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之变是指发生于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该事件标志着中原地区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兴起。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甲申之变不仅结束了持续276年的明朝统治，也为满清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在甲申之变期间，1644年初，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甘肃省发动兵变，随后东征北京，突破宁武关，攻克太原市、大同市、宣府等地，明朝官员纷纷投降。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军队攻入紫禁城，崇祯在景山自缢身亡，明朝正式灭亡。仅40天后，满清军队南下，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迅速摧毁了大顺和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清军以北京为基地，顺利建立了清朝统治。

甲申之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结束了明朝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开启了满清对中原地区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时期。

明朝自从嘉靖后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朱厚熜二十年不理朝政。朱载坖到赵顼时期，虽然有张居正等大臣推行财政和军事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明朝的颓势，但是终究是昙花一现。很快朱翊钧又开始长期怠政。同时，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事爆发。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起，明神宗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激起民愤。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更是标志着明朝在辽东的统治趋于瓦解。

就在辽东战事吃紧的时候，朱翊钧撒手人寰。即位的朱常洛朱常洛在位仅一个月也死去，相继而发的“红丸案”和“移宫案”更是严重破坏了明廷的决策机制。新即位的朱由校朱由校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加剧东林党争，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宦官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明朝的内部倾轧，导致关外的后金军队更加肆无忌惮。崇祯时期，局势更加恶化。

明朝晚期的财政恶化也是明朝颓势的一大方面。大肆兼并土地加上矿监税使的过度贪婪，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而明朝后期战事频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除了“辽饷”，崇祯十年（1637年），与清军和农民军两面作战的明朝廷，为了一举消灭农民军，根据杨嗣昌“因粮加赋”的倡议，再次加派。崇祯十二年（1639年），延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镇，中而辅，西而陕西省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此后，“练饷”又成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赋。到了崇祯年间，外库内库俱空，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便无法维持。加派三饷是明朝廷将财政危机转嫁于小民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剜肉医疮，归根结底，只是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天启、崇祯年间，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经济剥削的苛重，社会矛盾益趋激化，各地农民起义再度兴起，最终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最终推翻明朝的，是陕北农民大起义。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地区灾荒严重，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二月十五日，白水县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之后，各地农民、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府谷县王嘉胤、宜川王左挂、安塞区高迎祥、汉南王大梁等，相继举起义旗。其后，陕西省三边固原市、延绥的饥兵也纷纷哗变。那些被裁减而无法生活的驿卒，也揭竿而起。从崇祯元年至三年间，各地暴动此伏彼起，势若燎原烈火。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起义军十三家大会荥阳市。张献忠随高迎祥连破河南省、江北诸县，进入安徽，克颍州区，破凤阳县，烧毁了明皇陵。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洛阳市，活捉并杀死了弘光帝朱常洵，没收福王府中的金银财货和粮食物资。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明将孙传庭在郏县之战大败。十月，李自成乘胜追击，在潼关县击毙兵部尚书孙传庭，连破华阴市、渭南市、华、商、临潼区，进攻西安市。十月十一日，李自成攻占西安。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改元永昌。

明朝内部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特别是陕北大起义，最终形成燎原之势，严重消耗了明朝处理辽东战事的实力，客观上为清军的不断做大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最终埋葬了明王朝。

万历、天启以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内部危机重重。满洲贵族看到明朝内部的危机日益激化，早就有灭亡明朝、吞并中原的野心。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在赫图阿拉故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西）建立了后金政权。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年）后金八旗军在萨尔浒之战中击溃明军，并趁势夺取辽东（今辽宁省）七十余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1625年）后金将首都从赫图阿拉迁到沈阳市，改称“盛京”。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自称皇帝，改国号为清代，并仿效明朝陆续建立政权机构，又东征朝鲜，西联蒙古，势力日益强大。

皇太极深知满族要想入主中原，必须取得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因此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采取招降收买政策。诸如李永芳、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祖大寿、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先后投靠了清廷，皇太极对他们封王封侯，宠荣备至。并从孔有德等那里学来红夷大炮制造技术，给明朝造成重大威胁。另一方面又经常派兵打进长城，自崇祯登基以来，十一年中，清兵四次入塞，三次直逼北京城下。崇祯二年（皇太极三年，1629年）10月，皇太极率领约十万八旗兵入喜峰口，进犯遵化市、良乡、固安县、香河县、永平、顺义区、迁安市、滦州等地，被称为“己巳之变”。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清军取得松锦之战的全面胜利，明朝在关外的精锐尽失，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清兵入关的道路被彻底打通。

皇太极生前即已定下进攻明朝、取北京的目标，采取的是“伐大树”的战略，即“攻取燕京如同砍伐伐大树，必须从四周慢慢砍伐，达到一定程度大树就倒下。……我们的大军四处攻掠，明朝国势日衰，我们国力日强，那么北京必将能夺取。”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对天下大势已作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根据估计，明朝有即将灭亡的前兆。为什么这么说呢？明朝内部流寇蜂起，各地爆发起义，有百万之众，攻城掠地，明朝难以遏制这个形势。明朝在关外能倚重的只有祖大寿的军队，现在合并了锦州、松山的兵马，其余还有洪承畴从关内来的援军，如今已经全部被歼灭，即使明朝招募新兵，也就是用来充数的，怎么能对外作战呢？况且明朝的官兵，非但不能抵御我们，反而抢掠自己的人民，鱼肉乡里，将领向朝臣行贿，然后将抢掠人民冒充战功；朝臣也专门钻研谄媚之道，蒙蔽了皇帝的耳目，这样的乱象，明朝怎么会不灭亡。”在这以前，他命爱新觉罗·阿巴泰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果遇到起义的流寇，应该告诉他们是因为明朝的朝政紊乱，所以激起了民变，前来讨伐也是为了匡正明朝的朝政。并且以好言劝抚。告诫士卒，不要杀害流寇，导致和他们产生冲突。”由此可以窥知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

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顺治帝即位，清廷实权落入爱新觉罗·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市部落来告大顺军已经占领陕西省，多尔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地区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大顺军榆林市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虽将清廷来信事报告了李自成，但大顺军领导人对清廷统治者急切于分享胜利果实的企图并没有给以重视。

早在李自成起义军的烽火燃遍中原大地之时，满洲贵族就已经意识到，先让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然后再举兵入关。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市建立大顺后，即向北京进军。三月，大同市、宣府、居席降，迫至京师城下。十九日，破皇城，崇祯朱由检自缢，明王朝的统治被农民起义推翻。满洲贵族认识到入主中原的机会已经到来。

此时，驻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吴三桂，在李自成占领京师时，在是否归顺大顺政权的问题上摇摆不定，然而最终向清朝投降。他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而多尔衮在假意再三推辞下，终于同意了吴三桂的请求，进兵中原。事实上，清朝对此早有准备。范文程在清朝问鼎中原的过程中起关键的作用。明朝灭亡前夕，清朝便决定派多尔衮、爱新觉罗·阿济格、爱新觉罗·多铎统兵伐明，企图再次大掠中原。而几乎在李自成进京的同时，清廷重臣范文程便察觉到明朝将亡，便奏请清廷占领中原。

李自成进京十五天后（四月初四），清廷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入盛京讨论明亡之后的对策。范文程指出了李自成的某些失策和弱点（如肆意刑讯拷问明朝大臣、强行向在京官僚商人追赃、贪图子女玉帛等），断言“可一战破也”，极力鼓吹说：“中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衅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他还要求清军改变一味屠杀掠夺的策略，称：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而爱新觉罗·多尔衮本来就有入主中原打算，在范文程的鼓动下，清朝当局立即下令连日急骤兵马，十多万八旗精锐迅速涌向中原。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的招降。作出这一决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等人获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广恩）在过去辽东战事中曾同吴三桂共事，大顺政权已是众望所归，颇有统一天下之势；其次，大顺政权同明王朝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绅军民更易于接受；第三，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处于同清军对峙的地位，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说：“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第四，就个人前途着想，吴三桂虽有一部分亲属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居住在北京已处于大顺控制之下，归降或敌视大顺政权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何况，曾在辽东共事的总兵白广恩、姜瓖、马科、唐通等人都已身于大顺朝新贵之列，唐通兵力远逊于己，三月间才投向大顺就受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劝降，“盛夸自成礼贤，以父子封侯”，对吴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区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区，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吴三桂折回山海关，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当地人士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真切地反映了百姓们的惶惧不安。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卫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绅地主。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他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区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襄，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朱樉和吴襄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爱新觉罗·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觉察到时间的紧迫，数日之内，急聚兵马。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第一次上书五天后，他率豫郡王爱新觉罗·多铎、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将领与“三顺王”孔有德等将士离沈，进军关内。

此时，清军久经征战、屡败明军。但是，能否最后夺取成功，君临全国，长期统治下去，仍属疑问。其根本弱点是人丁太少，敌手太多。清军面临的三大对手，明朝军队和李自成、张献忠。明朝虽已腐朽，崇祯朱由检已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清尚不知晓此事），但毕竟曾拥兵百万，明朝将士和朱明宗定会集兵相战。更难以应付的两个对手是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领导的大顺、大西农民军。大顺、大西军南征北伐十余年，兵强将勇，声势浩大。

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摄政诸王，指出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窃惟成大业以垂休万世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盖以为明劲敌者中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这就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人用兵提供了总体战略方针。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当时在清都沈阳市的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四月初九日，清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爱新觉罗·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区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区坚城之下。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不敢食言。”爱新觉罗·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区。他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词上经过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到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区，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爱新觉罗·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高第部关、辽兵正在激战之中。

大顺军开赴山海关时留下了老弱兵员一万守北京，随李自成、刘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马大约为近十万名；吴三桂、高第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而清军当时的全部兵力为十万，除了摄政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三分之一留守沈阳市一带外，爱新觉罗·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自然，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吴三桂部是原明朝官军中的精锐；大顺军是自崇祯十四年（1641年）迅速扩展起来的队伍，大部分兵员素质不如清方，但是，他们是一股新兴势力，纪律严明，富于朝气，不像明朝官军那样腐败。由此可见，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高第部原明朝关、辽兵是绰有余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时调集的兵力也仅满足于此。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则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降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关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省等地的易手。

四月十三日晨，大顺军由北京向山海关进发。行至三河县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谎称吴三桂仍愿意投诚，请求缓师。在这关键时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骗了，他派明朝降官密云巡抚王则尧以兵政府尚书的官衔去山海关同吴三桂谈判，随即放慢了进军速度。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五天可达，大顺军却在八天之后即四月二十日才进抵关西。这时，才知道王则尧已被拘押，吴三桂和高第的军队在关内沿石河一线做好了作战准备，除了武力解决，没有招降余地了。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辰时（约为八时），山海关战役开始。李自成为了全歼关辽兵，防止吴三桂部被击败后引残部出关降清，作出用兵部署：把主力放在石河西，另外派遣部分军队包抄至关内外，进攻山海关的东罗城、西罗城、北翼城。双方激战一昼夜，到二十二日上午吴三桂军已有不支之势，据守北翼城的一支吴军向大顺军投降。吴三桂见情况危急，亲自带领部分兵马和当地乡绅冲出关门，请清军立即参战。爱新觉罗·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二十一日晚驻营距关城十里，二十二日晨进至离关城仅二里的威远台（在名叫欢喜岭的小丘陵上，今名威远城，实误）观战。经过几天的使者往返和亲身考察，多尔衮对吴三桂的处境和降清诚意已洞然于心。吴三桂到后当即“赐坐赐茶，面谕关门为第一功”。他对吴三桂等官绅说道：“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接着又吩咐吴三桂：“尔回，可令尔兵以白布系肩为号。不然，同系汉族，以何为辨？恐致误杀。”说完，让吴三桂立即回关准备接应，同时下令清军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路进关。

清兵进关后，见大顺军从北山至海边排列成一字长蛇阵，爱新觉罗·多尔衮即令清军沿近海处鳞次布列，吴三桂军排列于清军的右边，采取重点突破战术。这时正值大风扬尘，能见度很低，清军得以从容布阵。少顷，风止，多尔衮一声令下，清军呼啸出击，万马奔腾，飞矢如蝗。大顺军虽拼死抵抗，但强弱易形，兵员同吴三桂军已战一昼夜，面对以逸待劳的清军很快就被击败，阵容大乱，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李自成立马小岗阜上见败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时，李自成决定将吴襄处斩。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家属三十四口，可见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勾引清兵、叛变欺诈极为痛恨。而吴三桂却在山海关战役刚刚结束就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爱新觉罗·多尔衮承制封为平西王。

大顺军败回北京以后，李自成曾经考虑过据守北京，二十七、二十八两日采取了备战措施，责令军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马墙及护城河旁房屋。但是，经过斟酌，大顺军领导人终于决定放弃北京，主动西撤。这是因为大顺军在北京地区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踪而来的清军一旦围城，大顺的领导人物和败回兵将就可能成为瓮中之鳖；加上城内居民亲眼看到大顺军败阵而回的狼狈情况，讹言四起，潜在的敌对势力也待衅而动。在这种形势下，李自成断然决定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清军在山海关地区作了短暂的休整，即向北京进发。四月三十日晚上，爱新觉罗·多尔衮在蓟县获悉大顺军已经撤离北京，命令爱新觉罗·多铎、爱新觉罗·阿济格和吴三桂等带领精兵火速追击，目的是进一步重创大顺军，尽量截留被大顺军运走的金银财物。他自己率领部分兵力于五月初二日由朝阳门进入北京。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没想到昂然而来的是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人大吃一惊偷偷溜走，少数官僚则将错就错地把多尔衮迎入劫后仅存的武英殿，拜倒在爱新觉罗氏皇室脚下。

五月初八日，清军在望都县（今河北省望都县）城东追上大顺军。李自成命蕲侯谷英率兵阻击，被清军击败，谷英阵亡。接着，清军又在正定县（今河北省正定县）再次获胜。大顺军在畿辅已无法立足，经井陉县退入山西省，留精兵扼守固关。追击的清军于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爱新觉罗·多尔衮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帝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多尔衮与诸王贝勒大臣商议决定，迁都北京。清廷迁都北京既是出于统一中原、雄霸九州的目光，也是基于退可出关外的战略考虑。清廷以多尔衮为首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须迁都北京，只有占据这个关口才能进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八月二十日，清朝开始迁都。九月，顺治帝从沈阳市（沈阳）到达北京。寒衣节，顺治帝在皇极门（顺治二年改称太和门）向全国颁布登基诏书，清代正式定都北京，开始了以北京为首都的长达260多年的统治。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军分南北两路进攻大顺军：北路由爱新觉罗·阿济格爱新觉罗·阿济格、吴三桂、尚可喜率领经大同市、榆林市、延安市南下，南路由爱新觉罗·多铎多铎、孔有德率领经河南省进攻潼关县。同时，爱新觉罗·豪格豪格率领的一部清军业已占领河南、山东省一些地方。翌年（1645年）正月，多铎在潼关击败大顺军，李自成率主力连夜撤回西安市。潼关为清军所占，入陕门户洞开。阿济格部清军进入陕北地区后，以一部分兵力围攻据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部大顺军，自己领兵南下西安。自此，李过、高一功部被切断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弃陕北，取道汉中市，由四川省入鄂。在清军两路重兵合击下，李自成不得不放弃西安，取道商洛市、豫西，转入湖广襄阳。

占领西安后，清廷命多铎部东进南京，摧毁弘光政权，命阿济格部继续追击大顺军。此时，50万大顺军已是军心涣散、纪律松懈、指挥混乱，在清军追击下，在襄阳市、九江等地连败十三仗，丧失了全部辖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牺牲，大顺遂而瓦解。其余部30余万后来在李过、李来亨等领导下与南明联合，继续抗清，最后于康熙三年（1664年）失败。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由于地处四川省一隅，对全局无太大影响，所以清廷在摧毁大顺政权和弘光政权之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割据一方的大西军。顺治三年（1646年），豪格率清军由陕西入川，征讨“大西”政权。十一月，清军对张献忠在西充的大营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农民军兵败如山倒，张献忠也在此役中中箭身亡。大西政权随之瓦解。其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领导下南走云贵，逐步走上联明抗清的轨道，成为永历朝的军事支柱。后来孙可望投清，李定国继续斗争，坚持到清康熙元年（1662年），最后失败。

明朝灭亡后，弘光帝朱由崧监国南京，后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在面临战争这个关系命运存亡的问题上，也是举足失措。他们天天讲“讨贼”、喊“中兴”，报君父之仇，把主要危险和敌人看成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等农民军，以全力防御。其实他们对北方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还看不到威胁南明存亡的已不是农民军，恰恰是清政权。六月间，史可法在《款清灭寇疏》中，还强调：“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事实是，农民军已被清、吴军击败，退到陕西省后，一蹶不振了。而清已据有北京及其畿辅地区，正在准备南下。史可法及南明决策人还不以为意，说：“但清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他们把清入京看成是帮助明朝复仇的友好举动，主张继续借用清兵全歼农民军。与清议和，实行“联虏击寇”的方针，是举朝一致的意见，已成为南明一项国策。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辛未，清军围攻江北重镇扬州市。督师江北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率城中百姓抵御清军，最终扬州在被围五天后沦陷。清军攻破扬州之后进行了十天屠杀，史称“扬州十日”。五月初八己丑，清军自瓜洲渡江。清军攻克南京后，爱新觉罗·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弘光帝。五月二十二日癸卯，总兵田雄、马得功、丘、张杰、黄名、陈献策冲上御舟，劫持弘光帝，将其献给清军。豫王多铎命去锁链，以红绳捆绑。五月二十五日丙午，朱由乘无幔小轿入南京聚宝门，头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扇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多铎在灵璧侯府设宴，命朱由崧居于北来太子之下。宴罢，拘弘光帝于江宁县署。

弘光政权覆灭后，东南地区先后又出现了两个明政权。顺治帝二年（1645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张肯堂、黄道周、郑芝龙等旧明官僚拥立朱聿鐭朱聿键在福州市即位，年号隆武，是为隆武政权。次日，张国维、张煌言等另一批旧明官僚拥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市，是为鲁王政权。两政权都占有一定地盘，拥有一定兵力，但政治腐败、内部分裂，相互间不能协同作战。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清廷命爱新觉罗·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南下浙、闽。五月，清军趁天旱水浅之机渡过钱塘江，鲁王江上诸军皆溃。六月，清军攻占绍兴，鲁王逃往台州市。不久，浙东地区政权军事统帅方国安以及马士英等降清，宁波市、温州市、义乌等地失守，清军据有浙江省大部。鲁王逃往海上，先后依靠郑彩、张名振、张煌言、郑成功等保护。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浙东政权的最后根据地舟山岛被清军攻占。鲁王往依郑成功。顺治帝十年（1653年）自去“监国”号，浙东政权结束。博洛攻占浙江后，立即挥师南下，分兵两路经衢州市、上饶市（今江西上饶）扑向福建省的隆武政权。金声桓部清军则开始攻赣州市，进迫福建，切断唐王与湖广的联系。同时，隆武政权掌握兵权的郑芝龙暗中降清，“尽撤关隘水陆诸防”，使清军从容越过福建的门户——仙霞岭，八闽望风瓦解。朱聿键由延平急奔长汀古城。清赵布泰军经隆安进占福州市，郑芝龙率11万军队投降。接着，清军攻占漳州市、泉州市、莆田市（今福建莆田）等地。隆武帝又为清兵追骑捕获，押回福州处死。隆武政权覆灭。福建、江西省尽为清军所占。

顺治帝三年（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丁魁楚、瞿式耜等支持下在肇庆市称帝，是为永历政权。清军占领湖南省、两广后即部署云贵高原战事，但是在顺治九年至十三年（1652年至1656年）间，永历政权在西南以大西军为主，在东南以郑成功、张煌言为主，举行东征和北伐，迫使清廷对云贵的军事行动中断了四五年之久。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李定国在磨盘山（今云南腾冲、龙陵县间）伏击清军失败，被迫退走边境。永历见大势已去，遂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军以内大臣舒穆禄·爱星阿为定西市将军自腾越发兵，分两路追击逃缅明军，南明军受到重大打击。十二月，永历帝被缅人交出，翌年，被吴三桂绞死于昆明市。不久，李定国病逝于勐腊县。南明至此彻底灭亡。清军从入关到消灭南明政权花了18年的时间，入关战争遂告结束，清朝终于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

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也缺乏战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而后来的招降吴三桂不成和山海关战役，标志着大顺军在北京统治的失败。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清兵入关不仅改变了清朝和满族的命运，也改变了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命运，进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满族在当时作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少数民族，他的入主中原给当时的中国注入了鲜活的动力。一个创举就是破除了华夷之辨，突破了以往汉族王朝直辖区域只限于内地的局限，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政权的直辖之下，实现了国家的“大一统”。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清兵入关也把满族文化带到了中原，促进了满族和汉族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当时，西方殖民者已经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荷兰殖民者侵占了中国宝岛台湾；俄罗斯帝国侵略者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即清兵入关的前一年就已派出远征队侵入中国黑龙江省流域。

在面临外敌威胁的险峻形势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谁能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都有利于凝聚、整合国家的国防力量，共同抵御外敌入侵。当时的南明和李自成、张献忠建立的政权，由于自身的局限和弊端，都无力承担统一中原地区的重任。因此这一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清朝一方。清兵入关结束了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抵御西方殖民势力的侵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清军在向全国进军的途中，进行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扬州市在激烈抵抗后失陷，清兵屠戮劫掠，十日不封刀。“几世繁华的扬州城是时“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城中积尸如乱麻”。扬州居民除少数破城前逃出和个别在清军入城后隐蔽较深幸免于难者以外，几乎全部惨遭屠杀，仅被和尚收殓的尸体就超80万具。

此外像顺治六年（1649年）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济尔哈朗占领湘潭市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顺治帝六年（1649年）正月，爱新觉罗·多尔衮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自元年以来洗民谣言无时不有，今将六年矣，无故而屠戮者为谁？民肯从此回想，疑心必然冰释。”几天之后，他就“谕大同城内官吏兵民人等曰：姜自造叛逆大罪，摇惑众人，诱陷无辜，尔等被围城中，无所逃避。止因姜瓖一人作恶，遂致无罪众人同陷死地。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同年二月，“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吴三桂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顺治帝八年（1651年）福临亲政以后，把各地屠戮无辜的责任全部推到爱新觉罗·多尔衮身上，说：“本朝开创之初，睿王摄政，攻下江、浙、闽、广等处，有来降者，多被诛戮。以致遐方士民，疑畏窜匿。”实际上，清兵的滥杀无辜根源于满洲贵族的迷信武力和民族歧视，多尔衮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罢了。在清廷上同多尔衮争夺权利的“辅政叔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济尔哈朗统师出征时表现出同样的野蛮，就是一个证据。清廷在屡遭覆师失将之后，才被迫在政策上作出部分调整。

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本身也是由多种民族融合而成的。汉族人士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人士当然也可以君临天下。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为主体建立的中央政权都决不应该强行改变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爱新觉罗·多尔衮等满洲贵族陶醉于眼前的胜利当中，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顺治二年六月十五日（1645年7月8日），清政府颁布“剃发令”，称“自今布告之后，京师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行剃发。若规避惜发，巧辞予辩，严惩不贷。”满洲贵族的政策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北方汉族人民被迫屈从。之后清军以武力迫使南方汉人也剃发，在发布剃发令的同时，还颁布了“易服令”，顺治二年七月初九日（1645年8月29日），清廷又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强迫各族人民改满服。

剃发易服引起各族人民，尤其汉人的强烈反对与抵抗，这遭致清廷的严厉处罚和血腥镇压，清廷在华东和华南等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当时发令所到之处，各级地方官令剃头匠挑着剃头挑子在街上行走，见蓄发者就剃之。稍有抵挡，杀而悬其头于担之竿上示众。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为孔家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在江南诸省，这些政策激起了已被平定地区的强烈反抗。江阴、嘉定区等地民众纷纷举起义旗，但均被清军屠城，被杀者数十万人。剃发令在清代各地引起的震动极为重大，它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

许多人轻信了封建史籍对大顺军的污蔑之词，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终归失败。这种观点完全不符合事实。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顺军进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吴三桂率部叛变回军攻占山海关区，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离京平叛，其间最大时限为二十三天。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荣，若干年之后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却没有听说过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丧失战斗力的。再说，大顺军失败撤离北京后，清军入京立即将北京中、东、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头，不得民心，没有失败。可见，大顺之所以站不住脚，不是因为领导层变质，失去贫苦群众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们的强烈不满，因而不可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区，把汉族各阶层人士结成抗清的一致势力。军事上部署的失误又导致满洲贵族得以勾结汉族官绅，构成对大顺军压倒的优势。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淫逸。明清之际，中国向何处去，是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马大正（清史编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两份历史遗产，一是统一的中国，一是多民族的华族。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是在清朝才跟世界融为一体的，不管它是主观还是被迫。对于融入到世界中的这么一个封建王朝，很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研究。比如清兵入关，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是可圈可点的。

•周远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晚明腐败，李自成带领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推翻了明朝。爱新觉罗·多尔衮又带清兵入关赶走了李自成，这是历史实事。不可否认，有了清兵入关，才有了后来清王朝的延续，但二者只是时间上的延续关系，包括它与其后的“康乾盛世”也都是一种时间的待续关系，而不是必然的内在联系。出现“康乾盛世”的内在原因是康熙帝和爱新觉罗·弘历自己的有所作为，那后来呢，为什么后来到了清末就不行了？腐败无能，清兵入关保证不了满清江山永不倒，同理，清兵入关不可能直接导致康乾盛世的出现。

•戴逸：努尔哈赤起兵，中经皇太极经营、顺治入关，直至康熙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这段历史奠定了清朝的基业。17世纪刚刚形成的满族，弥漫着一种奋发、上进的精神，这是它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这种精神表现在英勇善战，表现在它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善于学习周围各个民族的一些长处。

•（清）韩菼：清兵四出杀掠，民不聊生，有先剃发赴营归顺者，城上望见，必痛，虽至亲如仇敌。而清兵日出抢掠，刻无宁，畏祸者俱窜远方。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对清兵入关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它是“种族的悲剧”。

一片石关城位于抚宁区东北九门口村，地处河北省、辽宁省两省分界处。因城东南外有泄水门9座，故又名九门水口。《明史·李自成传》：崇祯十七年，自成率军十余万，“东攻山海关区，以别将从一片石趋关外。三桂惧，乞降于大清”。即此。今关城大部已毁，南面城墙和部分失敌台尚存旧址。关城西有一座圆形敌台，全部用条石青砖合筑，通高9.75米，直径9.5米。台顶正中有一株近200余年的老松，远观松枝翠蔚。相传为明代边将点阅兵马之处，故又名点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