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英语：Austro-Hungarian Empire；德语：Österreich-Ungarn；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Monarchia），全称为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领地以及匈牙利圣史蒂芬（匈牙利译为“圣伊斯特万”）的王冠领地，是1867年—1918年间位于欧洲大陆的一个立宪制二元君主国，由匈牙利贵族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达成折中成立，是拥有共同国王的共主邦联国家，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为其双首都，国51年。

15世纪，哈布斯堡家族以奥地利为核心领地崛起，成为奥地利大公；1526年起，其家族势力将匈牙利纳入统治范围；19世纪时，哈布斯堡家族因法国威胁失去神圣罗马皇位，改称奥地利帝国，这一时期的奥地利帝国既面临内部民族矛盾的困扰，又承受着外部列强的压力。1848年，匈牙利爆发了独立革命，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困境。在内部民族矛盾和外部列强压力的多重困境下，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决定与匈牙利贵族妥协，达成以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为政体，来实现帝国的稳定。1867年2月奥地利议会通过妥协协议；同年5月，匈牙利议会通过妥协协议；1867年6月8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举行了加冕仪式，正式成为匈牙利国王。同年7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签订《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Ausgleich），为帝国的运作提供了法律基础。

在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执政早期，奥匈帝国对内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制度，其外交决策由维也纳的中央政府来制定，并采用多项举措缓解民族矛盾，通过1867年颁布的《基本法》，使得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同时使匈牙利获得较为独立的司法权。之后奥匈帝国对国内的政治体制、军事指挥体系等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并在1871年同清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对外，奥匈帝国于1878年占领波黑和黑塞哥维那，并于1881年为了增强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与塞尔维亚签订同盟条约。1882年，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对抗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随后数年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半岛渐起争执，最后双方达成妥协。1900年5月28日，奥匈帝国参与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执政后期，奥匈帝国内部民族矛盾开始激化，民族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此起彼伏，为缓解民族矛盾，1907年奥匈帝国开始进行宪法改革，并努力维护其外交地位和利益，但逐渐陷入了外交孤立和困境。1908年-1909年，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了波黑和黑塞哥维那，并在1912年爆发的巴尔干战争中支持保加利亚等国。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一世·费迪南公爵在萨拉热窝街头被刺杀身亡，引发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1916年11月21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世去世，卡尔一世于同月30日即位，在其在位期间，奥匈帝国与俄罗斯在东线展开激战，但表现不佳。1918年9月和10月，奥匈帝国的一系列地区相继宣布独立。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与达成停火协议。1918年11月11日，卡尔一世宣布退位，奥匈帝国就此覆亡。

奥匈帝国是欧洲五大强国之一，也是其政权存在时期的世界列强之一。领土方面，它跨越了东欧、中欧和南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帝国，为欧洲第二；人口方面，奥匈帝国人口曾达5280万（1914年），在当时继俄罗斯和德意志帝国之后，位居欧洲第三；政治上，奥匈帝国的双元君主制实现了奥地利与匈牙利的政治联合，这一制度设计在当时被认为是解决多民族国家内部矛盾的创新之举，为其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础；经济上，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工业，加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使得奥匈帝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军事上，奥匈帝国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并在军事技术和装备方面保持了一定的先进性；文化上，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其文化成就丰富多彩。在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奥匈帝国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如：霍夫曼斯塔尔、扬·聂鲁达、小约翰·施特劳斯等；社会上，奥匈帝国通过实施教育普及等社会政策，提高了国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

奥匈帝国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立宪制二元君主国，由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组成，其全称是“帝国议会所代表的王国和领地以及匈牙利圣史蒂芬（匈牙利译为‘圣伊斯特万’）的王冠领地”，中文简称：奥匈帝国，英文：Austro-Hungarian Empire，德语：Österreich-Ungarn；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Monarchia，别名是：二元帝国、双元帝国。清朝对奥匈帝国的称呼是奥地利，并将其称为奥斯马加，是对奥匈帝国的旧译。

哈布斯堡王朝（英语：Habsburg dynasty；德语：Habsburger Dynastie）由哈布斯堡家族建立，起源于阿勒曼尼亚人。“哈布斯堡”的名称源自由斯特拉斯堡主教沃纳一世于1027年在阿勒河旁的温迪施高地上兴建的哈布斯堡城堡（坐落在现今的阿尔高地区）。

通过婚姻和继承策略，哈布斯堡家族逐渐扩大了其在神圣罗马中的影响力。1273年10月1日，鲁道夫一世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代表被选为神圣罗马的皇帝，这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建立。1278年，鲁道夫一世在战役中获得并得到奥地利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布斯堡王朝开始将重心转向奥地利。在这一过程中，奥地利公国逐渐成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核心领地。历任奥地利公爵都致力于扩大公国的统治范围，并在14世纪中叶开始自称“大公”，以彰显其日益增长的权力。尽管这一称号最初并未得到神圣罗马皇帝的正式承认，但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的统治地位已经日益稳固。1453年，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将奥地利公国提升为大公国。

1526年，哈布斯堡家族的斐迪南一世成为匈牙利国王，哈布斯堡家族将匈牙利也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后其势力达到了巅峰，他们取得了荷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西葡海外殖民地的统治权。

17世纪上半叶，由于欧洲各国的宗教分歧，“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爆发，持续的战争使得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欧的优势逐渐丧失。1740年，哈布斯堡家族的玛丽娅·特蕾莎即位奥地利大公，诱发了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这段时间是哈布斯堡王朝到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过渡期，使得哈布斯堡王朝领土逐渐缩小，也开启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竞争。从哈布斯堡王朝到哈布斯堡—洛林王朝的过渡期间，哈布斯堡王朝领土逐渐缩小。

18世纪晚期，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7月14日-1794年7月27日），奥地利作为欧洲的重要封建国家，担心法国的革命思潮会蔓延至本国，动摇其统治基础，它通过军事（与普鲁士结成奥普联盟对法国进行军事打击）和外交手段（试图孤立法国，削弱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法国进行干涉，但其干涉行动并未成功，反而加速了历史变革的进程。

在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标志着法国势力的空前强大。在这一背景下，神圣罗马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自己兼任“奥地利皇帝”，此举旨在代表欧洲旧势力向拿破仑·波拿巴的挑战。然而，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拿破仑巧妙地运用了战术，通过分割敌军、制造假象和集中优势兵力等手段，成功地击败了俄奥联军，弗朗茨二世的挑战失败。随后，拿破仑建立了莱茵联邦，进一步巩固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面对拿破仑的强势，神圣罗马帝国在1806年最终解体，皇室失去了神圣罗马皇位，改称奥地利皇帝。

1809年，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成为奥地利首相，通过与法国的策略性合作，缓和了奥法关系，促成拿破仑·波拿巴与奥地利大公爵夫人的婚姻，并在反法联盟签署《巴黎和约》后，为奥地利争取到国际会议的主办权和主席资格。维也纳会议后，奥地利通过神圣同盟和四国同盟条约巩固了自身在欧洲的地位，并在1815-1830年期间获得了欧洲事务的支配权。然而，随着19世纪20年代的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和神圣同盟的分裂，奥地利帝国内部的不满也日益明显。尽管奥地利镇压了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但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体系仍逐渐瓦解。1835年，斐迪南一世即位，路德维希大公爵被任命为国务会议主持人，标志着奥地利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开始追求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1848年，匈牙利革命是在欧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爆发的。1848年3月15日，由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号召，首都佩斯（今布达佩斯的一部分）的人民举行了反奥武装起义，提出了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革的要求，这一行动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在起义的压力下，斐迪南一世宣布逊位，宣布由其侄子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继承王位，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被迫同意成立以自由派贵族为领导的匈牙利民族政府，并通过了一系列在军事、财政上独立和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尽管这些法令并未得到认真执行）。9月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反而开始对革命进行镇压。匈牙利则成立了以科苏特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开展民族解放战争。1848年12月2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即位，正式成为奥地利帝国皇帝。1849年1月，奥军攻陷布达佩斯。4月，匈军反攻获胜，宣布匈牙利独立，科苏特被推选为元首。至同年5月底，奥地利向俄罗斯求援，俄干涉军开入匈牙利。最终在8月，匈牙利革命失败，匈牙利重新并入奥地利。

1848年-1849年的革命动荡对奥地利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之一便体现在其财政状况上。这一时期的事件不仅动摇了国家的政治稳定，也严重耗损了本已脆弱的国库。由于国家没有获得外部救济，财政压力持续增大，即使税收在不断增加，每年的赤字也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奥地利政府被迫发行折价纸币，实际上连面值降至五分的纸币也进入流通。

1849年1月14日，德意志帝国的领导人将奥地利帝国排除在新形成的德意志邦联之外。1851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世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决裂。1851年12月31日，帝国法令宣布“3月4日宪法”无效。奥地利帝国各省被分割，每个省的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议会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此外，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成了德意志化政策的工具，特兰西瓦尼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塞尔维亚王国再次脱离奥地利帝国获得独立。1856年3月30日，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最终在巴黎大会上起草并签署了《巴黎和约》，在会议上，意大利问题被提出讨论，奥地利帝国所处危险境地也被提醒。

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地区由多个小国家和领土所分割，受到外国势力的控制。1859年-1861年，撒丁王国（即后来的意大利王国）与法国结成了联军，共同对抗奥地利帝国，战争爆发后，撒丁王国与法国联军在马焦雷和索尔费里诺等战役中一度占据上风，给奥地利帝国造成了严重损失。奥地利和撒丁王国签订了维拉弗兰加斯协议（Villafranca Agreement），奥地利帝国同意割让兰布雷迪亚和威尼托地区给撒丁王国，但威尼斯共和国仍然在奥地利的控制下。

1866年，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之间爆发普奥战争，普鲁士军队成功击败了奥地利军队，战争结束后，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布拉格签订了《布拉格条约》。条约规定奥地利不得干预德意志之内政，并解散德意志邦联。奥地利允许以普鲁士为首于1867年成立北德意志帝国联邦，奥地利不得参与或干预。普鲁士兼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公国及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

普奥战争后，奥地利帝国力量减弱，政府更迭，奥地利和匈牙利在权力分配和地位发生争议：奥地利方面希望维持其作为帝国中心的地位，控制帝国的外交和军事决策；匈牙利则渴望在帝国的内部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并保护其民族利益。

1867年2月，《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Ausgleich）被奥地利议会批准，随后于1867年5月被匈牙利议会批准，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之间随之重组，双方从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变为一个称为奥匈帝国的双重君主制国家。

1867年6月8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世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举行了加冕仪式，正式成为匈牙利国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也确认了奥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的政治安排，为签订妥协协议及法案的实施提供了合法性和权威性，巩固了奥匈帝国的二元制结构。

1867年7月28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签订《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旨在通过妥协和折中的方式解决这些争议，确保双方在帝国中都有一定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同年12月21日，奥匈帝国颁布《基本法》，其详细规定了帝国的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和民族关系，为帝国的运作提供了法律基础，是帝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文件。

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世任命查尔斯·霍恩瓦特为奥地利首相；任命安德拉希·久洛为匈牙利总理。

1868年，匈牙利议会通过了《四月法令》，该法令给予匈牙利在宗教、教育、司法和财政等方面更大的自治权，进一步巩固了匈牙利的特殊地位。然而，这也引发了奥地利境内其他民族的不满和担忧，加剧了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

这一时期，奥匈帝国还面临着克罗地亚和波西米亚问题，其影响涉及政治、民族和领土等多个方面：克罗地亚地区在奥匈帝国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其民族问题也一直是帝国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其问题涉及到帝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关系；波西米亚地区是帝国的多元文化交汇点，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因其涉及到宗教、民族和政治等多个层面而更为复杂。1868年，匈牙利王国与克罗地亚缔结了一项折中方案：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有自己的总督、议会、司法制度、教育、宗教、官方民族语言和盾徽。共同事务，如外交、金融、商业和通讯均由匈牙利议会和内阁控制。

1867年-1871年，作为匈牙利总理，安德拉希·久洛其在任内主要解决匈牙利王国的领土统一和加强中央权利的问题，其不顾罗马尼亚和撒克逊人的反对，根据1868年国会通过的法律，解散埃尔代伊的特别国会和政府机构，实现了匈牙利和埃尔代伊人的联合；制定并通过了民族法；州建制进行了改革等。同时期，奥地利首相查尔斯·霍恩瓦特与波希米亚领导人进行了谈判，并向帝国议会呈上了一项新法律，增加了各省议会的职能，并赋予其立法权，但查尔斯·霍恩瓦特的提议遭到了拒绝。

1871年9月12日，波希米亚召开议会。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演讲中承诺承认波希米亚王国的权利，此举引德意志人不满。1871年10月30日，查尔斯·霍恩瓦特辞职。新奥地利内阁完全由德意志人组成，由奥尔施佩格的阿道夫亲王主持。1871年11月，波希米亚议会解散，波希米亚王国对自己在帝国议会中的地位问题不抱希望。

1871年-1875年，匈牙利政府进入过渡时期，四年间更换了三位总理，包括：洛尼奥伊·迈尼黑尔特、斯拉维·约瑟夫、比托·伊斯特万。同时在这期间，奥匈帝国各部门首脑都大力支持宪法改革：1873年，一项新选举法被提出并最终通过，旨在增加帝国议会代表人数并确立了直接选举而非议会选举的原则。1874年，《五月法》废除了《1855年协约》。1875年3月1日，戴阿克党同中左党正式合并为自由党，蒂萨·卡尔曼成为内阁自由党领袖，并一直担任此职十五年。自由党从1875年到1905年连续执政达30年之久。1875年10月20日，国王任命蒂萨·卡尔曼为匈牙利总理（1875-1890）。蒂萨·卡尔曼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马扎尔政府，奠定了新自由党的基础，并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是匈牙利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政府首脑。

1875年，波黑的斯拉夫人爆发叛乱，匈牙利人不希望看到已经过于庞大的二元君主政体中的斯拉夫民族因新领土的增加而人数大增，塞尔维亚和黑山支持在波黑和黑塞哥维那受压迫的本民族的事业，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呼吁政府参与这场冲突，且表现狂热。

早在1873年6月，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皇帝签订的《兴勃隆协定》为三皇同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协定明确了在面临第三国侵略威胁时，两国应共同商讨行动方针，显示了双方在维护欧洲和平上的共同立场。同年10月，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加入，使得这一同盟正式形成，并被命名为“三皇同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矛盾。

1877年-1878年，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爆发俄土战争。为了确保奥地利帝国的中立和友好立场，俄罗斯帝国在战前与奥匈帝国达成了秘密协定，承诺给予后者一定的补偿。奥匈帝国所获得的补偿就是占领波黑与黑塞哥维那诸省。这一行动不仅增强了奥匈帝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同时也对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占领这些省份后，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得到了扩张，进一步加强了其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然而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诸省的人民并没有接受这一占领，他们发起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这一行动直接导致了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俄罗斯帝国在俄土战争中战胜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试图通过在1878年3月3日签署的《圣斯特凡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来扩大其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然而，这一举动引起了英国、奥匈帝国等欧洲列强的不安，他们担心俄的扩张会破坏欧洲的均势。因此，这些列强决定通过柏林会议来修改《圣斯特凡诺条约》，以遏制俄的扩张。1878年7月13日，欧洲列强代表在柏林会议上签署了《1728年柏林条约》。该条约决定：“波黑和黑塞哥维那诸省由奥匈帝国占领和治理。因为奥匈帝国政府不愿承担桑贾克地区新帕扎尔的行政管理工作，所以该行政工作继续由土耳其政府负责。桑贾克地区位于塞维利亚和黑山的东南部，并一直延伸到米特罗维察。然而，为了维持新的政治局势，并保持通信手段的自由和安全，奥匈帝国保留在新帕扎尔驻军的权利，并保留在波斯尼亚旧省拥有军事和商业路线的权利。”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在奥匈帝国统治下，通过特别机构进行管理，而穆斯林的特权未受干扰。该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铁路建设成果显著。萨拉热窝的欧洲化进程加快，经济状况显著改善。1881年，波黑和黑塞哥维那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尽管期间发生了一些叛乱，但在土耳其宫廷的镇压下很快得到平息。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产生了诸多政治影响。一段时间内，这导致了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和黑山问题上对俄罗斯帝国产生了严重依赖。1882年5月20日，奥匈帝国、德国、意大利在维也纳结成的秘密同盟。这个同盟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意大利想要扩张领土，但自身实力不足，因此选择联合德国和奥匈帝国。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此时期在内部也出现了新的矛盾。1882年，匈牙利民族复兴运动兴起，要求在教育、行政和媒体中更广泛使用匈牙利语，匈牙利议会提出议案，要求增加匈牙利语的使用范围。议案经过激烈辩论后获得通过，加剧了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文化摩擦。

1885年，保加利亚要求更大的政治独立，与奥匈帝国的关系紧张，奥匈帝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但未能成功。保加利亚危机最终通过国际调解得到缓解，但保加利亚的独立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承认。

1889年，为展示奥匈帝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维也纳世博会成功举办，吸引了大量国际游客和参展国，加强了奥匈帝国在欧洲及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1891年，欧洲大国间军备竞赛加剧，奥匈帝国为增强国防力量进行军事改革。奥匈帝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增强，但也加重了财政负担。为未来的欧洲冲突埋下了伏笔，加剧了地区安全的不稳定性。

1895年，波黑地区民族矛盾激化，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问题上发生争执，经过外交斡旋，双方达成妥协，但波黑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未来的巴尔干战争埋下了伏笔。

1896年，波黑战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日益激化，奥匈帝国试图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塞尔维亚等国对奥匈帝国在波黑的扩张表示强烈不满。通过外交协商，各方达成妥协，暂时缓解了危机。1897年，面对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态势，奥匈帝国为求自保，积极寻求与德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同盟关系。随后，德国与奥匈帝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承诺在彼此遭受攻击时相互提供军事援助。

随着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1899年，国际社会对于减少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呼声愈发强烈。在这一背景下，包括奥匈帝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参加了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会议中，各方就国际法和战争行为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并最终通过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战争行为的国际法规。

1903年10月，匈牙利前首相蒂萨·卡尔曼之子第萨接替首相职位，并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世达成军队改革和王室特权的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在匈牙利境内使用匈牙利旗帜和军徽、匈牙利军官使用匈牙利语、为匈牙利士兵学员提供更多教育设施、缩短军官服役期限以及军官和士兵使用匈牙利语。然而，反对派并不接受这项协议。独立党同意不再进一步阻挠议会，条件是废除《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并要求议会宣布：“在匈牙利，每一项权利及在军队中与服役和指挥语言有关的权利都是通过立法机构进行的国家意志的表达。”1905年5月，帝国议会通过新的《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按照该方案，奥地利帝国将与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王国、俄罗斯帝国、比利时王国和瑞士王国签订的商业条约，但匈牙利王国议会不愿通过该方案。奥地利人对匈牙利王国的反对情绪越来越高涨，帝国议会的泛德意志代表大胆要求与匈牙利王国断绝关系，以换取与德意志帝国的经济关系。1905年9月，布达佩斯爆发了一场社会主义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人们对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匈牙利王位问题的热情逐渐消退，转而聚焦于争取选举权的呼声。

1905年-1906年，波西米亚地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奥匈帝国的统治产生不满，发生波西米亚危机，奥匈帝国通过一系列妥协措施暂时平息了危机，但民族矛盾仍未解决，加剧了帝国内部的分裂，为日后的解体埋下了伏笔。1906年是奥匈帝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奥匈帝国已经立宪，人民被授予许多额外特权。

1907年，为缓解民族矛盾，加强中央集权，奥匈帝国进行宪法改革，通过新的宪法，赋予地方更多自治权，但实际效果有限，改革未能根本解决民族问题，但为帝国后期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同年，奥地利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普选选举，这一改革标志着帝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变。在此之前，选举往往受到贵族和上层阶级的影响和控制，而这次普选则使得更多民众能够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通过普选选举，中央政府能够更直接地掌握民意，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对于维护帝国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08年，奥匈帝国为加强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宣布波黑为其直辖领地，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俄罗斯等国家对奥匈帝国的行动表示不满，但并未采取军事行动。1908年-1909年，奥匈帝国吞并波黑和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危机引发国际关注。

1909年2月26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项重要协定书，最终解决关于兼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补偿问题。同年，面对周边国家的军备竞赛和潜在的安全威胁，奥匈帝国加强军备扩张。1910年，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民族和民主诉求，奥匈帝国尝试进行政治改革，包括加强地方自治、扩大议会权力等。改革方案因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未能完全实施。

1912年-1913年，巴尔干半岛半岛国家为争夺领土和势力范围而爆发巴尔干战争。奥匈帝国支持保加利亚等国，但最终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巴尔干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竞争和冲突，使国际关系更加紧张。

1914年，面对奥匈帝国的扩张和威胁，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选择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奥匈帝国。联盟的形成使得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受到制约，分散了其在该地区的力量和资源。这有助于其他巴尔干国家维护自身的独立和利益。加剧了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使得该地区的冲突和战争风险进一步升高。

巴尔干半岛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两大军事集团利用矛盾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致使巴尔干地区的各种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处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两地的人民强烈要求摆脱奥匈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建立统一的国家。积极主张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的代表人物、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弗兰茨·斐迪南选择在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的“国耻日”）到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去巡视，激起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极大愤慨。夫妇在从军演结束后在市区访问途中被塞尔维亚族青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塞尔维亚族爱国青年17岁的加弗利尔·普林西波枪杀。这次事件使奥匈帝国于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于1914年-1918年在东线展开激战，帝国试图夺取战略要地并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包括加利西亚战役、布鲁西洛夫突破等。奥匈帝国在东线战事中表现不佳，多次遭受挫败，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东线战事对奥匈帝国的经济和军事造成了巨大压力，加速了其战败的进程。1915年5月，意大利原本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为同盟，但在战争爆发后，意大利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决定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奥匈帝国作战，使奥匈帝国在南线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

1916年11月21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一世因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而去世。他的去世不仅削弱了帝国的领导力量，也加剧了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和分裂倾向。1916年11月30日，根据奥匈帝国的继承法，其侄孙卡尔成为帝国的下一任皇帝，史称卡尔一世。

1918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对不利，奥匈帝国已经无法将众多民族联合在一起，其它成员也对帝国丧失了信心：经济发展已经停止，许多战前在奥地利部分引入的开放政策被取消，引发民族主义者不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民族争取独立和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

1918年10月14日，奥匈帝国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要求停战。10月16日卡尔一世发布公告，向各民族放权，提议将奥匈帝国改革为一个民族联盟或联邦国家。然而，奥匈帝国的一系列地区相继宣布独立，1918年10月28日，捷克首先宣布独立，其次，10月31日，加利西亚宣布独立，脱离奥匈帝国。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与协约国达成停火协议，奥匈帝国最终战败。

奥匈帝国在战场上的失利和内部矛盾的激化使得其解体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1918年11月11日，卡尔皇帝在帝国夏宫美泉宫内宣布退位，奥匈帝国覆亡。同年12月1日，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原奥匈帝国所管辖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伏伊伏丁那等地共同组建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奥匈帝国解体后，奥地利和匈牙利成为共和国，哈布斯堡王朝被驱逐。匈牙利起初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但1919年入侵后保皇势力又开始抬头，于1920年又恢复为王国，但没有国王。1921年3月-10月，卡尔一世企图占据这个王位但没有成功，他被放逐到属马德拉群岛，后来在那里逝世。从奥匈帝国分裂出的国家有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北马其顿共和国、和共和国等，此外波兰、、意大利也获得部分前奥匈帝国的领土。

奥匈帝国位居欧洲中部，其土地面积是676615平方公里（1914年），在当时是欧洲第二大国家，仅次于俄罗斯帝国。帝国以莱塔尼亚河为界，分为内莱塔尼亚（Cislethania，即奥地利帝国）和外莱塔尼亚（Translethania，即匈牙利王国）两部分。内莱塔尼亚涵盖奥地利、斯洛文尼亚、波希米亚（今捷克部分地区）、摩拉维亚地区、加里西亚和达尔马提亚；而外莱塔尼亚则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埃尔代伊。费乌姆（克罗地亚语称里耶卡）作为自由市，亦属奥匈帝国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作为独立的帝国直辖地区，由匈牙利和奥地利共同管理。此外，奥匈帝国还在中国天津拥有1030亩的奥租界。

奥匈帝国因其双首都制度而独具特色。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两座分别代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城市，共同构成了帝国的政治中心，展现了帝国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共存的特性：维也纳，作为奥地利的首都，长久以来一直是欧洲的文化和艺术中心。这里汇聚了众多宫殿、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是古典音乐的圣地，沃尔夫冈·莫扎特、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等音乐巨匠的故乡。在维也纳，你可以感受到帝国时期奥地利文化的繁荣与辉煌；而布达佩斯，作为匈牙利的首都，则展现了帝国中另一个重要民族的文化魅力。这座城市坐落在多瑙河和布达河交汇处，拥有壮丽的城市风光和丰富的历史遗迹。布达佩斯的建筑融合了匈牙利传统和欧洲现代风格，展示了帝国时期匈牙利文化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奥匈帝国境内人口结构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各民族人数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根据19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奥匈帝国各民族总人口约为4540万。1914年，奥匈帝国人口为5280万，在当时继俄罗斯和德意志帝国之后位居欧洲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匈帝国人口大约为3000万。

奥匈帝国国内共有11个民族，民族种类包括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在帝国的两个部分起支配作用的两个民族其实不占统治地位：在奥地利部分，日耳曼人只占36%，而在匈牙利部分，人也不到半数。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试图在奥地利部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匈牙利部分，人、斯洛伐克人、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向匈牙利人的统治挑战。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争取与新成立的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王国合并。这些民族在奥匈帝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民族问题，导致了帝国的解体。

在奥匈帝国中，完全属于德意志帝国的省份包括两个奥地利区（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以及萨尔茨堡公爵领地。这些德意志帝国人与所在省份的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和谐共处。另一大民族是匈牙利人，也被称为马扎尔人，主要聚居在匈牙利王国，但他们并非独自占据这片土地，而是与斯拉夫人、德意志人和罗马尼亚人共同分享。尽管在奥匈帝国中，超过80%的人口使用匈牙利语，且这一比例还在稳步增长，但真正纯粹的匈牙利人，只占总人口的约50%；斯拉夫民族主要分布在帝国的北部和南部。其中，捷克人主要聚居在波希米亚的大部分地区、上易北河盆地、摩拉维亚地区和西里西亚；斯洛伐克人则生活在匈牙利北部；波兰人集中在加利西亚西北部；而罗塞尼亚人及其他民族则分布在布科维纳的部分地区和匈牙利东北部。

民族占比

随着19世纪中期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奥匈帝国各地民族运动频发，这使得民族关系治理成为其首要任务。尽管帝国一直采用同化和分治策略，但效果不佳。1867年，奥匈帝国尝试构建日耳曼与马扎尔两大民族的平衡，以维系帝国存续，但终究无法抵挡民族运动的浪潮。最终，奥匈解体，中东欧多数国家的民族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19世纪上半叶，奥匈帝国经历了工业化、土地改革以及文化普及等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深刻调整。这些变化为民族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长时间以来，许多民族运动的目标都是推动帝国政治结构的联邦化改造，以实现各民族的自治权利。这种诉求反映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增长，对奥匈帝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构成了新的挑战。

1868年，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促进民族团结的法案，与过去的马扎尔沙文主义划清了界限。该法案赋予少数民族广泛的权利，包括在地方政府使用本民族语言、在非马扎尔地区担任主要行政职务，以及在进入大学前接受本民族语言教育的机会。然而，由于后续政府坚持沙文主义立场，这些权利在实际执行中受到阻碍，使得法案成为一纸空文，民族权利也成为了一种讽刺。

1880年，保守党试图通过按语言划分捷克地区为奥地利人区和捷克人区来拉拢捷克上层分子，但这一举措引发了捷克民族主义者和奥地利大日尔曼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施。然而，到了20世纪初，奥匈帝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逐渐加剧，工人们为争取政治民主和普选权而举行的罢工运动规模日益扩大。由于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革命运动在其国内不断高涨。

在奥匈帝国，多种民族长期共存，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传统，同时维持了各自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色。尽管德意志文化在此占据主导地位，但仍受到其他民族的挑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天主教国家，奥匈帝国相较于德意志帝国，更富有普世理想和包容性。

在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教会不仅在宗教领域有深厚影响，还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除了传统的教士团体，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开始崭露头角。这个政党试图通过联合民众力量并表达对犹太人的敌意来改变现状，因为它认为当前的局势威胁到了教会在哈布斯堡王朝中长期以来的权威和地位。这显示出宗教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织，以及教会试图维护其政治影响力的努力。

政教协定

1867年，奥匈帝国签订政教协议，通常被称为“五月诏书”（May Patent）或“政教协定”（Concordat）。这一协议是奥地利帝国在转变为奥匈帝国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冲突而达成的。诏书是在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和匈牙利皇冠领地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五世共同统治下颁布的。它确认了教会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规定了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诏书强调了教会的独立性，但同时也确认了国家对教会的监督权。此外，诏书还规定了宗教教育的相关事宜，包括宗教课程的设置和教职人员的任命等。帝国通过制定法律规定来平衡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例如，1868年的法律规定取消了教会对婚姻纠纷的干涉和裁决权。关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政教协议，政府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立场存在分歧。德意志自由派温和地推动反教权主义改革，提议对教会财产征收宗教基金，并主张国家有权干预教育事务和主教的任命。同时，他们确保教堂及各宗教团体的法律地位，但并未给予罗马天主教会同等地位。然而，在弗朗茨·约瑟夫的干预下，国家与教会关系的调整仅限于“绝对必要的改动”。因此，原定于1874年取消政教协定的执行法被以尽可能调解的方式撤销，而关于国家对教堂实行监督的法律也推迟执行。

中央集权制度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以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于中央。中央集权剥夺了贵族对各地方和各民族的控制与影响力，也毫不理会各民族依据其历史提出来的权力要求。

奥匈帝国有三个不同的政府：政府、奥地利政府和一个位于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匈牙利和奥地利各有各自的议会和自己的首相，但在外交、军事和财政方面均服从于中央政府的决策。中央政府由皇帝领导，他任命负责外交、国防和财政的部长，并享有对这些领域的最终决策权。中央政府负责陆军、海军、外交和对外贸易。奥匈帝国内的一些地区如和享受特别地位，它们拥有特殊的政府形式。

对于双方的共同事务，两个国会各自提名60位人组成“代表团”，每年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会商，地点每年轮换。这种机制旨在确保双方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在匈牙利，上院直接选举出20个代表，其中有一个是克罗地亚人，下院40位代表亦由直选得来，其中有4位克罗地亚代表。在奥地利方面，同样是上院20位代表、下院40位代表，但这些代表来自于不同的省份，代表的民族成份也因此与各地的人口分布相应。这种安排反映了奥地利境内多元民族的特点，例如波希米亚人有10位代表，而蒂罗尔或伏拉尔贝格可能只有1位代表。尽管匈牙利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五分之二，但它在国家事务中拥有与其他所有五分之三的人口同等的决策权。

尽管匈牙利在国家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从未有匈牙利人担任过国防部长一职。部长会议由多位部长、首相或总理等领导，而两国的议会通过选派委员会和代表团来监督三个部门的工作，但这些监督主要集中在经济和财政问题上。行政上，部长对皇帝负责，皇帝拥有外交和军事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权力交叉常导致摩擦和低效，尤其军队受影响。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征兵、驻扎地等方面承担责任，对中央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努力扩大自身权力。两地区中，奥地利占人口和经济资源多数。自1867年起，两政府与中央政府间最大的争执是费用交纳问题，每次协商都引发争议，导致宪法危机。尽管有所调整，匈牙利负担比率仍维持在较低水平。总体而言，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体现了君主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复杂平衡。

《大臣协议章程》根据各民族的具体情况，赋予了奥地利皇帝多重头衔，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国王、加利西亚与洛多梅利亚国王、伊利里亚国王、奥地利大公、布科维那大公、施蒂里亚大公、卡尼奥拉大公、卡林西亚大公、西里西亚大公、摩拉维亚侯爵、哈布斯堡伯爵和蒂罗尔伯爵。在这些头衔中，波希米亚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最能够体现君主的实权。

根据1867年5月签订的“奥匈协议”（奥地利称之为“第七号法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承认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高地、边屯区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圣史蒂芬王室领土”的统一与完整。相应地，匈牙利国会承认皇帝兼国王负责外交与国防，他有权任命掌管这些事务及双方共同财政的联合大臣。表面上看来，奥匈帝国在政治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以德意志人为主干的奥地利部分，另一个是以马扎尔人为主干的匈牙利部分，实际上，在这两部分之后还是哈布斯堡王室行使着最终的权力。弗朗茨·约瑟夫以某些直接管理权力为代价，换来了强大皇权。

奥匈帝国帝国议会由上下两院构成，内阁虽然对其负责，但仍旧维持着自身的独立权力。下议院的成员是由帝国的十七个省议会共同选举产生的，确保了各省份在议会中的代表性。帝国议会与省议会之间的权力划分十分明确，这样的设计旨在将更多的决策权赋予中央政府，以强化其对整个帝国的统一管理。这种安排不仅让中央政府掌握了新闻、公共会议、协会的管理权，还确保了其在“信仰自由”、教育、刑事司法以及公民和商业权利等领域的主导地位。同时，中央政府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组织形式也拥有最终的决策权。这种制度设计确保了中央政府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方面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议会内阁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奥地利帝国从1855年以来遭受的宗教和教皇绝对权力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议会内阁也改革了司法、财政和军队。

在奥地利，宪法审查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1848年的《克罗梅日什草案》（Kremsierer Entwurf）。这一草案源于1848年革命期间，当时帝国议会（奥地利帝国议会）在从维也纳迁至克罗梅日什后为奥地利帝国制定的宪法蓝本。然而，这份草案并未得以生效，因为它未曾得到当时皇帝的签发和颁布。这份草案作为19世纪欧洲立宪主义高涨时期的产物，蕴含了众多现代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它显著限制了君主的权力，并在多个方面对其进行了约束。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规定是对当时君主权力的“挑衅”。例如，草案第33条规定：“所有国家权力只能以宪法规定的方式行使”；第63条则规定：“皇帝未经议会许可，每年在国外的逗留时间不得超过两个月”。此外，皇帝对议会通过的法律没有绝对的否决权，而只有搁置否决权。这些规定展示了当时奥地利对于立宪政治和公民权利的重视和追求。《克罗梅日什草案》在奥地利宪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为奥地利人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了司法性保障，而且是奥地利宪法审查制度的重要渊源。这份草案虽然未能生效，但它为后来的宪法制定和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推动了奥地利立宪政治的发展和完善。

1867年12月21日颁布的《基本法》常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立法的典范。“国内所有民族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个民族享有的国籍权和说本族语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承认在学校、办公场所和公共生活中使用的所有语言地位平等。在有不同民族存在的国家，公共教育应当是每个公民都可获得的义务性教育，而不必学习第二语言。”外交和国防是匈牙利、奥地利共同关心的事务，两国在财政、军队和外交上是共同事业。金融负债等细节需协商谈判。匈牙利只与立宪政府建盟，立法议会必须有合法席位。为处理共同事务，奥地利与匈牙利设立了特别部门，由两议院代表团组成，与“其他国家”议会谈判共同事务。共同内阁管理主要职责是讨论制定共同预算。匈牙利不对未经议会同意的债务负责，但愿意承担共同债务的一部分（30%），同时接受奥地利的关税制度，并将相关收入用于共同防御事业。奥匈统一货币，但匈牙利保留使用本国语言的权利。匈牙利政治家戴阿克的努力促成妥协，他拒绝诱惑，只担任议会领袖。他维护匈特权、奥匈帝国的完整。

依据《克罗梅日什草案》，奥匈帝国设立了一个最高帝国法院（das Oberste Reichsgericht），该法院具有现代宪法法院的部分职能，包括保障国民的宪法权利、裁决帝国各州之间的纷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权限争议，以及对部长、州长等的控诉进行裁决（第140条）。尽管《克罗梅日什草案》并未实际实施，但它明确规定了“奥地利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保护”。尽管草案中并未明确规定对侵犯人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予以撤销，但它确实规定了国家有义务消除此类行为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和影响。1867年12月21日，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颁布“十二月宪法”。奥地利帝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l867—1918），它被看作是奥地利宪法法院的“先驱”，其设立和发展奠定了奥地利宪法法院发展的基础。“十二月宪法”中的（关于建立帝国法院的国家基本法和关于法官权力的国家基本法）成为帝国法院设立的“宪法基础”。帝国法院发挥了现代宪法法院的部分职能：解决国家机构之间的权限冲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审查违宪的行政行为和审查法规的合法性。

自1869年6月21日，帝国法院开始履行职能。帝国法院的判决汇编详尽地记录了2392个判决案例，时间跨度广泛。这些案例中，最后一个判决的日期定格在1918年10月14日。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法院绝大多数的裁决都是在帝国最后的十几年间作出的，特别是在1904年至1913年的这十年里，共计产生了819个判决。

当时重要的国家法学者路德维希·古姆普罗维茨（LudwigGumplowicz，1838—1909）认为：“国家必须设立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最高等级的法院，该法院可以维护这种（国家权力）相互之间的界限，亦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维护宪法的职责。这个承担着维护宪法职责的最高法院，是一个真正的宪法法院，亦即帝国法院。”他还指出，由于当时的立法者并未明确地认识到公法与国家法之间或者宪法与行政法之间“原则上的区别以及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因素，使得事实上的宪法法院并不是被称为宪法法院，而是被称为帝国法院。依其实质，帝国法院就是一个宪法法院。”

奥匈帝国法院的案件审理程序主要是由《帝国法院法》和《帝国法院议事规则》规定的。帝国法院法第3条明确了帝国法院的组织结构和审理程序。根据该条规定，帝国法院从其法官中选举出一定数量的常务负责法官，他们的任期为三年。这些常务负责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对分配给他们的案件提出裁决意见及理由。这意味着在帝国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案件通常会被分配给一至两名常务负责法官进行深入研究和裁决建议的提出。随后，帝国法院的法官们会根据常务负责法官提出的裁决意见进行表决。这一机制确保了审理的公正性和专业性，因为裁决意见是由专门的常务负责法官经过深入研究和审议后提出的，而其他法官则在此基础上进行表决。值得注意的是，帝国法院做出有效裁决需要满足一定的出席条件。根据帝国法院法第6条，只有在主席和至少8位法官出席的情况下，帝国法院才能做出有效的裁决。这确保了裁决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因为它是由多数法官共同参与和表决的结果。在裁决过程中，“以绝对多数做出”意味着裁决必须获得出席法官中的多数票才能通过。当表决的票数相同时，主席会进行投票表决。在这种情况下，主席的意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将决定裁决的最终结果。这种机制确保了在出现争议时能够做出明确的裁决，维护了帝国法院的权威和效率。

1867年《奥匈妥协》及其后续修订确认了奥匈帝国的二元制结构，即奥地利和匈牙利在帝国框架内享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司法领域，匈牙利获得了较为独立的司法权，其最高法院和各级法院主要由匈牙利人担任，并适用匈牙利的法律体系。随着帝国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变化，奥匈妥协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修订和补充，以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这些修订往往涉及到司法权的进一步划分和调整，但总体上保持了匈牙利在司法领域的相对独立性。

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匈牙利民族意识的增强和帝国政治体制的调整，匈牙利开始制定自己的宪法和相关法律，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其独立司法权。这些法律详细规定了匈牙利的司法机构设置、法官的任命程序、司法程序以及司法权的行使范围等。它们强调匈牙利司法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确保匈牙利法院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它们为匈牙利在帝国内部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促进了帝国的法制化进程。在奥匈帝国时期，有许多具体事例体现了匈牙利的独立司法权。例如，在某些涉及匈牙利公民的案件中，匈牙利法院能够依据匈牙利的法律进行独立审判，不受奥地利方面的干预。此外，匈牙利还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司法协助协议等方式，进一步扩大了其独立司法权的适用范围。

1867年，奥匈帝国改革为“二元政体”后，奥匈帝国军队仍在皇帝的专属控制之下，但进行了彻底重组，其中规模最大也最为重要的是帝国国防军（皇室与王室联合军队），其中包括总参谋部（一个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军官组成的精英机构，负责作战计划、动员和指挥），接收来自帝国各地所有兵源的四分之三。

1868年，在普鲁士王国制度的影响下，奥地利帝国对其军事法规进行了全面改革，从而实现了军队的高效重组。在1870年和1871年，奥地利帝国对其军事指挥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总参谋部和战地办公室分别进行了重组，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和军事需求。

1868年至1914年间，奥匈帝国军事组织有显著发展。匈牙利王家防卫军与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尤为突出，起初作为预备役部队，后逐渐正规化，1912年始获火炮部队。1882年实行属地化管理，部队不再调离家乡，帝国划分为16军管区，司令部负责各区训练与补给，加快动员速度，强化部队与地方联系。

奥匈帝国军队组织独特，但基本结构与欧陆短期服役军队相似。国防军、奥地利地方防卫军和匈牙利王家防卫军的基本作战单位是师，约1.8万人。国民军的最高编制是旅，约8000人。每军辖2至3师，师辖2旅，旅辖2团（标准配置，国民军和行军旅除外），团辖3至4营。尽管各部队间存在细微差异，但全员营均约1100人。

关于国防开支，依据相关规定，每十年，两国需就帝国国防开支中各自应分担的份额进行协商。起初，匈牙利承担了30%的共同费用，后逐渐提升至33%，至1907年更是增长至36.4%。而奥地利方面早在1897年就提出，匈牙利应承担总费用的42%。

根据奥匈帝国法律规定，健康男子需服兵役。1868年，奥匈帝国为提高军队战斗力，采纳了普鲁士的普遍兵役制，这一制度随后在欧洲大陆广泛采用。军队中，专业军官和士官负责指挥和训练，普通士兵则从臣民中选拔：17至30岁的男性臣民需服兵役。自1883年起，每年额外招募1万名士兵接受8周基础军事训练，作为预备役人员，以增加部队中训练有素的兵源。1886年进一步改革后，将服役年龄范围扩大至19至42岁。和平时期，男性在21岁生日时入伍，国防军服役3年，地方防卫军服役2年。中产阶级及以上、具备中学教育背景的见习军官仅需服役1年。服役完毕后，士兵离开军队但须在后备役留守10年，之后转入三线预备役即国民军。

1912年，国防军服役期由原来的3年缩短至2年，但骑兵与炮兵仍为3年。拥有5100万公民的奥匈帝国却每年只征召总人口的0.27%服兵役，而当时俄罗斯为0.35%。

1914年，征兵在形式上已尽可能遍及所有的成年男性，但实际上，部队没有足够的资金每年招募超过符合服役条件的年轻男子四分之一数量的兵源。奥匈帝国从70个预备役民兵团中召集了一批37至42岁的士兵，编入国民军步兵团，每个团由三到四个营组成。其中，奥地利国民军营级部队包含986名士兵，而匈牙利国民军营级部队规模稍大，每个营有1107人。1914年8月，为达到168.7万名官兵的动员目标，军队紧急征召所有训练有素的预备役人员。相较于德国军队常备团兵力保持四分之三，奥匈帝国“现役”兵力较少，国防军或奥地利地方防卫军仅占25%，动员后匈牙利王家防卫军中仅占18%。

奥匈帝国军队由陆军和海军构成，平时维持25至26万兵力，战时可扩展至80万，年度新兵招募达10万，其中匈牙利贡献4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奥匈帝国陆军占据主导地位，而海军则处于辅助地位，这些新战术本应基于更为广泛的团队合作与小团体间的紧密配合。

奥匈帝国海军作为帝国的海上武装力量，成立于1867年。1909年，奥匈帝国开始着手培养飞行员，并于1911年建立了初步的航空基地，至一战期间拥有7个主要航空基地。在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奥匈帝国海军与其他四国海军合作，封锁了黑山王国的巴尔港口，以迫使其交出阿尔巴尼亚土地。随着1918年帝国的解体，海军也随之消失。

1914年，奥匈帝国国防军共有110个步兵团、30个轻步兵营、42个骑兵团和火炮部队。另外两支规模小得多的部队，最初打算作为预备役部队，分别是奥地利地方防卫军（1914年为37个步兵团和6个骑兵团）和匈牙利王家防卫军（32个步兵团和10个骑兵团，只从自己那一部分王国征兵）。1914年战争前夕，奥匈帝国军队共有1.8万名职业军官和约43万名士官。

为增强兵力，奥匈帝国创建了行军营，这些部队多为预备役，其行军旅装备有限，最多配备6门轻型野战炮，且无机枪，与国民军相似。

奥匈帝国最著名的系列步兵枪包括曼利夏M1886、1888、1890和1895型。这些步枪围绕曼利夏盒式弹仓、漏匣和直拉式枪机设计，具有高效的射击性能。奥匈帝国军队使用Frommer Stop手枪（这款手枪于1912年完成研制）作为制式武器，它有两种口径：7.65mm勃朗宁和9mm勃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款手枪继续在匈牙利陆军以及其他安全机构中使用，直到二战结束。

1906年，英国皇家海军建造了世界上首艘无畏舰，引发全球海军强国竞相建造无畏舰的热潮。奥匈帝国也于1908年开始在的里雅斯特建造无畏舰，其舰载武器则由斯柯达工厂制造。1910年，奥匈帝国海军预算大幅增加，以支持更多无畏舰的建造和现有军舰的升级。

奥匈帝国海军在作战中主要运用了水上飞机。在1912年，他们从法国购入了法曼式的小型船身式水上飞机。同年，雅各布·洛内尔（Jocob Lohner）公司成功研制出奥匈帝国首款国产船身式水上飞机。奥匈帝国海军的主力是国产洛内尔型船身式水上飞机，这是一种双翼多用途飞机，其主翼下方配备两个小型浮筒。根据不同的用途，这种飞机在战争期间生产了多种型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T型装备了160马力的戴姆勒发动机。1913年，在对阿尔巴尼亚的封锁行动中，奥匈帝国首次使用水上飞机参与军事行动。之后，奥匈帝国的水上飞机主要分为两大类：以空战为主的机型和以轰炸为主的机型。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单座的汉莎·勃兰登堡CC型，后者的代表则是汉莎·勃兰登堡W13型。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初期，奥匈帝国海军就配备了22架水上飞机。

1914年，奥匈帝国军队包括48个步兵师、11个骑兵师和36个国民军旅或行军旅，配备2600门火炮。到1918年一战结束之际，奥匈帝国拥有海军飞机232架。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奥匈帝国的外交活动确实相当活跃，主要关注德国、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半岛等对其具有较大影响的地区。这种外交策略反映了帝国在欧洲大陆政治格局中的复杂地位和追求自身利益的目标。在奥匈帝国内部，奥地利和匈牙利虽然各自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外交和国防事务上却是紧密合作的。这种合作模式确保了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协调一致，并共同代表了整个帝国的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匈牙利本身在奥匈帝国内并没有独立的外交活动，所有的外交决策都由维也纳的中央政府来制定。

奥地利和的外交部长经常进行外交关系谈判、磋商。奥地利部分和匈牙利部分地区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态度也稍不相同。布达佩斯的政治家害怕帝国的扩大会使得匈牙利人的比例和影响变小。1879年，奥匈帝国与德国结成了军事同盟，这一同盟关系被称为奥德同盟。该同盟的主要目的是防御俄罗斯，并加强两国在抑制俄国势力方面的合作。通过这一同盟，奥匈帝国与德国在军事和战略上形成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共同应对来自俄国的潜在威胁。通过与德国的结盟，奥匈帝国不仅增强了自身的防御能力，还扩大了在欧洲大陆的影响力。同时，这也为奥匈帝国提供了一个与强大盟友共同行动的平台，以维护其在巴尔干半岛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利益。

在被德意志帝国排除后，奥地利加速了对巴尔干半岛的扩张，导致与俄罗斯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制衡俄国的影响，奥匈帝国在1879年与德国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关系。柏林会议加剧德俄矛盾，俄法走近。德国开始进一步巩固德奥关系，拉拢意大利，1882年《德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形成三国同盟。俄法签订《法俄军事协定》应对。英国霸权动摇，英德市矛盾升级。为对抗德国，1904年英法海底隧道缔结协定，1907年英俄缔结协定，形成三国协约集团。

奥德同盟的成立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启，各国纷纷表示将支持同盟国家。与过去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时代基于君主私谊的同盟不同，新时代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正式盟约。俾斯麦号战列舰与俄罗斯的交流显示了他对奥匈帝国的策略：防止其过于接近西方列强，同时保护其不被消灭。奥德条约排除了英、法，限制了俄国的野心，为德国提供了更大的行动空间。奥地利人对此条约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德国终于与他们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挑战。

奥匈帝国自1867年成立以来，视巴尔干为其外交基石。为保护巴尔干利益，奥匈采取结盟策略。在保加利亚危机中，奥匈先与俄罗斯合作，后因其可能军事干预保加利亚而转向抗俄，并寻求德英支持。自1886年秋季开始，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使得奥匈帝国决心抵抗俄国的潜在威胁，并寻求德国的支持与援助。然而，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建议奥匈帝国转向英国寻求帮助。但英国同样表示不愿直接援助奥匈，这导致英德市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角逐。

1881年5月，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签订了通商条约，6月又签订了奥塞同盟条约。根据这个同盟条约，塞尔维亚承诺在与其他国家政府进行政治条约谈判或签订这类条约之前，必须与奥匈帝国进行事先协商。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军事合作，如果情况允许塞尔维亚从其南部边界方面获得领土（但新帕扎尔州除外），奥匈帝国将保证给予支持。这使得塞尔维亚成为了奥匈帝国的卫星国，进一步加强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

1908年，奥匈帝国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奥斯曼帝国的债务问题。奥地利政府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债务问题警告塞尔维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遵照要求撤回卫队并遣送部队。之后，一些奥地利人遭塞尔维亚军射击，导致奥地利增加边界巡逻人数，并在之后的战斗中二十人阵亡。

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即奥地利皇储弗朗西斯·斐迪南被刺事件，是奥匈帝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而且最终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外交和国防事务由维也纳主导，匈牙利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尽管它对战争的爆发并没有直接的责任或影响力。

与意大利的关系则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互动模式。两国在地理上相邻，因此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存在竞争。然而，在某些时期，两国也曾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展开合作。1859年，意大利为统一国家，对奥地利控制的伦巴第大区和威尼斯共和国地区发起战争，奥地利战败，这一事件加剧了奥匈帝国与意大利之间的紧张关系。1866年，普鲁士王国为统一德意志而与奥地利开战，意大利原本与奥地利结盟，但在战争爆发前转而保持中立。普鲁士胜利，奥地利失去德意志同盟的领导地位，意大利因未参战而保持了相对独立的外交地位，但与奥匈帝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针对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欧洲列强在柏林举行会议签订《柏林条约》，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得到确认，而意大利则对未能在会议中获得更多利益感到不满，进一步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裂痕。1882年，为对抗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尽管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同盟关系在一段时间内得以维持。1914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最初作为三国同盟的一员站在奥匈帝国和德国一边，后在1915年与协约国签订秘密条约，并在同年10月正式对奥匈帝国宣战。

奥匈帝国与法国的关系较为复杂。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冲突与合作。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匈帝国与法国的关系相对紧张，主要因为奥匈帝国作为德意志同盟的一员，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范围存在竞争。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两国也曾在某些时期达成妥协和合作。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与法国的关系，以避免战争的爆发。然而，最终双方未能就关键问题达成共识，导致战争的爆发。

1870-1871年，普法之间因领土争端和外交摩擦导致战争爆发，法国战败，普鲁士王国成立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未直接参与，但这一事件加剧了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变化，对奥匈帝国与法国的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1882年，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为对抗法国和俄罗斯在欧洲的扩张势力，结成三国同盟。1894年，为对抗三国同盟的威胁，法国与俄国结盟，以加强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加剧了欧洲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1912-1913年，巴尔干半岛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扩张，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奥匈帝国试图在该地区维护自身利益，支持保加利亚对抗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在法俄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奥匈帝国的干涉计划失败。这一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奥匈帝国与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1914年，奥匈帝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引发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宣战。随着德国对俄法宣战，法国被卷入全面战争。战争期间，奥匈帝国与法国成为敌对双方，经历了长期的军事对抗。

根据1878年柏林条约，奥匈帝国于1878年8月占领和。1908年10月它正式被并入帝国。这块地方被作为双方共同管理地区，并被率属于财政部管理。为解决这个不正常的状况一些的政治家考虑将这块地区与帝国南部的其它一些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地区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第三个地区。当地的人可能较为亲近维也纳，而非布达佩斯。

1883年，奥匈帝国还与罗马尼亚签订了同盟条约，德国也随后声明加入。这个同盟主要是针对俄罗斯的，罗马尼亚也被纳入了奥匈帝国的势力范围。同时，在19世纪80年代，奥匈帝国的势力也逐渐渗透到塞尔维亚。米兰大公认为俄罗斯政府在圣斯特法诺条约和柏林会议上未能充分维护塞尔维亚的利益，因此他改变了策略，转而依靠奥匈帝国。

1906年5月27日，关税问题得到明确解决。随后在1907年1月6日的共同部长会议上，奥匈帝国决定启动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谈判，旨在与这两个国家缔结条约。1909年2月26日，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一项协定书，解决了波黑和黑塞哥维那被兼并后的补偿问题。同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之间的争端日益加剧，以至于法国愿意介入作为调停者。

清朝与奥匈帝国外交关系始于1871年，当时奥匈帝国任命喜理治为首任驻华公使。1897年，奥匈帝国公使馆代办阿图尔·冯·纳色恩买下北邻长安街、西临台基厂约12800平方米的地产，经两年多的施工建成了奥匈帝国公使馆。

1900年5月28日，英、法、德、奥、意、美、日、俄八国在各国驻华使馆公使会议上正式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入北京市。5月30日至6月2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400多人由天津市到北京。随后继续增兵，各国军舰24艘集结大沽口外，聚集在天津租界的侵略军达2000余人。

1901年时任公使为齐干（M.M.Czikann von Wahlbom），奥匈帝国公使馆位于北京东交民巷，是当时清朝与奥匈帝国外交关系的重要场所。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奥匈帝国公使馆遭到义和团围攻，但并未被破坏。在《辛丑条约》签订后，奥匈帝国公使馆得以保留，继续作为奥匈帝国驻华使馆。在清末外交变迁中，奥匈帝国与清政府的关系相对稳定，没有发生重大冲突。奥匈帝国公使馆在北京的存在，也是清政府与奥匈帝国外交关系的重要见证。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多国签订《辛丑条约》。虽然中国领土未被瓜分，但需支付4.5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即“庚子赔款”。其中，奥匈帝国获得4003920两白银，占赔款总额的0.8%。1902年12月27日，奥匈帝国驻天津领事贝瑙尔与天津海关的道绍仪共同签署了《天津奥租界章程合同》，总面积为1030亩。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奥匈帝国宣战，随即中国军警进驻天津奥租界，该租界随后改为天津第二特别区。然而，从法律角度看，直到1919年9月10日协约国与奥地利签订《圣日耳曼条约》，宣布奥匈帝国解散，奥地利才正式失去其在天津市的租界权益。

二元制的建立对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现代经济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867年的政治让步在经济领域内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为二元帝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时期，经济成就相当可观，尽管奥匈帝国在1867年至1914年间曾遭受挫折，但其经济仍然保持着稳步增长。

奥匈帝国在其存续的51年间，经济发展显著，其经济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1%，这一比例使其在全球经济排名中位列第六。与此同时，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占比也各具特色，大英帝国以21.8%的占比高居榜首，美国和德国分别以20%和13.3%紧随其后，法国、俄罗斯等国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与这些大国相比，奥匈帝国的经济实力亦不容小觑，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互补性也比较强。奥地利在工业、金融和科技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而匈牙利则在农业、畜牧业和矿产资源方面占据优势。这种互补性使得两国在贸易中能够相互依存、互利共赢，成为彼此主要的贸易伙伴。1900年，维也纳商会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奥地利帝国经过三年的发展，其政治和议会现状对国内政治事务及整个奥匈帝国的经济状况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和担忧。

奥匈帝国的经济增长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例如，奥匈帝国内部民族矛盾的存在、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19世纪70年代后，奥匈帝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尤以奥地利摩拉维亚和捷克最为显著。然而，到了20世纪初，尽管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由于民族压迫、封建残余和对外国资本的依赖，奥匈帝国在欧洲列强中仍显得落后且脆弱。这些问题限制了其真正的实力和发展潜力。

根据《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Ausgleich），奥地利和匈牙利拥有各自独立的财政机构，共享同一种货币，共同的关税政策及市场，从1867年开始，奥匈帝国发行货币莱茵盾（德语：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Gulden，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福林）。在奥地利帝国，1莱茵盾等于60克朗策（Kreuzer）；在匈牙利，1莱茵盾等于60福林（krajczár）。关于君主国财政的承担份额，协议规定每十年进行一次谈判——在1867年时，奥地利的份额确定为70% ，匈牙利为30%。

1875年，匈牙利自由党大选获胜，在与奥地利的经济交涉过程中，于1877年就建立奥匈银行协商一致。1878年6月，奥匈银行（1878年-1922年）成立。作为奥匈帝国货币联盟的核心机构，奥匈银行负责发行奥匈帝国的法定货币，在两个主要金融市场建立稳定的货币一体化。

19世纪末期，奥匈帝国面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财政赤字以及贸易逆差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对此，奥匈帝国政府于1892年进行货币改革，主要包括：采用奥匈帝国克朗（德语：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 Krone，匈牙利语：osztrák-magyar korona）作为统一的货币单位，实行金本位制度，以及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增加税收收入等在内的财政整顿等。同年，奥匈帝国克朗开始流通，并取代莱茵盾。直至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克朗”一词意为“王冠”，等同于英语的“crown”。

奥匈帝国克朗与辅币之间采用百进制，即1克朗等于100个辅币单位。在奥地利，辅币单位为“赫勒（Heller）”，即1克朗等于100赫勒；而在匈牙利，辅币单位为“菲勒（fillér）”，即1克朗等于100菲勒。

根据1867年十六号法律规定，奥匈帝国建立了海关和贸易联盟，从而形成了统一的海关边界。由于海关和税收制度，特别是间接税的处理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匈牙利政府无法独立管理这些事务。关税收入完全用于共同支出，而关税同盟使得对主要间接税的监管变得复杂，因为两国难以对消费税和特许权税水平制定不同的规定。因此，对关税和间接税（如盐和烟草消费税、糖、啤酒和蒸馏酒税）的重新监管，必须与奥地利政府共同协作完成。这一制度确保了奥匈帝国在海关和税收方面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在首次重新签订《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时，历经艰辛，旨在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协定。两国继续维持关税同盟，并每十年对关税税率进行修订。同时，匈牙利还负责承担帝国的一部分债务。然而，在1897年有效期结束前，两国政治家耗费了整整两年时间为续签该方案做准备。为了确保两国关系的稳定，匈牙利王国采取了一种临时协定，即《塞尔方案》。根据该方案，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商定，如果在1902年年底前无法达成明确的协定，双方有权在1904年自由解散关税同盟。这使得两国在维持关系的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

奥匈帝国与欧洲其他强国的商业关系至关重要，当时正进行多项新商业条约的谈判。尽管实施符合这些条约的关税政策面临挑战，特别是在匈牙利国内存在反对声音，但奥地利政府还是在1906年3月1日新条约生效前成功实施了新关税政策。这些历经十二年制定的条约确立了常规关税和最惠国条款，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王国、保加利亚王国和罗马尼亚王国确立互惠税率的谈判也在进行。这些努力反映了奥匈帝国在国际商业领域的重要地位和追求经济合作的努力。

1848年奥地利革命之后，地主们利用赎金的机会，开始着手扩大生产规模并进行土地改良。农民们因为获得了自由身份，也展现出了更高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当时农村的土地分布过于零散，这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壮大。为了应对这一问题，19世纪中后期，奥匈帝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合并法”，该法案旨在推动土地的有效集中，从而为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和推广铺设道路。匈牙利王国经历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1897年，农业法案出台时，多数议员为土地所有者。之后，议员更多地代表工商业者利益。在经济立法方面，匈牙利相对开明和进步，但1897年的《农业雇主法案》和《工人法案》对劳动者规定严苛，这在当时算是较为突出的特点。这些变化反映了匈牙利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的演变。

匈牙利农业的显著发展引人注目。当时，大地产制度得以保留，据统计，1895年大约4000户拥有1420英亩以上的大地主占据了全国可耕地的33%。随着土地和农业技术的改良，以及符物轮种制和机械化耕作的推广，尤其是播种机、打谷机、铁犁和化学肥料的应用，匈牙利农业资本主义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导致播种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显著增加。具体来说，在1873年至1913年间，小麦产量从130万吨增长到410万吨，增长了3倍；燕麦产量从55万吨增加到125万吨；玉米产量从115万吨增加到420万吨，增长了4倍；大麦和黑麦的每种收获量也几乎翻了两番。此外，马铃薯和甜菜的增产尤为突出，大战前夕，马铃薯产量从85万吨增至515万吨，甜菜产量则从24万吨跃升至380万吨。

19世纪60年代，中欧迎来了“蒸汽动力时代”，工业革命继续加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二元制的实施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持。此外，政治稳定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奥地利，铁路网在1848年前已从波希米亚扩展至边境地区，连接了西欧与东欧。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工厂逐渐采用蒸汽机驱动设备，提升了工业生产的速度和效率。维也纳至布达佩斯的沿线，厂房遍布，烟雾弥漫。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加剧，年轻人怀揣希望涌入城市，而一些人在都市的繁华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另一些则在拥挤的贫民窟中憧憬新生活。

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奥地利本部经历了工业迅速发展的阶段，尤其在捷克和摩拉维亚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捷克的石煤开采量大约增长了3倍，褐煤矿开采和铁的生产更是增加了5倍。据统计，1913年奥地利的工业生产比180年增长了2.5倍，年均增长率为3.9%。此外，煤炭产量也从1870年的730万吨增加到了1913年的4390万吨。同时，生铁产量从27.9万吨跃升至175.8万吨，钢产量则从2.2万吨大幅增加到261.1万吨。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的工业大国之一。其工业总产值占到了欧洲的6%，在欧洲工业国中名列第四，仅次于英国、德国和法国。

1890年，奥匈帝国的铁路总长度为27000公里，而到了1911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46000公里。铁路的扩张不仅加强了国内各地的联系，促进了物资和人员的流动，也为帝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支持。在匈牙利境内，多个工业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冶金工业、金属加工工业的发展提升了奥匈帝国在重工业领域的竞争力，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机械的进步则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提升，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提供了技术支持。而食品加工的增长则满足了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

奥匈帝国在汽车制造业方面有着较早的起步。在奥地利，汽车工厂的历史可追溯至189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有五家汽车制造商活跃于境内，包括知名的Austro-Daimler、Gräf＆Stift等。而在匈牙利，汽车生产自1900年开始发展，至一战前已有四家主要汽车制造商。这些制造商主要生产摩托车、小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均面向民用市场。值得一提的是，捷克的三家汽车公司日后成为纳粹德国坦克底盘的主要供应商，为捷克斯洛伐克工业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奥匈帝国的汽车制造业在当时的欧洲具有一定影响力，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1873年的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照明设备的雏形首次亮相，展现了奥匈帝国在民生工业领域的积极探索。政府随后加大研究力度，推动照明技术的发展。1884年，匈牙利布达佩斯甘茨工厂的三位工程师Károly Zipernowsky、Ottó Bláthy和Miksa Déri针对法国变压器无法稳定调节电压的问题，发明了“闭芯变压器”，这一成本效益高的创新使得家庭、企业和公共场所的照明设备大量普及成为可能。这一发明不仅解决了当时的技术难题，也为后来的照明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885年，奥匈电气产业取得了又一重要突破，即“恒定变压器”的发明。这一创新在闭芯变压器的基础上，引入了“压缩密集型电源（VSVI）系统”，该系统由维也纳大学实验室的布拉西、齐珀诺夫斯基和德里共同研发。他们采用“并连但分流型”设计，成功保证了变压器电压的稳定性。这一系统至今仍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标志着奥匈在电气技术领域的卓越贡献。

奥匈帝国在电力工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大型发电设备被广泛应用于水坝发电站，而中型设备则服务于轮船。值得一提的是，1905年Láng机械厂公司开始生产交流电型蒸汽发电轮机，这一创新不仅满足了奥匈国内电力需求，还有盈余可供周边国家使用，特别是对北意大利、瑞士、罗马尼亚和德国南部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些成就展现了奥匈在电力工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和其对周边国家电力供应的重要贡献。

在1909年，奥地利的航空工业取得了重要突破，爱德华·鲁斯詹（Edvard Rusjan）设计的埃达一世（Eda I）成为奥地利的首架飞机，并在戈里齐亚附近成功进行了首次飞行。随后，奥匈帝国顺利展开飞机批量生产，这些飞机在北意大利山区战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显著减轻了战场压力。面对高射炮火薄弱、试图利用山地地形阻挡奥军的意大利军队，奥匈飞机造成了大规模伤害，展现了其强大的战术价值。这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奥匈帝国在航空工业领域的崛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的飞机工业经历了迅猛的发展，其势头甚至开始赶超奥地利和德国。在这一时期，匈牙利涌现出了三大飞机制造巨头：UFAG匈牙利飞机厂（成立于1914年）、匈牙利通用飞机厂（成立于1916年）以及匈牙利劳埃德飞机与阿索德引擎厂（同样成立于1916年）。这些企业共同生产了中央同盟将近三分之一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及其引擎，为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也展现了匈牙利在飞机工业领域的强大实力。

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在首次重新签订《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时，历经艰辛，旨在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协定。匈牙利方面坚持成立匈牙利国家银行，并调整关税和商业关系。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艰苦谈判，两国终于在1878年6月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建立了二元制国家银行，并规定了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在共同费用中的分摊比例，分别为68.6%和31.4%。这一比例是在匈牙利增加军事边界后，奥地利帝国对原始协定进行的一次调整。十年后，双方再次续约时并未遇到任何困难，因此《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得以继续有效，并持续了长达二十年之久。在1897年有效期届满前，该方案依然有效。

到了20世纪初，奥地利到处涌现出大企业。1905年至1912年期间，大企业的数量增加了50%以上。1912年，奥地利拥有20个以上的卡特尔，股份公司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垄断开始在国家经济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自19世纪70年代起，奥匈帝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经历了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奥地利所生产的服装和皮革制品等商品大量出口至欧洲的其他国家，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了显著贡献。这一发展不仅反映了奥匈帝国工业实力的增强，也展示了其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力。1899年，维也纳一些主要丝绸生产厂商和波希米亚王国的一些主要纺织业生产厂商将工厂迁往匈牙利王国，奥地利帝国的产品产量几年内出现明显下滑。

奥匈帝国拥有多元的文化背景，融合了中欧和东南欧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艺术、音乐、建筑等领域的繁荣发展，例如：

著名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弗兰茨·斐迪南·施勒特尔的《奥地利国家法大纲》和《奥地利史》为奥地利国家法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施勒特尔深厚的学术造诣，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和法律环境的变迁。在文化艺术领域，皇家钱币陈列所所长约瑟夫·希拉里乌斯·埃克黑尔撰写的八卷本《古钱币学》为近代科学钱币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在奥地利帝国部分（Cisleithania），191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日常使用的语言，犹太人经常使用德语作为使用语言。36.8％的人口将德语作为母语，超过71％的居民平常使用德语。在匈牙利王国部分（Transleithania），48.1％的人口将匈牙利语作为母语。但不包括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自治区，匈牙利王国超过54.4％的居民以匈牙利语为母语（包括犹太人）。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是奥匈帝国的自治王国，官方语言是克罗地亚语。

由于奥匈帝国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包括德意志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因此语言问题在帝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尽管他们共同生活，却并未完全融合。帝国内部的稳定依赖于这些民族间微妙而脆弱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国家可能会陷入分裂和混乱。因此，维护这种平衡至关重要。奥匈帝国内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的问题。哪些语言是官方语言或官用语言总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希望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教育他们自己的语言。比如1897年4月5日奥地利首相下令在将和德语作为同等的内部官方语言，结果受到整个帝国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抨击，最后这位首相被解雇。

在帝国的两个部分，政府都致力于强化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特权。在奥地利，德语被确立为官方语言，而政府公务员主要以德意志人为主。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解决捷克人在语言、行政、民族和政治上的要求。而在匈牙利，匈牙利语则是国语，匈牙利人在政府各级部门占据主导地位，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也主要由匈牙利人垄断。

1867年，奥匈帝国发布语言法令，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德语和匈牙利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保护其他民族语言的权利。在帝国内部，不同民族地区的学校、政府机构和公共场所使用的主要语言有所不同。例如，在德意志地区，德语是主要语言；在匈牙利地区，匈牙利语是主要语言。而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可能会同时使用多种语言。此外，奥匈帝国的语言法令还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来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例如，在一些地区，学校可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一些公共场合，也可以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演讲和表演等活动。

1882年，布拉格查尔斯大学分为德语和捷克语两个独立学府，为捷克人提供了进入本民族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捷克语大学成为帝国境内所有斯拉夫民族（除波兰人，其学术中心位于克拉科夫）的知识源泉。这些崇高且睿智的教授们确保了该大学在精神上保持捷克特色，但在学术上绝非狭隘的沙文主义。

1897年4月，针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两省的语言法令颁布，规定捷克语和德语均为这两省的通用语言。尽管德语在与其他省份及中央政府的交流、财政、军队、邮政等领域仍具有优先地位，但所有官员必须在三年内熟练掌握这两种语言。尽管表面上看似公正，但实际上这一语言法令是捷克人的胜利。由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捷克人德语水平高，而德意志人掌握捷克语的能力有限，因此双语能力成为进入省级行政机构的必要条件后，捷克人在竞争中自然占据优势。

奥匈帝国时期的诗歌发展丰富多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反映了帝国的多元文化和民族特色，也展现了诗人们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诗人弗兰茨·格里尔帕策和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尔的作品代表了当时奥地利文学的最高水平，他们的代表作如《国王奥托卡尔的盛衰枯荣》《花石子》《维蒂科》等，至今仍被广泛传颂。

诗人兼剧作家霍夫曼斯塔尔是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与“青年维也纳”小组一起，自诩为伟大传统的传承者而非颠覆者。他的作品以探寻生命中的美为核心主题，展现了维也纳知识分子“崇高而受困的生活状态”。

扬·聂鲁达（Jan Neruda）是捷克诗人和小说家，被认为是捷克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广泛，既继承了民间诗歌的优秀传统，又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他的诗歌常常表现出对人民疾苦和社会不公的关切，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例如，在他的诗歌《人民的心》中，他写道：“人们说，你，我的民族，在这个世界上，犹如荆棘在大道上蔓衍，犹如婴儿诞生在穷苦人家，在艰难不幸的时期。困苦是他的摇篮，人人都远远地回避，谁走近他，就觉得羞耻……”

奥匈帝国时期的音乐家们创作了大量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奥匈帝国各民族的音乐传统和文化特色，也丰富了欧洲音乐的风格和形式。例如，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的作品就深受奥地利和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影响，他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和小提琴家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其父约翰·施特劳斯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音乐家，其最著名的圆舞曲作品包括《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和《春之声圆舞曲》等。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

作曲家和管风琴家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音乐作品深受德奥古典音乐的影响，他沿袭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弗朗茨·舒伯特的交响音乐传统，以严肃深刻的内容和哲学戏剧式的处理为特点。他的旋律宽广咏唱，具有史诗般的规模。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作曲家。他出生于汉堡包，与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并称为欧洲五大作曲家，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维也纳，该地也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在维也纳，他积极参与音乐活动，担任过维也纳声乐学院合唱团团长等职务。

维也纳的年轻音乐家们不断推动轻歌剧的发展，其中尤以弗朗茨·莱哈尔最为杰出。他的代表作《快乐寡妇》和《拉辛堡的伯爵》在轻歌剧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

奥匈帝国时期的电影发展，在当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后来的电影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回顾1896年维也纳开启的奥地利电影艺术史，可以看出其深厚背景。尽管19世纪末民族主义势力崛起，预示着奥匈帝国的衰落，但它直至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瓦解，期间一直维持着欧洲大国的地位。1896年，维也纳率先上映了“活动画片”，随后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迅速传播至其他城市。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在4月17日观看了“活照片”的演出，并对其展现出的奇妙魅力表示出浓厚兴趣。发明家泰奥多·莱希将他的奥地利电影机送往伦敦申请专利，但在与卢米埃尔兄弟的竞争中，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他的专利直到1897年才得到正式认可。这段历史展现了奥地利电影艺术的起源及其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1907年，维也纳仅有十个电影厅，而到了1915年，数量激增至150个，其中部分更是从一开始就专为电影院而设计。当时，电影界呈现多样化，出现了各种协会和联合会。电影内容广泛，涵盖空中特技、皇帝生活到民俗文学等各个方面。1912年3月15日，奥地利第一部大型故事片在露易丝执导下首映，显示了奥地利电影从一开始就拥有广泛的题材选择，不仅涉及历史和社会题材，还探讨了富足与穷困、疾病、人际关系、爱情悲剧和性等主题。从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影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在审查机关的指导下，电影积极为鼓舞士气而发挥作用。此时期，女性形象被塑造成牺牲精神、爱国主义和坚韧不拔的象征。这显示了电影在战争时期的重要角色和社会文化背景。

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是社会科学领域打破德国人垄断性地位的先驱。他与英国的威廉姆·杰文斯和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几乎同时独立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并在1871年发表了《国民经济学原理》。尽管德国人对他的高质量著作表示赞赏，但并未意识到这是对价值论的一种创新。1873年，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法律系主讲政治经济学，尽管听众对内容兴趣不大，但他仍成功吸引了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如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这两位后来与门格尔一同成为奥地利学派或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奠基人。

奥匈帝国在科学领域培养出了众多科学家。他们不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推动了科学理论的发展、发明创造的实现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例如：科学家恩斯特·马赫，身兼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等多重身份，为现代物理学、心理学及艺术领域奠定了基本原则。他提出，物理和心理现象都具有相对性，现实与表象之间的知识论边界逐渐模糊，这为科学提供了新的阐释方式。马赫坚信，所有知识都源自感官经验或观察材料的综合，只有经过经验验证的自然科学陈述才具有可信度。

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被誉为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发展了通过原子的性质（例如原子量、电荷量、结构等）来解释和预测物质的物理性质（例如粘性、热传导、扩散等）的统计力学。他提出的玻尔兹曼公式在物理学界具有重要地位，对热力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还从统计意义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阐释，为热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化学家弗里茨·普雷格尔发现了测定有机化合物中碳、氢、氮等元素含量的新方法，这一方法被称为普雷格尔法，至今仍在化学分析中广泛应用。普雷格尔的成就不仅推动了有机化学研究的发展，而且为药物、合成材料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

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的本质就是语言，语言是人类思想的表达，是整个文明的基础。维特根斯坦的主要著作包括《哲学研究》和《逻辑哲学论》等，这些作品为后来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提供了宝贵的思考工具和研究资料。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哲学家和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语言哲学和逻辑学的发展。

被誉为“母亲的救星”的产科医生塞麦尔维茨率先发起了一场针对产褥热的运动，尽管当时尚未发现病毒，但他坚决要求维也纳诊所的医护人员使用消毒剂清洁双手和器械。此外，外科医生比尔罗特在腹部外科、喉部外科和胃切除手术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其他专注于皮肤病、神经外科、病理学、矫形学和精神病研究的医生。然而，这些优秀的医学家在国内并未得到公众和政府的足够重视，与其他科学家和发明家一样，他们的经济回报也相当有限。

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被公认为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对心理学的贡献包括揭示人类无意识过程、提出人格结构理论、人类的性本能理论以及心理防御机制理论等，由此逐渐发展了精神分析技术。

1867年的布达佩斯，四分之三的建筑物仍是一层平房。与维也纳浓郁的巴洛克风情不同，布达佩斯展现了新古典主义建筑的简约、统一与庄重。这种风格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风靡欧洲，它回归古希腊与古罗马建筑的理念，以冷静、尊严和简约的特点，宣告了巴洛克贵族风格的过时。这一新潮流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的品味，其低成本、易改动和扩建的特性，与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时代需求不谋而合。这些建筑外观古典，内部却采用比德迈风格的装饰，既舒适又实用。房间功能的分化使居家生活与工作区相分离，营造出宁静的居家环境。当时最流行的家具是圆桌及其周围的扶手椅或沙发，这种布局体现了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亲密而平等的关系。

维也纳的城市风貌经历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弗朗茨·约瑟夫的臣民们秉持着保守态度，不愿尝试新事物，环城路上的新建筑成为了建筑历史主义的展示窗口。希腊作为民主的发源地，使得希腊复古风格成为议会大厦设计的理想选择；哥特式建筑则象征着教会的统治和中世纪城邦的兴起，因此“还愿教堂”和新的市政厅采用了仿哥特式设计。文艺复兴时代以其人文主义创造力和理性主义知识探索结束了中世纪，对近代文明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剧院、大学等高层次文化中心采用仿文艺复兴式风格建设，相得益彰，熠生辉。1883年，古希腊风格的议会大厦和文艺复兴式维也纳大学落成。同年，匈牙利在多瑙河对岸的佩斯建成了宏伟的议会大厦，与维也纳的建筑相辉映。布拉格也不甘示弱，于1885年在文采斯拉斯广场建成了波希米亚博物馆。此外，为了庆祝建市五百周年，的里雅斯特在1882年进行了全面的市容美化。这些建筑和美化工程展示了各地区的独特风格和历史底蕴。

奥匈帝国时期的教育政策、教育情况和学校情况都反映了当时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在推动社会进步和人才培养方面仍发挥了重要作用。1867年的《基本法》在原有宪法基础上进行了修改，进一步体现了宪法的开明性，确认民族和语言平等来安抚奥地利帝国中的非德意志民族。宪法规定，国内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个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自由，并且在学校、办公场所和公共生活中，各种语言地位平等。特别对于多语言国家如内莱塔尼亚，公共教育被视为每个公民的义务，且无需学习第二语言。然而，尽管有这样的规定，它实际上从未得到实施。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以及卡林西亚、卡尼奥拉、伊斯特里亚的斯洛文尼亚人都表达了对德意志或意大利校长掌控其小学和中学的不满。后来，议会内阁又出台了一项关于教育的重要法律，该法律要将教育从教会监管中解脱出来。然而，由于这项法律侵犯了省议会的自治权，因此，该项法律的实施遭遇阻碍，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蒂罗尔人退出了帝国议会。1895年，帝国内阁推出政府新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建立强制性公证婚姻和为异族婚姻子女提供教育自由的法律最重要。1905年10月，政府出台新法案，其中在第三部分宣布：必须普及小学教育，实现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在小学，必须教授匈牙利语，并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

奥匈帝国时期的教育体系相对完善，涵盖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公立学校和宗教学校为儿童提供了全面的教育，包括文学、历史、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由于帝国境内民族众多，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各不相同，因此教育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随着学校逐渐摆脱神职人员的控制，教育变得更加自由。1874年，阿格拉姆建立了两所新大学，其中一所迅速成为北方斯拉夫人的学术中心，另一所切尔诺维茨大学则在布科维纳被吞并六十周年之际成立。克罗地亚能够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高等自然学科教学，而布科维纳的大学则隶属于德意志帝国，成为俄罗斯帝国边境上最后的德意志文明象征。同时，阿格拉姆的另一所学院迅速崛起为南斯拉夫人的文化中心，而克拉科夫学院则在教育部部长康斯坦丁·伊雷切克的努力下成立，成为波兰文学和科学的重要基地。此外，维也纳的新教神学学院、美术学院和理工学院也进行了改革，马扎尔人的国立大学在佩斯也进行了提升，并与各国签订了保护版权协议，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进步。

奥匈帝国的服饰风格多样，受到不同民族和文化的影响。贵族和上层社会的服饰通常更为华丽和繁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同时，由于奥匈帝国地处中欧，气候多变，服饰也需适应不同的季节和气候条件。欧洲的传统服饰逐渐融入西方时尚元素，男士普遍穿着西式外套与裤子，女士则偏爱华丽的礼服与蓬松的裙子。然而，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传统服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时尚所替代，人们纷纷选择穿着西式服装，展现出更加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风格。

奥地利传统服饰一般是女士们的裙装（Trachten），基本式样为敞领、束腰的蓬蓬袖衬衣，领边、袖口镶有花边，并以白色为主。裙子有长裙或短裙，通常再配一个围裙，以显示劳动妇女的气质，裙子的颜色大多为素色，围裙则有的鲜艳、有的素雅庄重。在裙边多用刺绣、挑花来点缀，腿部再配以白色为主的长袜。这一传统服饰在今天依然是女士们在各种节日庆典和出席盛会时最喜爱的穿着之一。男士穿皮短裤、脚穿长袜和翻毛皮鞋、上衣为罗登尼（Loden，一种粗尼）外套，颜色多以黑色或绿色为主。

奥匈帝国的饮食文化同样丰富多彩。由于帝国境内有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饮食传统和特色菜肴。例如，匈牙利的炖肉和烩菜、奥地利的腊肠和面包等，都是当地人的最爱。此外，帝国的饮食也受到了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如法国的烹技巧和意大利的面食等。奥匈帝国的建筑风格同样体现了其多元文化的特点。首都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城市拥有众多精美的建筑，包括巴洛克式、哥特式和新古典主义等多种风格。这些建筑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也体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交通方面，奥匈帝国的交通网络相对发达，包括铁路、公路和水路等多种交通方式。

奥匈帝国的社会风俗多样且复杂。在社交场合，人们注重礼仪和礼节，尊重长辈和权威。在饮食方面，不同民族和地区有着独特的饮食习惯和餐桌礼仪。此外，奥匈帝国的民间艺术和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包括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和节日庆典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在大多数地区，婚姻是由父母安排或经过家庭同意的，特别是在贵族和上层社会中。婚礼仪式通常包括宗教仪式和世俗仪式两部分，具体形式取决于个人信仰和文化背景。在一些地区，婚礼仪式可能非常隆重和繁琐，包括穿戴传统的民族服饰、举行盛大的宴会和舞会等；在一些地区，葬礼可能非常隆重和庄严，包括举行宗教仪式、穿戴黑色服饰、为逝者守夜等。而在一些农村地区，葬礼可能更加朴素和简单。此外，不同地区对逝者的处理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一些地区可能采用土葬，而另一些地区则可能采用火葬。

•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生卒年：1830年8月18日—1916年11月21日；在位时间：1867年6月—1916年11月21日），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他是神圣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弗朗茨二世之孙、弗兰茨·卡尔大公长子，斐迪南一世之侄，其母为巴伐利亚王国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之女苏菲·弗里德里卡公主。

• 卡尔一世

卡尔一世（生卒年：1887年8月17日—1922年4月1日；在位时间：1916年11月21日至1918年11月11日），全名卡尔·弗朗茨·约瑟夫·路德维希·胡伯特·格奥尔格·玛利亚·冯·哈布斯堡-洛林（Karl Franz Josef Ludwig Hubert Georg Mariavon Habsburg-Lothringen），是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1916年—1918年）。作为奥地利皇帝，称卡尔一世；作为匈牙利国王，称卡洛伊四世（IV.Károly）；作为波希米亚国王，称卡莱尔五世（KarelV），是具有600年历史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匈帝国的末代皇帝。

在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作为欧洲第二大国崛起，其统治家族是历史悠久的哈布斯堡家族。奥匈帝国的中心区域是其世袭领地，随着不断的扩张和其他方式，奥匈帝国成为欧洲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第二大国。在欧洲乃至世界舞台上，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奥匈帝国存在的50多年间，经济持续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推行了许多开明的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帝国得到传播，工业技术的改进推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实力得到显著增强。

从奥匈帝国的建立及其实际运作来看，奥皇所采取的改革体制和调整政策的举措，在延续士朝统治、构建代议制度以及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奥匈协议，匈牙利获得了实际自治权，从而暂时消除了匈牙利分立的潜在威胁。同时，新宪法联合了奥地利资产者，并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宪法权力。这些措施促使哈布斯堡帝国实现了内部均势，使得斯拉夫民族在政治上的作用受到限制。从实施的结果来看，它确保了哈布斯堡王朝延续了长达50年；其次，对奥地利的国家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奥地利从一个单一国家转变为二元制国家，拥有两个统治中心。国内的统治民族也从原先的奥地利德意志人转变为两个民族，即匈牙利民族也成为统治民族之一。因此，二元制客观上扩大了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基础，并加强了该帝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此外，还改变了奥地利的政治结构。在二元体制下，奥匈帝国的两个部分各自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政党政治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帝国的奥地利本部，维也纳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改革。

奥匈帝国的建立对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现代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总体来看，1867年的政治让步在经济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二元帝国向工业化国家的过渡，经济成就也相当可观。在1867年至1914年期间，尽管奥匈帝国经济曾遭遇挫折，但整体上仍保持了稳步增长。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奥匈帝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之一，其工业总产值占欧洲的六分之一，在欧洲工业国中位列第四，仅次于英国、德国和法国。

关于1867年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妥协，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存在分歧：

匈牙利历史学家塞克菲·久洛（SzekfGyula）曾表示：“67年的妥协举动可同建国元勋圣伊斯特万国王的功劳相提并论，它使匈牙利靠近了天主教日耳曼文化，是我们融入欧洲的重要一环。”

匈牙利独立思想学者比博·伊斯特万（Bib6 Istvan）认为：“匈牙利人习惯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到20年称为幸福的和平年代，这种说法有他的道理，但也不完全对。国内确实是和平的，多数人对自己的状况还是满意的。但1867年所创建的僵化结构的运转越来越困难，对命运不满的人越来越多，幸福和平年代的不幸和不满的胚芽正在酝酿成熟。”