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仃（1917年5月19日—2010年2月21日），号它山，黑山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漫画家、壁画家、书法家、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曾担任中国文艺网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黄宾虹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院长、《1949—1989中国美术年鉴》顾问等职务。

张仃曾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代表作品有《张仃水墨写生》《张仃画室》等。是工艺美术当代传承与创新的先倡者和践行者，被誉为“新中国首席设计师”。作为20世纪横跨漫画、年画、设计、民间艺术、壁画、动画的大美术家，张仃不仅具有美术史上的地位，更是新中国设计史上的名人。他承担过许多重大的国家设计任务，包括国徽、政协会徽、开国大典典仪的设计，怀仁堂、仁寿殿的改造；同样，他也是新中国最早从事出国展览设计的专家，50年代一系列重要的出国展览，也大多由其设计。

张仃1917年生于辽宁北镇，4岁便展现出惊人的艺术天分，在家中大门上用彩色粉笔画《出丧图》，却遭族长斥责。

1922年，自学中国画，临摹《芥子园画谱》、《点石斋画谱》、《古今名人画谱》等。 1923年，入芳山镇北学堂读书。为学堂画孔、孟、关、岳肖像，受校长表扬。

张仃的美术启蒙是在寺庙雕塑壁画的熏陶和民间的婚丧仪式的种种装饰中完成的。梨花盛开的四月二十八日庙会，是张仃最高兴的日子，母亲每年在这一天都会带他进庙给各路神佛烧香磕头。庙中壁画上的全本《三国演义》以及佛本生故事，吸引了少年时的张仃的全部注意力。死者家里做的水陆道场，展示的水陆画，画的十八层地狱，十殿阎罗，而张仃则对画满妖魔鬼怪、牛头马面的水陆画十分着迷。

1928年，家迁朝阳县，转入县立完全小学。 1931年，读完小毕业，入辽宁锦县东关育贤中学。入学不久，"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辍学。 1932年，流亡北平市，进入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就读。

1932年，16岁的张仃只身来到北京住在表姐家，他报考了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并被录取，主攻国画。1933年，北平美专1周年校庆，以六尺整纸创作人物画1幅，以神仙鬼怪为题材，采用民间画法，遭老师同学哄笑。另有一小品，得名誉教授齐白石赞赏。

在抗日战争前夕，他和上海市的漫画刊物取得联系，发表了大量针对反动政策的讽刺画。1934年，他与同学组成“CCC战地宣传队”，到山海关区东北军驻地宣传抗日；同年，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校庆活动中展出三十幅揭露日军暴行与社会黑暗的漫画作品，引起社会关注，但也因此被抓，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因年幼，改送苏州反省院。一年以后，经国立艺专同乡赵珊帮助，张仃由苏州电影制片厂保释出狱。

1936年，因在北平市无法生存，张仃又跑回南京。他的作品被张光宇看中，以“全国漫画名作”发表，张仃一举成名。此后，张仃在《上海漫画》《泼克》《时代漫画》《扶轮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漫画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仃参加了叶浅予为领队的漫画宣传队，并成为在武汉成立的全国漫画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成员。1937年冬天，张仃代表全国漫画界抗敌协会到西安市筹建西北分会，在西安出版《抗敌画报》，并主持漫画训练班，携带漫画宣传队所作漫画作品一百余幅在西安、华阴市、渭南市、临潼区、三原县等地巡回展览。而后，张仃奔赴延安市，主动写信给毛主席申请一席之地，获批得以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在教课之余，他以极大的热情广泛参与到延安各方面的设计当中，如舞台美术、宣传画、年画、展示设计、装饰设计等，彰显出全面的设计能力，提出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设计主张。后担任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

1938年，在《抗战漫画》第一期封面上发表漫画《兽行》，以特写方式面向全世界揭露日军法西斯暴行。同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临汾市失守，大批文化人流入西安市。他们组成抗日艺术队，公推张仃为领队，北上陕北榆林，到内蒙古自治区做抗日宣传，对于团结内蒙古人民抗日起了积极作用。由于特务的挑拨离间，抗日艺术队在陕北榆林工作不到一年就解散了，队员们各奔东西，张仃则留在了延安市。在延安，张仃就开始搞徽标设计。除了作家俱乐部徽志，他还主持了历届留守兵团生产展览会的设计，为延安生产的产品设计包装装潢，中共“七大”的投票箱，也是由他设计的。

1940年，从延安到重庆市，与张光宇计划出版《新美术》杂志，因皖南事变，未能实现。自延安携至重庆的作品有《秋收》、《生产行列》、《蒙古民兵》等，发表在叶浅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主编的《今日中国》上。

1941年，24岁的张仃经周恩来安排，自重庆回到延安。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创作。被聘为鲁迅研究会美术顾问。为鲁迅逝世5周年纪念大会绘制鲁迅大画像（木炭）1幅。在作家俱乐部主任，设计装饰俱乐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漫画与杂文》、《鲁迅作品中的绘画色彩》。

1942年，撰写《画家下乡》等文，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任青年艺术剧院美术导师，教授舞台美术。为话剧《抓壮丁》作舞台美术设计。进行年画创作，并自行印刷木版年画。任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美术组长。为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设计秧歌队服装。为"部队大生产展览会"作美术总体设计。1945年任《东北画报》社总编辑。

1946年，随军到张家口市，任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平、津学生班班主任。到哈尔滨市，任东北画报社总编辑。发表漫画有《城头变幻大王旗》、《十五年前的一幕童话》、《上海、冒险家的乐园》、《撕毁这张中国人民的卖身契》、《反对美帝扶日援蒋侵略中国》等。出版有年画《儿童劳军》等四五种。

1947年，在哈尔滨郊区靠山屯主持召开年画座谈会，征来农民意见。会议记录在《东北日报》全文发表，推动了东北新年画运动。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在京郊香山编辑《三年解放战争》大画册。同年7月2日，出席文代会。所作年画，受到表扬。同月2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为41名全国委员会成员之一。

1950年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建立，张仃任实用美术系主任、教授。领导国徽设计小组参与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漫画《纸老虎》、《东方冒险实的泥足》等。 1951年 34岁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所编《民间剪纸选》。 1952年 35岁为德国莱比锡市世界博览会中国馆，捷克、波兰中国博览会与苏联"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展览会"总设计师。

1953年9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协会改名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张仃当选为理事。 1954年，张仃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召集的关于中国画问题的大辩论，撰写论文：《中国画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 调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党支部书记。与李可染、罗铭赴江南进行水墨写生。同年9月，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行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从荣宝斋收藏《黄宾虹焦墨写生山水册页》。"文化大革命"中，这本册页引发先生开始焦墨写生，进而有了"张仃焦墨"。 1955年 ，参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筹建工作。《美术》第6期发表《关于国画创作继承优良传统问题》。

1956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张仃任中国馆总设计师。张仃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访问法国。会见巴勃罗·毕加索，与居住在加里富尼别墅的毕加索会面。他送给毕加索一本《齐白石画集》。发表介绍黄宾虹、李可染的文章。为关良在北京举行水墨画展览撰写前言。  1957年 40岁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第一副院长兼党委委员。《漫画》发表作品：《伤春篇》、《福赐天官》、《孙悟空跳出老君炉》等。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所编《波兰宣传画》。

1958年，12月26日，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在莫斯科举行，所作大幅山水画屏参展，后被苏联《美术家》杂志在封面发表。《美术》第2期发表《试谈齐、黄》。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张仃水墨写生画》。朝花出版社以英、俄文出版《张仃水墨写生画》。

1959年 42岁的张仃赴意大利主持"近百年中国画"。张仃在中央工艺美院主持开设壁画专业。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工程，任美术组长。创作《西北民间剪纸邮票》（1套4枚） 。

1960年，张仃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 1961年。带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生赴云南省采风、写生。创作装饰画十余幅。同年9月，为《张光宇插图集》作序：《张光宇的装饰艺术》。任全国工艺美术大专院校教材编写组组长。 1962年 45岁1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其随笔《谈"一点"之美》。

1963年5月，张仃为《叶浅予作品选集》作序：《传统、技法、生活--谈叶浅予的人物画》。 1964年，根据50年代写生稿，创作彩墨系列作品《柏林组画》、《巴黎组画》。

1966-1969年，造反派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行"张仃黑画展"。作品以及个人收藏横遭毁损。张仃个人失去自由。 1970-1973年 ，张仃被下放在河北石家庄市获鹿县小壁村部队农场劳动改造。

1974年，张仃因病获准回京，借香山农舍养病，偷偷开始焦墨写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创作批判四人帮漫画一组：《立此存组》，在朋友中传阅。 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招生，张仃复任第一副院长、教授、党委委员。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动画片《哪吒闹海》美术总设计。  

1979年5月3日，中国美协北京分会筹委会主办的"张仃美术作品展览"在京举行。是为"平反"展。焦墨作品首次亮相。之后在云南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巡回展出。9月26日，张仃主持设计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壁画群工程落成。机场壁画被视为一种新的壁画样式，在随之而来的全国范围内的壁画运动中，成为壁画家们竞相模仿的对象。机场壁画也将中原地区现代艺术设计教育推向一个新的时期。同年10月30日，第四次文代会在京召开，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11月3日，第三次美代会在京开幕。当选为常务理事、书记处常务书记。为《正宇画集》作序：《装饰艺术家张正宇》。11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张仃焦墨山水》。

1980年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所绘《哪吒闹海》。张仃率中国美术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亚洲美术展览。为《陆俨少画集》作序：《陆俨少山水画》。赴桂林、四川写生，得山水十余幅。"张仃、范曾画展"在香港举行。

1981年，张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被聘为北京画院院外画师。同年11月1日，中国画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为院务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赴新疆写生，归来创作《巨木赞》、《墓地》等。

1982年，绘制焦墨长卷：《兴坪渔家》、《武夷山九曲溪》、《八品叶途中》、《克孜尔千佛洞》。绘制鸡年生肖邮票1枚。同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张仃画集》。12月15日，被聘为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

1983年3月，写作《我为什么画长卷》。发表文章《毕加索》。为北京长城饭店绘制彩锦绣壁画稿《长城万里图》。同年8月，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张仃焦墨山水写生长卷》。偕工艺培训班学员到河北井陉县苍岩山写生，得稿数十。12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在佛山市成立，为副主任委员。

1984年8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张仃焦墨画选》。张仃主持北京地铁壁画。画设计并参加制作西直门地铁站壁画《燕山长城图》及《大江东去图》，均高3米，长70米。《文汇》双月刊发表论文《大匠之门--齐白石》。同年11月2日，被聘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2月，张仃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艺术学分组）成员。设计石家庄站壁画《燕赵颂歌》，高4米，长100米。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同年5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张仃漫画1936-1976》。10月15日，邮电部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在京成立，为副主任委员。

1986年，张仃应邀赴浙江省考察工艺美术。之后，赴雁荡山、邛崃天台山等地写生，得稿数十。应广元市文化局邀请，游九寒沟二日，归来作《长海》等。同年4月，黄宾虹研究会在京成立，为两会长之一。赴曲阜市、泰山、济南市等地写生。归来作《孟母林》、《龙洞》等。12月28日，被聘为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

1987年，张仃赴华山、韩城市、禹门口、秦岭一带写生。春末，应邀赴长沙市讲学，游湘西武陵源区，在不死鸟、天子山一带写生。同年5月，赴安徽主持黄宾虹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黄山市、徽州一带写生。9月，在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举办"张仃山水写生画展"，展出绘画、书法作品100多年。9月25日，主办单位为画展举行座谈会。到京郊居庸关写生。为北京昆仑饭店绘制《昆仑颂》。12月1日，出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美术家》第59期发表"张仃专辑"。

1988年，张仃为朱屺瞻画册撰写序言：《默默耕耘的国画巨匠--朱瞻》。同年10月，获中国漫画艺术委员会金猴奖荣誉奖。《张仃焦墨山水画展》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行，由南洋美术专科学院编辑出版《张仃画集》。在西安举办《张仃画展》。入秦岭写生，归来作作品多帧。  

1989年1月，张仃在香港大一设计学院举办观摩展。为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创作焦墨山水《昆仑颂》，高1米，长7米。同年3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论文集《被迫谈艺录》。4月，为王森然遗作展写作《王森然先生与长安画派》。 11月10日，聘任为全国艺术学科第四批硕士授权单位评审委员。

1990年，张仃赴敦煌市、阳关、嘉峪关市和京郊居庸关、银山塔林、雁翅、青白口写生。秋，赴秦岭、兰田写生。 1991年，赴太行山写生，作《天梯》、《龙水梯》、《大岳石屋图》等。同年5月5日，邀请在京部分理论家、画家在新华出版社召开《张仃焦墨近作交心会》。5-6月间，赴木奶果、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苗寨写生。发现患"带状疱疹"后返回。9月15日，"张仃焦墨山水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10月7日，主办单位联合举办了"张仃焦墨山水学术研讨会"。

1992年1月27-2月20日，张仃再赴陕北地区写生。同年2月25日，作为陕西省国画院名誉院长，将自己的十余件作品和当地一些画家的作品开了一个交流展。同时提议就"长安画派的继承和发展"进行座谈。3月，进太行山写生。5月，回故乡锦州市写生。11月1日，《装饰》杂志出"纪念张光宇特刊"，发表文章《亚洲的骄傲》。11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张仃焦墨山水》。12月19日，邀请30多位中青年美术理论家、画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绘画教研室举行第二次交心会，请大家对近作提出意见。

1993年1月6日，北京日报刊出张仃专版。同年3月，张仃再赴太行写生。4月，出席"纪念张光宇逝世三十周年遗作展"开幕式。主持“张光宇艺术研讨会”，致开幕词。9月25日-10月4日，在中国美术馆西南厅举办“93张仃山水画展”。10月15日，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十周年年会，当选为副会长。10月底，主持"黄宾虹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主编的《中国现代壁画选集》。

1994年3月，张仃三赴太行山写生。同年4月，赴沈阳市，辽宁省博物馆举办"张仃山水画展"及研讨会。6月，应邀赴韩国，在韩国艺术殿堂及釜山国立大学分别作"书画同源"及"齐白石、黄宾虹的艺术与中国画现状"专题报告。与韩国画家、评论家两次座谈。8月，赴高密市主持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学会年会，当选为会长。同月，应邀赴贺兰山、须弥山考察岩画并写生。 1995年10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张仃谈艺录》。同年11月，朵云轩出版《张仃山水》。

1996年8月24日-9月5日，张仃与北京、四川省的部分画家赴甘肃省作艺术考察。同年11月1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建院40周年院展，在西南厅单辟一厅，举办《张仃山水画展‘94-‘96》。次日，张仃艺术研讨会举行。

1997年7-8月，《张仃山水画展》在甘肃省博物馆举行，同时在当地写生。 参加“庆祝香港回归中国现代名家真情精品汇展。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张仃线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画名家作品精选—张仃作品》。

1998年，张仃任“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画展”评审委员会主任，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 1999年在《美术》第一期发表《守住中国画的底线》一文，对“笔墨等于零”的观点直抒己见，保护并论述中国画笔墨的文化内涵。“张仃焦墨山水画展”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行。香港凤凰卫视制作张仃访谈片《黑白惊艳》。

2000年，张仃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大型画集《大山之子—画家张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改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复出担任美术系第一工作室博士生导师，招收两名中国山水画博士研究生。 2001年 应邀赴深圳市担任凤凰卫视专题片《何香凝》的嘉宾。2002年，赴南通市参加蓝印花布艺术馆开幕，并致辞。 同年，文化部授予造型艺术杰出成就奖。

2003年，张仃赴深圳参加首届中国旅游工艺品展出及研讨会。同年冬天，患肺炎，住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后转入北京协和医院。 2004年 获中国老教授协会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2005年，张仃先生将不同时期创作的漫画、年画、中国画等130幅代表作品捐赠中国美术馆。 同年，“张仃艺术成就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各时期代表作品近三百件。出版《张仃画室》十三卷及《它山画语》。为清华大学手书爱国诗人黄遵宪赠梁启超诗《赠梁任父同年》，由清华大学赠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2006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50周年院庆之际，“张仃作品展”与“张仃作品及艺术教育研讨会”同期举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立“张仃励学金”，张仃捐赠60万元人民币奖励优秀并扶助贫困学生。 

2010年2月21日，张仃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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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一贯的学习民间艺术之主张，张仃将其大气雄浑的表现手法延续到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壁画创作当中。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贵宾厅的《哪吒闹海》，西直门站的《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都是他的手笔。

张仃曾于1954年与李可染、罗铭三人到江南写生并在北海公园办展，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该小规模画展被吴冠中赞誉为“中国山水画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同年，他收藏了《黄宾虹焦墨写生山水册页》并深受影响，为日后走上焦墨写生之路埋下了伏笔。

张仃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了一场关于中国画命运的大论战。他在《美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画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批驳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在时代浪潮中坚定地捍卫中原地区传统文化，做民族文化的坚定拥护者。到了晚年，他拖着病躯以惊人的毅力和激情走遍千山万水，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山水作品，推出有《张仃水墨山水写生》《张仃焦墨山水》等代表作，在焦墨艺术领域别开一派，成为中国焦墨山水的代表者，充分践行其捍卫传统的思想主张。

张仃还担任总设计主导一系列国字头的大型展览，他以高度的政治觉悟、渊博的学识及多方面的才华，出色完成了每一次重大任务，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赏识和信任。作为文化外交的使者，张仃曾多次访问欧洲，并拜访了他所欣赏的画家巴勃罗·毕加索。作为礼物，他为毕加索带去了一幅杨柳青木刻门神年画和一本木版水印的《齐白石画集》。这两样礼物深深打动了毕加索，使其认定真正的艺术在东方。

张仃还参与创建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从建校、复校、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材编写、办学方针等方方面面深耕其中。他将张明山、汤子博、皮影路等民间艺人请到学院，为他们成立工作室，传授技艺，研究总结他们的传统经验，为新中国艺术设计奠定了教育体系和思想基础，并明确提出了在创新中要对民间艺术加以研究和学习的观点，因为“民间美术是一切造型艺术的根，如果没有民间美术，也就没有一切造型艺术”。

张仃创作涉及广泛，善于驾驭多种绘画形式，亦擅漫画、壁画、邮票设计、年画、宣传画等。抗战期间，张仃发表了大量抗战漫画，被叶浅予称为“漫画界的一座金矿”；也与张光宇惺惺相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张仃最钟情的就是中国画创作，以焦墨山水构成其艺术语言的最大特色。

张仃早期的山水画以写生为主，他借鉴吸收了西方绘画的特点，作品的整体风格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尽管如此，张仃在用笔、用墨上还是遵循中国传统笔墨，早期的作品多用泼墨与破墨法加以表现。在他的画中，近处树木刻画较实，多以干笔浓墨勾勒树干，树枝部分以细笔单勾，较复杂的结构关系、前后遮挡关系交代明晰，而树身先用淡墨写出，再用干浓墨擦出阴阳相背与转折处。至于树叶部分，张仃根据画面的需求，以点或用湿墨成片表现，墨法酣畅淋漓，对于用墨不足之处则以淡彩加以修饰。其他装饰性的建筑如村庄、石桥、亭子、塔等多以干浓墨写出，再以淡墨皴染，前后干湿形成对比，在画面中起到点睛的作用。远山、天空以泼墨法处理，淡墨侧锋铺染后蘸墨轻擦，在水分未干的情况下墨色浓淡交织，空间层次丰富。张仃早期的山水画大多是写生作品，客观成分较多，十分注重笔墨的程序，刻画细致而写意感弱，且很少流露潜藏其真性情的因素。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张仃尝试以焦墨作画，试图借助这种单纯的墨法自由用笔，畅快地表达内心的情感。而焦墨山水画不同于张仃早期的水墨、彩墨，它不借助水的渗化作用，难以进行墨与墨间的泼、破、积，十分考验画家的笔墨功力。在传统中国画中，焦墨常被笼统地认为是单一的黑色。实际上，虽然焦墨的墨色变化有限，但依旧可以有浓淡、虚实之分，蘸墨的多少、运笔的速度都会对其产生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墨相层次。

《房山十渡焦墨写生》作于1976年，是张仃的第一张焦墨写生长卷。这幅作品用笔墨呈现出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画面中山石的暗面用干淡墨皴擦，转折处以干笔蘸浓墨点提进行加强，而阳面用淡墨皴擦较少，留白较多。通过皴擦的浓淡与疏密表现山石的结构、光影以及虚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素描有共通之处，是张仃合理吸收、运用西方绘画技法的体现。而这种转化是主观的，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特别是画面的灰色部分，运笔速度迅疾，呈现出飞白用笔，由此带来的毛涩感显得画面松动而透气。远景以干墨轻勾轮廓，后用侧锋依据山形走势结构特征自由皴擦，整体显虚，与前中景山峰的厚重形成空间对比，笔墨沉着，尽显苍健沉雄之感。

张仃最初的焦墨语言尚处于探索阶段，其焦墨作品偏于写实，笔墨皴法也较为拘谨。但通过在写生创作中不断体悟自然、总结经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仃的笔墨已变得更为松动自由，可以说他的焦墨艺术真正迈向了写意。《京郊云山》是张仃1986年的作品，前景石块以重墨中锋勾勒，石块立面以浓枯墨色皴擦，周围禾本科杂草以干淡墨写出，再用浓墨皴点。近处树木用笔老辣，转折处一提一按，黑色由浓转淡，由润转涩，枝干部分以细笔写出，风中飞扬之感呼之欲出。远景树木刻画概括，笔墨随树形而走，没有近景的焦、浓、重，不难看出张仃此时的笔墨已由原本的细致严谨转向随性抒情。画面中的远山用干笔浓墨勾写，干涩中透着润泽，焦墨线条看似简单，实则虚中有实，刚中有柔，灵活含蓄而不呆板，尽管没有水的渲染，也将墨色的浓淡虚实表现得恰到好处，其中的笔墨情趣跃然而上。烟云部分则作留白处理，与山形成对比，均衡了前景石块的势。

虽说是黄宾虹启发张仃走上焦墨之路，但他从黄宾虹身上直接学习的部分相对较少，更多是在写生中探索并发掘，试图找寻自己崭新的艺术符号。从张仃的中期作品可见，他逐渐从西方写实风格中脱离出来，其墨色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然初步达到枯中见润的艺术效果，画面呈现出写意的意味。张仃独树一帜的焦墨语言来自对他自然物象的观察与体悟，是其在写生中进行二次创作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后，张仃的焦墨法逐渐趋于成熟与完善，用笔更加老辣恣意，点、线、皴、擦一气呵成，其间的连贯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放了笔墨，使画面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耐人寻味。《达摩沟废屋》（图2）作于1995年，画面中山石结构的皴擦变化比前表现得更为丰富，其中，前景石块勾写得恰到好处，提按抑扬顿挫，收放自如，尽情展现了焦墨枯润虚实的独特魅力，石块的皴擦痕迹也让观者感受到笔墨的潇洒畅快。这是张仃在写生中对自然的回应，自由洒脱却并不随意。石块四周的杂草和中远景山体表面的植被多用散笔干墨表现，给人隐隐约约的毛涩之感，墨色干淡而虚，尽显山林繁密茂盛的景象，山体轮廓相比于初期也更为概括，写意味十足，更为贴合张仃的气质与性情。

1954年，张仃与李可染、罗铭三人从杭州到绍兴、富春江、苏州等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江南写生。此次写生，被称作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也挽救了当时中国画的“内外交困”的局势。张仃以西方绘画对景写生的方式，突破传统的文人画体系，表现江南山水庭院的清新和温情。他直接用毛笔在宣纸上现场绘制，皴擦点染并施，画中对于光影的运用，是过去中国画中罕见的。借此机会，张仃开始在美院恢复中国画教育，又把那些几乎无法靠中国画谋生的画家集合起来，在北京、上海、南京成立一个个国画院。由此，中国画又重新获得它在新中国的新的历史创作氛围中的位置。

张仃晚年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与磨砺，一次在一本黄宾虹的焦墨山水册中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和宽慰，那黑色世界的大千万象，唤起张仃新的表达冲动。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民破石屋内，开始了他焦墨山水画的创作。用最简单的墨盒和毛边纸，在西山的山沟里进行焦墨写生。他把焦墨这样中国画中很辅助性的一种墨法，发展、衍生成为独立的一种绘画形式，这是他晚年对中国水墨画的杰出贡献。

张仃所用的“线”，不仅仅是用毛笔来勾勒自然的客观形态，他的运笔遒劲从容、意态盎然，开合之间融入了篆书的意象与气韵，所以他的线条有书法的韵味和功底，而这种功底使他的“对景写生”具有中国艺术的高古苍浑和缈缈的意境。在绘画题材上，张仃更是将写实山水加以升华，把人文关怀、家园意识、英雄史诗和历史沧桑带入山水画，开辟了中国山水画艺术的新境界，焦墨山水得以在中国画系统中斐然成章。

1999年在《美术》第一期发表《守住中原地区画的底线》一文，对“笔墨等于零”的观点直抒己见，保护并论述中国画笔墨的文化内涵。“张仃一方面“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对中国传统水墨加以发展，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接受着西方优秀文化的启示，贯之以西方写生创作的方式，走出中国画创新的一条道路，其独立的人格、超凡的智慧和胆识，以及对生活的热情，造就了他“大美术家”的永恒形象。

1949年初，张仃、周令钊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设计会徽，并按照要求，创制的会徽图案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层大团结”的精神。二人创作的会徽图案以五角星，四面旗帜和中国地图为中心，以光芒四射的蓝天作为背景，周围是缎带连接起来的齿轮和麦穗形成的圆形。

1949 年，张仃参与完成了天安门城楼的装饰配置工作，其中，他非常智慧地利用张灯结彩这一传统文化语汇，于城楼巨柱间加挂 8个灯笼，以民间的方式使阴沉的空间被点亮和激活，为天安门做了全新换装，使之更具亲民与亲和色彩。除了这些空间化的、静态的设计之外，在动态设计方面，张仃负责开国大典美术设计工作，尽管有低成本的经费限制，但张仃依然认真地利用巧思把美术的东西加进去，庆典所用标语、旗帜、游行车队、参演人员的特殊服装等均溶入了设计。

1949年，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国旗、国徽或国歌，新中国形象的艺术设计便成为了当时的重要任务。开国大典之后不久，中央便决定在国庆一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正式悬挂国徽。而国徽的设计任务则具体交给两个设计组负责：一组是由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另一组是由张仃带领美术学院的一批教师。这样，张仃和梁思成便分别成为了两个设计组的核心人物，定稿也将在两个设计组提供的方案中进行选择。

当两组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时，风格大相径庭。张仃的方案构思是：1.红色齿轮，金色嘉禾，象征工农联盟。齿轮上方，环五角金星，象征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齿轮、嘉禾下方结以红带，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国家富强康乐。3.天安门——富有革命历史意义的代表性建筑，是我五千年文化，伟大、坚强、英雄祖国的象征。梁思成组的方案构思为：“以一个璧或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电影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求其由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图案。”最终，中央传达了一条意见：国徽当中一定要有天安门的形象。张仃小组的方案被接纳了。

1950年，张仃亲率美术供应社的工人，将一枚直径超过3米的巨型国徽，庄严地悬挂在了天安门上。同时还参加了“建国瓷”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团队。

与国内的设计经历相比，张仃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新中国的对外展出，因为当时传播方式有限，外国人对中国不甚了解，而且美苏冷战的封锁造成的特殊处境，更加剧了中外沟通的阻滞。新中国要向世界展现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形象。

国家的战略之一，就是通过重要展会进行涉外宣传，而这也几乎全由张仃领导或执行。1951 年至 1957 年间，张仃将展会设计送往布拉格、莫斯科、巴黎、华沙、莱比锡市、罗马。中原地区的汉画、蓝印花布、捣练图、民间剪纸、江南园林、民间用品、大漆、竹艺，是他采用的东方文化的视觉元素，引观者如潮。

张仃创作涉及广泛，善于驾驭多种绘画形式，亦擅漫画、壁画、邮票设计、年画、宣传画等。抗战期间，张仃发表了大量抗战漫画，被叶浅予称为“漫画界的一座金矿”。作为新中国设计艺术奠基人，张仃承担了许多重大的国家级设计任务，又是一位在不同艺术门类中均有建树的大美术家，他的《房山十渡焦墨写生》等焦墨作品更是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崭新风格。从设计国徽到为共和国制作第一批纪念邮票，从创作动画片《哪吒闹海》到为首都机场创作巨幅壁画，他用丰富的艺术经历写就了20世纪中国艺术的重要篇章。

张仃是我国著名艺术家、教育家，在近80年的艺术创作生涯中，跨越漫画、实用美术、艺术设计、展示设计、舞台美术、动画电影、装饰绘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批评、美术教育等诸多门类，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大美术家”。

1979 年，张仃先生以传统壁画的形式创作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哪吒闹海》，其题材与形象来源于1978 年他担任美术设计的动画片《哪吒闹海》，并参考民间木版年画、中国传统宗教壁画以及张光宇先生设计的《大闹天宫》人物形象，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壁画采用传统题材，构图巧妙，将不同的故事情节绘制在同一画面，描绘哪吒从出世、闹海、斗恶龙到复仇的神话故事。中心画面是哪吒与四海龙王相斗的场景，周围环绕由风火轮演化而成的巨大火圈；主题形象反复出现，加以海浪、建筑、山石、树木的映衬，以散点透视表现故事完整，以线造型，形象生动，具有既民间又现代的审美特征。

张汀先生所创作的壁画《哪吒闹海》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新壁画运动和公共艺术的新时代。随后，他又在北京地铁、长城饭店、昆仑饭店、石家庄火车站、香港中银大厦创作了一系列巨幅壁画，伴随着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迎来了中国文艺的春天。

1978年，张仃担任上海动画制片厂《哪吒闹海》的美术总设计，并亲自为该片绘制了电影海报，《哪吒闹海》凝聚了张仃40年的漫画创作和装饰艺术理念精髓，作为第一部彩色宽银屏动画片，《哪吒闹海》不仅推动了新中国美术电影事业，更是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在设计完国徽和政协会徽以后，张仃在其后的日子里，又马不停蹄地主持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9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邮票（1957年）。

他捕捉到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有意识地在装潢设计课程中增加邮票设计课题，代表作《大公鸡》也成为中国首轮生肖邮票辛酉年鸡票的母本。作品中公鸡英姿勃发，雄视独立，色彩缤纷的羽毛，集中表现了进取、奋勇、意气风发的时代气息。

画人行脚》描写的是川北农村的景象，借景写情，已不是符号化的苔点，以重墨写出，参差错落，疏密有致；中间是水田，线条流畅洗练，给人开阔的空间感，得平远法之妙；画面的下部，农人的屋舍在树林中若隐若现，树木和田埂的线条松活老辣，灵动而富韵律感。全画虽以焦墨完成，但笔墨能干中求湿，燥中取润，以简寓繁，变化丰富。

在焦墨作品中的成就也让张仃成为了中国山水画革新的先行者。在关于中国画继承发展的大讨论中，张仃作为原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提出了国画写生的主张。1949年初期，在美术界的一片质疑与反对声中，张仃同李可染、罗铭一起南下采风。回京后，在北海悦心殿举办的江南写生展览，平息了当时保守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无谓争论，开启了中原地区山水画走向自然，反映生活的新风，被吴冠中誉之为“中国画革新的里程碑”，吴冠中撰文指出“1949以来的三十余年来的山水画新风格蓬勃发展，大都是从这个展览会的基点上开始成长的”。

张仃的山水画创作因为文革一度中断，此时的张仃对于色彩感到厌倦，而他艺术生命的最后华彩乐章“焦墨山水”却因此诞生。上世纪70年代，张仃在琉璃厂觅得黄宾虹焦墨山水册页，开始了焦墨山水的创作。此后三十余年里，张仃沉浸在黑白世界里，坚持用焦墨这一局限性极大的墨法创作山水，复兴了风骨雄强的北派山水，开拓了焦墨山水的全新境界，也把当代山水画的精神性推到新的高度。

上世纪50年代初，张仃多次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出国主持了一系列世界博览会的中原地区馆的设计，到过的国家有苏联、瑞士、捷克、波兰、法国和意大利等，这使他有机会亲睹欧洲各个时期的绘画作品，了解世界美术的最新潮流。

1956年的巴黎之行对张仃显得不同寻常，因为在此之前，他去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这次不同，是资本主义的法国，而且是他崇拜已久的毕加索旅居了大半生的国家。张仃预感此次出国极有可能见到毕加索，为此，他提前准备了自认是最好的礼物——一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在巴黎主持世界博览会中国馆设计期间，张仃一直惦记着这件事。通过旅法画家赵无极，张仃知道了不少毕加索的情况。博览会结束后，赵无极开着自己的车，带着张仃到处转。赵无极已经打入法国上流艺术圈，交友很广，见张仃喜欢毕加索的作品，就带他去专门收藏毕加索作品的画廊和博物馆的仓库，看了许多毕加索的原作。赵无极很赞成张仃拜见巴勃罗·毕加索，还给他出主意：请毕加索做中国的荣誉公民，并邀请他到中国访问。就在这时，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来法国访问，团长由已在巴黎的冀朝鼎担任，成员有化学家侯德榜，作家李霁野、何家槐，国画家王雪涛，桥梁专家茅以升，还有一位女政工干部。张仃接到文化部的电报，奉命加入该团，一入团，他就提议：去法国南部的戛纳拜访毕加索。由于毕加索的法共身份，这个建议立即通过。就这样张仃与毕加索成功会面。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为表彰张仃先生对中国美术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以隆重的仪式将造型艺术终身杰出成就奖授予了他。

2013年1月6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名家收藏委员会等主办，《收藏界》杂志等单位承办的“2012影响中国收藏界十大经典人物”在京揭晓。张仃成为入选者。

张仃与七位中外艺术大家（鲁迅、巴勃罗·毕加索、张光宇、齐白石、黄宾虹、李可染、吴冠中）有重要的关联，其中每一个个案，都可以写出很有分量的论著。与此同时，张仃与其他重要的画家（如林风眠、赵无极、潘天寿、刘海粟、关良、朱屺瞻、陆俨少、廖冰兄、张正宇、叶浅予、丁聪、黄苗子、郁风、黄永玉、郑可、刘凌沧、卫天霖、张朋、李骆公、韩羽等）都有深入的交谊。此外，张仃对当时中青年画家（如袁运甫、袁运生、丁绍光、朱军山、韩美林、郑于鹤、庞媛、肖惠祥、张世彦、张宏宾、蒋正鸿、张淑敏、丁立人、尹光华、龙瑞、姜宝林、赵振川、王玉良、卢禹舜、陈向迅、陈平、赵卫、梅墨生、丘挺、胡应康、裴保印、耿安辉等）的关注与扶持，对民间艺术的热情与眼光（如对“张明山”“汤子博”“皮影路”艺术的高度重视与弘扬），乃至于对儿童画家（如亚妮、卜镝）的关心爱护，都能引出引人入胜的故事。

他在漫画、年画、宣传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设计、艺术教育与美术史论等领域均有独特建树。他是中国现代装饰性漫画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当代装饰绘画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当代壁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其近二十余年从事的焦墨山水创作，人称“独步当今”。

张仃可谓是大雅宝中艺术成就极“大”的一位。从设计国徽到为共和国制作第一批纪念邮票，从创作动画片《哪吒闹海》到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创作巨幅壁画，他用丰富的艺术经历写就了20世纪中国艺术的重要篇章。（《人民艺术家》杂志评）

张仃不仅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设计审美，更确立了新中国的自信形象，在我国设计艺术的发展史上，代表了这个时代中华文化创造发展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奠基者。（《中华英才》半月刊评）

我国著名的艺术家张仃先生，是当代为数不多的、有幸聆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优秀革命文艺家。他的艺术人生与中国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休戚相关。他亲历了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和中国现代美术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转折。他的艺术作品、艺术活动和艺术思想无法回避地与中国现代美术史紧紧连在一起。读他众多的美术作品犹如打开一幅幅历史画卷。他是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一位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是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位具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革命家，他以献身精神为新中国美术事业、艺术教育和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作为一位具有神圣使命和崇高精神追求的艺术家，他以包容万象的艺术探索实践推动理论的创新，以理论创新思考推动艺术创作的超越。他在多样化的艺术创作形式的研究中，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吸取西方现代艺术的精华，始终不停地探索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他无论从事漫画、年画、宣传画、装饰画、壁画、水墨画、书法、焦墨创作，还是从事艺术设计，都独领风骚，开一代新风。像他这样涉猎、探索如此广阔创作领域的艺术家是极罕见、极特殊的。他在多种艺术形式和语言中探寻中国艺术精神的最高境界，创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光明日报评）

张仃是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杰出革命文艺家。20世纪30年代，他创作的漫画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激励和呼唤中华民族的奋起和解放。在延安，他是解放区“新年画运动”的发起人，他的艺术创作活动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艰苦生活岁月增添了文化活力。新中国成立后，张仃参与了新中国国徽和政协会徽的设计工作，成为新中国国家形象艺术设计“顾问”，更在国际舞台上通过艺术传递新中国的魅力。张仃还是中国壁画艺术复兴的举旗人，改革开放之初，他领衔主持的国家重大项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创作，以多元的艺术创新和民族艺术风格震动海内外，迎来中国文艺的春天。到了晚年，他又在焦墨艺术领域独辟蹊径、别开一派，再创中国焦墨山水画的艺术高峰，让人敬仰。张仃也是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开拓者、艺术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他坚守民族文化自信，探索有中国特色艺术教育、艺术思想、艺术风格体系。由他创建和开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设计教育体系和办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一个历史时代和几代学子，对现当代国内外艺术设计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张仃是艺术教育界融合古今中外艺术和教育思想精华，勇于实践、探索、创新的一面旗帜。（清华大学评）

2010年1月25日，清华大学成立张仃艺术研究中心，胡和平在成立大会上表示，张仃先生的艺术思想和教育经验，是清华大学乃至全社会的一份宝贵财富，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深入研究，把这份财富保护好、运用好。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是清华大学进一步加强人文科学概论建设的重要举措，要通过围绕张仃艺术这一主题的学术整合，增强创新引领文艺发展、服务社会文化繁荣的效能。胡和平还表示，将要建设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要为张仃先生专门设立永久性陈列馆，将学习、研究张仃艺术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2017年，张仃先生（1917~2010）诞辰100周年。由中国文联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共分7个单元，展出张仃先生70余年艺术人生中的历史照片以及漫画、年画、工艺美术、电影动画、焦墨山水画、书法等作品近300件，全面呈现了张仃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事业休戚与共的一生。

2017年，张仃诞辰一百周年，金蕾蕾、冯美琪、王建华、张健、周芬和姜幸民等6名当年参加过《长城万里图》彩锦绣壁画创作的绣娘，又选取了张仃的11幅作品，用张仃喜爱的彩锦绣二度呈现。这些精美绣品参加了“张仃诞辰百年巡回展”后，2020年又在南通市展出。她们以这样的方式感恩大师、纪念大师、致敬大师，她们说，要把张仃大师的教诲永远铭记在心。

2023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根据名单，张仃的代表作不准出境。

张仃有个舅舅，是算命先生，想给自己的摊位弄点醒目的设计，找到张仃。于是，张仃参照大人从城里带回的包点心的旧画报纸上的卡通漫画，设计了十二生肖，全以拟人法、兽头人身。比如子鼠，就画了一个打洋伞穿裙子的鼠小姐。十二生肖图往舅舅的算命摊上一挂，于是生意变得很好。

“文革”时，连香山的房子也被某家集体企业不明不白地侵占，至今也没归还。然而张仃与香山的缘，却一直没有断。“文革”后期，造反派管制趋于松懈，张仃托学生在香山找了一间废弃的农舍，时时隐居。就是从那时起，张仃以最简陋的笔墨工具、小学生习字的元书纸对景写生，开始了焦墨山水的艺术实验。

 在“文革”中的“黑画”批斗会上，有人责问，张仃的《苍山牧歌》“为什么把傣族姑娘的脚画成水肿，这不是影射少数民族生活艰难吗？”《油灯》居然被发现灯里没油，“这不是攻击社会主义穷吗？”最可笑的是对《大公鸡》的解释。“公鸡看上去那么好斗，赫鲁晓夫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他是‘好斗的公鸡’，这不是在响应赫鲁晓夫吗？”这一时期，对于张仃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场最惨烈的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