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学又称“朱子学”“考亭之学”“紫阳学派”“朱熹学派”，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由南宋朱熹创立。因朱熹出生南平市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又长期在福建居住、著书讲学，故学派称为“闽学”。闽学是朱熹在北宋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和“太极”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学派，主要思想有理气观、心性说、格物致知论等。代表人物有朱熹、蔡元定、黄干、陈淳、蔡沈、陈、魏了翁、真德秀、叶味道等，代表著作有《近思录》《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考亭渊源录》等。

南宋时期，虽然经济繁荣，但因为朝廷一味屈膝向金朝纳贡，庞大的军费和纳贡的费用，加重了南宋王朝和百姓的负担。达官贵族还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导致阶级矛盾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一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来巩固稳定政权。而此时的儒家，因为“北宋五子”初步实现了儒学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的过渡，以张栻、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家，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闽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闽学创立后，因为朱熹得罪了外戚韩侂胄，一度被禁。朱熹病逝后，一部分闽学学派门人纷纷开始了存统卫道活动，演变出了西山蔡氏学派、勉斋学派、沧州市诸儒学派、潜庵学派、木钟学派、南湖学派、九峰学派、北溪学派、广平定川学派、鹤山学派、新安理学等闽学分支学派。南宋末期及元、明、清时期，闽学成为官方哲学，稍有发展。清末民初，闽学不仅受到了“西学”“新学”的冲击，还因为其中“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思想，严重地束缚了广大人民群众，摧残和吞噬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心身，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由于统治者和朱熹后学对闽学的表彰和宣扬，其成为官方治国的指导思想，对中原地区社会政治、文化、教育、民俗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对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完善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闽学还走出国门，不仅对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等周边国家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还传播到了西方国家。清代哲学家戴震批评闽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学者黎昕认为，闽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承载着传统又启迪着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南宋时期，朝廷为了躲避金朝军队追击而逃到江南，以赵构为首的统治阶级，不思励精图治，整顿军队收复山河，而是屈膝向金纳岁贡，求和称臣。为了保障奢靡的生活，统治阶级以“屯田”“营田”的名义，到处掠夺“民田”，皇室贵族及文武百官则利用手中的权势，疯狂地霸占江南土地，而原来南方的官僚地主、商人、寺院，也趁着战乱时期，大肆兼并土地，导致大批农民丧失土地，破产亡业。

官僚大地主，占田最多，却隐田漏税，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佃户，不但要承担官僚大地主直接或间接转嫁过来的赋税，还要承担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生活困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农民起义频频爆发，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理论体系，来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政权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柱，引导人们在现实的伦理关系中自觉地服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闽学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

南宋时期，一方面，朝廷长期处在外敌的威胁之下，统治阶级采取屈膝求和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庞大的军费和纳贡的费用，加重了南宋王朝和百姓的负担。另一方面，宋室南渡之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下，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统治阶级也出台了一些积极措施，从而使南宋的经济水平繁荣发展。农业方面，水利的兴修，农业科技技术及农业工具技术的提高，使“占城稻”“棉花”“茶叶”“甘蔗”“水果”等农业种植品种和收获量实现了显著的增长，有些产品还出口到东南亚；采冶业方面，铅、银、铜、铁、盐等矿产资源的产量都达到了新高峰；手工业方面，福建省的丝绸、棉纺、制茶、酿酒、造纸、玉雕、陶瓷、造船等行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事业、海外贸易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期。闽学正是在这种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北宋中期，思想界出现了一股理学的新思潮，为了改变儒学在哲理方面的不足，“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开始了对儒学的再创造活动，周敦颐建立了濂学，邵雍建立了象数学、张载建立了关西学院大学、二程建立了洛学，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北宋五子”虽然初步实现了儒学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的过渡，但他们在创立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对理学范畴、命题的界定与阐发，都显得较为粗糙和模糊，还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众多理论难题。南宋时期，理学已经逐渐成熟，以张栻、吕祖谦、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家继续沿着“北宋五子”的思想向前发展，他们不仅整理和校注了孔孟等儒家经典，总结和改造“北宋五子”、佛教、道教的哲学思想，还注重民间讲学，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儒学的发展，闽学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闽学又称“朱子学”“朱学”“考亭之学”“紫阳学派”“晦翁学派”，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由南宋朱熹创立。因朱熹出生南平市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又长期在福建居住，著书讲学，而福建的别称为“闽”，后世便将他所成立的学派称为“闽学”。闽学是朱熹在北宋五子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和“太极”为最高哲学范畴，主要思想有理气观、心性说、伦理说、认识论等。闽学发源于北宋，创立于南宋，并且在元明清时期，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官方哲学。

朱熹的闽学吸收了周敦颐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首先，朱熹吸收了周敦颐的宇宙生成论，并且把“太极”解释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和“理”一起作为闽学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从而使儒学传统中封建纲常伦理等同于以“理”，取代了“天”的地位。其次，朱熹吸收了周敦颐“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的思想，并发展为闽学“天理生气”“气化流行”等观点。第三，朱熹将周敦颐“一实万分”的思想，改造成为闽学“理一分殊”的理论基础。第四，周敦颐强调宇宙论和道德论的统一，启发了朱熹，使闽学进一步发展。第五，周敦颐提出的一系列如道、无极、太极、阴阳、性命、善恶、主静、诚、无思等范畴及概念，都成为朱熹闽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概念。最后，周敦颐的“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养论和人性论，以及引用《大学》以认证封建专制主义，强调顺化的社会主义等，也都被朱熹闽学所继承和发展。

朱熹的闽学吸收了二程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首先，闽学继承了二程以“理”或“天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思想，并在其基础上对“理”或“天理”的内涵和功能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和认证，使“理”或“天理”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完善。其次，二程“理气不离、理为气本、理先气后”的思想为闽学理气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闽学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理一分殊”的命题。第四，二程的格物致知思想，为闽学建立更为完善的理学认识论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第五，闽学继承了二程的“知先行后、以知为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知行相须互发”的知行理论。第六，二程的“性即理也”思想，为闽学从本体论角度阐述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七，二程“心与理”“心与性”“心与情”思想，为闽学建立严整的心性学说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第八，二程“天理与人欲”思想，为闽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二程洛学“以理为本”的思想体系，对闽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和启迪。

朱熹的闽学吸收了张载的思想，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首先，闽学从理本论出发，融入张载的气学说，建立了系统的理气论。其次，闽学吸收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材料，以论述“一分为二”的思想。第三，闽学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人性论”。第四，张载“理一分殊 ”思想，为闽学全面系统地论述“理一分殊”理论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李侗以太极和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继承了程颐的“理一分殊 ”思想，强调对于分殊的认识，提倡通过静坐以领悟精神本源，主张“融释”说，即通过反复深入地研究事物，把握其特殊本质，从而解决认识过程中一与万的矛盾，认为心性修养必须从未发开始，不能等到已发之后。他的思想主张对朱熹有非常大的影响，为闽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宋时期，思想界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人才辈出，先后形成了以杨时、罗从彦、李侗为代表的道南学派，以胡安国、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象山县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玄觉事功之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而朱熹兼采众说，以二程洛学的思想为核心，改造了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成论，吸收了张载的气化思想，融合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并且在此基础上再创造新的理论，从而建立了以“理”和“太极”为最高哲学范畴的闽学学派。这些学派相互论辩，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共同将儒家学说推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赵惇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右宰相赵汝愚与枢密院都承旨韩侂胄争权。当时，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有教导赵扩的职责，他以传统儒家的立场，劝说宋宁宗限制外戚的权力，韩侂胄大怒，罢朱熹侍讲职，赵汝愚也被流放。两年后的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赵汝愚病逝，韩侂胄及其党羽诬蔑朱熹有十大罪状，为“伪学之魁”，其学派被视为“伪学”，明令禁止，史称“庆元党禁”。

“庆元党禁”对闽学造成了极大的打击，统治者视闽学为异端，许多闽学门人受到牵连，凡科举取士，学子的答卷只要涉及到理学，就不会有录取的机会。之后，统治者还立《伪学逆党籍》，在册的理学学者一共有五十九人，他们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甚至有些被迫害致死。统治者的这种行为，导致一些闽学门人断绝和朱熹的关系，改投他师，一些闽学门人变易衣冠，以显示自己不是逆党。朱熹则回到福建省，坚持著书讲学，于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病逝。

朱熹病逝后，一部分闽学学派门人并未放弃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文化信念，纷纷开始了存统卫道活动。以李、胡泳、蔡诚、甘节、黄勇、潘炳等为代表的闽学门人，坚持在家乡或者是在任上研讨闽学学说，以刘爚、黄干、蔡沈、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的闽学门人，坚定地维护闽学，并且为了恢复朱熹及闽学学派名誉而奔走，以李方子、陈淳、廖德明、杨与立、李心传等为代表的闽学门人，撰写《道统录》《紫阳年谱》《北溪字义》《道命录》等闽学学术著作，并且编写朱熹语录，以辅广、朱在、陈宓、叶味道、陈埴、柴中行等为代表的闽学门人，在各地筑书院著书，授徒讲学。

这一时期，还形成了以蔡元定为代表的“西山蔡氏学派”，以黄榦为代表的“杨懋春学派”，以李燔、张洽为代表的“沧州市诸儒学派”，以辅广为代表的“潜庵学派”，以陈埴为代表的“木钟学派”，以杜煜、杜知仁为代表的“南湖学派”，以蔡沈为代表的“九峰学派”，以陈淳为代表的“北溪学派”，以舒为代表的“广平定川学派”，以魏了翁为代表的“鹤山学派”，以吴昶、程永寿为代表的“新安理学”等闽学分支学派。

经过闽学门人的不懈努力，统治阶级认识到闽学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南赵扩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宋宁宗追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二十一年后，赵昀贬黜新学，全面支持两宋理学。南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宋理宗接见朱熹之子朱在，在意识形态上明确高举闽学的旗帜，以闽学作为稳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三年后，宋理宗追封朱熹为徽国公，之后又多次褒奖闽学门人，闽学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迅速上升，最终成为南宋王朝的主流思想。

元朝统一中原地区后，以黄智孙、程逢午、熊禾、吴海、许谦等为代表的闽学传人，认为元朝的统治阶级是“夷狄”入侵，于是不出仕，只坚持授徒讲学，发展闽学。而以赵复、姚枢、许衡、郝经为代表的朱熹传人，他们积极传播弘扬闽学，并且努力说服元朝统治者采纳汉法，想要通过先进的华夏文化来影响蒙古文化，从而使“夷变夏”，最终达到“礼治”的效果。在他们的影响下，孛儿只斤·忽必烈认识到闽学的思想有利于统治，开始尊崇闽学，并且大力支持各地建立书院，建立国学，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来教育官僚子弟，闽学开始在思想界处于统治地位。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时期，恢复科举，诏定以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试题和标准答案，闽学被正式立为官学，于是，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朱熹的地位直接盖过了思、孟及北宋五子、司马光等人，仅次于孔子，闽学在中国各地得到推广和盛行。

明朝初年，统治者倡导闽学，天下的学院都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五经》作为科举必读书，朱棣还让人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且颁布到全国，成为科举取士的官方教材，闽学正式被立为官方哲学，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思想工具。以曹端为代表的闽学学者，建立了“河北之学”，以薛瑄为代表的学者，建立了“河东之学”，以吕柟为代表的闽学学者，建立了“关中之学”，闽学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明朝中期，因为封建思想的专制及闽学长期的独尊地位，使其思想僵化、学术衰退，儒家士大夫只知道空谈性命天理，死读孔孟程朱之书，醉心于科举功名，逐渐脱离民众、脱离现实，以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学者，吸收和改造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心学哲学体系，形成了一股很大的势力，有力地冲击了闽学的思想地位。明朝后期，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闽学传人，建立了“东林学派”，希望借助闽学的理论来挽救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端。

清朝初期，以康熙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认识到了闽学有助于消减汉族儒家“以夷代夏”的抵触思想，对巩固政权有重要的作用，于是大力推崇闽学，重用熊赐履、李光地等闽学学者，使闽学再一次被立为官方哲学，开始了复兴。然而，到了乾隆和爱新觉罗·颙琰年间，闽学学者再一次脱离现实，尊经崇古，排斥外来的新鲜知识，导致闽学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还遭到了新思想的质疑和批判。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因为“西学”和“新学”的兴起，闽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民族的生存危机让以曾国藩、张之洞为代表的闽学学者，采取了更为开放和务实的态度，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尝试对闽学进行改革，即在维护封建政治伦理的基础上，学习先进的西方技术以增加国力，使闽学在衰落之际又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发展。然而，科举制度的废除，使闽学丧失了思想统治地位。

民国建立后，以鲁迅、钱玄同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整体上批判了孔、朱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对闽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而以熊十力、冯友兰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将闽学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结合起来，建立了“新唯识论”“新理学”等哲学体系。这些哲学体系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闽学的思想体系中，“理”与“太极”，都是有着不同层次和内涵的最高哲学范畴。首先，理与太极，都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名，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其次，理与太极，都是形而上之道，没有具体形态，没有具体所在，没有具体形状，超然于万有之上，是超感觉、超时空的绝对精神。第三，理与太极，都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一切封建伦理道德的准则、规定及礼仪，都是理在人间社会的表现。第四，理与太极，都是自然界的规律。

“气”是一个物质范畴。气是形而下之器、生物之具，充塞于天地之间。气分阴阳，阴阳生五行，化生出天地万物。由于气化流行不息，万物才得以生长发育。气仅形成人、物的躯体、形骸，而不能形成人、物的健顺五常之性，人、物之所以有健顺五常之性，是因为在气凝聚为人、物的过程中，理亦赋予其中。人、物之生，有理有气，缺一不可。

“理”居于主宰者和决定者的地位，“理”是本，“气”是末，“理”是主导，“气”为服从。朱熹认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理气相即不离，从万物构成的角度上来说，理与气并无先后，但从世界本原的角度上来说，则是理先气后，理是“形而上”之道，无生灭，“气”是形而下之器，可生灭，即使一切物质都被消灭了，理仍然存在。

在闽学的思想体系中，理无动静，气有动静。朱熹认为，理本身是没有动静的，但理存在于气中，气是有动静的，理会随着气的动静而动静，气是主动者，理是被动者，理搭于气而行，犹如人跨马行走一般。理虽然没有动静，但理是气之动静的根据，有了运动的理，气就能运动而产生阳，有了静止的理，气就能静止而产生阴，气在运动的时候，理也在运动之中，气在静止的时候，理也在静止之中。气的动静，是因为其中有动静的理才使气如此运行，否则气就不能动静。

“理一分殊”是闽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太极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万物所以生成存在的根据，一切万物都禀受此理以为性，以为体。万物虽然是自太极禀受而来，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而不是分有了太极的一部分。每个事物气质虽不相同，但都具有彼此相同的太极，且每一事物的太极与作为整个宇宙本体的太极也是无差别的。从宇宙本原论的角度来说，太极是万物的根本起源，先有理，后有气，然后有万物，万物之理都来自作为最终根源的太极，并且与这个根源的太极相同。根源的太极与后来产生万物中的太极的关系，就像一粒种子产生许多果实，这些果实又作为种子产生更多的果实，一代接一代，生生不息，而每一代的种子都与最初的那粒种子相同。

从伦理学上的一般原则与具体规范的关系上来说，每个人的身份和角色不同，他们在践行伦理时所遵循的原则也会有所不同，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每个人和事物都承载着这种伦理原则，但它们在具体应用中却呈现出多样性。每个人会根据自己在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来决定自己应负的道德责任，并采取相应的道德行为。各种道德行为中又包含着统一的道德原则。从一理和万物的关系上来说，自然界生成的万物，具有血气和知觉的，是人和动物；不具有血气和知觉却有生机的，是草木；已经失去生机，只剩下物质形态和结构的，是枯槁之物；万物的性质虽不同，但它们所遵循的自然法则却是相同的。

在闽学思想体系里，理气同异是基于区别人、物之性而提出的命题。朱熹认为，论本原，天命之理只有一个，人与物所禀之理相同，所禀之气不同，故理同而气异，无所谓偏全。论禀赋，由于人与物最初所禀的气不同，所以人与物所禀受的理也不相同，人所受的理是全的，物所受的理是不全的。人完全禀受了仁义礼智之性，物则禀受不全，所以气异理亦异，人与物在性理上就有偏全之别。

闽学思想体系中的心性论，以性、气论为理论基础。朱熹继承了二程及张载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观点，并有新的创造。他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二重性。天地之性专门是指理而言，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混合而言的，当天地之性的理产生阴阳五行时，便具备了气质之性，于是便有明暗、厚薄的差异。然而，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又是彼此相互联系，不可分离的。论性不论气，那么就无法看到不同个体天生资质的差异，论气不论性，就无法看到它们在道德和义理上的共同之处。

人之有生，在于“性与气合”，天地之间，只有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与不善，只是因为气质之禀有清浊。性是形而上者，遵循天理，公正无私且无不善，气是形而下者，受人欲所驱使，有善有不善。人性和物性本来相同，只是气禀有异，从天理的角度来看，万物都源于同一本源，没有人物贵贱之分，而从气质的角度来看，如果气质纯正，就能成为人，如果气质偏颇，就会成为物。

朱熹以气禀有异来认证现实封建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关系。他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第二等是学而知之的贤人，第三等是困而学之的众人，第四等是困而不知的下民。他还认为，因为气禀不同，人的气质便有刚柔、强弱、明快、迟钝等不同的特性。人的善恶、贤愚，以及认知的明暗特性，都是可以改变的，通过学习，人就可以变化气禀，只要痛下百倍千倍的功夫，皆可以成为尧舜。

在闽学的思想体系中，“道心”为“天理”，生于义理，为至善，“人心”为“人欲”，生于形气之私，是气血和合而成，有善有恶。朱熹认为，道心是仁、义、礼、智，恻隐、羞恶，君臣父子等义理之心，人心是饥食渴饮等人欲之心，道心可以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应当以道心为准则来行事。道心是对义理的感知，人心是对知觉的感知，坚守道心，才能始终坚守中正，道心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人心是喜怒哀乐已发之时，道心喜怒得当，人心喜怒无故，有道心，则人心有所节制，道心放纵，便是人心，人心收敛，便是道心，每个人都有形体，所以上智者也不能完全摆脱人心，每个人都有天性，所以下愚者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道心。

在闽学中，“心统性情”是认证心、性、情关系的理论构架。朱熹认为，在不同的视角中，心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从其本体意义的角度上来看，“心”即“理”，理即是心，一心具万理，从人性论的角度上来看，“性”即“理”，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从认识论的角度上来看，“心”即“思维器官”，心者，人之神明，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心者，性、情之主也，静为性，动为情，心对性、情之动静皆主宰。关于“心统性情”的体用关系，朱熹有两种观点。其一，心本身有体有用，性体现了心之体，情体现了心之用。其二，性为体，情为用，心只是性、情之主宰。朱熹认为，心主乎性，行乎情，而贯通于未发、已发之间。心之理是太极，心之动静是阴阳，心有动静，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心为万事之宗，心贯万物，统万里，主宰万物。

在闽学的思想体系中，“三纲”“五常”，是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原则。朱熹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又可以解释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熹把伦理道德本体化、政治化、等级化，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是人际之间的普遍规律，是理在现实人际关系中的体现，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以“仁义”作为彼此道德保障，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了一个彼此“敬爱”“亲密”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体，君主处于等级权力的顶峰，臣子处于辅政行政的要位，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在底层维护着血缘宗法统治的根基。

在闽学的思想体系中，“明天理，灭人欲”，被视为理学的最高道德准则。朱熹将封建纲常、人心的自然状态定义为“天理”，目的在于认证、维护和强化封建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的合理性，强调理欲之公私、邪正，进行进行是非的辨析。朱熹认为，“天理”与“人欲”是两种互相对立且彼此互为消长的关系，往往是一方战胜一方，或者是一方克服一方，他主张要以理节欲，以持敬来增强“天理”，从而克服“人欲”，“明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克己复礼”的过程，朱熹特别强调，帝王应当率先克服个人的私欲，复归到天理的公正，从而成为百姓的楷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其以“仁”为核心的“德礼”之治。

在闽学的思想体系中，“义”心，是“天理之公”，“利”心，是“人欲之私”，如果人们遵循天理之公来办事，即使不刻意追求个人利益，也会自然而然获得应有的好处，如果人们为了人欲之私来办事，即使渴望得到利益，最终却可能因为违背天理而自食其果，给自己带来伤害。朱熹认为，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义是用来制约内心私欲的准则，是处理事务时应当遵循的适宜之道，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用义为准则来处理世间万事，所有的行为都会变得恰当合宜，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恰当的判断和决策，就不会发生不利的情况。利者，人欲之私利也，小人见利而忘义，利者，物利也，即万物各自得到其应有的利益。当人类利用自然资源时，应该充分尊重自然界的规则和法则，才能真正实现物利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服务。利者，义之和也，追求利益时，应该坚守道义原则，真正的利，应该建立在义的基础上，通过和谐的方式才能够实现各方共赢的结果。

在闽学思想体系中，格物就是通过接触具体的事物，来研究它内在的规律或者道理。朱熹认为，格物不应仅仅局限于草木器物的表现观察，更应深入到研究天理、明辨人伦、学习圣人的言论以及对社会世事的洞察，以提升道德修养为目标，力求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致知就是努力扩大自己的认知范围，以期达到对事物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致知和格物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格物是致知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格物的过程，致知便无从谈起，而致知则是在格物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是格物所带来的认知结果。

格物穷理的方法有多种多样，可以从事实行为中去考察，可以从细微的念头去观察，可以通过阅读文字来寻求知识，可以在讨论和辩论中发现真理，由于万物的复杂性，穷理的方法也应该是多元化的。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力求对每一件事物都有详尽的了解，从而掌握普遍的天理。朱熹主张，格物致知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通过认知过程中的量变，而达到质的飞跃，从而领悟到普遍的天理。

在闽学思想体系中，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与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朱熹认为，在处理具体的事物时，需要先学习相关知识而后采取行动，然而，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只有通过实践来培养自己的品行和能力，才能通过研究事物来获取更深刻的知识。朱熹强调行动的重要性，他认为，行动不仅可以加深我们的认知，行动还是认知的目的，知与行是紧密相连的，彼此依赖，相互影响，知与行又是相互促进的，知可以引导行，行又可以深化知，两者共同发展，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除了格物致知，知与行，闽学还重视“持敬”的道德修养。所谓持敬、主敬，是指专心致志，内心持久地操持一种敬畏的状态，强调收敛身心，集中精神，拒绝被外界的诱惑所干扰。朱熹认为，一方面，主敬涵养偏重于静的状态，属于未发阶段；另一方面，主敬还贯穿知行、未发已发、动静内外的全过程。敬不仅仅是内心的敬畏，身心的收敛，更要能将之运用到实践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力行。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必须相互配合，才能够修身治国平天下。

朱熹（1130年－1200年），小名郎，小字季延，字元晦，又改为仲晦，号晦庵、晦翁，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等，世称紫阳先生、考亭先生等，祖籍婺源古镇（今属江西省婺源县）松岩里，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省南平）尤溪县城外秀峰下显肃皇后馆舍，南宋哲学家、教育家、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自小聪明，少年丧父，遵从父亲遗命，受学于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遍学佛、道、儒经典，赵构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曾任同安县主簿、知南康军、知漳州、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为官清廉，政绩显著。期间，他拜李侗为师，受其影响，开始深入研究儒家理学，构建闽学体系，并聚徒讲学。宋赵扩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在韩侂胄的支持下，南宋朝廷掀起了反道学的高潮，朱熹被视为“伪学之魁”，闽学也被禁，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朱熹病逝，葬于建阳县唐石里后塘九峰山下大林谷。

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吸收和改造北宋五子、佛教、道教的哲学思想，建立了闽学。在为学方面，他主张“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并且大兴教育，修复白鹿洞书院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对推动宋代书院文化有重要的作用。著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解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近思录》《伊洛渊源录》《诗集传》等，均收录于《朱子文集》。

蔡元定（1135年－1198年），字季通，建阳区（今福建建阳）人，世称西山先生，朱熹弟子，南宋理学家、律吕学家、堪舆学家，闽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被誉为“朱门领袖”“闽学干城”。蔡元定自幼随父亲蔡发学二程《语录》、张载《正蒙》、邵雍《皇极经世书》等著作，后拜朱熹为师，但朱熹并未视其为门生，而是当老友看待，他一生不出仕，只潜心著书立说，“庆元党禁”时受到牵连被发配到道州（今道县），在贬所继续授徒讲学，后病逝。

蔡元定对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阵之学均有研究，尤其擅长象数学，朱熹的《易学启蒙》《周易参同契考异》，都是在他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哲学上，蔡元定主张“以性与天道为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经常用理学的基本理论去认证堪舆学和音律学的观点，表现出对理学“宿命论”思想的超越，曾经参与了闽学的创建，为闽学的建构与成熟作出了巨大的理论贡献，在闽学和闽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著作有《发微论》《大学说》《大衍详说》《律吕本原》《律吕新书》《燕乐原辨》《皇极经世指要》《太玄潜虚指要》《翁季录》等等，大部分著作因时代久远而失传。

黄榦（1152年－1221年），字直卿，世称勉斋先生，福州闽县（今闽侯县）人，朱熹弟子，南宋理学家。黄榦少年时就师从于朱熹，深得朱熹赏识，后娶朱熹次女为妻，历任监州酒务，知新淦县、通判安丰军、知汉阳军等官职，为官廉明，是抗金主战派，曾经在知安庆府时，带领百姓修筑城池以抵御金兵入侵。朱熹临终之时，曾经将手稿托付给黄榦，而黄榦也不负朱熹所托，闽学被禁后，他迁居建阳考亭，著书立说，聚徒讲学，继续发展闽学，后创立杨懋春学派，培养了一大批尊奉朱熹思想的理学家。

黄榦发挥了朱熹的体用说，主张体用在天为太极与阴阳、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在人则为性与情的关系，强调体用合一、天人合一，又提倡心性合一，并且将阴阳与太极直接相等，得出与理学传统观点不同的“二者道之体”的结论。其著作有《经解文集》《勉斋文集》《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庸总论》等。

陈淳（1159年－1223年），字安卿，世称北溪先生，南宋漳州龙溪（今福建龙海）人，朱熹弟子，南宋哲学家。少时读书为考科举，后受《近思录》的影响，拜朱熹为师，专心研究理学。朱熹去世后，陈淳在漳州市、莆田市、仙游县，浙江严陵等地授徒讲学，并且创立了北溪学派，培养了一批闽学学者。陈淳主张理气不离，不同意理先气后说，认为道器不可分，提出心为太极的命题，把仁视为天理的全体，而要达到仁，惟有天理之公，而绝无一毫人欲之私，认为知行二者不能分难易，也不能分先后，为知行合一说开了先河。著有《北溪字义》《北溪先生全集》。

蔡沈（1167年－1230年），字仲默，建阳区（今属福建建阳）人，蔡元定之子，世称九峰先生，朱熹弟子，南宋哲学家。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一生没有参加科举，隐居在九峰著书立说。主张用理学观点和方法解释象数学，认为数是天地万物之始，数来源于理，善与诚都关系于数，理无形无影无声无臭。在论述自然现象时提出了“一”与“两”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并提出事物变化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著作《书集传》参取众说，为元明清三代应举士子必读之书，另著有《洪范皇极》等。

陈埴（1176年－1232年），字器之，号木钟，世称潜室先生，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朱熹弟子，南宋理学家。早年师从叶适，后转投朱熹门下，潜心研究闽学。南宋赵扩嘉定七年（1214），陈埴考中进士，历任丰城市主簿、湖口县县丞、通直郎等职。南宋理宗绍定年间，江淮制置使赵善湘建立明道书院，延请陈埴授徒讲学，吸引了数百名学子前来求学，后与叶味道等人建立木钟学派，为传播闽学做了很大的贡献。陈埴继承了朱熹的哲学思想，认为性是太极浑然之体，其中含具万理，大者为仁义礼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性，应该任其自然，主张学习必须善问，这样才能深入理解知识。著有《禹贡辩》《洪范解》《王制章句》《木钟集》等。

叶味道（1167年－1237年），初名贺孙，以字行，更字知道，世称溪山先生，温州市（今属浙江省）人，朱熹弟子，南宋理学家。赵惇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拜朱熹为师，后考科举，本来中了第一名，但因为在试卷中写了二程洛学理论，而被知举胡紘除名，后回到福建考亭，朱熹病重时侍奉在侧。南宋赵扩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庆元党禁解除，叶味道再次参加科考，中进士，历任鄂州市教授、太学博士、兼崇政殿说书、秘书著作郎等职，与陈埴交好，一起创立木钟学派。著有《四书说》《大学讲义》《经筵口奏》《故事讲义》等。

魏了翁（1178年－1237年），字华父，世称鹤山先生，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朱熹私淑弟子，南宋理学家。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魏了翁考中进士，历任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知嘉定府、兵部郎中、权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同签枢密院事等职。魏了翁非常崇拜朱熹，与朱熹弟子辅广、李燔关系密切，在理学被禁的情况下，不畏迫害而在白鹤山下授徒讲学，并且一再向朝廷上疏，希望恢复理学名誉，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朝廷同意了他的奏请，为北宋四子赐爵定谥，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转折点。魏了翁的哲学思想有“三才一本，道器一致”的特点，他主张道器不离，体用不分、经世致用，反对有体而无用的玄虚之论，发展了朱熹的心性之学，认为“心者人之太极，而人心又为天地之太极”。著有《鹤山集》《九经要义》等。

真德秀（1178年－1235年），字景元，改字希元，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闽学传人，南宋理学家。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真德秀考中进士，历任太学正、著作郎、知泉州市、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参知政事等职，政绩显著。真德秀曾经为宋理宗讲授理学，深得宋理宗信任，为恢复闽学名誉及闽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真德秀强调理不离气，理在事中，主张体用不二，学以致用，提倡经史并用，重视格物致知，继承了朱熹的心性说，认为心之本体荆溪湛然虚明，具有某些心学特点。著有《大学衍义》《真西山文集》《文章正宗》《四方论集》《读书记》等。

濂学，以北宋周敦颐为代表的学派，也称“濂溪学派”，是宋代理学“濂洛关闽”四个主要学派之一。因周敦颐原居道州营道（今道县）濂溪，故称为濂溪学派。周敦颐揉合儒、释、道之学，利用道家的哲学观念和儒家的哲学观念，对宇宙万物的生成作了理论阐释，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和“诚”本说的思想。除周敦颐外，代表人物还包括周文敏、傅耆等，代表作品有《太极图说》《通书》。程颢、程颐曾将其与象数学派相提并论，学者张岱年认为此学派在北宋影响不大。自南宋张栻、朱熹等人的提倡后，始被尊为理学的开山。

关学，以北宋张载为代表的学派，宋代理学的四个主要学派之一。因张曾长期居住、讲学于渭河平原（古代称函谷关以西为关中），弟子多关中人，故学派被称为关学。又因张在关中居住与讲学的地址为凤翔眉县横渠镇（今山西眉县横渠镇），学者尊称他为横渠先生，故亦称横渠学派。官学没宗传，张载无师承。关学的理论是张载自己经过探索而求得的。张载提出“太虚即气”的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学说，宣扬仁孝的兼爱思想，主张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提出“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关学的基本特点事具有“学贵于用”的学风，表现在关学学者重视对封建、宗法、军事、井田、自然 科学等实际问题的研究、另一个特点事株守儒学，躬行礼教，以反对佛、道为己任。在北宋时。关西学院大学曾一度兴盛优选，与“洛学”、“新学”鼎足而三。关学的主要弟子有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苏、潘拯等主要弟子依傍二程，归依洛学，成了二程的得意门生。虽然李复、游师雄等仍继续其传，但伺候官学再没有出现较有影响的思想家，加之政治上缺乏靠山，便逐渐衰落消亡了。到了南宋，关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思想影响依旧存在。它的性二元论和仁孝等伦理思想受到朱熹的推崇，它的“释太虚者，心之实”的观点成为陆九渊“心学”的一个思想来源，它的思想的精髓——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被明清时代的王廷相、王夫之、戴震所继承和发挥。

“洛学”又称“伊洛之学”“河洛之学”“中原地区正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之一，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因为二程是洛阳市人，又在洛阳讲学，后世便把他们创立的学派称为“洛学”。洛学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主要思想有天理论、泛神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理欲观、圣人观等。洛学创立于北宋，发展于南宋，元、明、清时期，对后世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北宋末年，福建人杨时、游酢师从于二程，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以“吾道南矣”一语相送。南宋初年，杨时、游酢在东南讲学授徒，传播洛学，人们就将他们创立的学派称为“道南学派”。杨时、游酢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观、气化说、理一分殊、性即理、格物致知等哲学思想，以倡导儒家道统为己任，在传播洛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改造，形成了一定的学派理论特色。其门人弟子众多，代表人物有罗从彦、李侗、朱熹等。而朱熹又在洛学、道南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了闽学。道南学派延续了两宋期间传统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交流，奠定了闽学走向世界的基础。

程朱理学指的是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体系。程、程颐融合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儒家学说为理论骨架，通过体贴天理，建立了以“理”或“天理”为核心范畴的洛学学派。二程弟子杨时将洛学传到福建省，经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人加以传承、发挥，朱熹在程颐洛学的基础上，对周敦颐的“太极图”宇宙生成论、邵雍的象数论以及张载气的学说进行了吸收和改造，从理论的深层面上完成了“理”或“天理”学说的系统化哲学化论证，丰富了洛学的天理论、格物致知论、人性论，建立起了一个“以理为本体”的闽学学派。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被统治者立为官方哲学。

象山学派，又称为“陆学”或“心学”，是南宋陆九渊建立的学派，因陆九渊自称“象山居士”，又曾讲学于贵溪市象山，后世便称为“象山学派”。陆九渊继承了程颢、谢良佐、张九成等人“心是理”“万物一体之仁”“穷理尽性”的心学思想，还融合了儒家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学的思想，以“心”作为宇宙本体，形成了一个以“心即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代表人物有陆九渊、杨简、沈焕等人。“象山学派”和“闽学”产生于同一时期，是南宋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的代表，陆九渊和朱熹因为理念不同，曾经多次争辩过，两人的分歧和争论深刻影响了此后理学的发展。

《近思录》是由朱熹、吕祖谦共同编撰的一部理学学术史著作，初稿成书于南宋赵昚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全书收录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录，共计622则，分为14卷，学者束景南将《近思录》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卷讨论太极之理的本体论和性论；第二卷至第四卷讨论敬知双修的认识论和修养论；第五卷至第八卷讨论大学之道；第九卷至第十四卷杂论儒家之学。

《近思录》是一部逻辑严密的理学大纲，也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不仅涵盖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的政治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反老佛异端等思想，还表达了朱熹与吕祖谦对理学、治国理念、政治制度、为官处世、修养功夫、教书育人的认识，被后世奉为“性理之祖”。《近思录》面世后，一直为学界所推崇，传抄刊刻延续不断，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播，还流传到了韩国日本等地，现存世《近思录》版本超过300种，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所著的一部的儒家理学著作，包括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中庸章句》《中庸章句》。在这部书里，朱熹用理学思想解释了儒家经典，详细阐述了格物穷理、诚、中庸、仁、理、心统性情等哲学思想，反映了朱熹严谨的治学风格，从元朝开始，《四书章句集注》便成为了科举取士的官方教材，是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后期的重要著作，在中国古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周易本义》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解，其兼采两汉、魏晋、隋唐易说，融占、象数、义理于一体。《周易本义》采用吕祖谦《古周易》本，经传分列不混，以上下经为二卷，以《十翼》为十卷，一共十二卷，卷首列有《周易本义卦歌》和《周易本义图》。

南宋时邵雍、程颐和张载三家易学影响很大，特别是程氏易，经过程门后学的阐发，成为南宋易的主流。及至朱熹，其站在理学派的立场上，认为当时盛行的伊川易学重于言义理而疏于象数，故作《周易本义》以恢复《周易》之本来面貌，求《周易》之本义。《周易本义》立于卜筮之书的本义训释《周易》经传，以象数与义理合一为宗旨，依据象数推求义理，以理释易、以易证理。其对各卦爻的注释发挥了性即理和重义轻利的伦理思想，以注《易》的形式为其宇宙观和伦理观寻找理论根据。

《周易本义》一改诸家之繁说，言简意，是易学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为宋后易学的重要著作。从元代始，《周易本义》成为官方肯定的权威著作，影响元、明、清三代官学六百余年，在明清时代被科举考试皆奉为正宗，为数百年间的易学开辟了广阔的诊释空间，在易学史和中原地区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考亭渊源录》是由宋端仪所著、薛应旗重新编辑的一部描述闽学渊源流变的学术史专著，一共24卷，收录了朱熹、朱熹的老师、朱熹的友人、朱熹的弟子一共396人的生平传记及为学思想。宋端仪写完了《考亭渊源录》初稿，还没有详细审核便去世，之后，薛应对该书进行了增删考订。《考亭渊源录》梳理了闽学理学渊源，是最早出现的朱熹门人专著，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朱熹创立的闽学，因为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的宗法统治，认证了天理所衍化出来的三纲五常的永恒性和合理性，在增强、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维持社会稳定以及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从而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在南宋末期成为了主流思想，元、明、清时期更是成为了官方哲学，统治了中国思想界达七百年之久。

闽学刚建立时，突出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形成了以“孝”为根本、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形式的思想体系，通过细化为君亲、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一系列道德规范，因为这些观念深入人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闽学中“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礼教思想，将广大人民群众封锁进“君权父权夫权”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牢笼，严重地束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欲望、独立意识、自由思维以及自主精神，不仅违背了闽学的初衷，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以“夫为妻纲”思想建构出来的“男尊女卑”观念，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标榜鼓吹的贞节行为，在朱熹及历代统治者的有意褒扬、社会舆论的压力、宗族和礼法规范的约束限制下，摧残和吞噬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心身，对中国古代后期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闽学的建立，标志着宋明理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朱熹及闽学传人长期在各地书院讲学，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从而使原始儒学重《五经》，演化为宋明理学重《四书》的转变，创造了书院文化教育模式，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化昌盛的基础。同时，朱熹兼采众说，使得闽学成为集理学之大成的学派，形成的理气观、心性论、伦理说、认识论等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为中原地区哲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闽学不仅影响中国数百年，还走出国门，不仅影响到了亚洲朝鲜、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家，还传播到了西方国家。首先，对日本的影响。南宋时期，日本禅僧俊、圆尔来到中国，回国时带回了《晦庵大学或问》《晦庵中庸或问》等闽学书籍，为闽学在日本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之后，南宋僧人道隆、元朝僧人一宁相继东渡日本，他们在传播佛教时，也传播了闽学的理论。14世纪至16世纪，日本正逢大动荡时期，闽学摆脱了佛教的束缚，开始被日本封建统治者接受，一大批公卿贵族开始研习闽学。日本江户时代，江户幕府为了巩固封建政权，将闽学定为官方哲学，以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的学者，积极传播闽学，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的闽学逐渐分化成了主理派、主气派、理气合一派。

其次，对高丽朝鲜的影响。元朝时期，高丽使臣安珦出使中国，得到了《朱子大全集》，回国后，他在高丽太学中讲授闽学，使闽学在高丽得以传播。之后，安珦的学生白颐正在元朝大都居住了十余年，不断研习闽学，权溥首先翻刻闽学著作，禹研究闽学，教授生徒，朝鲜朝鲜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政权，统治者将闽学定为官方哲学，闽学也成为了朝鲜李朝六百年的统治思想。

第三，对新加坡的影响。闽学于19世纪传入新加坡，新加坡的“崇文阁”“萃英书院”“养正书室”等华文学校，教学宗旨就是“究洛闽之奥”，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教材。1982年开始，新加坡为了弘扬华人文化，不仅建立了“东亚哲学研究所”，专门研究儒学，还宣布中学生必须选修包括“儒家伦理”在内的课程。第四，对越南的影响。南宋时期，闽学就传到了越南，当时，陈朝陈煚诏令全国学者集中到京都国子院，讲习“四书”“六经”。明朝时期，朱棣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籍赐予越南，越南黎朝建立后，圣宗黎思诚大力传播闽学，科举考试都考“四书”，闽学得到了深入的研究。

第五，对西方国家的影响。16世纪，利玛窦、龙华民、白晋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原地区，将闽学著作带回西方国家。之后，大主教阿丢斯·利翁（中文名梁宏仁）、尼古拉·马勒伯、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都曾对闽学进行讨论，布里奇曼、托马斯·麦克克、查理·德·阿雷等人先后翻译了闽学的著作。到了现代，以狄培瑞、陈荣捷、杜维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闽学研究者，他们不仅撰写闽学的研究著作，还多次到中国来参加闽学学术研讨会，为闽学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学者黎昕在所著《朱熹与闽学思想研究》中评价：“闽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即承载着传统又启迪着后学，是中原地区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学者刘树勋在所著《闽学源流》中评价：“朱熹创立的闽学理论体系，它以儒学为本，《易》《庸》是其理论基础，并批判地吸收佛道一些思维经验和思想资料，兼采众说，综罗百代，集理学之大成，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学者陈来在所著《朱子哲学研究》中评价：“闽学作为元、明、清的官方思想体系，在漫长的历史中，显示了它对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并曾广泛传及东亚地区，在近古东亚文明的发展上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学者杨天石在所著《朱熹及其哲学》中评价：“闽学体系比较严密，也比较精致，还比较狡猾。它是以前中国剥削阶级统治人民、麻醉人民思想的一个理论总结。闽学也具有合理成分，这就是，对必然性、规律性以及事物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别性的认识，某些方面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靠近，对认识过程和知行关系的深入、细致的分析，对矛盾现在方面对立而又统一关系的认识等。”

清代哲学家戴震在所著《与某书》评价：“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又在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中评价：“虽视人之饮寒号呼 ，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

中国现代哲学家胡适评价：“宋儒在不知不觉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响，究竟脱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态度，所以严辩‘天理’‘人欲’的分别，所以有许多不人道的主张。戴震说宋儒的流弊遂使后世儒者‘以理杀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礼教’的名言，这都不算过当的判断。”

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闽学的研究成果丰富。现代学者对闽学的研究涉及到多个方面，如闽学的理论体系研究、源流历史、传播影响，闽学的创立者朱熹及朱熹弟子门人的生平、著作、哲学思想、影响地位等等。

1990年，经福建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福建省闽学研究会（简称FMSRA）正式成立。该机构旨在开展闽学学术研究，收集发掘闽学资料，与各地研究闽学的学者交流闽学研究成果，自成立以来，组织开展了大量关于闽学的学术研讨会与学术交流会，先后出版了《闽学研究十年录》《朱熹思想丛论》《闽学源流》《朱熹与闽学渊源》等学术著作。现任理事会会长为福建省社科院原副院长黎昕。

2008年，武夷学院整合校内朱子学研究力量，成立了“朱子学研究中心”。该机构以朱子学、理学、闽学为研究方向，负责人为原武夷学院党委副书记姚进生，现有专职人员9名，累计出版了朱子学、理学领域专著23部，论文100多篇，并且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10项，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建设重点项目1项，福建省教育工委2016年思想政治工作重点委托课题1项。该机构还与武夷山市朱熹研究中心合办了《朱子文化》杂志，并协办了《海峡教育研究》杂志，负责其中“闽学研究”栏目的组稿工作。

“中华朱子研究会”是覆盖了中国的国家性学术组织，于2010年10月19日成立，研究办公地点在华东师范大学朱子研究所。该机构的会长由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朱子学研究专家陈来担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由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杰人担任，副会长由束景南、李平、蔡方鹿、朱汉民担任，顾问由张立文、蒙培元、陈俊民等人担任，另有来自国内外的40多位知名朱子学研究专家、教授为理事。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研究会希望能够团结更多的专家、学者，以此推动朱子学的深入研究及发展。

“朱子学会”是由中国教育部主管，挂靠在厦门大学，经中国教育部和中国民政部报请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的国家一级学会，于 2011年10月9日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该机构的会长由原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担任，常务副会长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支平教授担任，副会长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复旦大学哲学教授何俊等人担任，秘书长由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担任。十余年以来，“朱子学会”开展了一系列的朱子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等活动，编辑、整理、翻译朱子学的传世经典，编辑、出版学术性书刊，开展对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地区及海外的朱子学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等。

2015年，福建师范大学整合了校内外学术资源和专业人才，成立了“闽学研究中心”。该机构由福建师范大学原文学院院长陈庆元教授担任所长，聚集了10余名专兼职研究人员，旨在系统地、深入地、持久地研究广义闽学及朱子学，并已主办了专业学术期刊《闽学研究》，希望能够为传承发展闽学做出应有的学术贡献。

1987年12月2日至5日，由厦门大学主办，中国哲学史学会、南昌大学、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闽北闽学研究会、福建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等 8 个单位联合承办的“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一共有107位，会议围绕朱熹的生平事迹，朱熹哲学、经学、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美学、教育等思想的特征和价值，朱熹与佛、道的关系，朱子学的价值、实际意义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交了论著75篇（部）。这次会议加强了海内外学者的交流，也为朱子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带来了新的拓展。

2000年10月7日至9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南昌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香港孔教学院、台湾中华人文展望学会、上饶地区社科联、上饶师范学院和铅山县人民政府等9家单位联合举办，由上饶师范学院具体承办的“纪念朱子诞辰870周年国际学术会”在江西铅山召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有87人，会议讨论了关于鹅湖之会与朱陆学术异同、朱子思想研究的新突破、朱子学说的传播与影响，提交了论文72篇，这次会议总结了20世纪朱子学研究的历史经验，为21世纪朱子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11年10月19日至22日，由中华朱子学会、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九江学院联合主办的“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庐山白鹿洞书院召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一共有50余位，围绕着朱子哲学、朱子学术、朱子门人后学、海外朱子学、朱子理学教化、朱子学与当代社会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此次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不仅促进了朱子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了研究水平，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江西思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