他回来了，还劝他的学生田保生也回来，学生一般都听老师的话，田保生毅然放弃了在联合国办事处的工作，奔归新中国。回来后在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凌其翰回忆说，“他埋首苦干，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译成中文，都有他一份辛劳。”可惜后来田保生和钱端升一样，都成了右派，十年浩劫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自杀，后来才获昭雪。

谢泳所述田保生和钱仲兴所述一个学生的追悼会，是否同指田保生必须得在更多资料的基础上查实。但是事实上，无论其是否是同一个人，已经不是特别重要，——如果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钱端升也只是再多经历一次同样的悲痛而已——重要的是，钱端升在自己白发苍苍的时候，来送别自己的学生。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学生本身“是钱端升的高足”，而且其回国，又是和钱端升本人的劝说分不开。那么，在钱端升自身难保的情况下，田保生的死于非命对于钱端升内心的撞击就不难想象了：后悔？歉疚？无奈？……如此种种感情。个中之味恐怕只有钱端升自己知道。中国人最怕的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钱端升经历了这一切。

应该说，就中国政法人乃至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期间的遭际来说，钱端升的经历固然令人触目惊心，但钱端升依然是幸运的。他的书和日记被毁了，但钱端升自己还活着；他的房子被占了，但钱端升一家人还能相聚；他发自内心的对周恩来感激，宣布马克思主义还有五千年的寿命，但并不能完全掩盖其早年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光芒；他的学生被迫害而死，但钱端升毕竟还能在文革结束后以老迈之躯送别一程。这恐怕正是劫后余生的钱端升生活下去的动力和理由。

但从钱端升前半生的经历和作为来说，无疑从1949年开始钱端升又是极其不幸的。尤其是反右、文革这二十年时间中，钱端升作为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学术无缘，与政治无缘，与知识无缘，所求不过“饥即食、病即医”，已经不顾知识分子的尊严底线，不得不向权贵认错、忏悔、卑躬屈膝自我否定。对于后人来说，这只不过换得一声叹息，毕竟文革中此类悲剧包括比钱端升还要悲惨千万倍的亦不下千万人。只是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对于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心灵史来说，这次第，怎一个叹息了得？

陈夏红：（法学博士，《钱端升全集》主编）：“纵观钱端升的一生，恰似那汹涌江水，在历史的河谷中纵横腾挪。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人生智慧的汲取方面，钱端升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值得探索的迷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