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藏文：བོད་ཀྱི་སྐད་，英文：Tibetan，威利转写：bod skad，藏语拼音：Pögä，标准藏语语言代码：）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语的使用主体主要为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以及不丹、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四个国家部分地区的藏族。除藏族以外，青海河南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门巴族、西藏的回族和洛巴族也局部地使用藏语；普米、纳西、土族、撒拉族、保安、东乡等民族以及甘青一带的回族和汉族也都局部地兼通藏语。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21年，中国的藏语使用总人口为7060731人。藏语主要分为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康巴方言、安多方言。现代最通行的标准藏语源自卫藏方言中的拉萨市方言。

据王尧《吐蕃金石录》，藏语的发展历史可分为5个时期：6世纪以前的上古藏语、7世纪到9世纪的中古藏语、10到12世纪的近古藏语、13世纪到19世纪末的近代藏语以及20世纪之后的现代藏语。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藏语起源于7世纪以前。古藏语的产生则源于藏文的创制，据藏语史书记载，藏文是公元7世纪时由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草书来源于象雄文，楷书来源于梵语。藏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经历了三次文字改革，从而奠定了书面藏语的基础，为后世所沿用；另一方面则由于藏民族分裂的经历而形成了现代的各种藏语方言。藏文字母包含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现代藏语语音有声母36个，韵母50个，声调4个。在语法上，藏语的词类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河、代词、连词、助词和语气词十类。句法基本上是一种以谓语为中心的主谓呼应结构。藏语的词汇可分为基本词汇、敬语词和外来词。其中词有敬语和非敬语的区别是藏语词汇最主要的特点。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佛教文化影响，藏族产生了包括藏传佛教文献、藏语史书、藏语文学、藏戏等大量丰富的语言文化。中国中央和各有关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后先后建立了藏文出版机构、藏文报社和藏语广播机构，大量出版了各种图书、杂志、报纸，还通过藏语广播电视、电影等，使藏语藏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使用。藏语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城市化影响下，藏语面临使用人数减少、使用空间被挤压等困境，影响到藏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为加强藏语的保护，中国政府采取了包括政策扶持、重视研究、发展经济、双语教育等一系列语言保护措施，为藏语创造出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藏语的使用主体主要为藏族。除藏族以外，中国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蒙古族、门巴族、西藏自治区的回族和洛巴族也局部地使用藏语；普米、纳西、土族、撒拉族、保安、东乡等民族以及甘青一带的回族和汉族也都局部地兼通藏语。此外，在印度、尼泊尔、不丹和巴基斯坦都有使用藏语的居民，不仅使用人口众多，语言也有相对的独立性，西部的巴尔底(Balti)、普里克(Purik)、拉达克(Ladak)、和南部的斯比蒂(Spiti)、洛盖(Lhoke)等与中原地区的藏语都有方言性质的差别。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截至2021年，中国的藏语使用人口约为706万人。

据王尧1982著《吐蕃金石录》，将藏语分为5个历史时期：6世纪以前的称上古时期，7世纪到9世纪称中古时期（也称吐蕃时期），10到12世纪称近古时期，13世纪到19世纪末称近代时期，20世纪之后称现代时期。藏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经历了三次文字改革，从而奠定了书面藏语的基础，为后世所沿用；另一方面则由于藏民族分裂的经历而形成了现代的各种藏语方言。

藏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汇聚成象雄、藏、罗昂、森波、吉、贡、娘、达、亚松等12个小邦，再融合成象雄、苏毗、吐蕃3个势力强大的联盟。吐蕃大约是公元前350年由藏南雅河谷的6个小部落组成。据藏文文献《汉藏史集》《贤者喜宴》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记载，在西藏自治区远古时期的诸小邦中，主要活动在西藏西部和北部的一支称为“象雄”(Shangshung)。至迟在前4世纪，通过长期的战争与征伐，象雄逐渐兼并诸部落形成与吐蕃、苏毗三足鼎立的势力较大的部落集团之一。象雄在文言文史书中也有记载，唐以来的文献典籍中多称其为“羊同”或“女国”。7世纪以后，松赞干布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国，象雄被其所灭，纳入吐蕃版图，从此消亡。但据文献记载，象雄王国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对后来的吐蕃文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根据藏学家常霞青的研究，象雄文字与古代的旁遮普语和克什米尔文有相近之处。在西藏自治区的很多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它们是用被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所谓的“玛尔体”就是今天藏文的草书字，藏文草书与楷书有很大区别，其原因就在于草书来源于象雄文，楷书来源于梵语。古老的象雄文与古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着极为相近的亲缘关系，因此推断此文字属于印欧语系。这也说明藏文并非产生于内藏，而是源自于域外。

有关藏语言文字起源的问题，学术界仍在争论中，但主要形成几种观点：印度佛教界认为系吞弥·桑布扎所创；西藏自治区本土佛教雍仲本教认为系本教佛祖敦巴辛饶·米沃切所创；还有学者认为系脱胎于伽湿弥罗文（今克什米尔文）或者多文或者象雄玛文或者李域文（于田文）。近年来，世界各国诸学者根据出土碑铭、对图米及其所著文法书的证伪、敦煌市文献中藏文的使用情况以及藏文与各种印度字母的比较研究，认为藏文产生于松赞干布以前，脱胎于印度字母，由群众实践中借鉴创造并逐渐完善，到松赞干布时集其大成，进行了统一和规范，从法律上确定了藏文的地位。藏文的产生显然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是藏印文化交流的结果。

古藏语的产生源于藏文的创制。据《贤者喜宴》《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世系明鉴》等佛教史书记载，藏文创制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大臣吞弥·桑布扎奉命赴印度留学，受业于天智狮子和婆罗门利敬，精研佛学和梵语，返藏后根据梵文兰查字母创制藏文正楷，根据乌尔都字母创制草书，字体分成“有头字”和“无头字”两大类，前者主要用于印刷体，后者主要用于书写。吞弥·桑布扎从藏文中整理出藏语的30个辅音字母以及4个元音字母，被称为藏语的30个辅音字和4个母音字，并著文法书8种，译《宝云经》和《宝经》等梵文经典20余部。

据藏史记载，吞弥·桑布札在创制的八部文法著作。其中六部已经失传，余下的只有两部：《三十颂》（即《授记根本三十颂》）和《性入法》（即《字性缀联法》或《音势论》）。《三十颂》是文法总论，以偈颂体形式写成，四句一颂，共一百二十句，成“三十颂”，由此得名。《三十颂》从后加字为中心的字母缀联出发，论述正字法和语法问题。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十八句，讲字母分类和文字结构；第二部分六十三句，介绍虚词的形式与意义；第三部分十七句，讲后加字的重要性；第四部分二十二句，讲述学习方法。后世文法学界皆以此书为蓝本，进行注释诠解。

《性入法》也以偈颂体写成，简述字母分类、缀联规则及其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正文有一百三十五句和一百三十七句等多种版本。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十二句，为字性分类，按发音方法将藏语字母分为阴、阳、中性等类；第二部分九十七句，讲述前加字和后加字的字性分类、缀联规则及其作用。第三部分二十六句，论述字性分类与正确联缀的意义。相比之下，《性入法》偏重语音和正字法，而《授记根本三十颂》则重视语法虚词。前者从字性与缀联方面为后者作注释、疏补。两书相合，成为后世藏语文法的基本模式，有如经书，后世难出其右。

现存最早时期的藏语文献多属八九世纪的遗物，通称“吐蕃文献”，包括木简木、纸卷皮卷、金铭石刻等，内容以会盟祭祀、纪功述德、历史文书和佛教经典居多。例如矗立在拉萨布达拉山前的“外碑”(763年）和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长庆会盟碑（823年）以及敦煌石室发现的大批藏文手卷和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等等。

藏语在早期的一项重要用途是译经。吐蕃王室崇奉佛教，为此曾专设译场，延聘译师，将大批佛教经典译成藏语。成书于824年的《丹噶目录》，收入译经六七百种，其中仅从汉文译为藏文的佛教经书就有31种之多。据藏史记载，藏语随着佛教的发展曾作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文字厘定规范工作，藏族史称“文字改革”(skad gsar bcad)。第一次文字改革， 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藏王赤松德赞至公元9世纪初叶藏王赤祖德赞（即赤热巴坚）以前。这个时期，藏区先后降生了著名的九大译师， 他们不仅亲自参与此次厘定新语工作，而且还参与了第二次厘定规范工作。九大译师中三元老之一的巴阁·白若杂纳根据当时译语发展和译语厘定需要编写了规范翻译的工具辞书《梵藏词典》，这是藏语辞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著名的九大译师中三位少壮派译师噶瓦·拜则、焦若·鲁坚赞、祥·也协德根据当时藏语的发展和译语的混乱、病句等现象，编篡了有关古印度语言学论著《声明要领二卷》使语言标准规范化。

第二次文字改革是在九世纪初叶，吐蕃王朝第四十一代藏王赤热巴坚时代。由于藏王赤热巴坚笃信佛教，大集藏印两地著名译师，专设译场，一译名，规定译例，校订旧译经典，新译显密经论。为避免译文散失，并将所译校好的经典文献编目录藏于宫廷严加保存。此间还从印度聘请了很多学者配合藏族翻译家，编译了极为丰富的文献典籍，编撰了《翻译名义集》《声明要领第二卷》等对藏语发展起规范作用的著作，进行过较大规模的文字厘定，在翻译佛经和语言文字规范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其符合于时代和语言规则。由此书面藏语得以规范标准化，对后世影响较大，目前通行的书面藏语基本保留这次修订的文字体系。

这一时期的藏语有许多特点不同于现代藏语，主要表现在：正字法尚不定型，异体字很多。例如清音送气和不送气字母的混用：

古代藏语中有一些特殊符号和拼写形式。例如元音ིi的反书形式ྀ；复辅音韵尾-ld、-nd、-rd以及单根基字垫音等等。这些形式现代藏语中已不通用。此外，古藏语中的简写和缩体字较多。例如，将ཆུང་ངུ(tɕhuŋ ŋu)简写为ཆུ་ངུ(tɕhu ŋu)。总之，7-9世纪的吐蕃文献是藏语书面语的奠基阶段，对于研究古代藏语具有极高的价值。

这一时期，在吐蕃末代赞普藏王赤达玛乌冬赞第五世孙阿里古格王意希畏之子大译师仁青桑布（公元958-1055）同印度佛学家班智达达磨婆罗巴札的主要三弟子：善护、德护、智护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下进行了第三次文字改革，以重振佛教，修订文字，厘定译语，规范新语。为了简化正字法和消除异体字，这次改革取消了一些由于语言演变已不读音的字母和可有可无的成分，例如ིi的反书形式ྀ、单根基字垫音以及高元音i、e之前、双唇鼻音之后的腭化音j等。在藏语史上，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成功的文字规范化运动。经过这次规范，藏语正词法基本定型，异体词大部消除，佛经译语趋于统一，书面语更加成熟。

此时，由于各地豪强势力割据称雄，原有藏族学者译著的书籍和外来民族文化思潮的逐步深化，特别是统治藏区几百年的吐蕃王朝彻底崩溃等原因，藏民族处于分裂、隔离的局面。这种割据分裂的社会造成藏语开始形成方言，土语。萨迦·索南泽摩（1142-1182）著《藏文读法启蒙》，对标准藏语语音进行描述，奠定了基于佛教文化的标准藏语（chosskad）形成和延续的理论基础；其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著《启蒙释文——利蒙》《正字拼读宝海》，把语言研究推广到更高的层面。他们对藏语复辅音的结构、读音及语音特征所作的描述，为今人研究断代语言提供了全面的语言科学资料。

这一时期藏语的主要特点是：单辅音声母清化，复辅音声母简化；单元音韵母有所增加，方言中产生较多复元音韵母；辅音韵尾简化，复辅音韵尾中第二个辅音-d消失；声调成为具有音位价值的语音要素。以屈折法表示的动词形态简化，四式动词都变为三式或二式动词，时态助词产生，以动词+时态助词+辅助动词表示动词时态的格局形成；丰富的助词系统形成。宗教词汇得到充分发展。

13世纪中叶，通过元朝和以萨迦派为代表的藏族政教领袖人物的共同努力，结束了将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建立了统一的政教合一政权。这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使藏语形成了许多方言、土语。藏族僧俗文人创作了许多名著，特别是藏族传统文法《授记根本三十颂》和《音势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完善，有关文法的书籍，论著汗牛充栋，14世纪编成的藏文大藏经收书4500余种，分为《甘珠尔》和《丹珠尔》，这项持续数百年的有组织的规模宏大的翻译事业，对于藏语书面语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民族间的交往日趋增多，特别是大量的梵语、汉文以及其他民族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藏语，极大地丰富了藏语文，但也出现了词语的不统一和语法不规范的现象。清代藏族学者们将历代藏族学者们的文法书籍作为基础，与当时藏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撰写了许多正字法、语法、文法著作，进一步加强了对藏语文法的认识。清代藏语正字法、语法、文法的著作主要有：松巴·益西班觉《正字学明鉴》、色都·却吉君乃《三十颂和音势论之大疏智者项饰珍珠链》、章嘉·若贝多杰《藏文正字学智者之源》和《三十颂和音势论之注释智者生欢》、阿拉夏·阿旺旦达《三十颂和音势论之注释》、阿嘉永增罗桑顿珠《声律学宝生论释难明镜》和《音势论详释》、俄曲却桑《三十颂和音势论注释色都言教》、央坚楚贝多杰《简明三十颂要义树王论》和《音势论要义略说释难明镜》；色多·罗桑楚成嘉措《藏文文法根本颂略释妙钥》等。之后还有《藏文字性配法》（全称《字性添接法要义略说释难明镜》，别译《音势论释难》）《藏文虚词使用法》《司徒文法详解》《藏文正字学》《正字学——智者生处》《三十颂和音势论注释色都言教》等。

清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据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规定西藏自治区用唐古特字，为从政策和体制上保证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清中央政府曾多次组织编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辞书。有关藏文双语、多语的辞书主要有：《御制同文韵统》《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钦定西域同文志》等，清代所编辞书，不论是提供文献线索的“书目”，还是解词释义的“词典”，在编排方法上都注重了实际查阅的需要，具有一定的检索功能。清代时藏语方言已基本形成，在《五体清文鉴》中除收集了大量卫藏方言的语料外，还收集了许多安多方言语料，如sarug(黄昏)、nyi ma dro(日暖)、ma ran(尚未)等。

这一时期藏语的主要特点是：有的方言中浊辅音声母消失，复辅音声母大量简化；单元音韵母进一步增加，元音发生长短的区别，并与声调有互补关系；辅音韵尾进一步简化，复辅音韵尾中第二个辅音-s消失；声调发生分化，由2个声调分化为4个声调；动词的屈折变化进一步简化，三式动词减少，二式和不变化动词增加；以助词和辅助动词表达动词形态的语法形式日臻完备。

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藏语书面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用藏语出版了大批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书刊，以及若干现代科技书。为促进藏语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国家和政府历时近20年的研究，于1987年制订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1988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人兼任领导。各地市均成立了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与此同时，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国际标准组织的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同时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等，这些院校都设有藏语文专业，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当时以干部为主的建党建政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

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藏语属汉藏语系，所以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并不遥远的关系，两种语言都来自于原始汉藏语。据研究，汉藏语系群体的祖先最初来源于东亚的南部，在40000-20000年前，一个携带Y染色体M122突变的群体最终到达了黄河中上游盆地。在约10000年前，由于粟谷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文化开始在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人口的增长使群体必须拓展新的居住地，在6000-5000年前，出现了两个语族的分野。其中一个亚群，被称为前藏缅语族群体，离开黄河流域，向西及向南迁移，最后在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居住下来。这次迁移就是沿着著名的“藏缅走廊”进行的，这条通道始于黄河上游地区，向西到达青海省，向南到达喜马拉雅山脉。其中藏语支向喜马拉雅进发并最终扩散到整个西藏自治区。在这5000年中，汉语族主要向东向南扩展，最后在中国各个地区居住下来。

藏语保留了上古汉语的古音，包括复杂的复辅音。藏语和汉语之间存在很多同源词。但由于汉语经历过许多语音变化，不能直接把现今普通话的发音用来进行比较，必须运用上古汉语的构拟。例如，太阳这个词，汉语最早是“日”，上古音读njit，藏语的太阳是nima，ma是后缀，ni是词根，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同源词。此外，还可以从藏汉对音的角度来验证汉语古音的拟构，例如，据李方桂对汉语上古音和中古音的拟构，有学者认为汉语的来母对应藏语的r。

藏缅语族主要分布在缅甸、尼泊尔境内以及中国西南、西北。可以大致分为五种语支：藏语支、羌语支、景颇语支、彝语支、缅甸语支，还包括少数尚未明确分类的语言。除藏语外，藏语支还包括嘉戎语、羌语、普米语、门巴语、洛巴语、独龙语、怒语以及近年在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带发现由藏族使用的语言。国外，主要是分布在尼泊尔以及印度的锡金王国和不丹少数地方的一些所谓喜马拉雅山脉语言。如列布查(Lepcha)、林布(Limbu)、古隆(Gurung)、塔米(Thami)、朗卡斯(Rangkas)、布南(Bunan)等语言以及主要分布在不丹的北阿萨姆邦诸语言。现代藏语支语言的共同特点是：1．有丰富的复辅音声母，结构复杂，数量也多；2．单元音韵母较多，也有复元音韵母；3．辅音韵尾简化。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减少；4．声调成为具有音位价值的语音要素；5．有丰富的屈折形态系统，屈折法和附加法并用；6．语法成分以后置为主。基本语序为SOV，属后置表达系统；7．动词有时、体、人称、语态、式、方向等语法范畴；8．判断和存在动词有类别范畴。

据2012年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卷》，藏语使用区主要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等若干区域。

此外，不丹、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国家的部分地区也有藏语使用者。

现代藏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书面语大体统一，口语因地而异。全民族公认的口头标准语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目前对于藏语方言的研究，中国学者以中国藏语方言的研究为主；而其他各国学者则更注重跨境藏语方言的研究。

对中国藏语方言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家坚持贯彻党的民族语言文字平等政策，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关于中国藏语方言划分问题方面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瞿霭堂《藏语概况》将藏语分为三个方言区：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20世纪80年代瞿霭堂、金效静《藏语方言的研究方法》一文论述了世界各国学者对藏语方言划分的标准及特征。20世纪90年代马学良在《汉藏语概论》一书中以声调为标准，将藏语分为两大方言：有声调和无声调。张济川的《藏语方言分类管见》一文将藏语分为五大方言，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南部方言和西部方言。进入新世纪，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论》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藏语三大方言特点的著作，将藏语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前藏土语群、后藏土语群）、康方言（北路次方言、南路次方言、牧区次方言）、安多方言（农业区土语群、牧业区土语群）。土登彭措的《再探藏语方言的分类》一文将藏语分为六大方言：嘉绒方言、安多方言、康巴方言、南部门隅方言（即竹巴方言）、拉达克方言和卫藏方言。总体上，对中国藏语方言的划分较为统一，主要是根据藏语方言语音方面的差异进行划分。

藏族方言的分歧主要在语音，方言语音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有无声调、有无清浊声母的对立、辅音韵尾的多寡。

有无声调的情况，就现有材料看，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南部边境一带的藏话有声调，安多方言和拉达克藏话没有声调，从历史上看，藏语声调是后起的现象，它的产生不是来自外部影响，而是内部结构调整的结果。安多方言和拉达克藏话的共同点是保留古音韵特征较多，如清浊声母对立、较丰富的复辅音和辅音韵尾等。

清浊声母对立是安多和康方言共有的特征。卫藏方言浊声母都已清化，有送气不送气或声调高低的区别。

辅音韵尾方面，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接近，韵尾较多。安多方言有-p、-t、-k、-m、-n、-ŋ、-r等，卫藏方言有-p、-k、-ʔ、-m、-n、-ŋ、-r，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方言，除喉塞音韵尾外，再无其他韵尾，非常接近毗邻的彝语支语言。

据格桑居冕、格桑央京《藏语方言概论》，将藏语分为三大方言：卫藏方言、康方言、安多方言。其中卫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和云南藏族聚居区及西藏的昌都和那曲的藏话；安多方言主要分布在青海省和甘肃省两省的藏族聚居区及四川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三大方言中，卫藏和安多两大方言内部比较一致，康方言内部分歧较大。

①前藏次方言：主要分布在拉萨市、曲水县、堆龙德庆区、墨竹工卡县等地和山南市的林周县、尼木县等县。

②后藏次方言：主要分布在日喀则市的江孜县、拉孜、定日县、萨迦县、南木林县、谢通门县、亚东县等地。

③阿里次方言：分布在西藏阿里的噶尔县、日土县、普兰、扎达、革吉县、措勤等地。其中噶尔、日土、普兰、扎达四地属于农区话，革吉、措勤两地属于牧区话。

①北路次方言：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市、雅江县、炉霍县、新龙县、甘孜、邓柯、白玉县、德格县等县，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囊谦县两个县和昌都地区沿公路各县。这个次方言在康方言中通行较广，其中德格话不仅在北路次方言中有代表性，而且在整个康方言中都具有代表性。

②南路次方言：分布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南路六县（理塘县、巴塘县、义敦、德荣、稻城县、乡城县），迪庆藏族自治州和昌都地区的宁静、盐井县一带，其中巴塘话可作为代表。

③牧区次方言：分布在昌都地区北部丁青县、巴青县一带，西藏那曲地区和玉树藏族自治州的札多、称多、曲玛等地。这些地区基本上以牧业为主，比较接近安多方言，但有声调，其中丁青话、黑河话可以作为牧区次方言的代表。

①牧区次方言：主要分布在黄南州的泽库县、河南省等地，甘南州的玛曲县、碌曲县等地，海北州的刚察县、祁连县等地，果洛州的玛沁、玛多县、甘德县、达日县、久治县、班玛县，海南州的兴海等地，以及四川省阿坝州的阿坝、红原等部分牧区，泽库话为其代表。

②农区次方言：主要分布于青海省海东市的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乐都区、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等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贵南县等地，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热贡等县的部分区域及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碌曲、天祝藏族自治县、临潭等地。夏河话和乐都话为其代表。

作为一种跨境语言，藏语究竟有多少种方言，目前学界无一致观点。世界各国学者对藏语方言的分类也有不同观点，有两分法到五分法等不同的分类观点。纵观各分类不同的缘由，主要是地域方言分类的范围不同、分类命名的角度不同、分类的标准不同等。

20世纪30年代罗列赫(G.N.Roerich)将藏语分为5个方言：西部方言（巴尔底、普里克、拉达克）、中部方言（卫藏）、南部方言（托莫、查姆比和各喜马拉雅方言）、东部和东南部方言（康、昌都、德格、安多、杂荣、巴那、里塘）、较古的牧区方言（安多、雅荣、果洛、霍尔话）。

50年代乌瑞(G.Uray)分为4个方言：西部方言（巴尔底、普里克、沙姆）、中部方言（勒、荣、卡嘎特、夏尔巴、卫藏）、南部方言（旦云卡、洛盖）、东部方言（祖古、康定市、安顺关）；到了60年代又分为5个方言：古老的西部方言、过渡的西部方言（拉达克、沙姆）、中部方言（中部次方言：拉胡尔、嘎雅特、卫藏；南部次方言：旦云卡、洛盖）、东南部方言（祖古、打箭炉、德格县）、东北部方言（与东南部次方言有关的次方言：安顺关；与中部次方言有关的次方言：康；同仁次方言；青海省次方言）。

60年代谢飞(R.Shafer)分为4个方言：西部方言（巴尔底、普里克、拉克克、拉胡尔）、中部方言（罗克、夏尔巴、卡嘎特、嘎尔华尔、斯皮替、尼亚姆、扎德、格藏、卫：拉萨、锡金、巴塘、卓尼、泽库、打箭炉、安顺、索塔替一波、泡荣、德鲁、帕那卡、帕那格斯、尼亚戎、安多、康）、南部方言（亚东、锡金、旦中卡）、东部方言（塔克帕）。米勒(R . A . Miller)分为两个方言：中部方言、西部方言。

70年代西田龙雄分为5个方言：中部方言（卫萨、藏、桑珠孜区）、西部方言（普里克、拉达克尔）、南部方言（斯皮替、卡嘎特、夏尔巴、亚东盖、尼亚姆）、东南部方言（昌都、德格、巴塘、察绒、雅江、木雅、理塘、道孚、卓尼、迪庆、玉树）、东北部方言（拉卜愣、果洛、同仁、阿力克、西宁、湟中）。

80年代美国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分为4个方言：中部方言（拉萨、康、卡嘎特、尼亚姆）、南部方言（斯皮替、夏尔巴、锡金、洛盖）、北部方言（安多、卓尼）、西部方言（巴尔底、普里克、拉达克、德格、古荣、嘉戎）。李方桂分为3个方言：西部方言（巴尔底）、中部方言（拉萨）、东部方言（康）。

由于中国和世界各国学者对藏语方言分类标准、掌握材料及认知程度等不同，对藏语的方言划分也存在分歧。据根呷翁姆对跨境藏语方言分类的研究，将跨境藏语方言分为以下四种：

学界一般认为藏文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的重臣吞弥·桑布扎创制的。藏文借鉴了梵语的特点，同时根据自身的语音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据至尊五世的《杜鹃歌音》，吞弥·桑布扎把梵文16个元音化成藏文4个元音，梵文34个辅音字母化成藏文24个辅音字母再创6个新字母，共30个藏文字母。

从语法方面看，吞弥·桑布札学成返藏后，根据梵文文法形式，结合传统藏语语法逻辑，首创了藏语文法理论即八大语法理论，以解释藏文的正规用法和文法规则。比如，藏语文法中的“dbyangs”元音、“gsal byed”字母、“phrad”虚词、“rnam dbye”格助词、“pho mo ma ning”字性（阴阳中）、“vbod sgra”呼格、“dgos ched”为格等很多术语、文法现象和书写格式等都与梵语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因为藏文有长期翻译梵文佛经的历史传统，所以用藏语翻译的梵语，藏语字母与梵语字母有相当接近的对应关系。而脱胎于梵文字母系统的藏文字母，经过许多代人的使用和改造，已发展成为一套别具一格的字母系统。

藏文字母包含30个辅音字母和4个元音符号。辅音字母共30个，排行顺序是每四个一组，共七组半。辅音字母都能单成音节，单成音节时，都含有一个a元音。辅音字母单成音节时的发音，就是字母的名称。藏语和汉语同为有声调语言，拼音后附-f和-v表示声调，-f表示调值为55的高升调，-v表示调值为13的低升调。

藏文的元音符号共有4个，不能单用，只能加在辅音字母的上方或下方。在字母上方加附标ི表示元音为/i/的音节，在字母下方加附标ུ表示元音为/u/的音节，在字母上方加附标ེ表示元音为/e/的音节，在字母上方加附标ོ表示元音为/o/的音节。

在以拼音文字为文字形式的语言发展过程中，藏语的文字系统逐渐与语音系统分离。现行藏文字母纪录的是11世纪的藏语语音，这与现代藏语的语音有着很大的区别，例如，“西藏”一词，根据藏文字母的拉丁文转写为bod，而现代拉萨方言则是[pʰøʔ]，出现了声母清化和韵尾变化等现象。因此，任何一种藏文罗马化方案，都要从“描述现代藏语语音”和“转写描述古藏语语音的藏文字母”之间作出抉择，并能为学术和历史研究机构所接受。

藏文拉丁字母转写系统是指将藏文字母转换成拉丁字母，从而使藏文罗马化的一套文字转写系统，现在通用的是威利（Wylie）转写方案。1959年，威利（Turrell Wylie）精炼了原有的转写方案，只使用基本的26个拉丁字母，而不需添加字母和添加符号。在此之后，这套方案成为藏学界尤其是美国藏学界的标准转写方案，并以威利的姓氏来命名。

藏文拼音系统是以藏语的实际发音为基础，采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方案。与藏文转写不同，藏语拼音是根据实际发音拼写为拉丁字母。拼音表示发音构成，能表示单独方言区的发音。常见的有藏语拼音，藏文拼音教材（拉萨市音）比目鱼方案，THL方案，宗喀语地名罗马化方案等。

藏语拼音，即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藏语（SASM/GNC/SRC romanization of Tibetan，俗称藏语拼音/Tibetan pinyin），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藏语罗马字母拼写法，主要用于人名、地名的拼写。它是对现代标准藏语的音译。藏语拼音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测绘学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76年6月修订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76年9月修订的《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规定这一方案也“适用于人名的音译转写”。

藏语以音节为单位，多字母构成的音节，必有一个字母作核心，叫“基字”，基字上方或下方可以加元音符号表示不同的元音，加辅音字母表示不同的音节。加在基字上方的字母叫“上加字”，加在基字下方的字母叫“下加字”，加在基字前面的字母叫“前加字”，加在基字后面的字母叫“后加字”，后加字之后再加字母叫“再后加字”。藏语的30个辅音字母均可充当基字，但是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都是有限制的。

能作上加字的有3个字母：ཪ(ra)、ལ(la)、ས(sa)。其中ཪ(ra)可以加在12个字母（基字）的上方，ལ(la)可以加在10个字母（基字）的上方，ས(sa)可以加在11个字母（基字）的上方。上加字的作用是作复合声母中的前置辅音，这些前置辅音在现代藏语的许多方言中已不发音。

能作下加字有4个字母：ཡ(ya)、ཪ(ra)、ལ(la)、ཝ(wa)，其中ཡ(ya)可以加在7个字母（基字）的下方，ཪ(ra)可以加在11个字母（基字）的下方，ལ(la)可以加在6个字母（基字）的下方，ཝ(wa)可以加在13个字母（基字）的下方。下加字的作用是作介音。

能作前加字的有5个字母：ག(ga)、ད(da)、བ(ba)、མ(ma)、འ(ɦa)。前加字的作用是作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

能作后加字的有10个字母：ཪ(ra)、ག(ga)、བ(ba)、མ(ma)、འ(ɦa)、ང(ŋa)、ས(sa)、ད(da)、ན(na)、ལ(la)。后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是作辅音韵尾。

后加字的后面可以再加后加字构成音节，能作再后加字的字母有2个：ས(sa)、ད(da)，其中ས(sa)可加在后加字ག(ga)、བ(ba)、མ(ma)、ང(ŋa)的后面，ད(da)可加在ཪ(ra)、ན(na)、ལ(la)的后面。再后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是和后加字一起构成复辅音韵尾。再后加字ད在9世纪正词法中已被废除，ས在现代藏语多数方言里已不再发音。

藏文不分写，自左向右横写，故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标点符号。音节之间一般用小圆点隔开，即隔音符，藏文叫ཚེག(tsheg)，例如：བཀྲ་ཤིས་བདེ་ལེགས་（bkra shis bde legs，扎西德勒），意为“吉祥如意”，四个音节中间均用隔音符隔开。句子的末尾或句中需要停顿的地方不用音节点而用一竖线ཤད，但有两处例外：①句尾或停顿处的最后一个字母ཀ、ག时，则不写音节点，也不写竖线；②句尾或停顿处的最后一个字母是ང时，既要写音节点，也要写竖线。此外，还有以下几种常用的符号：

藏文一般分为两种主要的字体：乌金体（有头字）和乌梅体（无头字），两种字体又各自演化出了不同的变体。乌金体（有头字）因顶上戴有一短横而得名，相当于正楷，用于印刷、雕刻、正规文书等，后分化为赖蛤蟆体、列砖体、公鸡体、栽培二棱大麦体、珍珠体等；乌梅体（无头字）顶上无短横，相当于行书，主要用于书写，分化为长脚体、短脚体、秋体（草书）等。

现代藏语语音有声母36个，韵母50个，声调4个。其主要特点是：浊辅音趋于清化，局部地区所保留的浊辅音都是来源于古复辅音中的浊基本辅音；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局部地区保留带前置辅音的二合复辅音；单元音增多，特别是鼻化元音；元音有长短区别，并与声调有互补关系；有鼻化和非鼻化两类真性复元音；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引起带辅音韵尾元音的简化；有较完整而稳定的声调系统，而且数量有增多的趋势。

藏语的声母总共有36个，包括28个单辅音，7个复辅音和1个零声母。

单辅音声母的特点主要有：

(1)古浊塞音、塞擦音来源的单辅音声母一般读送气清音；

(2)低调音节的塞音、塞擦音和擦音有浊音色彩；

(3)ɬ、ʂ、ç、h这4个擦音出现频率低，尤其是ç，只有少数几个词，这4个擦音只出现在高调音节里；

(4)元音起首的音节，都有一个前置的喉塞音ʔ，无音位价值，但作韵尾的-ʔ有区别词义的功能。

现代藏语的复辅音声母是一个以辅音为中心的向心结构单位，其中一个辅音是主体，即基本辅音，是响点所在，读得响；基本辅音之前的前置辅音，之后的后置辅音，都是依附音素，读得轻，前置辅音发音部位和方法常常随基本辅音变化。比如夏河话鼻音前置辅音都与基本辅音同部位。如nda（箭）、mbə（虫）、ȵdʑa（拜）、ŋgo（头）等；换音前置辅音与基本辅音在发音方法上清浊一致。复辅音声母从结构上可分为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和基本浦音加后置辅音两类，以前一类为主，后一类只出现在个别地方：

(1)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少的地方有7种，多的有一百种左右。除h、ɬ、ç等少数音外，大多数辅音都可以做基本辅音，而可以做前置辅音的（不计变体）只有p-、z-、ɣ-、r-、l-、m-、n-、g-几个。各地藏语中这类复辅音约有140种结合形式。

(2)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只出现在少数地方。后置辅音有-r、-w、-j这3个。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道孚话，有-r、-j两个后置辅音，只在少数词中出现phr、br、gr、phj、bj等几种结合形式，而且常常自由变读为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的复辅音，显然是语音上的一种残存现象。另一种是化隆（九区）和乐都话，有一个后置辅音w，10多种结合形式，如化隆话（九区）：thwi（拾起）、tʂwi（逃）、zwi（缝）、tswi（煮）、swi（抚养）、ʂwi（烤）。

藏语的韵母共有50个，包括13个单元音韵母，4个复元音韵母和34个带辅音韵尾的韵母。列表如下：

(1）元音的长短：①长短的差别只出现于开音节，闭音节不分；②元音的长短与音节长短有密切的关系：长元音即长音节，短元音即短音节；③在单元音韵母系统中分布不平衡：有些（如ɪ、ɛ、a、ʊ、y、ø）只出现长的；有的（如ɛ）只出现短的；有些（i、e、a、o、u）长短都出现；④与声调有互补分布关系，即长短元音分别出现于不同声调的音节里。

(2）元音的鼻化：①纯粹的真音。现代藏语中大多数鼻化元音属这一种；②带界后流音的鼻化元音，即鼻化前元音带一个n，鼻化后元音带一个ŋ，如贡噶和亚东话；③带喉塞音的鼻化元音，即出现在短调音节里的鼻化元音都带一个喉塞音，如拉萨话；④舌尖上抬的鼻化元音，即发这种鼻化元音时舌尖上抬而又不触及齿龈，有带后流音i的复元音色彩，如扎达和革吉话；⑤与-n、-o辅音韵尾自由变读的鼻化元音，即鼻化前元音与-n变读，鼻化后元音与-ŋ变读，如德格县和加查话。

(3）元音的舌尖化：只出现在少数地方，与声母有互补分布关系，因此无音位价值。一般出现于舌尖前塞擦音、擦音和舌尖后塞擦音、擦音、颤音之后，与i、e变读。

(1）真性复元音韵母指构成的元音并立、不分主次、有几个响点的元音结构。真性复元音的长度相当于一个长元音的长度，即大体相当于两个短元音的长度。真性复元音有长短之分，与音节有密切的关系，即长的真性复元音是长音节，短的真性复元音是短音节。真性复元音与双音节词有明显的差别：一是构成的元音之间无间歇；二是只有一个调程，本身不发生变调；三是添加助词时不发生减缩变化。如拉萨话：iu(piu55)“猴子”、au(kau14）“护身符”。

(2）假性复元音韵母同汉语一样，由主要元音与i-、u-、y-介音或-i、-u元音尾构成。

藏语各方言中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有30个左右，可以作韵尾的辅音有-p、-k、-ʔ、-r、-l、-m、-n、-ŋ这8个，拉萨话有6个辅音韵尾（-b、-g、-r、-m、-n、-ŋ)，28个带辅音韵尾的韵母。

藏语有4个声调：调值为55的高平调、调值为52的高降调、调值为13的低升调、调值为132的低升降调，另外还有轻声。

藏语有连读变调现象，主要发生在词内部实词素之间以及习惯上结合紧的词与词之间，如否定词与动词，动词与连词，助动词与辅助动词等。藏语的双音词变调，前音节的声调按高、低变化，即高调固定地变读成一种调，低调变读成另一种调；后音节的声调基本上按长、短变化，即短调固定地变读成一种调，长调变读成另一种调，这是后音节受前音节自然影响的结果。如拉萨话的双音词变调：

现代藏语语法主要的特点是：谓语是后置表达系统（即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部分表示）；构语和构形的语素之间有丰富的减缩变化；动词只保留简化的屈析变化，而且它已失去独立表达语法意义的功能；动词有丰富的体的范畴；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有两种表示不同人称的词汇形式；动词无人称和方位范畴；单一部分表示否定（即在所否定的词的前或后加否定成分表示）；有丰富的助词，而且常常有减缩和独立两种形式；形容词和部分派生名词有构词后缀。

根据词法特点、问在句子结构里的作用以及词义，藏语的词类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量河、代词、连词、助词和语气词十类。

藏语的句子基本上是一种以谓语为中心的主谓呼应结构。谓语作为句子的中心，要求主语、宾语、壮语按谓语动词的不同性质添加相应的助词，以保持一致关系，使用什么辅助动词，也取决于动词的不同性质。句子结构另两个重要因素是连词和语序。连词在句子中起凝结作用，也有赋予句子特定语气的作用。藏语由于有些句子成分有助词作为标志，语序有一定的灵活性，如主语和宾语的次序，代词和中心语的次序，但基本语序是固定的，如主语和谓语的次序，除代词外其它定语、状语和中心语的次序等。

藏语中主语和谓语的位置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可以作主语的主要是名词、名物化动词和代词。

藏语中动语和宾语的位置是宾语在前，动语在后，可以作宾语的有名词、代词和动词名物化构成的词组。

定语和中心语有两种情况：形容词、数词、指代词作定语，在中心语后；名词、代词作定语，须加领属助词（或发生相应的减缩变化），在中心语前。

除个别副词作状语修饰形容词在中心语后面以外，状语一般在中心语前，状语主要表示时间、地点、目的、状态、工具、原因、程度、数量、趋向、比较等意义，可以作状语的主要有副词、形容词、名词、代词等。

藏语的词汇可分为基本词汇、敬语词和外来词。其中词有敬语和非敬语的区别是藏语词汇最主要的特点。

基本词汇可分为单纯词和复合词两类。其中单纯词指所有的单音词和从意义上无法再分析的多音词。大约占常用词的10％左右。如：

复合词一般由派生和合成两种方法构成：

派生法指在词根上加前缀或后缀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构成的词在藏语里是极少数，因此这种构词方法在藏语里是非能产的方法。前缀只有一个a-，主要构成少数亲属称谓词，如a55ɕã55（舅舅）、a55ni53（姑母）、a55tɕaʔ53（姐姐）等。后缀有-pa、-po、-mo、-ka、(-kha)-wa、-tɕa(-tɕha)、-pu、-tse(-tsi、-si)等几个。前4种后缀既可构成表示人的名词，也可构成表示事物的名词。一般来说，词缀已成为少数名词的一种构词的标志，并无实际意义。

合成法指词根与词根的合成方法。词根之间有以下4种关系：

藏语固有词中有敬语和非敬语的差别。历代敬语主要使用于活佛喇嘛、贵族上层和土司头人，用的程度因地区而异，一般来说，西藏地区使用较为普遍；解放后敬语被赋予新意，也使用于领导、长辈和同志之间。藏语的敬语词主要反映在名词、人称代词和动词上。一般敬语只有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少数词敬语分几等，按地位高下、恭敬程度，分别使用。如“去”(tʂo12）的敬语分两等：pheʔ53、tɕhip55cur55nã55；“母亲”(a55ma53）的敬语分4等：a55ma55laʔ53、jum14、ɬa55jum55ku55ɕuʔ53、cɛ11jum14ku55ɕuʔ53。此外，少数形容词、副词甚至应答词也有敬语。

敬语名词含有对别人尊敬的意思，只能用在别人（第二、三人称）身上。非敬语名词可以在自己和别人（第一、二、三人称）身上通用。一部分名词主要是人体器官的名称敬语和非敬语用不同的词来表达，一部分名词的敬语是由非敬语（词或词根）和敬语结合而来的。

敬语动词含有对别人尊敬的意思，只能用在别人（第二、三人称）身上，一般动词都有敬语和非敬语的区别，动词的敬语少部分为单纯词，多数为复合词。

敬语代词主要指藏语人称代词中第二、第三人称的单数、双数和多数分别有敬语和非敬语的区别。

 外来词，也称借词，是某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藏语中的借词大多停留在书面上，在口语中未广泛使用，因此与西南地区其它民族比较来说，在词汇中占的比重较小。古代借词以汉语和梵语为主，一般来说，保留在文献中的比口语中的多。如早期汉语借词tɕha12（茶）、ram53（靛青）、koŋ11tɕo53（公主）等；早期梵语借词如mu11tiʔ53（珍珠）、ma11he53（水牛）等。近代的借词主要从汉语、英语和印度语借入。如近代汉语借词mo11mo53（肉包子）、tshɛʔ53（菜）、phiŋ55（粉条）等；近代英语借词如pa55si53（票）、ɕiʔ55rɛʔ53（纸烟）、po55lo53（球）等；近代印度语借词如u55suʔ53（袜子）、pi11la55sa53（水泥）等。解放以后的新借词主要来源于汉语，一些原来的英语、印度语借词已逐渐为汉语借词所替代。此外，还有一些其它语言的借词，如波斯语借词a55raʔ53（白酒）、回鹘语借词am55tɕi53（医生）、突厥语借词u11laʔ53（乌拉）、蒙古语借词thap55tɕi53（纽扣）等。以下是一些常用的借词：

通常藏语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

1.音译，用发音近似的藏语音节按照借词原来的读音译写成新词的方法，这种借词所用的藏语音节都只取其音，而表达意义。例如ཆོ་ག་/ཅོག་ལེད་巧克力、ཀྲུ་མ་ཀྲུ་西红柿、གྟ་ལ་སེ་玻璃杯、སྡིད་སེ་ཁོའོ་迪斯科等。

2.意译，完全按照外来词的意义和形态结构及构直接译写过来，如：ནག་པང་黑板、ཕོ་ཤེལ་胃镜、གློག་སྐ་ས་电梯、སྨན་ཕྱེ་药粉、རྒྱུག་པ་བྱེ་རིལ棒棒糖等。

3.音译加意译：①半音半意，这种构词方式多用于复合夕即藏语所吸收的外来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中一个词素是音译的，一个词素是意译的，如དབྱིན་ཐ་དྲ་རྒྱ因特网、རྐང་རྩེད་སྤོ་ལོ་足球、རྐང་སྒ་རིལ་脚踏板、པ་ལིའི་ཞབསབྲོ་芭蕾舞等；②音译附加藏语指类名词，表明它的属性，有前加的如：སྐྲ་པིང་发卡，有后加的如：པིང་ཁབ་别针；③音意兼顾：用接近外来词词义的藏语，如：ཆོབ་玩笑、སྦི་རག་啤酒；④音译部分直接用英语字母，意译部分义用藏语译写，如CTདཔྱད་ཆས་、Bསྒྲ་རླབས་、QQཡིག་སྒམ་等。

4.直接借用，一般为新词术语和网络词汇，例如相关网络专用词和网络公司如：雅虎（雅虎日本）、谷歌（谷歌）、搜狐（搜狐）、Windows（系统）、Word（文档）等。

藏语史书记载，佛教于第28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期传入，即公元5世纪或稍后一点。吐蕃佛教的自觉、成规模地引入，是在第33代赞普松赞干布袭位之后。松赞干布派遣了许多杰出青年到唐朝、天竺、尼婆罗等地学习。他从印度南方请来了蛇心旃檀木雕刻的十一面观音像，又迎娶了尼婆罗（尼泊尔）光胄王的女儿赤尊公主。光胄王著有《声明论》。此时所翻译的经典，有《集宝鼎经陀罗尼》《月灯三昧经》《宝云经》《般若经》等，以及包含了观世音类修法的其他显密宗经典21部。弘扬佛法的“自觉”更主要是由尺带珠丹来体现的。首先，他派遣使者去迎请印度高僧佛密和佛寂。两位高僧将大乘经典《分别经》《金光明经》《百业经》，密乘事部、行部和瑜伽部三部的经典和佛法传授于使者。赤德松赞赤松德赞之后，进行了第二次“厘定文字”的工作，形成了吐蕃翻译经典的规则。此外，还编订目录，将赤松德赞时期的《丹噶尔目录》和以后的《钦浦目录》《旁塘目录》珍藏起来。

藏传佛教有明显的密教特色。密教主张依身、口、意三密相应而获得成就，实践中则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咒术、礼仪、本尊信仰等为其特征。密宗是7世纪中叶盛行起来的。印度密法的梵本传世不多，主要保存在西藏自治区和汉地译本中。汉译经轨有400部、681卷，经疏14部、81卷，合计414部、762卷；而西藏《甘珠尔》中收密部经典728部，《丹珠尔》收各种经疏、仪轨、成就法等计3120部，约当汉译3000余卷。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格外重视藏语佛教文献的保护与传承。1984年，西藏佛协开办拉萨印经院，几年内印经院印出1000多部《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供区内外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学习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因明七论庄严华释》《慈氏五论》《释量论解说·雪域庄严》《嘛尼全集》等陆续整理出版。1998年，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分别整理出版了《苯教甘珠尔》和《苯教丹珠尔》（大藏经）。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收藏各类典籍约11万余卷（未含私人收藏的各类典籍），仅萨迦寺收藏的典籍就达8万余卷，其中有很多属于珍本、善本和孤本。在布达拉宫、萨迦寺、哲蚌寺、西藏博物馆等处收藏有大量的古代手抄本经书和世所罕见的珍宝“贝叶经”典籍。

藏族的历史文献，除了翻译而来的佛教经典之外，主要有三类：一是金石铭刻，一是藏文手卷写本，一是简牍文书。金石铭刻主要见于今西藏地区，据《吐蕃金石录》记载，目前收集到的金石铭刻约13件。藏文写卷主要发现于敦煌市，简牍文书则出土于今新疆米兰等地。著名的史书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该书由巴考、杜散和托玛斯三位教授合作，依据翻译注释而成，包括三方面内容：吐蕃大事纪年、吐蕃赞普传记和古代神话传说、赞普世系及小邦王及家臣表，是研究吐蕃早期历史的一部划时代的历史文献。其他历史著作如《玛尼全集》《布教教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贤者喜筵》《白史》《巴协》《拔协》《布顿佛教史》《蔡巴·红史》《童祥·青史》《智者喜筵》《五部遗教》《安多政教史》，敦煌文献《吐蕃赞普传略》以及敦煌的古藏文史料等。

据藏族史书记载，在原始社会后期，西藏自治区的歌舞、故事以及神话、谜语等各类文学形式已经发展起来。如《柱下遗教》记载，当时已经有《鸟的故事》《猴子的故事》《顶生王的故事》等流传于世；《贤者喜宴》也记载了许多流传很广的故事，如《家雀故事》《玛桑故事》《尸语故事》等。反映原始社会和封建农奴社会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神话传说有《斯巴宰牛歌》《赞普的传说》《松赞干布迎接文成公主的传说》及敦煌市出土的藏文文献珍品《巴协》等。

以反映吐蕃王朝社会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玛尼全集》《五部遗教》，以弘扬佛法为主旨的《米拉日巴道歌》，以宣传治学、从政、待人接物为目标的《萨迦格言》，特别是以颂扬人民心目中理想的民族英雄形象为主线的《格萨尔王传》等一批大部头的传世之作的诞生，将西藏文学推向一个高峰。《米拉日巴传》为传记文学之首，长篇小说《勋努达美》和《郑宛达瓦》为代表作。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西藏文学受神话和佛经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深。当时的佛文学家在之前大量佛经翻译的基础上，相继变成了两大藏文佛学丛书，即蔡巴贡噶多吉编辑的《甘珠尔》和布敦编辑的《丹珠尔》。在诗歌方面，有宗喀巴的《诗文散集》、道歌有达罗那他的《歌集》、格言诗《甘丹格言》等等，都是当时有较大影响力的诗作。

传记著作也大量涌现，著名的有《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唐东杰布传》《宗喀巴传》《颇罗鼐传》《朱巴滚雷传》等等。其他文学名著如《青年达美的故事》《尸语故事集》《米拉日巴道歌》《仓洋嘉措情歌集》《萨迦格言》《朗萨姑娘》《卓娃桑姆》《猴鸟故事》《甘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不胜枚举，优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对于推广普及藏语、丰富发展藏族书面语言起了重大的作用。

藏戏是藏族文化精神的体现，其内容大都是佛经中劝善惩恶的故事。它是一种戴着面具，载歌载舞表演故事的戏剧形式，是中原地区难得的艺术发展较为完整的一种少数民族剧种。藏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6世纪的松赞干布时期，形成于公元14世纪中叶。据文献记载，噶举派高僧唐东杰布，为募捐集资，营造铁桥，创建了一个戏剧班子，叫“阿吉拉姆”。据说是由七个美丽的姑娘组成，民间俗称仙女大姐。唐东杰布广泛地吸收了民间的各种艺术形式，形成了集说、唱、表演、跳舞于一体的戏剧形式。藏戏传统剧目总数接近20本，有一些本子现已流散失传，仅存名目。这些传统剧目主要以八大剧目为主，八大剧目分别指《文成公主》《诺桑王子》《卓娃桑姆》《朗萨雯菠》《白玛文巴》《顿目顿珠》《智美更登》和《苏吉尼玛》。这些剧目都是在表达佛教的理念。所有的剧目中都贯穿着强烈的佛教思想，诠释的是佛教的价值观。

解放后，中国中央和各有关地区先后建立了藏文出版机构、藏文报社和藏语广播机构，大量出版了各种图书、杂志、报纸，还通过藏语广播，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使藏语藏文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和广泛的使用。

1952年前后，藏文版《新闻简讯》在拉萨市和日喀则两地创刊发行，当时藏文版的发行对象主要是中上层人士、喇嘛、学校教员等，均为赠阅。1951年全国第一家藏文省级报纸《青海藏文报》发行，1956年4月22日，藏汉两种文字的《西藏日报》同日创刊发行。1965年西藏人民出版社成立。1971年西藏自治区召开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建立出版藏汉两种文字、以藏语为主的综合出版社的口号。到1974年，连同中小学课本在内共出版图书155种，401万册。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中国藏语报刊总量达到110余种，一批自治州、地区的藏语报纸先后创刊，如《日喀则报》《黄南报》《迪庆报》。报纸类型多样，既有如《拉萨晚报》这样的藏语晚报，也有《青海法制报》《西藏科技报》《青海健康报》《西藏青年报》《西藏广播电视报》《刚坚少年报》《雪域佛教报》等涉及法制、科技、医学、青年、广播电视、少年儿童、宗教等多种类型的专业、行业报纸。在藏语刊物方面，有政治理论类《求是》《半月谈》《攀登》《青海党的生活》《西藏纪检监察》《人民西藏》等；理论学术类《中国藏学》《民族》《藏语文研究》《阿坝藏学》《青海民族研究》《西藏研究》《西藏艺术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等；文艺类《雪域文化》《邦锦梅朵》《西藏歌舞》《西藏文艺》《日月山》《岗尖梅朵》《白鹿唇》《章恰尔》《青海群众艺术》《达赛尔》《贡嘎山》等；教育类《西藏教育》《青海教育》等；医药类《藏医药杂志》《卫生与健康》等；宗教类《西藏佛教》《西藏民族宗教》等；综合类《布达拉》《中国西藏》《三江》等。与此同时，有关政协、地方志、实用科技、外事、经济、财政、金融等各个方面的藏语刊物也加入到这个逐渐壮大起来的行列。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10月进驻拉萨市，之后建立了拉萨市有线广播站（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1959年元旦，萨有线广播站正式开播无线电广播，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每天用藏汉语播音8小时。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康巴语节目于2001年10月1日正式开播。藏语康巴话广播是用藏语康巴话播音的新闻综合广播频率，为生活在西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青海省等地的康巴话受众带去最及时的资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汉语广播频率由1978年底的2套，全天播音24小时，增加到2012年的4套，全天播音80小时15分钟。现开办有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汉语新闻综合频率(FM93.3)、藏语康巴藏区（方言）率、都市生活频率(FM98.0)4套广播节目和中国西藏之声网站。藏语新闻综合频率和康巴语广播频率共开办42个藏语（包括康巴语）节目（栏目）每天分别播音21小时15分钟和17小时50分钟。

西藏电视台成立于1985年8月20日，邓小平同志题写台名，中央拨款4000万元建设发射台、购置节目和设备。1999年10月1日，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频道开播。西藏电视台藏语节目正式上星，同步播出藏、汉语节目，功能集信息、服务及娱乐为一体，节目内容日趋多样化与专业化。2002年，西藏自治区电视台与尼泊尔太空时代网络签订了西藏第一套藏语卫视节目在尼泊尔落地的协议，扩展了西藏电视新闻宣传空间。2007年10月，西藏藏语卫视全天24小时播出。次年12月，西藏电视台在全国有线网落地入户，并实现在周边国家落地。西藏电视台现拥有4套节目，2个上星频道。

西藏20世纪60年代成立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各地区成立了发行放映站。到1965年年底，全区有电影放映队128个。为了帮助群众看懂电影，电影工作者由边放映边口头翻译解释发展到对口型配角色，又发展到录音制作藏语译制片。1965年自治区电影公司又成立了译制组，每年翻译近8部藏语电影。对执行民族政策、发展藏族语言文字、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到1995年，藏族题材电影有25部。分设在甘肃甘南、四川甘孜、西藏拉萨的三大藏语电影译制中心还生产了许多藏语电影译制片。1963年的《农奴》，演员都是西藏话剧团的藏族演员，表演时都用卫藏地区藏语方言，在内地放映时用的是普通话配音。到了80年代中期，田壮壮导演的《盗马贼》，影片中的演员使用安多地区藏语对白，但公映时还是普通话版本。藏语对白从2000年谢飞导演的《益西卓玛》开始，除了在国家电影放映系统配上了汉语配音外，在当时的“海外市场”还使用藏语原版。2006年胡雪桦导演的《喜马拉雅王子》，也沿袭了这个先例。“藏语电影”这个名词的诞生跟2005年影片《静静的嘛呢石》有关，此电影一面世就只用藏语配音，至今导演也没有为其电影准备普通话配音版本。相对于同时期另外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的小成本文艺电影而言，该电影产生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藏语电影”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令人耳目一新，导演万玛才旦成为当仁不让的旗帜性人物，之后有《寻找智美更登》《老狗》面世。到2011年，又有藏族导演松太加《太阳总在左边》和蒙古族导演哈斯朝鲁拍摄的藏族题材电影《唐卡》（对白全部是拉萨藏语）面世。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藏文是人民币上4种少数民族文字之一。“中国人民银行壹百元”在人民币上的藏文书写为：༄༅༎ཀྲུང་གོའི་མི་དམངས་དངུལ་ཁང་། སྒོར་བརྒྱ།（威利转写：krung go'i mi dmangs dngul khang sgor brgya）。

藏语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但在城市化影响下，藏语面临使用人数减少、使用空间被挤压等困境，影响到藏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为加强藏语的保护，政府采取了语言保护措施，为藏语创造出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让其价值能够延续和焕发光彩。

中国最早制定的西藏语言政策主要反映在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中。《十七条协议》申明了中国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民族语言平等政策并指出，为了“使西藏自治区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中国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十七条协议》的第九条专门规定：“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1984年5月31日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对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政策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部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各民族的干部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汉族干部要学习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干部在学习、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要学习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汉文。”在这项政策的推动下，1987年西藏自治区颁布《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1988年颁布《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2001年5月22日，西藏自治区人大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了对《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修订案，正式公布实施《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自此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西藏语言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此外，青海省为了保障和促进藏语言文字的学习、使用和发展，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各藏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各自治州的实际，于1993年开始陆续颁布实施了各藏族自治州藏语文工作条例。云南省、四川省和甘肃省等省所辖的藏族自治州、县也制定、颁布了相应的藏语文工作条例和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和条例的颁布实施，对促进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和四川藏区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对藏语的研究，首先要推明清两代编辑的《西番馆译语》，此后则是爱新觉罗·弘历御制的《五体文清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藏语真正的科学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从40年代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在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于道泉等人的倡导下，开始对西部边陲的藏语方言进行调查。当时的藏语研究尚属初创，比较注重方言的记音和资料的积累，一般只涉及具体方言的语音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藏语的研究真正进入了黄金时代。80年代以后，继1979年《民族语文》创刊后，与藏族相关的多所民族院校的学报以及其他与藏学有关的学术杂志相继复刊和创刊，传统语法、现代卫藏方言的研究逐步走向了繁荣时期，从事藏语研究的学者人数也不断增加。出现了胡坦、格桑居冕、黄布凡、瞿霭堂、张济川、王尧等一批藏语研究专家。

199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现代化中的语言问题研究课题组”，由胡坦主持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课题组经过认真的讨论分析，把调查研究的选题划在了三个大的范围内：西藏现代化中语言问题的基本情况；西藏现代化中语言工作存在的基本问题；基本结论和建议。在这三个大的选题范围内，最终确定了14个调查研究的子课题。这些课题是根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人员的具体情况和以往的语言调查提出来的。除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外，还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经过3年的努力，该课题已经基本完成。

此外，学界也密切关注汉藏语比较研究及原始汉藏语的拟构，例如：陈忠敏《跨级比较与汉藏语研究》、施向东《汉藏比较中的历史层次与借词问题》、孙宏开《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薛才德《藏文*-r、*-l韵尾跟上古汉语*-r、*-n、*-d和*-t韵尾的对应》、廖国辉的《从汉藏对音材料看古汉语声调的构拟》、戴庆厦《关于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全广镇《汉藏语系语言的同源数词比较研究》等。上述论文分别从汉藏语语音的比较及原始语音构拟、汉藏语同源词和借词角度，探讨汉藏语言的一些现象。但因汉藏语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对于原始汉藏语的拟构尚未得出体系化的结论。

中国之外的现代藏语研究大致如下：1959年以前，P.M.米勒(P . M . Miller)、斯博日基(R.K.Sprigg)、斯德拉克(K.Sedlacek)等对卫藏方言，特别是与拉萨话的音韵体系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进入60年代后，一些语言学家开始与流亡在境外的藏族发音人合作，直接对藏语进行研究。在美国，有张琨、白蒂索夫(Betty Shelf)的《藏语手册＜拉萨话＞》( 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u003c Lhasa Dialect \u003e,1964）以及合著的论文。之后，有Melvyn Goldstein和Nawang Nornang的《现代藏语》(Modern Spoken Tibetan ,1970)，M.Goldstein的《现代藏英词典》( Tibetan - 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1975）和《现代藏语英藏词典》(English - Tibetan Dictionary of Modern Tibetan ,1984)。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西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改善、社会稳定祥和的需要出发，先后召开了6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实行了一系列体现国家大力扶持、举国大力支援与西藏各民族人民自力更生的特殊发展政策，包括国家税收的低税、金融贷款的低率，农牧民生产经营免税和教育、医疗的免费，等等。自2000年中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藏自治区地区在中央政府的差别化区域政策扶持、全国对口支援和自力更生的努力下，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快车道，地区经济实现了持续的两位数增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呈现了“跨越式”发展，成就十分显著。2018年，西藏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00亿元，同比增长1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230.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以上。

2010年，中央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定位中提出建成“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的任务。2015年接待世界各国旅游者达到2017.5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281.92亿元，占西藏地方GDP的27.47%，接待世界各国游客和实现旅游收入的指标，分别超过规划目标34%和55.6%。截至2017年年底，全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30.9%。城镇常住人口达到104.14万人，超前实现了《西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的目标。

1950年，昌都地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在昌都地区创办学校，发展藏族人民教育事业》的决定，根据实际需要，确定学校的方针是以学习藏文为主，汉文作为选学课程，教学语言是藏语。1951年3月正式成立昌都小学，并在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先后在盐井县、丁青县、波密、察隅县等地又创办了一批小学。1952年8月15日拉萨小学成立，根据西藏工委指示，这所小学使用的教材是自编的内容，包括藏文、数学、自然常识和政治课，教学语言为藏语。1952年以后，西藏自治区又在日喀则、江孜县、亚东县、塔工、林芝市、那曲等地建立了一批小学。1959年，拉萨市、山南市等地的群众自发集资办起了民办小学。同年，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提出了“民办为主，公办为辅”的办学方针，普通中学由1所发展到4所，1960年拉萨中学成为完全中学。1957年西藏团校成立，1960年并入1958年成立的西藏公学，1965年该校改建为西藏民族学院，有藏语文、农业、畜牧兽医、师范、财会、医疗6个专业和预科，以及不定期的邮电、机要短训班，但教学用语除藏语文主专业使用藏语外，其他专业都使用汉语。

西藏自治区规定，小学藏文班从四年级开设汉语课，汉文班从四年级开设藏文课，学生到高中毕业时兼通藏汉两种文字。根据教材的要求，在学校教育用语上，民办小学全部使用藏语，公办小学大部分课程使用藏语。中学的情况也是以藏语为主，汉语为辅。据统计，现在全自治区中学共有藏语授课班203个，西藏已有超过2.2万名少数民族教师投入到包括藏语文在内的教学当中。内地办的西藏中学也坚持开设藏语文课，另外，藏族民歌、藏族传统乐器等很多内地学校没有的课程在这里也被引入课堂。招生考试时，以藏语文授课的课程用藏语文答卷；普通中专（高中）和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时，藏语文均作为考试科目，成绩被计入总分。

民主改革以后的60年代，西藏自治区开始着手进行中小学各科藏文教材的编译工作，逐步建立起基本适应现代学校教育需要的中小学藏文教材体系。1960年，在西藏筹委文教处翻译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西藏教材编译史上第一个教材编译组，1964年改为编译室，有编译人员22人，下设小学藏语文编译组、小学数学编译组、小学汉语文编写组和初中数、理、化编译组等。到1965年，完成了西藏民办小学、公办小学和夜校中文扫盲课本的编译工作，为小学藏语文的教育和农村扫盲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1982年以来，累计编译藏文教材2224余册约2.68亿字。其中2004年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课标新教材22个学科266（种）册约2800万字的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