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溪又称赛安，交溪，长溪是它的古称。它可以分为三大段落，由四条较大的支流组成。发源于浙江省的两条河流，东溪和西溪是长溪的上游，两溪在福安的湖塘坂汇合，合流后易名“交溪”，也叫富春溪。现存最早的古代总地志，唐元和八年（813年）编修的《元和郡县图志》，对这条河流有了最早的描述——“长溪，在县南四十五里，流入大海。”富春溪（长溪）曾经有三个重要渡口：栖云渡、高家渡和富春渡。

长溪属于福建省省东部独流入海河流，交溪主干支流总长433公里，干流长162公里，仅福建省内流域面积就达5549平方公里，是宁德市最大河流。寿宁县境内大小溪流1700多条，基本汇入交溪。

交溪是福建省第五大河流，是宁德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5549平方公里，河流总长868公里，年均径流量65.07亿立方米。交溪流域的三县一市是宁德市重要的经济区之一，同时交溪流域也是福建省和宁德市的重要生态屏障，在福建生态省和宁德市生态市的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交溪的源头之一是管阳溪。

福安市全境属长溪水系。长溪发源于庆元县，总长868千米，干流长171千米，流域面积5638平方千米，是宁德市第一大河，长溪也因长而得名。长溪水系由若干段落和支流组成，其主要部分在福安境内，浙江庆元人称长溪为“福安江”。上游是东溪、西溪两条支源，在福安境内干流长度分别为37千米和14千米，两源会合于湖塘坂（东口）；从湖塘坂到三江口（旧时又称三港口）这一段是长溪的中游，称为交溪，又叫富春溪，长36千米；下游从三江口起直至白马门，为赛江，又叫白马港，长32千米。穆阳溪（古称廉溪）是长溪最大的支流，境内干流长46千米。

1982年，作为我国地名标准化成果之一，“长溪”被确定为标准名称，编入《福安县地名录》。此后各级规范的现代出版物包括中小学课本均正式采用这一名称。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福建分卷》，1987年《福建地名词典》，1989年福建省初中乡土教材《闽东地理》，1991年《福建省海域地名志》，1994年《宁德地区政区图》，1995年《福建省地图册》，1998年《福建·闽东地理》（福建省初中乡土教材），2003年《福建省政区图》《宁德市政区图》《宁德地理》（福建省初中乡土教材），2008年《宁德市行政区划图》等。

福安市的海域由赛岐镇（白马港）两侧（包括下游的白马港道，旧时又称为“芭蕉洋”）、盐田港西侧和鲈门港东侧的沿海边缘组成，面积151.2平方千米，占福安市总面积的8.04%。海岸线东起盐田港，西至鲈门港，蜿蜒曲折，为166千米，福安的海域滩涂面积151.2平方千米。

福安市博物馆的历史展厅通过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石碑、历史名人等内容，展示长溪文化的独特魅力。

福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周时代。从1958年至今，福建省文物普查队在长溪及其主要支流沿岸的小山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聚落遗址80多处，采集到大量的新石器和各种陶片，这些都是早期人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遗物，经科学鉴定，年代均为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举例如下。

富春官山遗址位于福安市城北街道富春社区原酒厂后山上，系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1984年发现。采集有石、石镞，钻孔小石器，石镞半成品坯料和黑彩陶片、釉陶片等，可辨器形有罐。2009年文物普查采集到石镞残片。

社口遗址位于社口镇社口村后山，1958年发现，1987年复查。采集有石锛、有肩石锛、有段石锛、石戈和黑彩红陶片、夹砂灰陶片、泥质灰陶片、灰硬陶片、釉陶片，可辨器形有罐、豆、釜、钵等。

龙岗坪遗址位于上白石镇流尾村东南面后山。采集有肩石锛、灰硬陶片、陶片纹饰有云雷纹、网纹、划纹，可辩器形有罐、豆等。

鲤鱼岗遗址位于福安市潭头镇大庄村西北方向600米处，1982年普查发现，采集有石锛、有肩石锛、石镞、石环和夹砂灰陶片、灰硬陶片、原始瓷片。2009年在溪边一侧公路内侧山坡断面处发现文化层，并采集到石锛与陶片。

寨边山遗址位于康厝畲族乡康上村东北向后山，1987年发现。采集有残石器、黑彩条纹红陶片、回纹和网格纹灰硬陶片。2009年复查采集到回纹陶硬片，黑条纹陶片等。

锡坂山遗址该遗址位于溪潭镇锡板村南200米处锡板山上，1987年发现，并采集有石镞、肩锛和黑彩红陶片、夹砂灰陶片、灰硬陶片、釉陶片等。

龙新后池山遗址位于溪柄镇东南面龙溪流域的龙新村东面后山。1987年普查发现，采集有石锛、有肩石锛、石镞、砺石和黑彩红陶片、夹砂灰陶片、灰硬陶片、釉陶片等。

南安遗址位于赛岐镇南安村后山。1987年发现，遗址面积约500平方米。采集有残石器和灰硬陶片，陶片纹饰有席纹，可辨器形有罐等。

上东庵山遗址位于甘棠镇牛柏洋村西北面500米上东庵山。1982年发现，采集有石锛、石戈、石球和黑彩陶片、夹砂灰陶片、灰硬陶片等。

大头岗遗址位于福安市湾坞乡湾坞村东250米，1984年发现。采集有石锛、石镞、残石器和黑彩红陶片、灰硬陶片。

以上穿洞遗址的考古资料告诉我们，早在三四千年前长溪流域就有了人类的活动，长溪先民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凭着超凡的勤劳和智慧、勇敢和顽强，写下了文明发展史的初始篇章。

长溪不但是福安的母亲河，也是整个宁德市的母亲河。长溪进入福建省后，其流域范围包括古代闽东的福安县，后分出寿宁县；宁德县，后分出周宁县；福宁州，后分成霞浦县、福鼎县、柘荣县。

长溪流域的早期居民是闽越。“闽越”是春秋战国时期入闽的“越”人与福建土著“闽”人融合的产物。闽京族是古越族的一支，他们在海边、江边、溪边聚族而居，习惯于水上生活，在体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方面与中原华夏族有许多不同。三千多年前的长溪流域尚未开发，闽越族的先民们将家安在河流两岸枕山面水、比较平缓开阔的地方或小山丘的背阴向阳处。他们用木棍、树枝等搭盖棚栖身，而且掌握了烧陶技术，还能制造出比较精致的磨光石器，这些东西既是他们从事渔猎的工具，也是防身御敌的武器。闽越有着高超的水上本领，经常驾着独木小舟在湍急的长溪上漂泛、猎鱼。他们也从事一些原始农业，用石器掘地下种，河边背风向阳的小山丘和比较平坦的旷野是他们最早的家园。

秦统一以后，在东南沿海设闽中郡，由闽越族自治，长溪流域自然包括其中。闽中郡的设立使福建省与北方华夏族的联系得到加强。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我们对长溪流域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知之甚少。

汉朝建立以后，高祖五年（前202年）封闽越人首领无诸为闽越王。无诸立国后，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重视农业，使社会经济得到较好的发展。闽越后来分成繇和东越两部。刘彻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东越王馀善反抗汉朝统治失败，部分族人被迫迁到江淮平原。与此同时，中原汉族不断入闽，长溪流域与北方的联系也更加频繁。1965年，在城阳区的官村出土了许多西汉和王莽时期的钱币，其中有大量“汉半两”和“五铢钱”，是早期中原汉族移民长溪流域的实物证据。

三国时期，孙吴开始经营宁德市，在侯官县（今福州市）设典船校尉，还在三沙湾内设“温麻船屯”，将这里作为制造海船的基地，利用“徒”和土著闽越人为劳工造船。这些“谪徒”和后续源源不断南来的北国来客基本上是的中原汉族。温麻船屯的温麻港（盐田港）与长溪出海口和沿海地区水陆相连，许多北国来客从这一通道进入长溪流域，择地定居，形成聚落。这些移民给当时尚未充分开发的闽东大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知识、语言习俗、生产技术、宗教观念、生活方式等等。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以温麻船屯为基础设立温麻县。地方政权机构的正式设立使中央政府对相关区域的管理加强，闽东海路因而进一步畅通，北方汉族经由海路入迁长溪中下游两岸就更加频繁。福安市曾先后在濒临江海的溪潭镇濑头村和溪柄镇院后村发现东晋墓葬遗址，还采集到盆口壶、碗、杯等釉陶器皿等中原的生活器具就是最好的证明。

晋朝以后中原地区相继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乱，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靖康之变”等，中原世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南迁高潮，携族入闽避乱，使大批汉族进入长溪流域。有族谱资料证实，最早落籍福安并繁衍至今的是薛姓和黄姓。梁天监年间（507—514年）薛姓先祖薛贺从江左迁居廉村，为薛氏入闽始祖；隋开皇年间（589—600年）黄姓先祖黄自建宁辗转迁到穆阳，最后定藻（后改称黄坂，今苏堤），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

人是文化的载体。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中原汉族与闽越族不断融合，逐步形成了后来的福安汉族；原先的闽越土著除部分“下水为”外，逐渐融入汉族，最后消失。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长溪文化开始形成。长溪文化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语言特征等方面，有着北方汉族的鲜明特征，同时又保留了许多当地闽越土著的特点。

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隋唐以后长溪两岸接纳了更多的族群，吸纳了更多元的文化，不断丰富本域文化的内涵，使长溪文化成为一个丰富多彩的富有地方特点的共同体。

隋唐五代的四百年，福建省大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开发和发展阶段，是福建历史的重要时期，更多的北方移民入迁长溪流域。长溪两岸开发较早的沿溪沿江冲积平原和山间小盆地，今福安市的穆阳镇（缪洋）、里（罗澳里）、苏堤（黄坂）、苏坂（苏家坂）、廉村（石矶津）、阳头（察洋）、长汀、张志和、财洪、上白石（白石）、潭头、大叶（大）、詹厝（交溪）、下邳（后岐）、廉首、苏阳（苏家汰）、大留（后坡）、下白石（黄崎）等地在唐五代时已是较有规模的聚落，而且这些肯定不是当时的全部。

据万历《福安县志》载，黄崎镇“置自唐之前”，表明隋朝长溪下游的工商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走在闽海的前列。盛唐时薛令之进士及第，成为福建省第一位进士，标志着长溪文化在文教科考领域已经走在闽省的前列，而薛氏“明月清风”的清廉故事更成为福安市乡亲永远的精神财富。中唐以后佛教传入福安，从此佛教文化在长溪两岸播下了种子，对长溪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末王审知主持疏浚黄崎港，使这个长溪唯一的出海口成为“江海通津”，在宁德市的文明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五代十国到北宋，是黄崎港的繁荣时期，黄崎也成为当时闽海的经济重镇。

始于北宋元丰的围筑三塘（官塘、外塘、南塘）工程，开启了长溪儿女大规模围海造田的光辉历程。两宋之交，北方汉族南迁形成高潮，长溪流域接纳了更多的北方移民，经济社会有了更大的发展。宋朝外患不断，福安市先贤赵万年、陈最、郑虎臣、谢翱等死节忠贞之士挺身护国，唱响了令历史感动无数的《正气歌》。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南宋淳五年（1245年）长溪中下游流域从长溪县分出，单独设县，命名“福安”；从此福安作为一个独立的县级行政区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明代的福安迎来了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长溪流域以耕织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明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使“耕读持家”的观念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禅宗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并且和中国道教、儒学的封建伦理思想一起成为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的重要内容。明中叶以后，畲族开始大量迁入福安市，为福安山区、半山区的进一步开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族文化成为长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益严重的倭患和明政府的禁海政策使福安的濒海优势无法得到应有的发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片“枕山面海”、资源丰富的地域原有的发展轨迹。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盐政改革给赛江的传统造船业带来了大发展的契机，福安开始按国家标准“召商造船”，赛江造船技艺也更臻成熟。明末，天主教传入福安，一向唯我独尊的“正统”文化被迫面对域外异质文明的挑战，而且对长溪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清易代，给福安市的社会历史造成剧烈的动荡。新入主的清军以屠杀立威，南明兵部尚书、福安进士刘中藻率畲汉义军万余奋起反抗，最后兵败，全军壮烈殉明，为长溪文化增添了忠勇悲壮的色彩。清廷统一台湾后，社会经济进入“康乾盛世”时期，福安的封建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顶峰，也走到了尽头，孕育在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在缓慢地发展。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断了中原地区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五大口岸通商之后，西方的影响在这里相当明显，福安市也因此被动地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洗礼。长溪下游的赛岐凭借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迅速崛起，成为闽海的经济重镇；在闽红工夫新秀坦洋工夫的带动下，赛岐港成为宁德市百年海上茶叶之路的光辉起点。

（一）农耕文化

农耕种植是古代长溪经济的主流。明万历《福安县志》载：“（福安县）坊民擅水蛇麻之利，谷民擅田山之利，溪海等处擅鱼盐之利。”这里的“田山之利”即指农耕种植。长溪两岸的种植农业以粮食作物为主，稻谷最为重要。历史上福安稻谷的品种很多，明代就有早稻、晚稻、双季稻、秫稻（糯谷）等，“又有一种山稻，畲人种于山坞。”

种植水稻首先要有水田，围海垦山是福安市先民的拿手好戏，也是长溪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福安人围海造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而较大规模的工程则始于宋代。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甘棠洋的围垦工程开始，到绍兴十年（1140年），共用了60余年，筑堤10.16公里，围成海田大片，形成甘棠洋的雏形。到了宋元之时，甘棠洋的围垦面积近达2400亩。此后历朝历代的劳动人民继续不断围垦，到明万历时期，长溪下游赛江两岸共有“圩”“堰”“陂”“塘”57处，数量之多、绵延之长、拱卫水田面积之广，居宁德市第一。

除了江河两岸围垦而成的“洋田”外，还有许多层层叠叠的山田（梯田）。南宋王十朋在《入长溪》诗作中盛赞“插稻到山顶，栽松侵日边”；明天顺福安市知县孟充用“水碓月中转，山田火后耘”诗句描述山区的稻作文化。

明万历中期（17世纪初）番薯传入福建省后，福安各地开始普遍种植。由于甘薯耐旱高产，尤其受到山区人们的欢迎。从此“山田确，不任菑畲者，悉种长山药以佐粒食，贫民尤利赖焉。”

南宋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增多，开始普遍种植小麦，福安后来成为宁德市重要的产麦区。有史料载：“闽省福安乃产麦之区，贩运售广，民间之食，与米谷事同一体。”麦子带动了福安面食加工业的发展，使线面、肉光饼、糕点等特色食品闻名遐迩，为福安的饮食文化赢得荣誉。

旧时普通百姓多穿用苎麻织成的衣物，苎麻织成品的社会需求量非常大，因此产生了苎麻的种植业和加工纺织业。由于土质和气候的原因，福安市产的苎麻布特别优质。清乾隆《福宁府志》称，“夏布（苎麻布）之属以福安为上。”

与苎麻业关系甚大的是蓝草业。蓝也叫蓝、蓼蓝，这是一种可以提取蓝色染料（靛青、靛蓝）的草本植物，宋代福建省就大量种植。明代以后由于东南沿海纺织业的发展，更使“福建菁”名闻中原地区。万历县志将靛、茶、丝、苎、麻等列为“货类”，说明当时这些土产都作为福安的出口商品。清代宁德市生产的靛菁除为本地苎布着色外，大多销往江浙。

福安是产茶大县、全国著名的茶乡。福安市茶文化同时是长溪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创制于晚清咸丰年间的坦洋工夫红茶，作为“闽红工夫”的重要成员，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福安一邑，涵盖了整个长溪流域。

福安还是产糖名区，明万历福安县志叙“土产”时就有砂糖的记载。明朝至清中叶，福安只生产赤砂糖；到了清末，开始有了白砂糖；民国前期，土产白砂糖面临着“洋白”（机制白砂糖）的竞争，福安人就转而生产红板糖，以此同“洋白”博弈。历史上福安的糖业与茶业同为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

清末编修的《福安乡土志》列举本境可加工成商品出外贸易的农产品，其要者有喜米，豆汁，油菜子，薯丝，蔗糖，樟木，枫子，猫笋，烟叶，苎皮，葛布，棉纱，桐子，榛子，油，花生仁，黍米，薏仁等。

（二）工商文化

古代工商市镇

工商文化在福安市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地方文化部门在秦溪东岸与秦溪村毗邻的官村发掘了50多公斤西汉和王莽时期的钱币，其中有很多“汉半两”和“五铢钱”。这些古钱至少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长溪两岸尽管还很荒凉，但是在韩阳坂的秦溪畔就已经有人居住，而且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使用钱币的水平。或许这些已经折射了福安的早期工商文化。

唐之前长溪下游出海口的工商业就已比较繁荣，官府在黄崎设镇进行管理。入唐以后，国家在黄崎镇设“税课场，为务也。”李晔光化元年（898年）王审知组织疏凿黄崎港道以后，这里进一步成为水路交通要冲，经济地位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到了宋代，黄崎和福州市的闽安、福清的海口市、古田县的水口一道，成为福州的四大名镇之一，并对宁德市内陆的社会经济发生重要的影响。万历年间，黄崎“镇多人烟，有城堡”，黄崎不但是繁荣的市镇，同时还是一个军事要塞。

古代穆阳溪两岸也是长溪两岸工商经济的发达地区，廉村和穆阳两个市镇尤为重要。黄崎镇对这两个市镇的影响很大，整个长溪上游的“鱼盐之货”皆来源于黄崎。富溪津市在廉村，旧名石矶津，离黄崎较近因而较之穆阳更为繁荣；史志上称“鱼盐之货丛集，贩运本县，上通建宁。”官府曾在这里设巡栏，明中叶“设官牙，以平贸易”，负责管理市场、维持商业秩序，使“商贩两便，而异郡豪猾一切屏逐，而不令窜名其中”。穆阳市在富溪津上游，是福安市西部的重要墟市，同时是南平市和浙西南的物资集散地和运转站。“盐货从廉村过者居积于此，盖廉溪之上游亦泰顺县、寿宁县、政和、松溪县、浦城县之喉舌也。”穆阳镇不论在商业还是在交通方面都堪称福安西部的枢纽。黄崎、富溪津和穆阳并称为古代福安的三大市镇。以上市镇唐朝就已存在。

福安建县以后，韩阳、察阳（阳头）和白沙三镇发展成为交溪中游的重要市镇。对白沙来说，与富溪津有了明确的分工，通往建宁的鱼盐之货从富溪津（廉溪）走，运往县城及东西溪上游的从白沙走，县志载“建民宜于富溪，而县贩宜于白沙”。白沙带动了察阳的繁荣，由于地理的原因察阳（阳头）码头成为县城韩阳和福安市上半县的物质转运中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溪沿岸的市镇也越来越多。乾隆中期（18世纪后期），一批作为区域商品经济中心的市镇分布在长溪及其主要支流的沿岸地区，除了黄崎、廉村（廉村）、穆阳和韩阳、察阳（阳头）外，较大的市镇还有白沙、溪柄、社口、潭头、沙坑、甘棠、苏阳等。

福安的工商经济进一步发展，商人阶层不断壮大，进而形成商帮。福安商帮从各中心码头将茶叶等土特产装上船，沿交溪出白马门，或上宁波市、温州市，或下省城福州，转手后再采购回乡亲们需求的商品。一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行业如造船业、制茶业等出现了雇工现象，孕育了近代工商经济的萌芽。

近代工商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原地区的闭关时代，国人的重商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福州市口岸开放之后，赛岐凭着自己的天然优势迅速崛起，19世纪后期，一跃成为闽省东北部的商贸重镇。光绪十年（1884年）编修的《福安县志》在“街市”中增加了6个新成员：赛岐镇（赛岐）、苏堤、洪口、龟龄、坦洋、上白石。这样全县主要市镇达24个。

福安市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广大农村依然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但是除了粮食生产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之外，以交换为主要目的的经济作物的经营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民国时期福安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糖蔗、油茶、烟草、花生、大豆、苎麻等等。

在近代工商经济中，最重要的是茶业。坦洋因得坦洋工夫之利以茶市闻名，该村镇“产茶美且多，有武夷之风，外邦称为‘小武夷’”。民国23年（1934年）“福安茶地面积达6万亩，占全省茶地面积的10.3%；茶叶产量达5.1万担，占全省茶叶产量的21.7%，居于全省第一位。茶叶产值达大洋178万元。”这一时段全县共有茶庄67号，遍布县内各主要茶乡。抗战胜利以后，坦洋工夫红茶的中心从坦洋转移到穆阳和赛岐。民国37年（1948年）全县有茶厂、茶号82家；茶叶总产量约1.5万担，其中红茶与绿茶（包括花香茶）的比例为2∶1，红茶主要用于外贸，绿茶主要供应内销。

福安市和周边各山县产制的出洋外销工夫红茶从四面八方涌至赛岐码头，赛岐成为宁德市海上茶叶之路最重要的起点。长盛不衰的茶叶转运业务和空前发达的航运业极大地促进了赛岐的繁荣，使赛岐镇的工商业大放异彩。上世纪30年代，赛岐码头，商贾云集，舟如林；赛岐以商贸闻名，“闽东各地货物，多由此进出，商业之盛，俨如大邑。”

除了茶叶，民国时期福安的一些与传统土特产品相关的工商经济也很值得称道，尤其是制糖业。据统计，1921年（民国10年）“福安县约有30家工厂生产红糖”。红糖是福安市主要的出口物资之一，主要是“板糖”，还有“上白”、“中金”、“精赤”、“寮赤”等。1942年，福安县年出口糖二万五千余担（1250吨）。“农产品出口物资茶居首位，糖出口位居第二。”

在福安的众多市镇中，韩阳、赛岐和穆阳三镇最为重要，至今仍被称为“老三镇”。该三镇鼎足而立，分别是福安东部、西部和南部的经济中心，这些市镇的经济影响力还辐射到周边县区。

（三）族群文化

汉民

福安常住人口中汉族占大多数，约占总人口的88.4%。福安市汉族的历史悠久，构成多元。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福安汉族的族姓近400个，这些汉姓的“根”都在我国北方地区；其中万人以上人口的有12个，按人数多寡为陈、林、郑、王、刘、黄、吴、张、李、缪、郭、阮等，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0%。这些姓氏大部分是在唐、五代十国、宋时迁居长溪流域，其中以12世纪两宋交接时期最为集中，以这些大姓巨族为中心，形成许多血缘聚居为基本特征的村落。在家族耕读文化的氛围中，从唐朝薛令之进士及第至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1200年间福安一邑有59个族姓共872人次通过科举获得各种功名，共计1000多人次获得各种官方的名份。这些传统社会的精英基本上是汉族，主要分布在几个较大的宗族。明万历《福安县志》记述，“故家巨族，自唐宋以来，各矜门户，物业转属，客姓不得杂居其乡”。在地方享有声誉的绅大家往往结为姻亲，彼此关系盘根错节，形成士绅阶层；他们与官府共享政治资源，对乡里的重大事件拥有话语权，对地方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都发生重要的影响。

此外宗族文化也是汉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修谱、建祠、祭祖等是宗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福安市汉族很重视修谱，一般每隔25—30年就要进行续修。宗谱的主体是本族的世系图表，详细记录本族全部男丁的基本情况，明确世系，保存历史，通过宗谱的不间断续修，留驻了本姓氏的演变、迁徙和本支本宗的繁衍分派情况；同时还通过宗谱传承的祖训、家规、家法、家训等训诫性文字，用儒家伦理约束和教化族人。

福安是闽浙一带畲族最早入迁的地区之一，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就有畲民迁入福安定居。畲族大量入迁福安是在明中叶以后，福安今最具影响的“大林钟”、“后门坪雷”和“溪塔蓝”分别于明朝的景泰年间（1450—1456年）、成化二年（1466年）和万历十六年（1588年）迁入。畲族的迁徙一直延续到清朝前期，清中叶以后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畲族人口的分布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福安市西部和南部的山区、半山区是畲族主要聚居的地方。19世纪末，全县“各都畲民村居”共有209个（清光绪《福安县志》），但畲民人口数不详。民国26年（1937年）《福建省统计年鉴》首次统计，福安县有畲族2000户8400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福安县有畲族3074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1.8%和全省畲族人口的31.9%。福安畲族由雷、钟、蓝、吴、杨五姓构成，雷姓最多，其次是锺姓和蓝姓；雷、钟、蓝三主姓超过福安畲族总人口的95%。福安畲族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11%、宁德市畲族总人口的37.4%、全国畲族总人口的10.5%，是我国畲族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域。

畲族入迁福安市后，告别了以往的游耕经济，开始了定居农耕生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畲族人民大量吸收了当地汉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形成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畲族社区的经济生活与周边汉族相同，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与当地汉族一样，粮食作物主要是稻谷和番薯，经济作物主要有苎麻、蓝草和茶叶等。

疍民

历史上闽东是福建省省疍民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福安疍民主要分布在长溪两岸沿溪、沿江、沿海。他们除了与其他地方的疍民一样“以船为屋，以水为田”之外，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也形成了许多富有区域特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疍民的来历多源，学界一般认为，福建东北部地区的疍民最早应源于汉魏时期的福建土著闽越。疍民的历史可以说就是闽越人与汉族相融合的过程。古时候的长溪水域，只要是可以行船的地方都有疍民的活动。宋代以后，官府开始对疍民实施有效管理。文献记载，明代地方官府还调用疍民船只，以为土兵，守卫海防。（明万历《福安县志》）清代朝廷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允许疍民上岸居住、耕作，与齐民（平民）同等看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更定户口牌甲之令，将各地沿海内河的“商渔船只”、“渔船网户”和“水次搭棚趁食之民”全部归入当地保甲编制，正式成为皇朝子民。表面上疍民与陆上居民地位是平等的，实际上疍民的地位十分低下，除承担官府的船税渔课外，还受到种种歧视和盘剥。

赛江乌山尾妈祖庙有一面清道光六年（1826年）的涉疍示禁碑，是研究福安市疍民历史的重要文物。据碑文内容可知，清末福安赛江水域疍民家族有翁、刘、郑、连等姓，均从福州市的闽清县迁来，肇迁时间至迟在清代。赛岐、田坂、浮溪、顶头、田坪、濑屿、淡湾、徐家塘、白石、白马门等下都村镇的江河是他们主要的活动水域。

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近代浪潮的冲击下，宁德市港口经济空前繁荣，近代轮船逐渐代替了传统木船，疍民出现贫富分化；小部分疍民主要因从事货运而发家致富成为船主并定居市镇，大多数疍民仍然只能继续旧日的营生。随着时代的进步，疍民陆居逐渐普遍化，与汉族通婚也越来越普遍，传统的内婚制自然瓦解。同姓同宗的疍民还开始修族谱，鼎建聂氏宗祠。陆居、内婚制瓦解和修谱建祠，标志着疍民“汉化”进程的最后完成。

（四）儒道释文化

儒家文化

儒学是长溪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唐朝开闽第一进士薛令之的灵谷草堂到名家辈出的历代书院，从南宋开县首创的县学到清代遍及城乡的书馆私塾，再到民国时期的新式学校，儒家文化之火在福安市薪传不熄。“佛说万理俱空，吾儒说万理俱实”（《朱子语类》卷十七），儒学以“入世”之实自觉区别于道、释的“出世”之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着深刻的影响。南宋以后，由于朱熹及其门人的推动，儒学进一步深入人心。县志记述：“（福安别称）为朱子讲学之地，圣贤所过则化，故士多知读书求道。弦诵之声不独朱门也，即白屋绳枢，亦往往不绝。”明朝知县孟充的《风俗诗》用“醉踏甘棠桥上月，家家灯火夜攻书”描述福安人读书求道的民风习俗。儒家思想的传承和浸润使得“城以内衣冠辈出，外此则阳头、穆阳、苏阳、秦溪、廉溪、三塘文物称是。”随着儒家思想的广泛流播，兴养立教、耕读传家和尊师求道、爱智向真的观念深入人心，哪怕是在穷乡僻壤、海角山，也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

福安市建县伊始，知县郑就创立县学讲堂；不久（淳祐八年）知县林子勋将讲堂与孔子庙同设一处，建为学宫。从此县学成为传播儒学的大本营。加上历代设办的许多包括书院、私塾、社学、义学等教育机构，公立与私设相结合，共同组成一个庞大的封建教育体系，使“天地君亲师”的观念深入到城乡的各个阶层。

耕读文化给古代福安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从公元706年薛令之进士及第到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1200年间福安士人共有近900人次通过科考获得各种功名，其中进士94人（唐1人，宋76人，明7人，清10人），约占全部功名的十分之一。

福安市士人中名贤辈出。其中有清正廉洁的唐朝福建省第一位进士薛令之，有“明春秋大义、为天下除奸”的南宋义士郑虎臣，有不忘故国的南宋爱国诗人谢翱，他们被历史并称为“福安三贤”，他们的事迹永载史志，成为后世士人的榜样，受到人们的敬仰。

还有南宋朱门弟子阳头黄干、杨岙杨复、大留张泳、廉村陈骏，他们的道德文章是古代儒学的圭，被誉为“理学正宗”。清光绪十年，庶吉士、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福安知县张景祁赞曰：“安邑县虽僻处一隅，而山川神秀，代生伟人……补阙（薛令之）之贞廉，监押（郑虎臣）之忠勇，参军（谢翱）之节烈，信斋（杨复）、墨庄（张泳）之理学，足与日月争光。”（清光绪《福安县志》）

福安士人读书求道，澹泊守志，富有爱国情怀。每当国家和民族到了紧要关头，必有忠贞死节之士挺身而出，像赵万年、陈最、郑虎臣、谢翱、林九弟、黄钏、刘中藻等就是他们的代表。其中谢翱、黄钏、刘中藻等原本文士，国难当头，他们也披挂上阵，视死如归。他们中的许多人身份并不高，但“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和民族忠贞不贰。

儒家文化对福安市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中重视道德教育和品格培养、重视从人心的治理出发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对维护社会的安定有积极意义。但是与此同时，旧儒学也阻碍了人们科学思维能力的发展，并且积极参与封建子民心态的打造；而三纲五常的绝对伦理观念，严重制约了人文思想的健康成长。据旧县志记述，封建专制时代，福安一邑共有一千多名妇女被旧礼教剥夺了年轻的生命，成为“贞孝节烈”的殉葬品。

民国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制度性的旧儒学逐渐消亡而精神性的新儒学得以重生。

民国初期各校课程仍有尊孔读经内容。创始于民国13年（1924）的县立扆山中学是福安市的第一所中等学校，学校在传播新思想、新知识的同时也是传承中华道统的重要基地。《福安县扆山初级中学校歌》充分表达了办学理念：“吾校皇皇，扆山之央，兴养立教悠长。博文约礼，朴相匡，乐群济济跄跄。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人才作育多方。行健自强，邦国之光，君子贻泽无疆。”福安扆山中学于民国22年（1933）改名福安县立初级中学。民国中期以后福安的新式教育特别是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发展，除了县立初级中学，还有闽省第一所茶业职业学校（创办于1934年）、省立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创办于1935年）；全面抗战后有三都福安市联合中学（始于1938年）、省立福安国民师范学校（创办于1940年）、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始于1944年）等，这许多学校都是当时追求进步、崇尚科学、渴望知识的宁德市青年争相向往的求学胜地，福安也因此成为闽东的教育中心。

道释文化

福安民间普遍佛道同信，既拜大日如来观世音又敬老君玉皇大帝，根据祈求需要，时道时佛，亦道亦佛，佛道相杂，真正意义上的道徒和佛教徒并不很多。

福安民间的每月朔望焚香习俗最能说明问题。焚香敬拜的是中堂两侧上方的神，左边是“天地神祇”，右边是“历代宗亲”。“天地神祇”榜上常细列各位尊神的名号，有佛教菩萨，有道教诸神，有民间俗神和当境土主，观音菩萨常居首席。

福安市的道教可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两类。全真道道士要履行入道仪式，居住丛林，素食，道装，独身；男道士称乾道，女道士称坤道或道姑、女冠。对那些拜师学道只为自身修炼，以求长生，并不从事宗教活动的人称为居士。根据2000年的统计，全市登记在册的全真道龙门派道徒近500人，其中道士38人（乾道10人，黄至安28人），居士约450人（男100人，女350人）。住观道徒一般都参加劳动，自食其力。正一派道士不出家，平时与常人相同，只有在进行法事时才穿上道服。福安市的正一道士分文武两科，“文科”（乌头道士）称为“道师”，主要为死者超度；“武科”（红头道士）称为“巫师”，主要从事斋醮祈雨、设坛驱鬼等，同时也为“殇死鬼”（非正常死亡者）“拔殇”（超度）。

福安的民间信仰历史悠久，崇拜对象宽泛而且杂乱，包括自然物、自然力、幻想物和历史人物、宗族祖先等等。史志上反复述及福安“习尚鬼巫”，所谓“鬼巫”即民间信仰的神灵。据清光绪《福安县志》载，晚清福安一县供祀民间俗神的宫、祠、庙有128处，假如算上官方主祭的坛、祠、庙和各族姓的宗祠，真可谓“蔚为大观”。而且事实上还远远不止这些。

福安市佛教历史悠久，唐朝中叶（公元8世纪前期）佛教正式传入福安，迄今已有千余年。福安佛教为禅宗之临济、曹洞二门，亦兼修净土。福安寺庙和与佛教有关的场所都可以看到“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随着佛教影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净土宗的传修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南宋代以后福安民间逐渐形成了以儒、道、释为基本内容的社会风俗。明万历《福安县志》载：“民间事佛惟谨……非读书家率以佛塔治丧，殡殓日召僧代鼓，治酒延宾，甚至停棺火葬；以修斋建醮，参礼血盘为孝，而祭典几阙矣。”

（五）基督宗教文化

天主教于明崇祯四年（1631）（一说崇祯五年）正式传入福安市。作为相对于中国文化的西方异质文化，天主教从登上宁德市大陆之时起，就与传统文化发生了强烈的碰撞。福安是福建省和闽东天主教的早期中心，并且对中国天主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生在天主教内部、曾经影响东西历史的“中国礼仪之争”发端于福安，中国天主教第一位神父、主教罗文藻和第一位守贞女陈子东都是福安人，清代雍正、乾隆、爱新觉罗·颙琰、爱新觉罗·旻宁四朝禁教期间被称为“乾隆朝第一教案”的白主教案发生在福安，福建省第一所培养本土传教人才的圣十字修院创办于福安。福安市后来又设办了多所修院和神学院，培养了大批道教人才，因而天主教内有“福安出神父”之说。

天主教在福安的传播、发展和教会文化建设，教徒知识分子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天主教正式传入之前，福安已有一批士大夫主要在福州通过耶稣会接受了天主教。这些知识分子有文化、有知识，而且信仰坚定，在宗族中很有影响力。他们配合传教士建立起以乡村宗族为中心的教会基点，并且建立起具有天主教特色的宗族文化。白主教案后不久，福安天主教很快又恢复了活动，尽管官府又多次发动伊斯兰教，终于无法将天主教一举消灭。乾隆二十四年（1759）福宁知府李拔称，福安天主教“男女倾心，子衿不免。乾隆十年以来，屡犯大辟，顽顿如故”，足见知识分子在其间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后，天主教弛禁，并且进入加速发展时期，1920年代天主教采取了“中国化”措施，使天主教进一步向纵深发展。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传信部训令，宣布撤消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消除了长期困扰教徒的良心上的疑惧和不安，使天主教进一步“中国化”；作为礼仪之争发端的福安市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天主教与本土传统文化由不相适应到基本适应，天主教人口近占福安总人口的9%（1941年福安县总人口284273，天主教人口25120，占8.84%），天主教文化成为福安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长溪文化的一个正式成员。1950年统计，天主教在福安设办有天主堂47处，修院和传道师范4所，医疗机构3所，全日制小学1所。

基督教（耶稣教）

清末光绪年间，基督教（耶稣教）传入福安，相较天主教晚了二百多年。

福安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传播西医和发展新式教育来扩大教会影响和进行传教活动的，而且许多作为都是开创性的，也正因此基督教在知识阶层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光绪三十四年（1908）圣公会差派爱尔兰3名女传道士到福安市办教育，并协助牧师传道。是年福安教会在县城创办“育淑妇女学校”，吸收家庭妇女入学，在福安首创开设新式文化和实用技术教育。此后基督教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1914年在城西湖山营建新校舍，1915年改名“陶清女子学校”，1919年陶清女校增设高小班，同时创办福安第一所幼稚班，开启福安的幼儿教育。

1927年学校又增设初中班；1929年开始男女学生同招，改名为“陶青小学”。该校课程开设齐全，是一所正规的新式学校，延聘一批当时社会名流和名师执教，培养了大批新式人才，在当时的福安有较大的影响。陶青小学一直延续到1939年，前后达三十多年，基督教影响也因之不断扩大。

福安市最早的西医和助产士，如朱、丁、陈、张、阮、肖等姓的名医、名助产士，多出自基督教会设办的医卫机构。1946年基督教会还利用战后国际救济署分配的部分药品和医疗器械，创办福安圣教医院，是为福安第一所正规的西医院。圣教医院客观上对福安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西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福安县的医疗卫生事业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