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字叔雅，原名文聪，祖籍怀宁县，安徽合肥人。

刘文典自幼熟读经书，学习外语。1905年进入安徽公学，得刘师培和陈独秀教导。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东渡日本求学，随后拜入章太炎门下，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同时学习外国语言文学。1912年回国，担任《民立报》编辑和英文翻译，用“刘天民”、“天民”等笔名发表文章。1914年，刘文典因二次革命失败，再次前往日本，担任中华革命党秘书处秘书，并开始接触政治类文章，文笔由此开始变得犀利。1916年回国，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成为新青年群体中首批重要作者之一。1917年，刘文典任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立志从事学术研究，潜心教育及创作。1927年，刘文典代行安徽大学校长职权，为保护学生，与蒋介石据理力争，遭到关押，经各方人士保被释放。1929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随后兼任清华大学教授。1937年，因战争离开北平市，前往云南省，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为了补贴家用，于1943年4月1日，前往普洱市的磨黑中学任教，因此被西南联大解聘。同年8月，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前往云南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刘文典被评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打为“中右”派，白天挨批斗，晚上写交代材料，无暇创作。1958年7月，刘文典因病在云南昆明逝世。

刘文典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是校勘学大师和研究庄子的专家，为中国文献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先后讲授过“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庄子”、“淮南子研究”、“文赋”、“中国化的外国语”等课程，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在研究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培育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刘文典，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父亲刘南，以经商为业。刘南共育有六子二女，刘文典是刘南的填房妻子所生，家中排行第三。刘文典自幼在私塾读书，学习经书、文言文，十二三岁时，跟随当地美国医院的院士学习英文，之后又逐渐习得德、日、意等外语。

1906年，刘文典十六岁，考中芜湖安徽公学，著名文学家陈独秀、刘师培皆在此任教，刘文典接触到了更为丰富的近代科学知识以及中国古典文学，这年他还加入了同盟会，接收了当时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次参与爱国演说活动。

1909年，刘文典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他在日本也积极参与各种中国的爱国组织。还在此结识了章太炎，于次年拜在其门下，学习并研究《庄子》《说文解字》等文言文。1912年，刘文典回到中国，担任《民立报》的编辑和翻译，以笔名在《民立报》发表了一些宣传民主、倡言共和、反对袁世凯的文章，为民主革命事业献力。

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中国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刘文典被错认，同时在家中遇刺，手臂中弹受伤，所幸伤势不重，静养后痊愈。他随即加入到孙中山所领导的“二次革命”中，讨伐袁世凯的不义行径，并在革命中担任“运伤员”出力。之后，袁世凯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一任大总统，“二次革命”宣告失败。作为革命者的刘文典遭到袁世凯的通缉，他只能带家人躲进英租界，之后东渡日本。同年9月10日，刘文典抵达日本，他化名“刘平子”、“刘天民”开始四处流亡。次年，刘文典加入孙中山在日本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成了该党秘书处秘书，开始接触政治类文章，他的文笔也由此开始变得犀利。

1916年，刘文典跟随孙中山回到上海市，重新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但面对当时中国军阀混战、百业凋零的现实，刘文典决议离开政治活动，立志从事学术研究。同年11月，刘文典开始在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旨在介绍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进步潮流，成为新青年群体中首批重要作者之一。

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经其引荐，刘文典在北京大学担任预科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教员，刘文典在北大开设有十门课程，他治学勤奋刻苦，讲授认真。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刘文典虽已远离政界，但陈独秀被捕时，他仍为其积极奔走，终使其出狱。初进北大，他深感学术根基不够深厚，决议著书立说，自成名家。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国学季刊》，由胡适担任主编，刘文典亦参与到编辑工作中。其发刊宣言中关于“整理国故”的思考，让刘文典将“古籍校勘”定为自己的治学方向。他将重点放在诸子著作中，并集中精力，先从《淮南子》入手，他将全文背诵得烂熟，同时广泛收集资料，夜以继日的研究。校勘古书，首先就碰到音韵、文字、训话以及版本、目录等等困难，刘文典都以自身的毅力和才能，攻克了一个个难关，掌握了各种知识和学问。经过数年辛劳和胡适的帮助，刘文典第一部研究专著《淮南鸿烈集解》于1923年出版，胡适本是文言文倡导者，但也为此书特作文言文版序。此书吸取众家之所长，旁征博引，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刘文典的学术声誉也随之大振。此外，他还积极从事外国学术名著的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日本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和德国赫克尔的《生命之不可思议》，同时担任《新青年》编辑部的英文编辑和翻译。

1926年，安徽准备筹建安徽大学，刘文典受到邀请前往主持安徽大学的建校事宜，并为筹措教育经费四方奔走。安徽大学成立后，刘文典被推举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之职，意图将其设置为综合性大学。1928年，安徽大学与隔壁女校产生矛盾，爆发学潮，刘文典为保护学生，与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据理力争，惹其不快，遭到关押。此事在教育界引起极大震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高喊“保障人权”、“释放刘文典”的口号，各地进步人士也来电来函以示声援。最终，经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胡适、教育部长蒋梦麟等人的联名援救，刘文典终于在被关七天后得到释放。此事发生后，省内外人士皆敬佩刘文典不畏豪强、疾恶如仇的气概。刘文典虽被释放，却蒋介石被勒令离开安徽，他便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次年，清华大学聘请刘文典为国文系教授，刘文典遂身兼两校。这期间，他除却主持教务、从事教学外，继续进行古籍校勘工作，陆续撰写了《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著作，并陆续在之后出版。刘文典还把教学和研究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他校《淮南子》，开的课程便是《淮南子研究》；他教《文选学》，其《三余札记》中的《读文选杂记》，既是他的研究成果，也是教学内容。他常说，教书不能只讲别人研究的成果，要有自己的心得体会。他还开过《校学》《先秦诸子研究》《庄子研究》等等课，都是他已有研究的学问。

1937年，北平市沦陷，刘文典没能及时离开，日本侵略者通过周作人等人，劝说他去伪北京大学任教，均被他拒绝。日军便有意为难，两次前去搜查刘文典住宅，将刘文典精心收藏的书籍翻落一地。但刘文典仍一语不发，不说日语与其争辩。他表示值此国难之际，他以“发夷声为耻”。刘文典告诫自己：“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他十分痛恨出任伪职的人，他本与其四弟刘管廷共居一处，在刘管廷出任日本伪政府后，便将其赶出家门，从此不再来往。

之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到达昆明市，刘文典舍不下教学事业，便于1938年春，在好友叶企孙的帮助离开北平市，经天津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安南，最终在1938年5月22日到达云南蒙自。随后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主讲《庄子》《文选》等课程。刘文典离开北平不久后，他的妻子张秋华携子刘平章，以及刘文典的四大箱藏书也离开北平，因考虑到藏书携带不便，便留在了香港，结果在日军侵港时全部丢失，成为刘文典的遗憾。但他心态乐观，常对学生说：“我的书籍都丢了，资料也没有了，只好把脑子里的东西教给你们了。”

刘文典到昆明市后，由于居住的地方屡遭轰炸，接连更换过几次住址，最终在一处远离轰炸的官渡区租房定居。刘文典在西南联大除教学任务、学术研究外，他还为《云南日报》《中央日报》，撰写了一二十篇剖析日本民族性和政治野心的文章，如《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日本统一世界思想之由来》等文，深刻地剖析了日本人的民族性行为，以此呼吁民众意识到日本在思想方面的威胁；他将日本皇道派的领袖荒木贞夫所著《告全日本国民书》翻译为中文，希望中国民众通过了解日本，洞悉日本的意向和野心，从而不被其迷惑。

刘文典教学虽总能说出真知灼见，但其上课较为散漫，心情愉悦时则大讲特讲；若是心情不佳，便取消下节课。一次上课时，刘文典讲解不到半小时，便提前收拾教具，表示课程改在过两天的晚上七点钟。到了那天夜晚，皓月当空，原来刘文典要讲的是月赋，他的学生称其为一个讨人喜欢的异类。1940年到1942年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兴“红学”，刘文典与另一位国学教授吴宓齐名为“公认的红学专家”。刘文典讲解红学，采取寓言似的讲解模式，受到众多学生喜爱，因慕名而来的人太多，经常换到小广场中才能容下众多听众。

抗日战争期间，物资匮乏，教员薪资不能按时发放，刘文典一家生活清苦，靠变卖妻子首饰和家中财物才能勉强度日。由于云南省盛产烟土，家家户户都会抽上几口，而刘文典因眼见民国动荡，心情苦闷，染上了吸食罂粟的习惯，他常拿着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边抽边上课；又因喜食云南的火腿肉片，被戏称“二云居士”。后来，刘文典的烟瘾越来越大，家中经济逐渐无法支撑。1942年底，普洱市盐商张希孟请刘文典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承诺免费供给刘文典鸦片数年，刘文典遂前往磨黑。抵达后，刘文典偶尔给磨黑中学的学生讲学，有时同张希孟及当地其他盐商交流学问；两三个月后又前往普洱，在当地进行演讲。但此举引起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闻一多行事认真，对刘文典平素放浪形骸的作风本就不满。刘文典擅自离校，给本就师资不足的中文系也增添了麻烦，闻一多便力主解聘刘文典。

1943年5月，联大在未与闻一多沟通的情况下发出刘文典的聘书，闻一多得知后立即写信给刘文典，表示即使聘书已经发出，也要收回。刘文典收到信件后未放在心上，他认为自己是因为道路艰险，才没能及时返校。后来在朋友来信中得知解聘事宜有更进一步的趋势，便于7月向清华大学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他表示这次撰写墓志铭得到了丰厚的报酬，以后便能安心教学，为学术尽力；待雨季一过，便赶回上课，还表示下半年愿意多教两小时。但梅贻琦对刘文典此行也颇为不满，回信表示刘文典的离开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课业增添了困难，而磨黑往来不易，便调整了下学期计划，方便刘文典行事。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

但不久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以高薪聘请刘文典任职文史系教授，1943年11月29日，刘文典正式到达云南大学，教有《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他每次上课都要先走几公里路再辗转两趟火车，再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达上课地点。除上课外，刘文典多与好友胡道文、吴宓、孙乐斋交流学问。之后，熊庆来专门为刘文典在云南大学的枇杷园建造了三间房子，还任命其为文史研究室主任导师。刘文典在云南大学讲课时，课堂都挤满了来听课的学生，其中还有理工科，以及外校的学生。而诸多日后举国闻名的学者大师，如任继愈、季羡林、张恒寿和张文勋等人，都出自刘文典的培养，被誉为“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总体特征走向了一个新的台阶”的张文勋教授，也是刘文典一手栽培。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刘文典颇具前瞻性地写下《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一文，文章主张一不向日本索要赔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一定要将台湾、琉球岛屿归还中国。但没有得到国民党的重视。抗战胜利后，大多教授都回到北京，刘文典成为留在云南省的两位古典文学专家之一。刘文典除了教书，偶尔也为别人写墓志铭、寿序，1947年，熊庆来受托请刘文典为蒋介石六十大寿作寿序，刘文典应下。此外，刘文典还沉迷滇戏，常与钱穆、罗庸一起欣赏滇戏。1949年7月11日，刘文典在云南大学泽清堂展开名为《关于鲁迅》的演讲，在两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刘文典列举鲁迅的“十八大罪状”，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言论引来了社会舆论的一边倒，反对其不当言行的文章多达27篇，众多媒体和学生尽数支持鲁迅，而批评刘文典为狂徒。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与刘文典一向交好的胡适计划将刘文典送往美国，并为他联系好具体去所，还为他们一家三口办好了美国入境手续，但刘文典谢绝了，他表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昆明解放后，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他毅然戒断了十多年的罂粟烟瘾，精神焕发地投身到教学、科研与各项社会活动中，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为了提供教学科研的条件，专为他开辟了杜甫研究室，配备了助手，并请他专给中青年教师讲课，培养师资。之后，校领导为了让他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没有给他排课。他表示，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直到校领导同意他一边教学，一边进行学术研究才作罢。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价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以及规模较大的《群书校补》，前两种已经完成，手稿却已丢失；唯有《杜甫年谱序》原稿尚存。

1956年，根据刘文典的表现，他被吸收为九三学社成员，晋升为云南省文科中唯一一位全国一级教授，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他先后两次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还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向毛主席敬酒时表态，要在中国文学上超过英国。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表达了自己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为之贡献余生的真情实感。回到云南后，他将此愿景向全系做了传达，还表示要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

1957年，云南大学展开“反右运动”，因刘文典给蒋介石写寿序、与胡适交好等事宜，他被校党委内定为了“中右”。此后，校党委多次联合展开批判会，对刘文典展开猛烈批判，他白天挨批斗，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身体被折磨的越来越虚弱。在1958年5月2日的批判大会，刘文典进行了深刻反省，承认自己生活作风败坏、教学观点庸俗、不热爱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校党委这才停止了对他的批斗。

1958年7月15日下午2点，刘文典病逝，享年69岁。次年，家人根据其生前遗愿，将其骨灰归葬祖籍地安徽省怀宁县总铺高家山。

刘文典初入北京大学时，将秦汉诸子作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其中又以《淮南子》为起始研究的对象。《淮南子》是西汉刘安召集众多门客所著的一本文集，表面求仙问道，实则讽刺时政。但此书因年代久远，流失甚多，刘文典认为《淮南子》集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遂下定决心，采集历代考注，编出《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此书以庄逵吉校本为底本，全面而系统地吸收了王念孙、孙治镶、俞樾等二十多家的观点，并引用了《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说文解字》等书作为佐证，体例上基本效仿王先谦集解荀子之法，对《淮南子》各篇疑难字词、典章名物、思想奥义等加以阐发注释。此书出版后，当时的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淮南子》的风潮，涌现众多相关研究的优秀作品，使学术界对《淮南子》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庄子补正》是刘文典从1923年动意，花费十五年，直到1938年才编纂完成的作品。此书是一部对《庄子》进行考释的著作，刘文典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利用文章学、校勘学、版本学诸方面知识，辨析《庄子》收录文章之真伪。《庄子补正》全书收列《庄子》内、外、杂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英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校以历代之庄子重要版本，并广泛征引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卢文貂奚桐、俞越、郭庆藩、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人的校勘成果，将其补正之文分系于各篇相关内容之下。书中除了比较各种不同版本的《庄子》以及字词疏证外，还大量引用《列子》《说文解字》《吕氏春秋》《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书中与《庄子》相关的内容，来为自己的考订加以论证。

《说苑》是西汉刘向所撰，用以发挥儒家学说的一部典籍。刘文典所著《说苑补》，是以清卢文弨著《群书拾补》中关于《说苑》的见解为主，兼采众家，折衷己意而成。斠补之称，意在补正前任校勘之得失，刘文典在书中对前人的校语反复推验求证；又搜罗《说苑》的多种不同版本来校勘；他在此书中广博征引，来考定正误，光他所引用的典籍便有七十余种；其精妙处便在于不仅从用韵、句式等行文方法，及文义等多方面来斟酌字句，还擅长用训的方法推理对错。

刘文典生平著作现收录于《刘文典全集》中，其第一册为《淮南鸿烈集解》；第二册为《庄子补正》；第三册为《说苑斠补》、《〈大唐西域记〉简端记》《三馀札记》《群书校补》《宣南杂志》《学稼轩随笔》；第四册是他的四部译作，有《进化与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议》《进化论讲话》《告全日本国民书》；第五册则是他的诗文、书信、译文辑存，以及附录。每类基本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写作时间不明确的则排列于后。

此外，刘文典还撰写了《宣南杂志》及一些单篇文章和译作，先后致力于《论衡》《文选》《庾子山集》《史通》《慈恩法师传》等书的校勘和研究，但多已不存。

刘文典的学术思想继承了皖派朴学的考据理论，即主张考据，注重资料的整理和证据的收集。他认为在学术上一定要重视实证研究，尽可能地收集资料，在大量资料地基础上，再运用科学的方法作为指导，他时常强调读书一定要“不求甚解”，否则就会“一字之微，征及万卷”。他重视版本，在校书时，必会比较各种版本的异同，再定对错。他注意从书的意旨、内容写法的分析，从文意、文法、字词的比较中去判定是非优劣。他还表示使用记忆引用资料是大忌，一定要求证原文，同时要广泛吸收前人和今人的校勘考证成果。此外，在校勘时，他还会引用外国版本资料和学术观点。

刘文典受到章太炎等浙东学派的影响，还侧重经世致用，即从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针对国家的需求，从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其突出特点就是从考据古代典籍着手，从中阐发自己的观点用于社会改革。刘文典主张中西学术互相沟通，需要具有综观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理解近代科学的方法、性质、价值，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他为此开设了许多新课程，并翻译了不少外国著作，以求中西兼容。他还认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可以推动本领域学科的发展，他经常鼓励学生研究前人的成果，要敢于质疑前人的结论，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刘文典进入北京大学教书后，决心以教育救国。他重视文学教育，认为一个人只有深刻了解自己国家的文化，才能产生爱国心理；而不能产生伟大文学的国家，也不能立足于世界。他鼓励学生多学习外国文学，正确认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从而创作出中国人需要的文学作品；他反对过分偏重旧文学的研究和做无用的旧式文章。他主张研究国学，只有熟悉东西方文字才能够在国学研究上有所突破。

刘文典还突破了常规的教学方式，他讲课往往没有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模式，力求在新的模式下带学生进入当时的意境中去。他还主张“融通文理”，即文理协调发展，文理相互沟通。建设安徽大学时，他的构想便是将其建设为安徽省乃至全国真正意义上的的综合性大学。刘文典在具体教学中，注重给学生传授治学方法，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并且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独到的见解充实教学内容，使学生从多方面受到教益。

刘文典成就最巨、影响最大的是古籍校勘学，在学术实践中，他既继承了皖派朴学的考据理论；又受到浙东学派的影响，侧重经世致用；在研究老庄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他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立足于实事求是，而寻求方法上的创新，他对古典文献学版本的认识，对古典文献学考证的理解都有独特的见解，为中国文献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翻译学作用的认识也有深刻的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对我国现代学术研究仍然有启迪作用，对当今学术界浮躁化、庸俗化趋势具有劝诫的意义。

刘文典一生都在教书育人，其研究的领域涉及到教育、翻译、文学、史学和哲学等各方面。作为教育家，他秉承经世致用，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成就，最直接的表现为培养人才，即他的文献教育方法对学生的启发作用。他多次强调文献校勘容不得马虎，版本对校勘学的作用；并告诫学生，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对社会才有意义。这些聆听过刘文典课程的清华大学学生，大多成为知名大家，其中包括清华学派的王力、刘节等人，以及云南省地方学派如任继愈、季羡林、张恒寿和张文勋等人，这些文献大家在语文学领域的贡献，进一步奠定刘文典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近代作家周作人著《北大感旧录·刘叔雅》中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京大学迁移昆明市，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近代国学大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雪茄，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近代哲学家、散文家张中行著《负暄琐话》形容刘文典：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刘文典的学生文中子著《刘文典：“半个教授”》回忆：他的旗袍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清华大学门生著《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尤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的学生傅来苏曾回忆刘文典的上课情形，道：开宗明义，讲清课题后，即不再翻阅书本，也没有讲稿或教案之类，即兴抒发，或作文字的训话，或作意境的描绘。有时作哲理上的探讨，有时作情感上的抒发，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决堤，忽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壶呷上两口，润润嗓子，讲累了，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兴浓时，会击节而歌，无所顾忌。兴之所至，说文论诗，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又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刘文典获释后，去看望老师章太炎，章氏对他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的气节，表示赞赏和敬佩，特作了一幅对联亲笔书写赠送于他：养生未羡嵇康，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在《我的父亲刘文典》一文中表示：我的父亲是一位深爱自己国家的人，很有民族气节。

中国香港著名学者陈万雄，在其著作中曾对民国知识分子的革命追求有一段评述：作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革命党人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指导者，个别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刘叔雅(即刘文典)、潘赞化等在辛亥革命中，在革命力量的组织、革命行动的推动上有较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这批人都是倾向学问钻研、学有专精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作上又是较长于思想言论的鼓吹，教育文化的推广方面。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在《淮南鸿烈集解》的序中写道：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后来，胡适在其著作《中国思想史长编》中再度赞扬了这本书的学术地位：近年刘文典的《准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

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时，叹道：“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将一匡当世之学风”，之后他又多次肯定刘文典在庄子研究方面的成就。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钱理群评价：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便有人评价他是：真名士自狂。

云南大学教授张文勋评价刘文典：学贯中西，识鉴古今，诗文兼擅校补群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如先生者，诚学界之翘楚也。··.···先生之学不于以隅，哲学文化，文学艺术，音韵文字，俱广泛涉猎，并力主中西沟通，古今融汇。于国学则博通经史，于西学则谙熟唯物唯心之论，精通生物进化之学，文史哲兼解融通。先生治学之道，当为后世所师法。

现代学者韩笑著《刘文典评传》评价：刘文典的一生，跌宕起伏，万分精彩，他批过鲁迅、骂过沈从文、斗过蒋中正······他不是古板的老学究，他是鲜活的，灵动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逍遥墨客。

1928年，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学校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让他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为了护住学生，当面顶撞蒋介石，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

两人说到激烈处，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沈从文第一次站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课堂时，便因学生较多，在课堂怔了近十分钟，本该一个小时的课程，也只进行了十分钟。且他的学历仅有小学。后来，西南联大打算将沈从文转为正教授，月薪360元。刘文典对此不满，称：“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在昆明市时，西南联大的师生经常遭遇日军轰炸，就在众人逃跑时。刘文典看见人群中逃跑的沈从文，不禁怒从心生，对其厉声喝道：“陈先生（寅恪）跑是为了保护国粹，我跑是为了保护《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沈从文了解他的性子，不愿与其相争，便掉头离开了。

国学大师吴宓常找刘文典润色修饰文章，两人志同道合，相交甚笃。吴宓还常去听刘文典的课，在一群青春少年中唯有吴宓须发皆白，十分瞩目。刘文典讲到得意之处，便将闭上的双眼改为微睁，扫向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的吴宓，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到这时，吴宓必照例起身，头不住地点着，非常恭敬地答道：“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此番情景，每每惹得全场学生暗笑不已。

一次刘文典上课时，学生请教如何将文章写得精妙绝伦，刘文典仅说了五个字：“观世音菩萨”。这个答案让学生们迷惑不解，甚至哭笑不得，难道教授信佛？刘文典不疾不徐答道：“观，乃观察生活；世，为明白世故人情；音，意为写文章要讲究音韵；菩萨，则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此解释诙谐中带有真意，学生们既满意又佩服。

刘文典虽狂傲，却对陈寅恪敬重有加。曾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表示，他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还对人宣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一次，刘文典开讲《红楼梦》，由于听讲者众多，教室无法容纳，只能改在小广场中开讲。刘文典先是一板一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听客们都在等着他随后的讲解，他旋即写下四个字一一“萝汀花滁”，表示今天只讲这四字便足够。

然后开始了他带有几分“索隐派”风格的讲述，说：“早在贾元春省亲大观园时，书中就写她看到了一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向他借了一本《唐三藏法师传》，李埏翻阅时，在书页中看到了一张看上去憨态可掬，用毛笔画成的家鼠画像。李埏不解其意，向刘文典求解。

刘文典听后忍俊不禁，他表示，自己以前住在乡下，晚上看书时需要点香油灯，香油会滴落在灯盘上。一天夜里，他正在看书，突然有只老鼠明目张胆的爬到灯盘上偷吃香油。刘文典本想取东西将其打死。转念一想：老鼠是在为了生计奔走，我读书也是为了生计，也算是同类了，何必自相残杀呢?随后拿起毛笔描出了一张老鼠画像，夹于书中。

李埏听罢，不禁深深感慨道：“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刘文典的得意门生、联大青年教师陶光，因教务繁忙，许久没能前去看望刘文典。一日，陶光腾出时间，特去拜见。甫一见面，陶光便被刘文典连声痛骂：“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心想，他一向尊重老师，他是学生，又不是奴隶，怎能被如此痛骂。正欲反击，却见刘文典一拍桌子，高声喊道：“我就靠你成为名家，好作为吹牛的本钱。你怎么不理解我的苦心呢？你忍心叫我绝望吗！”话到后面，他愤怒的脸忽然变成可怜的脸。

陶光听此很受感动，老师竟将他视作“吹牛的本钱”，遂转怒为笑，即扶老师坐下,，为他倒上一杯茶，承认是他太粗心，也说明备新课任务重，以致许久没能前来问候等语。师生情谊从此更深，后来，刘文典还特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刘文典曾扬言：“世界上谁了解庄子？了解庄子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庄子，半个是我。”

刘先生被人誉为“国宝”，脾气却很大。有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市，刘文典去躲防空洞，却见年轻力壮的早已躲进去，大为恼怒，喊道：“我是国宝，你们算什么，你们也来躲?......”。

刘文典有一大雅好是看滇戏，带他进入滇戏的是他的学生、著名古典文学学者陶光。当时陶光看中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常拉着刘去看滇戏。结果，刘渐渐迷上了滇戏，此后常携夫人出入剧场，由此结交了不少唱滇戏的朋友，并多次邀请耐梅、碧金玉、栗成之等名艺人，在他的寓所切磋滇剧艺术。他常在一些报刊上撰文介绍滇剧及滇剧的名角，还曾为滇剧名角张子谦赋诗祝寿。

刘文典看戏前还一定要坐车前去，当时云大只有一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美式吉普车，是敞门式的，冬天漏风，非常寒冷，但驾驶员们都不敢阻拦，还得把车停在街上，在风雨中等他，怕他随时出来。古老的美式吉普车常有抛锚出现故障的时候，有一次吉普车坏了，不能前去，刘文典便让同校的老师王建勋用摩托车载他去看戏。一次，连摩托车也坏了，刘文典便要求王建勋骑自行车载他。王建勋没办法，只能用自行车把刘文典推到戏院，路途虽然不远，但爬的都是陡坡，王建勋累的大汗淋漓，却也无可奈何。

刘文典看戏看得入迷时，会不自觉地移到舞台上，自己拖条凳子，坐到演员的面前，哼着调子、打着拍子、摇头晃脑，全然忘了自己身处何处。台下众人从刚开始的不接受，到后面也就接受了。

刘文典纪念室始建于2008年，位于安徽大学图书馆（文典阁）东侧苑广场的中央，其间矗立着刘文典的铜像，基座的正面镌刻着“刘文典教授”五个大字。纪念室分为前言、印象刘文典、热血青春、北京大学十年、主政安大、誉响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风云、云大岁月、情系桑梓和大事年表十个篇章。其中根据刘文典的各类文物档案，及手稿、信件等组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