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语，又称湘方言、湖南话，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是汉语七大方言之一。湘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湘江、资江流域和沅江流域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州县、灌阳县、资源及兴安的大部分地区和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湘语内部有长益片、娄邵片、衡州府片、辰片、永全片五大次方言区。此外，在四川省的四川盆地中部45个县市、陕西南部、贵州省的东部和西部、安徽南部等地存在有大量的湘语方言岛。

湘语起源于春秋战国时的楚语，后发展为汉代的南楚语，又历经北方汉族人南下，与湖南省境内的少数民族交流、融合，并从隋唐五代以来不断受移民语影响，至明清时才最终形成。近代以来众多学者对湘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调查，发现其在演变过程中产生的老湘语与新湘语的差异以及湘语区内各方言片之间的差异。湘语的语音中一般有声母20-35个不等，韵母一般有30-40个，声调有5-7类，以6个居多，绝大多数去声分阴阳。湘语的词汇中有极具特色的方言词和一些独特的附加式状态形容词及应用广泛的子尾。语法中有富有地域特色的否定副词、通用量词、动态助词和与汉语差异较大的特殊语序。清代时已有学者对以长沙方言为代表的湘语进行研究，早期的研究者一般是运用传统的音韵学、训学和文字学的知识来研究、考释湘方言词汇，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鼓励下湘语的研究和调查更加系统化，取得了大量成果。

据陈晖、鲍厚星2007年统计，湖南省境内的湘语使用人口约3438万，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2012年版），截至2004年，湘语（湖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的使用人口约为3637万，占汉族总人口的3.2%。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和改革开放后湖南地区涌入大量外来人口，湘语在社会上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衰微趋势。目前，对于湘方言的保护与传承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两大类：一类是由官方整理，归纳历来文献与资料；另一类是借助于广播、报纸、影视等大众传播平台进行文化宣传，提高方言在民众间的普及度。作为湖湘文化在语言方面的外在体现，湘语在以湘剧、祁剧、花鼓戏、弹词等为代表的方言曲艺、方言文学和方言谚语和方言禁忌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展现和传承。

上古时期，湖南省境内主要居住着扬越、巴、、苗蛮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语言和文化状况已难以了解。直至战国时期，湖南才被楚国控制。楚人大量移民湖南，带来楚语。楚语曾在今湖北、湖南以及周围的长江中游一带逐渐流传使用。一定意义上楚语是古湘语的前身，有关上古楚语语音、词汇、语法信息的记载零星散布于上古文献之中， 如《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乳， 谓虎於莬， 故命之曰斗榖於菟。实为令尹子文。” 这类材料数量不多， 不便于系统考察上古楚语的面貌。

董同龢根据《道德经》用韵与《诗经》歧异而与楚辞契合的地方归纳出四条上古楚方言的特点，即真耕通押（in/iŋ）、东阳通押（oŋ/aŋ）、之幽通押（jɯ/ɯw）、鱼侯通押（a/o）。真耕通叶的用例，从《老子》到屈宋的作品，再到西汉初楚词作家的作品内逐渐增加的。古楚语不仅在语音上与中原汉语有较大的差别，语法词汇上也有许多独特的地方，如《楚辞集解》中的语辞“兮、些”可视为古楚语在语法上的特征。 赵彤利用出土的楚国简帛文字，分析谐声与假借现象，并对屈宋《楚辞》和《庄子》的用韵重新做了系联与归纳，进一步考察了楚方言的声韵类别，构拟其语音体系。他的结论是，战国楚方言有28个声母、5类31个韵部和5个声调。其5个声调，有平、上、去及长人、短人。韵部系统，除了多出一个祭部，和王力的古韵三十部基本一致，这表明楚语与中原地区共同语的韵部系统基本相同。唯鱼、阳、铎与侵、缉、谈、葉诸部的主元音有所不同。这可能表现了楚语的方音特点。

汉代，楚语与湖南省境内的扬越、巴、濮、苗蛮等少数民族语言发生碰撞，形成南楚方言。东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中“南楚（南楚、楚郢以南、楚以南）”方言区多次独立于“楚”方言区出现。东汉时期南楚（即今湖南部分地区）与楚（即今湖北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已有较大差异。同时，在《方言》中还出现大量南楚方言区之下或大或小的部分地区名称，如“湘之会、湘沅之间、荆衡之郊、沅湘之间、湘潭市之原、九嶷湘潭之间”等地名。这些地名区域基本是古湘语方言土语群体流行的地区。今天湖南省境内的湘资流域是在古湘语区域之内的。在现代湘语中有一个最常用的基本词“崽”，已在两千多年前的《方言》中记载：“崽者子也，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也。”据李恕豪统计， 《方言》中有133处提到了楚语。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也明确指出不少词是楚地使用的词， 例如《说文·足部》：“楚人谓跳跃曰。”《说文·木部》：“楣， 齐谓之檐， 楚谓之。”据华学诚统计， 《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中楚语被征引50余次。《释名》对方言转语的描写， 虽然数量不多， 但也很珍贵。此外， 现存最早的词典《尔雅》中也有关于上古方言词的记录， 可是它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是方言词， 也没有指出它们使用的区域。

此外，秦汉时实行郡治，将湘资流域和沅流域分开，分设长沙郡和黔中郡，奠定了湖南历代政区的基础。由北方移民浪潮形成的官话方言主要在黔中郡所及的范围，而继承古湘语的现代湘语显然是以长沙郡所及的范围为主要地盘，由东方（主要是江西省）移民运动所形成的赣、客方言主要插入到长沙郡的范围内。长沙郡所属46个县除宜章县、临武县两地境内主要河流属珠江外，其余均属湘、资两大水系。而长沙郡边界地区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州县、兴安县、灌阳县、资源，自秦汉以来长时间属湖南管辖。

唐朝时楚语与北方通语间差异较为显著，大致可以算作独立的方言区。唐人往往将吴、楚并提，“裘孙吴尽，荐楚言多”，“本吴风俗剽，兼楚语音伧”，亦以“蛮、讹”等字眼形容楚地言语，“吏体庄生傲，方言楚俗讹”，“潮满江津猿鸟啼，荆夫楚语飞蛮桨”。同时隋唐五代十国有大批中原移民涌入湖南省，对湘语的形成造成了一定影响。五代之前，湖南人多是来自北方的中原移民，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古汉语词汇，在一些湘方言点保留，如老湘语娄双小片的“行”表示现代汉语的“走”，而“走”则是快跑。

五代楚虽然接受了大量的移民，但同时也显示出自身的特色，根据敦煌市出土的隋初版本《楚辞音》残本来看，中古汉语的麻韵字[a]楚人读为近似于鱼模韵[uo/io]，如“下[ɣa]，楚人音户[ɣuo]”，“马[ma]，亡古反[muo]”等，而江淮则无此特征。一些现代湘语的特征在唐宋时代已经出现，如唐晚期到宋代湖南省诗人及词人用韵反映出中古三套阳声韵尾（伞n、三m、桑ng）混同，江西省词人孙奕《示儿编》中记载：荆南士人“南[nam]读为难[nan]，荆[kieŋ]读为斤[kien]”，这一特征与现代的湘方言极为相似。其次入声韵尾[-k]、[-t]的弱化与消失在《楚辞音》中亦有少数例证，此点可能与湘语绝大多数点无塞尾入声有一定的相关。此时湘语的“浊上归去”正处于初始阶段，但并未普遍出现，而部分浊上读上声依然保留在东安土话中。尤侯部唇音字基本不入鱼模，这一点在现代湘语众多方言点中有保留。

五代十国以前，为了逃避北方战乱，北方移民批量进入今天的湘北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区（相当于南楚语的沅澧片），并集中聚居（设立侨县）于此。当时北方经济优于南方经济，北方移民具有心理优势，使用的官话作为强势方言对当地土语有较大影响，因此今湘北和湘西地区逐渐发展为使用官话。五代至明代初期，最初因江西人稠地狭，需外出谋求发展；同时宋元以来，湖南省遭受战侵害，人口损失过大，大量江西省移民集中涌入今天的湘南及湘东区的湘赣边界（南楚语江湘片的一部分），以及邵阳市和新化县的部分地区。今湖南东部湘赣交界地区发展为使用赣语。如湘东一带的醴陵市在宋代还是讲楚语的，而在明代就已经成为赣语区域。江西移民主要集中在湖南东部，以及今天的邵阳和新化部分地区。江西移民深刻影响了湖南的方言格局，现代湖南靠近江西的东部交界地带平江县、浏阳、陵、攸县等都被划归为了赣语区，此外，衡阳地区的常宁市、耒阳市的赣语区也是移民带入的。

明初时期，也有大量的江西人进入湖南省。当时，移民主要进入的是湘江流域地区，例如今天的岳阳市、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等。明代中期以后移民的祖籍渐臻繁杂，各地移民仍主要迁入以上地区。这些地区因为是治府所在地，土著经济明显优于移民经济，移民语言并未成为强势方言。湘江流域地区（相当于南楚语江湘片的一部分）发展为使用湘语，但受到赣语的影响，逐渐分化为新湘语。湘江流域以西到沅江流域以东地区（相当于南楚语的湘沅片）应受移民影响较少，保留了丰富的古南楚语特色，仍为湘语的一部分，即老湘语。至此，湖南省省内的湘语概况基本形成。

明清时现代湘语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已经显现，如浊入送气，清代的宁乡县志：呼白[bak]为派[pʰai]；入声尾彻底消失，清乾隆长沙市县志：吉曰季，郁曰又，佐曰作；庄组不读翘舌音，如杉为山；ai读ei，泸溪县志：呼豆为玳，呼楼曰来，呼头曰台。另外受明清官话的影响，湘语特别是新湘语中在有相当数量的明清粤语词汇，如“学舌、后生、落钱（克扣）、落脚货（边脚料）、望头（盼头）”等。

湖南省外的湘语地区也是通过移民的方式形成的。如明清时期，湖南湘语居民移民四川省，但并没有移居城镇和富庶的成都平原，而是聚居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湖南湘语区的移民进入四川自然把湘语带到了四川，形成湘语方言岛，四川人称之为老湖广话。这些湘方言与四川西南官话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四川话吸收了不少湘方言词来丰富自己，湘方言也受到了西南官话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北部长益片湘语深受西南官话的影响，除古全浊声母今已清化外，词汇上也吸收了大量官话词语，如第三人称代词多用“他”，结构助词多用“的”，是非否定词多用“不”等，与南部湘语截然不同，在湘语内部体现出了明显的南北差异。

再如留存于陕西汉阴县、石泉县以及汉滨区西北部沈坝、双溪、铁路坝一带的湘语当在乾隆以后大规模的湖广移民期间形成。又如湘江的发源之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北端（全州县、资源、灌阳县和兴安县等县）。这几县的居民大多祖籍湖南省南部，大部分是本世纪迁居来的，因此，口音保持着浓重的湘语口味。

湘语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湘语区的确立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提出来。20世纪之初，章太炎把汉语方言分为九种，湖南、湖北、江西省等地的方言被当作同一种方言。1937年李方桂在《中国年报》上发表《语言和方言》一文，将汉语方言分成八区，“湘语”第一次被作为独立的一区正式提出。1973年他在美国《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创刊号上再次指出“湘语群主要使用于湖南省”，还有“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的某些方言”。赵元任1948年第三次对汉语方言做语言区域图，将湘语从上江官话中划分出来。1955年丁声树、李荣提出新的“八大方言”说，沿用了李方桂“湘方言”自成一区的观点。自此以后，湘语作为一大汉语方言的地位就确定下来了。

近代以来，湘语演变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音类上由分趋合占了优势，早期处于少数派地位的新派已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多数派。20世纪初期，湘方言就已经由于在几个音类上分合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湘语内部分歧严重。人们习惯上根据其内部语音差异区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两大类。老湘语广泛流行于湖南省中部邵阳市、娄底市、衡阳市、永州市等地市，以双峰话为代表；新湘语流行于长沙市、株洲市等大中城市，以长沙话为代表，受北方方言的影响较大。

湘方言中的每一个具体的方言点，都存在新老更替的事实，众多方言在发展中的新老更替既有共性的一面，也会有个性的一面。如长沙方言新老更替的表现不但与相距较远的湘乡市、祁阳市等方言有所不同，就是与相邻的宁乡市、湘潭市等方言也存在差异。由于有新老更替现象的产生，方言中自然出现了老派和新派。最常见的语音发展中的新老更替有以下一些表现：

从保留浊音系统走向浊音清化，这是汉语方言发展演变的一个总趋势，湘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用自己不断演变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并体现出较大的南北差异。一方面，一部分湘方言可以说已经走完或基本走完浊音清化的道路，其结果是今天的方言现状浊音系统已不复存在了，最具代表性的是长沙方言以及长益片的绝大多数方言，北部长益片湘语深受西南官话的影响，导致了古全浊声母的清化；另一方面，一部分湘方言仍保留浊音系统，但已经或正在发生多种形式参差不齐的变化，这涉及南部的娄邵片、辰溆片以及永全片中的一部分。保留浊音系统的方言走上清化的道路，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是从局部开始，逐步扩大，到了一定的阶段，才会形成一个鲜明的特点。

尖团合流属于后起的现象，是新派；保留尖团属于早期的现象，是老派。在这方面，长沙方言是一个典型代表。长沙方言的新派老派之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尖团是分是合的问题上。老派长沙方言是分尖团的，即精组字和见晓组字在细音前从分不从合。20世纪30年代赵元任和黎锦熙讨论长沙方言时，认为长沙方言都是分尖团的。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长沙方言中以分尖团为特点的老派和以不分尖团为特点的新派在城区人数的比例上已发生显著变化，大多数人属于新派，少数人属于老派。发展到20世纪末期，即八九十年代，长沙市城区的方言，新派（尖团合流派）取代老派（尖团区分派）已基本定局。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城镇的扩大、农民工的进城等诸多因素，长沙郊县的人口源源不断地加入了城市的人群，他们的语音（多数为老派）也随之渗透进来，因而城区老派的语音又增加了与新派抗衡的力量，长沙方言新派取代老派的过程相应地也会延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区人口的语音（主要是新派）也会对郊县人口的语音产生影响。久而久之，长沙郊县的方音也会步长沙城区方音的后尘，最终放弃区分尖团的特点，走上尖团合流的道路。紧邻长沙市地区的一些方言，如望城区、宁乡市、湘潭市、株洲市等地在尖团分合的问题上也有与长沙方言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尖团分合变化的步调不是那么一致。湘乡市、双峰县一带的方言在尖团分合的问题上，同样存在新老更替的变化。

湘方言在其发展过程中，入声的演变步调不一，方式多样，但纷纷走向入派舒声，符合汉语声调发展演变的总趋势。湘方言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地点（主要在娄邵片、辰溆片）消失了入声调类，入派舒声替代保留入声的过程已经结束。但剩下的另一部分方言还保留着入声调类，以入派舒声替代保留入声的转变正在进行。在湘方言中湘乡、城步苗族自治县和新宁县等地的方言今已消失入声调类，但从《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看，在20世纪30年代还保留着入声调类。

据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湘语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湘语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湘江、资江流域和沅江中游少数地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自治区的全州县、资源、灌阳县及兴安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龙胜各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及其周边一些地方。

此外，在四川省、陕西省、贵州省、安徽等地存在有大量的湘语方言岛，基本上都是由于明清时期湖南居民集体或大量向外地移民造成的。

四川境内的湘方言岛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中部，点状散布于沱江、涪江、长江和嘉陵江沿岸，包括江油市、安州区、绵阳市、绵竹、三台县、德阳市、广汉市、中江县、金堂县、简阳市、仁寿、乐至县、安岳县、资阳市、资中县、威远县、内江市、隆昌、宜宾、南溪、纳溪、合江、古蔺、雅安、荣昌、永川、大足、潼南、遂宁、蓬溪、仪陇、南部、西充、营山、蓬安、广安、邻水县、达州市、开江县、开州区、梁平、键为、天全县、什邡市、彭州市45个县市的局部地区。

陕西南部也有湘语分布，陕南湘语分布于汉阴县、石泉县、宁陕县、汉滨区（原安康县）的秦巴山区，不包括县城。

贵州省境内的湘方言分为相隔很远的东西两部分：东部指的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境内远口、蓝田、白市三区的苗族同胞所说的所谓“酸汤话”，主要分布在清水江沿岸，和湖南锹里地区的“酸汤话”连成一片。西部指的是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的中云、鲁打、长流、新民、花贡、纳屯、河塘七个乡，普安县的龙吟、丫口、石古、毛坪四个乡以及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郎岱镇等面积约三百平方公里的村落的所谓“喇叭话”，截至2002年“喇叭话”使用人口有近十万人。

安徽南部广德清溪乡新屋及北乡丘村，宁国南极乡半山、银峰乡李家村，南陵峨岭、三里店，青阳酉华镇、丁桥乡等地的湖南省移民，多来自湖南岳阳、益阳市一带，说湘语。

关于湘语的分区，1985年周振鹤、游汝杰在《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一文中根据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的材料，参照数学上的集群方法，先找出各方言点之间方言特征的接近程度并初步分区，然后再参考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进行局部调整，把湘语划分为湘语北片和湘语南片。

1986年鲍厚星、颜森在《湖南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根据古全浊声母“清音化的步调各地不一致”的情况把湘语分为长益、娄邵、吉溆三片。这一分区方案后来写进了198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

2005年，鲍厚星、陈晖在《湘语的分区（稿）》对于湘语的范围和分区进行了调整，将湘语分为长益片、娄邵片、辰溆片、衡州府片、永州市片等五片。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继承了此种划分方法。

关于确认湘语的标准问题，鲍厚星和陈晖在《湘语的分区（稿）》一文中提出几条语音标准及其有关说明：

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今逢塞音、塞擦音时，无论清浊，一般都念不送气音：a.只提舒声字，不提入声字，因后者不能以“念不送气音”概括；b.无论清浊，既包括浊音已经清化的一类，又涵盖仍存浊音系统的一类；c.念不送气音覆盖面最大，最具普遍性，但有例外。

②古塞音韵尾[-p、-t、-k]完全消失，也无喉塞尾[-ʔ]。湘语中一部分方言无入声，一部分方言保留入声调类，入声不带塞音韵尾。

③蟹、假、果摄主要元音形成[a]、[o]、[ʊ]序列。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演变，湘语可分为五个方言片：长益片、娄邵片、衡阳市片、辰溆片、永全片。据鲍厚星编《湘方言概要》， 具体分区如下：

湘语的声母一般有20-35个不等，长益片和衡阳市片有20-25个左右的声母，长沙市方言老派有23个声母，新派有20个声母。娄邵片，永全片以及辰溆片多数声母在30个左右，双峰方言有28个声母。湘语的韵母一般有30-40个，长沙方言老派有40个韵母，新派有38个韵母，双峰方言有33个韵母。湘语的声调有5-7类，以6个居多，绝大多数去声分阴阳。

据鲍厚星、陈晖《湘语的分区（稿）》，湘语语音的主要特点是：①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今逢塞音、塞擦音时，无论清浊，一般都念不送气音；②古塞音韵尾[-p、-t、-k]完全消失，也无喉塞尾[-ʔ]；湘语中一部分方言无入声，一部分方言保留入声调类，入声不带塞音韵尾；③蟹、假、果摄主要元音形成[a]、[o]、[ʊ]序列。

从长益片方言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程度来看，长株潭一带可看成核心地区，所以长益片的音韵特点一般也就以长株潭一带的方言作代表。

从娄邵片方言的主要特点及其影响程度来看，湘乡市、双峰县一带可看成核心地区。所以娄邵片的音韵特点一般也就以湘乡、双峰一带的方言作代表。

在湘语的方言词语中，“打～”类词语、“吃～”类词语、“ V 人”类自感词三类词语极具特色。

湘语中“打～”类词语数量很多且分布广泛，“打”在汉语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动词或动词性语素，意义丰富，使用频率高，搭配范围广，可以广泛构成词和短语。《长沙市方言词典》以“打”起头的词语有225条，《楚语研究》所收录的以“打”起头的词语有334条，其中既有一些与汉语相同的“打～”类词语，还有大量具有湘语特色的“打～”类词语，例如：

湘语中有很多有特色的“吃～”类词语，“吃”的搭配范围也很广泛，与之构成的词语很多。不少“吃～”类词语为比喻用法，十分形象生动。例如：吃蛋汤：比喻办事容易；吃鲫鱼：比喻挨耳光；吃冻肉子：比喻挨冻；吃面条：比喻上吊；吃现饭：比喻留级；吃伴饭：比喻依赖别人；吃两杯菜：比喻与矛盾双方保持同样的关系。这些“吃～”类词语形象生动，极富表现力，已发展成为习用定型的惯用语。这种“吃～”类词语大多不同于汉语，具有方言特色，广泛见于湘语各点。例如：

湘语中普遍存在一类“V 人”类自感词，这类词表示外界刺激作用于人自身或人体的某一部分，使人产生某种不舒服的感觉。如“晒人”指大夏天毒辣的太阳照射人体，使人感到炽热难受；“清人”指水或物体温度偏低，作用于人体后使人感到冰凉刺骨。这类词项梦冰称之为“自感动词结构”或“自感词”。外界的刺激或作用无论是遍及全身还是只限于身体的某一部分，自感词内部的宾语一定是“人”，“V人”结构可认为是形容词，表示的是通常说话人的不良感觉。

“V人”是述宾结构。“V人”中的“V”一般为单音节的谓词性语素，独立运用时可成词，源自动词与形容词。如“晒人、炙人、咬人、磨人、夹人、人、捂人、惹人”中的前字源自动词，“清人、热人、冻人、油人、酸人、臭人、苦人、斋人”中的前字源自形容词，也有个别源自名词，如“烟人”。进入“V 人”述宾结构后，前字一律转变成动词性语素。如对“ V ＋人”作字面上的直译则“热人”是“使人感到热”，“酸人”是“使人感到酸”，“热”、“酸”在“ V 人”中具有了“使感受”用法，故也称为“使感受”动词。能进入“ V 人”中“ V ”位置的动词或形容词不多，它们必须跟人的感觉有关，因此“ V 人”类自感词数量有限，约四五十条词语，但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批量。例如：

湘语中有大量有特色的附加式合成词，特色主要表现在一些较特殊的附加成分（词缀）上，如状态形容词的前加成分（前缀）、中缀“巴”、叠音后缀、名词后缀“子”及其体“仔、崽、唧”等，由此构成大量有特色的附加式合成词，包括附加式状态形容词与附加式名词。

湘方言较有特色的附加式状态形容词主要有附加前缀、附加叠音后缀和附加中缀“巴”三类形容词。

湘语中的“ XA 的”式形容词有两类：第一类，X多为名词性语素，表示具体词汇意义， X 与 A 之间多是修饰关系，为偏正式合成词，例如：笔直的、冰清的、雪白的、青鱼的。属于这一类的词语在湘语中不多。第二类，X 多为同音字，不表示具体词汇意义，只表示 A 的程度高，相当于汉语的“很”， 例如：刷白的、滑苦的、拍饱的、刮瘦的，对译成普通话为“很白、很苦、很饱、很瘦”。但 X 与“很”的语法性质不同，“很”是副词， X 不是独立的词，而是表程度的词内成分，可定性为前缀，因此为附加前缀的状态形容词。主要有以下特点：

（1）词汇意义具有“虚灵性”，即词缀本身的词汇意义已经虚化。在“ XA （的）”附加式状态形容词中， X 并不表示具体词汇意义，只表示 A 的程度高这一抽象的语法意义。人们对于大多数 X 的语源并不清楚，正因为如此，同一个 X 往往会有不同的写法，例如：钉绿的、锭绿的；纠绿的、韭绿的。很显然，这些代表 X 的汉字只起记音的作用，并不代表具体意义。

（2）构词能力具有能产性。在这一点上，“ XA （的）”中的 X 的构词能力远不如汉语后缀“子”或“儿”、“头”，它是一类较为特殊的词缀。首先， X 所表语法意义相同（都表 A 的程度高），但 X 并没统一成一个语素，而是有多个语素。其次，这多个表 X 的语素中，只能与1个 A 结合的还占有一定比例。其中构词能力较强的如：

附加叠音后缀的状态形容词是指由1个实语素和1个双音节叠音后缀构成的形容词，其格式为 ABB （一般后加“哩”），这种格式的形容词也见于汉语和各方言，但比较而言，湘语有其独特之处。

（1）A可以是名词性语素，而且名词性语素占了较大的比例。普通话和各方言的 ABB 式形容词的构成中， A 多为形容词性语素，例如：千巴巴、热乎乎、亮堂堂、白花花、美滋滋、冷冰冰，A 极少为名词性语素，如：血淋淋、水汪汪、眼巴巴。而在湘方言中， A 为名词性语素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人搞搞哩：人多忙乱的样子；心抓抓哩：心中又急又慌；眼将将：哩眼睁睁地；眼鼓鼓哩：眼睛睁得圆圆的样子；毛烘烘哩：毛茸茸的；肉坨坨哩：胖乎乎的；水垮垮哩：水多的样子；心意意哩：过意不去；眼望望哩：非常盼望。

（2）叠音后缀大多形象生动，具有一定的表现力。湘语中的叠音后缀大多具有一定的附加意义或色彩，尤其是名词性语素后面的叠音后缀，不少是由动词性语素重叠而成，动态感很强，如：人搞搞哩、心抓抓哩、心挂挂哩、眼望望哩、水滴滴哩。这些叠音后缀描绘了一种动作状态，生动形象，具有一定的表现力。

在大多湘语点中，“ XA ”类附加式状态形容词还有一种程度表示法，即将 A 重叠一次，嵌入中缀“巴”（或记作“八”），构成“ XA 巴 A ”的格式，如：焦干巴干、稀碎巴碎。“ XA ”中的“ X ”本为表程度的前缀，“ XA ”即“很 A ”，属形容词表程度的一种高级形式。重叠并加中缀后的“ XA 巴 A ”较之“ XA ”的程度更高，是形容词表程度的一种最高级形式。例如：拉粗巴粗、稀烂巴烂、捞薄巴薄、溜滑巴滑、拍满巴满、焦湿巴湿、滚壮巴壮、挤密巴密、通黄巴黄、栗苦巴苦、刮老巴老。

“ XA 巴 A ”式不仅表示“ XA ”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而且包含说话人不满意的情绪，具有贬抑的附加色彩。“ XA ”一般表中性色彩。有些“ XA ”后面可附加后缀“唧”，“唧”带有喜爱、如意的感情色彩。比较如下：苦咸苦咸唧、栗苦槠苦唧、呛酸呛酸唧。

湘方言中较有特色的附加式名词主要有“子（唧、崽、仔）”尾词。湘语中“子”尾的构词能力很强，在包括北京话在内的各汉语方言中，湘语“子”尾的构词能力可以说是最强的。

湘语中单音节语素加“子”尾构成的名词一部分与汉语相同，如：桌子、椅子、箱子、筷子、碟子、盘子、钉子、帽子、袖子、袜子、柑橘、茄子、肚子、肠子、兔子；一部分与普通话不同，如：星子、罩子（雾）、页子、单子（处方）、心子（馅儿）、料子（衣料）、印子（痕迹）、屑子（垃圾）、舌子、辣子、毫子（硬币）、索子、绳子（毛线）、擦子（橡皮擦）、粉子、疤子、癫子、蹄子、驼子、蛮子、份子。

两个（或多个）单音节语素加“子”尾构成的多音节“子”尾词尤其具有特色。例如：夜风子、冷风子、生雨子、飘雨子、毛雨子、晴天子、阴天子、冷水子、滚水子、今年子、去年子、明年子、往年子、早年子、年年子、整天子、夜间子、晚边子、黄豆子、绿豆子、葱花子、菜苔子、树叶子、树林子、板栗子、慈姑子、花苞子、花瓣子、蜘蛛子、蚂蚁子、蜜蜂属子、凤蝶总科子、沙罐子、锅盖子、酒坛子、酒盅子、饭钵子、饭瓢子、瓶垫子、蒸笼（子）、网袋子、针抵子、针尖子、线它子、掸帚子、细妹子、细人子、大人子、后生子、老子、婆婆子、干娘子、眼珠子、眼皮子、腮巴子、嘴唇子、牙龈子、手把子胳膊、手腕子、左手子、右手子、指甲子、脚把子腿、寒毛子、反话子、坏话子、痞话子、孝歌子、夜歌子、不然子、随便子、大概子。这些“子”尾词均比较独特，具有湘语特色。

在词后加上“子”后可使词语增加某些附加色彩，如附加褒贬色彩、表小称等。在不少湘语点中，“子”有一些不同的变体：子、唧、崽、仔等，“子”的一些不同的附加意义便由不同的变体来表示，如“子”可表贬称，“唧”表爱称，“崽”、“仔”表小称等。如在下述表示有缺陷、受贬抑等有贬义倾向的表人名词中一般用“子”不用“唧”，例如：瞎子、聋子、驼子、蹄子、瘫子、癫子、麻子、拽子（手残者）、叫化子、贼子、壮巴子（胖子）、矮子、蛮子、耍公子。而在一些表示爱称、敬称的表人名词中则用“唧”不用“子”，如新化县方言“唧”广泛用于小辈的人名称谓中，含有喜爱亲昵的色彩，例如：妹唧（女孩子）、细人唧（小孩子）、毛唧（婴儿）、国军唧、新汉唧、桂花唧、红林唧、舅唧、姑唧、婶唧、姨唧。

湘语中的小称形式主要有“子”的变体“崽”（扩展成“崽唧、崽崽、崽子”）、“仔”等词尾。“子”、“崽”、“仔”的本义都是儿子，“崽”是“子”的方言变体。“子”、“崽”、“仔”虚化成名词后缀可以表小称，与其本义“儿子”表小辈有一定的联系。“崽”一般要后附“唧”、“子”或重叠，扩展成“崽唧”、“崽子”、“崽崽”来表小称，这时的“唧”、“子”的虚化程度更高，没有独立的功能，须与“崽”一起构成“崽唧”、“崽子”来表小称。例如：牛崽唧、狗崽唧、鸟崽唧、萝卜崽唧、苹果崽唧、桌子崽唧、柜子崽唧、盒子崽唧、钩子崽唧、灯崽唧、鞋崽唧、屋崽唧。

湘语否定副词主要有“不、冇、莫”之类，其中“不”的用法和汉语汉语基本一致，湘语中使用最广泛的是“冇”，部分地区用“莫”。

（1）表示劝阻、告诫或禁止某人做某事时用，例如：莫走，等我一下（别走，等我一下）。莫笑啰，别个都不好意思哒（别笑呀！我都不好意思了）。

（2）可单用，接着对方的话说，表示自己的意愿和恳求。箇件事我不管哒（这件事我不管了）——莫啰，莫啰，你还是接倒管啰（别，别，你还是继续管吧）

（3）表示揣测，所揣测的事往往是自己所不愿的，常与“是”合用。这种格式与北京话的“别是”用法和意义相同。例如：他还冇到，莫是路上堵车哒吧（他还没到，别是／不是路上堵车了吧）。他身上冇得钱哒，莫是钱失咖哒吧（他身上没冇钱了，不是钱丢了吧）。

（4）用于习语，提出一种情况，下文表示相反的意思，与“别看”用法一致。例如：莫看他又矮又瘦，长得不么子样，还蛮逗妹子爱的咧（别看他又矮又瘦，长得不咋样，还很逗女孩儿喜欢的呢）。莫看哒他老咖哒，走起路来好快当的（别看他老了，可走起路来挺快的）。

湘语中量词“只”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量词，而且“只”的使用面也最广，在南北湘语各点中都有，无论是具体事物，还是抽象事物，是名量词还是动量词，“只”都可以使用，其范围远远超过北京话的“只”和“个”，还可代替种、道、栋、所、面、张等量词来使用。

湘语“只”除了与北京话“只”对等以外，往往可用“个”的地方都用“只”代替，并可以替代许多物量词，范围可以是日月星辰、花鸟虫鱼、动物植物、人体器官、建筑房舍、工具器物、主义思想等等，例如：一只太阳、一只雷、那只雨、一只江、一只西瓜、一只人、一只楼房、一只梳子、一只衣服、一只礼拜、一只矛盾。

“只”的使用范围很广，其句法功能的分布也有其一定的格局。“数量＋只＋名”结构是“只”的最常见的句法结构，“只”在其中表示计量单位，如上文所列举的“只”的广泛的量名搭配就是这种结构，除此外“只”还能单独与名词、动词、代词等构成不同的句法结构。

湘语中的动态助词在各方言片通用的有4个：咖、哒、起、过。

动词和宾语的语序规则不论是共同语还是大多数汉语方言都是一样的，即：动词在前，宾语在后，构成“动词+宾语”的语序，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颠倒。但根据表达的需要，有时在动态的句子中，宾语也可置于动词前，构成“宾语+动词”的语序，湘语主要有以下一些类型：

（1）宾语由疑问代词充当，或“疑问代词＋名词”作定语，后边有“也、都”等相呼应。例如：我么子东西都不想吃。我么子都不晓得，你莫问我。

（2）宾语前边有“一”，后边有否定词，构成：一＋也（都）＋不（冇）的格式。例如：我一个人都冇看见。他一句话都不肯讲。

（3）宾语表多数，后有范围副词“下”之类的句子。例如：箇街上的人他下认得（这街上的人他都认识）。箇些事他下晓得何是做（这些事他都知道做）。

（4） 某些对称格式的句子（宾语后一般有“也”），例如：你钱也拿起去哒，东西也拿起去哒，你还要何是啰（你钱拿去了，东西拿去了，你还要怎么样呢）。她饭也不搞，事也不做，只晓得一天到晚打麻将。

（5）某些动词构成的句子，动词前一般加上能愿动词“会”等修饰，例如：箇只事我们会解决的咧，你放心啰（这件事我们会解决的，你放心吧）。中饭的菜我会去买起来的（中午饭的菜我会去买回来）。

共同语中动语和补语的语序是：动语在前，补语在后，但若述语后既有补语又有宾语则述语后补语和宾语则存在着一定的语序规则，湘语中补语和宾语的语序上体现出几种类型：

共同语中结果补语和宾语排序的一般规则是补语在宾语之前。而湘语补语和宾语的语序则有例外：宾语在补语之前，构成几种格式：

（1）动词＋宾语＋不＋补语，例如：

长沙市：我打他不赢。我讲他不过。真的笑你不死。

湘潭市：吃饭不进。派人不出。做作业不圆。

娄底市：打他不赢。喊号不出。请假不动。

（2）动词＋不＋宾语＋补语，长沙：打不他赢（打不过他）。湘潭：考不大学起（考不起大学）。益阳市：请不他动（请不动他）。湘乡讲不他赢（说不过他）。

（3）动词＋得＋宾语＋补语，益阳：他一顿吃得一只鸡圆（他一顿吃得完一只鸡）。娄底：你是看得他起（你是看得起他）。溆浦：你唱歌笑得人死（你唱歌的样子笑死人了）。

（1）共同语中趋向补语和宾语排序的一般规则是单纯趋向动词作补语时，补语在宾语之前。而湘语的语序是：动词＋宾语＋趋向动词，动词后一般要加上体貌标记，例如：长沙市：借咖五块钱去。湘潭市：寄哒一笔钱去。益阳市：拿得屋里去。娄底市：送哩只鸡去。

（2）复合趋向动词作补语时，共同语有三种格式： a.补语＋宾语，b.宾语＋补语，c.宾语置于趋向补语之间构成：补语＋宾语＋补语。例如：长沙：借出去一笔款子。湘潭：园子里跑进去一只鸡。益阳：拿咖一本书进来。娄底：搬哩只床进来。

共同语状语和它的中心语的语序规则是：状语在前，状语和所修饰或限制的中心语在后，一般不能随意颠倒。但湘语里状语后置是其语序的一个主要特点：

1．中心语＋咖＋数量＋状语，长沙市：他吃咖一餐好的（他饱饱地吃了一顿）。益阳市：他打咖几下狠的（他狠狠地打了几下）。新化县：今天在酒席上吃咖一餐饱的（今天在酒席上饱饱地吃了一餐）。

3．动词＋序数词，共同语中，序数词往往置于动词前作状语，而在湘语中序数词普遍放在动词后，形成状语后置的格式：长沙市：你走头，他走二，我走背。湘潭市：我吃头，老爸吃二，老姐吃末，老姐洗碗。益阳市：你交头，我交二，他交末。新化县：主持人讲头，书记讲背底。

4．连＋不／有＋动／形＋（宾语）＋数量词，这种格式中，数量词或表示事物的性质、程度，或表示动作状态出现的次数，一般置于动词或形容词后作限制性状语，“连”修饰谓词性成分，在句中作副词，相当于北京话的“全然、都”的意思，在湘语中总是与否定副词连用。例如：长沙：连不晓事一点（一点儿都不懂事）。益阳：连不索利一点（一点儿都不干净）。

5，动词＋副词

共同语中副词只能置于动词前作状语，但在湘语中表示范围、程度等的副词普遍可以置后作后置状语。长沙：他吃净菜（他光吃菜）。娄底市：他做得也冇限定（他说不定会同意）。长沙：肉莫煮很哒，会老咖去咧（肉不要煮久了，会煮老了呢）。娄底：昨日吃介几斤很酒（昨天很喝了几斤酒）。

清代时已有学者对以长沙市方言为代表的湘语进行研究，其中已能够看出与现代湘方言一致的特点。早期的研究者一般是运用传统的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的知识来研究、考释湘方言词汇。《训诂谐音》是已知最早的，以19世纪长沙市读书音为语音基础的训诂学著作，由“星沙槐荫主人”编撰，“星沙淡云子”校。“长沙县”即今长沙的别称，此书于光绪壬午年（1882）由唫书室刊刻，现藏湖南图书馆。 此书正文分平上去入四卷，平上去各辖十六韵，入声七韵，共五十五韵。正文起首先标韵类，下注此韵所含音节数：每同音的字为一组，不注反切或直音，而“选易识字标首”，字下有简单释义。

《湘音检字》是晚出《训诂谐音》半个多世纪的另一部长沙方言韵书，编者李旦冀，于1937年8月由长沙文印书局石印出版。《湘音检字》记录二十世纪初的长沙市读书音和口语音，书中称读书音为“通读音”，与读书音对立的口语音通过“或音”和“俗音”表现。据考证，《湘音检字》在编排上继承了《训诂谐音》的很多做法，且其读书音体系与《训诂谐音》音系完全一致，但口语音与之差别较大。《湘音检字》用注音字母及附加符号记录了长沙方言一万一千八百多常用字的读音，是了解当时的长沙方言的重要资料。

杨树达从1925年开始陆续发表《长沙方言考》《长沙方言续考》，后编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援引古籍数十种，根据音同、音近、音转的关系考求长沙市方言本字，共考长沙方言词125条，大多已为后人采纳。30年代时黎锦熙与赵元任关于长沙方音字母进行通信，他们着重讨论了长沙方音的尖团问题。

1934年到1935年，河北塘沽海王社《海王》杂志分42期连载了异人撰写的《楚语研究》，研究以省会长沙为根据的湖南话，主要是列举和解释各类词语，共9类词语，计1201条，包括一般方言词130条，歇后语229条，以“打”起头的词语334条，蛮绊经59条，农经125条，生意经36条，婆婆经126条，格言86条，口头语76条。《楚语研究》收集的词语内容丰富，方言特色鲜明，是湘方言研究难得的早期资料。

1935年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董同和、杨时逢等对湖南方言做了普遍调查，共调查了75个县，这75个县中20个县属湘方言。这次调查的结果由杨时逢整理成《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于1974年在台北市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6）。

1956年到1960年由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负责组织全省的方言工作者对全省方言进行普查，共调查了87个地点，1960年9月石印出版了《湖南省汉语方言普查总结报告（初稿）》。《报告》附录有词汇部分，列举了173个词语在全省各方言点（词汇涉及81个点）的说法，大都记的汉字，没有注音。81个点中27个点属湘方言。

1957年至1963年，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了《汉语方音字汇》《汉语方言词汇》，1964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1995年语文出版社出版第二版。全书共收入代表各大方言的20个方言点122条词语的材料，用国际音标注音，是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的重要材料，其中包括湘语代表点长沙市话与双峰话的词汇材料。

“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种分卷本的出版是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件盛事，其中有两种湘方言词典：《长沙方言词典》（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1998年增订）、《娄底方言词典》（颜清徽、刘丽华，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1998年增订）。这两种词典收词全面，采用国际音标标音，释义详尽，充分反映了湘方言词汇的特色，是湘方言词汇研究的重要著作。

1999年彭逢澍出版了《湘方言考释》（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书中涉及25个方言点，其中湘语点14个。全书分为本字考、同源词考、古词语考、异常字例释四个部分，共考释306条（组）词语，并附录了娄底方言中的四字格、谚语、惯用语、歇后语。该书收词较多，做了大量考释工作，是继杨树达先生《长沙方言考》之后湘方言词汇研究的重要著作。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多种湘方言单点研究的著作，如：《衡阳市方言》（李永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长沙市方言》（李永明，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1998至199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共15种，其中湘方言8种，分别是：《长沙方言研究》（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1999）、《益阳市方言研究》（崔振华，1998）、《邵阳方言研究》（储泽祥，1998）、《祁阳方言研究》（李维琦，1998），《新化方言研究》（罗听如，1998）、《涟源方言研究》（陈晖，1999）、《衡山方言研究》（彭泽润，1999）、《溆浦方言研究》（贺凯林，1999）。这些单点研究的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词汇材料，对于湘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这一时期发表了多篇关于湘语研究的论文。

2001年由李永明、鲍厚星共同主持出版了《湖南省省志·方言志》（湖南人民出版社），全书达130多万字，重点介绍了22个方言代表点，其中湘语代表点是长沙、衡阳、祁阳市、湘乡、新化县、邵阳市、武冈市等7个。方言志对全省102个县市方言点的声调、单字音、词汇进行了比较，其中词汇为56条词语，湘语点40来个，基本上覆盖了全省的湘语点。

湘语作为汉语的七大方言之一，在湘方言区有着广泛的影响。据陈晖、鲍厚星2007年统计，湖南境内的湘语使用人口约3438万，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2012年版），截至2004年，湘语（湖南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的使用人口约为3637万，占汉族总人口的3.2%。

但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广汉语和改革开放后湖南地区涌入大量外来人口，湘语在社会上总体呈现出一定的衰微趋势。据2017年湖南省长沙市市幼幼小学信息科普社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长沙市小学生中，常说湘方言的学生占17%，偶尔说的占29%，很少说的占28%，几乎不说的占26%。湘方言说得地道的占36%，会一点的占46%，不会说的占18%。对于说得不地道的原因，20%的同学认为是没有说的环境；18%是看到其他人不说自己也不好意思说；18%是因为没有机会掌握湘方言；44%是其他原因。认为长沙人要会说湘方言的学生占16%，认为没必要的占39%，认为无所谓的占45%。

目前，对于湘语的保护与传承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两大类：一类是由官方整理，归纳历来文献与资料。2015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对全国所有语言资源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有组织性的调查和保存。湖南省作为国家首批试点省份之一，正式启动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共设立汉语言方言调查点99个，数量位居全国首位。目前全国范围内设有大约123个湘语调查点。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陈山青目前主持着“湖南方言调查‘響應’计划”，该计划由著名主持人汪涵资助465万元发起，旨在通过田野调查建立方言数据库，保护和传承方言。陈山青说，湖南方言资源丰富，有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和客家语等，湘语又有新湘语和老湘语之分，湖南卫视的娱乐精神，与湘语的幽默乐观、韵律和谐的特点分不开。

另一类是借助于广播、报纸、影视等大众传播平台进行宣传，提高方言在民众间的普及度。并且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飞速发展，对标国际有关优秀方言软件的研制成果，出现了一些以新媒体技术为核心基础的方言保护与传承的软件。各地也积极通过语文课堂教育、改编传统方言曲艺、诵读楚地古典诗歌、创作方言文学、制作方言节目等方式对湘语进行传播与传承。

湘剧旧时民间习称“大戏班子、长沙市班子”或“湘潭市班子”，曾被称作“长沙湘剧”。分布区域主要以长沙、湘潭中心，主要流行于今湘南东部17个县市，江西省与湖南省毗邻的北起修水县、南至吉安市的各县，广东省的坪石镇、岐门、乐 昌、桂头镇、犁市、韶关市等地。

湘剧有高腔、低牌子、昆曲、弹腔以及杂腔小调等多种声腔。湘剧高腔的音调、旋律和表现特点是以湘中民俗音乐及语言为其声腔发展的基础的。湘剧高腔音乐受到了长沙地区六声的深刻影响。其语言遵循“中州韵、长沙字”的原则。所谓“中州韵”，就是它的咬字是按照北方口音的声母与韵母拼合而成的字音。所谓“长沙字”，就是字音的声调高低不是按照普通话的阴、阳、上、去四声来念，而是要按照长沙方言的阴平33、阳平13、上声41、阴去45、阳去21、入声24六声来念。

长沙方言六声的特色是将平声、去声都分阴、阳，古全浊上声字归阳去，而且保留了一个念成舒调的假入声。在实际发音时，阳平较普通话低，上声念降调，入声在普通话中没有。作为音乐来说，六声肯定比四声丰富多彩，特别是长沙方言中的入声字，还能使音乐旋律增添不少色彩，对于增宽湘剧高腔曲调的音域，加强其曲调的起伏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祁剧旧称“祁阳班子”或“祁阳戏”，因发源于湖南省省祁阳市而得名。清末江西省、福建省等地称祁阳戏为“湖南班”、 “楚南戏”，1949年后正式定名“祁剧”。祁剧广泛分布于湖南的永州、邵阳、郴州市各县、黔阳、汝城县和衡阳等地；广西的桂林市、全州、柳州市等地，是桂剧的前身；广东省的南雄市、韶关市、连州市等十四县，是广东汉剧的前身；江西的赣州市、吉安县、宁都县等赣南十八县；福建的龙岩市也常有祁剧班社去演出，成为闽西汉剧的前身；此外，北至武昌区的白沙洲，西至贵州省东部，云南省西南部，都有过祁剧。

祁剧分为永河、宝河两大流派，永河弹腔戏多，宝河高腔戏多，但舞台语言统一用经过规范过的祁阳官话。祁剧唱腔以高亢激越见长，其声腔是由高腔、昆曲、弹腔（包括南路、北路）及地方丝弦小调等组成的。剧种语言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弋阳腔通过明初的江西省移民、江西商人邀班来湘演出等途径进入湖南，流入祁阳市一带，舞台语言是“错用乡语”；到了明末，昆山腔流入湘南；清康熙乾隆期间，皮黄（南北路）传入湘南，与高腔、昆腔相结合后，形成湘南（祁阳）多声腔剧种，“中州韵”与“湖广调”融合起来，祁剧语言的音韵规范至此得以形成。“只沿土俗”、“错用乡语”是祁剧高腔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其唱腔中吸收融化地方山歌、小调、俗曲及宗教音乐等，如“甘州歌”的腔调就是融合了祁阳小调并运用乡音土语演唱的，这使得高腔曲调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风格。

花鼓戏是湖南的地方戏曲，使用湖南省方言演唱是花鼓戏区别其他剧种的重要的标志。清代中叶由地花鼓、花灯、采茶灯等民间歌舞演唱形式，吸收借鉴湖南地方大戏，如湘剧、汉剧、祁剧等表演艺术形式，并与当地方言融合而成。湖南花鼓戏主要分为六个支派：长沙花鼓戏（长沙官话）、常德花鼓戏（常德官话）、岳阳花鼓戏（今岳阳市临湘一带方言）、邵阳花鼓戏（邵阳市方言）、衡州花鼓戏（衡阳方言）、零陵花鼓戏（永州官话），均采用各自流行区域的地方方言进行表演。

花鼓戏的舞台语言是一种被称为长沙市官话的方言变体。它与长沙方言有一些区别，例如在韵母上，花鼓戏韵母有42个，在数量上比老派长沙方言多一个。长沙方言有自成音节的[m̩]，花鼓戏中没有，但是花鼓戏保留了另外一个自成音节韵母[n̩]，但只在日常口语“你老人家”和表示同意的应答词“嗯哪”中出现，花鼓戏中也只是出现在念白中，不会出现在瑞安鼓词中。花鼓戏有iaŋ、uaŋ两个韵母，长沙方言中则没有。此外，长沙方言中有部分假、梗两摄字存在文白异读现象，如“家”在唱词中一般都读成tɕia，在“家娘（婆婆）”中就念ka。在花鼓戏里，有些字如“鸭”在唱词中用文读音ia，宾白中用白读音ŋa；也有些字如“野”在宾白、唱词中都念文读音ie，但长沙方言中念ia。在长沙市花鼓戏中还存在“合韵”即邻近韵部互押的现象。

花鼓戏的创作过程和一般民族声乐作品的创作过程相同，先有瑞安鼓词，然后再根据唱词、感情、剧情选择合适的曲调，但是曲调与已经创作好了的唱词有时不能相配，这时就要修改唱腔的曲调以适应唱词字音的声调，使它们相互吻合，使唱腔曲调与演唱发声吐字的声、韵、调的要求相一致，做到字音清晰，依字行腔。

湖南省的弹词曾流行长沙、湘潭市、株洲市、益阳市、岳阳、湘阴县、平江县、浏阳、醴陵市、宁乡市、衡山、耒阳市、桃源县、南县等地。以长沙弹词和益阳弹词为代表。长沙弹词发祥于长沙，益阳弹词是清代由长沙传入的。弹词源于道情，起自道教音乐，所以最初的主要题材为劝世文，没有脱离道教的内容。如《林英自叹》《湘子化斋》《洞宾对药》，都是讲述八仙的故事。到了近代，由于长沙弹词通俗易懂，主要内容是反映人民疾苦，在辛亥革命时期，许多民主进步知识分子常用弹词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进入书场后，长沙市弹词说唱的题材内容更加丰富，传统的长书有《岳飞全传》《残唐》《宝钏记》《水浒传》等，中短篇有《东郭救狼》《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闯王斩弟》等。

长沙弹词是在中州韵的基础上，经过规范化、艺术化了的长沙方言，即是艺人所称“中州韵长沙话”，也就是“长沙官话”。益阳弹词，俗称“道情”或“月琴戏”，又称“唱评”或“讲评”，是运用益阳当地的口语，加以月琴伴奏，韵味独特，又被誉为“南词”。在结构上，弹词由四个部分组成，即书头、道白、瑞安鼓词、尾声。书头是弹词的开头部分，是一段弹词的引子，一般是四句诗，也有两句、六句甚至八句诗的。道白和唱词是弹词的正文部分，二者以唱词为主，以道白为辅。道白是散文，生动具体，接近口语，分为说白与表白两种，以表白为主。唱词是长沙市弹词的主要部分，它是韵文，与曲调相配合，构成长沙弹词独特的艺术形式。尾声是一段弹词的结尾。一般是四句诗，也有的用两句诗或杂言句式的；有用“这正是”之类的套语的，也有不用的。

周立波是益阳市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译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周立波始终坚持眼睛朝“下”，即重视运用民间话语形态的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1948年，周立波运用东北方言创作小说《暴风骤雨》。1954年4月周立波写下了第一篇乡土小说作品《盖满爹》。小说有比较浓厚的地方气息，特别是人物的语言，更是地道的益阳湖区的方言土语。1955年到1965年，他回到故乡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二十多篇乡土短篇小说，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主题、新风格。《山乡巨变》是周立波方言写作的成熟之作，文本中直接采、征用了大量的益阳市方言土语。如写亭面糊算命的一段：

这段话里，“算八字、把得、筛（酾）茶、喜仰了、大崽、阎王老子、活泛、包圜、没得”等湘方言词语的运用，表现了农民生活和人物语言的原汁原味。

韩少功1985年发表《文学的根》，被评论界认为是“寻根文学”的领军人物。在这一浪潮中，寻根作家意在通过创作文学作品来展示它的“文化”意义，并力图通过文学，重新发掘隐藏或遗失的文化精神。而方言是展现地域文化很重要的一种载体，韩少功的寻根典范作品《爸爸爸》《女女女》和《马桥词典》，不仅是对湖湘巫楚文化浓厚兴趣的展现，也是对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探索。因此，很多学者认为，韩少功寻根文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在语言上，特别是在方言上。

韩少功出生于湖南省长沙，从小在浓郁的湘方言的氛围中长大，湘方言特有的词汇、语调、语气等根深蒂固地存在于韩少功的头脑中，这对后来韩少功文学创作语言的选择产生了潜在的深远影响。方言意识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很明显，如大量的“子”尾词和“打”类词语的运用。方言要素的引入，给韩少功作品增添了浓厚的湖湘意蕴，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笔下有很多典型的知青形象，如路大为、黑相公等，描述了中国七八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状态和问题，运用了很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如《爸爸爸》中的这段话：

这是丙崽娘咒骂欺负丙崽的后生们的一段话，用了很多的湘方言词汇如“砍脑壳、宝崽、几多、何事”等，一气呵成，形成了湘方言特有的语流，非常生动。

湖南省经视为湖南观众打造的娱乐主题脱口秀节目《越策越开心》于2002年5月24日开播，该节目开播以后连续多年为湖南本土电视收视率之冠，并获得中国电视百佳及中国电视节目评比综艺类一等奖。 “策”在长沙方言里是扯淡、神侃、瞎聊之意。方言是该节目的重要特点，常常出现充满韵味的长沙方言，如“堂客”（妻子）、“妹砣”（女青年）、“满哥”（男青年）、“七里八里”（啰唆）、“虱婆子”（虱子）等等。其中节目插曲《策长沙》的歌词将英文与长沙方言巧妙融合，既有地域特色，又不乏时代气息。

湖南省经视自制的大型方言情景喜剧《一家老小向前冲》是湖南电视荧屏上播出集数最多、播出时间最长的电视剧，讲述长沙老城区一户姓严的人家的日常生活。该剧以表现力丰富的长沙方言为主，片头主题曲一开唱，浓郁的湘味扑面而来：“ 爱情是水风井的一道风景，命运是窑岭的一块窑砖。你是侯家塘最韵味的金丝猴属，我是袁家岭最累的类人猿。”湖南观众熟悉不过的地名和脱口而出的方言俚语经过巧妙加工之后入歌入戏，亲切感和喜剧效果势不可挡 。该电视剧还曾在湖北、安徽、贵州省等多地电视台配上当地方言，改名为《经视人家》《我爱范美丽》等播出。

湖南省民间流传着大量的谚语，反映当地民俗和时代面貌，富含方言特色，现列举部分如下：

“锄头顿得稳，作田是老本”；“金木水火土，泥巴是师傅”，这些俗谚体现了农本观念。

“宁舍一锭金，勿舍一年春”；“打铁辨火色，种田抢季节”，说的是农耕要讲究农时。湖南民间流传“过了正月十五，收起狮子锣鼓”和“过了正月十五，各人寻门路”的谚语。邵阳市人说“喝了元宵酒，犁耙握在手”。怀化市地区，农历正月十五有“过月半”的习俗，这天的晚餐特别丰盛，叫“月半嘎”。“嘎”指肉。当地的谚语说“噢了月半嘎，脱掉鞋和袜”。这些谚语都是告诉大家：过年到了正月十五就算结束了，农业生产就要开始了。

湖南农家普遍饲养生猪。建猪栏时忌说不吉利的话，据说这样猪不会打栏惊叫，故有谚语云“王木匠起猪栏，撬口不开”。养猪要选好苗，谚语云“娶亲看娘种，喂猪选猪种”。那些会吃食，“头细尾巴活”，“枯木叶耳朵，香子脚”的仔猪最受欢迎。宁乡市人说“嘴薄耳筒齐，稀毛现薄皮，狮颈铜锣肚，四脚如马蹄，膘肥肉鲜嫩，长势快得奇”。

谚语云“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艺在身”；“种田吃饱饭，副业赚活钱”。湖南农民爱学手艺，忙时在家务农，闲时外出务工。梅山各地都有“人上一千，五匠俱全”的说法。

关于手工匠人的师承，有谚语云“徒弟徒弟，三年奴隶”，意思是徒弟跟着师傅，头一年打杂，第二年做粗活，第三年才正式学艺。徒弟要尊崇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的师傅“教一手，留一手”，免得“教熟徒弟‘打’师父”，而且“祖上精艺，概不外传”。

有谚语说“无商不活”；“无商不富”。湖南农民多在赶集的日子或农闲时做一些生意。生意人总结说“做生意三件宝，人缘、门面、信誉高”。

旧时有些贫苦佃农穷得“打壁无土，扫地无灰”，只能“瓜菜半年粮”；“糠菜半年粮”或“红薯半年粮”，衣着就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

旧时湖南农民常把红薯当主食。湘中地区农民说“早上全猪全羊（蒸红薯），中午芝麻裹糖（少量大米饭黏在红薯上），晚上吹吹打打（在柴火灶里煨熟红薯，吹打掉上面灰尘）进房”。湘南的安仁县、永兴、宜章县等县，秋冬以红薯为主食，也流传有类似的说法：“早上发冬水（煮红薯粥），中午烧架香（蒸红薯），晚上三吹三打（煨红薯）。”

船家逢庙敲锣敬拜，到了水府庙这样的大庙要“戴起帽子敲响锣，水府庙里还公鸡”，鸣炮拜敬。资江上航行的船只，到邵阳要祭祀水府菩萨，到益阳要祭祀魏公真人、杨泗将军，过洞庭湖要祭祀洞庭王爷。行船要择吉，俗有“七、九不行船”之说。

旧时婚姻重视媒人的作用，谚语云“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讲求八字相合，如遇八字不合，湘中、湘南等地以更改出生年月日和时辰来对付算命先生的推算，尤其是属相为虎或羊的女子多用这个办法，不然嫁不出去令人发愁，难怪谚语说“男命无假，女命无真”。

常言道“新婚三日不分大细老少”。湖南农村有“吵家爷老子公公”的习俗，也称“吵烧火老倌”。婚宴散了以后，长辈、同辈和晚辈都可以让家爷老子翻披棕蓑衣，一手拿拨火棍和烂蒲扇，一手拿个吹火筒，大家一面簇拥着他游走，一面要他大喊“我会‘烧火扒灰’！我是‘烧火老倌’！”或者审他为何要“烧火扒灰”，甚至要他表演“烧火扒灰”。在一片嬉笑声中家爷老子被如此逗耍仍毫不生气。人们认为“不吵不发，越吵越发”。

上古时期巫楚文化兴盛，一些语言禁忌往往从鬼魂崇拜中产生的，因此湘方言中存在有大量的方言禁忌。各地都忌早晨“放快”，即忌讲“鬼、瘟、死、杀、病、龙、虎、豹、背时、倒霉”等。盛饭要说成“添饭”，眉毛要叫“时毛”，洗澡要叫“筛凉”，倒水要叫“清水”，倒桅要叫“眠桅”，虎要叫“猫”，鬼要叫“田儿子”，梦要叫“南柯子”。

语言上的禁忌也会延伸到行为方面，如在船上就餐，舀汤水喝的调羹不能覆置；吃鱼时吃了一边，吃另一边不能翻过来吃，而要去掉鱼骨再吃；碗不能扣放；筷子不能横架在碗上；就餐盛饭时，要注意当时是什么风向，饭瓢要从顺风的那边挖饭，叫“开风口”，取顺风之意。船上不能坐“七男一女”，认为这是“八仙过海”，龙王要抢亲，于是采取抱狗抱猫或提鸡上船凑成九个的办法来免灾。渔船初到外地水域，若外地有人叫了自己姓名，认为不吉利，为避讳，当天就不下船。有的渔民相信“七不出八不归，九日出门空手归”的迷信说法，初七至初九不出船捕鱼。排船用材要“头不顶桑，脚不踩槐”，就是说船头不能用桑木造，船底不能用槐板造，因为“桑”与“丧”谐音，不吉利；“槐”则象征福气，不能将福气踩压在脚板底下。各地建房也普遍不用桑木。

旧时上山伐木有不少语言禁忌。如伐木者之间在大山中互不直呼其名，一律用“哦”来招呼对方，怕山妖鬼怪听到名字会来危害人。伐木时还忌讲“血、蛇、虎、豹、黄蜂”及其谐音字。

旧时放排的人忌讲“翻、散、鬼”等字及其谐音字。木排过险滩时不准讲话，以免惊动水猴子。渔民驾船捕鱼不仅辛苦，而且在江湖风浪中作业也颇危险。渔民们忌说“沉”、“翻”、“劫”、“霉”、“洗”、“倒”、“龙”、“虎”、“鬼”、“梦”等字眼及其谐音字。若船主姓陈，要改姓“鲍”（谐音“浮”）。

盖瓦匠避讳老祖师鲁班的小名“双”，故盖屋顶安瓦时忌安双行，否则是对老祖宗的不尊敬。铁匠避讳老祖师老君小名“吹儿”，故在重阳节日忌吹口哨。挖小煤窑是一项危险性很大的活计。为祈求安全，小煤矿上有很多禁忌。如在窑山忌讳“死人、倒、塌、背时”等不吉祥的词语。

湘潭市等地卖货收款，宁可少一毛，也不收三元三角、一十三元三角或二十三元三角。因为旧时巫风盛行，巫师常用巫术为人驱鬼收魂治病，所得酬金（包封钱）正是这些数目。若做买卖的人收到这些数字的钱，认为是很不吉利的，担心有疫鬼缠身。开药铺和棺材铺的人说话很小心。如顾客离店时，不能说“恭候光临、欢迎下次再来”之类的话。若这样说，顾客会认为对他不怀好意，是在诅咒他，预兆不好。

制作棺木，不宜直说，要说做“寿器”，做“长生”，做“大料”，“起千年屋”。寿服无论男女一般为五件单衣单裤，俗称为“五层”，寓意“五行命运好”。若穿七层， “七”与“妻”谐音，则“妻离子散”。寿衣忌双数，怕死“一双”。寿衣忌用蓝色，因“蓝”谐音“难”，怕亡者到阴间生活艰难。寿服用青色棉布或绸子，而不用缎子，意在亡者的后代将“绵子”、“稠子”而不“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